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第一位被逼死的省委书记

作者：何立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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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9月13日，阎红彦出生于陕北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一个贫农家庭。

1925年4月，阎红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10月12日，阎红彦参加了共产党在陕北领导的第一次革命武装暴动——清涧起义。

1931年初，阎红彦等人奉命秘密潜赴山西吕梁山区，发动与武装当地的贫苦农民，组建了游击队。

1931年4月下旬，晋西游击队正式成立，公布了经省委批准的领导人员名单：大队长拓克宽，副大队长阎红彦、吴岱峰，政委黄子文，支部书记杨重远。

从此，吕梁山上诞生了山西第一支工农革命武装。

1931年9月6日，阎红彦被推举为大队长，吴岱峰为副大队长，杨重远为政委。游击队决定西进寻找陕北领导人刘志丹。

10月初，在阎红彦的指挥下，游击队对瓦窑堡发起突袭。瓦窑堡战斗震动了陕北，阎红彦成为当地传奇式的英雄，也成为敌人悬赏追捕的“匪首”。

敌人捣毁了他家的窑洞，逮捕了他年老多病的父亲，兄嫂弟妹也被迫投奔亲友，流落异乡。

他的父亲被关押期间，受尽了酷刑，直到1935年红军占领瓦窑堡后才获得自由。

1931年11月下旬，部队到达陕甘交界的南梁地区时，终于找到了刘志丹。

大家分外高兴，阎红彦还把自己一枝心爱的驳壳枪送给了刘志丹。

不久，谢子长和省委交通员高岗来到部队。

根据省委指示，他们首先传达了成立陕甘红军的决定。接着成立了新的队委会（即游击队的党委会），谢子长为书记，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等七位同志为委员。

1932年2月12日，部队经过整顿, 在甘肃正宁县正式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 谢子长任总指挥, 杨重远任参谋长, 阎红彦任第一大队大队长。从此, 陕甘边地区第一次打出了工农红军旗帜。

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三人都曾经先后担任过总指挥, 阎红彦是第三任总指挥。

1932年12月上旬，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并开往宜君转角镇进行整编。

1933年初，阎红彦和谢子长到上海中央局，经过短期学习审查，被派往河北省委工作。

5月26日，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正式成立，冯玉祥任总司令，方振武任前敌总司令，吉鸿昌任北路军总指挥。

为了对这支队伍进行改造，中共河北省委成立了前线工作委员会，由柯庆施任书记，阎红彦是前委成员之一。

阎红彦潜入孙殿英部组织兵暴，7月下旬，成功地举行了“包头兵变”，拉出一个团，进驻商都以北的武川。

1934年7月，中共上海中央局派阎红彦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并向共产国际汇报华北和西北的情况。

在苏联，阎红彦先后进入莫斯科国际列宁学院和苏联红军陆军大学附设的共产国际军事研究班学习马列主义和军事科学。

1935年4月，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为了尽快地恢复和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系，以便及时地了解和指导中国革命，特派阎红彦带着密电码回国。

1935年12月25日，阎红彦在瓦窑堡见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汇报了带回来的密电码。

1936年2月，党中央决定组织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挺进抗日前线。

渡河前，中央指派阎红彦组建黄河游击师，并任司令，担负着警戒黄河沿岸清涧、延川、延长一线的任务。

由于阎锡山害怕红军渡河侵犯自己的地盘，把全部船只拖到了黄河以东，解决渡船成了头号难题。

阎红彦与清涧等地方党的负责同志组织和动员群众日夜造船，成立了水手工会，对船夫进行思想教育和训练；还领导游击师协助地方筹粮、筹款，发动群众做军鞋。

毛泽东后来曾谈道：“阎红彦是一位好同志，东渡黄河的时候，渡船的解决，主要是靠他。阎红彦同志主动承担这个任务，他解决得很好，解决得很快，因此，红军能够顺利地完成东征抗日的任务。”

不久，黄河游击师奉命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军，阎红彦任军长，蔡树藩任政委。

“西安事变”后，党派阎红彦到西安杨虎城的部队从事统战工作。1937年2月，阎红彦奉调返回部队，仍任三十军军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红三十军改编为警备第三团，阎红彦任团长、杜平任政委。

1940年初的一天，在留守兵团警备第一旅司令部的院子里，阎红彦认识了陪朋友前来串门的延安女子大学妇女工作团团长王腾波。

二人都对对方有好感，逐渐熟悉了起来，产生了感情。

1942年9月，他们在延安结婚。

1942年，整风运动开始，阎红彦把学习心得写成文章，发表在中央党校校刊上，受到毛泽东的称赞。

1945年9月，阎红彦到达太行山晋冀鲁豫解放区，任晋冀鲁豫野战军三纵副司令员，率部参加了邯郸战役。

1947年7月鲁西南战役结束后，刘、邓大军以锐不可当之势，向大别山挺进。8月下旬，越过淮河后，陈锡联、阎红彦奉命率三纵队开赴皖西，扫除地方保安团队，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

1948年5月，晋冀鲁豫野战军奉命改编为中原野战军。11月6日，以徐州为中心的淮海战役打响了。

淮海战役结束后，阎红彦由于劳累过度，突然白了一块头发。

邓小平曾经和阎红彦的夫人王腾波开玩笑说：“老阎像伍子胥一样啦！没关系，以后还会变黑的。”

淮海战役以后，中原野战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1949年2月，阎红彦被任命为二野第三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1949年11月底，重庆解放，阎红彦兼任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

1949年12月，中共川东区委和川东行署成立。阎红彦任川东区党委副书记和川东行署主任。

1952年起，阎红彦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副省长、中共重庆市委第一书记、成都部队政委、中共西南局书记处书记、西南行政委员会委员。

1955年9月，阎红彦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当时阎红彦工作的主要方面已转到地方，但鉴于他还兼任着成都部队政委，所以给他授了军衔。

时任解放军总干部管理部第一副部长、负责授衔工作的宋任穷回忆说：“除了赛福鼎、乌兰夫、谢富治、韦国清、叶飞、阎红彦等少数几个因情况特殊授予军衔外，其他已转到地方工作的同志，包括驻外大使，都没有授予军衔。”

1956年9月，在中共“八大”上，阎红彦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1958年“大跃进”开始后，浮夸风盛行，不符合实际的宣传报道，比比皆是。

当年秋天，阎红彦听说温江地区某公社水稻亩产3万多斤，便亲自到当地察看。原来所谓亩产3万多斤，是把若干亩已成熟的水稻，拼栽在一块田里。他批评干部说：“这样搞高产，不是实事求是嘛！”

1959年夏秋之际，四川群众生活发生了严重困难。

1959年10月，阎红彦被调往云南工作，任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昆明部队第一政委，成为云南的一把手，从此独当一面地开展工作。

此时，云南的经济也由于实施“公社化”，“大炼钢铁铜”、“大购大销”、“大办公共食堂”等举措遭到了严重困难。

面对昆明的副食品严重匮乏，老百姓没有饭吃，农村浮肿病蔓延的严重形势，阎红彦大胆地提出：

“我们的制度，千好万好，没有饭吃就不好。我们的政策，千正确万正确，不能发展生产就不正确。”

“民以食为天，首先要解决吃饭问题。”

在边疆民族地区调查时，阎红彦率先对被视作“社会主义的心脏”的公共食堂提出“能办就办，不能办就解散”，更使许多习惯惟上的干部感到震惊。

阎红彦在当时独树一帜地力主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被人称为“生产书记”。

1961年6月16日至7月16日，中共云南省委在位于昆明西山的省委党校召开了主要是地、县委书记参加的省委工作会议，又称“西山会议”。

会议实事求是地正面揭露“左”倾错误，敞开思想，总结经验, 分清是非, 达到团结。

阎红彦在会议上坦率真诚地发表了讲话, 直截了当地指出：“我们违背了客观规律, 剥夺了农民, 现在受到了沉重的惩罚。我们欠了农民的债, 犯了社会主义的大法, 只有彻底退赔, 才能取信于民。”

针对小组会上发生的争论, 阎红彦说：“你们说公比私好, 大比小好, 我看现在办不到就不好。集体比个体进步？公有比私有进步？我看不能促进生产就不进步。”

阎红彦在会议上这些讲话, 说出了党内正直、清醒的干部的心声, 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阎红彦大力发展生产力的思想, 也逐渐得到地、县委书记的认同。

“西山会议”之后, 云南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加快了纠正“左”的错误的调整工作, 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人民生活状况有了初步好转, 大部分外流边民陆续回归。

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后，全国城乡发动了一次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了大规模的阶级斗争。

阎红彦参加了八届十中全会。会后，阎红彦和云南省省长于一川来到邓小平家中。

阎红彦深感这次会议“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不符合实际，认为“没有饭吃，搞哪样阶级斗争！”并大胆主张“该集体的坚持集体，该单干的坚持单干，有人怕一动百摇，我们应百摇不动”。

“该集体不集体是路线问题；不该集体你硬集体也是路线问题。有人说调整右了，可以检查，但是，按空气办事是危险的”。

邓小平对阎红彦的观点很是欣赏，他指出：“你们云南主要是发展生产。”

根据阎红彦的这一思想，1962年12月21日，中共云南省委批转了省委宣传部关于今冬明春在农村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意见，公开提出了“不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去开展一次社会主义教育的群众运动”，而是明确主张从云南的实际出发，“应当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展生产力上去，这是广大群众的根本要求”。

为了完成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力的任务，省委这个文件将当时全国各地秉承八届十中全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定名为“以发展生产、改善经营管理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作为省委一级领导机关，如此明确地在文件中宣称“不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

1963年5月，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制定更进一步强调阶级斗争的《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

杭州会议上，毛泽东已知道了云南省委文件的内容，十分不满。时任西南局第一书记的李井泉则对毛泽东解释：“云南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件，阎红彦检讨了，他们自己解决了。”

5月底，中央专门派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彭真到云南作了实地调查。彭真通过调查，认为云南的形势是好的，是认真贯彻中央方针政策的，只是在文字表述上“欠妥”。

阎红彦对于自己实事求是的思想并未动摇，表示：“我们想把生产搞好些，也是为国家着想。……全国只有我们这个地方没有烂，是否也非要我们折腾烂了才行？”

“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后，“左”的政治风浪已经使广大干部对抓经济、抓生产力抱着畏惧的态度时，阎红彦仍然坚持他自己的思想。

1966年4月，阎红彦仍明确倡导“突出政治要落实在业务上，落实在生产、生活上”。

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阎红彦对“文化大革命”表示“不理解”。

一天晚上，阎红彦去找时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的廖志高，把憋在心里的话向老战友一吐为快。

阎红彦直率地提出：“我们应该向毛主席反映，文化大革命不能这样搞法，既破坏了生产，又破坏了社会秩序，这哪里叫革命么！”

他们两个人都抓紧机会，在小组会上，坦诚而又注意措词地讲了自己的看法，提出了积极的建议。他们的发言，引起了许多人的共鸣，也惊动了最高层。

阎红彦和廖志高对于“文化大革命”“不理解”的消息很快传到毛泽东的耳朵里。毛泽东见到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李井泉时，问道：“听说，阎红彦、廖志高的思想到现在还不通呢？”

李井泉连忙遮掩道：“他们想通了，想通了！”

阎红彦怀着失望、迷惑、不安的心情回到云南。

夫人王腾波告诉阎的秘书李原：“回到云南的阎红彦已不像平常那样有说有笑。话少了，一个人沉思多起来。看得出，心情日渐沉重。”

9月以后，全国“大串联”，党组织瘫痪，地方党的负责人也失去了控制局面的能力。云南的“运动”起来得稍晚一些，但来势很猛。

阎红彦对于“文化大革命”想不通，于是给在北京的老首长贺龙打电话，表示了自己的不理解和忧虑，并希望老首长们在中央说说话，不能像这样搞运动。

但阎红彦却不知道，贺龙当时的处境已非常艰难，已经说不上话了。

形势已到了十分严峻的地步，地方党政机关瘫痪了，学校停课，工厂停工。就在这时，阎红彦仍然带领着省委一班人坚守岗位，抓工作，抓生产。

随着形势的发展，局面越来越混乱，造反派到处揪斗领导干部，打、砸、抢，搞武斗。

斗争激烈的时候，昆明军区党委扩大会议一致举手通过：“保护阎政委”。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责成负责内保工作的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王银山负责阎红彦的安全，而且要“绝对负责”，一有情况要随时向他报告。

当造反派冲击并占据了省委办公楼，抄了阎红彦的家后，阎红彦实在无处安身了，王银山把他接到部队驻地。

直到这时，阎红彦心里还是惦记着工作。他通过王银山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不断地向秦基伟等军区领导和省委的同志转达他的想法：要抓紧公余粮的收购工作，不然来年群众就要饿肚子；边疆地区是国防前线，不能搞“文化大革命”，一定要保持稳定；部队切莫要参加地方造反。

1966年11月，阎红彦受到了严重冲击，在“横扫”、“火烧”的声浪中，批斗会一个接着一个，他白天晚上不能休息。

有一天从早晨8时斗到晚上8时，没有吃一点东西，没有喝一口水。

11月中旬的一天，江青在北京召开大会，听取红卫兵从云南“放火”回京的汇报。

他们指责：“昆明‘文化大革命’还是死水一潭”，“局面没有打开”，“保皇派还在保护走资派掌权”，“要求中央文革增派力量，赶赴昆明，彻底扭转局势”。

不久，北京街头出现了“炮轰阎红彦”和“江青、陈伯达派北京红卫兵赶赴昆明冲击云南省委”的大标语大字报。

昆明造反派积极酝酿夺权。他们扬言：“哪里抓到阎红彦，就地处决。”

阎红彦听了哈哈大笑说：“国民党曾经悬重赏要我的脑袋，我都不怕，现在我又不是反革命，怕什么！”

有恃无恐的造反派进驻了省委办公大院，强占了省委书记处办公楼，集中火力揪斗阎红彦，一天11个小时轮番批斗他，不让他吃饭喝水，他的生命安全面临着严重威胁。

1967年1月4日，造反派进驻了军区大院，并多次冲击昆明军区机要大楼，把大院搞得混乱不堪。

在红卫兵的冲击下，省委领导同志根本无法正常办公。当时阎红彦和夫人王腾波住在秦基伟安排的云南省军区警卫团驻地小麦峪。

为了在1月8日召开书记处会议，阎红彦一直工作到7日深夜12时。造反派找不到阎红彦，于是报告了他们的后台“中央文革”。

1月8日凌晨1时，“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接通了正在小麦峪的阎红彦的电话。阎红彦听不懂陈伯达那浓重的福建话，汪东兴当时正在陈伯达那里，于是给陈伯达当起了“翻译”。

陈伯达对阎红彦横加指责道：“你不要像老鼠一样躲在洞里，去见见革命群众嘛！你的命就那么值钱？你没有了命我负责赔你一条命！我可以给立个字据，你不要胆小，不要养尊处优，当老爷当惯了，见不得风雨。斗个一次两次就怕了？十次、八次也不怕！这就是中央的意见！”

陈伯达说：“要依靠群众自己解放自己，靠毛泽东思想领导。你这么害怕群众，难道要毛主席出来为你保命……”

陈伯达的无理指责，让激动的阎红彦无法入睡。他来到隔壁房间，对云南省长周兴说：“我要进城，去见那些造反派！”

阎红彦说给周兴最后的一句话是：“杀我者，陈伯达、江青也！”

1967年1月8日清晨4点多，造反派得知阎红彦在小麦峪的消息后，急匆匆乘车从昆明赶来揪斗。

阎红彦的秘书曹贤桢马上去报告阎红彦，但阎红彦却躺在那里没有反应。曹贤桢大声喊他，还是没有回应。

开灯一看，才发现阎红彦已经去世。阎红彦在临终前，愤然写下了一张字条：“我是被江青、陈伯达逼死的。”

事后才查明，阎红彦是吞服了几十片眠尔通而死的。

阎红彦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第一位被迫害致死的省委第一书记，也是第一个被迫害致死的开国上将，这在全国上下引起了强烈的震动。

周恩来知道阎红彦的死讯后，1月12日，用专机把省委书记处书记郭超和负责阎红彦安全的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王银山等人接到北京，亲自听取汇报。

周恩来沉痛地说：“阎红彦是个好同志。在那样艰难的处境中，他还一心想着工作。他是要工作的呀！他不该死呀！”

王银山两次检讨说：“总理，我没有保护好阎红彦同志。”

周恩来意味深长地说：“你一个人是保不住阎红彦的。”

1975年，邓小平第一次出来工作，在与新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贾启允谈话时，就指示要抓紧为阎红彦平反。

1977年11月27日，云南省委向中央上报了关于阎红彦同志问题的结论报告。

中央决定为阎红彦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并且将阎红彦的骨灰移放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正厅中区。

1978年1月24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阎红彦骨灰安放仪式，邓小平、胡耀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自参加。

1987年1月8日，是阎红彦含冤逝世20周年纪念日。当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薄一波、陈锡联、贺晋年联名撰写的《光明磊落耿直刚强———纪念阎红彦同志逝世二十周年》的文章。

文中对阎红彦在云南的工作作了高度评价：“1959年10月，阎红彦同志调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

到职后，他一方面派出多批调查组下去摸情况，自己也带头调查，一方面召开地、县干部会议，向干部指出‘五风’（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命令风、特殊化风）的危害性。

1960年在全省开展反对‘五风’，刹住了‘五风’。

在他的主持下，云南省委制定了‘照顾大局，服从稳定’的边疆工作方针，同时制定和贯彻了一系列适合边疆民族地区具体情况的政策。

云南省经过通盘调整以后，出现了政治上安定、工农业生产迅速上升、整个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可喜景象。

1966年，粮食总产量比1960年增加三成，超过历史最高水平；猪平均每户二点零一头，占全国第一位。人们称这个时期是云南的黄金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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