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个人命运，三分靠打拼，七分靠产业红利——《九章智驾》创刊词
《九章智驾》定位为自动驾驶产业资深人士、管理层及相关投资机构的智库，欢迎关注。
关于自动驾驶产业的碎片化信息很多，但系统性梳理及深度分析太少，而我们的使命正是：提供经过系统性梳理的高价值信息，为用户节约时间。
此外，我们相信，用户都是水平比我们高得多的人，这些高手都有自己的判断力；我们还相信，企业之间决策质量的高低，并不仅仅取决于谁从第三方获取了更牛逼的“算法”（观点），而且还取决于谁获取了更多高质量的“原始数据”（信息）。因此，我们更注重为用户提供经过筛选和梳理的“原始数据”，而不是居高临下地兜售我们自己的“算法”。
如果您相信《九章智驾》今后提供的内容对您的同事、客户、供应商、投资人及其他合作伙伴是有价值的，也希望您能在相关微信群或朋友圈帮我们打个小广告。我们相信，您的帮助将极大地抬高我们的起点。多谢！不胜感激！
一．中年转行，兴奋与忐忑
2017年夏秋之际，在长达5个月的失业期里，经过反复比较，33岁的我最终锁定了自动驾驶这个赛道。在我正式入行前，有几个同学说：“你这是在追风口吗？”我果断地说：“自动驾驶不是风口，而是未来！”
作为一个把求知当成最高利益、并且对商业也极度不敏感的人，我当时对这个产业的“吸金能力”以及我自己能否在里面赚到钱，几乎是毫无知觉，真正打动我的是：产业链特别长、变化特别快，这意味着，我永远有有意思的选题可以写，不用担心过不了多久就“审美疲劳”。
那段时间，我找遍了所有关注自动驾驶话题的媒体平台，最终选择了当时还几乎是“个体户”的《建约车评》。在当时，这是中文媒体中罕见的发过几篇关于自动驾驶的深度文章的平台。
那年的10月中旬，在办完婚礼不到一周后，我就离开长三角赶到了北京，然后，就“展开了青云直上的新翅膀”。进去之后，我发现在这个行业工作“真是爽翻了”，最最最最最关键的原因是：人才密度极高，随便跟谁聊几句、随便看谁的演讲，都让人非常享受。
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天晚上我在某长租公寓8-9平米的甲醛房（毫不夸张，真的是甲醛房，11月份北京的夜晚，我睡觉时仍然需要开窗）里看吴甘沙的演讲，内容差不多有1.5万字，我足足看了两个多小时，有的地方是反复看，回味悠长。当时，我是很震惊的：“这么严肃的东西，竟然有人能讲得这么有趣！”
2018年6月，在加入《建约车评》的第八个月，我习惯性地写了一篇鸡汤文《在两位大佬身边两年，我总结出了避免“中年危机”的门路》，总结了一下我的“心路历程”，正好那天老板说公司要做一次招聘，我毛遂自荐“我这篇文章可以用来做招聘文案”，后来的两年多里，这篇文章为我们带来了杨思宇、孙利、陆鑫、蔚苗、张健五位非常优秀的同事，这几位也是《建约车评》最有战斗力的成员。
话说，虽然是凭着一腔热血“赴京赶考”，但对33岁转行，尤其是在鸡汤界混了多年，又在泛商业媒体仅学习了一年后又跨行进入壁垒很高的产业媒体，我其实心里连一点儿底都没有。
直到现在，我都是一个对车没有任何兴趣的人——如果把logo拿掉，我根本分不清哪个是奔驰、哪个是宝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为此感到自卑。此外，我还是个文科生，虽然数学底子尚可，但在高中时期也有过物理不及格的记录。
10月3日，即我办完婚礼的那天晚上，跟一个同学通电话的时候，我表达了这种“前途未卜”的忐忑感，他对我说：“你应该相信，你是个学霸，可以很快就突破行业壁垒。”但这只是连他自己都不会相信的“鬼话”而已——前段时间，我去他家里聊及要出来创业的事，他才说了句真话：“当年你入行的时候，我真是为你捏了把汗，没想到你不但立足了，而且还有挺强的竞争力。”
我人是笨了些，自信心也不够，但只要碰上“狗屎运”，这些劣势就不那么明显了。后面发生的很多故事，正印证了那句话：一个人的命运，不光要靠个人的自我奋斗，也要考虑历史的进程。
二．对自动驾驶芯片，从了解到理解
我正式加入《建约车评》那天是2017年10月13日，星期三。在那个周五，我就看见地平线完成了英特尔领投的A轮融资的消息，然后，看见了余凯老师在演讲中提到的“软硬一体”“摩尔定律正在变慢，通过调整芯片架构来提高算力，才是新时期的摩尔定律”等概念。之前，孤陋寡闻的我从未听说过地平线这个名字，更不知道余凯是谁，但他讲的这些东西仍然引起了我强烈的兴趣。
此后的一周，在找选题时，我注意到了英伟达在10月11日发布的Drive PX Pegasus：其算力比Drive PX 2强出12倍还多，而在发布时间上仅晚了21个月。21个月计算能力增强12倍，这算是远远超越了“摩尔定律”。我进一步注意到，从Drive PX到到Drive PX 2，算力在12个月里进步了10倍，这个进步速度，仍然是超出了摩尔定律的“解释能力”。我又看了一下Mobileye各代产品算力的增幅，也是十分“生猛”。
再将这些跟余凯老师演讲的内容结合起来看，我忍不住在word档上敲下来了《摩尔定律“负隅顽抗”，“黄仁勋定律”横空出世》这个标题，不过，有同事认为我这个标题像是“给英伟达做广告”，因此，在推送的时候，这篇文章的标题被改成了“自动驾驶芯片迭代速度远超摩尔定律”。 三年后，有美国媒体提出了“黄氏定律”这个词。
这是我在关注自动驾驶产业后写的第一篇文章。我当然知道，芯片是很复杂的，不是我这小白有资格写的，但还是硬着头皮上了，大概是出于这样一种心理：一上来就做个简单的选题，如果写好了，也不觉得有多光彩，但如果写砸了，就丢人丢大了；但你如果选择最重要、也最难的，哪怕写砸了，也没有人嘲笑你，如果写好了，就对自己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虽然这篇文章的流量很差，但我现在回头再看，仍觉得“写得还行”。最起码，写完这篇之后，我不再觉得自己的“文科生”身份是我在这个行业立足的障碍了。
在当时，中文媒体中还没有太多关于自动驾驶的好文章，对我而言，最高效的学习途径就是跟技术大咖们对话。在入行一个月后，我终于争取到了采访余凯老师的机会，但尴尬的是，由于我底子实在太差，提不出啥有质量的问题，以至于到后面我不得不开启“自嘲模式”：“这个问题很鸡汤”。后来，我一直为自己的低质量问题浪费了对方的时间而内疚。
在这第一波采访结束后，我出了一篇还算凑合的“深度文”，文章的流量一般，但还是得到了几位业内人士的认可，通过这篇文章加到我的读者中，有两个人极为特殊：一个是我这次创业的合作伙伴，另一个则给我们提了很多非常有价值的建议。 也只有在写这段话的时候，我方才想起自己跟他们是在同一时间认识的。不能不说，这就是冥冥之中的缘分！
话说，在采访完余凯老师后，我一直为自己那些低质量的问题感到羞耻。但我偏有一股“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的韧性。
余凯老师在此前接受其他媒体采访时多次提到芯片功耗的问题，我也顺藤摸瓜看了许多资料，但依然没搞懂，于是，我开始储备下一个选题：自动驾驶芯片的“功耗战争”。说来也巧，正在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地平线市场部的同学邀请我参加征程1的发布会，我非常兴奋地问：我正打算写个“功耗战争”的选题，你们可否安排技术专家接受采访？
在我的印象中，对企业的产品发布会，如果不是有商务合作，很少有媒体会认真对待，汽车媒体更不会；但那篇跟商务合作毫无关系的稿子，我花了差不多10天时间（当然，这也得感谢余建约老师给了我足够多的时间）。在准备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我有机会接触到地平线的首席架构师周峰老师，面对一个文科生那些十分外行的问题，周老师解答得极为耐心。虽然只交流了半个小时，但我却学到了很多东西。
我那篇文章，是中文媒体中第一篇系统性地梳理过自动驾驶芯片功耗问题及解决方案的文章，虽然对专业人士谈不上有多大价值，但对刚入行的人来说，科普价值还是很大的。
我是一个对商业极不敏感的人，做很多事情都是以兴趣为导向，把求知作为第一目标，因此，不同于很多作者会把稿件分为“商务合作稿”与“非合作稿”，我对稿件最关键的分类是：“能学到东西的”和“学不到东西的”，如果是后者，就坚决不写；如果是前者，我就会写，并享受其中。
我不懂技术，我无法保证自己的判断100%正确，但最起码，在这种价值观的指导下，我写的东西，肯定都是我自己喜欢并且相信的，结果，读者体验也很好。
也正是在这种价值观的指导下，哪怕是战略客户，如果我觉得对方要推广的主题价值不大，“对你是花冤枉钱，对我则是浪费时间”，我也会明确拒绝。在去年年底，一个客户在跟我谈完推广主题后，我一听说是“论坛稿”，看到论坛提纲上全是各种领导讲话，就觉得很难产出高质量的内容，于是就回复对方“这次大概率没法合作，要等看到具体内容之后再定”。当然，论坛结束后，我看了速记觉得有几个点的价值还是很大的，就利用休假时间写了一篇。
话说，在2020年，地平线也是我的重要客户，但在内心里，我并没有认为这是个给我们带来营收的“客户”，相反，我曾在无数个场合说过：“地平线是我学习自动驾驶的起点，通过跟他们深度接触，我有机会系统性地学习关于自动驾驶芯片的知识。是余凯老师、周峰老师、李星宇这些人，帮助我在刚入行时就站在了一个比较高的起点上，如果不是他们教我，我可能一个人瞎摸索了很多年都还只是个门外汉。”
我记得在2019年上半年有一次，地平线市场部的熊苗苗同学在微信上发给我了一段公司最新的进展，我回复的时候说：“不知为啥，我竟然有一种‘自豪感’？”苗苗说：“因为是真爱啊。”
回想起在2018年3月份，有一次我跟余建约老师一起去采访余凯老师，期间余凯老师在谈到他招人的标准时说：“我们做PR时很少讲估值，就是不希望别人是冲着这个加入我们，我们更希望招那些一听到这个事情就‘两眼放光’的人。”当时，我竟脱口而出一句：“我就是那个‘两眼放光’的人啊。”
我的“两眼放光”是真情流露。平时，我对学习自动驾驶芯片的知识总是如饥似渴。
结果便是，在过去三年里，我成了汽车科技媒体中写关于自动驾驶芯片的深度文章最多的作者——不仅地平线自动驾驶芯片的深度文章大多出自我之手，我写的《马斯克的芯路历程》《华为自动驾驶的打法》《Mobileye的“改革开放”》《Mobileye的近忧与远虑》等文章也在行业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
其中，在《华为自动驾驶的打法》一文的过程中，我第一次深刻领会到了华为做事的高标准。坦白地说，这篇非商务合作稿被改了七八遍，我几度被“惹毛”，但最终的稿件水平，确实也突破了我的能力边界。因此，时至今日，我一直很感激华为的朋友当初在修改哪篇文章时的各种“吹毛求疵”。
《Mobileye的近忧与远虑》一文，是中英文媒体的文章中对数据归属权及控制权问题说得最透彻的一篇。文章发出去之后，有不少大佬来跟我交流。
我还打算写一篇关于英伟达的深度稿，但一直未能抽出时间，素材竟在草稿文档中躺了一年多了。
三．对激光雷达，从初次知道这个概念到建立起竞争壁垒
在芯片之外，我关注最多的板块是激光雷达，在2020年，机缘巧合，我在激光雷达领域还建立起了很高的壁垒。
2017年11月中旬的一个周末，在入行后的第二个月，我在“甲醛房”里查资料时第一次知道了“激光雷达”这个词，当然，不知道这玩意儿到底有啥用，只是知道“很贵”，因此觉得自己有必要做个选题，系统性地学习一下。随后，我便在周一的选题会上对余老师夸下海口：我要写一篇关于激光雷达的文章。
对刚接触到这个概念的人来说，写一篇文章谈何容易，我的方式很low：复制+黏贴。我花了超过一周时间，把中文媒体里所有关于激光雷达的文章翻了个遍，然后把散落在各处的碎片化信息整合在一起，简单地梳理出了一下激光雷达的技术及市场现状的文章，反响却意外地好。
那段时间，我跟Velodyne的中国区市场负责人翁伟电话交流了一下，第一次知道激光雷达的“芯片化”是个趋势，当时，翁伟甚至表示，Velodyne对自己的定位“并不是激光雷达生产商，而是作为Tier 2，为T1提供激光雷达的技术方案和封装好、达到车规要求的、ASIC等级达的元器件，再由Tier 1来根据车企的要求生产激光雷达。我们的定位是要成为英特尔、AMD这样的芯片公司”。
在那篇文章快要收尾的时候，余老师透露了一个信息：“我周六要见一个刚从硅谷回来的激光雷达公司创始人。”我本来定了周五晚上回家的车票，在得知这个信息后，立即退票。
但周六采访结束后再回家的话又赶不上班次合适的高铁了，最后，我们想到的办法是：调整计划，接受一家车企的邀请，去参加对方于下周二在上海召开的发布会。当时，我对写关于整车的文章还没什么感觉，之所以接受邀请，纯粹只是为了蹭一张免费的机票而已。虽然比较无耻，但在当时也是没办法的事，我们实在太穷了。
周六下午，在一个投资人的家里，我们见到了那位从硅谷回来的激光雷达公司创始人。他就是鲍君威，而他的公司，就是Innovusion——没错，就是蔚来ET7的激光雷达供应商。鲍君威是我近距离接触到的第一个激光雷达公司创始人，他教会了我许多东西。对激光雷达跟摄像头在硬件层的融合及其优势，我也是首次从鲍君威这里了解到的。
跟鲍君威交流过之后，那篇盘点激光雷达的文章写起来就轻松多了。那篇文章在2017年12月下旬发出，很巧的是，2018年1月2日，禾赛跟百度联合发布了的激光雷达+摄像头的传感器套件Pandara，从官方通稿的信息判断，该套件在原理层面跟我在十天前从鲍君威哪里听到的东西很相似，于是，我在没有跟禾赛任何人有过直接接触的情况下，对该产品做了个简单的“解读”，这次解读做得得心应手。
那天下午，在回家的火车上，我看见禾赛CEO李一帆在朋友圈谬赞：“作者牛逼啊，竟然能在不到24小时里把我们的产品理解得如此透彻。”一周后，我去LinkedIn上找人，发现李一帆竟然在上面搜索过我。这个误会让我一直挺不好意思的，其实我没那么牛逼，只是运气好、在前几天刚刚接触过类似产品而已。我能骗取李一帆的欣赏，全靠鲍君威这个贵人的帮助。
2019年4月份，我跟鲍君威又做过一次交流，正是在这次交流中，我第一次了解到“转镜式”这个方案，也第一次了解到拿下车企量产订单最多的激光雷达厂商是Luminar。
在交流结束后，我写过一篇关于转镜式激光雷达的文章，在其后反复修改的过程中，鲍君威让我真正领教到什么叫“严谨”“工匠精神”。我原本以为自己已经算写点东西很严谨、很注重细节的人了，但鲍君威一遍又一遍地给我提出那些修改意见，让我真正意识到自己跟别人的差距——不仅在于专业能力，还在于专业精神。
后来，在跟其他几家激光雷达厂商接触的过程中，我再次深刻领会到了什么叫“完美主义”。
总体上，从2018年Q4到2019年底，整个自动驾驶产业都很冷，激光雷达赛道也不例外，没什么激动人心的大新闻，也没给我们带来什么营收，但这并不妨碍我一直“注意力高度集中”，能看到的关于激光雷达的信息，我都会反复阅读。
2020年的CES期间，关于激光雷达的消息令人眼花缭乱，也令人振奋。那几天，在北京跟易控智驾的几个朋友交流，期间杨丹同学来了一句：“今年的CES，像是激光雷达的专场。”次日，在电动车百人会的一个活动上，清华的邓志东老师在演讲中提到“激光雷达是自动驾驶的风向标”，那时，我开始预感到：自动驾驶要“回暖”了。
2月份，我在春节后发的第一篇文章是《激光雷达的价格战与自动驾驶的“暖春”》，尽管点击量只有3500，如果以点击量作为KPI，这算是“没价值的文章”，但站在我的角度，哪怕现在回头再看，这仍然是一篇很不错的文章。
在2020年11月之前，很少有激光雷达厂商公开提及“前装量产”的概念，但在此前的几个月里，我在很多场合跟一些圈内的朋友聊时都提到“今年，激光雷达是自动驾驶产业最大的变量”。
我没想到的是，我自己也很快就搭上了激光雷达产业的“顺风车”，并且成为从中受益最大的媒体人（没有“之一”）。
10月下旬，经过反复修改，我终于完成了《禾赛以“摩尔定律”为武器杀入中低线数市场》。在写这篇文章的整个过程中，我都很兴奋：尽管我早在2017年底就从Velodyne那边听说了“芯片化”的概念，但这却是我首次系统性地了解何为“芯片化”。
对一个好奇心很强的人来说，没有比处理这些最前沿的科技咨询及分析里面的各种因果关系更令我感到幸福的了。
话说，禾赛那篇文章发出去后不久，华为做激光雷达的朋友就找到了我，这就有了11月底那篇《独家探秘华为激光雷达......》。华为的朋友告诉我，本来有很多媒体可供选择，之所以找我，主要是看重我生产能力的“一致性”。
在跟禾赛和华为接触的过程中，我都有几次差点被“惹毛了”，他们对细节的死磕，是对别人耐心的极大考验；但项目干完之后，我觉得自己做事的标准又提高了一层，希望以后还能跟这样的“完美主义者”合作。
此前，有一次我妈问我：“你为什么每天都自发工作到晚上十一点半，真的有那么忙吗？”我的答案是：“在别人看来，60分就及格了，但在我看来，85分才算及格。”但在跟华为和禾赛深度接触之后，我总结出一点：在他们的价值观里，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做到100分才算及格——这也成为我自己创业后的招人标准。
话说，华为激光雷达那篇文章发出后不久，速腾聚创、大疆（Livox）和Ouster等都陆陆续续找我交流。
此前，我一直认为，鲍君威是我进入激光雷达产业的“引路人”，但在2020年下半年看，禾赛则是第一个替我“做广告”的激光雷达公司，华为算是第二个。后来，我还开玩笑跟华为的朋友说：非常感谢你们替我做广告，等我以后有钱了一定给你们付一笔“广告费”。
这个玩笑的背后，是一个很明显的信号：激光雷达的前装量产之战已经打响了。
2020年12月初，有一次去广州参会，我提前一天到了深圳：这里有三家激光雷达公司。为了提高白天的时间利用效率，我没有坐飞机，而是坐头一天晚上的动车卧铺，第二天早上6:30到深圳北，然后在火车站用冷水洗了一下头发就去赶地铁。
那天中午，我是在速腾聚创的会议室里午睡的；下午，在短暂地跟一个猎头朋友聊过一会儿后，我去拜访了华为；晚饭前，为提高我的时间利用率，Livox的朋友是来华为门口接的我，晚饭后，他又步行送我到地铁口。经过一整天高节奏的交流，我收获了大量非常有价值的信息。
有意思的是，今年3月中旬，应Livox之邀请去深圳交流，中午在他们办公室休息了一会儿后，我在下午分别去拜访了速腾聚创和华为，晚上还见了下中兴的朋友；次日上午，我又去了趟东莞松山湖。第三天，我还去广州试乘了Pony的车，中午又见了文远知行的朋友。
这些高强度的采访，逐渐帮我建立起了竞争壁垒。我的前老板秦朔老师曾经对我说：“无论是底子再差的人，只要你进入一个行业采访10家头部公司，就能成为专家。”我一度对这话将信将疑，但在跟多家激光雷达公司密集接触的过程中，我逐渐深刻体会到了这一点。
2021年1月中旬，在禾赛的招股书发布后不久，一个头部证券公司的朋友找到我：“紧急求助，我们需要找个专家为投资者讲一下激光雷达，你愿意帮忙吗？”在签了一个简单的合同后，我被该证券公司列入“专家库”。
此时，距我第一次写激光雷达相关选题，已相隔37个月，按每个月工作26天，每天11小时算，我已在自动驾驶领域深耕10582小时，基本上满足了“一万小时定律”的标准。因此，在这个时间点开始建立起一点竞争壁垒，似乎是顺理成章的。
回想2017年10月13日，在我去《建约车评》报到的第一天，余老师对我说：“我对你的定位是，要成为自动驾驶领域里No.1的作者。”作为一个不好高骛远的人，我比较排斥这样的目标，我认为我也不可能达到。但三年下来，我发现，这个目标算是初步实现了，至少在激光雷达板块是如此。
进入2021年，我在激光雷达领域的竞争优势，还延续到了4D毫米波雷达领域。
2020年12月-2021年1月，我多次注意到《高工智能汽车》在关注4D毫米波雷达，再结合Waymo、特斯拉、华为等公司在2020年发的一些新闻/展会信息，我意识到，4D毫米波雷达可能成为自动驾驶传感器的下一个战场。“必须尽快熟悉起来”。
从1月份到2月上旬，我一直忙着做报告，没时间关注毫米波雷达，但春节后，我把学习4D毫米波雷达列为最高优先级，花了两周时间梳理了一下行业现状并于3月12日发了一篇综述文章《自动驾驶传感器的下一个战场：4D毫米波雷达》。我可以毫不谦虚地说，这篇是中文媒体中写4D毫米波雷达的文章中质量最高的。
当晚，我跟某头部Tier 1公司感知团队的朋友约好次日在上海见面，然后开始储备下一篇关于4D毫米波雷达的文章。
当然，我非常清醒，我能在自动驾驶领域、尤其是在激光雷达赛道上得到市场的高度认可，并不全靠我的个人努力，还有两个因素非常关键：余建约老师在2017年给我提出的高标准；我的采访对象，给我贡献了大量非常有价值的数据。后一点，是最最最有价值的。
入行后的第一年，我因为害怕自己提问题的水平太差，怕丢人现眼，也怕浪费别人时间，不太敢出去采访，那个阶段，我写文章基本靠复制粘贴——对公开信息进行深度整合。2018年10月份之后，我才开始密集采访。从那时起，我便把自己定位为一个“数据采集终端”，我最大乐趣，就是利用别人贡献的数据来迭代自己的算法。去年8月份，在采访某激光雷达厂商负责人时，我甚至直接开玩笑说：我来采集数据了。
比较幸运的是，很多“数据源”都非常愿意支持我，这样，哪怕刚开始我的算法很差，在经过大量优质数据的训练后，几个回合下来，也迭代到一定水平了。
四．对线控底盘，从畏惧到文章被院士引用
在自动驾驶的各模块中，线控底盘也许是“最不性感”的了，因此，也很少有媒体关注这个话题。2018年初做自动驾驶报告时，我花费了差不多5天时间，才找到了一些关于线控制动的皮毛。
那段时间，余老师说：“你年后找时间关注一下线控制动。”说实话，对这个任务，我内心是抗拒的，因为实在太难了——一方面，我一点底子都么有，采访无从下手，另一方面，中文媒体上也没有素材可供我复制粘贴。在这种困境下，我不得不去谷歌上检索信息，不仅翻了自2001年以来关于线控制动的大量新闻报道，而且还翻了几篇英文版的线控制动题材的论文。
在忙活了一个多月时间后，我终于理出了一点头绪，写了篇《线控制动，自动驾驶量产路上的一颗“不定时炸弹”》——当时，博世的IPB尚未开始量产，市场上还不存在具备双重冗余、能支持L4级自动驾驶功能的线控制动系统。
2018年8月底，在重庆智博会期间，中国工程院李德毅院士在演讲中也引用了我那篇文章的标题，但他不小心把“不定时炸弹”说成了“定时炸弹”。
五．与其影响更多的人，不如影响有影响力的人
原本，我以为自己是文科生，不能写跟技术关联度太高的东西，顶多只能写一点技术跟商业交叉的东西，但很多选题逼着我不得不去写一些技术的东西。毫不夸张地说，为了理解芯片和激光雷达、高精地图、线控制动，我曾经把同样的内容翻来覆去地读，读过五遍以上。
在采访的时候，我还不怕对方鄙视我是白痴，对自己不懂的问题就打破砂锅问到底，慢慢地，就懂了一些了。有一些技术大咖在得知我原来是文科生时都很惊讶：你的学习能力挺强的。但他们哪里知道，我其实是下了笨功夫的。
说实话，专业性很强、技术色彩很浓的文章，很难获得很大的流量，尤其是，在新媒体平台上，由于点击量都清晰可见，通常，作者写这类文章是要承受很大的心理压力的。
新媒体平台普遍对流量看得很重，很少有例外，这对写硬科技类文章的作者意味着很大的挑战。但我做事的方式是：只要我自己认定这个事情是特别有价值的，哪怕在KPI考核中是吃亏的，我也会去做；只要我自己认为那个事情没价值，哪怕在KPI考核机制下能多拿很多钱，我也不会去做。
早在2018年初，我就跟一个将后来加入《九章智驾》团队的朋友达成一个共识：与其影响更多的人，不如影响有影响力的人。因此，我能够不被流量所诱惑，静下心来踏踏实实学习技术相关知识。
2020年，有三个技术背景的人对我的评价令我深受鼓舞：1.在9月底，我偶然发现，地平线的余凯老师在一个群里说我“对技术的理解比一些车企的研发还深”。2.也是在那几天，白犀牛CTO夏添老师对我说：“你写的东西，让我们这些做技术的人看完之后总忍不住想跟作者探讨一下。”（早在2012年，夏添老师就在百度深度学习研究院工作，他是国内最早做无人驾驶的人之一。）3.易咖智车CTO柏俊波老师说：“你已经不是文科生了，而是一个在自动驾驶产业钻得很深的人了。”
此外，易控智驾CEO Wason也收藏了我写的几乎所有跟技术相关的文章，他多次告诉我，那些文章他会反复看，也曾推荐给其他朋友看。
除了能把技术相关知识写得深入浅出外，我的长文的另一个特点是：信息量很大。
很多人都很惊讶：你扒资料的能力咋那么强？这完全是个误解，我哪来的扒资料能力，纯粹就是下了一些苦功夫而已。我经常会在英文论坛的主题帖子下面翻十几二十页、看完英文媒体某篇文章下超过50条很长的评论。
我发现，写文章搜集素材跟自动驾驶公司收集极端工况数据有个很大的共同点：要花90%以上的时间去收集那不到10%的数据，而这10%恰恰是最关键的。一篇文章质量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那不到10%的“长尾素材”。
《Uber自动驾驶大败局》和《线控制动，自动驾驶量产路上的一颗不定时炸弹》两篇各历时1个月完成的文章之所以反响很好，一个很关键的原因就在于我充分利用了那些“长尾素材”。《Uber自动驾驶大败局》一文为平台吸引到了很多新读者，Nuro创始人朱家俊也是其中之一。
在新团队，我不会对其他同事做同样的苛刻要求，因为，也许在有的人看来，这样做的效率实在太低了。但我也希望他们尽可能别漏掉那些“长尾素材”。
此前，我的强项是写评论，讲故事、用很长的篇幅梳理事情脉络的能力反而比较弱，但在进入《建约车评》之后，我写的好几篇偏评论的文章都被老板diss得一塌糊涂——余老师对我说：评论不是你觉得能“自圆其说”就行了，而是要真的经得起检验。
起初，我是不服气的，后来发现，哪怕是一些资历很深的人，写的评论或做的预测，也经常是隔一段时间就被打脸，所以，我开始相信，老板不让我写评论是对的。想透了这一点，我就开始踏踏实实做深度报道，对写评论极其谨慎。
2019年6月份，Wason还对我说：“你对信息梳理做得不错，但缺乏自己的观点。”那时，我心中的疑惑是：我积累不够、人微言轻，我有是否有资格发表自己的观点呢？
其实，在那时，我已开始尝试提出自己的观点，但并不是会像有的作者那样“预设观点”、只采用能支撑自己观点的论据，而是随着新的素材被挖掘出来，不断修正自己的观点。虽然写的是公众号文章，但我常常像写论文一样，将两种立场相反的观点和素材揉进同一篇文章里“左右互搏”，这也给一些人留下了“观点不清晰”的印象。
这种严谨的作风，导致我的文章很难获得很大的流量，但优势是，我写的东西，大部分都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
2019年5月底，我写了篇《孙正义的“生态化反”》，通过梳理正反面的各种信息得出结论：软银在自动驾驶产业的许多笔投资都很难达到预期的目的。然后，到了年底，软银对Wework的投资神话破灭，孙正义跌下神坛。
2020年11月中旬，“Uber将自动驾驶团队出售给Aurora”的消息传出后，我的第一反应是：不对劲，不会是这么玩的。当时，跟一个行业资深人士在朋友圈互动时，我大胆地做了个预测“应该是Uber将自动驾驶团队打包注入Aurora，换取后者的一部分股权”，到了12月7日，我的预测果然应验了。
当然，尽管之前已有许多预测后来都应验了，但今后，我们提供的内容仍然以信息梳理为主，谨慎出观点和趋势判断。
因为，我们相信，自动驾驶产业的决策者们都是高手，各位大佬都有自己的独立判断能力；我们还相信，企业之间决策质量的高低，并不取决于谁从第三方获取了更牛逼的算法（观点），而在于谁获取了更多高质量的原始数据。当然，为了节省读者的时间，我们会花很多时间对原始数据进行筛选。
六．“终于进入学霸圈子了”
前些年，我有比较严重的“社交恐惧症”，特别害怕跟别人在一起吃饭，因为“尬聊”的感觉实在太煎熬了。
2008年底，在昆山的工厂时，为了逃避部门聚餐，我甚至申请无偿加班。后来在成都的杂志社时，大多数情况下，只要有同事喊我一起去吃饭，我都避之唯恐不及；当时，我的主编是我同一级的大学同学，情商也很高，有次聚餐时我忍不住主动給她敬酒：“非常感谢你每次吃饭的时候都不叫我！”
不仅如此，在日常的办公场合，我还有“社交厌恶症”，从2010-2016几年，我在办公室基本都戴着耳机，我不仅不喜欢主动跟别人闲聊，而且也根本不想听到其他人之间的闲聊。
但进入自动驾驶产业后，在不到一年里，我就患上了“社交饥渴症”，因为，这个产业的人才密度实在太高了，你随便约个人，都是个高人，都是聊一两个小时还意犹未尽。我甚至为自己在目前所在的“新一线城市”定居而感到沮丧，因为，这座城市自动驾驶公司太少，对我来说就是一个“信息孤岛”，可聊之人有限。
后来，我跟那位“吃饭时不叫我”的前同事说起自己这种转变，她毫不惊讶：“你进入学霸圈了啊！”无独有偶，2020年7月份，在跟晨韬资本管理合伙人Iris聊时，她也说：“能进入这个圈子里的人都是学霸。”
这些学霸，不仅仅只是读书多、学习成绩好，跟吸引我的是，他们身上都有“极客精神”。
11月19号下午，我去上海嘉定出差，顺便约易咖智车的CTO柏俊波老师聊一下，结果，这一聊，5个小时就过去了。令我感到遗憾的是，我这几个月一直特别忙，没时间把上次交流的内容整理出来。那天我走的时候，快22:00了，我问柏老师：“你们还不下班吗？”柏老师说：“我们是一群以厂为家的人，都住员工宿舍。”
我的回复是：“你们就是一个 渣男集中营。”但在这种快速迭代的产业里，只有“渣男”才能成事。我还想起，2019年3月份，我去宿迁工厂找柏老师的时候，发现他们竟然是早上7:30就上班了。对我这个喜欢睡懒觉的人来说，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我曾多次在晚上22:30之后跟一些行业精英请教一些工作上的事情，但我能感觉得出来，大家都很享受，没有觉得自己是在“工作”。令我有印象最深的几个人是：谷小丰、邓志东、车国兴、郄建军。
谷小丰是前高德高精地图负责人、现腾讯高精地图负责人，国内第一个商用的高精地图项目（高德—凯迪拉克CT6）就是在他的主导下完成的。我学高精地图比学芯片和激光雷达还吃力，很多知识点，都是在拿一些小白的问题向谷小丰反复请教之后才搞清楚的。
邓志东老师是清华计算机系教授，2018年初我因一个“特斯拉自动加速”的选题采访他，在电话交流完之后，为确保准确，他还花了差不多一个小时写了一份书面回复给我，直接帮我省去了整理录音的时间。
在2020年1月份的电动车百人会上，我终于见到了邓老师，并做了个简单的自我介绍。那天晚上，在回家的高铁上，我向邓老师请教关于“边缘计算”的问题，前前后后聊了一个多小时，邓老师回复我最后一条消息的时间是23:28。
春节前有一次在电话上跟周峰老师聊车企自研芯片的事情，说到现在的变局，周老师有一句话是“这个行业真有意思”。“有意思”这个词让我兴奋了很久。周老师跟我父亲是同龄人，对这个年龄的人来说，能关注“有意思”是一件很稀缺的事情。
去年7月份的一天，我在上海跟Gravity创始人崔运凯一起吃夜宵，聊起他为什么在2015年初就加入Uber ATG的时候，对方说：“为了以后能对我的孙子说：‘你爷爷是世界上最早做无人驾驶的那批人之一’。”这个回答，很真诚，也很可爱。
我曾在传统产业做过四年销售，也跟很多做销售的同学朋友有过交流，我发现，在传统产业，很多to B的销售人员维护客户关系的方式就是请客户喝酒、去KTV 甚至夜总会，如果不干这些事儿就无法开诚布公地谈业务；我因为比较排斥这种“联络感情”的方式，业绩也做不太好。但在自动驾驶这种人才密度很高的产业，就不必通过这种方式来跟别人“套近乎”。
还有，在传统产业，通常是，生意谈不成了就是陌生人，而在科技含量很高的自动驾驶产业，哪怕生意没谈成，大家还可以继续保持知识层面的交流，还会是惺惺相惜的朋友。
入行几年，收入涨了两倍多，但这只是次要的，真正让我兴奋的是，跟这些人的深度交流，让我的认知提升了更多倍，我发现了许多未知的可能性，自己的能力边界也在扩张。能进入这个产业，是我个人职业选择中最明智的一次。
在这种氛围下，我脑子里整天想的都是“算力、算法、应用场景”，以至于这些词已内化为我思维方式的一部分。甚至，对这些问题的通透思考，也让我永久性地没有了对“学区房”“子女教育”的焦虑。
在自动驾驶产业学习带来的幸福感将伴随我终生。去年6月底，在我儿子抓周那天，我本打算把“无人驾驶”也列为一个选项，但找不到合适的道具，就只好摆了一本关于无人驾驶的书。
很多人在我微信朋友圈回复时都说：“最大的亮点是 无人驾驶。” 现在，我想知道，子承父业，有可能吗？
尾声：出发之后，就能找到志同道合的人
熬过2019年的寒冬后，各车企对自动驾驶的投入力度正在加大，并且还有新的势力不断涌入，这将带动供应链的快速发展。
过去几十年，汽车产业的创新主要是由供应链上的公司完成的，整车企业主要负责产品定义和集成；在软件定义汽车时代，有部分创新会向车企端迁移，但主要是软件方面，硬件的创新主要还是得依赖供应商。
然而，我梳理了一下自己关注过的汽车科技媒体，大家对自动驾驶的关注基本都集中在宏观层面，聚焦于供应链并且也做得比较好的并不多。
末端配送、无人环卫、港口物流、矿山物流等L4的细分赛道，由于这些赛道并不性感，关注的媒体也很少。
我们的定位，正是自动驾驶供应链+细分赛道。我们希望能成为自动驾驶相关企业决策者、研发、采购、市场人员及相关投资机构的智库。
目标很美好，但操作起来难度非常大。
前段时间，我去跟两位很优秀的汽车科技媒体记者搭讪，希望他们能加入做合伙人，都被拒绝了——他们对这个方向不感兴趣。但连遭拒绝后，我非但没有挫败感，反而更加有信心了——这个不性感的方向，完全就是个蓝海市场。
当前，我们的团队规模还很小。不过，我们每个人的战斗力都很强——孙利和其他同事都有车企及自动驾驶公司背景，他们的底子和潜力都远超过我，只不过是我过去几年正好集中在自动驾驶供应链赛道，又正好利用了媒体这个“杠杆”，自动驾驶圈知道我的人稍微多一些而已。
孙利对车型车市特别敏感，我是一个对整车不感兴趣的人，但每次看他分析车型车市的文章都看得津津有味。在第一次认真地跟孙利谈一起创业这事之前，孙利的一句话让我印象特别深：“内容产品，是需要有一定精神属性的。”很多to B的媒体只追求内容的有用，但写出来的东西极无趣。我相信，孙利能兼顾有用和有趣。
3月初，在公司尚未注册时，我偶然得知《智车行家》将在18号办一个关于DMS的高质量论坛，明明要付3000元费用才能参加，但我们依然毫不犹豫地报名了。许多人付费只是为了去找人脉，但我们却是为了“买写作素材”。
当别人在靠报道活动挣钱的时候，我们竟然还在为了买好的选题素材而向主办方付钱，名不见经传的小媒体在起步阶段真难啊！但另一方面，在这个阶段就愿意花钱去买素材，足以证明我们要把这事儿干成的决心有多大。
我相信，我们团队的人均战斗力至少相当于别的团队的1.5-2倍。
此外，为弥补前期“产能不足”的问题，我找很多在自动驾驶行业里有影响力、同时又特别能写的大咖们约稿，大多数人都答应了。
3月15-20号那几天，许多行业内的朋友在得知我要做个新号的后，积极地拉我进各种行业群；厚势汽车创始人邓煜坤和焉知汽车主编彭祥旭甚至答应在各自的微信公众号上帮我推广一下创刊词，私募大佬、微博上大V姬永锋甚至答应在微博上长期帮我导流；赵长城等多位微信朋友圈自动驾驶产业相关人数超过5000（两个号）的朋友都主动提出帮我推广。
我们虽然起步晚，但承蒙这么多朋友的热心帮助，我们的起点确实高。当然，这一点，首先得归功于《建约车评》在过去几年对我的赋能。如果没有在《建约车评》几年的历练，我可能还得继续在黑暗中摸索。
四五年前，我非常尊敬的汽车圈前辈任剑琼在谈起自己的创业心得时说过这样一句话：“出发之后，就能找到志同道合的人。”我们的项目在正式启动之前寻找人才非常难，但我相信，在有耐心看完这篇冗长的鸡汤文的人中，会有不少人有兴趣加盟《九章智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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