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夫人 | 她温暖了一位法学家的后半生
1983年,赵宗荃与何华辉结婚后首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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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宗荃,著名宪法学家何华辉先生的第二任夫人。2006年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年会在广州召开,会中又套了一个“何华辉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暨学术思想研讨会”。与会的何华辉弟子们纪念老师,亦感念师母恩,内容令人感动,会后遂写下本文。
当劫后余生的何华辉先生终于有了舒适的家,有温馨的生活和写作环境,冬天有烤火炉,坐垫上也增加保暖措施,脸上总是洋溢着舒心的笑意时,朋友和弟子们都会无限欣慰的感叹:先生真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而大家皆知,这种福,来自于“慈祥、仁厚、细心、任劳任怨”(何先生弟子邹平学评价师母语)的赵宗荃女士,来自于老天送给他的这份中年情缘。
何华辉1925年11月生于湖南益阳,他自幼聪明,1947年高中毕业一举考取了京城的三所大学,最终选择了北大攻读法律,1951年又被保送进中国人民大学国家法研究生班。但在他毕业分配到武汉大学法律系仅仅4年才华初绽时,1957年的一场“阳谋”使他坠入深渊,他戴着“极右派”帽子被遣送湖北沙洋农场劳改,从此厄运相伴他22年。
年仅32岁的何华辉,不仅一夜间失去了人生的舞台,也失去了最后的亲情支撑:妻子携一双幼小儿女离他而去,从此他在艰难困厄中孑然一身,踽踽而行。世道的扭曲不公,社会的凉薄残酷,人生的孤凄无援,前景的暗淡迷茫,残酷地磨损着他生存的毅力,他于孤寂绝望中曾准备自杀,门关好,绳子、剪刀准备好,幸被人发现,得以避免悲剧发生。
1976年,政治气候转暖,何华辉的晦暗境况透进一缕晨曦:他从沙洋劳改农场被武大召回到哲学系资料室监督劳动,虽仍以“戴罪之身”但总算回到了武大。1978年下半年,在身为中组部部长胡耀邦艰苦卓绝的努力下,中央终于做出了“为右派分子摘帽”的决定。随着全国57万右派被从“油锅的煎熬”中捞出来,1979年,何华辉先生也彻底脱离了苦海,重返武大教学岗位。
平反后的何华辉虽然恢复了工作和待遇,但此时的他已韶华去暮年至。他身体弱两鬓衰,孑然一身影只单。一些热心人不断地在捕捉为何华辉解决个人问题的机遇。
1982年的一天,经武大物理系许定安教授介绍,在何华辉12平米的简陋而杂乱的日式小屋里,迎来了赵宗荃女士。赵女士时年42岁,系武钢第三小学的教师。
赵老师是这样描述她初到何先生家的感觉的:
室内设备简单,书架周围地板上堆积着报纸和打开或夹着纸条的书籍。小屋为我的到来打扫过,单人沙发前留有下脚的位置。随我进屋的还有沙洋的难友。先生是一位身体瘦弱、衣着简朴的老人,但精神很好,中气十足,言谈中有试探性的问话,也有一些坦诚和幽默。中午时分为留住我,他亲自下厨烧菜,可能是因为紧张和不会,三道菜烧糊了两道,不知是谁偷偷拿来一个热好的梅菜罐头,才算是解了围。初次见面感觉除了有明显的年龄差距外,还显露出先生不会照料自己的生活。这一次见面我没有为他留下可能和希望,但从相约我下次来做客的时间和地点及再三的叮嘱,我看得出他的真诚和对家庭的渴望。在约见赵女士的第二天,何先生原本还安排了另一个约会,但见了赵女士之后,尽管没得到赵的任何承诺,甚至赵连“可能和希望”也未给他留下,他却毅然决然地取消了原定与她人的约会!
而且,自从和赵见面之后,何先生便坚持每天给赵女士写信,甚至有时一天写三封。信的内容,简短而有诚意,有时谈谈工作进度,有时写一首短诗,但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是每封信都在提醒,别忘记再次相约武大的时间和地点,而且那些短笺的字迹漂亮、潇洒而遒劲,令人赏心悦目。
在何先生封封书简的真诚“催促”下,在何先生坚定、执著、浪漫的期待中,赵老师“不得不”第二次、第三次第N次地走进那个杂乱而热闹的日式小屋。而且在每一次赵老师到来的时候,何老师都要提前到车站去接,因为路途远,并数次倒车,那时又没有移动电话及时联系,所以有时何先生要在车站等很长时间。一个57岁的瘦弱老人,以他在农场劳动练就的本领,蹲在车站旁数小时地等候他期盼的人,其情其景广为人知,感人肺腑,更感动赵老师。赵老师劝他说,你以后别来接我了,你有接我的时间,还不如在家烧一壶水、焖上米饭呢,省得我们到家没饭吃。何老师却说,不行,我得来接你。好像他不来接,赵老师就不来似的。他总想离期待的,近一点再近一点。或者,他以此来表达他永不消减的热诚。
每次赵女士的到来,都会发现何先生的书桌上书籍、稿件堆得更高,和由于课题的增多小屋显得更零乱。赵女士开始帮助何先生做一些事情,替他收拾收拾房间,并劝他以后不要再写信,何先生却说写信是他工作中的休息方式,于是,他仍然坚持每天写信给赵女士。
在赵女士到访何先生的小屋时,她渐渐和何先生的朋友、学生熟悉,有时也见到何老师的老师辈,如武大国际法教授李谋盛先生和夫人;武大的人事处长王思成和夫人王芳老师等;何老师还带她去拜见国际法、国际私法教授韩德培先生和夫人等。
其实这些“偶然”碰到或拜见的人都是何赵婚姻的说客,他们的婚恋,甚至是武大法律系工作中的事,人事处长以许诺把赵女士调入武大法律系工作为“诱惑”竭力促成这桩婚姻。何先生本身更是极尽努力,他除了天天写信、次次接站,还主动出击突然造访赵女士的家,和赵之女儿主动沟通。他对女儿说,如果我和你妈妈结婚,我要“嫁”到你家来,而不把你妈妈从你们身边夺走。同时何先生还引领赵女士的儿子参观武汉大学,鼓励他以后报考武大(儿子后来以武汉市第六名的优异成绩考入武汉大学计算机专业)。
渐渐地,何先生以真诚和深情,以及周围朋友对何先生的友善和赞誉,促使赵女士终下决心走进他的生活。
面对何先生数十年的坎坷人生,依然延伸着的孤独无助,对生活的不善料理,和对家庭婚姻的真切渴望,赵女士感到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责任感在涌动:这样的一个好人,一个老人,一个有事业心的人,他太需要人照顾了,太需要家庭温暖了!赵女士的子女们,也觉得何先生是一个好人,一个有才华而又可靠的人。
1982年冬天,对何华辉是一个温馨美好的季节。历尽风霜雪雨,他终于迎来了令他一见倾心的赵宗荃女士,她成了他的妻子。何华辉的暮年,拥有了春天。
当赵女士以妻子的身份走进何先生的小屋时,她发现何先生中山装里罩着的仍是在农场劳改时穿着的补丁罗补丁无任何松软感的破旧棉袄。赵女士触摸着硬邦邦的无法遮挡风寒的破棉袄,内心酸楚,次日她便买来新里新表新棉花,在何先生的单人床上为他缝制了一件中式新棉袄。当何先生将崭新的棉袄穿在身上时,一股暖流、热流即刻温煦了他的身心,他眼含热泪感慨道:20多年来,每逢冬天,都盼望着能穿上一件暖和一点的棉袄,但在那些寒冷的日子里,他只能遥想年幼时母亲为他缝制棉衣的情景。如今,在他年近花甲之时,另一位女性亲手为他缝制了一件暖意融融的棉袄,他唏嘘不已,感慨万千。
此前,赵宗荃女士曾有过美好的初恋和幸福美满的六口之家。她的第一任丈夫崔骏声1952年毕业于北大,也是才华横溢、品学兼优,在计算机领域颇有造诣。他们夫妇抚育了4个子女。在他们的家庭中,夫妻恩爱,家庭幸福。但在他们共同生活22年后,丈夫被癌症夺去了生命,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遭受极大的伤痛。
当何华辉坚定地走进赵女士的生活后,她也深知她遇到了另一个值得爱和需要爱的人。1983年4月5日,是她们婚后的第一个清明节。早起后何先生让妻子带着孩子去九峰山给亡夫扫墓。赵女士听后有些惊讶,何先生解释说:我虽和老崔不认识,但我们同出入北大校园4年,是校友。我让你们母子为他扫墓,是让你们追忆过去家庭的那段爱与美好,这也是教育子女爱父母的一种方式,放心去吧,我是真心的。
赵女士和孩子们深受触动,她觉得先生的举动,体现了一个男人、一个继父与众不同的胸怀,从此,何先生在爱人及其子女心中赢得了更多的尊敬与爱戴。
何先生是一个对事业对社会对家庭充满责任感和爱意的人。他爱他的法学事业,在他可以做事的时候,他竭尽所能地在教学、研究领域耕耘播撒先进理念;他爱他的家庭,可家庭未经得住风雨摧折而破碎,置他于孤凄无援的境地,此后他对家的深情与渴盼只能埋于心底;他爱他的学生,在他的学生眼里,他博大精深又慈严如父,关爱他的学生之殷切之细微少有师者可比拟。
在何先生所有这些责任感和爱里,赵宗荃女士在走进他的生活之后,便全方位地和他携手共担。先生爱徒如子,她便也把众多的学生当作自己的孩子——尽管她自己也有一帮孩子。
作为师母,赵女士经常留住一些去见老师的学生在家吃饭,让他们改善一下伙食,甚至学生的爱人、恋人也一起在她家吃饭;有的学生一段时间没去她家,或生病了,她就把做好的饭菜送到学生宿舍;凡是有学生远行或毕业,她必以家宴饯行;别人考硕士、博士可能设法走走导师的门子,可报考何先生博士生的学生在考试完毕会全体得到赵女士亲手烹调的家宴款待;为招待学子们,赵女士曾一次买了26条鱼款待他们;何先生的住房条件改善之后,有的学生会住在先生家里,有的已工作的学生因离家远夫妇都住在何老师家里;何先生已故去多年了,仍是弟子盈门,并仍有何老师的学生住在老师家里,享用师母的饭菜香;由于系里经费紧张,何先生请校外专家(如吴家麟、许崇德、王向明等)给学生讲课,就把他们安排到家里吃住。
何先生的学生、深圳大学教授邹平学博士在缅怀恩师的文章里有这样一段话:“在武汉大学法学院,不管是不是何老师自己招收的硕士、博士,大家都喜欢去他家里,或向他请教学问、咨询考研,或陪他下象棋,陪他看电视体育节目,或请他写出国留学或者考研、就业的推荐信,甚至去他家改善伙食。只要有学生来,何先生和师母都会把家里好吃的东西拿出来招待学生。先生对物质享受不在乎,生活简朴。但我可以这样说:先生家里的水果食品大都是学生们享用了;我还可以断言:许多武汉大学法学院的学生都品尝过师母的厨艺。”
天长日久,年复一年,赵女士为何先生的学生、朋友、事业付出了多少辛劳和情感,没有人能说得清。
被打成右派的何先生20多年孤苦伶仃远离亲情,平反并再婚后,自幼离他而去的女儿曾前往武汉探望。其时何先生让妻子先回避一下,他要和女儿单独呆几天。但不料那次探望却给老父新增刺痛。女儿说,如果你的右派问题不平反,我是不会来看你的!父亲惊讶而又痛苦:我是被错划右派的,是受了冤枉和委屈的,共产党给我平反就是说明他们都认错了,你怎么还对我这种态度?!这样的父女相见自然不欢而散,女儿当天离去。
女儿也是受害者,她恐怕不理解“右派”是怎么回事。她只知道,因为父亲的右派连累,她们姐弟和母亲承受了巨大的灾难——这些事是我后来才了解到的。
赵老师回来后方知发生了不快。但此后女儿婚嫁时还是通知了父亲,此时父亲正出国在外,赵女士亲自为未谋面的继女寄上陪嫁礼品。
何先生的儿子倒是随着对父亲的理解后来和父亲的关系很好,并伺奉过重病中的父亲。他眼见继母对父亲关爱有加也对继母倍生尊重之情,在他参加完父亲的葬礼后,向继母发出到湖南做客的诚邀。
武汉大学老校长、著名哲学家陶德麟教授评价何先生是:“一位才思敏捷、言辞犀利、英气勃勃的青年学者。他敢于直陈己见,力排众议。而每有所发,总是言必有据,决不肯媚俗趋时,牺牲真理。他对教学高度负责,授课时谨严生动,要言不烦,当时就深受青年学子的欢迎”。但一代青年才俊的青壮年时期都被耽误了,“在人生最有作为的年华被剥夺了施展才华的权利”。壮心不已的他平反后决心把失去的损失补回来,把被压抑的才华施展出来。他翻译资料,撰写论文,编教材,参加82年宪法草案的修改,参与武大法律系重建,设立武大法学院博士点,培养了一批批弟子,使他们成为中国法学界和法律实务界的精英。可以说何先生在宪法学研究和培育学生两方面,皆硕果累累。著名宪法学人童之伟、秦前红等都是何华辉的嫡传弟子。荣登全美“杰出律师”荣誉榜被称为“华裔律师界的骄傲”,“华人社区之光”、并受邀成为美国诉讼律师荣誉学院成员的黄正东也是何华辉的学子。
著名宪法学人许崇德教授的弟子韩大元教授和“叔伯”师母赵宗荃举着一张具有史料价值的照片合影。
何华辉的好友许崇德先生曾这样慨叹过何华辉先生:“他一生中生命最旺盛的宝贵岁月已浪掷殆尽,不可再得了,八十年代,他以接近花甲之年,重整书囊,意气风发地大干起来,他焚膏继晷,兀兀穷年。著述连续问世,硕果累累大观。”
但80年代末至1996年何先生逝世前的6、7年间,他哮喘病加重,健康状况每况愈下,每年冬天不得不象候鸟一样离开武汉到海南过冬,病重时上下飞机都得用轮椅抬,洗澡不能自理,呼吸要借助氧气,后期晚上睡觉不能躺下,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何先生一直未停止工作,直到96年病情恶化,在弥留之际,何先生还惦记博士点的建设和在校博士生的继续培养问题,并留下遗言,把他名下的学生托付给马克昌和许崇德先生照顾,许先生称何先生的临终委托为“托孤”。
这期间赵女士对何先生的照顾无微不至,同时她还兼照顾何先生的弟子们。许崇德先生这样评价赵女士:“何华辉教授的事业得助于夫人赵宗荃女士的牺牲精神。老赵同志茹辛耐苦,功不可没。友侪及学子们都不会忘记她的。”他说:“赵宗荃人很热情,很正派,对人很真诚,对何华辉的照顾无微不至。以何的身体状况,他能活到71岁,并取得重大学术成果,得益于赵的照顾。没有赵,他恐怕早就死了。”
赵女士第一任丈夫去世时她才39岁,留下了4个孩子由她一人抚育;赵女士小何先生15岁,她42岁嫁给何先生时,历经坎坷的何先生已是年届花甲,风烛残年。第二任丈夫和她共同生活14年,但期间何先生生病的时间占去一大半。赵女士为家付出巨大,但她却无怨无悔,还深感慰藉。她说:“也许是老天安排让我嫁这两位丈夫。他们出自同一所大学,一文一理,一样的富有才华;他们性格不同,工作性质不同,但做人做事相同,因为他们都正直、可靠,对事业都一丝不苟。只是他们的病痛,使他们早逝,一次次改变了我的生活。由于生活的坎坷,培养了我自强自立的精神,培养了我坚强的性格和对身边的一切负责到底的品格与决心。我也庆幸两位先生给我留下了子女和十几年共同相处的知己、朋友和学生,这是他们给我的最宝贵的财富!”
在谈到和何先生的感情及对何先生众多学生的付出和关爱时,赵女士说“我和先生之间不是年轻人的爱,而是来自对人生、事业的理解、彼此心灵碰撞中所产生的不可推卸的责任。”
何华辉是不幸的,他才气逼人,英气勃勃,特立独行,却生不逢时,因正直而获罪,大半生在绝境中痛苦挣扎;何华辉又是幸运的,因为他遇到了赵宗荃女士,使他的晚年人生温暖、舒畅,事业上也再展才华。时代使何华辉半生坎坷孤凄;赵宗荃使他的晚年温暖幸福,也助他事业斐然有成,是为不幸中的大幸。
作者与赵老师在她家中。
在本文写就10年后的2017年夏,我终于和赵女士在她苏州的家里见面了。我们相谈甚欢。她打开她的相册让我看,里边竟有我的照片。我问哪来的,她说在我的微信朋友圈看到后下载,去照相馆洗出来的。听后我甚是感动。
我的这张照片竟然在赵老师的相册中。十分奇巧的是,照片中左一是我的警校同学,那天去苏州看赵老师,正是我的这位同学和我一起去的。看来,那天就该她陪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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