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一生25-32•辞职与教书
作者：连传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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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旱
“双抢”结束后，近一个月没下雨。每天骄阳似火，南风猛吹，开始，认为这是下湖割猪草的好天气，队里很多家庭到后湖去大捞了一把，喂一两头猪过冬的干饲料不愁了。
可天气一直很带劲的晴下去，大家才慌了手脚。
曲曲折折的小河，早已干得吃了鱼，门前的大塘，鱼看样子也保不住了，救水稻要紧。
早稻将公余粮一还，剩下的分给社员，只够接晚稻。如果晚稻绝收，社员的肚子就要吊起来了。
说抗早，说白了，就是拿钱抗旱。没钱，不到黄龙教去买水，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休想弄来一滴水。
这几天，队长姜石头，会计彭显波和我这个管钱的出纳，整天从早到晚地跑横店街上买了我们队里红砖的单位，死命地找他们要欠款。
对方推三阻四，石头队长就来硬的，我和显波就来软的。如果对方软硬不吃，就去找公社领导。
几天跑的人焦头烂额，口干舌燥，终于讨回了360元钱，可以在黄龙教买六个小时的水，也就是说，除了将大塘灌满之外，还可以将田里灌一行水。
可在黄龙教买水时，又要排队。石头队长在家中安排人挖沟、堵缺、清理两三年没放水的、被沿途村庄住户毁坏了的黄龙教放水的渠道。
我和显波去黄龙教抽水站站了两天班，还没轮到我们队开票。家中的社员都在怨我俩没用，队长也发了脾气：“再莫跟他们说好话，你怕他的个大鸡巴。他们再不开左港的票，你就睡在他的办公桌上，不让他开票，闹大些，闹出皮绊我再来。”
我和显波第三天去了之后，见换了一个人开票。我认识他，他可能不认识我，是百花大队杨箥箕塆的杨怀民。他是我中学的同学，不是一个班。
我一见是他开票，就礼貌地称：“杨会计，今天来找你的麻烦了，咱们还是老同学，开次后门吧！我们已来站了几天班了。”
杨怀民朝我一望，也笑着说：“你好像是胡德远老师班上的……”他认识人，记不起名字。
我忙说：“对，胡老师班上的连传浩”
“哦，是的，是的，我认识你。”他说这话时，肯定已记起了那次不愉快的往事。
不过，他还是很客气的接着我递给他的烟，解释说：“我是来代办几天的，没权利开后门。买水的先后顺序，是公社领导根据旱情的轻重程度，统一安排的。票已经开了两天的了，今天再不能开票，不然就乱套了。”
杨怀明已把口封死了。田里的秧苗再不能等，社员们的心情也不能等。显波急了：“你这个人办事怎么这么机械。往年，我们来要水，也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左港队是小渠道放水，一小时的水，我们需分三小时放，你们完全可以在分水闸分水给我们，我们六小时的水，做十八个小时放。按往年的规矩，这是黄龙教完全可以办到的事。”
杨怀民也急了：“那我不管，我只管开票，领导叫我今天不开，我如果开了，你们就会拿着票到分水闸去要水，那里已经很多队拿着票闹得不可开交，我再违规地让你们也闹水，高书记的脾气，你们照说也知道，我可不想挨他的熊。”
我也烦了：“你这人怎么不讲道理，你开你的票，分水闸那边，我们自己去解决，不与你相干。”
正在这时，冯书记陪同公社高书记骑自行车来了。
高书记在我们左港队住队，他从车上下来，还是双手掌着龙头，连办公室的门也没进，站在原地说：“小杨，从今天中午12点钟开始，开新春二十个小时的水。现在暂时给新春左港队开三个小时。”
冯书记马上掏出分给新春各小队的二十个小时的数字，杨怀民乖乖地收下了。高书记和冯书记立即掉头骑上车，套往老横店的分水闸去了。
我和显波随后拿着票赶到分水闸，果然这里闹得不可开交。
大渠道内，满渠道的黄水正滚滚地向土庙大队方向流去，那一片的几个大队的书记督在分水闸旁，请求高书记今天不开分水闸，说他们那几个大队又远，地形又高，还要用抽水机提两级，水才能到各生产队。
分水闸这边闸们还没有放水，建国大队的陈书记就和冯书记争起来了……
高书记早已不耐烦，他看了看手表，吼道：“都别吵，我马上还要赶到县里去，这里有王部长全权安排，往土庙去的主渠道的水，一个星期之内不停，但分水闸必须在过一会中午十二点钟，按三分之一小时的流量开闸。新春建国这边，先由新春放十个小时，建国再插进去放五个小时，再新春接着放十小时。”
他一说完，也不管各大队书记是否同意，就骑上自行车走了。
离中午十二点钟开闸分水，再不到两个小时了。显波守在分水闸口，我回队里来叫石头队长通知社员们背着铁锹去守护沿水路的口子。
我和春云副队长被分配去守黄麦阶塆的几个口子，时间已快到十二点钟了，春云说：“浩，你先去一下通往黄麦阶田里的地方，那有个大口子，他们塆的人爱偷水，你先去看一下，别又让他们拔开了，我绕到横店去买盒烟再来。”
我来到这里一看，果然不出所料，口子开了，有两三专车的水往黄麦阶塆里的田里在放。
我立即拿着锹跳下水，可口子附近都是光光的，一点泥巴，一点松土也没有，情急之下，我脱掉自己的个旧长裤子，挽成裤砣子塞进漏洞，漏水是小多了，但还在放。
我慌忙爬起来，切来了一大块草砖，跳下去正准备拉出我的裤子，准备用草砖堵漏，渠道上突然出现了四个拿锹的男将，两个年纪大的，两个和我差不多年轻的人。
其中一个年轻人吼道：“起来，起来，不准堵，搞邪了。”我一见他们四个人，又都拿着锹，虽是“敌强我弱”，但这句话也太霸道了，我就顶过去了一句：“到底是哪个搞邪了？”
这家伙露出了凶相：“你再不起来，老子一锹把你劈在水里。”我虽本能地没啃声，但也没有爬上渠道。
旁边年纪大的一个说：“做黄龙教压了我们那么多好田，你们放水，往我们田里漏一点水，你还要堵上。”
“这是漏的水吗？这明显是被扒开的。”那个野蛮家伙又开口了：“就是扒开的，你又能怎么样呢？”
我不想跟这家伙蛮扯，就抬头望了下四周，正好远远看见春云慌慌张张的朝我这里赶来了。可能是他看见四个背锹的生人，觉得不对劲。
我于是扯起喉咙喊：二老板，快点来，这里有个大漏子。”春云更加快了脚步，刚一走近，还是这位年纪大的先开了口：“哟，是老表，这是你们队里放的水是不？”
春云一见，也笑道：“是老表，近来还好唦？你们这四个人也在放水？”
“不，不，不，我们塆的没有放水。刚才我们几个瞄水转到这里，见这个兄弟在堵漏子，就跟他开玩笑，叫他别太堵死了，让我们沾点光。”
春云也是个高人，忙笑道：“嘿嘿，我们那里欠水欠死了，黄麦阶的水把秧都淹死了，还瞧得起我们这点水。”
我见形势急转，也没向春运提起刚才他们的行蛮，而是不失时机地去切草砖来堵漏。我再次跳下水去筑，春云在上面送草砖，春云的老表比猴子还精，见春云忙不赢，也帮忙切草砖，其余三个人已灰溜溜地走了。
“ 漏子”筑好后，春云的老表客气地说：“已到了吃午饭的时候，走，一起都到我家中去喝两杯。”
春云忙说：“不客气，不客气，天气太热，多一个人多一份麻烦，我们队里安排了生活的。你回去休息，我俩就在这树荫下坐一下，老表你慢走。”
他走后，我才对春云说了刚才的情况，春云说：“那是你会见机，别看黄麦阶这点个小塆子，很有几个拐家伙。我俩就在这里守着，有我在这里，他们再不好意思来的。”
天上万里无云，一天的毒花花的太阳。下午四五点钟的样子，天阴了，又起了风。
春云递这个我一支烟，看了看天说：“天气可能活动了，要下就下大些。”
“那我们的180块钱的水就丢了。”“嘿嘿，唯愿今天买的水都冲到后湖去，那秋季基本上就有保证了。”
说着说着，天好像很听人的话似的，开始掉点子了。头顶上的树枝，开始猛烈地摇晃起来，我感到身上一阵凉意，田里的秧苗开始大起大落的掀起绿浪；不远处的几个藕塘，野森森的荷叶急剧传来了的可怕响声，大雨铺天盖地的来了。
我俩就躲在这棵不大的野扣树下，不一会儿，树叶一阵一阵地将雨水往我们头顶上倒。
瓢泼的大雨，使不远处横店街道的房子，变得模糊起来了。我们坚持站了约十几分钟，就扛不住了。浑身淋透不说，身上开始发冷。
我说：“二老板，怎么办？这大的雨，照说没人来偷水，这样下去会感冒的。”“是不行，我更坚持不住。到黄麦阶塆前人家的屋檐下躲会雨再说。”
我俩就跑到人家屋檐下，密集的雨点借着风力打在头顶上的瓦上发出的声音，使人说话都要提高嗓门；瓦沟里的雨水，如同帷幕挂在眼前；地上的泥浆水冲出一条条水沟。
春云高兴地说：“这大的雨，田里要起二三寸的水了，如果再下一会儿，就是干发裂的田，水也够了。再也不会有人出来偷水了，走，浩，我们回家。”
当我俩高一脚低一脚，从小路走到姜吴塆的时候，见从横店那一路，大鱼、小鱼、耀东、耀芹等人都淋得像落汤鸡一样的回来了。
我们一行人来到大塘的茨口旁，见今天早上还是干得快要吃鱼的大塘的水，已经出了茨口。
天已经黑下来了，雨越下越来劲，我们几个人奋力将茨口堵住后，石头叫我们都到他家去休息一下，并对我说：“浩，你去搞点菜，今晚好好的喝一顿，让大家发发汗。”
我就去串门向人家买菜。可一连问了几户，都说菜地里的菜干死了，就剩点老竹叶菜，这么大的雨，也没去弄回。
我正准备回家换衣服，冯书记打着伞从大塘那边回来问我：“浩，石头呢？”我说“他在家中。”
等我换了衣服，戴着斗笠出来，准备继续去社员家中买菜，石头带着斗笠与冯书记一起走着对我说：“浩，走，一起到大塘去看一下”。
我再次回家的时候，春环跟孩子们在吃晚饭，见我刚换的衣服又是湿透了回来，就说：“出去，出去，去一下子把事做完了再回来，哪有那么多的衣裳换？”
我没吭声，反正也忙热了，没有冷的感觉，就只换了一条短裤，赤膊戴上斗笠，说了一声：“我到队里去喝酒。”就出来了。
来到石头家，他问我买的菜呢，我照直说了。他说：“那是你的事，我不管，反正今晚是要喝一顿的，看你是么样向大家交差？”
石头的嫂嫂张小芝见我很为难，就热心快脚地说：“我家中有几个大南瓜，送给队里喝酒算了。可不可以唦？”
我一听喜出望外：“那好，那好，送可不行，集体怎么能占个人的便宜？”就随小芝嫂来到隔壁她家中。
我也得寸进尺地说：“那就在你家中吵闹了，吃完之后，我再按所用消费给钱，好吗？”
“不要紧，不要紧，莫光谈钱，我家已吃了晚饭，你们放水的男将还都饿着肚子，我来给你们帮忙弄。”
石头的妻子春梅嫂也来帮忙。这好，简单，快捷。我就去喊回家换衣服的几个人来喝酒。
今天老天爷有功，喝“庆雨酒”，喝酒的“群英会”二十多人，挤在小芝嫂家窄窄的堂屋中，除了冯书记，耀东伯和大鱼哥三人是穿的衬衣，其余的人全是赤膊上阵。
一张大八仙桌，十位年长者坐在上面。一张木竹床，十几人围坐在下面。我，显波，还有几个小青年，挤也挤不进去，干脆站在旁边“钓鱼”。
反正也没有什么好菜，就是一桌两满脸盆南瓜。
种了南瓜的户，早被南瓜吃厌了，往桌上挤，图的也就是个热闹：电灯光，照在人额头上亮亮的；撞膀子，挤得人身上汗滑滑的；碰酒碗，大块的南瓜夹在筷子上黄黄的。
冯书记说：“浩带去的买六个钟头的水钱，高书记只同意我们暂放三个钟头，我当时心里还不好想，想不到还得了他，要是都买了，三百六十块钱就都冲到后湖去了。”
我也说：“就是大家说我俩去开票没得用，去了两天一滴水也没搞回，要是再还把一天没得用，这一百八十块钱就不会丢了。”
几个老农说：“不能失那个悔，这场雨，秋季再差不多了。如果干到底，还花几个三百六十元也不中。”
石头说：“不谈那，不谈那，喝酒，喝酒，南瓜不够，再下麺咽酒。今天一定要喝好，喝醉，回去好休息，但不准瞎闹，特别是你们那几个‘钓鱼’的小伙子。”
外面，雨渐渐小了，可屋内，声音渐渐大了。
有的人在喊：“酒呢，还有酒呢？”
有人在互相取笑：“你吃南瓜唦，怎么光喝酒不吃菜呢？”
“我细给你吃还不好？你不晓得我跟你有几深的感情！”
“你要不想吃就等一会儿带一碗回去，给你老婆吃。”
“我细给你带回去，你老婆不是在月里吗？南瓜是发奶的，让你的儿子长得胖胖的。”
“哈哈，他的丈母娘还没有结婚，他的老婆在哪里？”
“你怎么忘了？他的老婆前几天不是一胎生了四个儿子吗？我由他家门前走，他老婆还汪汪的要咬我哩。”
我忍不住笑，一口酒全吐在在恒哥的脚上，他说：“你消不斋起就不消斋，又在糟蹋酒。”
“对不起，对不起，我在笑狗老婆咬人。”
小小的堂屋内，快要掀翻天了。
“酒呢？酒呢？”问酒的人又多了起来，我站在旁边，仅只开头喝了几口，一直在看把戏。
这一下提到酒，矛头又一下全对准了我：“浩，酒呢？”
我一惊：“怎么？那是十斤酒，完了？”
石头说：“你又没算过帐，二十多人，十斤酒，平均不到四两酒，快去拿，快去拿。”
我正要出门，一个炸雷，感觉正打在我眼前。我忙退回来说：“算了，算了，都喝的差不多了，被雷打了划不来。”
耀东伯那大的年纪也来得劲，他指着满桌的空碗说：“心正不怕雷打，我跟你去做伴。”
我也借着酒性反驳：“那是迷信，雷打不管心正不正，才是科学。”满屋又是一笑。
文波舅伯也来了劲：“人家都说你耀东是扒灰老，不正经，你这回想装心正，你趁早莫去，雷就是专打你这样的人。”大家笑得更厉害。
显波见大家都在开自己父亲的玩笑，也觉得连老人都闹着还要酒，可能大家是没喝好，就说：“浩，走，我跟你一起去。”
外面伸手不见五指，借着闪电，我们才跑到冯书记家隔壁的酒房内，我边开锁边问显波：“怎么样？还是灌十斤？”
“那不行，喝出麻烦出来不好，再说很多人不喜欢吃南瓜，光喝酒更容易醉人。”我们又灌了五斤酒，大家见我俩来了，屋里又热闹起来了。
这时，有几个人盛了麺出来咽酒。有人在埋怨石头：“队里应该像打油时一样，上午安排人到横店去买点肉回来就得了。”
石头听了，也理解大家的心情，也没说队里没钱的那些扫兴的话，就说：“如果秋季收到了手，开夜工打谷时，大家再死吃死喝一顿。”
这时石头回去端来了一大头碗咸菜说：“你们不想吃南瓜的人，就用咸菜下酒，怪酒不怪菜。”
换个口味，吃了半天甜的，再咽点咸菜，酒兴又来了。
当我们正喝得忘形的时候，隔壁的焱荣嫂突然进来了：“睡觉的人都被你们吵醒了，喝得几带劲喽，咽的么好菜唦？”
文波伯一见是爱开玩笑占自己便宜的焱容进来了，像老顽童似的高喊：“媳妇呀，九九不在家，你一个人睡不着是不？来，来，来，来陪爹爹喝两杯，喝醉了我再把你背回去。”
焱容马上反击：“你是个鸡巴爹爹，你回去背你的张冬银。”
文波伯更来劲：“对了，对了，这回被媳妇伢说对了，我是鸡巴爹爹，我要说你是鸡巴媳妇，那就错得认不出公母了。”
满屋子的人一阵狂笑，连在旁边招待我们的小芝嫂，这位一向不苟言笑的四十多岁的可怜的寡妇也忍不住笑了。
一顿南瓜咸菜酒，贫穷的物质，贫穷的精神，却磨灭不了贫穷者的快活。
1972年的2月，是我人生旅途中的一个新起点。
在旧年的腊月末，队委会按惯例要筹钱分红让大家过年。石头队长这几天就雷着我和显波抓紧搞年终决算。
长进短出的总账是算出来了，社员进钱户共需四千多元钱，但队里只筹措了二千多元。
于是，又连夜开会，与大家商量分红的办法，求得大家的谅解，进钱户要想进齐是不可能的了。
再说明天就是过小年，钱放在我这里按兵不动，大家筹钱用心急如焚，也不是个办法。
有很多社员还担心，怕钱放在我这里，又被人瞒天过海地拉扯了。
一切都摊了牌之后，队长最后说：“明天就是过小年，明天上午，各户的户主带上章子，到传浩家去领钱。还有一件事，与大家商量一下，就是对超支户的问题。按道理，既然进钱户要进钱，那超支户也要还钱给队里。好在队里超支户不多，几家做了房子的，还有人家害了大病的，明年他们又是进钱户，他们就可以还清了。这里有几户年年超支的老困难户，需要说一下。”
队长的想法，反正要让人过年，钱，队里是没有能力再借他们了，但可以借些谷，总不能进钱户过年吃肉，人家去讨饭吧。队长讲完话后，大家沉默了。
几位老者一见，忙站起来打圆场：“算了，算了，只怪队里太穷了，亏众不亏一，就按石头说的办吧。在会上说的，总比不跟群众商量强多了。”大家也就顺水推舟，散会了。
第二天一早，我还没起床，就有几个人来喊门了。情有可原，再迟一天，横店的年货就贵一天，他们都是要趁早拿钱去赶集。
我说：“你们在家坐一会，我去喊队长、会计一起来发钱。”
我之所以要喊他俩来“督阵”，就是不想在自己家里，在这个年内无日的几天，去跟那些为分红软磨硬泡的人作无谓的争吵。
果然，有他俩在场，也可能是大家要急于去打年货，也可能是今天是过小年，在人家争吵不好，分红很顺利地结束了。
我说：“显波，你将数字用算盘还打一次，我去撒泡尿再来。”
因下着小雨，离厕所又有点远，见前后没人，我就在芙蓉嫂家的侧边撒尿。
撒完转身，突然见脚下有20元钱踩在泥中，我本能的捡起来，拿着进屋对他俩说：“你们看，是谁这么马虎，一下就掉了两张，上面还踩得怕死人的。”
我放在桌上，用帐本子压着。石头说：“莫担心，你怕是几角钱，这人家不来找。＂于是，我们三人继续总帐。
这时，外面传来泼辣、凶狠的叫骂声：“他不承认，我就跟他把这个老命拼了，一把20块钱，你怕是好玩的，他要是黑良心，就莫想过个好年，我这大年纪还去混他的钱，我不怕他不承认……”
显波一听，说：“这是我婶的声音，靠的住是她的钱。”
显高的娘一进屋，就指着我的鼻尖急得跳脚：“浩，你要是黑良心……”
石头再也听不下去了，站起来一吼：“六婆，你怎么问都不问一句，要是被别人捡去了，你哭死了，浩也说不清，钱在这里，你快拿着走，你看这钱被踩成什么样子。”
六婆哑口无言，连个谢谢都没有，掉头逃也似的走了。
她走了，屋内平静了，可我的心里却气得要死。站起来望着他俩算账，自己像突然被雷打痴了一样。
显波一见，忙劝：“浩，莫跟我婶一般见识，她的个丑脾气，看那个不晓得。”
我没理他俩，悄悄的进了房。他俩见无事，以为我在房里找票据什么的。
他俩算完了，叫我出去收理帐具，喊了两声，见无人答应，推开房门，见我睡在铺上。
石头见我还在生闷气，就绕开那事说：“起来，起来，把桌上的东西一收，吃了饭，我们三人去转一天，看还能不能收几个钱回来。”
我一声不吭地站起来，将账本收起来，放在算盘上，木然地说：“你们将算盘一起拿走吧，这回坚决再不干了。”
石头笑起来了：“犯得着吗，为这点小事？”
“这不是小事，我不怪六婆，多年的积怨，这回爆发了，再干下去，必然栽在他手上。”
我说的“多年的积怨”，他俩一下子就听明白了，我指的是显高。
我和显高的“积怨”源于春环：
公社每年正月的一次和“双抢”前的一次三级干部会，是雷打不动的。
春环上任后，第一次从公社开会回来（党员彭显高也参加了这次大会），就按队委会在张家大塆讨论时的安排，来到在棉花地田除草的妇女中布置。
春环说：“本来还得几天才能割谷，公社要求今年要黄一块割一块，割一块办一块，办一块栽一块，才能真正的做到不栽八一秧。等会收了工之后，我们妇女就去把门口的一片已经黄了的谷分一下，四五个妇女做一组，包着割。今天你们只去看一下，自己找人包好田，明天早上再去割。不过，那块最大的个田，谷还是青的，不能割。”
春环说完，就叫大家今天提前一点收工，拿镰刀到田里去割一点，以免有人明天起的太早，把青谷割了。
当刘金菊的女儿桂华和显高的妹妹再到田里去的时候，春环就说：“在家搞么事，怎么才来呢？再没有黄谷田了，就在我们这里一起割吧。”
“你们已经有四个人，再加我们两个，那一人赚得了几分？”
“明天上午割完了，就回家休息，下午就要收草头的，你还怕没得事做？”
“没有田割算了，我俩再去找。”
“再没有黄谷，来，一起割还热闹些。”
“热闹又赚不到分。”两个姑娘头一扭，就一路说着回家了。
第二天早上，当队里的妇女来割谷的时候，见昨天的两个姑娘已经快把那个还有些青的大田快割完了。
几个中年妇女还在笑骂她俩：“两个鬼女伢，只要工分不要命，未必你们一晚上没睡觉。”
天大亮，出早工的男社员见一大田青谷还是割了，就议论纷纷：“只顾要猫的卵子，不要猫的性命。”“只顾抢工分，这个田起码得四五天后才能割。”
队长一见，火爆性子又爆发了，挑着一担空粪桶对着田里所有的割谷的妇女大吼大骂：“说的话像放屁一样，一做时间活就磨命，一做定额就不要命。这青的谷也舍得割了，就是阎王的老子割的也好，看老子怎么收拾你，到分谷时，扣你这裱子养的弯弯筋。”
石头骂的时候，在一起挑粪的显高，一直没有做声。他是党员，以往遇到损公利己的情况，非出来大声地直言几可不可。这次他的沉默，大家也知道是她的妹妹和桂华割的。
这一天，他很少说话，深知自己的妹妹错了，因为他也去参加了六七天的公社三级干部会。
显高平时有事无事总要来我家玩玩，可自石头骂谷之后，他由我们家门前过，头都扭到一边去了。
我凭感觉：他可能对春环也有意见了，是不是认为春环当了阎王面前的挑事鬼呢？当然，这也只不过是放在心里的事，表面上，谁也没有指责谁。
显高的二妹妹姜小友，那在队里是出了名的，大家都认为她的嘴巴比她妈还厉害，就干脆送她一个外号叫“妇女队长”。
一次，稻场被水淹了，就将湿谷运到学校的大操场上去晒，为了撮谷与背谷，两个“妇女队长”争吵得不可开交。
她妈一听，一直由家中点着春环的名字骂出来，站在河对岸指手划脚的骂，总的意思是：轻松一点的事，为什么只准你做而不愿别人做。
春环开始认为是这么样的个假关系，从年龄上她也确实是长辈，就忍着脾气解释，可一旦见她不打算收场，骂得不堪入耳时，就对骂起来了。
小友一见春环“犯上”，要和春环打架被人扯开了。小友的姐姐和妹妹也向着小友，显高的妻子王金莲是个老实人，完全不理这事。
六伯一见，忍着气吼了一句：“都吃饱了。”就和我们一起挑着谷去学校了。
队里修黄龙教，考虑到显高是个党员，就叫他在工地负责。
这天，春环因去看望与自己相依为命的祖母回来了，回到家，见只上午十点钟左右，队里的男将和年轻妇女全部到黄龙教水利工地去了。队里的中年妇女，正在稻场上捆把子，准备送往黄龙教。
春环本来也在做黄龙教，与其现在空手去，不如也带一担把子去。于是，就拿着绳子扁担，也到稻场上和她们捆了一担把子，挑到了黄龙教工地。
送把子的中年妇女在工地食堂吃了午饭才回队，春环也在工地吃了午饭后，就和大家一起上了工地。
到了下午记工时，春环就问记工员：“我今天上午到吃中饭才来，按惯例，队里送把子来的人，都是记半天的工，还要在工地吃一餐饭。我今天上午也带一担把子来了，下午在工地出工，是不是应按记我一天的工？”
记工员说：“那还用问吗？那怎么能扣你半天的工呢？如果你是空手来的，那就只能记半天的工。”
当时，冯书记，队长和所有的社员都在场，不少的人都说那应该记一天的工。石头还在说：“女将的话总多一些，问些废话。”
可这时，显高不愿意了，站出来反对。
他的理由是：“如果今天没有安排送把子，你不是要空手来吗？是哪一个安排你送把子来的，你就去找哪个要时间，是你自己挑把子来的，你就找你自己要时间。”
如果不是有成见，显高不会说这样死抬杠的话。
这次为记半天工而面对面的争吵，算是显高和春环在公开场合第一次矛盾的激化，也是最后一次。
一想到近几年春环和显高形成的僵局，我就难以入睡。
我总是尽力迴避，一次也没与显高发生过正面冲突，也从没有一次助过春环的“威”，在家中也总是劝春环别与人结怨，更不能与像显高这样的“自己人”结怨，春环也能听我的，就是脾气发了忍不住。
重提完了这些往事，我沉痛地对石头和显波说：“你们刚才都听见了，自己掉了钱还从家里骂到我家，这是偶然的一时冲动吗？
他家进三百多块钱，是队里的头号进钱户。这么大一笔钱，显高又是上了册的户主，他为什么不来领？而叫他老娘来。
看来，他是彻底不进我家门。如果不是一个心里恨到了极点的人，他会不来吗？将心比心，进这么一大堆钱的高兴事，都化解不了他的怨恨，是他一定觉得自己受了很大的委屈。
几次矛盾的发生，总是让他下不来。说起是个党员，自从在大队里养蜂回队这几年，队里一点实权都没给他，好像不存在他这个人似的。
他家那么多劳力，按分配也应该分一点权力给他呀。而我，夫妻两个都在队委会，成天神气十足的，我要是他彭显高，心里也不舒服。
我不干了，就可以空出这个所谓的位子，他能接着干，更好；如果他不是为了争位子，不干，他心里也肯定舒服多了……”
沉默了一会，显波说：“你怕哪个想干。说起来显高和我是嫡亲的叔伯兄弟，他小我七八岁，还不是和我争起来了就老子前老子后，你把他有么法呢？”
石头问我：“浩你真的不干？”
我说：“这回不是我求你们放我一条生路，而是不论谁出来带和，我是坚决不干了，自己吐的涎，是不会自己添起来的。”
石头说：“你刚才的一些话，比忆苦思甜诉的苦还多一些。好，账本子还是暂时在你这里放到过年再说，因为在没人接手之前，你这个账千万不能给任何人，这个利害关系你比我清楚。至于你干不干，我也没有谱，明天再通知你。好了，再不谈这些伤脑筋的事，横店去玩，一起走吧。”
我说：“我要将移交手续梳理一下，明天再去，你俩先去吧。”
下午，石头、显波和冯书记到我家中来了。一坐下，冯书记就说：“这回又不干了？”一个“又”子，说得我有点难为情。
由于家庭太困难，这几年，一见别人被队里派出去搞副业赚补助，我也闹着要去，队委会没法，只好让我拍屁股走路。外面做完了，回队后，队委会又劝我搞。
我笑着说：“冯书记，你莫说‘又’。如果我再抢队委会的权，我就围着左港队爬三个圈。”
冯书记也笑了：“那好，那好，叫春环回来搞几个菜，今晚在你这里搞几杯。”
我说：“怎么，丢神棍也要开后门，她上横店去了，酒那跑不了的。”
冯书记又问：“队里的事你丢了，那我再叫你去干一件事，你干不干呢？”
“什么事？”“不管什么事，你干不干？”
“那不说清楚不行，抢班夺权的事我不干。”
“这件事谈不上抢班夺权，到大队里去。”
“到大队里去，又不是抢班夺权，那就是写标语？搞宣传？”
“到大队学校里去。”“去做老师们的饭？”
“不，去当民办老师！”我心里一惊，以为听错了：“什么？”
“去大队小学当民办老师！”这回我听清楚了，心里一阵狂跳。
这是我意想不到的一件美差。我总是晚上以借报纸看的名义到小学里去玩，因为小学里的校长、主任，这几年都换成了民办教师，连同老师们一起，都是本大队蛮熟的的年轻人，再加上校长王金汉也是我九年的老同学。
说实话，我羡慕的不是他们那个职业的有意义，也不是职业的轻松，因为自己干农活有的是力气。而是羡慕他们每月有六块钱的补助，学校里还有一片地种菜种小麦。
这六块钱完全可以一分钱都不用，拿回来买油盐。一年六七十块钱，相当于一年喂一头猪的纯收入。
我不能做出那个求之不得的样子，按捺住心中的喜悦，问：“大队里的党员团员那么多，为么事要我去呢？合格吗？”
冯书记说：“不能自卑。这几年派往学校的民办老师，想办法，找路子，不是去当了工人，就是钻进了公办教师队伍，调走了。搞得学校一年不如一年。就是要你这样年纪大一点，老婆伢拖着走不了的，才能稳定，一进学校就想跳龙门，还有个鬼的心思教学生。这次大队安排进去的人，大队支部一致同意你进去，其他几个还争论了半天。”
“哦，大队支部还开会研究了的，那为什么不当时通知我呢？”
“我看见队委会都不同意你走，我打算在这年内几天做一下他们的工作，过了年开学再通知你。
上午，石头和我在去横店的路上，谈了半天你的情况，最后说，算了，放他走算了，他说得可怜死了的，学校里也得几个硬轴老师。是石头松了口，我现在才能告诉。
不然，你又没犯财经错误，在队委会干得好好的，突然调你去学校，还怕你怀疑是变相拆你的职。说了半天，你到底愿不愿干，还没有表态呀，”
我忙说：“谢谢你们的好意，那我就到学校里去试一下吧，干不好我自己会回的。”
冯书记毛了：“你这个人，还没去就说回，不能老是甩神棍，要专一。我看你能教好书，就是教不好也要学着教，不能说回。”
我忙赔不是：“那好，那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喝酒，春环再快回来的，我随便搞两个菜，等她回来了再边喝边炒。”
冯书记连忙起了身：“谈喝酒是开玩笑的，只要你同意了去学校，比喝酒强多了，再说教书也不是个么好事，小伢们磨死人的，你一定要干好，不能三心二意。至于工分，大队不会亏待你们民办教师的。”边说，他们三人边往外走。
再过两天，就是除夕了。我想，到明年正月开学，还有十几天的时间，会不会夜长梦多。
联想自己嫡亲的舅舅，手中有权，求他当兵也是白求。这回当民办教师，真有那么顺利吗？
我在床上睡不着，半夜就爬起来，写了一封致冯书记和大队干部的公开信。
其内容是写：因目前家庭困难，无能力接大家来我住的个“猪圈”喝两杯，只能用自己拼命工作的实干来答谢领导的知遇之恩，并谈了一下对左港小学现状的分析和自己今后的打算。
第二天，我就将这封信交给了冯书记。我心想，一纸空文虽抵不上一桌酒席，总可以加深他们的印象。
过年那几天，我心里总是忐忑不安。当年冯书记说叫我去公社当放映员，不是没几天又吹了吗？
正月初八吃了早饭，听说队里今天要开工。过年后的开工也就是混混时间，我就在家中磨铁锹，这时，门口一阵笑声：“传浩，恭喜恭喜！年过愉快！”
我抬头一见，是学校里的几位民办教师。我忙放下铁锹，站起来打着躬说：“彼此一样！彼此一样！什么风把你们这些文人吹到我家来了。”
校长王金汉哈哈大笑：“你真沉得住气！冯书记说他旧年就通知了你的。不会俏皮吧。这个磨脾气的事总是要人干的呀，走吧，大家都来了。”
春环忙着给大家倒茶喝，没有玻璃盏子，只好用碗化糖茶。王金汉，黄光喜，文志炎，徐延兵笑着端着大碗茶，站着边喝边说笑话。
我叫他们坐一下，王金汉说：“不能坐，不能坐，时间不早了。今天学校有一个重要的会，听说是上级的重要文件，冯书记也在学校，看你传浩有几大的架子，都在等你。”
我忙说：“那就改天再来玩好了。”
说着，就与他们四位一起出了门，向左港小学走去。
出门碰到去出工的人，都说：“你再好了啦，去当老师，你再强哩。”
我说：“还不是吃饭做事。你们慢些忙，我今后星期天，还是要回队里出工的。”
说老实话，1972年2月，我成为一名民办教师，真正应该感谢彭显高，也应该感谢他的母亲。
这使我逃避了小队里几乎每天都要发生的各种矛盾，让我投入到一个新的环境，去重朔自己。
从1961年初中毕业，到1972年当民办教师，整整十年的务农生活结束了，迎来的将是一个全新的未知数。
正月初八的教师到校会上，冯书记只简单的下了一个通知。
他说：“根据中央文件精神，今天下午大队有一个重要会议。只大队支部的全体同志和全体民办教师参加，下午一点半准时开会，去晚了一分钟的人，不但不能进会场，而且还要受处分，你们老师要每人都带好做大会记录的东西。这个会散了之后，大家晚饭都不能回家去吃，要立即分散，同各小队支部的同志一起，下到生产队里，去向社员们做宣传。我就谈这件事，至于学校今年的开学工作，就由王金汉和黄光喜给大家安排，我走了。”
冯书记一走，大家就纷纷议论开了。什么会，这么严肃？这可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开会纪律呀，比部队的要求还要严格一些。
我在心里也琢磨：怎么将我们这些民办教师提到了与大队支部的成员平起平坐的地位？而且还是中央文件的精神？以前，凡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最高最新指示，也是公开地甚至敲锣打鼓地庆祝，全民性的学习的呀。这一回，怎么这么神秘兮兮的呢？
议论了一阵，王金汉说：“老师们，首先，我代表左港小学向新来的左祖奇，连传浩，张正茂，吴世玉，王巧珍，五位新老师表示欢迎！”
接着，王金汉校长就向老民办教师一一介绍了我们这几个新手的基本情况。
我深感自己落伍了，年龄已到了28岁，而且还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可他们这四个，都还是小青年。吴四玉和王巧珍，都是旧年年底在左港中学毕业的1971届中学生。（文化大革命将传统的7月份的学年终，改为年底的学年终，即新年初新生报名，年底升级或毕业）
横店高中招收新生，不是凭升学考试，而是凭学校推荐。吴四玉和王巧珍，都没有被推荐上。
吴四玉的父亲，是土改时的老“财粮”（会计），也是在大队里有名气的人，吴财粮的大女婿，是大队的副书记左正喜，二女婿也是大队干部。凭着这一“硬件”，吴世玉被选派到学校来了。
王巧珍可恰恰相反，一个双目失明的寡妇老娘，一间歪了的泥巴屋。王巧珍初中一毕业，就要到队里出工，因为自己已到了出工的年龄，何况没被推荐上高中，就是推荐上了，孤女寡母吃五保的资格就再没了。饭都吃不成，还谈读什么高中。
经王园队的队长多次请求，大队支部就以同情照顾的形式，将王巧珍派来当民办教师。
张正茂是在三线铁路建设开山洞中的模范，他们这些有功之臣，有的钻进了公社的企业，有的还招工去当了的工人，张正茂没有门路，他当队长的大哥，就只好求大队将他派到学校里来了。
左祖奇是我们五人中唯一的一名共产党员，他原是大队的民兵副连长，因哥嫂、侄子多，自己一个单身青年，完全没有安身之地，晚上还是和两个侄儿挤在一个铺上。没法，他就要求以校为家，连人带行李锅灶一起搬到学校里来了。
相比他们四人，我有一种无形的压力。
如果跟在校的老民办教师比，我的压力更大。黄光喜，王金汉是1963年就进来了的老民办，他俩现在已是主任、校长。
文志炎是老三届的县一中毕业的高中生，不说是教小学，就是教初中，他除了英语外，科科都能教。左港中学曾多次要文志炎去教中学，大队不放人。
总之，他们都比我有优势。冯书记派我来当民办教师时，内心的那种自我高兴的心情，一下子消失了。
我清醒地认识到，28年来，自己走的路太坎坷了。未成家时，如果在这个坎坷的路上跌倒了，会拖累自己的父母、弟妹。现已成家，如果在这个新的征途上落伍或跌倒，会拖累自己的妻子，儿子。
这不比在队里出工，只图赚公分，如果要在学校里干好了，说不定将来还有点指望。仅就我知道的而言，当年和我一样，教夜校的刘金元，冯明正，后来他俩又在大教耕读中学当民办教师，再后来，他俩都被学校和当地领导推荐，转正为公办教师，现都在重一中学教书。
陈文会在1966年也是大教大队的毛主席著作学习的辅导员，我俩常在会上见面，“四清”运动一结束，他就当了他大队的民办教师，三年后，他也转了正，现在我们大队的左港中学教书。
看到这些人的前途，我仿佛觉得自己也有前途。于是暗下决心，一定要冲上去，一定要比他们这些老民办教师干得更好，一定要在我们一起进来的这五人中脱颖而出！
何况大队说工分要比队里出工的同等劳力高，一个月还有六块钱的补助。哪怕学校工作再麻烦，也比我已往干的那些拼命的活轻松多了吧。
决心一下，我就决定从今天下午参加的大队会议上做起，认真做好笔记，认真下去宣传。
王金汉介绍完了情况后，由黄光喜安排我们的工作：连老师带六年级的语文兼班主任，张老师带五年级的语文兼班主任，吴老师在一（一）班包班，王老师在一（二）班包班，左老师带全校的体育并协助学校的工作。
当金汉宣布散会的时候，新来的几个老师都争着接大家到家中去吃个便饭，王金汉笑着直摆手：“免了，免了。即使没有下午的重要会议也免了，今后一律不准这样，大队多次在会上强调了这件事。吃餐饭也饱不了一天，可对人家是一个不小的负担。如果不是大队有规定，你们今天应该都在我这里吃饭。”
金汉说这话，除了他是校长，理应做东外，再一个原因可能觉得自己是住在学校，妻子张家金也是民办教师，连同两个女儿，占了学校一大间房子。
大家一听，也说：“好，免了，免了。”你家小火小炉子，这么多人，连炉子吃了也不够。”说笑声中，大家走出校门，向四周的塆子散去。
文志炎老师回文排塆，要从我家门口走。我说：“到我家吃饭吧，年也过了，没什么菜。”
志炎说：“不客气。现在还只十点多钟，我老婆病了，一大家人还等我回去做饭。”
他边走边对我说：“黄光喜和王金汉一直言和意不和，你千万莫淌他们的那个浑水。”
我说：“谢谢你的关心。我就是怕陷入别人争名夺利的圈子。”
我俩路过冯书记家的侧边，见他已经清扫干净了猪圈，拿着一把大竹扫帚站着在抽烟。
文志炎以前在大队当了会计的。冯书记知道我不抽烟，就递给志炎一支，志炎谢绝了。
我见吃午饭还早，就笑着问冯书记：“从来没见过那么严肃的会，是么内容？”
冯书记马上收敛了笑容：“这你就别问了。这个精神，去年冬月，我在县里参加三级干部会就传达了。那次大会，大教的陈书记只迟到了五分钟，就不让他进去，被当兵的军管拒绝在县委大院外，并没收了他的开会通知，让他还是背着行李回家了。那次大会，共开了七天。散会时，县革委会的军管首长宣布：谁泄露了这次会议内容，一经查实，立即开除党籍。你说我今天能对你俩说吗？这也是我第一次这么长的时间为国家保密，憋在心里很难受的。再说了，今天晚上就成了公开的秘密了。快回家吃饭，早点来，千万莫迟到。”
离开冯书记，我俩的心里都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
下午不到一点钟，我们都在学校到齐了。王金汉就问我们带了笔没有，然后发给每人半刀材料纸。
来到大队办公室，见支部的一些委员也都来了。这样联合式的会议，大队还是第一次。
还不到一点半，冯书记领着公社王部长，后面跟着两个军人进了办公室。
到了一点半，一个军人就出去站到门口去了，另一个军人问：＂哪些同志是记录员，请围着桌子坐，其他的大队支部委员，请让到没有桌子地方坐下。”
一次神秘的会议，就在大家摸不着头脑的情况下开始了。
首先，是那位军人宣布了开会纪律：不准抽烟，不准议论，记录人员要认真记录，重点地方，自会读慢或重复一次。记不赢的同志，不准中途插问。
接着，由公社武装部的王龙胜部长宣读文件。
当我记录到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乘飞机摔死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温德尔汗这一情节时，心里本能的一惊，再看大家，也都是非常吃惊又不敢出声的表情，这么大的事，难怪冯书记会前守口如瓶。
为了照顾记录速度，文件一直读了半天。读完后，军人又按照文件要求，重点提示了几条，要大家到小队的群众会上去落实。
最后，冯书记要求一个支委带一个老师，现在就去下队落实。
当夜，我和大队妇联主任文金枝一起，被分配到燕北队宣传，因为文主任是燕北塆的人。
来到她家，她叫我坐一下，就去喊来了队长张方富，她也是很严肃的对队长说：“你去各户通知社员，叫他们快点吃了夜饭来我家开会，从学生到老人都来，就只说听有关林彪的文件，不来的都要受处分。”
队长走后，文主任就叫她的大女儿将锅里的饭盛起来，将锅洗干净，她自己忙着拿刀在堂屋中来割腊肉，到房里去拿鸡蛋。
我猜她是在为我张罗，忙说：“那不有菜吗？你在家中还要享受一点特权。”
“那怎么像样子呢？不是这大的事，接你也接不到呀。”
“不行，不行，要么你弄给你自己吃。”
“你是神仙，可以不吃饭？”
“马上大家就要来了，我可不好意思。”
我边说边去阻止她，文主任笑着说：“你是抚了两个伢的人，还怕丑？那教个苕的书？大家现在正在吃饭，一时半会到不齐的，就是人来了，我在堂屋里陪你一起吃，哪个人不吃饭呢？要是王部长在我家来了，他还要叫玉华爹陪他喝酒哩。”
我无言以对。过一会儿，队长和几个男社员进来了。一进门，小我两岁的张树生就问：“传浩，林彪么样呀？”
见他又看到了我碗里堆满了的腊肉和鸡蛋，我忙说：“不好意思……”
树生笑了：“什么不好意思？林彪上任了，他接毛主席的班不好意思？”
“我不好意思，我跑到你们队来吵闹文主任不好意思。”
文主任端碗麺条从厨房里出来就说：“树生，先莫问，等一下要开会说的，你再一问，问得我也不好意思，一点粗麺。”
树生忙说：“那就莫讲礼，快吃，快吃，再问多了我也不好意思了。”
吃完后，文主任的女儿张玉华接过我的碗，文主任说：“没吃饱吧，散了会，我再叫玉华的爹，陪你喝两杯萝卜白菜酒。”
“吃饱了，吃饱了，再吃，把人胀苕了，过一会文件还读不出来。”
说笑中，人也差不多到齐了，队长拿来了一包新华的香烟，死活要塞在我的口袋里，我只好接过来，再放在桌子上。
我不能当着大队支委的面犯规，因为这次大队的会上强调，不准抽烟。队长一查人数，张正运还没来，他就又去喊正运了。
我见很多人在抽烟，为此我就请教文主任，她说：“照说可以，大队里又不同，小队里又不同，过一回，听上了劲，就没人抽烟的。”
我说等正运来了再开会，以免他背个迟到的名，不一会，正运来了，他与我同年同学又同桌，因此，说话也很随便。
正运一见我就讽刺起来：“听说你当了老师。吃烟的级别未免也太提高了吧？社员吃鸡，队长吃球，（鸡：大公鸡牌香烟，一角6分钱一包，球：圆球牌香烟，2角钱一包）你这一下子就是新华的烟，属干部级别的，见了老同学都舍不得来一支。”
这一下提醒了我，搞得我非常尴尬，忙站起来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不抽烟。只顾与大家谈笑，将这普通的礼节也忘了，这是队长私人的破费，来，首先接交老同学一支。”
正运笑着客气地要队长先接。好在燕北塆是很小的一个生产队，一包香烟发下去给抽烟的人，还多几支。
正运又笑起来：“你再是老师，礼节是差劲。这位打汉腔的又白又胖的老太婆，是有名的退休老师张达的老爱人，是你们的校长王金汉的丈母娘，她抽烟难道你不知道吗？”
这位老太婆站起来要去打正运：“你这个鬼兄弟，总是在人多的地方开老嫂子的玩笑。”
我又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就向她老人家递过去了一支。
队长说：“文主任，再都到齐了，开会吧。”好，那就开吧。”
文主任首先强调了开会的纪律，不过没有像军人在大队里联席会上要求的那么严，嘱咐抱小孩的妇女不要让孩子哭。
最后她说：“现在，由左港小学的连老师向大家传达文件。”
唉，想不到我进校第一天，登上的不是讲台，而是在生产队里传达文件。
第一次听大队干部在群众中喊我老师，我显得很不习惯，忙声明：“我还不是老师，还是像刚才几位那样，喊我传浩好了。好，现在开始读文件。”
当我读到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摔死的时候，会场秩序乱了，叽叽喳喳的声音让我无法读下去。
于是，我就停下来不读，让大家去议论。大家见我没有读文件，而是在听他们的议论，就慢慢的安静下来了。
转抄的中央文件个把多小时就读完了，接下来的议论就热闹了。王金汉的岳母还将我转抄的材料要过去，戴上老花眼镜，仔细地看起来了。我和吴金枝主任也投入了大家的议论之中。
“这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这句真正地揭开了林彪的真面目。”“那今后再培养谁当接班人呢？再如何识别谁是真正的接班人呢？”“真是人心不足蛇吞象啊。”“飞机到底是怎么摔下来？”……
按照在大队里安排的程序，下面该有文主任谈开展大批判，批判大阴谋家、大野心家林彪的事。
文金枝说：“按上级的安排，要在全国自下而上地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社员群众要积极地在会上发言批判林彪。大队干部还要写批判稿，办批判专栏，学校的师生更要积极带头搞好大批判。”
说到这里，文主任就停下了，她叫我接着说，要从哪些方面批判林彪。本来，下面的发动群众的工作，全该文主任来做，她推在我身上，我和在坐的社员都清楚。
原因是她不识字，文件中那么多林彪的反党言论，她又怕说错了。这也是个极端严肃的大是大非的政治问题。
我也怕犯错误，就从校长的岳母手中要过转抄材料，照本宣科地讲了几条，例如：林彪的“克己复礼”，他为什么要“克己”？“复礼”是复的什么礼？林彪说，发现天才的人是最大的天才的野心是什么？……
反正我是要求大家在会上，只能根据文件中提到的去批判林彪，不能瞎编。
最后，由文主任跟大家强调：第一，从今晚散会回去，就要将家中林彪的画像，林彪的题字，凡是跟林彪有关的，统统由墙上摘下来，或由书刊中清除出来，最好是交给大队集中处理，不能随地乱丢，因为有很多画像上是林彪和毛主席的合影。
第二，从明天起，不管是小队，大队还是公社开批判林彪的大会，叫谁去，谁就得积极参加，安排谁发言，谁就得准备好批判林彪的发言材料。
文主任讲完后，就宣布散会。一出门，社员们又叽叽喳喳地议论开了。
当我吵闹了文主任家也要告辞时，文主任的丈夫张家先硬是要我在他家宵夜，喝点酒暖暖身子。
我忙赔笑：“不是时候，不是时候，看来，明天还有任务，都该休息了。以后有机会，再到我的个破屋中，去喝点萝卜白菜酒。”
“不客气，那你连老师就慢走了。”
回到家中，春环还在纺线，她一打开门就说：“你怎么宣传到现在才回呢？文志炎老师和冯书记在我队宣传，半天就散了会的。你办事总啰嗦些。”
“时间还早，那个过程总要走完吧。”
这晚，我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
从今天起，我是一名民办老师了。校长来请，大队开会，下队宣传，有人喊连老师，再不会夜长梦多了吧。
怎么这么巧，一进学校，还没走上讲台见到学生，就碰上宣传有关林彪913事件的文件。今天燕北队的干群对我的印象还不错，今后再如何用崭新的姿态对待学生……想着，想着，鸡叫了。
进校第一天，就忙到半夜。
正月初九。早上一到学校，除了住校的王金汉之外，就是我一人来了。
王金汉刚起床，在生炉子，两个女儿还睡在床上，没有看见他的妻子张家金。
王金汉阴着个脸说：“传浩，你明看着这是个破鼓，非要往里钻。民办教师的日子不好过哇。”我听了，是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
随后，文志炎老师也来了，见王金汉叹着气和我说话，志炎就说：“金汉，莫呕气，今天我们一起去，将你老婆接回。”
“我这回再不去接了，看她有几大的个本事。”说着，就将钥匙给我，叫我把办公室门打开，他下一点麺给两个孩子吃了马上就过来的。
我和志炎来到办公室，他悄悄地告诉我，旧年放寒假前，金汉他夫妻二人就吵了架的，听说快过年又吵了一架，张家金就丢下两个孩子回娘家过年去了。
初二里金汉去拜年，接家金回，她不但不回，反而和她娘串通一气，把王金汉骂得带着一双女儿回学校来了。
我问为么事，志炎说还不是日子难得过，两人的脾气又都不好。谈着，谈着，大家都陆续到校了。
黄光喜说：“金汉，我今天早上在横店街上遇到教育组的吴会计，他说今天在公社电影院开大会，叫全体老师都去。”
金汉说：“要是有学生来报名，学校里没人怎么行？我留在家中，你带老师们去吧。”
在去横店的路上，王金汉的家事就成了大家的话题。几个老民办教师说，王金汉的今天可能就是我们的明天。
我问黄光喜，这话是什么意思？光喜说：“你总在学校里玩，你不知道，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每月那六块钱的津贴，队里没有按同等劳力给我们工分，谷就分少了，日子当然不好过。你和金汉只两个孩子。像我和志炎，四个孩子，嘴都糊不住，你说今后怎么呆得下去？”
我又问：“冯书记不是说按同等劳力靠工分的吗？”
“那是大队说得好，小队不执行，社员眼鼓气胀，你说是么样办？你越到大队去反应，队里越少分给你口粮。”
我沉默了。看来，要搞好教学工作，赢得学生、，家长和干部的口碑，还得在舍己亏己方面有思想准备。
来到电影院不多时，大会便开始了。
没有领导和主持人的开场白，只是一名年龄与我相仿的教师走上讲台发言，听了他的发言题目，才知道是开的批判林彪的大会。
台上台下的老师，我几乎都不认识。我悄悄对坐在身边的文志炎说：“这人有口才，开场白说得流畅，激昂。”
志炎说：“他叫吕先鹏，是十一中的政治老师，是铁嘴校长闵克华培养的接班人。”其后的发言，会场不时响起掌声，我就仔细品味他的句式。
志炎又说：“人比人，气死人，我30岁，他28岁，我在县一中读高三，他读高一，那时他常常在学生大会上讲话。全校都认识吕先鹏，如今，他不知比我强多少倍。”
是啊！如此说来，吕新鹏和我同龄，我还是一个新进来一两天的民办教师，可人家恐怕早就是公办教师了，而且是能代表学校上台讲话的教师，还是公社首府学校培养的接班人。
唉，我们这些严格地说都是农村社员，怎么能和他们比啊！
接下来，是一个更年轻，瘦瘦的老师上台发言，我一看，是他，这不是三八吗？
旁边的黄光喜说：＂你认识他？他不叫三八，叫严美书，十一中高中部的公办教师。”
我脸一热：“他和我是隔着一点的姨老表，小我好几岁，还是多年前他在小队当会计时，我为队里换菜籽油，去过一次他家。小时候我们常在一起，想不到他也成了公办教师。”
“他是民师推荐去读黄陂师范转正的。”
接下来严美书的发言，大概也是想在大会上展示一下自己，他没有带发言稿，也没有像吕先鹏那样坐着讲，而是站着即席演讲。
由于我跟他沾亲带故，不禁暗暗为他担心，这么严肃的批判林彪大会，万一讲错了一句怎么办？
可他不负众望，语气也是慷慨激昂，义愤填膺。至于他的演讲的语言特色，我一点都不关注，我关注的是他讲的实际内容。
因为语言特色的好坏，只能说你是不是个才子，而内容的好坏，就被上升为你是不是一个革命派了。
幸好，严美书没出错，而且好几处用的毛主席语录也非常恰当，更没错掉一个字。
是呀，严美书也是几岁丧父，母亲好不容易将他和其姐望梅拉扯大，如今，成了十一中的骨干教师。
当严美书讲完了，会场上突然爆发了一阵热烈的掌声。接着，又有几位老师上台发言，发言的都是十一中的老师。
最后，公社分管文教卫生的文志坤同志作总结：“在昨天才学习文件、很多人还无法接受这个事实的时候，教育战线率先垂范，为我们公社各单位，各大队带了一个好头，最先打响了批判林彪的第一炮。……”
散会后在回校的路上，黄光喜说：“这本来是该金汉安排的事，我并不想夺哪个的权。他没来，我就按会议布置了，吃了午饭后，大家早一点到校，写批判稿。”
下午到校后，黄光喜向金汉讲了会议上教育组的安排，王金汉就拿出一刀材料纸，一人发了几张，还是那个愁眉苦脸的样子。
接着，大家都拿出自己开会时记录的文件转抄，摘录中间的内容，写到自己的批判稿上，这也只是搬字过纸。
我见老师们都很慎重，不愿抛开文件谈自己的看法。我想这也是文件中讲到，要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批判林彪要和党中央保持一致，自己怎么能随便标新立异呢？
但我觉得，既然是“深揭狠批”，就不能写得千人一面，既是要贴在办公室的，总得有点个性，有点吸引力才好。
老师们有的写了一张材料纸，再写第二张，我还在看文件苦苦思考。再不动笔，今天下午要贴入批判难，总不能剩我一人明天再贴吧？
万般无奈，算了，也不搞个什么哗众取宠，就按燕北塆的文盲老人议论的“林彪是个偷天卖日的家伙。”我就写了“偷天卖日能骗谁？”这个题目，也只写了一张材料纸。
想不到在张贴的时候，老师们非要把我的批判稿贴在第一排的第一名。接着，金汉又在最上面用毛笔书写了“批判林彪专栏”。
他到底不愧是多教了我十年书，六个颜体字写得挺醒目的。
有的老师就建议用一个小红纸条写上老师的名字，整齐地贴在各人的批判稿上面。金汉将毛笔给我，叫我写。
“那哪行，我刚进学校，毛笔字写得太难看了。”
“莫谦虚，你家门上的对联，‘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是你写的吧，就像那样写。”
黄光喜也说：“叫你写就写，学校的事，靠的是老师们都动手，你们是学校里的新鲜血液，怎么刚一进来，做事就怕吃亏呢？”
我知道黄光喜在用激将法，就只好勉为其难了。几个女老师在旁边笑着说：“连老师是当秘书的料，老师的名字嘛，写得认得就行了，还要那么一笔一划慢慢的写得几过细哟。”
志炎老师忙笑她们：“这你们就不懂了，这是隶体字，不容易写快。”
写完了十几个老师的名字，我见学历最高的文志炎认出了是隶体字，兴趣也来了。心想，不管写得好坏，总算被明眼人认出还有一种体，否则，就白白的在家中偷着写了几年的。
我问金汉是否可以在两边加一副对联，一直为家事不爽的金汉见我写的纸条，又见我也在出点子，就脸露微笑的说：“那怕好了，那就就你的手。”
我略一沉思，写了一副对联：“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老师们都说，毛主席的这一句诗，被你用在这里，真恰当。
我忙摆手：“别挖苦我了。”
王金汉这时笑得更开朗了：“传浩，老同学之间还要留一手，你说你不会写字的呢？”
我就趁机话题一转：“老师们，放学还早，我们一起去接校长的爱人回，好不好？”
“那当然好，连老师的这个点子提得好。”
可金汉不愿意去，左祖奇说：“我们这些冇得老婆的人，想要个老婆。你有老婆，却守着干鱼吃白饭。去，去，去，他不去我们去。”
四玉，巧珍都是金汉的学生，巧珍与金汉也是一塆。她俩都说：“王老师，作你的两个伢看，孩子没有妈，就像浮莲草一样。”
我说：“你去了之后，莫做声，我们就以接张家金回校上班的名义，不然，拖到学生上课时再不回，大队以为她不干，换了人就麻烦了。”
大家七嘴八舌，总算像劝寡妇出门一样，金汉带着两个女儿，与我们一大排人向燕北塆走去。
黄光喜年纪最大，三十好几岁了。他和燕北塆沾亲带故，家家都熟，自然走在前面，志炎后面是金汉，我跟在金汉的后面，一行四人先进了张家金的屋。
后面的老师，有的进了屋，有的在门外。
闷坐在堂屋中的张达老师起来和黄光喜握手，互相问候之后，从厨房里出来的“汉腔”给了我们一个“当头炮”，质问金汉“你带这些人是来打架的！？”
我生怕点着了王金汉这根导火索，一步抢到金汉前面说：“老人家说话真幽默，昨晚在你塆宣传得太晚，影响了你们的休息吧？”
“哟，是连老师，不谈那，不谈那，听点国事还能忘了家事，心里还舒服一点。姓王的，你今天带人来，不是像连老师来宣传国事的吧？”
我不敢马虎，打岔都打不掉，我又忙着招架：“金汉，把烟拿出来唦，难道你家家还嫌你的烟不好不成？”我开始以守为攻了。
谁知，金汉将烟递给丈母娘，她却将身一转又进厨房里去了。谢天谢地，我以为总算将她“赶”走了，谁料她是进厨房灌炉子上的开水。
乘这间隙，我们在堂屋中就和张老先生周旋。金汉没理老丈人，也没递他烟，显得很随便，他将板凳摆开，叫我们坐，他自己双手抱胸，靠着大门坐下了。
黄光喜喊了一声“张老师……”，还没等话出口，张达坐在大桌子旁摆手：“别喊我老师，我算什么老师，连自己的女儿都教不好。”
我暗自庆幸，这不是老先生有自责之意吗？不是说自己的女儿也有错吗？可张达接下来的话，让人大惑不解：“当初她的婚姻不听我说，而今我也管不了了。”
“汉腔”听到这话，忙出来好像很委屈地说：“黄老师，都是生儿育女的人，我们不嫌你姓王的穷（金汉自小娘死，去年父亲因家庭矛盾撞火车自杀了），不嫌你姓王的人长的粗糙（金汉一脸的麻子），连你姓王的‘现斩后奏’我们都忍了……”
王金汉一听这几句，气得发抖，吼了老亲娘一句“无聊……”，正要发作，我一下将他拉出了门外。
“汉腔”还在屋中指着说：“是不是东西？就不是个赤脚校长吗？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我女儿被他骂了打了，被他赶出了家门，连话都不准我们开口，你们说他做的事对不对得人起？”
张达虽不抽烟，但还是进屋拿出了一包新华烟，发给我们，我们都谢绝了。
张达也是气得手发抖地点了一支烟，被“汉腔”劈手夺过去了：“你向来不抽烟，气不过就进房间去睡觉。这事我来处理，看今天家金，跟不跟你姓王的走。”
我在屋外低声“威胁”金汉一句：“你再做声，我们就走。”
张达的烟被夺了后，他说：“我为什么要去睡？这睡得着？千错万错，来人不错，你们老师还是回家吧，该是吃夜饭的时候了。我都管不了自己的女儿，你们能管得了吗？”
黄光喜不愧是多吃了几年的油盐，死死地抓住：“你们的家事我们无权管，但张家金是学校老师，应回校上课。她放了学，还是可以回燕北队。如果拖长了，就麻烦了。你说不想干，还有很多人想进来。”
听到这话，“汉腔”的语气才缓和了一点：“那我也不管，是她的事，她也不过是在娘身边住几天，她要想她的办法的，不像有的人赖在我家不走。”
这后一句，又在影射金汉，但金汉当没听见。我就放心了，起了身，做要走的样子，走到“汉腔”的身边：“家家，时间不早了，我现在还要直接到横店搭火车去汉口，将两个孩子从我老亲娘家接回。
天底下哪个女儿女婿不沾老人的光啊！你看，你两个外孙女的穿戴，人家都以为是汉口伢。她们可怜又没有爹爹婆婆，还不是你老人家生亲了，自己省着接济他们。这些你老人家不说，我们都知道。
我们在来的路上，对左港的人说是来你家喝酒的，也没说其它事。你老就宽心马虎点算了。”
说完了，我就跟老师们打招呼：“黄老师，我们先走，金汉和他女儿在这里吃了饭再回去，又不远。”
黄光喜和文志炎正在狐疑，我就将门外坐着的金汉拉起来使劲往屋里一推，叫老师们都出来，我顺手将大门反带上，丢下一句话：“金汉，吃了饭，早点带两个伢回。”
我们就缓缓地离开了张家金家。光喜说：“你这人，办事莫半途而废呀。”
我这才解释道：他们都是极要面子的人，来这么多人接张家金，她两个老人已感到有光彩了。老亲娘说说偏激的话，消消气，也是人之常情。
如果金汉死活不进她家的门，或者进去又将他推出来，把大门闩上，那问题就严重了。
何况我们还劝了半天，就是我们什么也不说，只将金汉送来，就算尽心了。不然，你叫金汉一人，他怎么愿意进这个家门呢？
如果我们在那里死劝，非要家金和金汉一起回，这就太过分了，双方都要面子，都各执一理，反而越闹越严重，那我们今天来就帮了倒忙。
现在，让他们关起门来，还是一家人。无论他的‘汉腔’老亲娘再怎么骂，金汉再不会做声了。
话说转来，我们都走了，她再骂金汉，没有了听众，她也骂得不带劲了。
一直沉默没有做声的徐延斌也说：“我们快乐的单身汉，搞不清楚这些婆婆妈妈的事，但连老师的话，我认为有一定的道理。即使他们又谈崩了，我们的好意也尽到了。”
黄光喜和文志炎都说：见鬼哟，我们这是自己长了包，却去替别人诊痱子。
是的呀，黄光喜和文志炎都是四个女儿，家庭负担重，思想负担也重。有人笑他俩要将生伢进行到底，不生一个儿子不罢休。
张达老先生生两个儿子，一个独生女，大家都认为他的家庭很理想，却也有气呕。真的是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
回到家中，春环还在纺线，她叫我自己去热饭吃。热个屁，一个把子也是“钢贵”的，我直接用开水泡饭吃，并向她讲了去燕北塆一事。
她埋怨说：“你喜欢去管那些闲事，文金枝不知跟我们说了多少次，说那个汉口老婆子是塆里的个‘人物尖子’，自己养的不管教好，还怪人家。她家的事，连大队妇联主任都管不清，你再莫理那些事。放了学，就到菜园里去一下。”
第二天，我来到学校，老远就见办公室的门打开了。王金汉在办公室扫地，张家金在家门口洗一大脚盆衣服。
昨天发生的事情，我当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只平常性的问了一句：“家金，吃了饭没有？”
“熟了，熟了，你也钻到这个破鼓里面来了？”
“嘿嘿，试试看，反正条条蛇咬人。”
我来到办公室，金汉叫我在他家还加一口，笑着说：“昨晚在燕北塆带回的一点腊肉，下的麺。”
“不客气，在家吃饱了。地我来扫，你快去吃吧。”
老师们都来了，除了左祖奇这个快活神仙，冒冒失失地与张家金开了一句玩笑外，谁都没提昨天的事。
是啊！难怪俗话说“各人自扫门前雪”，你担心怕他俩离婚，他俩今天吃腊肉下麺。
上午十点钟左右，六年级的学生也只到了一半。
除了办公室里安排报名收费和发书的老师外，金汉叫我到班上去：“学生来一个就留一个，你先跟他们熟悉一下。十一点，不管学生到多少，先开个全校师生大会再说。”
来校第三天，我才第一次走进教室。
原以为是怎么样怎么样，可一走进教室，我不由自主地“哦”了一声：黑板这一边，用砖砌的讲台垮了。教室里没一张桌子，地上是纸屑，还有干猪粪。
对面山墙脚下，有一个筛子大的洞。别说是猪，孩子们都可以爬进来玩。
再看窗子窗棂和门，都用油漆油得亮亮的。这是才建了年把多的新学校，怎么墙就开了洞呢？
我见洞口还有几个红砖头，走拢一看，不说是水泥，就连石灰也不见一点，全部是用泥巴掺沙砌起来的。
教室外的走廊里，站着十几个学生。从身高上看，可能就是六年级的学生。
教室内的地上，几个男生还蹲在地上专心打珠子。我仔细一看，都是我们左港队的几个小家伙。
我弯下腰摸着一个男生的头：“焕友，你们玩得好带劲呀。”他仰头一见是我，忙站起来：“浩爹爹，你……教我们……”
“你知道我要来教书？”
＂过了年就听队里人说了的。”
“好，那么今天就改口，再不喊浩爹爹。喊什么？”
“喊……”“怎么，喊不出口？喊连老师，喊习惯就好了的。”
“连老师！”“连老师！”……姜焕友，姜焕维，彭建军，陈便民等孩子，也都惊异地喊起来了。
教室外的几个女生也闻声走进来了。她们站在一边，悄悄议论：“这是左港的个人，我大哥认识他。”
我听到后看了她一眼，就试探地问了一句：“你是文家牌楼吧？”
“是的。”“你大哥叫文家海，是的吧？”
“是的。”“那好，那好，我跟你大哥是老同学。”
另一个女孩站在门外跟别人说：“这个老师前天晚上到我家去宣传了的。”
我一看陡然记起：“是张玉华吧，快叫你那几个同学都进来。”
这时，文志炎老师也进来了，“连老师，这是我幺妹小梅，缩头得很。我过几天再想办法给她钉一个小桌子。这几天麻烦你安排她跟有桌子的同学共一下，我下午叫她带一条长板凳来。”
“不要紧，不要紧，你去忙吧。”
确实令人难忘：公元1972年2月，正月初十这天，我面对空空的六年级教室，面对教室里没有任何布置的泥巴墙，面对山墙下的墙洞，面对满地的纸屑，面对地上干枯的猪粪，面对20几个倚墙而立的学生，我，开始上课了。
通过刚才与同学们的闲谈“调查”，我已认识了十七八个学生，我首先叫姜焕友一一介绍他们的姓名，当他介绍到“苕蛋”时候，同学们都一笑。
我忙纠正：“姜焕友同学，请你喊出他的学名。”
“他叫文国清。“
我就对文国清说：“文国清，今后，谁再喊你的混名，你就不要答应，好不好？”
“好！”“那有同学故意要喊你混名怎么办呢？”
“打！”同学们又一笑。
“这就不对了，你跟我讲，我帮你撑腰，好吗？”
“好！”
“大家肯定回答一下，文国清同学苕不苕？”
“不苕”
“既然不苕，就请大家以后别喊同学的混名，好不好？”
“好！”
然后，我就安排学生打扫卫生，嘱咐他们下午就可带好桌凳来校上课。
学校开大会的集合钟一响，到了操场上，我见大队民兵连长付要武也来了。
他赶过来和我握手：“伙计，你再搞正了。听你班上传出的声音，伢们还盘得蛮顺呀！”
“哪里，哪里，边干边学。你来主持学校的批判林彪动员大会？”
“伙计，莫拿老同学来开心，我是来向老师学习的。大队支部过两天也要召开党员和队长联席的批判大会，叫我来见识一下。”
大会首先是校长王金汉开场，他谈了一下批判林彪的重要性，接着是黄光喜，再接着是新来的吴四玉，张正茂，王巧珍，纷纷走上讲台，即席临场发挥口头批判林彪。
最后由付要武作大会总结。付要武站在乒乓球台上的讲桌前，笑着向大家招手，示意大家不要鼓掌。
当要武在台上讲的时候，我悄声问金汉：“我和祖奇也是新来的，怎么没安排上去发言？”
金汉笑道：“没那个必要，你和祖奇在外发言看上了几多大场面，再去侧面摸你俩的底，对得人住吗？”
这时，付要武在台上鼓励同学们：“林彪阴谋暗杀毛主席，我们答不答应？”
“不答应！”
“我们要将他的阴谋批垮批臭，让他在十八层地狱永不得翻身，好不好？”
“好！”
“不简单，同学们有革命精神！我讲完了。”全场再一次发出热烈的掌声。
下午，有的家长为学生送来了桌子，有的自己背来了板凳，有的干脆拿来了一块板子，搁在两桌之间，有的愁眉苦脸空手来。
上课了，费了好大的劲，我才将大家安顿得坐下来，每张桌子暂坐四人，一条板凳也坐三人。
六年级的学生，要他们写批判林彪的驳论文章，他们还没达到那个程度。
但上级反复强调，这是严肃的国家大事，必要的形式，非有不可！绝不能将这也认为是形式主义。
我想，要写就要让同学们写出自己的心声出来，让同学们动动脑筋，学着写几句讲道理的话。
于是，我就先由林彪企图暗杀毛主席讲起，说他是想抢班夺权，他死后，再由他儿子接位，这就是“复礼”，就是他姓林的天下了，他就成了封建皇帝。
而皇帝是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那我们广大的劳动人民就要走回头路，吃二遍苦了。
再结合学生的父母，说他们在旧社会为什么不识字，为什么日子过得那么苦；结合电影《白毛女》及我大队演的楚剧《三世仇》等这些他们耳闻目睹的故事，用白毛女、黄世仁、虎儿、王龙翔等这些鲜活的有形人物，来批判林彪无形的罪恶。
即使学生们不能完全按这个思路去写，就此照抄照搬文件里的口号要生动，也有实际的教育意义。
学生将稿子打好之后，我去对金汉说：“六年级的学生，应该比其他年级张贴出来像样点，学生们都是乱七八糟的纸。”
金汉就给了我一刀材料纸。我一人发二张，叫他们怀着用生命保卫毛主席的豪情在材料纸上把自己写的重抄一次。
有的同学抄了满满二张材料纸，有的只抄了一张，有的只抄半张。
当班上的批判专栏办好了，同学们的批判稿都贴上去了之后，我只留下了左港队的几个男生，就叫其余的同学放学回家了。
我发动他们去找来了两三块不像形的红砂石、一些半头红砖。我回家去拿来了粪桶、锄头、铁锹，挖的挖土，抬的抬水，和的和泥。
我将棉袄一脱，挽起了袖子，先将几块红砂石抱起来往洞里塞，赛不进就用板凳头往里撞，再用半头砖糊泥巴堵缝，最后的小缝，我就用我家生炉子的柴，一根根地往小缝里钉，最后，将泥巴裹上稻草，把墙洞的里里外外糊了一层又一层。
回到家中，我想，这还是年下，菜园里的事也不是很多。看这教室内光秃秃的，还不如一个贫寒之家。
记得我买下队里的个破屋搬进来时，除了中堂贴上毛主席像之外，还要在门外帖一副对联。
大家都说，又不是过年，还贴对子。我说人家有钱的人，搬个新家，放鞭炮，吃喜糖，会宾客大宴。我这搬个“新”家，贴个对子，也算是一种庆祝吧。
可我今天面临的我那个六年级的教室，墙上到处是光的，这哪里有一点让学生学习的气氛呢？
于是，我找出了一张珍藏在家的毛主席像，又去找人家要了一点汤圆粉子，搞成浆糊，打开教室门的锁，将毛主席像，周周正正地贴在黑板上方的正中间。
我又到办公室拿了四张旧报纸，一瓶红墨水。回到家时，春环说：“吃饭，吃饭，到校几天，天天忙得吃饭的功夫都没有。”
我吃了晚饭，就忙着收拾碗筷，春环说：“天鼓一响，今天怎么舍得洗碗呢？”
“我可没功夫洗碗，我要在桌子上做事。”
我在桌子上铺开报纸，拿出毛笔，将毛笔上的黑墨汁洗了半天才洗干净。开始认真的写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八个大红字。
自我欣赏了一下，觉得还符合仿宋字的要求。如果要不是夜太深了，我恨不得连夜就贴到教室里去。
第二天一早上，我就拿着报纸去教室张贴。金汉从厕所回来，路过教室，见门开着，进来一瞧：“伙计，要是学校里个个都像你这样就得了。”
“此话差矣，如果要不是你常年照看这个学校，学校不知要被那些调皮伢破坏成什么样子。”
我俩互相吹捧，谈谈笑笑的。金汉站在教室中间一看：“嘿嘿，到底不同，神气多了。你带了头，其他的班主任也要跟着布置的。”
吃了早饭，老师们来了，付要武也老远笑嘻嘻地说开了：“昨日来学习了老师们贴在办公室的批判稿，今天又要来向老师们学习。”
我说：“到底是大队领导，说话好客气哦。”
“你又在挖苦我，”他边说边递烟，“不过是为大队干部跑跑路而已。昨日来学习了老师们贴在办公室上的批判稿，今天来了就莫说我不客气了。”
金汉也打哈哈：“又说来学习，又说不客气，你说话怎么自相矛盾呢？”
“是不客气，是不客气，我要将你们老师写的批判稿，拿到大队里去。”
我心一沉：“怎么，写错了？要拿去审查？”
“你说的么话哟，完全不知轻重。我们大队里是要拿去学习。说穿了不怕你们笑话，公社领导随时要来大队检查大批判的情况。如果到大队办公室一看，光秃秃的，检查个鬼。我想把老师们的批判稿拿去，再改成大队干部的名字，贴在大队办公室。”
京汉说：“可以，可以，那你就撕下去吧，老师们就再抽时间写一份还原。”
可要武走到批判栏旁一看，又说：“不行，不行，大队干部多数都不会写字，这老师的写得这好，一下子就被识破了，那不成了形式主义的典型。”
我说：“到我们六年级教室去看一下，那是小伢们写的，你看行不？”
要武去一看，忙说：“这还差不多，这还差不多。”
于是，我就帮着要武，将那些写了一两页的批判稿都撕下去了。学生们来了，都问我。
我违心的向同学们说：“那几份写得好，被大队干部拿去挂在大队办公室去了。这是我班里的荣誉，我们要向这些写得好的同学学习。”
再一看五年级和四年级的走廊，他们将批判林彪的专栏办在外面。这样，是比贴在教室内醒目多了。
连左港队社员由校门口去去来来，也走来看一看学生们对林彪的口诛笔伐。
可我们最高班级的六年级，不但没贴在外面，贴在教室内的也被大队里撕开了很多天窗，实在是难看死了，我就干脆将其都撕下来。
同学们不解，我说：“办就办大一些，批判林彪大卖国贼，我们就要拿出更大的战斗决心出来。你们不是在五年级就学过了写毛笔字的吗？那总是在本子上写，不过瘾。我们今天下午，来一个真正的战斗，看谁能用你手中的毛笔当武器，直刺林光头的心脏。这才显出我们六年级是全校的排头兵。大家说好不好？”
“好！”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上课，请领了书的同学主动跟没领书的同学共用一下，打开课本第一课。我们今天学习毛主席的一首律诗《长征》……”
下午，班上可热闹了。批判稿被大队拿走了的同学，又重新写稿。实在是怕丑不敢提毛笔的同学，就帮忙裁纸，画格子，添墨水。
我见还有多的同学无事可做，就说：“你们和其他同学一样，也恨林彪，也爱毛主席，只是不会写毛笔字。文国清，你是这样吗？”
“是的。”“黄跃进，你也是这样吗？”“是的。”
你们几个都是这吗样？”“是的。”
“那么，你们看，其他同学都在写的写，忙的忙，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找点事做呢？”
“应该。”“很好，我们就把垮了的讲台砌起来，好吗？”“好！”
于是，我又回家拿来了工具，就像堵墙洞一样，几个同学和我乐呵呵地忙得不可开交。这一来，我们六年级就不存在上课、下课了。
老师们路过我班，都要停步观看：文事武事，粗事细事，个个都在忙，没一个同学闲着。
讲台砌好后，黄跃进袖子一卷，准备用手抓泥巴糊讲台面子。
金汉听说我们六年级搞得蛮热闹，进教室，正遇黄跃进用手搅泥巴，金汉就对我说：“连老师，我房里还有上学期修补乒乓球台时剩下的一点水泥，用水泥粉好看一点，也结实一点。”
我于是回左港队，求人家有沙的人要来了一袋子沙。又去胡师傅家借来了搓板和铁板。
到底是外行，同学们都笑我：“连老师，这一边粉得不直。”
“这个角粉得有点歪。”
也有“打抱不平”的：“你来，你来，连老师又不是泥瓦匠。”
“反正比泥巴糊的好看多了。”
讲台的里面，我说不粉算了，大家说粉了结实一些。
在讲台里面，我施屋不开工具，粉上去的水泥又掉下来了。文国清一见，忙说：“用个么铁板啰，干脆用手还听话一些，让我来。”
他袖子都没卷，右手抓起水泥灰就往里面糊，快要掉下来的水泥，他的左手又按上去了。大家又七嘴八舌：“五爪龙比铁板还厉害一些。”
“文国清还有点板眼。”
”哎呀，苕……国清，没有泥平，是糙的。”
“哪个还钻到里面去看？”唉，总算有个讲台了。
放晚学的钟早已敲过了，还有几个嫌写得不好的同学，在白纸上重写。桌上、地面上摆满了批判稿。
字虽写的谈不上什么体，但孩子们的一笔一划都到了位，歪歪扭扭的没有潦草现象。
有个同学说：“今天写半天的大字，比我写一年的还要多。”
当所有同学放学之后，我将教室的桌凳码在一边，退出教室空地，将同学们的“大手笔”在地上摆成一个方形。
太多了，摆不下，我又将写得差一点的拿出来，将写得好的换上去，调整了半天，再用钢笔在每一张纸的右角上编上序号，才收拢来送往办公室。
京汉见了说：“你又没回家。”
我说：“这么近，回家还不是玩。”
我正准备回教室将桌凳还原，春环已走到冯书记屋后，喊我回去吃饭。我把桌凳摆好门锁好后就回家了。
第二天一清早，我就端着一大盆浆糊，来到教室，又将昨晚在报纸上写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大仿宋字，贴在教室北面墙上。
再又去办公室拿来同学们用毛笔写的批判稿，一张一张地往我班教室外的山墙上贴。
一个人，刷浆糊，找序号，上梯子，下梯子，忙到同学们来上学，我还没贴一半。
今天，黄光喜，徐延斌等人都来的早，见只我一人在贴，都问：“连老师，昨晚没有睡觉？”他们以为教室里面也是我昨晚布置起来的。
黄光喜说：“你买主席像，又搞这么多浆糊，牺牲休息时间，这个尽义务值得表扬，但花了钱的，写个条子，就应该报销。”
我说：“莫见绊啰，钻到钱眼里面去了。不谈那回事，我还没吃早饭，马上学生都来了，你俩帮我贴，我回去吃饭好吗？”
“行，行，还没吃饭？早点应该做声的。那是么样贴呢？”
“你们看，这每一张的右上角都有第几排第几张的序号。”
“知道了，知道了，你这人办事几过细哟。”
当我吃了早饭回校老远就看到，好热闹，同学们围着看，出工的社员也停留看。
冯书记站在后门口，看着山墙上的大专栏，见我来了，就说：“浩，听说是你班的学生写的。不管字写得如何，动作，不落后于形势。我建议你写上个题目，再两边写一副对子，你看么样？”
“哎呀，忙昏了头。学校办公室里的个小专栏，就是学你说的那样办的。得亏你提醒。”
班上在上早读课，我布置同学要背诵毛主席的七律《长征》。
见第一节课又是文志炎的数学课，就将大白纸裁好粘好成一幅两人高的对联纸。
写什么好呢？办公室里大家都叫文志炎出点子，他说：“传浩的脾气我知道，我出的对联他看不中的。”
我也反戈一击：“你怕泄露了肚子里的墨水，我也只好瞎写一下算了。”
于是，我就依据文件中要结合批判孔子来批判林彪的精神来写，写好了对联，又用红纸写了个横批“批判林彪反党集团”。
文志炎将我的对联“将孔老二扫进历史垃圾堆，把林光头押上革命审判台”念了一遍后，就笑着说：“我想的跟他写的不同，所以我才没有说出来，免得丢丑。”
“算了，算了，别挖苦人。”我赶忙拿出去贴在山墙的专栏上了。
听说，大队里将我们学校批林批孔的好形势报上去了，说不定公社要来检查，叫我们继续把大批判开路办好。
小学开学的第一个周，一眨眼就过去了。
正月十四的上午。王金汉说：“从初八到今天，已忙了七天了。明天又是过月半，从今天下午起，就休息一天半吧。”
回来吃了中饭，我问春环：“队里今天在做什么事？”
“你问队里干么事，与你有什么相干？”
“我好去出工。”“不上学？”“放一天半的假。”
“队里这两天也休息，明天还要休息一天。不休息也不去出工，那是哪个规定民办老师星期天要回队出工？”
“没有哪个规定，我是看刚进学校，做一天还累得倒人？这样，跟队里的关系好一点，以免今后将工分靠少了。”
“那下个星期日再说。你妈今天上午来和我说了半天，叫我和你一起去为清浩跑一下路子。”
原来，是为弟弟清浩读高中的事。正月十六，十一中的高中部就要收高一的新生了。
今年，小学决定将学年制还是恢复到与文化大革命前一样，还是七月份毕业，九月份入学。
可是，初中，高中仍然是文革中的新学制，所以，清浩他们这一届的初中生，在农历旧年底就毕业了，新年的正月十六，读高一的新生就要去报到。
这几年，要想读高中，靠的不是考试，是由学校推荐。而推荐，是贫下中农优先。遗憾的是，只有优先，没有“优后”。说白了，就是进高中的，全部都是贫下中农子女。
连贫下中农的子女都还有大量的被拒之高中校门之外，哪里还有指标对其他成分的子女“优后”的呢？
为此事，横店公社教育界的老师们都知道，冯浩在桥咀中学当校长时做了一件掉得大的事。他后来与我酒后忿忿不平地详细谈了这事的经过。
冯浩的家庭，是新春大队有名的困难户，即使他年近三十婚后成家，也是困苦不堪。
一次，冯浩冒着严寒和大雾，戴着一副高度近视的眼镜到后湖去挖藕，他由张家咀走小路下湖时，见路边很浅的水中有不错的藕荷，就打算挖一点算了。
正挖着，从张家咀方向来了一个人，雾也散开了，此人老远就边跑边叫，说这是他们队的藕。
冯浩闻声站起一看，果然是藕塘。来人气势汹汹地走到塘边距冯浩不远，一下子定住了：“冯老师，是你？不认识我？我是桥咀中学×班的×××，你不是教我们班的数学吗？”
冯浩回过神来：“哟，是你，……早上这大的雾，我的个鬼瞎眼睛怎么把这里当了后湖呢？我起来，我走，我走。这怕也有十几斤了，算了，我回家。”
“不，冯老师，莫回家，我帮你挖。”
“那怎么行？你不是说这是队里的藕吗？”
“不是在这里，我帮你到后湖去挖。”
“这个藕塘是队里叫我家照管的，快过年了，队里昨天放干了水，过一会，队里的人都要来挖的。你挑着藕下湖去，我把你挖的这个凼子还原一下，我随后就下湖来帮你挖。”
这半天，师生二人，一边挖一边谈家常，学生对冯老师的家境很同情，挖起藕来更是使劲。
十五六岁的男孩，还有点劲，加之又生长在湖边，从小在后湖跟着大人混，挖藕弄鱼都很内行。不到中午，他俩就挖了五六十斤了。
冯浩笑道：“有了，有了，再挖就跳不起了……”
“那怎么行，冯老师，你要是挖累了，就上去休息，我来挖。”
冯浩上去抽了一只烟。这孩子也真懂事，他见堂堂的校长抽的是大公鸡的烟，就装作没看见，背对着冯浩，挖得更快。
抽完了一支烟，冯浩就开始捡藕，收拾家伙，准备回家，“强迫”这个学生起来了。学生替冯浩挑着藕，回家路过张家咀时，非要叫冯浩到家中去吃中饭。
拉扯之中，冯浩“生气”地说：“你这不是出我的丑吗？这哪里像个老师的样子呢？”
又缓和地说：“像你这样帮我，就很难得了。今后来你家走访，再吵闹你家，好吗？”
学生见说到这份上，才将挑子让给冯浩。
刚走了一段路，学生在后面追上来了，他用一个袖笼子包着两碗小鱼，放在冯浩的担子里，说是他爸昨天放藕塘里的水捉的鱼，没有花钱买，只是鱼太小了点。
后来在推荐读高中时，冯浩自然不会忘了这个学生，加之这个学生在班上的成绩也是在前几名。
可是几位任该班课的老师都为该生惋惜，因其家是地主成分。冯浩果断地说：“这个学生坚决要推荐上去，出了问题我负责任。”
他认为，一个校长，难道这点权力也没有？就管他冒不冒风险，将该生的名单填进了推荐生表，而且将入学通知书也发给了该生。
一个学校的校长，想将个个老师都接交好，那是根本不可能的。有一个老师的孩子，因品学兼劣，没被推荐上，但他是贫下中农，于是将此事告知文教组。
张组长是个高人，他与冯浩关系不错，加之自己也是地主成分，不然，不会从县公安副局长的位置，今天坐在这里。
敷衍了这个上告的老师后，就对此事不了了之。
可这个老师也不服气，见冯浩专权推荐的那个地主成分的学生已进入了横店高中，就又上告到了公社的人武部的干事李勇，李勇分管教育，又与这个上告的老师沾亲带故。
李勇的性格，人们当面赞他是“敢于斗争”的李大炮，背后骂他李土匪。李勇一听有这样的事，这是个路线问题，就带了两个人来到桥咀中学，要冯浩去十一中将该生清退。
冯浩据理力争，除说了该生的品学都符合推荐条件外，又声明：像这样的学生，推出去，就扩大了阶级敌人的力量；收进来，就瓦解了阶级敌人的力量。
李勇又开始放炮了：“你不清除这个学生，就处分你。”
结果，冯浩被处分了，由桥咀中学的校长降为该校主任。因为并没有文件规定：非贫下中农子女完全不能推荐。否则，不说冯浩降职，恐怕连饭碗都难保了。
桥咀中学的冯浩，有那个勇气，结果被处分了。左港中学的校长陈同发，没那个勇气，当然不会冒风险。
吴四玉、王巧珍曾都说：“你弟弟要是凭考，那读高中是稳定的。学习成绩又好，又是校团支部的干部，每次出墙报，能写会画，班主任总是将他的作业给我们看。我们虽是贫农成分，但成绩是差，没有怨言。可像清浩这样的同学，真是可惜了。”
发了通知书的同学，已提前去报了名，后天就正式报名了。见春环这样一说，我也心急如焚。
为这个鬼成份，也不值添了我多少年的烦恼，多少事的烦恼。而清浩，他年轻我十岁。
看得出，他除在学校活跃外，回到家，农忙在队里出工，总没别的年轻人轻松，总有一种压抑感，说话做事总是谨小慎微。
如果他读不成高中，我真不敢想象他回队出工，对我们兄弟俩的命运如何？如何去帮助他渡过该渡过的难关？
跑路子，今天下午就去跑路子，不然，后天一正式开学，就迟了。
去找陈同发，我想都没想。不说文志炎为弟弟读高中与陈同发吵了一架，即使文志炎找陈同发没有碰壁，我去找陈同发，那是糟蹋了话。
我问春环：“去找桂长元怎么样？”
桂长元，是公社二把手，弄个把学生读高中的指标，或写个条子，照说十一中的闵克华要接收。
我是闵克华校长的学生，他对我这个唯一的姓连的学生印象也比较深，有个公社副书记的条子，也好说一点。
提起桂长元，他和春环是多年没有走动的老表关系。桂长元是个孤儿，比春环大八九岁。曾得到过春环的祖母和外祖母不少的周济。
桂长元只好用给这两家放牛的形式回报。因此，十四五岁的桂长元对五六岁的春环有很深的印象。
1970年的一天，春环抱着大儿子卫卫去横店医院看病，坐在门诊室排队时，春环见一男子将挂号单放在医生的桌子上，上写着桂长元，春环脱口而出：“你是桂长元？”
桂长元一笑，意思是公社干部还有同名的？春环不知他是公社干部，就问：“是宋家店桂塆的桂长元？”
于是就攀谈起来，当桂长元确信了春环就当年的个小丫头，临走时说：“你嫂子在横店小学教书，我家就在小学。”
他还说出了自己爱人的名字，叫春环有空去玩。
后来，春环因弄一点煤票呀，买一点粮店的便宜糠喂猪呀，提点糯米或汤圆粉子什么的，去找一下桂长元批个条子。
他的爱人也留春环吃过一次午饭。就这样，一直走动到现在，但我一次也没找过桂长元。
当我和春环提着礼物去横店，路过中学旁边的时候，左港中学教英语的女梅老师说：“连老师，你弟弟回生产队出工太可惜了，人家都在跑，你去给他跑一下路子唦？”
“我又没后台，去找哪一个呢？“
“那也不能将这好的伢搞抛荒了。那就把你教民办的缺份让给他，你再孩子也那大了，还怕么事呢？我是看你弟弟跟我的大儿子玩得好，才说这些话。”
我忙说：“谢谢你的关心，那我去找闵校长试一下再说。”
看来，清浩的老师，清浩的同学，都在关心他。我怎么能袖手旁观呢？
可这大的事情，搞得不好就是个路线问题。桂长元敢批条子吗？这真是“上山打虎易，开口求人难”啊。
但我还是跟春环硬着头皮来到了横店小学。
找到桂长元的爱人，她说桂长元在开山洞的高渠水利工地，明天过节气也不会回。我俩只好沿着铁路向前驱大队赶去。
来到工地，都是青年社员在挖河挑土。我刚一进指挥部驻地村头，一喜：“要武，你怎么在这里剥狗子？”
要武一看是我和春环，忙说：“你俩怎么逛到这里来了？有运气，有运气，等会和我们一起吃狗肉。”
“你这是搞的么玩意？”
“么玩意？你传浩要是不进学校，还不是来了。大队的青年人都在这里挖高渠，明天是过节气，又不准放假，就去买了个狗子，算是在工地过节气。你俩到底来干什么？”
我向他说明了来意，担心地问要武，这件事能不能麻烦桂长元？
要武大大咧咧地说：“小事，小事，莫说得神秘吓死人的。桂书记不信那些邪，读书又不是去做坏事。我总是跟他打嘴巴仗，去，去，去，他要跟你办的，转来吃狗肉，不来不像人。桂书记在山北面进水的那个洞口。”
“谢谢，转头我们实在不能来了，家里还有两个孩子望我们快回去。”
经要武一说，果真很顺利地找到了桂书记。他正拿着一把锹，看着挑淤泥的社员们。
春环一走近，喊了一声长元哥，桂书记一扭头，见是春环，又向我望了一眼。
我递烟，他摆手，我就立即自我介绍：“这几年，我们家的不少困难，得了你的帮助，明天过节气，今天说去你家感谢一下，你不在家。”
他听此话，大概也明白了我是谁，笑着说：“有什么事吧？”
不愧是当官的，知道我在绕弯子。我见他开门见山地问，也就开门见山的答：“我在大队里教民办，我弟弟刚中学毕业，没被推荐上读高中。他成绩又好，又是学校的团干部。”
当然，我不会说出我家的成份。就是今后追究起来，桂书记又没有问家庭成分，我也没冒充贫下中农。
果然，桂书记一句也没多问，只是解释了一句：“闵克华叫苦，主要是教室不够。好，我过两天回去跟闵克华说一下。”
“后天就开学上课了。”
“那怎么办？写个条子，我连纸笔都没有。”
我一喜，忙说：“我带来了。”
他接过笔和纸，问我：“读书的伢叫什么名字？”
我说给他听清后，他打开我的个本子，写上“闵校长：请收下高一新生姜清浩入学。桂长元 ×月×日”。
初次见面，见他如此爽快，我还想说几句感谢的话，他说：“还有这远，快回去吧，我也要回指挥部有事。”我们就走了。
回家的路上，天也快黑了，但一点也不急着赶路。没来时，心里紧张得怕来，想不到如此的顺利，但谁又敢事先预料到难事开口求人也容易呢？
回到家，我立即将条子送往清浩。没等我将条子拿出来，见清浩和我母亲也很高兴，好像事先知道了我已跑成了一样。
原来，张士珍老师也弄了一份正式的入学通知书给了清浩。听母亲笑着说，张老师比我们一家人还着急一些。
这也是啊，清浩读初中这两年，学习是好，也协助学校团支部书记张士珍老师做了大量的工作，使张士珍年年被评为公社的优秀青年教师。
但是，你毕业了，这个“闲事”人家不管也可以。可她心里硬是不舒服，她可能不是像其他的人那样感到惋惜，可能是感到愧对自己的学生。
最令人感动的是，张士珍老师还安慰我母亲，不要为她担心。她说她这不是像冯浩那样独断专行，她弄来的这份通知书完全是正当的手续。
果然，不久之后，张士珍就升到了十一中，后来，她又升到县一中去了。
“上山打虎易，开口求人难”这话不假，但要学我弟弟清浩那样，不求人，人家主动给你解困，那才是真正难。
从此在家在外都不多话的弟弟，我服了他，也暗暗地学他。
清浩进了高中，大妹清凤五年级就辍学了，小妹小青也小学毕业回队出工，再给队里放一头牛，清浩星期天和放假也在队里出工，一家人凑合着为清浩读书。
我不能帮他们什么，但绝不能因生活困难而添他们的麻烦。队里这两年总有人在自己烧砖做房子，我必须在学校里干出成绩，让大队干部能为我在小队里多靠一点工分。
我总想听听其他老师是怎么教语文的，可志炎带的是六年级数学，京汉带的是五年级数学，黄光喜带的是四年级数学，徐延斌带的是三年级数学。
我们教语文的，都是新手。我问了几次，六年级的语文怎么上，京汉，光喜他们说，一篇课文总要让学生会读会写吧，再其余的，就按你在大队辅导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办法教，保准错不了。
我说：“那语文课不上成了政治课？”
金汉说：“六几年我上语文课，连课本都不要哩，你现在有课本还不好教？”
“那没有课本怎么教呢？”
“嘿嘿，好教，教毛主席语录。一堂课教一两条，读一读，写一写，背一背，一堂课一下子就过去了。”
教师会上，黄光喜也多次强调，要认真落实毛主席的指示：“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
看来，语文课只有当政治课上的了，否则，教师讲多了，说错了，就会犯路线错误。这就是他们回避教语文这一学科的原因吧。
金汉说：“这个班的学生年龄都偏大，有的是应该初中毕业的学生，你不首先把课堂纪律抓好，那些调皮生见新来的老师不管他们，你的课将上不下去的。”
中午放学后，我将左港、张黄这两个近塆里的学生留下来开个调查会。
我问黄跃进：“你是58年生的吗？”
“是的。”我一算，已经十四岁了。
陈便民这我更清楚，我对门陈运生的儿子，陈便民出生时，我读小学五年级。是工作队的人起的名字，意为纪念57年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后来读书时又将陈辩鸣改为陈便民，现在已15岁了。
1959年出生的姜焕友说：“我在班上是最小的，他们年龄都比我大。”
调查年龄不是我的目的，我自己不也是17岁才初中毕业吗？我弟弟清浩不也是18岁才初中毕业吗？我只是想调查大龄同学中的品行状况。
会上，同学们都不敢讲，我说：“好吧，那就快回家吃中饭吧。”
有一天，课前我在班上与几个同学“闲聊”，并叫坐在讲台边的王汉健，将黑板擦干净。
他刚擦完，将黑板擦子放在讲台上，上课的预备钟响了，同学们马上回到座位上，班长，冯先付领头唱起了毛主席语录歌。
我忙到办公室去拿书来上课。上课钟响了，歌声停止，“上课！”
“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坐下！”动作、口号还很整齐，这是我来校后训练六年级课前的一个新程序，花了一周的时间，还有点小青年的朝气。
可一坐下，我见刚才王汉建放在讲台上的黑板擦子，甩到地上去了。
在我的计划中，就是准备从这些小事上入手，转变学生的思想，就说：“是谁又将黑板擦子丢到地上去了，请捡起来。”
好几个男生一笑，没人捡。我也打消了自己去捡的念头，此风不刹不行：“请捡起来！”
没人再笑，也无人捡。
“捡起来！”全体学生被我吼得一惊。
“真的不捡？”没人动，班上的空气凝固了！
“好，等着瞧吧，林彪该厉害吧？”我自己去将黑扳擦子捡起来。
放学后，我端着饭碗去焕友家聊天，焕友的妈叫我拈菜，我说都是一样的菜。焕友的哥焕勤叫我将焕友管紧一点。
闲聊中，焕友说，黑板擦子是吴传学摔在地上的，并说：“哪个敢捡试一下？”
下午到校，我没有找吴传学谈话。我知道，老师没有亲眼看见学生的调皮捣蛋，像吴传学这样的一条心在班上“打码头”的学生，是不会承认自己的错误的。
如果你老师说出揭发者，他就回将这当事做，打不赢也要想办法报复。
班长冯先付，与吴传学同年，都是57年生，个子也比传学大，可就是治不了他。
一次，冯先付在班会上公开揭发了吴传学打人的错误，传学当时没啃声。
可第二天，冯先付哭丧着脸向我反映：他家在细姑桥的一块菜，昨夜被人拔起来甩到河里去了。
有一次放学，吴传学邀几个同学到冯先付塆里去玩，见冯先付顺便在这块地里带一把菜回去，于是知道这是冯先付家的菜地。
冯先付说：“连老师，此事就像我没跟你讲一样，我不想跟他做对头。我只要在学校跟谁打了架，不管谁对谁错，我哥就会回去告诉我爸爸，我爸爸就会不容我辩白地死打我。”
见孩子说得可怜，我就在班干与调皮生的矛盾上，尽量不难为冯先付。
又出了一件事：王金仙老师到我班去上唱歌课，不一会，她就哭着跑回办公室，我和老师们一惊，只见王老师的头发上，衣服上都是灰，眼睛也睁不开。
原来，她见教室的门半掩着，就一推，谁知，门上面的半撮箕灰一下子倒下来扣在她头上。
凭感觉，这事只有传学才敢干，但又没有亲自抓住他。
老师们都很气愤，说这样的学生不处分怎么行？金汉也说：“连老师，莫手软，先敲他一下，再死整。”
金汉也跟我谈到了这个学生，其母死得早，其父是个苕，只在队里死出工，不说话，什么也不管，传学打了人也好，被别人打了也好，苕老子就像无事一样。
传学的姐姐，四年级就辍学在家出工。传学的婆婆，就为他们父子三人做饭洗衣。
家中的工分、分粮、分柴草，都由传学的大伯安排。
传学的大伯是大队的副书记，自己也有几个孩子，当传学与大伯的儿子闹起来了，婆婆总是护着传学，说他是无娘又无爷的伢，自己的人都“欺负”他，那他在外面不成了别人试手的？
吴书记也没那么大的精力去处理这永远处理不完的矛盾，只告诫自己的孩子躲着他。看来就是上门去走访，也只能和吴书记谈了，不然，这孩子不丢了吗？
我来到小吴塆吴汉卿书记家，吴书记听我说是来汇报工作的，忙苦笑着说：“别说那些客气话了，传学读这多年书，没哪个老师来走过访，他们都知道他家庭的情况。”
“这几年，我在大队里混，他们更不愿来，都晓得我不会护着侄子传学，又不是我的儿，不愿给我增加麻烦。”
吴书记继续说：“连老师你今天来，证明大队里没看错你，说明你这人只要是为孩子好，不像其他老师考虑的那么细，好像生怕得罪了我似的。传学这伢，无论你采取什么方法教育，我都没意见。还是要你耐点烦，再只一学期就毕业了，这孩子，我今后只有送他去当兵，不然，是谁也难管他。”
吴书记说的是衷肠话，我也没有要伯父去管侄子的意思，我只是想下狠心给传学“开刀”，既然他的大伯坦率地表明了观点，我就决定动手了。
这天晚上，下了一场大雨，天亮还没停，不过雨小多了。我来到教室的后面，见教室里已到了很多同学，突然听到吴传学大着个喉咙说：“这像坐水牢的……”
没等他继续说下去，我就说：“吴传学，你敢再说一遍？”
“你看这地上哪里不是水，不是坐水牢是么事呢？”
“好，办公室去。”
“去就去。”
来到办公室，校长、主任，还有几个新来的老师都在场，我说：“吴传学，你还敢说那句话吗？”
“那有么事不敢，把个破教室分给我班，叫老师们去看，看是不是像坐水牢的？”
我立即说：“好，你是好样的，已说了三次教室里是水牢了。黄老师，你把我今天上午的一节课调到下午，我今天非要跟你吴传学较个真，说得好便罢，说得不好，送你到公社去。”
老师们一听我的话，都来了劲，知道我要对吴传学“上岗上线”了。不用这种人证物证俱在的他说的“反动”话来压住他，他是不会悔改的。
左祖奇也一拍桌子：“学校是水牢，那不老师，前大队建学校的贫下中农都是刘文彩，那学校不成了收租院……”
“不跟他说，不跟他说。”王京汉马上冲过去站在吴传学面前：“把他送到公社去，叫王部长处理。”
我忙说：“他是我班上的学生。先看看他的态度再说。”
“吴传学”
“么事？”
“进来，我再看你的态度如何？”
吴传学回答“么事”时，语气明显地软下来了。
我把吴传学叫进左祖奇一个人住的个小房间，顺手将门闩上了，紧盯着他的眼睛，一言不发，不一会，他把头低下了。
我就开说：“水牢在哪里？你再瞎说，我就不管了。”
“在收租院。”
“是谁设的水牢？”
“刘文彩。”
“你是怎么知道的？你去看了展览馆的？”
“五年级我们读了收租院这一课的。”
“你认识张正林吗？”
“认识。”
“他妈妈呢？”
“也认识，邓乡长。”
“她现在还是乡长吗？”
“不是。”
“为什么不是？”
“垮台了。”
“为什么垮台？”
“不知道。”
“那我告诉你，就是张正林的个嘴巴像你这样瞎说，骂一个小队的党员队长是共产党的走狗。共产党的干部叫人民的勤务员，是为人民服务的，只有国民党，反动派，地主阶级才养着很多坏蛋走狗。他这一骂，就把共产党骂成国民党，反动派，你说对不对？”
“对。”
“所以，这个被骂的队长就不服气？就揭发，说张正林受他妈妈的影响，他妈妈一定在家中常说对党不满的话。因此，邓乡长就被开除了党籍，撤销了乡长职务，工资也拿不成了。”（当然不是这个原因，我是吓唬吴传学的）
吴传学不语。
“你瞎说，乱骂就没有想到会影响你大伯吗？”
“我没有……”
“你看这问题多严重，你连说三次的‘反动’话，对不对？”
“不对。”
“说坏话不对，做坏事对吗？”
“不对。”
“开学来，你做了哪些坏事？”
“……”
“你以为不说，没人敢揭发你，怕你报复，怕你婆婆找到学校来扯皮，怕你大伯是书记，是吗？”
“……”
“我今天要你将做的坏事说出来，写份检讨，承认错误，就没事了。不然，林彪的官该大吧，现在全国人民批判他，有谁还敢出来报复？如果你不承认，我将校长，主任请到我们班，然后我就把那些坏事摆出来，喊预备起，叫同学们整齐地把做坏事的名字说出来，你又能报复谁？如果大家都齐声说是你，还要将你开除，你大伯也会受影响。”
“好，我再问你，你干了，就保持沉默，你没干，就向我提出抗议。前天，是你将灰装在撮箕内放在门上面的吗？”
“……”
“王老师从没得罪你，你为什么要报复她呢？”
“我看下一节课是数学，以为是文老师来上课。”
“那你不是为了报复王老师。”
“不是。”
“为什么要报复文老师呢？”
“他打了我的。”
这家伙！幸亏文志炎那天请假抬妻子去横店看病去了，学校将数学课临时改换成王金仙老师的歌唱课。
如果要是志炎遇到这种恶作剧，他的个躁脾气，即使不是吴传学，他也要凭感觉怪吴传学，那就会又打起来了。
“好，算了，再也不问文老师为什么打你了！也再不要你交代还干了哪些不该干的事了，你现在就在这里自己写，将自己不懂事，想在同学中充好汉做的错事都写出来，我再去申请学校，从轻处分，好吗？”
“好。”
吴传学的“威风”在班上被打下来了，老师们都笑：连老师把班上的小林彪整倒了。
班上的麻烦事少了一些，班长冯先付也敢于在班上管事了。
吴传学是安静下来了，可课间休息的时候，班上总有骂人的声音。
开学初，因被传学将班上闹浑了水，抓重点去了，骂人的事管不过来。现在班上平静了，再听到骂人的声音就格外刺耳，特别是午睡的时候。
左祖奇也跟我说了几次，他睡的个小房，与我们教室的上空是相通的，一墙之隔，听得清清楚楚。骂的声音最响亮，最难听的就是左全荣。
那天，我吃了午饭来校，挤在左祖奇的铺上想躺一会，但左全荣的骂声让我不得不回到教室。
我将她喊到走廊上问：“怎么老听到你在骂人？”
她瞄了教室一眼，没吭声。我知道她有顾虑，就将她带到旗杆下面，再问。
她说：“冯冬珍不是个东西。”
“你看，你当着老师的面又在骂人，这个口板要改，完全不符合一个女同学的身份。”
“她再符合身份，她打我，我就骂，她那比骂人还丑些。”
“怎么一回事？”
“就是你连老师刚来的才不知道。”
“说说看。”
“我没说她都打我，我打不她赢，骂她又被你们老师听见了。我才不向你老师说那些通先人的话。”
“你看，你又在骂人，骂我老师，是不是？”
“我疯了，我骂你连老师为么事呢？我是说冯冬珍做的是通先人的事。你莫问我，我又不是班长，你去问冯先付，你莫把我往臭水中推。”
我一惊，这丫头，读书不中，一篇两百多字的作文，每次总是四五十个错别字，可说起话来，完全是大人的口气，我只好放她回了教室。
放晚学后，我把冯先付喊到办公室问他有关冯冬珍的事，冯先付脸一红，马上又镇定地说：“我跟她是一个塆里，又是上下屋，不谈她的事。反正再只这学期就毕业了，你再只叫她俩别打打骂骂，那些事，你管不清的。”
哟，小小孩子，怎么跟我讲话这么有心计呢？难道冯冬珍是班上的又一个吴传学？可开学一个多月，没见冯冬珍干什么坏事呀，她跟不少同学还挺合得来的。
我默默地想，这里面又有什么花脚乌龟？见从先付口里问不出什么，就说“好，那你回家吧。”
一个星期天，我仍在队里出工，付巷子的付寿保老人来左港队找姜石头有什么事，办完事准备回队，见我在出工，就跟石头说：“老姜，我跟连老师说几句话，不会扣他的时间吧？”
“你们谈，你们谈，他是凭觉悟要出工，他做一天也是义务。”
付寿保老人，我几岁时就认识他，他是左港乡土改时的贫农协会主席，人称付主席，笑他的正主席成了副主席，他总在我舅舅家开会。
此人有鬼板眼，没进过学堂门，解放前在汉口靠炒蚕豆卖为生。他说，有一次被日本鬼子逼得钻下水道跑了，捡到一条命，到了解放后，好大的年纪才成家。
他不会写字，但不知怎么会认字，能在会上读报。叫他批个条子，哪怕是签个名，他就笑着摆手。
1958年大队发展牲猪，就照顾付寿保来大队喂猪。晚上没事，他就坐在猪圈里仓库中的铺上讲书给他们喂猪的人听。
冯书记等大队干部去查看养猪情况，也常叫他来一段。他讲的《济公传》几乎传遍了新春大队，文化大革命中，算还好，没有批斗他，但他以后再也不敢讲书了。
今天他找我，有什么事？
“连老师……”
“别喊老师，我是晚辈……”
“不，不，你有几刷子，我听四一回去讲了的，学学（吴传学小名）那调皮的家伙，再也服了你了……”
“什么，付四一是你的儿子？”
“是觉得不像，应该是我的孙子才对，是吧？”
“……”
“你连老师是不知道啊，她妈四十一岁才添他，就起了这个名字。生四一时，我已四十九岁了，现在，就是被四一爬住了。我的个姑娘前几年已出嫁到燕北塆去了，再就只担心他。”
“付四一在班上比之前传学强多了，学习成绩也还可以。”
“爱究（犟），在屋里总是跟我究死，有时晚上人家喊我去抹下牌，他总要跟着去，站在旁边跟我干究，有时晚上我见他做作业，总是在写信，又不给我看。
跟他年龄还小的伢，星期天总在队里出工。他没那个事，星期天总是跑到燕北他姐姐那里去玩。
不说你老师也清楚，我那大的年纪望的这个活宝器，是小时候惯坏了他，再说他也不听了。一次在家门口为不在队里出工我打他，他还反手了，被隔壁的人连吼带拉地将扯开了。
你舅文双和我是老朋友，就这层关系，也望你劝劝四一，成绩不好算了，十五六岁的家伙，能劝他星期天在队里出工，我就感激不尽了。”
送别了这个六十多岁的老人，我叹了一口气，看来，不光要管好学生在校如何？还要教育学生在校外如何？
如果付四一星期天还是到处去玩，那付寿保老人不在心里认为我是“拆白”（撒谎）的吗？那自己的名声也会受到影响，类似这样的事多了，全大队的群众就会认为民办教师不负责任，建议大队换人。
星期一来校，我找付四一谈了一下：“虽听文老师说你数学太差，但你语文成绩并不差，尤其是作文比别人还要写得好。叙述了一件事情后，还能议论几句你的看法，做到了夹叙夹议，希望你下篇作文再写一点你爸爸在旧社会汉口的事情，好吗？”
“我不晓得。”
“不晓得可以问嘛。”
“问几句他就烦了。”
“你父子很少讲话？”
“……”
“他叫你星期天在家出工的没有？”
“你去我家走了访的？”
“没有，是你爸在路上遇见我说的。你家每年决算有钱进吗？”
“没有。”
“你妈在出工吗？”
“光病，没有。”
“三人吃饭，就你爸一人出工，他六十多岁的人，一年能赚多少公分呢？”
“不晓得。”
“你爸那天穿得破破烂烂，你今天穿得整整齐齐，再加你妈看病，这都是哪里来的钱呢？”
“……”
“我看这样好不好，下个星期日，你在队里去出一天工试一下，人又多，比在家里还好玩一些，为家里赚点工分。如果嫌累人了，做不动，就叫队长派点轻活，好不好？”
“好。”
自付寿保和我谈了话，我和付四一谈了话，我上课就习惯观察一下付四一上课的动静。
有时本该要求学生听讲的，他却总是在笔记本上写什么，我向他一瞄，他旁边的文国清就说：“老师在看你。”
他马上就将笔记收起来，而此时，坐在付四一前面的冯冬珍也总是习惯性地扭头瞄一下。
几次之后，我徒然将他俩的举止与左全荣冯先付的话联系起来，这里面有名堂。
一天上午的第一节课，文志炎老师突然气喘吁吁地扭着付四一的领口到办公室来了。
大家猛地一惊，都站起来冲过去了，原来，文老师的鼻子也搞破了，在渗血。付四一领口的扣子也被拉掉了一颗。
我和左祖奇费了好大的劲，才将他俩扯开。文志炎对金汉大声说：“开除，开除，这种的家伙非开除不可，不开除他，我走。”
金汉说：“好，好，来，来，在我家里将鼻孔内的血洗干净再慢慢的说。”
办公室内，老师们批评一句，付四一就犟一句，“黄子”（胆子）可比吴传学大多了。
我在旁冷观了一会，说：“付四一，开学来我打过你没有？”
“没有。”
“我是不是你的班主任？”
“是。”
“那你跟我走。”
他不知怎么回事，可能是怕我把他送到上面或家里去，就站着不动。“
“怎么，我叫你叫不动？要我动手拉？一拉，你又好找理由跟我打架？”
“不是。”
“不是就跟我走。”
我将付四一带到出了学校附近一棵不显眼的树下，叫他也坐下来，问他为什么敢打老师。
他说是文老师先掴他几耳光。我说：“他疯了，你如实交待事情的经过，不然，你会知道后果的。”
原来，文老师去没上一会数学，正面对黑板在抄数学题，冯冬珍也准备在书包内拿草稿纸，见书包内有块砖头就火了，扭过头来就问与付四一同桌的文国清：“苕蛋，是你做的事不？……”
“你爹爹才是苕蛋，是老子放的，你又么样呢？”
“啪！”同桌的付四一就一耳光打在文国清的脸上。文国清在骂冬珍时，文老师的面已转过来了，他眼睁睁地看着付四一给文国清一耳光。
文国清又岂止是好惹的，他见自己突然不明不白地当着老师的面挨了一耳光，就边还击边骂：“老子又没跟你闹，你做么事打老子？”
文老师上去扯，因付四一坐在外边，就拉付四一，他骂起来了：“你姓文的随几多人老子不怕，当鸡巴老师，扯左劝。”
“啪！”文志炎又一耳光打到付四一的脸上去了，付四一的背后又同时挨了文国清一脚。
这一来，付四一疯狂了，不顾一切地拿东西打文志炎。两个扭在一起，吴传学、冯先付等几个大同学好不容易将他俩拉出教室，老师的劲还是大一些，在教室外，就将付四一拖到了办公室。
当我了解了情况后就对付四一说：“你回教室去，写份深刻的检讨，愿意写，你就回教室去写，不愿意写，你现在连学校的门都不进，自己回家，以免背个开除的名声。你的书包，我自会叫你塆的学生带回去，两条路，你选吧。”
“……”
“好，你沉默，也不动，看样子是不愿回家，回校后，如果学校现在就要开除你，我去跟校长说一下，看你写的检讨交代如何？走吧。”
回到办公室，志炎的气消了一点，但他还是愤愤不平地说：“几次我就要办他的人的，他唆使冯冬珍跟我妹妹闹了几次，说我妹妹回家将他俩的事跟我讲了，说我妹妹无事生非，损害他们的名誉。你看全班哪个不知道？”
我一听志炎的话，大吃一惊，怎么我就不知道？
付四一送来的检讨书上，不承认他和冯冬珍之间的事。他只是说，他们既是同学，又都是走燕北塆姐姐家，所以玩得比较好，就不容许别的男同学欺负冯冬珍。
王金汉等人一看付四一的检讨，说付四一根本就没说实话。
金汉说：“这两个伢的事，在五年级就开始了。你连老师刚来不久，见你已镇住了吴传学，付四一又没公开捣乱，就没跟你说这事。现在看来，付四一比传学阴险多了。冯冬珍与左全荣闹，与文小梅闹，他付四一见是女生跟女生闹，就不出头，怕反对他俩的人太多了。一旦像苕蛋这样的家伙也想占冯冬珍的便宜，付四一就吃醋了，此事不整，要出大问题的。”
我找冯冬珍谈了几次，她死不承认，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同学，站在人面前像个大人。看来，这是需要用策略的事。
我猛然想到了王金仙老师，当了妈妈的女老师与女同学是多么容易接近啦！王老师笑着说：“我也没那个本事，试试看，如果问出来了，你连老师可要买东西吃的哟。”
“小意思，小意思，备酒菜都可以。带这么好的个班，一浪接一浪的搞得人焦头乱额。”
金仙笑道：“你还没进学校，我们就商量说将六年级这个班由你来带的，你再带不好，那不下了地？”
我无可奈何地笑道：“我再才明白了破鼓的意思。”
真是扁担向上翘，犁头向下翘，各有各的窍。四天之内，王金仙拿出了付四一写给冯冬珍的六封信。老师们惊叹不已，对王老师刮目相看，她不喜欢表功，在我们好奇心的追问下，她三言两语地谈了下事情的经过。
她说：“冯冬珍的妈妈和我的母亲是结的干姨娘，但我们从没互相走动过，是我接了你连老师的任务后，那天放学我将冯冬珍喊到我家，吃了一餐晚饭，跟她谈了半天，又在送她回冯畈的路上谈，好说歹说，她承认了，我又套她的口气，她说出了是付四一先写信。后来我又不停地在放晚学的路上边走边跟她说，今天一早，她就将包得好好的付四一写的六封信都交给了我，就是这么简单。”
“不简单，不简单。”太家异口同声地说。
王金汉问我：“连老师，这是铁证。这样的东西，还留在学校里做么事呢？”
我说：“还给他一次机会。”
“还给机会，什么机会？”
“金仙不是说冯冬珍将信交出来没让付四一知道吗？趁热打铁，这家伙性子硬得狠的，估计当着办公室的老师，他不会承认。”
我就将他叫到办公室：“付四一，我问了几次，冯冬珍不承认与你有谈朋友的关系，你再老实说一下，有没有？”
“没有。”
“如果查出有，学校就要开除你的。”
“没有。”
“这是什么？”
王金汉早已不耐烦，将六封信往桌子上一拍。这家伙果然性硬，冲出办公室，冲进教室，书包一夹，头也不回地走了。
过了三天，我在班上上课，突然，窗外有一个人脸贴着窗户玻璃朝教室观望，是付四一。
见我过去了，他就走开了一点坐下来，没有打算走的意思。看来，他离学校有一点远，再故意坐下，是打算我再去赶他走，他就有充分的理由和我吵架的。我犯不着，就回到了教室。
可自那次之后，他几乎天天来，下课就站在窗外，上课老师来了，他就坐着远去。老师们都苦笑：“见鬼哟，如今的伢，比老师还开化些。”
“简直比牛郎织女还深情。”
“以前四一在读书，只校内知道，现在他每天来坐在那里，不搞得全大队都知道吗？”
“这叫冯冬珍还哪有心思上课呢？”
又过了几天，冯冬珍也没有来上学。据说，她父母知道后，不让她上学了。
传学风波，四一风波，真是搅得让人感到塘小水浅浪大，庙小神少鬼多。
这样下去怎么行？还有新的吴传学，新的付四一会冒出来吗？这样跟在矛盾后面跑，不是办法，就像拉着牛的尾巴要牛听你的话一样。
要走在矛盾发生的前面，就必须牵住牛的鼻子，对，“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我连夜将毛主席的这条语录用报纸写成大字，贴在教室的后山墙上。
王金汉建议，针对近来发生的事，在班上开展一个星期的“整风”运动。
于是，一到是我的语文课，我就结合整风学习，让学生写文章，写好了就人人在班上读，读完了又贴在班上的“学习专栏”内。
第一篇文章是“不忘过去”。
引用列宁的一句话“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写父母在旧社会的苦难，写白毛女、李铁梅、虎儿的悲惨遭遇，再跟自己现在的生活对比，这一轮进行了两天，同学们在读自己的作文时，不少的同学有了忘本的自责。
下课后，谈闲事，瞎疯逗的也少多了，课间，连左全荣都主动与我聊天：“你在旧社会有多大？”
“我跟你大哥左兆喜同年的，那时只有四五岁。”
“那你跟我们差不多，还不是记不得几多事。”
“可我看见了打土豪，斗地主，分田地的呀。”
“斗地主是跟《白毛女》中一个样吧？”
“差不多”。
同学们和我谈着这些以前他们没谈过的话，师生之间的距离近多了。
第二轮的学习是讨论“有阶级斗争吗？”
文国清说队长扣他爸爸的工分就是阶级斗争，同学们都笑起来了，我就结合吴传学的事例来开导他们：“吴传学，你这些时变好多了，你说说陈国庆打你是不是阶级斗争？”
“不是。”
“回答得好，那是人民内部矛盾。所以， 我们的吴传学，不愧是高年级的老大哥，他和陈国庆近来团结得很好，陈国庆从公社赛球回来，总是和传学在一起打球。”
“连老师，那怎样才是阶级斗争呢？”
“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
“么样才是无产阶级呢？”
“没有吃的，没有穿的。你们再自己说，么样才是资产阶级？”
“吃不完，穿不完。”
“对了，黄跃进，你家中有钱让你吃好穿好吗？”
“没有。”
“没有钱，你又想吃好穿好，这就是阶级斗争。”
“那不搞成了自己跟自己斗争。”
“讲得非常对，自己思想上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这就叫灵魂深处闹革命。你们每个人都要开展思想上的阶级斗争。也就是毛主席说的要斗私批…什么？”
“要斗私批修。”
“讲得很好。要说具体一点，围绕你的思想实际，每人说一条你思想上的阶级斗争，也可以说是思想上正确与错误的斗争。”
“姜焕友，你有什么思想斗争？”
“我总想家里多分点粮食和钱，但是星期天回家，又有时不想出工。”
“对，文国清，你呢？”
“别人骂我，我应该告诉老师，但我不是对骂，就是打人家。”
“对。”
“我被别人打了，才知道打人的不对。”吴传学回答得更好，我鼓起了掌，全班也热烈鼓掌。
我又问冯先付：“冯先付，你呢？”
“我明白火车头要跑在前面，可我这个火车头总是跑到后面去了。”
“这句讲得好极了，大家不总是说，村看村，户看户，社员看的是干部吗？我们的班长冯先付同学能敞开自己的思想，你们说，他今后能不能在班上起模范带头作用？”
“能！”这一声齐答，好整齐，好有力！
下课的时候，老师们说，办公室都听得很清楚，班上的整风会开的真热闹。
第三轮整风学习，就是结合语文课的怎样写信，开展“向亲友汇报”的活动。
我先指导同学们起稿，再每人发两张材料纸，一个信封，一张邮票，每个学生收一角钱。
我的具体要求是：信中只谈学习的事，谈个人，谈全班，谈优点，谈缺点，一定要用恳切的语言叫对方及时回信，只要对方说来信收到，鼓励我们好好学习就行了。
这一招，同学们比前两天的兴趣大多了。全班有一大半同学是第一次写信，还有的同学怕对方不及时回信，又自己到大队小卖部去买邮票和信封，装进信封内一起寄去。
一直等到第三天，当全班的五十多封信都收齐了之后，我就自己上横店投到邮筒里去了。
付出终有回报，不几天，一封封回信陆续寄到了左港小学，来一封，就按时间顺序在教室内的“向亲友汇报”专栏中张贴一封。
回信最快的是姜焕维的四叔姜才栋，信中说，由于当时家中困难，他也只读个小学，虽然当兵时学了不少文化，也入了党，可现在在工厂内，方知文化太少，不够用。他劝诫自己的侄儿要努力学习，向班上的好同学看齐，对调皮同学，万一帮助不了，就回避，少闹矛盾，多学知识。
姜焕友的大哥姜汉权在回信的末尾加了一句家务话，叫他母亲用旧衣裳剪一些尿片子，说是焕友的大嫂子快要添小孩子了。
焕友问：“连老师，我大哥在信中谈了家庭的事，能张贴在专栏里吗？”
“你同不同意张贴呢？”
“我就是担心怕不要我贴上去。”
“可以贴，可以贴，你那个家务事也是喜事，又不是秘密。”
只有五六个同学一直没有回信，他们都很不自在，我说：“那不要紧，可能是太忙，也可能是信没收到。”
通过一个星期的整风学习，班上最明显的改变是不管哪位老师上课，纪律都好了，课间休息完全没有打闹疯逗的现象。
最令老师们佩服的是，午睡时间，连班长也不用维持秩序，班上像空无一人的安静。
开始，是中学的梅淑兰老师不停的在中、小学称赞。后来，中学的校长陈同发知道了，他自己午睡时来悄悄看了几次，又带中学的班主任来看了一次，又带学生干部来看了一次。
那天放晚学，他将中学所有的老师带到我班教室，参观从“不忘过去”专栏，到“我的思想斗争”专栏，到“向亲友汇报”专栏，最后看了“学习专栏”中用毛笔写的小楷字，老师们都一致认同陈同发说的“比我们中学的学生还强些”这句话。
看完了，陈同发鼓励我：“好好干，下学期一定把你调到中学来。”
期中考试后，学校开教师会，要我在会上发言，交流一名新教师将班上由乱班变成优秀班的经验。
我只是简单说了几句，意思是所谓的成绩，也不过是班上正常了，老师能安心上课了，学生能安心学习了；也离不开大家的帮助和学校领导的撑腰；都是打火求柴，共同把左港小学办好，走到社员们面前，人也显得自在一点。
可过了几天，横店十一中的王吉海老师和王金汉来到我队里，找到正在带学生栽秧的我（已放了农忙假）。
王吉海和我还互不认识，王金汉介绍说，王老师是我们大教片的教育通讯的联络员，受教育组的委托，叫我再过两天农忙假结束后，在全公社的教师大会上，代表大教片的七八个学校作典型发言。
我微微一笑：“怎么叫我去呢？真的是我搞得太糟了吗？”
王吉海也大笑：“初次相逢，你这人还蛮幽默的。是请你去交流成功的经验。”
“进校还没热身，哪还谈什么成功经验。”
“这是你们的校长王金汉报的名字，也在大教片的会上介绍了你的成绩，但公社大会上每个片只需一人发言，结果大家一致赞成王金汉上报的你，最后要大教片的党支部书记，也就是你们左港中学的陈同发校长定夺，陈同发又将他亲眼所见的事迹说了一次，就这么将你定下来了。”
“那我怎么讲呢？”
“嘿嘿，连老师你几谦虚哟，就按你做的讲。但有一条，只能照着稿子读，不要另外补充展开讲，那样会议时间就拉长了，最好不要超过半小时。”
那这次大会的中心是什么？”
“大会的中心是大批判促进教育的大革命。如何围绕这个中心措词，就用不着让我在你面前画蛇添足了。”
“哪里，哪里，王老师你是教育通讯的通讯员，大手笔，见得多，一定要指点一下。”
“那就这样，你今晚将材料写成功，明天下午两点钟我在左港中学，你给我看一下，就这样定了。”
第二天，我给他看了，王吉海老师说：“你这个材料是与众不同，难怪那么严肃的陈校长也赞成你的。你如有空，就还抄一次，反正材料教育组是要存档的。”
见他这样说，我又重新工整地抄写了一份。
这次大会上，我讲完了之后，新调来不几天的教育组一把手龚伯洲组长说：“刚才连老师的讲话，我想插一句，我最深有体会的是他说的一句话：只有狠抓学生的思想斗争，将学生中不该发生的事消灭在萌芽状态中，教师才不至于疲于奔命，不但是‘大学生’难教的矛盾解决了，学生中的其他矛盾也迎刃而解了。请老师们回校后，认真讨论一下这方面的问题。”
后来的老师代表讲完话，龚伯洲组长就再也没有插话了。
我走下讲台，看见不少的眼睛瞄着我，我不好意思回到后面我们学校的位置上去，见第三排路边有一个空座位，就躲避式的坐下来了。
谁知这是横店首辅学校十一中老师们的位置，身边坐的就是闵克华校长，他又是我的老师。
他轻轻的拍了一下我的肩膀：“传浩，就这样干下去，像你这样的民办教师，组织上今后会考虑的。”
我忙说：“谢谢，我是瞎干的，也只能瞎讲。”
这天晚上，劳累了一天的春环，在睡梦中被我的不停翻身惊醒了几次，她说：“你今晚是么样睡不着呢？”
是的呀，怎么睡得着呢？进校后拼搏了这一段时间，起码来说，冲到左港小学老师的前面去了。
但今后的路还长，在大会上的发言，说的是为了国家，为了教育，为了家长，为了学生。
现在睡在床上，想的又是为了家庭，为了孩子。一定要珍惜这个良好的开端，“大学生”再难教，也要想办法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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