艰难的一生42•肃清流毒
作者：连传浩。
鹰眼观天涯，每日新闻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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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星期六的下午，是全体教师到横店小学去开一个现场会，校长也不知道是什么内容。
横店小学校园内的操场上，还搭了一个台。台上的大横幅是“彻底肃清资产阶级思想在学校的流毒”。
会上，先学习了毛主席的指示，即：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不但要学工，学农……还要批判资产阶级。
接着，由横店中学，横店小学进行了开门办学的典型发言，再接着，将一个青年押上了台，他的背上还背着被子行李，带着手铐。会场上的气氛一下子严肃了。
这个青年，是横店中学高二的一个学生，据说是张家大塆的人。
他的罪行，在审判书中听到的，都是他反对开门办学的事，说他劳动课不但不参加，而且还煽动别人，在班上还写了大量的反对开门办学的诗词，公开发泄他对开门办学的不满。
说他竟敢在作文中也咒骂“太阳出来红满坡，开门办学劳动多……”在师生中造成极坏的影响。
处分的结果是开除学籍，送劳教所劳动一年。最后，公社领导分管教育的书记又进行了总结，再三强调了，开门办学，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要性。
这次现场会一开，回校后，老师们对这个问题谁也不敢松懈。
有的积极主动地与生产队联系劳动，有的请孙刘队的老贫农到班上忆苦思甜，有的请冯书记来讲他去参观了的河南林县的红旗渠的动人事迹，我还跟同学们一起搞了一次吃糠菜粑忆苦饭的活动。
以社会为大课堂，开门办学，一时间，在左港小学蔚然成风。
学校工作的局面打开了，我在左港小学的脚跟也站稳了。
在新春大队的干部、社员的舆论中，左港小学的民办教师，真正教书的“主角”，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文志炎，二个是连传浩。
文志炎的墨水多，连传浩的办法多。这也是很多家长听了学生这两三年的反应后，得出的结论。
说文志炎的墨水多，是说他的水平高。他是1962年县一中毕业的高中生。
他说，高中同学中，到如今就是他一人在农村丢人现眼。前几年在大队当会计，那他文字炎也确实是鹤立鸡群，大队干部的那个文化水平，他确实是嗤之以鼻，因此，很多大队干部受到他的奚落。
1966年初的“大四清”运动，冯书记本来是先去求文字炎写反省材料的，他也是几句直通通的话，将冯书记搞得很尴尬。
由于他只看到了大队干部没文化的一面，没看到人家是党员，是领导的一面，所以，从大队会计的位置，既没犯错误，更没贪污，而回到生产队去出工当社员，也是顺理成章，不言而喻的事。
后来，左港小学缺人，认为文志炎跟大队干部相处爱好为人师，训起别人就像训学生一样，别人也确实说不他赢，那就干脆扬长避短，让他去当老师吧。
来到学校，特别是这两年，他又教中学，更是如鱼得水。除了英语之外（他读高中时学的是俄语），他门门课都教过了。
我进校后，自觉跟志炎相比，相差太远，他完全可以当我的老师。有这么一个强大的“对手”跟我共事，是坏事也是好事。
说是坏事，有他这位才子，就更显出了我的无能，存在着自我危机。说是好事，自己暗地里加了油，除教语文外，将历史，地理，政治等课本放在床头当小说看。
人家文志炎是文科理科“文理双全”，自己也应该来个“文科单全”吧。
除此之外，当老师更要学会当好一个班主任，不断的熟悉、了解、关心、尊重学生，对症下药，让学生成为自己的朋友。
自己的工作，让学生在家庭中，在社会上去舆论。只有得到家长和社会的认可，学生的认可，才能最后得到领导的认可。
通过进校这几年的努力，我觉得有点自信力了，在这个时候，再抽出一点精力来处理一下每个家庭都要办的事，我想学校领导不会刁难了。
我进校这几年，我家的前面一直到稻场边，都做满了新红砖屋，我家的后面，除姜金州的情况好一点外，姜大生，姜清芬那么困难的家庭，也做起了新屋。
可我家中，连砖都没有烧，再不能拖下去了，等到孩子读书时，就更没精力了。
1974年，一放暑假，我就开始准备。清浩也读了个两年制的高中，毕业回队出工了。
我晚上就经常上到新村去与他和母亲商量做砖的事。
就清浩他们而言，将做砖这一道坎迈过去了就好了。因为他们到做屋时，有新村的两间屋，多少有点基础。
就是目前做砖，他和我都筹不出资金。而做砖的主要开支，就是生活费。因为做砖的煤，这几年也准备得差不多了，关键再是每天几十人做砖要买菜。
做砖是个极其劳累的力气活，虽说做砖的劳动力是队里派的，由队里给他们记工分。
由于做砖往往是农闲季节，大家来做一天砖是十分，在队里轻轻松松出工也是十分，而来做砖的人，一天十几个钟头，活又累，三餐的生活就不能马虎，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事了。
母亲和两个妹妹都羡慕队里弟兄多的人家，这些人家做砖的钱是花得少多了。因为他们是亲兄弟，根本不讲什么生活，有的甚至各人回家吃饭，起早贪黑的做。
反正弟兄之间都是要办这个事的，大家都出力，都节约，好事不是外人，不存在什么吃亏上当。
做砖亲兄弟多，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一遇天气不好，特别是半夜下起了雨，他们都是男女老少起来盖砖，这样，主人的心里就踏实多了。
我觉得这是人家天生的条件，我们没此条件的家庭，请人做砖也是很谨慎的。
完全靠队里的社员帮忙，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队里每天无事也要找点事做，总要留一部分人在队里出工。
上了年纪的人，或十几岁的毛脚后生，他们不会做砖，力气也不稳定，他们不愿意来。就是愿意来的，做病了还真的不好说话。
还有一种人，身体健壮，也是多年的做砖的老师傅，叫这些人来帮忙，他们往往也是推三阻四。有的意思难却，来帮一两天，就找各种理由不来了。
究其原因，有的认为他自己做砖时，我们对他的帮忙不多，这也是实情。
因为清浩一直在读书，就是我给人家帮了不少的忙。但近两年，我在学校里混，丢不开，给人家做砖、做屋的帮忙也比往年少了。
还有的认为，他自己一生也不可能做砖做屋，过日子就那么混到死算了，这种人，觉得老出力气去跟人家帮忙，做得累死了划不来，不如就在队里出点工，反正我今后又不求你。
这种人，一般有事的人家，也不想请他来，因为他来了，也不会给你卖多大的力。
因此，本着平等互助的原则，都是个人心中有数，你给我帮多少天的忙，我就给你帮多少天，如果心情好，再另外给你多做一两天也无所谓，反正都是赚工分，即使受点累，一天的生活混出去了，这还都是相处得比较好的人。
回家后，我又跟春环商量请队里哪些人来做砖的问题。我一算，这多年来，给队里众多人家帮忙的工，如果都能收回来，我做砖的工也差不多了。
问题是清浩家就困难多了，他要请队里人来帮忙，就只能靠今后还人家的情了。但那些不睁眼的人，我劝清浩还是别叫人家。
清浩心里也有数，他说他有不少的同学，都是一二十岁的小伙子，像乌泥片那一带的同学，不但会做砖，他们说到时候还可以将做砖的工具也带来。
我就是为他的人手担心，他这样一说，我也就放心了。
这两年我虽在学校，由学校派出去给关系户帮忙也不少。
像到燕北塆去做了三天砖，到杨大塆去上了两天窑，到付巷子去做了四天砖，上了两天窑，像王园，小吴塆甚至迎春大队的张重一塆，三联大队的张家大塆等，都去帮了忙的，万一差人，去他们那里叫几个毕了业的男学生来帮忙，还是叫得动的。
而我心里真正慌的不是劳力而是钱。我就跟母亲商量，现在还是阳历七月初，叫母亲一定要督促全家人将园里的菜种好一点。大椒、韭菜千万不能让其干死了，多种一点萝卜白菜，两个月之后才开始做砖，现在把菜种好，完全来得及。
如果像有的人家那样，到时候连萝卜白菜也要买，那就花钱更多了。再说，那几天忙得起火，又无人跑横店去买那些小菜。
我自己除了将园里的正地让给他们去种菜之外，我又在河边开了几块荒地，种上各种蔬菜。像高脚白可以压酸白菜，峨眉豆可以晒干……再如果只买鱼肉一类的荤菜，就省钱多了。
这个暑假，人虽很累，但忙得很实在，也很充实。在队里出工，队长认为我到决算时是按同等劳力靠工分，就总是安排我做杂工，或者带着一些不太会栽秧的小学生栽秧，或者带着他们抱步子、捆谷，再或着边挑秧边记一下妇女扯秧的数量。
自然，比队里拼命地抢定额活、抢赚大分的人是要轻松多了。如此一来，别人不想做，或赚不到工分的活，就由我这个“大队人员”去做。
而真正的目的，还是为了密切与干部、群众的关系，因为到了农忙结束，我还要求他们。
因此，每天出工休息时，我就去打凉水，送给正在抢工分的人喝，反正尽量多做一些“吃亏”的事，最终赢得了多数社员说的“到底老师还是老师的”评价。
午饭后，人们都在午休，田畈里除了放牛的社员，几乎没人。
这时，我就抓紧拼命地抢那个把小时的时间，在河边开的荒地上种菜，像葱，芹菜等，都是热天不容易管理，又是到办事时非用不可的菜，买起来也不便宜。
到了晚上收工，就将挖回的树蔸子借锯来锯，借斧头来劈，一点点的花力气弄开，再架在烈日下死晒，大家也都是那样说：“只有烤伏晒过了心的劈柴，才好烧。”
明眼人一看我这个架势，就知道我是在为烧窑做准备了。
还有一个麻烦的事， 就是每天晚上要去清理自己喂的上十只鹅回家。要清回自己家的鹅，还真不容易。
当然，还是各家的鹅都做了记号，不然的话，更不容易找。有时候我没空，为了醒目让两个孩子去找鹅时看得清楚，我就用红油漆将鹅的右半边涂满，在老远就看的清清楚楚。
等过一段时间，鹅长出新毛将油漆长掉了，我又加一次油漆，两个孩子就可以不怎么费力地将自己的鹅赶回家了。
喂鹅家中虽脏，但可逼着人起早床，天亮不开门，它们就叫起来了。我想，到了做砖遇到粮草断绝时，就杀鹅吃，杀鸡吃。油坛盐坛荡光不要紧，砖烧成功了就行。
细帐提前一算，我和春环的心里也踏实了。这样看起来，就是买鱼肉要花钱。
这多年来，我在人家帮忙时也见得多，除了干部家，工人家，他们连做饭也是请的人，生活自然比较好之外，一般的社员家庭，都是“四盘两碗”，即桌面上是六个菜。
早上一般的家庭，全部都是素菜，中午就是有一盘子鲢子鱼或一盘子萝卜炒肉，只是到了晚上，荤菜才多一点。
上下午的过中，有的户是稀饭和油条，有的户是一点瘦肉榨菜麺。像我们这样的小户人家，只想菜办得不上不下算了。
总之，将自己的柴米油盐，鸡鹅小菜不算，大约还需二百块钱差不多了。二百块钱，对于一个几乎没有固定收入的小农户而言，是一个吓人的数字。
去年新村发生火灾时，冯白琴说他的六十块钱被烧了，其妻哭得昏天黑地。当时人们一听，冯伯琴那么困难的人，居然家中还有六十块钱。
六十块钱的被烧引来不少人的叹息，可那时我家是一分钱都没有，因为刚刚把买房子的债还清。
学校里一个月的六块钱，拿回来真是用一分钱都要打算盘，连买个筛米的筛子，还要和隔壁的启珍嫂家中合伙买。
这六块钱的最重要的开支，就是要防着两个孩子生病。记得有一次我家捉了一头小猪，花了十几块钱，卫卫那天去横店看病，看病回来后，又买了两斤肉调养孩子的身体，前几天还送了一家的礼。
我母亲到我家来照看卫卫，见我家又送礼、又捉猪、又看病、又买肉，就怎么也猜不透，我家一下子哪来的这么多钱？
后来，一听是一条命的钱，是传福哥念在骨肉亲情的相助，就难免一阵心酸和叹息。
原来，是我三叔连幼青在新疆建设兵团里出了事，大雪天掉进冰窖中冻死了。
兵团的领导认为他虽是孤身一人，但家中毕竟还有哥嫂，有侄子，就按政策的规定，给传福哥家中寄来了六百块钱，还回了一封信，信中叫家中的人再不要去闹了，闹也没用，连幼青是自己酒后迷路掉进冰窖冻死的，不属于因公殉职。
这只不过是部队组织的同情，不能白口向家属报丧，只说是寄几个钱表示慰问。
如果万一要去，人已火化，几件衣服，还不够往返的车费钱，传福哥考虑再三就没有去。传福哥收到钱后，立即寄了100元钱给我，并说了很多我们这些当侄子的对不起三叔的凄凉话。
三叔一生读书最少，到他名下，家道已经败落，祖父又不在。还算是他有点板眼的，就凭一个光人，这里住家，那里流浪。
我们这些侄子成家立业之后，又没向他敬一杯茶，一口饭的孝心，他不幸丢命之后，我们还要得他的钱，很是于心有愧。
福哥也是一根肠子通屁眼的直人，认为我虽不住在连门，但仍是连门之后，就给我寄来了一百块钱。
我母亲对我说：“福是个好伢，这份情你不能忘。大伯、伯母、福、文、安，再加你，一人一百，完全没有把你看外。”
由此看来，要想在短期内凑足二百块钱做砖，是不容易的。
春环办事，喜欢把困难的事简单化，她的看法是：“车到山前必有路，有哪个人家是捆着钱办事呢？”
可我总觉得那样盲目大胆的办事底气不足。你先不将钱弄到手，到火烧眉毛时，你去喊天。去找队里人借，人家借个三块五块钱给你，是个天大的面子。
你家家去借，这不成了天大的笑话吗？我怎么能去这样丢人现眼呢？因此我主张一定要将钱先弄到手。
春环说：“你结婚，添孩子，买房子，家中当时没有一分钱？怎么都熬过来了呢？”
“那不同，结婚添伢可以节约，叫花子也可以结婚添伢，买房子可以延期，这做砖，你没钱做到中途停下来，那就惨了……”
“那惨个么事呢？你怕砖丢了不成。到时候没钱停下来不做，你怕丢脸，还是我去借。人家望着你停竿罢桨，那点同情心都没有？我还是去借两个主子，一处借五十块钱就够了。”
我见他这么一说，也来了勇气。虽说家中现在一分钱都没有，但队里还可进几十块钱，学校里可以将一学期的补助提前借过来。
尽量不找亲戚，因为亲戚又都不宽裕。万一到时候山穷水尽，去找学生借，找别的大队的学生借，丢丑就丢远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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