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孩的文革经历
来源：小白不白也不黑。
作者：白小白的婆婆。
防失联，加微信yygtya。
那年我刚到南开大学上学，就不断听到学校的大广播中播放反对苏修的“九评”，还有各种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社论和文章。
我隐隐地觉得好像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了。直到一年级结束，二年级才开始，学校的学生食堂突然贴出毛主席的第一张大字报，内容才把大家吓了一大跳。
随着领导人不断接见红卫兵，南开的红五类子弟振臂一呼，成立了“八一八”和卫东两派红卫兵。
也有贫下中农子弟当头起兵的，总之，破四旧，抄各种黑帮的家等等，立刻就风行起来，并且无人可挡。
在这前期的运动中，我虽然老家是贫下中农，但母亲家却是地主，所以并不根红苗正，只有观望的份。
但是革命的火势却一下烧回校系，先是学校的校长书记被贴大字报，被抄家批斗，接着各系的领导被打倒，被批斗。
各系的教授都成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被打倒抄家，系里的阶梯教室里贴满了揭露批判的大字报，大部分老师被批。
一天，忽听外面有人喊，“跳楼了，有人跳楼了！”
出去一看，教学楼的北面地上，赫然地躺着一具尸体，身和头部已被人盖上一张草席，只露出一双小腿，裤管和皮鞋。
听说是化学系的一位中年讲师。第一次看到人自杀，心里甚是紧张。
但是，没等我紧张缓解，在阶梯教室，我突然看到一张批判我的大字报，大意是说我从小生活在城市，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在学校又只知读书，是个修正主义苗子等等。
见此，如同五雷轰顶，我连是谁写的都没看，失魂落魄地回到宿舍，不吃不睡，宛若天塌。
同宿舍的朋友急忙围拢过来劝我想开点，有错改了就行，谁能十全？
我嘴上应着，心里却是绝望之极，我从上小学一年级，就是老师经常表扬的好学生，初高中六年，又是优秀班干部，光奖状贴了一墙，到了大学，反而成了班上最差的，我做错了什么？
看我情绪低落，团支部派了专人找我谈心，告诉我并不只是我被人批判，还有许多老师和同学也在其中，文革到了乱箭齐发的阶段。
不到十天，抑郁的我突然发现左手背上冒出一个肉瘤，形同黄豆。倒是不痛不痒，但平日光滑的手背突然冒然冒出这么个小瘤，心里十分别扭。
有同学趁机劝我，快别难受了，你看，心情不好就容易长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你再郁闷下去，还不知下个瘤子要长在哪呢。
这一次我倒是听进去了，再加上债多不愁，我终于慢慢释怀。
听说，南开每天都有代表去京向中央文革汇报情况，显然，基层乱箭齐发的状况不符合中央的部署。
所以系里大字报很快转向，火力对准了“一小撮”，我借着心情不好，跑回西安串联。
母亲早已搬离陕西师大，到了石油学院我大姐那里，我报喜不报忧，向家里隐瞒了在学校的不快，慢慢的，手背上的小肉瘤竟然奇迹般的消失了。
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指挥下，学校逐渐摆脱乱箭齐发的局面，矛头转向中央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可是中央毕竟离我们太远，我们又不能像中学红卫兵一样，到全国的中学去打老师、揪领导。
于是，有些同学就想到要去工厂串联，我们系二年级几个同学说，天津这么大个工商业业城市，产业工人数十万，文化革命必须有他们参加！走，去工厂串联！
二年级的几个男生邀请一年级的女生参加他们的战斗小分队，我稀里糊涂地尾随而去。
首先，我们到了天津钢管厂的办公大楼外墙外贴标语，“天钢必须大乱，不乱则烂！”“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打倒资本主义当权派！”“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
许多机关干部出来，一看是红卫兵贴标语，既不敢制止又不愿表态，几天下来完全没有动静。
于是我们分析，直接去工厂找工人，机关不可能造自己的反。第五天，我们去了天津河西工业区的无缝钢管厂。
到了无缝钢管厂，我们先是在厂区讲演，讲形势，讲造反有理，讲毛主席的大字报，讲林副主席，周总理，中央文革小组接见红卫兵。
不讲演的同学就去联系那些出来看动静的工人，找上夜班的工人，不遗余力地动员他们出头造反。
到无缝一个星期，好像厂里的领导就停职反省了，应该还有去上级汇报和告状的程序。
总之印象中就是一个星期把一个厂搞停产了。
好在中央吸取了北京的教训，市里给各个工厂都派驻了军宣队代表坐镇，防止红卫兵乱揪乱斗干扰生产。无缝厂也迎来了天津驻军的一位营级干部。
从此厂里有了定海神针，停职的干部怎么审，紧急的生产怎么抓，慢慢地有了安排。
后来，二年级男生撤出无缝钢管厂，我们班女生又坚持了一个多月。我们在无缝钢管厂活动的同时，还到天钢下属的线材厂去串联过。
下厂期间，我们天天回校，平时午饭在外面吃，天津的大饼一角六分一斤，我们一顿饭花八分钱，半斤即可。
记得有一次带无缝的工人代表去北京，在前门大栅栏吃住，吃一餐9分钱3两的炒饼，住最便宜的小旅馆。
可能白天活动量大，吃的营养不够，整月整天地不吃菜。回到学校，我的腰上突然出現了一串串亮晶晶的水泡，泡有大有小，极痛。
医生说是带状泡疹，俗名“缠腰龙”，医生说治这个病要维生素B1，B12。
可是医院缺货，看着我痛苦的样子，班上有位市区的同学，托人找了几支针剂，打下去几天就好了。
现在回想起来，完全不记得当时都忙了些什么，只记得同学们都撤了之后，我还在厂里留了半个多月。
有一周，我晩上顾不得回校住宿，就在他们厂会议室的长桌上睡了六天，就是和衣而臥。
过后一想，也有些后怕，万一来个人，我就完了。好在那时，没有什么人敢碰红卫兵。
总之，在工厂一直忙到中央号召各大专院校和中学复课闹革命，我才回到系里，到1967年初，又参加了四办组织的专案组。
事隔多年，回想起红卫兵的煽风点火，还是觉得很可笑可悲，这就是文革那种特殊年代结出的一个怪胎。
关注鹰眼观新，看人间百态。
防失联，加微信yyguanx。
往期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