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迫主持批判自己的会议
来自《邓小平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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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10月，毛泽东起用他的侄子毛远新当他的新联络员。11月3日，毛远新和邓小平进行了谈话，但是谈话进行得并不愉快。
四十多年来，邓小平对毛泽东一直是有令必行。他对“文革”抱有强烈的反感，但是长久以来他一直把个人感情与国家大事分开。为何现在非要拒不服从呢？
薄一波后来说，如果邓小平肯定“文革”，他就无法进行整顿，无法做到“实事求是”，也无法实行新的改革政策，解放人们的思想。
他会留下拥护过去错误政策的记录，使他无法去做他认为推动国家前进必须做的事。一些被他撤职的造反派也会卷土重来，使他的工作变得更加艰难。
假如他能在毛泽东身后获得一定的决策权，他需要与阶级斗争划清界限，继续他的整顿政策，使那些在“文革”中受过迫害、视“文革”为一场灾难的人与他充分合作。
如果邓小平听从周恩来或陈云的劝告，他就要屈服于毛的压力，这也许能避免他下台，但是邓小平没有屈服。
据邓榕回忆，当父亲在年初开始大力整顿时，他已做好了挨批和丢官的精神准备。尽管邓小平在当时处境艰难，前途未卜，但到1977年重新上台时，他在1975年拒不让步的做法却为他提供了更大的活动空间。
毛、邓两人都划出了自己的底线，但是在准备11月24日政治局的“打招呼会”时，他们的行动仍然有所节制。
毛泽东很清楚在邓小平领导下1975年所取得的巨大进步，他本人也赞成邓小平做的很多事情。他知道，在恢复安定的能力上，没有人能比得上邓小平，况且他也没有替换邓小平的更好人选。
邓小平知道毛泽东仍然掌握着决定他命运的大权，他必须与那些仍然敬仰毛泽东的干部共事，尽管“文革”造成了许多错误。
由毛泽东准备讲稿、仍由邓小平主持的定于11月24日召开的会议，是要提醒老干部牢记党的正确路线。
邓小平在会议召开的三天前给毛泽东写信，就如何主持这次会议提出了具体建议。毛在第二天就批准了他的建议。
毛还指示说，也要请一些中青年干部，他们也要对路线方针有正确的理解。但是毛、邓两人都知道，大多数“中青年干部”都是过去的造反派，他们在会上会对邓小平施展“骂人的本事”。
但是毛泽东随后又改变了主意，他在第二天指示说，不必急着给中青年干部打招呼，这可以等到以后的会议再做。此时毛泽东仍然不想开足马力批邓。
11月24日的“打招呼会”有130多名高级干部参加，听取毛泽东关于如何“避免犯新的错误”的指示，也就是说，如何终止对邓小平的施政路线的追随。
根据毛泽东对会议的指示，邓小平大声宣读了毛的信。
会议要求邓小平对毛的信作出答复，邓小平想找一条脱身之计，既不肯定“文革”，又服从毛的指示。
他说：主席希望干部对“文革”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主席说，以阶级斗争为纲是党的基本路线。事实上他只承认了毛主席说的话就是党的政策，但并没有说自己同意这些话。
《打招呼会的讲话要点》经毛泽东批准后，于11月26日下发给了全国高层党政军干部。文件虽然没有点邓小平的名，但是看文件的人都清楚，他遇上了大麻烦。
11月26日之后，政治局又在两个月内召开了一系列会议，批判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这是指他允许太多的老干部恢复工作的做法。
毛泽东继续让邓小平主持以他作为主要批判对象的会议。邓小平在会上除了宣布“开会”“散会”外，就静静地坐在那里，听凭江青及其激进派大肆攻击他和他的政策。
12月18日，毛远新把一些批评邓小平、周恩来和叶剑英的材料交给毛泽东，这是10月份以来他在辽宁省委、上海市委和清华、北大的帮助下搜集整理的，激进派在这些地方有着雄厚的基础。
毛远新还附上一份说明，请求允许下发这些材料，毛泽东立刻同意了这一请求。两天以后，这些材料下发给了党内和军队的高层干部。
邓小平在12月20日简短地做了一个没有书面记录的“口头检讨”。他说，自己的失误不是因为“文革”期间有八年没做工作，而是由于他对“文革”的态度。
他的检讨，其实是在为自己的政策做辩护，他仍然认为这些政策是正确的。
邓小平希望缓和与毛泽东的关系，在12月21日给毛写了一封私信，并且附上自己口头检讨的记录。他说，这只是个初步的检讨，希望能够得到主席的教诲。
不出所料，毛泽东认为他的“检讨”太敷衍。他没有做出答复，而是扩大了批邓运动。
1976年元旦一过，汪东兴就让邓小平看由毛泽东批准的元旦社论。这篇社论说，抓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
邓小平知道毛泽东在等待什么，他立刻动笔又写下一份书面检讨，于1976年1月3日交了上去。他在书面检讨中重复了12月20日的话，仅仅补充说，自己有时不征得主席的同意就宣布政策。
在后来受到江青等激进派批判的会议上，邓小平坚持自己的立场，他宁肯受罚也不说中国要继续以阶级斗争为纲。
在邓小平交出检讨五天后，即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去世。邓小平很快就被华国锋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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