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他与薄一波保持单线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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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冰行三，人称“徐三少爷”。父亲早逝，从小跟着长兄邢詹亭生活。
邢詹亭早年受业于保定莲池书院，后到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专攻法律。归国后官至天津市政府秘书长、北平最高法院顾问等职。
“七七”事变爆发、北平沦陷后，邢詹亭弃官从商，并嘱家中所有人不准出去工作。
约在徐冰10岁左右，邢家迁到北京。但徐冰仍在上海读完中学，并考入同济大学医学专业。
徐冰耳闻目睹一些丑恶和腐败，内心激起了不平和不满，萌发了对普通劳动人民的同情。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徐冰积极参加学生宣传队及查禁日货活动，这是他关注中国社会问题的开始。
1923年，徐冰赴德国留学。
在德国，徐冰接触到了《共产主义ABC》及布哈林的《唯物史观》等书籍，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
1924年初，徐冰在柏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与他同一个党小组的有朱德、房师亮、章伯钧等。
1925年冬天，徐冰被党组织选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校学习期间，他还担任了翻译工作。
1928年5月，徐冰回到上海，在中共中央翻译科任德文翻译。
在上海四年多的岁月里，他与周恩来、邓小平更加熟识。
在上海时，邓小平把自己的小姨子张晓梅介绍给了徐冰，结为夫妇。1930年邓夫人张锡瑗不幸去世后，徐、邓两家仍然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往来。
徐冰与张晓梅结婚后，因地下工作需要，取张晓梅原名张锡珍的“锡”字，再加上自己原名邢萍舟的“萍”字，改名为“邢西萍”，以后又根据“西萍”的谐音，改名为“徐冰”。
1932年5月，徐冰调中央职工部工作，同年8月职工部取消，他被调到全总工作。10月，他以全总特派员身份到山东青岛巡视，一个多月后，由于叛徒出卖，徐冰被捕。
在狱中，徐冰虽受重刑，仍坚不吐实。由于党组织营救有困难，长兄邢詹亭获悉后，表示就是倾家荡产，也要把徐冰救出来。
邢詹亭通过国民党上层政界关系，经半年多的努力，终将徐冰保释出狱，暂回北平家中养伤。
1933年春季，徐冰与夫人张晓梅回到北平家中，长兄对他说，这次救你我已经尽了全力，以后再出事我也没有办法了，言下之意是叫他考虑是否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徐冰回答说，我自己的路自己走。
刘少奇到天津主持北方局工作后，徐冰成为刘少奇的联络员，奔走于北平、太原与天津之间。
在北平，徐冰以“徐三爷”身份为掩护，很快同左翼进步文化界人士交往起来，如张申府、刘清扬、许德珩、劳君展、张友渔、韩幽桐等等。
徐冰把很大精力用在编辑刊物、宣传革命理论上。在《世界论坛》、《中外论坛》、 《世界动态》、《人人周报》、《时代文化》等刊物上，频频见到“邢西萍”的名字。
1935年初，因北平市委出了叛徒，徐冰与张友渔一起逃亡至太原，在太原国民师范任教授，并同时做阎锡山的工作。
1935年秋天，徐冰回到北平。1936年，他在燕京大学秘密地召开“华北各界救亡会”。
1936年夏季的一天，北方局组织部长柯庆施找到徐冰说，“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关押着几十名党的重要干部，中央批准了北方局的营救计划，让他们按照监狱当局的要求办手续尽快出狱。”
徐冰想到了与他单线联系的孔祥桢。孔祥桢按照徐冰所说，前后两次写信并送到了监狱。
信中有“过去你们不履行敌人规定的‘出狱手续’是完全正确的；但如果现在你们还继续坚持不履行‘出狱手续’，不执行党的决议，那你们就 要犯严重错误。现在要求你们立即执行这一指示。”等语。
就这样，从1936年8月31日起至1937年3月，总共53位（习惯上称为61人）同志走出了敌人的监狱，其中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 文、杨献珍、廖鲁言、周仲英等。
薄一波、周仲英、董天知出狱后，徐冰在太庙（今劳动人民文化宫）的树林与茶馆里分别和他们见了面。
此后，徐冰还与薄一波保持单线联系。
薄一波出狱后，一天对徐冰顺便讲起阎锡山曾派人到监狱邀他回山西“共策保晋大业”，他已拒绝。
徐冰当即表示，对阎的邀请不应拒绝，当前华北和山西的革命形势都很好。尤其是山西已成立了牺盟会，但托派有人从中捣乱，我们不能不去做工作。
徐冰又立即赶赴天津，向刘少奇汇报了这一重要情况。
第二天，他又返回北京，找到薄一波说：“胡服（刘少奇化名）讲了，现在形势正在发 生大的变化。日本要灭亡中国，蒋介石继续搞不抵抗主义，阎锡山在动摇中。
当前党的任务是：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联合全国各党、各派、各军、各 界一致抗日。
北方局刚刚收到陕北来电，毛泽东在电报中提出，阎锡山等华北六省市军政负责人处，‘一有机会，即须接洽。统一战线以各派军队为第一位，千万注意。’
这样的机会我们找还找不到，现在阎锡山找上门来，你却拒绝不去，是不是还有一点‘左’倾关门主义的顽疾？”
薄认为毛泽东的电报指示与胡服的话是对的，要他到山西去是党的决定，但他仍然请徐冰报告胡服，希望给他个把月时间，先到山西实地考察一下，看看形势究竟如何。
徐冰满足了薄的要求，又一次往返天津并带回了胡服同意的消息。
薄一波在山西考察了一段时间，回北平后，即向徐冰详细报告了此行考察的情况。
徐冰很快将情况反馈给了北方局，并向薄一波、杨献珍、董天知、 韩均、周仲英五人传达了北方局给他们的指示。
徐冰说，这次到山西，首先要争取站稳脚跟，不要搞“左”倾关门主义和空谈主义，不要提阎锡山根本不能接受的口号，不要怕到上层机关去戴“官办团体”的帽子；要踏踏实实地做群众工作，发动群众，组织群众。
不做“清客”，不“抬轿子”，要争取抗日民族革命的领导权；由薄一波等五人组成中共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只做公开工作，合法工作。
徐冰还根据北方局的指示，要薄一波去山西后想办法营救王若飞出狱。薄一波最终完成了营救任务。
随着全国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1936年5月，阎锡山决定要联共抗日并第三次派代表面见朱蕴山。
朱蕴山向北方局汇报后，徐冰向朱传达了中央意见，同时还带来了毛泽东给阎锡山的亲笔信，并决定彭雪枫、南汉宸二人为正式代表和阎锡山谈判 。
当月，身体极度虚弱并患有严重肺结核病的邓颖超秘密来到北平。她化名李知凡太太。徐冰、张晓梅夫妇亲自到车站迎接“李太太”。
起初，邓颖超住在徐冰家中，后经邢詹亭安排，到西郊平民疗养院疗养。三个月后，病体康复。为确保路上安全，邓颖超决定从南线返回延安。
徐冰还不放心，特地请美国记者斯诺陪邓颖超离开北平。徐冰与斯诺商量好，请他和邓颖超坐同一列火车去天津。在途中或到天津时日本人如找麻烦（此时京津均已沦陷），请斯诺出面帮忙。
邓颖超平安到达天津后， 又经烟台最后回到了延安。
1937年3月，徐冰结束了白区四年的生活，来到了延安。
4月，他出席中共中央白区工作会议，代表北方局做工作报告。七七事变后，他被派任党报委员会秘书长，同时负责《解放周刊》和《新中华报》的编辑工作。
1939年春，徐冰请毛泽东为中央印刷厂自己建立起来的俱乐部题词，毛泽东欣然题写了“艰苦奋斗”四个字。后来，这四个字也出现在《解放周刊》上。
1939年8月，徐冰来到当时国民党统治中心重庆，参与中共南方局的工作。
1939年冬，董必武指示徐冰领导由延安到重庆的周建南、孙友余等党员骨干，着手筹建“青年科学技术人员协会”。到1941年初，会员发展到200余人。
1942年4月，夏衍由桂林到重庆。周恩来指示夏衍要争取以进步文化人面貌出现，并要徐冰向夏衍系统地介绍国内外情势和南方局的情况。
夏衍在晚年所著的《懒寻旧梦录》中生动地写道：徐冰是个乐观主义者，和廖承志一样地爱开玩笑，所以传达文件之间，也讲了不少战时陪都的“奇闻怪事”，这使我大开眼界。
他告诉我，不能把国民党看作“铁板一块”，也不能用一个尺度去要求民主人士，也就是说，这里的情况既复杂又微妙，要看到这是一种“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局面。
徐冰还曾说：人与人的交往，特别是党外认识党内，靠的就是对具体人的形象来认识的，对共产党也一样。民主人士在对你有好感时，你说话他才愿意听，才能建立友谊，否则，他就只是应酬你，对你打哈哈。
1945年4月，董必武作为中共代表出席联合国大会；7月1日，王若飞离开重庆返回延安。南方局工作由徐冰、张明负责。
从8月14日开始的10天时间内，蒋介石连续三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25日，中央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为代表，赴重庆与国民党进行谈判。
期间，毛泽东、周恩来广泛接触各方面民主人士，参加各种各样 的会议，徐冰、张明进行着马不停蹄的联络组织工作。
1946年1月10日，国共两党签署了《停战协定》后，徐冰以中共顾问身份回到北平，参加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工作，实际主要负责同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联系工作，同时兼顾与北平地下党的联络工作，并组织建立秘密交通网。
1947年9月14日，全国土地会议刚刚结束，徐冰就与张晓梅向罗瑞卿、周恩来提出搞半年土地工作的请求。很快，徐冰夫妇到了山东，先在渤海阳信县的沈庄作土改工作。
1948年5月，徐冰又担任中共潍坊市委书记。
9月24日，济南宣告解放。徐冰被任命为济南市特别军管会城区分会主任、济南特别市副市长，10月3日， 任市委常委。
党中央、华北局对和平解放北平的一系列工作作出布署后，经叶剑英提议，徐冰被调动参加北平的和平谈判与接管工作。
1949年1月1日，北平市人民政府发布成立布告，宣布由叶剑英任市长，徐冰任副市长。
紧张繁重的接管工作，严重损害了徐冰的健康，他病倒了。
1949年4月25日，徐冰从北平市副市长职位上离任养病。7月，中共中央调他到中央统战部任副部长，协助李维汉的工作。
不久，由于李维汉腿部受伤，徐冰一度主持统战部工作。1951年，他还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人事部副部长。
1954年12月，中国人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徐冰当选为秘书长。
长期以来，李维汉主管中央统战部全局工作，徐冰分管民主党派、全国政协工作，这种格局基本上延续到了1964年12月。
在到中央统战部的最初几年，徐冰表现出某些不适应，一是工作方法上仍然习惯于“单枪独马，跑单帮的老一套”，且“不管行政”。
二是在与李维汉的磨合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60年代，徐冰被卷入了中央统战部两次错误批判李维汉的活动中。
1964年12月25日，徐冰被正式任命为中央统战部部长。1965年3月18日，徐冰又当选为全国政协第一常务副主席。
1966年5月29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的第二天，徐冰向“总理并少奇同志”报送了党中央准备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谈会名单。
按照惯例，他准备了两份名单，一份大的，一份小的。他说：“其中有些不在京的，但请他们来参加有好处：如程潜、唐生智、李宗仁、荣毅仁、陈此生、萨空了。”
周恩来很快批示赞成用大名单、请少奇同志主持和报告，并说：“在外地人可去函，来否听便。”
刘少奇也批示“同意用大名单”。在当时，邀请谁出席会在客观上起到保护他们的作用。
1966年8月1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决定》。
徐冰参加了会议并在会上遭到陈伯达、江青与 “中央文革小组”其他成员的突然围攻。
8月12日会议结束当天，中央新主管统战工作的同志就给徐冰送来一张大字报。
8月23日，徐冰约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谈话。这时，红卫兵盲目焚烧古典著作、捣毁文物字画、破坏名胜古迹以及冲击统战工作对象的行动已经开始。
所以，徐冰除了向他们通报“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意义外，重点针对红卫兵的行动，谈了几点意见。
徐冰说：“他们的革命干劲，应该承认是好的。但很难说没有一点过火的。红卫兵的活动，还可能进一步发展，因此，你们思想上也要作进一步的准备。”
8月24日，北京中学红卫兵向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发出“最后通牒”， “勒令”各民主党派自行解散。
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爱国人士、工商业者上层代表人物以及少数民族、宗教、华侨的头面人物，非党高级知识分子被抄家、被揪斗的消息不断传来。
8月30日，徐冰在全国政协礼堂接受中央统战部和全国政协的造反派的批斗。
1966年10月1日，徐冰参加了天安门国庆观礼，这无论是对他还是对统一战线各方面的朋友，都是巨大的安慰。他们以为“中央统战部在，徐冰同志在，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没有变” 。
进入12月后，徐冰的处境越来越艰难。先是康生等人借口30年代所谓 “六十一人叛变案”，指派专人向徐冰调查。
到1967年，统战部的造反派开始追查徐冰的历史，造徐冰的反，说他被捕过就是叛徒，是修正主义、叛徒、老右派。
6月13日，徐冰被卫戍区监护、看押。
1972年3月14日，周恩来得知徐冰的病情恶化，立即批准将他送阜外医院治疗。
当晚10点半钟，原卫生部军管会主任谢华给医院来电话说：“总理指示，徐冰住院后要全力抢救。”
接着总理办公室也来电话：“徐冰的病情要及时报告总理。”
但因徐冰患有多种疾病而且病情严重，又拖了太长的时间，终于抢救无效，于1972年3月18日被迫害致死，终年69岁。
1979年1月14日，叶剑英在一封信中说：“徐冰同志有几十年的历史考验，建议中组部考虑昭雪。”
2月8日，中组部致函中央统战部，请加紧复查处理徐冰案件。
4月16日，中央统战部做出《关于徐冰同志的复查结论》。
《结论》说，原中央专案一办给徐冰定为叛徒是完全错误的，所作的《关于叛徒徐冰的审查结论》应予撤销，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为徐平反昭雪，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党籍，补发生前工资，妥善处理受株连的亲属问题。
7月3日，中央同意中央统战部《关于徐冰同志的复查结论》。
中央对其评价是：“徐冰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新中国统战和政协工作的实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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