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阮云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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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县知青办工作的五年中，我的领导、知青办主任安熙云同志，以他模范的言传身教，深深地教育了我。这是一位在抗美援朝时入朝参战、因受重伤而复员退伍的朝鲜族干部。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他受了重伤，好几块弹片分别击中了他的头颅、腰椎、右胳膊和左腿。经过在战地医院的紧急抢救和回国后的多次手术，总算挽回了生命。但他的大脑里留有手术无法取出的弹片，一大块颅骨被切除，换上用有机玻璃做的假颅骨；腰椎部有的神经已经被弹片切断，无法医治，左腿丧失感觉功能，走路带瘸；右胳膊的弹片也无法取出。他手术后全身的刀疤总长竟达1.5米多，成了乙等甲级革命残疾军人。他复员后经过几年的休养，身体开始康复，便向组织提出要求工作。先是在县粮库当管理员，以后又长期在县委从事组织人事工作，"文革"前是县委的组织部长，"文革"中他长期担任县知青办的主任。后来我才知道，县知青办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负责省、地、县三级数千名下放干部的安置工作。为了做好全县一万多上山下乡知青和数千名下放干部的安置工作，安主任抱着病体走遍了全县所有有知青和下放干部的公社、大队和生产小队。1973年和1974年，他带领我和十多名下放干部两次各用二个多月的时间深入到社队，对知青工作开展全面广泛的调查，并由我执笔写出详细的调查报告上报到县委。中央下达26号文件后，县里仍有多起迫害女知青的案件没有得到认真地查处。1973年，他组织一批得力的干部协助公安局、法院、检察院对全县所有迫害女知青的案件进行认真的调查和复查，有多名强奸女知青的罪犯在公判后被执行了枪决。当时上海下乡知青中也有少数"大错不犯，小错不断"的人，有的已经触犯了法律。县公安局的意见是要抓捕。安主任知道后心情很沉重，他曾经对我说，上海知青从大老远的地方到边疆来接受"再教育"，他们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主要问题出在我们工作没有做好。如果他们被捕甚至判刑，他们的父母会怎么想？我们对得起他们的父母、对得起上海的各级领导和上海人民吗？他向公安局和县委提议，给这些知青一个机会。在他的张罗下，知青办在英安公社的里化鹿场举办了为期三个月的"知青学习班"。安主任亲自给这些青年上课，进行革命传统教育，请有关部门的领导对他们进行道德与法制教育，并组织他们参加鹿场的劳动。通过学习教育，这些青年都有了明显的进步，三个月后又都重新回到了集体户。安主任对工作极端负责任，从不居功自傲。他这样差的身体，还经常带领知青办的干部下乡，与知青们一起下水田插秧，有好几次他的脚被水田里的玻璃、石片划破了，鲜血直流却毫无知觉。我在县知青办工作期间，安主任真正做到了在思想上教育我，在工作上帮助我，在生活上关心我。他经常在晚上来到我的宿舍，与我谈他过去"激情燃烧的岁月"，谈他对人生、理想的看法，谈他长期参加机关工作的经验和教训。对我取得的每一点进步，他都及时予以热情的肯定和鼓励，对我身上存在的缺点和不足，也毫不客气地提出严肃的批评。谈得晚了便在我的宿舍里住下。记得有一次，组织上派我和县委报道组的吕组长一起到长春参加一个知青讲用会的材料修改工作。在材料修改中，由于省会议材料组的几个"笔杆子"对我们修改后的稿子有不同看法，在吕组长提出自己看法时，有个"笔杆子"竟说"必须按我们的意见修改，不这样你们就回去！"在这样的情况下，吕组长也发了脾气，说"走就走，我还不想伺候你们呢！"他拉着我回宿舍收拾行李后便走出招待所搭车去火车站。省会议材料组的人闻讯后开了车来追我们，一再说好话请我们回去，但吕组长坚持带我走。就这样，第二天上午我们回到了珲春。我们向安主任汇报了情况，安主任没有批评吕组长，但事后他把我带到宿舍狠狠地批评了一顿。他说，你是代表县里派到省里去搞材料工作的，不能因为省里的同志对稿子提出不同的意见就不干回来了，这是无组织无纪律的表现。哪怕省里的同志意见提错了，态度再不好，也不应当这样做。因为他们毕竟是上级领导，下级要服从上级，有意见可以在做好工作后再提。他要我好好想一想，想通了写一份检查。事后我不仅写了检查，还在党小组会上作了检讨。安主任把我当作是他的孩子，家里做了点好吃的，他经常用饭盒给我带来。逢年过节只要我没回上海探亲，都让我到他家过节。我在珲春成家后也是如此。要知道当时是计划经济时代，副食品供应是相当紧张的。安主任虽然是朝鲜族，但他有很好的汉语语言和文字功底，对我所写的稿件，尤其是领导讲话、宣传提纲和一些文件，他都要仔细审阅，有的还作大的修改。他经常把我叫到他的身边，一边修改我写的稿子，一边与我讨论，使我获益匪浅。大约在1974年，社会上刮起一股"回城风"，我县也有不少上海知青通过开假证明、办理病退等办法离开了珲春。我当时也有些心动，何况我在知青办工作，要开个假证明实在是太方便了。他对我说，你是国家干部，又刚入党，参加工作也没有几年，延边地区很缺少汉族干部，希望你还是安心工作。今后有合适的机会，组织上可以考虑帮助调动。在我年近27岁还没有找到称心的对象时，是安主任动员知青办和县妇联的全体干部为我牵线搭桥当红娘，最后为我介绍了一位同是上海下乡知青、在县土产公司工作的女青年。她是县里商业行业的老先进，还是团县委委员。在我们成家后，又是安主任想方设法为我们解决了住房等许多实际困难。1977年2月，我调到英安公社党委担任宣传委员。不久，安主任被重新任命为县委组织部长并兼任县人事局局长。
1978年5月30日，在上海与我父亲同在汽车一场工作、担任公共汽车保洁工的母亲不幸因工去世，按照当时有关政策，我只要办一个假离婚的证明，个人也可以顶替母亲到上海工作。又是安主任不同意我这样做。他对我说，你和妻子想调回上海工作的心情我完全理解，从长远来考虑，你们还是回南方工作好，但调动工作不能太着急，既要看工作需要，也要看机遇，调动手续一定要正当。约在1981年下半年，我和妻子的工作调动有了眉目，是安主任代表县委组织部亲自起草商调函，又帮助我们办理各种手续，尤其难得的是，在调动前，他帮助解决了我妻子曾经长期"以工代干"的身份问题。1982年8月，我和妻子调到上海白茅岭农场工作后，他经常来信关心我们的工作和生活。还通过省林业厅办理手续，为我托运来了一立方多的红松板材。1984年夏天，他还利用到上海治病的机会来看望过我们双方的父母。当他看到我那由妻子剖腹产生下的活泼、可爱的儿子已快上小学时，他慈爱地抱起他，由我弟弟拍下了照片。这些年来，他多次给我们寄来珲春的土特产，每次来信、来电话都让我们能抽出时间，带着儿子回珲春看看，我们也答应了。但是终因工作忙等原因而迟迟没有走成。不幸的是，2001年11月23日，安熙云同志因病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当我和妻子通过电话从其在延吉市的、现任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博物馆馆长的大儿子英男处得知这一不幸消息时，我们非常难过，不禁泪下。在珲春工作期间，安主任不仅教我怎样写好文章，更是以自己模范的言行教我怎样做一个好人，怎样做一个对党、对国家、对人民有用的人！他永远是我终生难忘的恩师！在人生的旅途上，我有幸遇到这样的好干部、好领导、好老师，是人生的幸福，更是难得的缘分！同事情
在知青办工作的五年中，知青办发生过多次人员变动，尽管时间过去了那么多年，但那几位可敬的老同事我至今忘不了。这里记述的是几位老同事的往事。1971年，在我多次借调到知青办帮助工作时，结识了崔会计，他是朝鲜族，共产党员，当年四十五、六岁。他给我的第一感觉是，个子不高，但很精神，是个勤勤恳恳、认认真真工作的"大忙人"。他待人热情。每次我一到知青办，他工作再忙也要放下手头的工作，热情地与我打招呼，让我坐下，又忙着为我倒开水，并问我在农村插队和上海父母的情况。对我是这样，对所有来知青办办事的插队干部、知青或知青的家长也都是这样。他对人总是笑眯眯的，耐心而诚恳，很少看到他生气。他工作认真仔细。每次我借调到知青办，他都事先为我安排好宿舍，对宿舍里我要用的被褥、枕头、枕巾以及各种办公用品等都准备得好好的，连暖瓶里的开水都帮助打好，火炕都事先烧好，并准备了可以烧好多天的烧炕用的煤和引火柴，还为我提前买好了机关食堂的饭菜票。他担心我不大会烧炕，多次手把手地教我，告诉我烧炕的窍门，并一直叮嘱我千万小心煤气中毒。他还对我说，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和要求，不用客气可随时向他提出来，他一定尽量帮助解决。我正式调到知青办工作后，也是他事先帮助打扫好宿舍的卫生，并帮我将行李搬进机关的宿舍。他非常节俭。常年骑一辆既破又旧的自行车上下班，甚至骑它下乡。单位有公用的自行车，他从来不用。对公家的一根绳子、一根钉子、一个塑料袋子、一只旧纸板箱他都仔细地分类保管起来，舍不得扔掉。公家要用时才拿出来。一次，他到我的宿舍里看到我在新的稿纸上张贴报纸上发表的稿件，感到这是浪费纸张。他便到办公室的仓库里，给我拿来几本已经报废不用但还比较新的账册，让我用它来张贴稿件，这几本账册我保留至今。一年四季，他每天的工作都是很繁忙的。尤其有较长一段时间知青办直接负责发放全县知青集体户建房材料，并由他亲自掌管和发放。县委机关大院堆满了木材、钢材、水泥、钉子等建房物资，但堆放有序，整整齐齐。白天社队来拉建房物资的汽车、拖拉机在机关大院进进出出，相当频繁。崔会计的工作量比平时增加了好几倍，但他毫无怨言。好多工作他都是在晚上到办公室里加班完成的。那时每当晚上九、十点钟，我在机关宿舍里，总能看到不远处的知青办办公室还亮着灯，那是崔会计在埋头工作。有时我到办公室去看他，劝他早点回家休息，他总是笑着说："你回去休息吧，我一会儿就回去。"临回家时，他还常到我的宿舍看我，问问我生活方面有啥困难需要帮助，看看我烧的炕有没有问题，再叮嘱我注意安全，小心煤气中毒。他关心知青，乐于为知青排忧解难。作为知青办的会计，还负责一定的接待工作。每当有知青来上访时，他总是热情接待，仔细听取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凡涉及到经济问题，只要是政策、条件允许的，能够帮助解决的就当场解决，不能解决的或暂时不能解决的也耐心做好说服工作，需要请示领导的则仔细记录后向领导汇报。我还经常看到他自己掏钱给一些上访的知青买饭吃。他公私分明，从不沾公家的便宜。由于较长一段时间知青办直接负责发放全县知青集体户建房材料，材料发放结束后，建房材料中的板皮、不够尺寸的钢筋、破损的水泥、砖头等堆得如一座小山，这些都是修理房屋、建家庭仓库等不可少的。好些机关干部向崔会计提出分掉算了，崔会计不同意。在请示有关领导批准后，才在部分确有需要的机关干部中作价处理，崔会计也在付钱后拿了自己的一份。其实他家的住房、仓库已经年久失修，很需要这些建房材料。我成家后不久，知青办领导帮我在县广播站附近找了一处住房，崔会计又为我解决了盖仓库、菜窖用的板皮、砖头、钉子、铁丝，帮助我买来烧炕做饭用的煤炭及过冬吃的蔬菜。他有三个正在读书的女儿，妻子没有工作，家境比较困难，但他对女儿的学习和平时的教育抓得很紧。三个女儿读书成绩良好，对人彬彬有礼。由于他工作忙，在家的时间不多，没有更多的时间料理家务，而他的三个女儿都很懂事，从小就很会帮助父母亲做家务事。他的身体并不好，患有比较重的高血压病和胃病，还经常咳嗽感冒，但他很少请假休息，经常是带病上班。休息天也常常到办公室上班。1977年1月，我调动到英安公社党委工作。这年9月的一天，我接到知青办来的电话，告诉我崔会计因高血压引起脑溢血不幸去世了。我听后十分震惊，立即向单位请了假赶到崔会计的家。知青办的同事都在。崔会计的遗体已经停放在家里的一间小屋里，脸上盖着一块新毛巾。我进屋后，他的妻子轻轻掀开盖在丈夫脸上的新毛巾，让我再看看崔会计。我跪下恭恭敬敬地给崔会计磕了三个头。五年多来崔会计的一件件往事在我眼前闪过，我不禁流下眼泪。两天后，县机关为崔会计举行追悼会。会后，我和知青办以及崔会计的生前友好、亲朋好友一起护送崔会计的灵柩到珲春镇的北山，向尊敬的崔会计作最后的告别。冀副主任名永山，汉族，我到知青办工作时他也刚从县林业局调来，原先是担任干事，大约在二年后担任知青办副主任，主要负责知青建房的基建工作，那时他约三十七、八岁。冀副主任虽然担任了一定的领导职务，但他毫无架子，仍然与他担任干事时一样，该干啥还是干啥，重的工作抢着干。那几年，县机关大院堆满了各种建材，有的装卸工工作马虎，木料、水泥等卸下后没有堆放整齐就走了，冀副主任常常是二话不说就自己动手重新堆放得整整齐齐。经常看到他干得汗流浃背，却毫无怨言，后来我才了解到，他原先当过县林业局下属的林业工人。在一次装车劳动时，他被一根原木砸伤右腿，腰也受过伤。虽然经过治疗，但仍留下一定的后遗症，但他一干活就全然不顾自己的身体。像知青办的其他同事一样，冀副主任平时对我也是很关心的，经常来宿舍看我。家里做了点好吃的，也常常用饭盒给我带来。我多次与他一起下乡搞调查或蹲点劳动，他对工作很认真，蹲点劳动更是不怕苦，不怕累。一次，我与他一起骑自行车到英安公社里化鹿场办事，在下午回来时我骑车过一个山坡时，由于山坡比较陡，我学骑车的时间不长，车技不好，自行车又突然刹车失灵，在快骑到坡下时，自行车翻了。我一下子被摔出三米多远，衣袖、裤腿被划破了好几处，手臂、脚上有好几处被碎石片划破出了血，幸好没有头着地，否则后果难讲。骑车在我前面、已经下坡的冀副主任见状，立即下车回过来照顾我，他连连责备自己少叮嘱了我一句，没有让我推着自行车下坡，以至出了这样的事情。他用手帕帮我扎住一处伤口，又帮我推着自行车，和我一起来到附近的一个上海知青集体户，集体户的知青见我们来求援，十分热情地拿出保健箱，我用消毒水清洗了伤口，撒上消炎粉，再包扎好。一位女知青还到附近的一户社员家用缝纫机仔细地帮我缝补好划破的衣裤，我很感谢。这件事也给我一个深刻的教训：做任何事情千万不要逞能！切记安全第一，珍惜生命和健康！冀副主任是个爽快人，平时有啥说啥，对我身上存在的缺点和不足，他都善意地向我指出。如有时我在接待来上访的知青或家长时不够主动热情，工作中有时有急躁情绪，个性比较强，有时说话不大注意场合，平时不注意锻炼身体等，他经常以他自己的经历、工作中的教训提醒我，使我获益匪浅。冀副主任很关心我的成家，他曾经帮我物色过几个上海女知青，但因多种原因都没有成功。在我成家后，他也很关心我的工作和家庭生活，经常到我家来看看，帮助解决生活上的一些难事。不久前，原上海赴吉林省学习慰问团的曾毓淮老师告诉我，冀副主任退休多年，现在住在珲春市内，他来上海治过病。他还告诉我老冀家现在的电话。但我至今没有给他去电话，因为我如果去电话，他肯定要责怪我"好一个小阮！回到上海这么多年，把老朋友都忘了！"但我和妻子以后回珲春，一定要去看望他，让他当面责怪我吧！
我到知青办工作时，知青办的文书是位朝鲜族的男干部金风林，不久调来一位四十来岁的朝鲜族女干部崔惠淑，由她担任知青办的文书。崔惠淑原来是延边地区的著名的排球运动员，曾经获得过"终身优秀排球运动健将"的荣誉称号，她退役后担任延边大学体育系的教师。她的丈夫李光洙当时是延边足球队外号叫"坦克"的著名运动员。"文革"中的1970年，他们夫妇俩一起被下放到珲春县英安公社富民大队劳动。崔惠淑夫妇到大队后积极参加劳动，为当地的群众做好事，受到当地群众的好评。崔惠淑曾多次被评为县和地区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崔惠淑与其他的朝鲜族妇女一样，性格温柔脾气好，勤劳又朴素，能歌又善舞，很善解人意。更难得的是她不仅排球打得好，而且汉语讲得好，并能写一手好汉字（这也是她调到知青办工作的重要原因吧！）崔惠淑到知青办工作后，几乎每天早来晚上，打扫办公室的卫生，泡开水等活她都包下来了。她的主要工作是接听电话、群众的来访接待、处理群众的来信、办公会议记录等，每天她的工作也是相当忙的，但是她工作有序，忙而不乱。她对每一个来访人员她都是笑脸相迎，热情接待，帮他们排忧解难，从没有发生过来访人员投诉的事。崔惠淑把我当作是她的小弟弟似的关心和帮助我。我写稿往往求快而字迹潦草，字也写得不太好看，有的稿子由于作较大的修改，稿纸上划了好多修改的记号，而重新抄写又很费时间。一次，我试探性地问她："崔阿兹妈妮，你能帮我抄抄稿子吗？"谁知她一口就答应了，还对我说："小阮，你有什么需要阿兹妈妮帮忙做的工作就说吧，不用客气。"这真使我喜出望外。从此以后，我起草的好多稿子，都是经过崔阿兹妈妮的重新抄写后再送给有关领导审阅的。崔阿兹妈妮工作真是细心，我写得再潦草、修改再多的稿子，她都给抄写得整整齐齐，有时她发现我写的稿子里有错别字或不太通顺的地方，都及时向我指出，让我再作修改。她和安主任都是我的入党介绍人，还是我的婚姻介绍人之一。1976年底，由于工作的需要，崔惠淑夫妇要调回延边大学工作。知青办的全体同事到县照像馆照了一张集体照，并在珲春宾馆设宴欢送她。崔惠淑夫妇还在自己家设宴招待大家以示感谢。崔惠淑夫妇回延边大学后，我与他们就失去了联系。这些年我也多次联系过，但没有联系上，十分遗憾。双喜临门
作为一个出身于苦大仇深的工人家庭的子弟，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行列，做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是我从小就产生的美好和神圣的愿望。在我入团以后，尤其在上调到县知青办工作后，入党的要求就更强烈了。不久，我就向组织上通过口头及书面提出了入党申请。大约在1972年的9月或10月的一天下午，知青办的全体党员共十余人在我住的宿舍里讨论我的入党问题。会议由我的入党介绍人之一、知青办党支部书记安主任主持。会上，我首先向大家谈了对党的认识以及为什么要入党，再谈了自己学习和参加工作的简历和父母家庭的情况。接着由与会的党员表态。有几位党员发了言，大多是肯定我做得好的方面及提出一些希望，如希望我注意工作的方式方法、戒骄戒躁等。在大家发言结束后进行表决，安主任宣布：同意阮云宝同志入党的同志请举手！我看到几乎所有的党员都举了手，这时我真是很激动。但是就在这时，有位我不太熟悉的借调到知青办工作的朝鲜族老同志发了言，他说"我不同意阮云宝入党，这个小青年比较傲气，我看还要好好锻炼和考察！"
接着他讲了这样一件事：几个月前的一个下午，知青办领导派他和一位司机开了一部吉普车，到板石公社接正在那里参加农村工作队下乡的阮云宝回来搞材料工作。
但小阮说是参加了农村工作队，就属于县委学大寨办公室管理，必须由学大寨办公室通知本人才能回县里。
他当时说车都来了你就回去吧，而小阮就是不肯。他只好和司机一起返回县里，与县委学大寨办公室联系得到同意后，再次开了车子去接，阮云宝才跟我们回来。
"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傲气的小青年！" 他又说了一句。
这时，我仔细看看这位情绪有些激动的老同志，也回想起发生在几个月前的这件事。
事情确实和他讲的一样，但是我认为自己完全是按照县委学大寨办公室的要求做的，自己并没有做错。
我有些沉不住气，举手要求解释，但是安主任向我摆摆手，没有让我当场解释。
这时会议有些沉闷，已经举手同意发展我入党的同志都不再说什么。
安主任这时说话了，他说："按照党内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小阮的入党申请已经通过了。
但是刚才这位老同志提出的意见值得小阮好好思考。应当讲在这件事情上小阮没有做错，原则性很强，但是他缺乏灵活性，我们应当是既讲原则性，又讲灵活性，二者要很好地结合起来。
小阮参加机关的工作时间很短，他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很爱学习，工作也积极肯干，作风正派，生活朴素，这都是好的方面。
但从这件事上也反映出小阮还缺乏工作经验，很需要继续接受组织的教育和培养，接受锻炼和考察，作为他的入党介绍人之一的我，同意这次暂时不批准他入党，再考察一段时间。
希望知青办的党员同志继续关心和帮助小阮，更希望小阮同志不要泄气，保持优点，克服不足，争取早日加入党的队伍。"
会后，就在我的宿舍里，安主任与我谈了很久，他说，他在会上讲的话只是供我参考，希望我好好想一想。
他说，入党不是为了个人的名利，而是更好地接受党的培养和教育，接受群众的监督，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他说，作为一个要求入党的人来讲，要经得起组织的长期考验，要经得起委屈，甚至要经得起误解。时间能够说明一切，党最终会对一个人作出最公正的评价。
他还给我讲了好些他自己在工作中曾经被人误解、受到委屈的事情，讲他自己如何对待和处理这些问题的经验和教训，我听后很感动。
我向安主任表示，作为一个迫切要求入党的青年，当然希望能够早日加入党的队伍，但自己确实与党员的标准还有一定的差距，还缺乏工作经验和社会经验，还很需要锻炼，我愿意继续接受组织的帮助和考察，以实际行动争取早日加入党组织。
安主任很高兴地拍拍我的肩膀。
在这次会议后，我仍然回到板石公社的农村工作队，仍然一如既往地努力工作。
在1973年的6月30日，知青办党支部的全体党员又在我的宿舍里召开有关我的入党审批会，仍然由安主任和知青办文书崔惠淑做我的入党介绍人，通过规定的程序，我顺利地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队伍。
当大家向我表示祝贺时，我激动的流了泪。
从小，除了自己的家人，我不善于接触女性。在上初中、高中时也是如此，很少也不善于与女同学交往，偶而与女同学说说话，也感到很腼腆。这也是我的一个弱点。
其实回想起来，早在我上初中、高中时，也有个别有好感、暗地里喜欢的女同学，所谓暗地里喜欢，仅仅也就是愿意多看一眼，有时说几句话，也仅此而已。
当时自己想的大多是如何好好读书，无暇考虑其他，而且学校也根本不允许学生谈情说爱。
下乡到珲春以后，尽管我成天与集体户的女知青们学习、劳动和生活在一起，但毕竟男女有别，我与女知青们仍然保持一定的距离，对她们中的任何一位都从无任何亲密的接触。因此，女知青们都认为我很"清高"。
我在小盘岭大队集体户时，大多数男知青的衣服、被子等脏了有女知青主动（或自己找女知青）帮助洗和缝，但没有一位女知青主动提出帮我洗衣服、被子（我也根本不会去找女知青）。
其实就是有人愿意帮我洗衣服、被子，我也不会答应的，因为我怕麻烦别人，更怕引起别人的议论和误会。有几次我自己洗和缝被子，正好有朝鲜族的女青年到集体户串门，她们提出要帮我缝被子，我婉言谢绝。
到防川集体户后，我担任大队的"赤脚医生"，接触女知青、女社员的机会更多范围更大，但我仍然对女性保持一定的距离。没有与任何一位女知青和女社员有任何的亲密接触，更谈不上谈情说爱了。
而当时的实际情况是：下乡后不久，男女知青谈情说爱找"对象"就已经是比较普遍的现象了。就是在防川集体户，也有好几对，而当时我对这种现象很看不惯。
参加工作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婚姻问题也开始摆在我的面前。
我多次参加农村工作队，每到一个公社、大队，时间稍微一长，总有些干部问我"有没有对象？"
我说"还没有"，就有人表示要为我介绍介绍。每当这时，我只是笑笑，表示感谢。
我在知青办工作几年后，知青办和县妇联就有干部热心为我介绍对象，是与我一样从知青集体户上调到机关工作的上海女青年，介绍人说女方都表示愿意，但我却没有一点儿感觉，事情就此作罢。
我是个正常的男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对婚姻问题不能不考虑。
坦白地说，我也曾经对原先在小盘岭大队、后来上调到县妇联的一位当地的朝鲜族女青年有那么点意思，后来托我比较熟悉的、她在密江公社工作的叔叔打听。
他叔叔给我来信说，女方的母亲和奶奶都不同意，主要理由是：我是上海知青，担心以后不在当地扎根会"飞"走，造成家庭离散。
他建议我还是找上海的女青年。这事也就悄悄作罢。
我还看中过原先在镇郊公社当"赤脚医生"时到防川参观学习时认识、后来在县医院实习的一位上海女青年，后来托人打听，她以后要到国外的亲戚家去，不会在珲春安家，这事也作罢。
1974年春，在我年近27岁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对象时，知青办的安主任十分关心，他让办公室所有的同事都来关心我的婚姻问题，还动员隔壁县妇联办公室的干部也来帮我物色对象。
当时我正参加县路线教育工作队，与县法院的姜善模院长一起在春化公社的草帽顶子大队蹲点。
4月的一天，我回县里休息，县妇联年轻的朝鲜族女干部金玉子来到我的宿舍，她是来向我介绍对象的，是她很熟悉的在县土产公司门市部担任组长的上海女知青邵明华。
她一说起，我也想起到县土产公司门市部买东西时，曾经看到过一名个子不高、但眼睛大大的、长得比较秀气、对人相当热情的上海女青年。我还在她手上买过土特产，换过零钱。
金玉子说：我把你的情况向她介绍了，她答应和你见见面，如果你同意，晚上七点到我家来吧。
事情来得很突然，我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但出于对金玉子的热情关心的尊重，我答应晚上到她家和这位女青年见见面。
当晚，我准时来到金玉子家，邵明华已经在她家的小客屋等候。金玉子向她介绍了我，邵明华很客气向我问好。
金玉子为我们泡了茶水，关上小客屋的门，让我们好好谈谈。
初次与女青年单独交谈，我有些拘束，好在她倒还落落大方，问了我和我家的一些情况，我一一作答。
她也向我简单地介绍了自己的经历和家庭的情况，两人相互之间有了些了解。
大约也就半个来小时，她提出让我到她住的单位宿舍去看看，我同意了。
这样，我们向金玉子告别，她领着我到了县土产公司的她的宿舍。宿舍比较大，大约有二十来个平方，共住两人。
宿舍相当整洁，她住的炕的右边放着箱子，里面靠墙搭着一排木架，上面还摆放着一台崭新的"红灯牌"电子管收音机，宿舍的走道一边放着写字台，上面有小台灯，还整整齐齐地摆着好些书。
另外一位女青年也是上海知青，姓王，男朋友在外地。她见我们来，打了个招呼便知趣地离开了。
我在她的宿舍里待了大约一个小时，大家又谈了些自己的工作生活情况。我看天色已晚，便向她告辞，她很客气地将我送出公司宿舍的大门。
第一次接触，我对邵明华的总体印象还不错，从谈话中我了解到她生于1951年9月（比我小三岁半），籍贯是浙江省的鄞县。
她父亲在上海虹口区的某工商银行里工作，母亲是街道居委的干部，她有姐弟共四人，她排行老二，是上海广中中学六七届的初中生，也是与我同年同月不同日（她是在1969年3月25日）到珲春县英安公社英安十队插队的。
她告诉我，原来她的父母已经给她联系好，托一远房亲戚让她到上海崇明县的东风农场插队，父母将她的户口也迁到了东风农场。
但她自己不同意，而是坚决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要求到远离上海、条件相当艰苦的东北珲春县插队，并将户口迁到了珲春县。
她在1971年1月就上调到县百货公司三商店工作，不久就担任了营业班长。1973年9月担任县土产公司门市部主任。
在插队时曾经被评为"五好知青"。在参加工作后，多次被评为县商业系统的先进工作者。她还被选为十届团县委委员，参加过团自治州的团代会，被选为州团代会的后补委员。
论相貌、人品等我都满意，唯一感到美中不足的就是她的个子矮了些。找对象毕竟是人生大事，不能不慎重考虑，说实话当时我有些犹豫，一时还拿不定主意。
第二天的下午，金玉子又来找我，问我究竟怎么想。我说其他都满意，就是对方个子太矮，还拿不定注意。
金玉子讲，找对象最关键的是对方的人品是否好，相貌、个头都在其次。人没有十全十美的，总有不足的地方，如果真看上她，对她有意思，个子矮点没有什么关系的。
她还以她自己为例说，我的个子也不高，结婚后不也都很好吗，并没有什么影响。
这时，我提出再听听安主任的意见，金玉子又和我一起来到知青办，安主任和文书崔惠淑正好都在。
我鼓起勇气说了这事，安主任笑着对我说 ，这个事情他早就知道了，他还专门让金玉子和崔惠淑去作过调查。
这个女青年很不错，政治上积极要求上进，工作上积极肯干很能吃苦，作风正派，生活简朴，很会过日子，脾气性格也好，人也长得可以，只是个子矮些。
安主任说，我们都认为她能够配得上你。我相信你如果有这么个对象，今后家庭不会不幸福。
金玉子向你介绍她，也是我和崔惠淑的意思，你自己再考虑考虑吧。
听了安主任的一番话，我完全明白了。我当即向他们表示，只要她真的愿意，我没有意见。
安主任又讲，你年龄已经不小，这件事也要抓紧。还是要多接触了解对方，培养和建立感情，以后还要征求一下双方家长的意见，条件成熟了就可以考虑成家。
他还叮嘱我，你参加农村工作队工作还没有结束，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工作上，不要因为谈朋友而影响工作。我向安主任表示，请组织放心，我知道该怎样做。
当晚，我到了邵明华的宿舍，请她到我住的宿舍坐一坐，她很高兴地答应了。
也就在这天晚上，我向她表示愿意和她谈朋友，相互再多了解了解，她也表示愿意，让我平时多帮助帮助她。通过短时间的接触，我们相互增加了了解。
几天后，我就返回春化公社，走时邵明华还特意到汽车站来送我。
我到草帽顶子大队没几天，就收到她的来信，信里说能有机会结识我很高兴，愿意和我保持最亲密的朋友关系。
她还说，自己是个初中没有毕业的初中生，而你是高中生（其实我也高中没毕业），又很能写文章，她很佩服。让我多多帮助她。
在信里她称呼我为"云宝哥"，我在回信时，便称呼她为"明华妹"。
就这样，在我到草帽顶子大队蹲点时，我们通过书信传递情感。
在我回县城短暂休息时，不是我去她处就是她来我处相互谈谈心，增进了解，增进感情。
我们向各自的父母写信告诉他们这事，并寄去了各自的相片。很快我们便收到双方父母的来信，都同意了我们的恋爱关系。
时间过得很快，这年的年底，我们利用探亲假一起回沪，并看望了双方的父母，双方的父母都很满意。
1976年的元旦，我们决定回沪结婚，双方单位给开了同意结婚的证明，我们俩一起到珲春镇民政处办理结婚登记，然后又利用探亲假一起回沪。
在我们乘坐从大连到上海的轮船上，我们从广播里听到了敬爱的周总理逝世的消息，我们的心情很沉重，这天是1月8日。
我们的婚礼办得很简朴，只是到照相馆拍张照，由双方父母给我们准备一些新被褥，在双方父母的家里各准备了一、二桌家常便宴，请一些亲朋好友聚一聚，给亲朋好友和周围的邻居发些糖果，便算是办过婚礼了。
我母亲还将她珍藏了几十年的一枚刻有"一帆风顺"字样的金戒指送给了明华。
回到珲春后，给双方单位的领导和要好同事发些糖果，就算是告诉大家我们结婚了。
刚回到珲春，我们最大的困难是没有自己的住房，只能仍然住在各自单位的宿舍里。
后来经有关领导同意，明华搬到我的宿舍里。但是由于是机关的集体宿舍，生活方面还是很不方便的。
安主任很关心我们，他多次与有关部门联系，帮助解决我们的住房问题。经过他的努力，在县广播站附近为我们联系解决了一套两室户的新住房。
我们又自己动手搭煤棚、挖菜窖，在知青办同事的大力帮助下，在这年的7月，我们搬进了新居。
尽管住房离开我们双方单位都比较远，一到晚上周围缺少路灯，路也没有完全修好，上下班并不方便，但我们已经相当满足了。
我们从内心感谢安主任以及双方单位的同事对我们的关心和照顾。
婚后不久，妻子就有了身孕，想到我们就要当爸爸妈妈了，内心很是喜悦但又有些不安：毕竟我们都毫无经验，又是在东北，父母都不在身边。
明华的父母多次来信让她回上海生孩子，我们也这样打算，但是1976年7月16日，唐山发生了大地震，明华此时已怀孕七个月，担心路途上不安全，最后决定不回上海了。
双方的父母也同意我们的意见，还给我们寄来了红糖、桂圆以及小孩子穿的衣服、尿布等。
听说我们不准备回沪，这里的领导和同事都很关心，珲春镇妇幼保健站的金大夫多次为明华体检，认为她情况正常，并让她到时候就在镇妇幼保健站生产，金大夫愿意亲自为她接生，我们也同意了。
就在这年的9月底，组织部通知我工作调动，将调到英安公社党委担任党委宣传委员。
安主任说，这是组织上为了培养青年干部采取的措施。今后青年干部要提拔，必须到基层的公社锻炼。
我表示服从组织的决定，但又担心妻子即将生产，无人照顾。安主任看出我的心思，他对我说你放心地去，妻子生孩子的事情组织上会关心照顾的，有事情组织上会及时通知你。再说英安公社离开县城才十几里地，只要不下乡蹲点，你可以骑自行车上下班。
安主任这样说了，我们也就比较放心了。但就在我办理移交准备去报到时，10月4日上午明华即将临产，我急忙将她送进镇妇幼保健站。
金大夫检查后说生产就是一、二天的事，让她住院待产。考虑到我家的实际困难，经安主任与组织部商量，同意我暂不调动。我很感谢组织上对我的照顾。
得知明华即将生产，我们双方单位的多名女同事都热情地到镇妇幼保健站照料她。
10月5日的傍晚，明华平安地生下一个女孩。我们做爸爸妈妈了，我和明华都很高兴。经过商量，我们给女儿取了单名叫"莉"，小名叫莉莉。
在镇妇幼保健站住了一周后便回到自己家里，单位还让我请假在家好好照顾妻子和孩子。
我缺乏经验，又是双方单位的同事和热情的邻居给了我们不少的帮助（由于我家是新房子，第一年住人房屋里比较冷，热情的邻居让我妻子抱着女儿到他们家洗澡和换衣服）。
我们及时给双方的父母去信告诉他们母女平安，他们很快来信表示放心，让我们多加保重。
女儿真是听话，吃饱了就睡，很少哭闹。她的头上曾经长出一些小红疙瘩，敷了些药膏后很快好了。
时间过得很快，女儿满月了。很快，又满二个月了。所有来我家看望的人都称赞女儿长得俊俏漂亮。
女儿满月后我就上班了。女儿满二个月时明华也上班了。
当时是冬天，明华单位没有建立托儿所（按照县里有关部门的规定，女职工多的单位必须建立托儿所，以方便职工）。单位只是在附近找了一户朝鲜族人家，请这家的一位六十来岁的老太太当保姆，照看本单位女职工的五个孩子。
经明华单位同意，我们也将女儿交给这个老太太照看。每天早上上班时我们将女儿送到这老太太家，上午九时许、中午及下午三时许由明华去给孩子喂奶。傍晚下班时由我们将女儿领回家。
但是，一个多月后，竟然发生了一件我们万万没有想到的不幸的事情：1977年1月15日，这天正好是莉莉出生一百天。
我和妻子讲好当天上午九时带她一起去珲春照相馆拍照留念。上班时是由我背着她，冒着风雪和妻子一起将她送到托儿所的。
谁知道这个老太太既当孩子的保姆，又要做饭、喂猪、做缝纫机活料理家务，照看孩子很不尽心。
上午我女儿哭闹时，她随手将一条厚毛毯盖在正躺在小摇车里的我女儿的脸上，自己忙着做缝纫机活，结果上午九时许当明华去给女儿喂奶时，发现女儿窒息已经不行了，当时就哭得昏了过去。
他们单位知道这事后，立即打电话给正在上班的我，我立即放下手上正在写的一份材料，心急火燎地赶到那家。
那家的老太太和她的丈夫哭着跪在地上求我们宽恕，说他们不是故意的，没有想到竟出了这样的事。
我顾不上其他，抱着一线希望，急忙抱着女儿不顾雪大路滑奔向不远处的镇医院，明华在他们单位的几位女同事的搀扶下哭着紧跟在后面。
一进镇医院我直奔急救室，闻讯赶来的医生立即对她进行抢救：给她吸氧气，打强心针，但已经无济于事，医生开出了死亡证明，万万没有想到来到人世才刚满一百天的女儿竟这样永远地离我们而去。
明华抱着我痛哭，我也悲痛万分。同事们也都陪着我们流泪。
同事们帮我们将莉莉抱回家放在炕上，给她揩了身子，换上新尿布，又将我母亲从上海寄来的一套新衣服给她换上。
这时，大家都看到，从我女儿的鼻孔里流出许多带血的白沫，这更证明女儿是窒息而死的。我含着泪最后一次为女儿洗了还带着她身体余温的尿布。
按照当地的风俗，夭折孩子的遗体不能由父母来处理，而必须由老年人来处理。
在我们的哭泣声中，明华单位的一位老职工用一捆稻草包上莉莉，由他冒着风雪将我们可怜的女儿送到珲春北山，埋在雪地里。
女儿没了，同事们走了，我们顿时觉得屋里空荡荡冷清清的。看着女儿留下的衣物，想起可怜夭折的女儿，明华和我又禁不住流泪。
下午，安主任和明华单位的领导来到我家慰问。
由于明华正处在哺乳期，又是玉子的婆婆给她送来偏方，帮助她回乳。
第二天下午，我和明华一起参加了由县公安局、县妇联和我们双方单位领导参加的事故分析调解会。
县公安局同志认定，我们的孩子是由于保姆将毯子盖在其口鼻处时间过长而造成窒息死亡，是一起人为的事故。
县妇联的同志对明华所在单位女职工多而没有建立托儿所，在居民个人家办托儿所提出严肃的批评，要求尽快整改。
在征求我们的意见后，双方单位就事故处理拟定了三条意见：
一、土产公司立即停办在居民个人家办的托儿所，着手建立自己的托儿所；
二、任何单位都不准再聘用该肇事老太太当托儿所的保姆；
三、阮云宝夫妇失去女儿精神上受到刺激，同意他们回上海休息一段时间，来回路费由土产公司给予报销，工资由双方单位照发。今后对邵明华的工作给予一定的照顾。
阮云宝夫妇同意不再追究肇事保姆的刑事、民事责任。双方单位和我们在事故处理调解书上签了名。
由于安主任做了工作，也考虑到维护民族团结，我和明华都顾全大局，十分理智和克制，使这起事故很快就得到了妥善的处理。
事发后，我们没有立即回上海，明华留在家里休息，我还是调到英安公社党委上班。
为了上下班方便些，经房管部门同意，我们与住在县公安局家属院里的团县委书记严锡彬换了房子。
尽管房子比较小，但我们上下班方便。只要不下乡，我基本上是早出晚归骑自行车上下班。
休息天，我经常带明华到街上走走。每当看到别人背着或抱着小女孩，明华就目不转睛地盯着看，看着看着眼泪就下来了，我们又想起可怜的莉莉。
明华休息几个月后就上班了。单位照顾她的身体，不再让她站柜台，而让她担任了公司仓库的保管员。
失去爱女使我们深感痛苦，在较长的时间里妻子也没有怀上孕。
直到1977年10月，妻子才又怀孕，到1978年8月25日，我们的儿子国平在上海出生，我们又有了孩子，这才真正从失去爱女的痛苦中解脱出来。
妻子又怀孕后，我们很高兴，双方家里的老人、单位的领导和同事都为我们高兴。为了不出意外，我们决定过几个月后就回上海，让妻子在上海生孩子。1978年的6月初，由于母亲不幸因工去世，我先回到了上海。在开母亲的追悼会前，我打电报让妻子回沪，这时她已经怀孕七个来月。在料理完母亲的后事后，妻子就留在上海她父母的家里待产。我在征得单位领导的同意后也留在上海。我陪妻子到上海第四人民医院妇产科检查了几次身体，医生认为情况正常，让到时来医院生产。原来医生预测妻子的产期在8月20日前后，妻子在预产期前，住进了第四人民医院妇产科的产科病房。这天上午8时许，医生查病房，发现我妻子腹中的孩子心跳很快，经过仔细检查，认为是腹中的孩子被脐带缠绕，要立即施行剖腹产，并需要我签字同意手术。医院立即打电话通知了我的岳父，岳父又赶到我家与我一起赶到医院。等我们赶到医院时，已经11点多钟了，岳母等在手术室外，她告诉我们由于情况紧急，等不及家属签字，明华已经被送进手术间一个来小时了。大约在12点15分，手术室的门开了，一位护士抱着一个小包出来了，她一边走一边喊"邵明华家属，是个弟弟！"我和岳父母立即迎上前去，迎接又来到人世的小生命——我们朝思暮想的孩子！孩子刚出娘胎，还没有洗澡，哭声也不大，左手上挂着一只小塑料片，护士抱着他去洗澡。又过了约半个小时，明华被推出手术室，送回妇产科病房休息。明华产后几天发现有炎症，奶水也不多，医生建议在医院多住些天观察一下，给小孩喂牛奶。明华在医院住了约二周后才带着孩子回到我岳父母的家里。热心的岳父早有考虑，他说1978年是邓小平同志重新复出的一年，老百姓都盼望国家太平，就给孩子取名"国平"如何？我和明华都高兴地同意了。在岳父母的仔细照料下，国平在一天天长大，明华的身体也很快康复。在国平约七八个月时，明华也回珲春的单位上班，孩子则留在上海由岳父母帮助照看。老一辈
我的母亲姓马名菊芳，浙江黄岩县院桥马家村人。上海临解放时来到上海，由我的祖母作主与我父亲成了家。母亲是一位非常勤劳、聪明、贤惠、俭朴的妇女。她有一手绣花、裁缝、编织、烹饪的技能。父亲长期忙于工作，也不太善于理财，是母亲把家庭料理得井井有条。母亲精心赡养我们的祖母。尤为难得的是，二十多年她从未与祖母红过一次脸，在我们居住的公交新村传为美谈。母亲原先没有文化，但她在我们子女的帮助下，通过学识字课本认识了不少的字。在1958年"大跃进"时，她曾经到五角场的某冶金仓库工作，每天工资仅八角钱。为节省每天来回一角钱的车费，上下班都是步行，中午自己带饭。有时单位里发了一点好吃的，哪怕是几颗糖，她都舍不得自己吃，带回家分给我们。几年后，因国家搞经济调整，冶金仓库要裁减人员，尽管家庭很困难，母亲还是主动下了岗。母亲任劳任怨，她几十年如一日辛勤地料理家务，含辛茹苦地抚养子女。我永远不会忘记，小时候由于我的过失，造成二弟的受伤生病。从二弟受伤生病直到夭折的几个月里，可以想象母亲的内心是多么的痛苦！从小我患有皮肤搔痒症，为了让我安睡，是母亲彻夜不眠为我轻轻地挠痒。我自幼身弱多病，经常感冒、咳嗽、发烧，是母亲一直辛勤地照顾我。我怕腥不吃河鱼，是母亲想方设法为我调剂伙食。二妹小时候得过"猩红热"，病情凶险，是母亲日夜辛勤照料，才使她转危为安。在我读初中三年级时，不幸患了肺结核病而休学在家时，在家庭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是母亲想方设法筹钱为我治疗，千方百计地为我增加营养，使我尽快康复。在我的记忆中，母亲很少穿新衣，她甚至没有一件象样的毛衣。在我们五个子女都上学读书，三个子女先后患过肺结核，三个子女又先后下乡到东北的情况下，母亲和父亲一起把我们五个子女抚养成人，是多么的不容易！"文革"中，我们五个子女中有四个到外地"大串联"。汽车一场两派搞武斗，父亲也被多次揪斗，还被派到北京为"红卫兵"开了半年多的车。母亲为我们一家的安全日夜担忧。后来，母亲又被安排到场里当汽车清洁工，尽管一年四季上的都是夜班，每天的工资仅一元钱，但她非常珍惜这难得的工作机会，勤勤恳恳地工作。就是这样的一位好母亲，她走得竟是如此的悲惨与匆忙：1978年5月30日晚八时许，天下着雷雨，由于场里一名修理工在修车时没有严格按照安全规范办事，忘了在被修车辆前挂红灯，结果在试验离合器时将正拎着水桶从车前经过的我母亲撞倒在地，母亲未留下一句话就匆忙地走了，她离开我们时才54岁！
就在这天的下午，母亲还和来探家的大妹和她的女儿一起照了相。这天晚上上班时，她走到半路上又返回家里为大妹的女儿换了尿布。谁能想到这就是母亲与我们的诀别！母亲因工去世后，我们还在东北工作，弟妹都不敢直接将真相告诉我，在电报里说"母亲病重，速回"，我急忙请假回沪。在走出老北站时，来接我的弟妹哭泣着告诉我真相。我又急忙打电报让已经怀孕七个来月的妻子明华赶回上海。母亲把全部的爱给了我的父亲、祖母和我们五个子女。母亲长期患有头晕病（美尼而氏症），发病时头晕目眩、呕吐，晚上还经常说梦话。但考虑到家庭的困难，母亲都没有上医院好好检查治疗过。我和大妹、弟弟曾经长期在东北下乡，参加工作后也不能保证年年回上海探亲。每当我们回沪探亲时，父母亲是那么的高兴。尤其是1976年1月我和女友回沪探亲结婚时，母亲把她珍藏了几十年的一枚名为"一帆风顺"的金戒指送给了我的妻子、她的大媳妇。一年后，当她得知我妻子怀孕时，母亲特地给我们寄来小孩穿的衣服和红糖桂圆。我们的第一个小孩不幸因故夭折时，母亲知道后为我们伤心流泪。我母亲去世三个月后，她的孙子是由我妻子剖腹产生下的，但母亲已没有福气看到了。我们子女对母亲、父亲都怀有深深的爱，都想今后能有机会报答我们可敬的父母亲，尤其是母亲，但老天没有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母亲因工去世后，汽车一场在西宝兴路殡仪馆举行了追悼会，场领导对母亲的工作给予很高的评价。我代表家人致辞，向与会的领导、亲朋好友和母亲生前的同事表示感谢，向敬爱的母亲作最后的告别。在向母亲遗体作最后的告别时，我们子女和亲朋好友个个泪流满面，祖母更是悲痛欲绝。我和大妹紧紧握着父亲的手，尽管是炎热的夏天，父亲的手是冰凉的。两天后，我和大妹、弟弟陪同父亲到殡仪馆取出母亲的骨灰，将它存放于殡仪馆内的寄存室里。母亲去世后不久，我和大妹、弟弟曾陪同父亲回原籍浙江黄岩的老家散散心，父亲回到阔别几十年的故乡，内心是很高兴的。我们尽管只在老家待了4天，但陪同父亲走访了好多父老乡亲，还专门去看望了我们从未谋面年迈的外婆和我母亲的姐姐。所到之处都受到热情接待。在我们的祖母去世后，已经退休的父亲又一次一个人回到老家。多年后我们才知道，父亲这次回老家是为我母亲和祖母买墓地，也为自己百年后的叶落归根作安排。几年后，由父亲和大妹把母亲和祖母的骨灰送回乡下，安葬于祖辈的坟地里。父亲去世后，在1994年清明前，由大妹和大弟代表我们子女又回到乡下，在乡亲朋好友的理解和大力协助下，将母亲的骨灰起出又带回上海，与父亲的骨灰一起安葬于位于宝山罗泾的宝罗瞑园，实现了父母生前"生不同时死同穴"的心愿。我常常在想，如果母亲能够健在该多好！儿欲孝而父母不在，这正是人生最大的遗憾！
我的岳父母和我父母
我的岳父邵文隆，生于1922年4月14日，浙江宁波市姜陇乡滕园村人。
他曾读过五年小学，1937年到上海信大花号（棉花行）当学徒，通过上夜校补习文化，后考入中国纺织染专科学校学习。
上海解放时，岳父参加工会组织的学习培训，于1951年通过考试被录用，分配在新市区人民银行办事处工作。
1952年，即提拔为行政20级干部，并担任区办综合组组长。
1954年，到苏州银行干校学习信贷会计。
以后曾因患肺结核病两次住院疗养达1年9个月，得到组织的关心和照顾。
在新市区人民银行办事处工作7年，二次评为先进个人。
1958年，调到虹口区人民银行工作。期间曾下放到奉贤东门港农场干校和长兴岛农场劳动二年半。
1976年，获得会计师职称，协助单位带训业务骨干20多名。
由于爱岗敬业，业务过硬，工作成绩突出，两次被推荐参加市分行、市总工会组织的疗休。
1982年和1983年，被评为区金融红旗手，提拔为行政18级。
1984年6月光荣退休，获得国家财政部、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颁发的从事金融工作30年荣誉证书。
退休后，先后被上海江湾五角场镇政府和虹口区川北信用社聘用为财务会计，直到1994年才回家安度晚年。
我的岳母方彩玲，生于1924年11月25日，浙江宁波市梅墟镇河泗汇村人。
她1933年小学毕业后在家务农，1943年底与邵文隆结婚，于1945年到上海居住。
1958年，被里弄推荐为虹口区同心街道何家宅居委会干部，工作到1980年退休。
岳母勤劳俭朴，热心助人，长期帮助子女照顾下一代，在社区堪称模范！我们的儿子国平和我妻子大弟明璋的女儿邵芬基本上是岳父、岳母帮助带大的。
岳父、岳母都是认认真真做事、老老实实做人的模范。他们含辛茹苦地将四个子女抚养成人，在"文革"期间积极支持三个子女到外地插队伍工作，实在是很不容易的。
大女儿明珠到安徽旌德县的上海仪表局"三线厂"工作，二女儿明华到吉林省珲春县插队，大儿子明璋到安徽省某农场插队，他们都在外地成家。
多年后，明珠一家由于单位撤销，他们才回到上海；我们在1982年调动到位于安徽省郎溪县的上海的劳改单位——白茅岭农场工作；而明璋一直在外地工作。
时间过得真快，如今我也步入了老年人的行列，更体会到为人父母的不易。
祝愿九泉之下的父母安息，更祝愿岳父母晚年幸福，健康长寿！
广播站
1977年2月下旬，我调到英安公社工作，担任公社党委的宣传委员。
刚到公社报到，我就受到党委领导赵德鲁书记、文鹤然副书记以及公社其他干部的欢迎。赵书记、文副书记都知道我的女儿不幸夭折的事情，他们向我表示慰问，对我到公社工作表示欢迎，并向我介绍了公社的概况和党委的主要工作情况，并问我有什么困难需要公社帮助解决的。赵书记说，党委规定公社的干部每人都联系包一个队，根据你的实际情况，党委决定让你和组织委员老金一起到公社附近的八二大队联系包队，你可以骑自行车上下班。另外你是党委的宣传委员，不能天天都蹲在八二大队，还要考虑做好全公社的宣传工作。我们公社长期缺少"笔杆子"，好多工作经验和先进事迹没有人来写，你来了希望你多多发挥自己的特长，将我公社的宣传报道工作搞上去。你如果在大队里写稿子不方便，可以随时回公社来写。总之，既要蹲好点包好队，也要做好自己分管的工作。
党委组织委员老金是位四十五、六岁的朝鲜族老同志，家就住在公社所在地的英安大队，他热情地向我介绍了公社的组织工作概况以及八二大队的一些情况。老金说，八二大队原先是个工作基础比较好的大队，但是这几年大队班子有些软、懒、散，工作起色不大。另外有群众反映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张某（是图们市的下乡知青）有生活作风问题。去查过几次没有结果。我们这次联系包队，主要解决领导班子的软、懒、散问题，再作些调查，搞清这个副书记的问题，如果确实有问题，就要严肃处理。如果没有这方面的问题，要在群众中澄清事实，消除影响，让他放手工作。
第二天，我和老金就到了八二大队，大队党支部王书记接待了我们，他向我们介绍了大队的主要工作情况，并安排我们与党支部一班人开了座谈会。老金和我向大家说明来意，希望大家能够积极配合我们的工作。从这天起，除了公社通知开会，我大部分时间就和老金在大队里工作，开展调查研究，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还经常与社员一起参加劳动，中午就在社员家里吃派饭。几个月下来，我们对八二大队的班子情况和工作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也查清了党支部副书记张某的生活作风问题。张某以"谈恋爱"为名，长期与多名当地女青年有不正当的两性关系，在群众中造成很坏的影响，而且在查处中态度很不老实。经大队党支部研究，决定开除其党籍，并上报公社党委审批。大队的班子作了调整，大队的工作开始有了新的变化，群众比较满意。我除了大部分时间在八二大队外，每周用一、二天的时间在公社开展宣传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工作，使公社的宣传工作有了一定的起色。一是我办起了公社的有线广播。公社在当年的八月组织一千多名青年民兵排涝治河，在党委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我在治河工地上办起了有线广播，通过广播鼓舞大家的斗志。以后我通过了解、采访和编排，由自己当播音员，不定期将公社方方面面的工作经验、新人新事等通过公社的有线广播进行宣传，收到较好的宣传效果。二是建立了公社的通讯员队伍。我多次在公社展开的会议上呼吁各大队和社直各单位向公社推荐思想品质好、有一定文字功夫的青年为公社的通讯员，从而建立起公社的通讯员队伍。我多次以自己多年来从事通讯报道的经验和体会，为通讯员们上课，进行写作方面的交流和培训，并请通讯员积极为公社广播站写稿，及时向县广播站和上级有关报刊推荐好稿。三是认真总结先进经验，大力宣传先进典型。在公社工作期间，我除了帮助党委认真总结各方面工作的经验外，还经常到各大队进行调查研究，采访新人新事，积极宣传本公社方方面面的典型，还结合农村工作的实际及时提出工作意见和建议。我结合农村的工作写过几十篇各种稿件，分别为《吉林日报》《延边日报》《红色社员报》以及省、地的电台和县广播站采用。有的稿件还上了省报的头条，省报还发表了评论，在全省有一定的影响，从而改变了长期以来英安公社报纸上无名，广播里无声的现象。到1979年1月我又调到县广播局工作，在英安公社工作了整整二年。这二年的工作实践，也为我调到县广播局从事编辑、记者的职业，并担任一定的领导职务打下了基础。
1979年1月，我接到调县广播局有线广播站工作的调令。
要离开工作时间虽然不长、但已经和这里的干部群众结下了一定感情的英安公社，内心总有些依依不舍。
公社党委的领导和其他干部既有些舍不得我走，又向我表示祝贺。
在临走的那天晚上，公社在食堂设宴为我饯行，公社干部都参加了宴会，赵书记、文副书记对我在公社工作期间的表现表示满意和感谢，希望我到新的工作岗位后，继续对英安公社的工作多加关心。
我也向党委和全体干部对我在公社工作期间给予的关心和帮助表示感谢，并表示今后不会忘记英安公社的领导和同志们，希望公社党委和所有干部都关心和支持我的工作，经常给县广播站投稿，让全县人民群众能经常听到和了解到英安公社的工作。
我到县广播站报到后，广播局的朴秉松局长对我的到来表示欢迎，并向我简要介绍了广播局和有线广播站的工作。
广播局由电视台和有线广播站两个部分组成。
电视台主要是接受和转播中央电视台和延边电视台的电视节目，有线广播站主要是接受和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延边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节目，并自办本县的新闻和其他节目。本县的新闻和其他节目每天各播出汉语和朝鲜语节目三次，每次各十五分钟。朴局长说，让我从事编辑和记者的工作，并担任编播组的组长。我的任务是组织和团结编播组的全体同志准确、及时地做好宣传工作，我还要负责每天播出稿件的审稿，确保不发生差错，尤其是不能发生政治上的差错。在有线广播站，党支部书记兼站长朴大松向我介绍了站里的工作，介绍了编播组的全体编辑和记者。连我在内编播组共六人，其中汉语、朝鲜语编辑兼记者各二人，汉语、朝鲜语播音员各一人，其中朝鲜语播音员是位朝鲜族的女同志。我到编播组工作后，在朴大松同志的支持下，制定了编播组的工作纪律、编辑记者和播音员的岗位职责和相关的规章制度。如规定编辑记者和播音员要准时上下班，要积极参加政治业务的学习，有事外出要请假；编辑、记者要经常下基层采访，每人每周必须写出二份有一定质量的稿子在本站播出；编辑、记者的稿子在播出前要经过组长和站长的审阅，批准后才能播出；对所有播出的文字、文艺节目事先要认真审听，发现问题及时整改；对基层通讯员的稿子要以宣传需要和稿子质量作为采用的标准，坚决杜绝"关系稿""人情稿"；编辑、记者采写的稿子在本站采用，凡是在工作量以内的一律不支付稿费；编辑、记者向基层通讯员支付稿费要登记造册，并经过组长和站长的审核，等等。我还提出从我做起，要求大家都能认真按照工作纪律、岗位职责和相关的规章制度办事。经过一段时间的实际操作，较好地改变了以往编播组个别人员纪律松懈、用"人情稿"等不良现象，促进了工作的开展。在县广播站工作的三年多时间里，也是我在宣传报道工作方面取得比较多成绩的时期。在工作比较忙的情况下，我经常到农村、厂矿、企业、学校等单位和部门采访，先后有数百篇稿子为省、地的报社电台及县广播站采用，有的稿子还上了《人民日报》《文汇报》等，有的稿子获得省、地报社电台的奖励。1981年底，我还被推荐评为吉林省宣传战线先进工作者，到省城长春参加了表彰大会。惜别珲春
这里，我特别还要提的是当时的上海市赴吉林省上山下乡慰问团副团长、现任上海市法学会理事、法学研究员、研究部主任和律师的曾毓淮老师。我是在1971年下半年被借调的县知青办负责编辑知青刊物《广阔天地》时认识曾老师的，那时他是上海第二医学院的学生会主席，被抽调参加上海市赴吉林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慰问团，并担任副团长。慰问团由当时的市革委会派出，主要是协助当地的县知青办做好上海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安置教育和调研工作。赴珲春县的慰问团有四十来名来自上海教育、法律、医疗卫生、新闻出版、文艺等单位和部门的干部组成，这些干部集体长住在珲春县城，他们的集体宿舍就在县政府的后院里。曾老师是慰问团有名的"笔杆子"，我当时又负责知青刊物的编辑工作，于是和曾老师有相当多的交往。县里经常召开各种知青工作会议，我和曾老师经常在一起讨论各种会议材料的起草和修改工作，我的有些稿件也是经他的修改、推荐而得以发表的。春化公社草帽顶子大队四队（又称分水岭生产队）的上海知青集体户曾经是县、地区和省的知青先进典型，当时这个集体户的知青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每天每个知青轮流写一篇学习毛著、向贫下中农找差距的"红哨兵日记"。日积月累有了上千篇。这是当时知青在农村接受"再教育"、锻炼成长的真实写照，对教育、鼓励广大知青扎根农村有一定的意义。在我负责编辑的知青刊物《广阔天地》上曾经选登过他们的部分日记。经曾老师与在上海人民出版社青年读物编辑室曹香侬编辑联系，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75年专门出版了一本反映在珲春的上海知青劳动锻炼与生活的《分水岭集体户日记选》，我也参加了该书的部分编辑工作。曾老师很热爱知青工作，他经常走访并生活在知青集体户，撰写并发表过许多有关知青的通讯报道，还写过相关的电影剧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曾老师调到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工作，专门负责冤假错案的复查。期间，他多次和妻子老姜（退休干部）来到珲春，看望珲春县的各级领导，走访了许多上海知青的家庭，与许多上海知青结下了深厚的情谊。由于工作的关系，他与市劳改局和局属劳改农场的领导比较熟悉。1981年的下半年，曾老师又回珲春采写文章，顺便来看望知青办的同事，也见到了已经调到县广播局工作的我。在分别时曾老师突然问我"你们夫妻俩想不想调到上海的劳改农场工作？"我当时并不了解劳改农场，便向他打听有关劳改农场的一些情况。他告诉我说劳改农场是关押改造罪犯的地方，上海在安徽省的郎溪、广德县和宣城地区有两个劳改农场，一个叫白茅岭农场，一个叫军天湖农场，都是属于上海市劳改局管辖的单位。白茅岭农场离开上海市区也不远。他说他与白茅岭农场以及上海市劳改局的一些领导比较熟悉，农场也很需要能够写作的干部，如果你们愿意去，这里同意放的话，我可以帮助联系联系。我当即表示愿意去。第二天我便向已经担任县委组织部部长的安主任汇报了这件事。安主任表示，这里很需要年轻的汉族干部，但从长远看你们还是回南方工作好。你们可以先请曾老师帮助联系联系，如果确实能行，组织上可以出面帮助。有安主任的表态，我又向曾老师讲了安主任的意见，请他对此事多费心。曾老师表示回去后就帮助联系，有消息会及时告诉我们的。1982年的三四月份，曾老师来了几封信，告诉我们事情在联系中，还比较顺利，并让我和妻子分别写一份个人的简历和一份为什么愿意到劳改农场工作的材料寄给他。我们按照曾老师的要求将这些材料写好并挂号寄去。不久，上海白茅岭农场的组织科给这里的组织部来函，要求这里将我们夫妻俩的正式商调信寄去。安主任知道这事后很关心，他亲自为我们起草了商调信，考虑到我妻子在单位里长期"以工代干"，可能影响调动，在征得县委分管领导和妻子单位的同意后，安主任亲自打报告向地区组织部申请了一个干部指标，顺利地解决了我妻子的干部身份。大约在七月份，这里的组织部接到了上海市劳改局组织部的调令，我们的工作调动成功了，我和妻子一起顺利地调往上海的白茅岭农场工作。这年的八月初我们离开了生活、工作了近13年的珲春，来到了上海的白茅岭农场。我们回到上海后，曾老师到我们临时住的岳父母家来看望我们，我们一再向他表示感谢，他说这是应该的，只是希望我们到农场后保重身体，好好工作。从东北的珲春调动到南方的上海劳改农场，在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历程上是一个重大的转折。回到南方二十多年来，我和妻子在新的工作岗位上能够做出一定的成绩，我们能够有今天的生活，要永远感谢曾老师当年帮助我们成功地调动了工作。二十多年来，无论我们是在农场工作，还是在调到市内的周浦监狱工作后，我们始终与曾老师一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经常往来，互相关心，互相爱护，真是亲如家人。1982年7月，县委组织部收到了我和明华的调令，我们将调到上海市劳改局所管辖的位于安徽省朗溪、广德县的白茅岭农场工作。当组织上正式告诉我们这个消息时，我们既高兴，又感到依恋。高兴的是我们终于调回离上海不太远的属于上海劳改系统的单位工作，将便于照顾在上海的孩子和老人；感到依恋的是，我们毕竟在珲春生活、工作了这么多年，这里是我们的第二故乡。在这里有我们留下的汗水和付出的心血，有我们的欢笑，也有我们的泪水。有许多知青战友，也有不少一直关心和爱护我们的单位领导、同事和朋友，更有我们热爱的工作和事业。说句实话，如果不发生女儿莉莉不幸夭折和我母亲不幸因工去世这两件事，可以肯定我们在比较长的时间里不大会考虑调动的事，是能够比较安心地在珲春工作的。即使要调动，也是多年以后的事情。但是这两件事对我们精神上的打击确实太大了。特别是我们又有了孩子后，岳父母说啥也不同意让孩子到珲春由我们带，而坚持让他留在上海他们的身边。考虑到岳父母年纪已经不小，我母亲因工去世后父亲已经孤身一人，都很需要子女的照顾。考虑到今后我们能够与孩子生活在一起，便于看望和照顾老人，也考虑到我们也都是三十多岁的人了，年龄大了今后调动有一定的难度。出于对这些现实问题的考虑，尽管这里需要我们，我们对这里也有感情，但我们最终选择了调动。
我和明华的单位对我们将调走既表示祝贺，也表示舍不得我们走。在我们离开单位回家做搬家准备的半个月的时间里，几乎每天都有单位的领导和同事来看望我们，问我们需要什么帮助。
在单位和同事们的关心帮助下，我们很顺利的做好了搬家的准备工作。又由单位派人派车将我们的家具行李等运到图们火车站，帮助办好了托运手续。
即将离开珲春了。我们的住房也交还给了镇房管所。在离开珲春前的一周，我们吃住在单位同事、好友的家里。
在我们临走前的几天，我和明华的单位分别设宴欢送我们，单位的领导和同事几乎都参加了宴会。
在宴会上，领导在讲话中对我们在珲春工作期间所做的工作给予很高的评价，祝愿我们到新的工作岗位后工作顺利，身体健康，不要忘记第二故乡的同事和朋友，有机会还回来看看。
双方单位还分别向我们赠送了精美的日记本。我和明华在讲话中感谢单位领导和同事们长期以来对我们的关心和爱护，并表示到了新的工作岗位后努力工作，决不会忘记这里的领导和同事，决不会忘记第二个故乡珲春。
在离开珲春的前一天中午，安主任（安部长）特意在珲春宾馆设宴欢送我们，参加宴会的是原来县知青办所有的老同事。
宴会上，安主任及知青办的老同事们讲了许多惜别和祝愿的话，我和明华都十分激动，一再向大家表示感谢。
饭后，安主任和他的妻子老金以及安主任的大儿子英男夫妇分别与我们照了相。
当晚我们就住在安主任的家里，安主任一家又以朝鲜族家宴招待我们。
要离开亲如家人的安主任和他的一家，此时我们的心情很复杂，尽管有许多说不尽的知心话，但此时尽在不言中。平时很少喝酒的安主任和我这晚都喝了不少的酒。
第二天早晨吃好早饭后，安主任一家和双方单位的领导、部分同事又到珲春汽车站为我们送行。
在一片"再见！""多多保重！""有机会还回来看看！"的欢送声中，我和明华含着热泪离开了我们的第二故乡——珲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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