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阮云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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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自述：我原来是上海控江中学1968届高中生，1969年3月1日，响应党的号召首批赴吉林省延边州珲春县敬信公社小盘岭大队插队，同年8月1日又调到防川大队插队，担任大队半农半医的"赤脚医生"。
1972年1月，调到县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工作办公室工作，以后又在英安公社党委、县广播局从事宣传、党务及编辑、记者等项工作。
1982年8月，调到上海市劳改局所属白茅岭农场工作，担任农场宣教科副科长、办公室秘书、办公室副主任、农场场报《南岭报》副总编辑等职务。
1993年4月，调上海市第二劳改支队（现周浦监狱）从事罪犯改造研究工作，2004年1月因年龄原因离开领导岗位，担任监狱回归指导中心的专职教官。曾长期担任周浦监狱罪犯改造研究室主任，为一级警督、政工师、处级管教员。
参加工作以来，在各种报刊发稿件500多篇。发表监狱科研论文、调研报告20余篇，有十多篇论文、调研报告入选国家级文库丛书。
负责编辑并内部出版《监管改造工作论文集》、《监管改造工作反思录》、《与服刑人员谈谈心理健康》等监狱内部用书十余本。
1981年被评为吉林省宣传战线先进工作者。1986年评为上海市劳改局先进个人，记大功一次。多次被评为单位的优秀共产党员。
1948年3月8日，我出生于上海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父亲是上海市公共交通公司汽车一场的公共汽车驾驶员，当年30岁；母亲当时是家庭妇女，时年24岁。
我父母亲都是浙江省黄岩县人。
我们的家当时在上海虹口区哈尔滨路瑞庆里三层楼的一间亭子间里。
在我的记忆中，房间很小，光线比较暗，屋里还有一个小阁楼，出屋门有一个小楼梯，朝上走推开一扇小门，外面是一只小阳台。
离我们家前面的不远处有一道河，河上有一座桥（哈尔滨路桥），当时河边还建有一家很大的被人称为"杀牛公司"的牲畜屠宰场，天天能听到被宰杀的牛凄惨的叫声。我懂事后听母亲说，我是生在一家医院里的，生肖是鼠。因为是半夜生下的"鼠"，预示着自己是一个比较活泼好动的"鼠"。父亲三十得子，从小对我呵护有加。我的名字叫云宝，小名叫"宝宝"，在我的记忆中，父母亲几乎没有叫过我的大名，而一直是叫我的小名。我们家的所有亲戚也都是这样叫，结果以后我的弟弟妹妹，包括左邻右舍，不论大人小孩都是叫我的小名。 长大懂事后，我的姑母经常开玩笑地对我说"小时候的你真是很'作'，可苦了你娘。"
她告诉我几件事：一是我从小患有皮肤瘙痒症，经常莫名其妙地浑身皮肤瘙痒起疙瘩，晚上睡觉时又哭又闹，搞得一家人及四邻无法安睡。
为了让我安睡，母亲经常彻夜不眠地抱着我，轻轻地拍我哄我睡觉。在我三、四岁时，母亲回到乡下老家生我二妹，把我和大妹也一起带到乡下。
我因为水土不服，浑身皮肤瘙痒还脱皮，整天哭闹。尤其到晚上，成了个名副其实的"夜啼郎" 。
为了让我安睡，刚生了二妹的母亲，既要照顾二妹，又要照顾我，常常是彻夜不眠，一边哄着我，一边轻轻地为我挠痒。
（我至今只去过乡下二次。一次是小时候母亲生二妹时，再一次是母亲因工去世后，我和大妹妹、弟弟与父亲一起回了一次老家。我一到老家便水土不服，浑身皮肤瘙痒。而几天后一离开乡下，乘车到了杭州，我水土也服了，皮肤也不痒了。）
二是嘴巴刁，怕腥，从小不吃河里的鱼。
据说是小时候出痧子(麻疹)，母亲为了给我增加营养，经常炖鲫鱼汤给我喝，结果喝得倒了胃口，一闻到河鱼的味道就要吐，以后再也不吃河里的鱼 (这个习惯我保持到1969年3月下乡到吉林省延边农村后，才逐渐改变了)。
父亲年轻时非常喜欢钓鱼，经常利用工休和节假日约上几个要好同事到郊外钓鱼（有时还带着我一起去），每次都能钓回好几斤各种各样的鱼。
晚上的饭桌上就有红烧或清炖的鱼，弟弟妹妹都吃得好开心，唯独我怕腥不敢吃。
这时母亲总是另外给我做一些我喜欢吃的菜，而弟弟妹妹都知道我不吃河鱼，从不与我争吃。
小时候经常做这样的梦：我坐在一条装饰非常漂亮的大龙船的船头上，船的周围都是彩色的云，我的脸朝着船尾，许多人都对着我笑。突然间我觉得自己从船头上掉了下去，耳边有呼呼的风声，忽然眼前又是一片光明，然后便惊醒了。
由于经常做这样的梦，梦中的一切又都是那么的清晰，自己感到很困惑，便经常把梦中的所见所闻讲给母亲和祖母听，想问问这说明什么。
母亲听了只是笑，祖母却一本正经地说，大概你是落水鬼投胎吧！
小时候的一天下午，我一个人正在家里的阳台上玩，四周突然响起尖利刺耳的警报声，我吓得大哭大叫，母亲急忙从屋里奔出将我抱回屋里。
接着便听到一阵持续的爆炸声和枪炮声。我非常害怕，母亲紧紧地把我搂在怀里。
很多年后，我经常想起这恐怖的情景，也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
一直到我上小学后，老师告诉我们，这是1950年2月6日发生在上海的"二·六"轰炸。这天，逃到台湾的蒋介石派出许多飞机轰炸上海的发电厂。
前不久，我查阅了《二十世纪中国大博览》，里面有如下有关 "二·六"大轰炸的记载：
2月6日，台湾蒋匪军空军对上海实行轰炸，出动17架美式轰炸机，在上海市区投弹67枚，集中对杨树浦电厂、闸北水电公司、南市华商电气公司、卢湾法商水电公司及吴淞等地滥施轰炸，炸死炸伤居民千余人，毁坏房屋1000多间，杨树浦发电设备1/3遭破坏。
从时间来推算，当时的我为二周岁。
小时候最高兴的事情莫过于父亲带我去郊游。
那时我才四、五岁，父亲轮到休息天，汽车一场经常派出车辆组织职工到昆山、松江等地郊游，常常是一大早出去，下午三、四点钟回来，而且可以带孩子去。
每逢这时，父亲经常带上渔具带着我去。开往郊区的汽车常常是由父亲驾驶的，我由其他叔叔抱着，坐在父亲司机座位的后边。
我记得当时有这样的儿歌"啷啷啷，骑马到松江······"当时的松江有个骑马场，到松江主要是玩骑马。
到了骑马场，有专门负责训养马的人将马牵来，告诉想骑马的人注意事项，然后将骑马的人小心地扶上马，再由专门负责训养马的人牵着马慢慢地向前走。
马有大有小，大人骑大马，小孩骑比较矮小的马。
刚看到马时我非常害怕，直往后躲，怕马会咬我踢我，在养马人和父亲的一再动员说服下，我才鼓起勇气往前靠，由父亲将我抱上马，并在旁边用双手扶着我，再让专门负责训养马的人牵着马慢慢地向前走。走了几圈，也就不害怕了。
有时大人们到河边钓鱼，我们便坐在大人的旁边，边吃零食边看大人钓鱼。到了中午，大家便围坐在一起吃饭，饭是公家供应的，有面包、香肠、荷兰水（即汽水）等，大家都吃得津津有味。
午后，便乘车返回。
我们弟妹五人中，只有我在小时候上过二个学期的幼儿园（即小班和中班）。我上的是天水路幼儿园，位于四平路与天水路路口，离我们的家不远。
大约是五周岁时，父母亲把我送进幼儿园。
我的幼儿园老师姓陈，是个很年轻的女老师。幼儿园的设施条件是比较好的，教室里有崭新的桌子椅子和小床，有风琴和各种各样的玩具。操场上有滑梯、沙坑、翘翘板。
每天早上母亲把我送到幼儿园的门口，由陈老师给我们围上围兜，再把我们接到教室。
上课时我们按照陈老师弹的风琴的节拍，唱着"陈老师我坐好了"，然后聚精会神地听陈老师给我们讲各种有趣的故事（如大灰狼、老狐狸、狼外婆的故事），教唱各种儿歌（如"小蜜蜂""大公鸡""好阿姨""我是好宝宝"等歌曲），教我们在教室里或者操场上做各种游戏。
在幼儿园我还担任过班长。小朋友出操我负责敲着腰鼓喊口令，上、下午小朋友们吃点心（有饼干、生煎馒头和豆浆等）前，由我负责致辞"谢谢老师，谢谢阿姨，现在请大家开始吃"。
吃好午饭后，陈老师让大家在小床上午睡。下午三、四点钟时，母亲便会到幼儿园的门口来接我。
在我的印象中，陈老师既可亲可爱，有时又很严肃。如放学前小朋友要先排队，如果队伍不整齐，有人随便说话，她就要罚大家站队。有时要站到家长来才让回家。
我上了二年的幼儿园，大约在1955年的夏天，我们家搬到父亲场里建造的、位于四平路1230弄的公交新村，我才离开了天水路幼儿园。
在公交新村，我家是48号1室，是底楼的大户室，有前后二间。
当时我有二个妹妹（金凤和凤莲）二个弟弟（大弟弟叫金宝，出生才七、八个月的小弟弟名叫耀宝）。
这年的秋天，母亲领着我到抚顺路小学报名上学。就在开学前几天，我要母亲给我买一只新书包，母亲没同意，只是给了我一只当时慰问志愿军用的红布包。
小时候的我不懂事，为此我哭闹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上午妈妈要到厨房做早饭，让我抱一抱二弟，我迷迷糊糊抱着二弟到屋外玩。
后来妈妈又叫我，我抱着二弟进屋时不小心被门前的台阶绊倒了，二弟的头不巧正撞在台阶旁的一根铁铸的落水管上。二弟大哭，我的手臂、腿部也受了伤。
妈妈急忙把我们送到场的医务室，但医务室的医生以为二弟只是一点皮肉伤，给他简单地包扎一下就算完事。几天后二弟病情加重了，经公交医院检查，确定为脑膜破裂发炎，需要注射"盘尼西林"。
当时"盘尼西林"的价格很贵。为了给二弟治病，父母卖掉了家里许多稍微值钱的物品。我至今都还清楚的记得，半夜里二弟病情发作时经常抽风，发出尖利的惨叫，我和弟妹都感到非常恐惧，有时我都吓出一身冷汗。
每当这时，母亲都起床抱着二弟，哄他入睡。父亲则不断地叹息。
几个月后二弟终于不幸夭折（我至今都忘不了二弟走的这天的情景：这天凌晨二弟又抽风尖叫，父亲深深地叹了口气，然后他大声地对二弟说："儿啊，你能好就好起来，不能好就太太平平地走吧！"说也奇怪，父亲这样一说，二弟便再也不抽风尖叫了）。
第二天的上午，二弟便永远离开了我们。这天，母亲哭得很伤心。后来来了一辆小车运走了二弟。场里派来了医生到家里来帮助消毒，二弟睡过的摇篮也扔了。
对二弟的不幸夭折，父母亲从来没有责怪过我，父亲有时对我们说，大概是耀宝这个名字没取好，结果"摇"掉了。
几十年来，我对耀宝弟弟的不幸夭折，一直怀着深深的内疚之情。如果耀宝弟弟还在，我们应该是三兄弟三姐妹，他也是快到五十的人了。耀宝走后不久，我们的家又搬到新村的23号6室，这是二楼的二室户。
自从耀宝走后，我从上小学到上初中、高中，直到下乡、参加工作，几十年来我很少再使用书包，也很少买书包之类，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小时候的我，曾经为了一只书包，惹出了一场让我终身难忘、终身难以弥补的大祸。
小时候我玩过的游戏，想得起来的有打（玻璃）弹子、刮（纸）刮片、盯橄榄核子、弹弹皮弓、滚铁环、抽"贼骨头"（一种用木头削出的螺陀）、打菱角、打气枪、做纸飞机、玩泥巴、捉"金龟子"、抓"知了"、抓蟋蟀斗蟋蟀、养"小毛鱼"、养蝌蚪、养"蚕宝宝"、养"洋虫"等；玩的游戏有"老鹰捉小鸡""官兵捉强盗"、捉迷藏等。
小时候唱过的儿歌不少，如"找啊找啊找啊找，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啊鞠个躬啊，你是我的好朋友"；
"落雨了，打烊了，小八腊子开会了"；
"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一只没有眼睛，一只没有尾巴，真奇怪，真奇怪"；
"大头大头，下雨不愁。人家有伞，我有大头"；
"本来要打万万记，现在辰光来不及，马马虎虎打十记，一、二、三、四······"；
"一歇笑，一歇哭，两只眼睛开大炮"；
"笃笃笃，卖糖粥，三斤核桃四斤壳。吃侬肉，还侬壳，张家老伯伯，问侬讨只小花狗"。
上小学后，我学唱的第一首歌是"小鸭子"，歌词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咱合作社了养了一群小鸭子，我每天早上赶着它们到池塘里。小鸭子向着我嘎嘎嘎地叫，再见吧小鸭子我要上学了，再见吧小鸭子我要上学了。"
童年时期我喜欢的歌还有好多，如"欢乐的夏令营""可爱的苹果""小树小树快快长大""小燕子""让我们荡起双浆""我们的田野""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等。
我有三个妹妹和一个弟弟（二弟耀宝夭折）。
大妹名叫金凤，只小我一岁，生肖为牛。大妹属于粗线条类型，胆大敢为，从小敢想敢说敢做。
我们五个子女中也只有她敢于顶撞老祖母，并宁可挨打，坚持不向老祖母认错。
她从小勤劳肯干，经常帮助母亲做家务。当时家里饲养过鸭子、兔子，挖蚯蚓，捞蝌蚪，捞小鱼，拣菜皮，她没有少出过力。其它如到菜场买菜，到粮店买米，主要也靠她（她相当会"插队"）。她心地善良，乐于助人。
小时候有点好吃的，她舍不得自己吃，经常留给弟弟妹妹吃。如果有谁胆敢欺负弟弟妹妹，她肯定会冲出来"拼命"。她艰苦朴素，从来不讲究吃穿。她读的是四平民办小学，但读书认真刻苦，以后还考上了杨浦中学。
"文革"中，大妹为了破"四旧"，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志红"。"文革"初期的1966年年底，她和二妹一起到北京"大串联"，终于见到了毛主席。当时父亲被派到北京为红卫兵开车，她们见到了父亲，还和父亲一起照了好些照片。
1968年底，她报名到黑龙江省密山县的855军垦农场，被分配在农场的医院工作。大妹参加工作后，相当节俭，经常将自己不多的工资寄给父母，补贴家用。
她工作认真负责，多次被评为"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积极分子"和先进工作者。她热爱生活，尤其喜欢摄影，经常给家里寄来各种照片。1969年3月我到吉林省珲春县插队后，她经常来信，还给我寄来一件草绿色的军用棉衣。
她在军垦农场入的党，又和一位同在农场、来自浙江宁波的青年陆定定结为伉俪。一直到1979年父亲退休，在上海无线电四厂工作的陆定定的父亲正好也退休，他们俩同时顶替双方的父亲回到了上海，并分别进了自己父亲的单位工作。
大妹先在场的组织科工作，以后被调到公交公司的组织部门工作，一直工作到退休。
二妹名叫凤莲，生肖是兔。由于她生在乡下，小时候我们曾称呼她"乡下人"。加上小时候她走路摇摇摆摆，我们又给起了个外号叫"摇舢板"。
凤莲从小体质较弱，生性胆小怯懦，人又非常老实。小时候有时遇到被人欺负往往只会哭。
小时候二妹妹曾经得过"猩红热"，病情相当危急，全靠父母亲及时将她送进交通医院治疗，又经过母亲的细心照料，才转危为安。
凤莲上的也是四平民办小学，以后也考取了杨浦中学。"文革"开始后，她也改了"革命化"的名字，叫"继红"。
二妹没有上山下乡，在大妹去了黑龙江省的军垦农场后，她被安排进了国棉十二厂当了工人。有一段时间她还被安排在厂的医务室工作过。
她在厂里入了党 ，还被提拔为干部，负责过厂工会的工作。
弟弟原来名叫金宝，小名大弟，生肖是蛇。弟弟身体是比较好的，力气相当大。从小勤劳，很能吃苦。有段时间家里曾经饲养鸭子和兔子，为了养好这些鸭子和兔子，弟弟出了不少的力：到菜场拣菜皮，到河里捞水草和小鱼小虾，到野地里去挖蚯蚓等等，他是相当能干的。
"文革"开始后，弟弟也改了"革命化"的名字叫"卫红"。他大多数的时间是在家里，对无线电、电视机之类很感兴趣，经常钻研。
在我和大妹已经到东北的情况下，弟弟于1970年末主动报名到黑龙江省逊克县的高滩大队插队。不久他在农村入了团，还被选为大队的团委书记和副大队长。
第二年他所在的生产队遭遇水灾，大队让他带领一批身体较好的知青和当地青年到逊克县的粮库扛麻袋"生产自救" 。由于劳动强度大，伙食又很差，不久他就患了肺结核，而且病情比较重。后来被驻黑龙江省的上海慰问团的干部送回上海治疗。
回到上海后，经四平街道的领导的一再动员，后来他的户口被迁回上海，并担任了街道的团委书记。
工作学习之余，他刻苦钻研电子技术，学习英语，学习和装修各种收音机、电视机等家电，很快他就成了公交新村一带小有名气的维修家电的能手。
1978年5月30日在汽车一场工作的母亲不幸因公去世后，弟弟从街道被调入汽车一场，担任电工工作。不久又被调入同济大学电教室工作，负责为学生放映电影和维修学校的电子产品。
他原来是工人编制，由于他工作认真，技术过硬，又有大专文凭，以后被转为干部编制，并担任了学校电教室的主任。
小妹原来名叫小凤，生肖是猴，"文革"中改名为"敬阳"。
她是我们五个子女中的"阿末头"。因此从小为父母、弟妹所喜爱。
小时候我经常牵着她的小手出去玩。在我的印象中，小妹是在不知不觉中长大的。她聪明伶俐，从小不仅读书成绩好，而且善解人意，又很有自己的主见。
她的中学也是在五十六中学读的，初中毕业后分配在上海国毛五厂当工人，以后也是在厂里入的党，提拔为干部，长期从事工会的工作。
我们兄妹五人，从小团结友爱，和睦相处，一直保持着深厚的同胞手足之情。在我们各自成家之后，更是如此，相互关心，相互帮助，这是极为难得的。
1955年的9月，我成了抚顺路小学的学生。
我进小学时，学校的一些校舍仍在建设中，一、二年级的学生都暂时借学校附近的一些民房上课。
记得我们上课的民房旁边有一口井，井上平时也不盖盖子，下课时好些同学就在井边玩，有些胆大的同学还用手把着井边将头伸进井口。
结果有一天，有个叫李淼森的同学在玩耍中不慎掉进了井里，幸好他大声呼救，及时被住在附近民房的人救起。
我们的班主任是个名叫唐丽薇的女老师，当时她都吓哭了。
唐老师急忙把我们都叫回教室，哭着对我们说"大家千万再不要到井边玩，再出事情我没有办法向你们的家长交代"。好些同学也都吓哭了。
出了这件事后，这口井的井盖被锁上了。那个掉到井里的同学与我同住在公交新村，平时比较顽皮，当时学习成绩不太好，唐老师让他与我同桌，并让我多帮助他。
在我们上二年级时，我们搬到了新校舍。新教室很漂亮，桌子椅子黑板都是新的，教室的周围还种了好多的树木花草。
我们的班主任也换了，仍然是一位女老师，名字叫许庆蓉。她不仅是我们的班主任，还教我们语文课。许老师一直教到我小学毕业。
大约在二年级的下学期，许老师给我和一些同学发了"入队申请书"，并告诉我们，回家后认真填写，明天交来。你们就要第一批被发展入队了。想到我就要象大哥哥、大姐姐一样戴上鲜艳的红领巾了，非常高兴。回到家里，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母亲，母亲也为我高兴。我担心会把"入队申请书"填写坏了。好在与我同住在48号5室的同班同学张耀国也要填写"入队申请书"，他的姐姐是五年级的学生，她表示愿意帮我填写。结果由我口述，由张耀国的姐姐帮我填写好了"入队申请书"，自己再签上名。这年国庆节前的几天，许老师正式通知我们第一批被发展入队同学的名单，还让我们回家告诉父母，给我们准备白衬衫兰短裤。回家后我把老师说的事告诉了母亲，母亲买来了白布和兰布，精心为我缝制了白衬衫兰短裤。在少先队鼓号声中，我们高唱着"少年先锋队队歌"，一位大哥哥为我带戴上了红领巾。他向我敬了队礼，我也学着向他还了礼。担任少先队辅导员的许老师在仪式上讲了话，她祝贺我们第一批光荣地加入了少先队。她说，红领巾是五星红旗的一角，五星红旗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每个少先队员都要听毛主席的话，听党的话，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用实际行动为红领巾增添光彩。我戴着红领巾回到家里，我感到自己又长大了。我很爱惜红领巾，每天回家后我都把红领巾折叠得整整齐齐，放在枕头底下，第二天再戴。我对自己的要求也更严格，上课时认真听讲，认真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还主动帮助几个学习比较差的同学。入队后不久，我就担任了学校少先队的大队宣传委员，主要负责管理学校的图书室和编辑黑板报。五、六年级时我还担任班级的中队长。在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兼任过一段时间的学校的红领巾饲养场的场长。说是场长，其实是挂名的，真正负责养猪的是几个据说是"右派"的老师。这几位老师对我们都是很客气的。饲养场设在学校的一条河的旁边，有几间旧房，负责养猪的几个老师就住在这里。饲养棚里大约养了四、五十头猪。每周各年级都有一些同学利用课余时间到饲养场里劳动，主要是切给猪吃的水浮莲等饲料。在一次切水浮莲时，我不小心切到了左手的食指，当时出了不少的血，是那几位老师及时为我消毒止血包扎。后来伤口养好了，但至今留下一个长约一个多厘米的伤疤。学校饲养场旁边有一条十多米宽的小河，河里有大片的水浮莲，我们参加劳动的同学经常到河边去捞水浮莲。一次，我和同学白祖全等去捞水浮莲。有些长得比较大的水浮莲飘到离河边二、三米的地方，我用一根竹竿去挑，由于没有掌握好重心，一下子滑到了河里。当时我根本不会游泳，人又很紧张，一挣扎便滑到离开河边二、三米的地方，河水一下子便没过了我的头顶，还喝了好几口水。在这危急关头，白祖全同学将手中的竹竿伸给了我。我紧紧抓着了竹竿，爬上了岸。这时，许老师也闻讯赶到了，她一面安慰我，一面表扬了白祖全同学。我的衣服都湿了，许老师将我带到学校操场后边的一块空地上，那里堆放着许多炼钢厂运来的废钢锭，好多废钢锭还是热的。许老师热情地帮我把衣服烘干，并叮嘱我当心感冒，以后到河边捞水浮莲千万要注意安全。我至今都很感谢这位名叫白祖全的同学。大约在这件事后不久，有一次学校组织部分同学到杨浦游泳池去游泳。我换好游泳裤进入游泳池后，看到好多人都在游泳池的右边，我也不清楚游泳池分深水区和浅水区，跳进了深水区，水一下子就没过了我的头顶，还接连喝了好几口水。幸好被一位离我不远、会游泳的女青年发现，她游过来将我托着游到池边。当时我吓得脸色煞白。当我情绪安定下来后向这位女青年表示感谢时，那个女青年只是笑着点点头。当时在学生中还流传这样的话"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老师到我家（告状），老师走后（我）吃生活（挨打）"。父亲文化程度不高，工作又很忙，但他非常爱看连环画，经常从场里的职工图书室里借来合订本的连环画，看得津津有味。父亲经常把连环画里的故事讲给我们听，这就引起我对看连环画的极大兴趣。上学前和上小学后，虽然我识字不多，但因为连环画是以"画"为主，大致的内容是可以看懂的。通过看连环画，还使自己能认识更多的字。公交新村附近有好几个小书摊，当时花一分钱就可以租一本连环画，我的一些很少的零用钱大多花在这里。有时没钱租书，别人看时自己站在边上看。我在抚顺路小学上三、四年级时，曾经管理过一段时间的学校图书室。图书室不大，只有十几平方米，但有不少图书，其中包括连环画。管理图书既是为同学服务，又有机会看到更多的书。我还记得父亲当时订有一本"支部生活"杂志，我也看得津津有味，还从中学到了不少的政治常识。从爱看书我又爱上了看报。每当休息天不上学，就是刮风下雨我也要到附近的四平路邮局的贴报栏看报纸，并养成了习惯。读书看报使我开阔了视野，扩大了知识面。我感到几乎每本书都给我带来新的知识，使我有新的感受，并希望能够看到更多的书。休息天我还经常到市里的一些书店（包括旧书店）去翻阅各种书籍，用很少的一些零花钱买回几本自己喜欢的旧书。读书看报成为我少年时期的一大快乐。许多我当时读过的书至今难忘，这些书有《把一切献给党》《烈火中永生》《可爱的中国》《我的一家》《卓娅与舒拉的故事》《科学家谈二十一世纪》等等。在我上小学时，祖母从乡下来到我们家。原来她准备在我们家住上几个月就回去，经过父母亲的一再做工作，她同意将户口落在我们家。祖母当时是六十多岁的人，身体却相当硬朗，她是个闲不住的人。当时我家的后面有一条小河，这条小河长约一百多米，宽约四、五米，河的两边种有柳树，河对岸还住着十几户的"本地人"，有一大片的菜地。"本地人"不用自来水，而是用河水洗刷。从春到秋，池塘里总是碧绿碧绿的，水面上长满了水浮莲、浮萍之类的水生植物。池塘里有鱼。课余及休息天，我经常和弟弟到河边钓鱼。一次，我还用自制的钢丝钩子串上蚯蚓，在河边的洞穴里钓起一条一斤多重的大黄鳝。一天，祖母从菜场买来了十来只小鸭子，还用一些小竹子编了只笼子，开始在楼下喂养鸭子。鸭子稍大些便由我和弟弟将鸭子赶到屋子后面的池塘里，让它们自己觅食。于是，我和弟弟、妹妹就象一首歌里唱的那样"我每天早上赶着它们到池塘里去······"为了养好这群鸭子，我们在读书之余都出了不少的力：挖蚯蚓，捞水草，摸螺蛳。祖母还用旧蚊帐布做了一只小网，让我和弟弟到池塘里捞小鱼小虾。鸭子一天天长大，我们都很高兴。在祖母的调教下，这群鸭子非常听话。每天一到傍晚，它们便成群结队地从池塘里自己回到家门口，自己进入鸭笼。有一只鸭子头颈是弯曲的，走路不稳，养了好几个月也长不多少，但祖母舍不得杀它。可惜时间不长，"大跃进"开始，池塘被人用废铁渣填死，里弄里也通知各家各户不准养鸡养鸭，已经养的都要杀掉。家里只好将鸭子都杀了。杀鸭子的那天，我和弟弟妹妹眼看着心爱的鸭子被杀，心里很难过。祖母将杀好的鸭子有的用盐腌起来，有的红烧，有的清炖。但三个妹妹谁都没动一筷子。爱好饲养小动物是人的天性。鸭子养不成了，不久家里又养起了兔子，兔笼就放在我家所在二楼的房顶上，是我和弟弟用旧铁皮搭建的。开始是养两只，一公一母。每天早上或者下午放学后，我和弟弟、妹妹做好作业后，都要到菜场去拣菜皮，或者到附近的荒地去割青草来喂兔子。兔子长的很快，也很通人性。每当我们去给它喂食时，它们都会两腿站立，前腿作揖，很是可爱。很快母兔生小兔，一窝有七、八只，粉红色毛茸茸的小不点，眼睛都还没有张开呢。开始我们没有经验，没有及时给母兔喂淡盐水，结果母兔吃掉了几只刚出生的小兔。以后有了经验，就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兔子长大了，事情又来了：里弄里又来通知，房顶上一律不准养兔子，已经养的要处理掉。杀兔子时，家里人都下不了手，结果还是请邻居帮忙杀的。红烧兔肉是很香的，但几个妹妹还是没有动筷子。小时候我还饲养过蚕宝宝，包括那种吃蓖麻叶的蓖麻蚕。饲养蚕宝宝从小小的"子"开始，到蚕宝宝几次蜕皮，直到吐丝结茧子，再咬破茧子飞出蛾子，蛾子再交配产"子"，是很有趣的事。我小时候爱读书，还得益于有位好邻居——原上海人民出版社青少年读物编辑曹香侬阿姨。从我上小学三、四年级时直到"文革"开始前，我经常从曹阿姨家借书看，基本都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或由她负责编辑的书。我至今仍记得住书名的有《两种社会制度下的工人生活》，获益匪浅。绘画是从画蜡笔画开始的，先是乱画，以后是有意识地写生和临摹，以后又对水彩画产生很大的兴趣。上小学二、三年级时，我曾经临摹过齐白石画的花草鱼虾等，画得还算像样，并贴在自己家的墙上自我欣赏。三、四年级时，我画的有些画还受到老师的表扬，并张贴出来给同学们观赏。一直到在控江中学上初中时，我对美术都有很大的兴趣。上初中一年级的一天下午，学校邀请在《新民晚报》社担任美术编辑的著名画家乐小英叔叔来作报告并演示绘画。当时我挤在乐小英叔叔的身旁，看他画"三毛"。在乐叔叔作画的过程中，由于其他同学的拥挤，我的手臂不小心碰了一下乐叔叔，结果有好几点墨水滴在画纸上，我感到很不好意思。但乐叔叔没有一点责怪我的意思，只见他用画笔勾勒了几下，滴在画纸上的墨水不见了，而出现了一只与"三毛"手拉手，憨厚可掬、活泼可爱的大熊猫，同学们都不禁拍起手来。下课后正逢放学时，乐叔叔离开学校去赶公共汽车，我奔着去赶乐叔叔，在杨浦公园门口赶上了乐叔叔。我拿出一本练习本请乐叔叔签个名，乐叔叔笑眯眯地用钢笔在我的练习本上写下了"圆明园路149号新民晚报社 乐小英"几行字。能够得到著名画家的亲笔签名，我非常高兴，一再向乐叔叔表示感谢。（可惜的是，这本有乐小英签名的练习本在"文革"中遗失了）。我从小喜欢听广播，听唱歌听各种音乐，但我们家没有收音机。所以每当楼下邻居家打开收音机，收音机里传出人讲话、唱歌的声音或者播放音乐时，我常常情不自禁地跑到楼下，在邻居家的门口或者窗外聚精会神地听。邻居的叔叔看到了便招呼我到屋里去听，还常常给我开玩笑，说收音机里有小人在说话唱歌。后来我知道这是叔叔给我开玩笑，但这使我对收音机产生浓厚的兴趣，一直想知道收音机为什么能收音广播，更盼望自己能有一台收音机。但当时收音机属于高档消费品，有收音机的家庭是很少的。我们家搬到公交新村后不久，有一次新村里有家人家要出让一只矿石收音机，我知道后便去看，是自己装配的，木壳，样子象只小闹钟，包括耳机和天线，卖三元钱。我如获至宝，请这家人家将这只矿石收音机先给我，让我家的大人看一看，如果同意就买下。那家人家认识我父亲，便答应了。我捧着这只矿石收音机快步跑回家，把它拿给母亲看，一再请求母亲能同意将它买下，但由于家里经济困难，母亲说啥也没有答应。我没有办法，只好恋恋不舍地将矿石收音机还给了那家人家。这也可以说是我童年时受到的又一次不小的打击。我为此事难过了好长时间。后来我找来二只大"百雀羚"的铁盒和铁丝、电线，按照耳机的样子自己动手做了一付"耳机"，戴在头上。尽管它根本不能收听广播，但也算在心理上过了一下听矿石收音机的"瘾"。在社会上兴起装配矿石收音机之风以后，学校也组织学生利用课余时间自己动手装配矿石收音机，我积极参加。老师给我们讲矿石收音机的原理，组织我们自己动手绕线圈，用方铅矿、细钢针做矿石收音机的"心脏"，自己动手架设天线和接地线。当我们每一个同学都按照线路图自己动手装出矿石收音机，接上天线、地线和耳机后听到广播时，大家都非常高兴。我用自己节省下来的一些零用钱买来了做矿石收音机的零件，装配了一只矿石收音机。又爬上二楼的房顶，用竹竿、漆包线、绝缘子架起了天线，再用铁丝缠在自来水管上当地线。当我接通线路，耳机里传出清晰的电台广播的声音时，我非常兴奋。只是由于当时天线上与绝缘子的连接处不是焊接的，每过一、二个星期我就要爬上房顶用沙皮打磨天线上的接头，再重新连接好，否则影响音质。这种收音机小巧玲珑，单管、二管甚至三管的半导体收音机，可以装得只有火柴盒那么大，用的是五号电池，用微型耳机或喇叭收听，不用接室外天线，还可以放在上衣口袋里。这引起我非常浓厚的兴趣。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试装，我能够按照线路图自己装配从单管、二管一直到三管的半导体收音机。在上高中一年级时，我还能按照线路图装配出只有肥皂盒大小的推挽式四管半导体收音机。只是由于家庭经济条件的限制，所有的零件都是我用很少的零用钱，在牛庄路、福州路一带的旧货市场上"淘"来的处理品。在"文革"前，学校组织我们学生下乡到川沙县顾路公社和崇明某农场劳动，我随身带去一只自己装配的推挽式四管半导体收音机。劳动之余休息时，好多同学都围着我的收音机收听广播。当他们得知这只半导体收音机是我自己动手装配的时，都很佩服。这是用一种很薄的木片做的小模型飞机，各种木片上都贴有样纸，我们只要用刻刀按照木片上贴的样纸去刻木片，将刻好的木片分别用粗、细沙皮打磨好。再将做机身的木片用大头针固定好，用快干胶分别将机翅、机翼胶上，再固定好，放置半天左右，基本就可以了。然后再在机身下装上一只小钩子，用一根专用的牛皮筋 ，就可以玩了。弹射这种模型飞机要注意风向，逆风为好，地方越空旷越好。尤其要防止模型飞机"倒栽葱"，否则模型飞机很可能一下子就摔坏了。我们当时制作的模型飞机是最简单的一种，但要做好也不容易。最主要的是用刻刀刻木片一定要准确，不能大也不能小，用粗、细沙皮打磨也不能磨得太厚，更不能太薄，否则模型飞机的重心有偏差，飞行肯定不稳。小时候，每当夏天的夜晚，仰望天空中的星星和月亮，引起我好多的遐想：月亮、星星上面到底是什么模样？学校里曾经从有关单位借来天文望远镜，组织同学观看天象。通过天文望远镜我第一次看清楚月球、金星、火星等星球表面的面貌，这又引起我对天文学的极大兴趣。以后我从一些有关的书里了解到天文望远镜的简单原理，我按照书上介绍的方法，买来放大镜片和透镜，用硬纸板卷成圆筒状，然后边看边调整。虽然有些望远的效果，但总的来讲效果不理想。此外，我还按照书上的介绍自己动手制作过简易显微镜：将镊子夹上一小粒玻璃，放在酒精灯上烧。当小粒玻璃熔化成圆粒形状时，立即移开酒精灯。这粒圆粒形状的玻璃，可以用来做简易的显微镜，用来观察小球藻、草履虫等。说起来，我最大的爱好还是读书与写作。这要特别感谢做了我整整五年班主任、语文老师及少先队大队辅导员的许庆蓉老师。
许老师对品学好、爱好语文的学生是很偏爱的，并有意识地加以培养。
在我担任学校红领巾饲养场场长期间，一次，我写了一篇同学利用课余时间主动上街捡西瓜皮给学校饲养场养的猪当饲料的作文，许老师看了认为写的好，给予表扬，并让我在全班朗读这篇作文，谈写作体会。
后来这篇作文还在学校的橱窗里贴了出来，供全校同学观摩，这使我很受鼓舞。
以后我还担任过几年的少先队大队学习委员，主管过学校的黑板报宣传工作，自己也就有了更多的写作的锻炼机会。
许老师根据同学们学习的好差和住家的远近，组织课外学习小组。每个学习小组多则五、六人，少则二、三人，并有一名品学较好的同学担任组长。
中午放学后，要求每个同学在午后都要参加课外学习小组的活动，并认真完成老师布置的课外作业。许老师不辞辛劳，经常到每个学习小组去检查同学们学习的情况。
许老师对学生严格要求，当时我们有的同学不理解，个别调皮的同学在背后骂许老师是"许大马棒"（《林海雪原》中的女匪首）。
甚至还策划在许老师晚上回家的路上偷偷地向她扔石头，但毕竟人小，有此心，没有此胆。
小学毕业时，许老师鼓励我报考当时杨浦区的重点中学——控江中学。考试那天，她一大早便赶到设在江浦路杨浦区教师红专学校的考场，一直等到我们考试结束。
我清楚的记得，那次升学考试的作文题是《杨浦区的早晨》。走出考场，许老师急切地问我考得怎么样？我自信地点点头，许老师很高兴。
我考入控江中学后，从初中一直到"文革"开始，曾多次看望家住在同济新村的许老师。每次，许老师都鼓励我要刻苦学习，争取考上名牌大学。
后来文革中许老师一家也受到冲击，她在同济大学当老师的丈夫被赶回许昌老家"下放劳动"，许老师被调到四平路第二小学，也被当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实行"监督劳动"，成天拿着扫帚、拖把打扫学校的卫生。
1969年3月1日下午，我首批赴吉林省珲春县插队时，当我乘坐的开往彭浦车站的敞篷大卡车缓缓驶过四平路时，我突然听到欢送的人群中有人大声地呼喊我的名字。
我定睛一看，原来是很久没有见面、头发已经花白的许老师！她认出卡车上的我，并拼命地向我招手，此时的我也一边招手一边向许老师大声道别，从不轻易流泪的我眼睛湿润了。
下乡后，我与许老师失去了联系。
直到1978年10月，那时我已在珲春县参加工作并成家有了孩子，一天我和妻子特地利用回沪探亲的机会，抱着满月不久的儿子，带了一些从珲春带回的土特产，几经周折，找到了仍然住在同济新村的许老师。
从"文革"开始算起，我和许老师分别有二十来年了，师生相见真可以说是喜出望外，宛如做梦！许老师老了，人显得很瘦小，但她精神很好。
这天许老师讲了她一家"文革"中的遭遇，还讲了好多有关我小时候的趣事。
她说在我上六年级的时候，班级里看《科学家谈二十一世纪》一书，许老师让我将书里的一篇稿子改写成题为《东海探宝》的小话剧，并鼓励我在这个小话剧里出演老龙王，而且演出很成功。
这些事有的我早已经淡忘了，而许老师还记得这么清楚，这使我非常的感动。
1959年3月25日，上海《新闻日报》的头版发表了我父亲安全行车近十年无事故的新闻。同时与他一起上报纸的是他的同事甘瀚。（本报通讯员沈宗熙报道）到3月8日为止，本市汽车一场51路公共汽车的两位驾驶员甘瀚、阮孔光已经分别连续安全行车37万公里以上，创造了全市个人安全行车的最高记录。他们两人驾驶的车子所跑过的道路，已经相当于从地球进入月球的里程。在新的跃进形势下面，他们正意气风发地向40万安全公里迈进。据一场的一项有趣的统计：他们两人自解放以来，驾驶着公共汽车在3562天中，经历了912900个停站和起步，1196400多个十字路口，325000大大小小的转弯，无数次的交会车，遇到了不知多少次的"情况"（意外），然而，从未发生过行车事故，甚至避免了任何违章事件，连车内的冲撞事故也没有发生过。"宁愿做到一万个小心，不能有万一的麻痹大意。"这是甘瀚和阮孔光安全行车的主要经验。由于他们在思想上确立了高度为人民负责的责任感、光荣感，自觉地遵守交通规则和安全操作规程，驾车时做到耐心、小心、细心、虚心 ，从而避免了行车事故的发生。甘瀚和阮孔光还经常研究判断行人的动态，控制车辆的行驶。由于他们时时有准备，"事故苗子"也一个个地被他们消除了。有时使乘客都为之惊讶不止。公交公司从1950年开始逐步建立了每个驾驶员的安全公里资料，通过季度给奖、年度审验执照和定期的安全活动，研究分析事故和事故苗子，帮助他们巩固和提高安全操作的信心。领导上还经常关心他们的家庭生活，因此他们的家庭也把实现安全公里指标当成自己的责任。新、老伙伴们和他们常常相互"跳车"，彼此观摩、学习。51路的驾驶员和售票员同志一下车也都喜欢谈谈自己所遇到的问题，互相启发。阮孔光有一项"对教练车要保持较大横向间隔"的经验就是从别人的事故分析、体会出来的。
甘瀚、阮孔光都是市级优秀驾驶员，并且是一场的先进生产者。
(又讯）公交公司汽车一场本月内将开办甘瀚、阮孔光式驾驶员学习班，各车队和小队都将选拔一部分司机参加。
班上，将由甘、阮两人亲自介绍经验，并通过对车场行车事故的分析对比，加以总结提高。学员们通过学习和实际操作的运用，经测定合格的将发给结业证书。
当天《新闻日报》发表的汽车一场副场长何同光同志的文章，介绍了公司推广甘、阮先进经验，大搞安全服务运动的经验：
甘瀚、阮孔光是我们汽车一场609名安全司机中安全公里最高的两位司机。他们通过党长期来的培养和教育，坚守自己工作岗位，积极钻研技术，自觉遵守交通规则，热情地为乘客服务，九年多来，已获得一些安全行车的经验……
我们汽车一场所以能取得上述一些成绩，主要是在上级党委的正确领导下，遵循党的教导，使我们正确认识到"生产必须安全，安全为了生产"是我们社会主义企业经营管理重要方针，而安全行车又是我们公共交通企业贯彻为工农业生产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的重要环节。
为了把安全服务运动推向新的高潮，我们体会到要抓住以下几个环节：
1、坚持政治思想挂帅，大力推行甘、阮等高度为人民生命财产负责的先进思想；克服当前在大跃进中部分司机存在的迷信、保守思想，来改变我们在安全上的薄弱环节；
2、继续大闹技术革命，开展技术革新，积极开办甘、阮先进驾驶操作经验学习班，使全体司机掌握安全行车先进经验，提高技术操作水平，以适应大跃进形势的要求；
3、充分依靠和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同时贯彻二参一改三结合精神，发挥各级组织作用；真正做到"层层负责，个个动手"从预防为主，大力开展群众安全活动……使乘客真正做到"高兴而来，满意而去"，并争取超额完成各项经济指标，向"五一"国际劳动节和建国十周年献礼。
当天，《新闻日报》发表了社论：
本市汽车一场公共汽车驾驶员甘瀚、阮孔光两位同志从上海解放到现在，坚持安全行车近十年如一日，创造了安全行车37万公里的全市最高的优异纪录。
37万公里相当于从地球到达月球的里程。公共交通工人引以为豪地说："我们一对红色安全火箭已经双双飞进月宫。"这句话非常形象化地表达了这一新纪录的重大意义。
我们谨向新纪录的创造者致敬，向日夜奔驰在市区交通线上、为大跃进服务的公共交通工人表示祝贺，预祝他们在今年更大、更好、更全面的跃进中取得更加光辉的成就！
甘瀚、阮孔光为什么能创造这个优异成绩？十分突出的，是他们一丝不苟、严肃认真的工作精神，这种精神是我们伟大时代实事求是精神，值得大大提倡。
党教育我们：要有一步登天的雄心大志，又要有步步登天的实干精神。立志而不实干，那是有害的空想。
37万安全里程的实现，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而是一小时一小时、一公里一公里积累起来的。即使一分一秒，都需要兢兢业业，认真对待。
甘瀚、阮孔光新纪录的可贵，就在于他们近十年如一日地在工作岗位上，一直是那样严肃认真。如果没有这种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要想创造优异成绩是不可能的。
严肃认真，正是每个革命者对于工作所必须持有的正确态度。
这首先要求每个人都具有高度的革命热情。只要我们在做任何工作的时候，随时想到自己的工作与人民的利益有关，就能促使我们热爱自己的工作，并想方设法把它做得更好。
甘瀚同志在每天工作完毕后，总要反省一下："我今天在驾驶中还有什么缺点？"就是一种主人翁态度，与解放前驾驶员们为了"怕穿红背心"（出了事故坐牢）而战战兢兢的心情完全不一样。
可见一个人不论在什么工作岗位，不论能力大或小，只要对工作极端地热忱，"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严肃认真，是一种对待事物的科学态度，它既反对行险侥幸，又不是胆小怕事。我们做任何工作，都要善于进行科学分析，并注意总结经验。
如果不是党组织帮助甘瀚、阮孔光他们从实践中总结出一套行车的先进经验，要实现37万公里安全行车是绝不可能的。
他们的经验证明，定了跃进指标以后，必须认真地抓措施，而且措施必须定得十分具体。
特别是，不仅要估计到一般常见的情况，而且要尽可能估计到虽不常见但可能发生的新情况，这就是，多从最坏的方面打算，争取最好的前途。
思想上有了充分准备，措施上又有充分保证，那么就能够在工作中随时保持旺盛的革命热情和冷静的头脑，即使遇到一些小挫折，也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用这样的态度来定措施，是符合"十分指标，十二分措施"的精神的……
严肃认真，在工作中的表现，就是一丝不苟。措施有了，在工作中就需要认真执行。这一点，不仅公共交通工人需要这样做，任何工作部门、任何人都需要用这种科学精神来抓措施……
"九九归一"。离不开人。因此，个人计划的完成和超额完成，对保证整体计划的全面完成，具有重要意义。
"工人分秒抓"这个口号，提得很好。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始终保持"分秒必争"的严肃认真态度，一丝不苟地按时、按日地完成和超额完成自己的工作量。
两位优秀驾驶员的事迹证明："有志竟成"，"上天有路"。
关键在于我们有没有坚韧不拔的毅力，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能不能严肃地对待工作，严格地要求自己；能不能永远不满足，不断地向前迈进？
只要我们全上海人民，胆大心细，一丝不苟地对待工作，坚定不移地去做，那么，我们就一定能够步步登天。国家交给上海人民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也一定能够胜利完成和超额完成。
1962年9月，我考入了杨浦控江中学，这可是杨浦区重点中学！我原来的小学同学，考入控江中学的就我一人，其他都进了离公交新村不远的普通中学——鞍山中学、杨浦中学和五十六中学。虽然控江中学离我家相当远，在杨浦公园的对面，地址是双阳路388号，从家到校来回步行要走一个半小时。但我的心情依然是特别的激动和喜悦！到校报到的第一天，先后由校长、教导主任向我们介绍学校的校史。他们说："工人子弟能考入重点中学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你们一定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条件，要刻苦学习，从现在起就要打好基础。"而且，"控江中学的升学率是很高的，百分之七八十的同学都能考入著名大学，有的还出国留学。你们要树立雄心壮志，不要辜负了党的期望，要对得起你们的父母，要为学校增光！"上中学后，我被分在六班。当时每个年级有六个班级，前四个班级外语课学英语，后二个班级外语课学俄语。由于当时中苏关系开始恶化，同学们不想学俄语，而希望学英语。经过老师的一再教育，大家才安下心来学俄语。上中学的第一堂课是一场语文和数学的测验，这是老师对我们学习成绩的"摸底"。由于我读书成绩比较好，人又听话老实，所以进校不久我就被指定担任了班级的中队长。我感到作为一个工人子弟，又是班干部，首先必须把书读好。只有这样才对得起党，对得起父母。我发誓在学习上要消灭"3分"。从小，父母亲就教育我们要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老师就教育我们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所以，我们兄妹五个都怀着强烈的"工人子弟要在文化上翻身，要给党和人民争气，给父母争气"的愿望，刻苦学习，积极上进。作为老大的我更是如此。那时每天要上七、八节课，课外作业很多，有时白天完成不了，只能在晚上"开夜车"完成。人疲倦了就用自来水洗一下脸，清醒一下头脑后继续完成作业，经常要到半夜才能睡觉。老师还经常给我们讲名人苦读书的故事，以此鼓励我们刻苦读书。为了按时参加学校每天的"早自习"，我常常是急急忙忙地吃上几口饭便匆忙地赶着到学校。有时时间来不及便饿着肚子到校。在去学校的路上，我还一边赶路一边背诵外语（俄语），默诵古文，精神十分紧张，有好几次差点与路边的电线杆"接吻"。重点中学的学习是紧张的，各种考试也是很多的。许多老师经常教育我们"平时如战时，战时如平时。"小测验、单元考、期中考、期终考，一个接着一个。应当说能考入重点中学的同学读书都是认真刻苦的，班级里的学习氛围是很浓的，奋发努力，不甘落后的竞争风气是很浓的。为了抓紧时间读好书，我极少参加体育、文娱活动，连扑克、象棋都不会玩。每当上体育课开始分散活动时，我便与一些同学赶快回到教室"温习"读书，以应付下一堂课的"突然袭击"。每天中午急匆匆地吃完午饭后，便"泡"在学校的图书馆里，长此以往，大大影响了自己的身体健康。进中学后，尽管学习相当紧张，但由于自己能够抓紧时间学习，学习成绩在全班是名列前茅的。初中一年级我被评为学校的"三好学生"，我刻苦学习的事迹还在学校的宣传栏里展览过。父亲还被学校邀请到我们年级给同学们作过忆苦思甜的报告。我还享受每月二元的助学金（那时三、四元钱就够一个小孩一个月的基本生活费）。我每次领到二元的助学金后都交给母亲，母亲又退还过我，让我用在平时的学习上（如买学习用的参考书，下大雨时到学校时乘车等等）。我读初中时正是国家困难时期（当时称1961至1963年为三年困难时期，一说是当时的苏联逼债，另一说是国家遭到连续三年的严重的自然灾害）。在我的记忆中，当时几乎所有的副食品、工业品都要凭票，搞计划供应。每个人每月由国家根据年龄、从事的工种供应口粮，记得我当时的口粮是每月25斤。每人每月凭票供应二两食油，二两猪肉，半斤鱼，二两白糖等，每天供应二两蔬菜。平时难见荤腥，鸡鸭鱼肉等只有在逢年过节时才能供应一点，还要分大户、中户和小户，凭票供应。每人每年发十几尺布票和可买一、二斤棉花的棉花票。当时生活的艰苦可见一斑。我从小埋头于读书，家务事都由母亲、祖母操侍。全家八口人，靠父亲一个人的工资生活。父亲每月的工资是83元，在当时算是高的，但父亲不善理财，还爱喝点酒，家里的生活开支全靠母亲精心料理。在"困难时期"，我曾经有几次在冬天的凌晨三、四点钟到小菜场排队买过菜。当时我脚上穿的是破旧的胶鞋，身上穿的是单薄的旧棉衣，寒风吹来，人索索发抖。天才蒙蒙亮，菜场里排队的人已经不少，也不讲什么公共秩序，一块破砖头，一只破篮子朝地上一放，都可以代表一个排队的"人"。我生性老实胆小，虽然不断有后来的人插队插到我的前面，也不敢拒绝。好不容易熬到五点来钟开始开秤，原先排着的队伍突然一阵骚动，队伍顿时大乱。年轻有劲的、不守秩序的一下子便从后面挤到了前面，而年老体弱的、老老实实排队的便被挤到了后面。有不少的人冒着凛冽的寒风，辛辛苦苦、老老实实地排了几个小时的队，结果还被挤出了队伍。我是属于最无能又无奈的人，因为既不会去插队又不会去挤，早早去排队，总是被挤在最后面，心里真是又气又恨。经常是大妹二妹来接替我时，看到我还是排在最后面，气不打一处来，也发扬不守秩序的精神，不顾他人的叫骂拼命朝前挤，终于插队成功，买到了总共一斤多点的冻得绑绑硬的青菜或卷心菜之类（烂的菜皮也不多给）。我记得当时的菜场还凭票供应过豆腐渣。由于物质的匮乏，当时在菜场的垃圾桶旁经常可以看到有许多人在拣菜皮（其实也很难拣到多少菜皮）。当时的报纸上还多次报道，有人拣到菜场扔掉的河豚鱼，兴冲冲地拿回家煮了吃，结果中毒身亡的悲剧。三年困难时期，家乡还经常有我们小孩子不认识的乡亲和老乡来串门，一来就是二三个，甚至四五个。他们带来几斤已经开始腐烂变质的"黄岩蜜橘"和一些发臭的年糕（几乎没法吃，基本上都扔了），都说是乡下遭灾，生活实在困难，到上海来寻找"生活"或做"生意"（有的还带来一些海货如咸鱼干之类来贩卖）。他们都认为我们家条件总比乡下好，把我们家当作不花钱的招待所。父母真是心肠好，自己家的经济条件那么的窘迫，生活那么的困难，而对来自乡下的乡亲和老乡从不怠慢。父母宁可自己家的老小不吃少吃及睡地铺，宁可到处借钱借粮，也要每天好菜好饭地招待他们，直到他们自己都感到不好意思，提出要走为止。我们家并不大，每当乡下来人，我们几个子女做作业、睡觉都成问题，我们都很有意见。但父母亲从无一句怨言。父亲经常这样对我们说，乡下人找到上海来，不管认识还是不认识，都是看得起我们。他们有困难，应当帮一把。我们不接待，难道让他们去睡马路？我们不能让老乡回去后讲上海人架子大，不认人。父亲的五弟孔明也来过多次，他患有胆结石，在家里经济相当困难的情况下，父亲为他到处借钱、联系医院，让他在上海的医院里顺利的切除了胆结石，健康地回到了乡下。乡下有好几间祖上留下的房产，按照乡下的规矩，父亲是有一份的，但父亲出于手足同胞之情，早就向在乡下的五弟声明，所有的房产都归五弟一家，他什么都不要。当时乡下大姑母的儿子王香驹也患有肺结核，父亲多次买了治疗肺结核的药品寄去。王香驹还爱抽烟，而且烟瘾很大。按照他的身体状况，他也不适合结婚。父亲多次托人通过书信劝告他戒烟，在肺结核病没有治好前不要结婚，但他不听。几年后他死于肺结核病。那时几乎顿顿稀饭，还经常以红薯当饭（一斤粮票在粮店可以买五六斤的红薯），又没有什么荤腥油水，每天只是感到肚子饿，心口嘈杂。当时上学时我没有在学校搭伙，而是自己带午饭，为的是节省开支。所带的午饭基本上就是母亲给准备的一团面团，略为放一点点豆油和盐，再放上一、二根大蒜。早上到校后，拿到学校的厨房里去蒸，中午下课后去拿。那时往往到上午九、十点钟肚子里就唱起"空城计"。一到中午，放学的铃声一响，老师刚一宣布下课，许多饥肠碌碌的同学便强打起精神，拿出百米冲刺的劲头，向学校的食堂奔去（在食堂搭伙的同学如果去晚了，稍微好些的菜往往就买不到了）。我是自己带饭在学校的食堂蒸的，晚些去无妨，但也发生过个别同学的饭盒子失踪或饭被别人偷吃的现象。十几岁的青少年正是长身体的时候，由于饥饿，营养不良，加上学习负担又重，严重影响了身体健康。上中学后我经常伤风感冒，咽喉肿痛，咳嗽多痰，经常感到浑身乏力，每到下午脸部潮红，有低热。晚上睡觉时大量出虚汗（有时床上的垫被都是湿漉漉的）。以后我才知道，这是自己感染了肺结核的初期症状。控江中学当时还有好几百名从印尼被赶回国的华侨学生就读，他们基本上都读高中，全部住校，并由国家承担生活费。应当承认，大多数的华侨学生都是比较好的，但他们的生活习惯毕竟与国内的学生不大一样，如男学生绝大多数都是留长发，有的还是"大包头"，穿花衬衫，小脚裤管，尖头皮鞋。女学生打扮得花枝招展。他们绝大多数都戴手表，戴首饰项链。大多数人都有进口的自行车（"三枪牌"居多）。尽管是国家困难时期，但他们的生活条件还是相当不错的，许多人还天天喝牛奶，吃罐头食品，吃不完就随手扔了（在当时，牛奶、罐头食品都是高档食品，非一般人能吃得起）。下课后和休息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许多华侨学生在弹奏吉他。华侨学生中也有表现差劲的，这些人有的打架斗殴、有的赌博偷窃，有的乱搞男女关系。每年华侨学生中总有人受到这样那样的处分。学校老师经常教育我们要"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抵制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国内的学生都能自觉地与华侨学生保持一定的距离，做到不羡慕，不模仿，保持艰苦奋斗的好思想和好传统。再说说穿。由于弟弟妹妹多，我当时穿的就是贯彻"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原则。父亲旧的工作服给我穿，一穿就是好几年。有一段时间祖母还回到乡下，将她自己动手织的兰色的土布拿到家里，给我们几个子女缝制衣服。这种土布缝制的衣服，土里土气的，又不结实，但在当时我们都很珍惜。在我读小学六年级时，母亲曾给我买过一件兰色的灯心绒上衣，我一直穿到上高中。母亲和祖母曾经买来不少不用凭票供应的棉纱手套，拆后用来编结纱线衫。母亲曾经有一件绒线衣，一直舍不得穿，1968年大妹志红到黑龙江军垦农场下乡时，母亲把这件绒线衣给了志红。1969年我到吉林省延边农村插队后，大妹志红又从黑龙江的军垦农场给我寄来一件草绿色的军用棉衣，这是我非常喜爱的衣服，我一直穿了七八年。上中学时大部分时间我穿的是球鞋，下雨天穿套鞋，鞋子破了就自己动手补。一直到确实无法补了才恋恋不舍地扔掉。我最不喜欢上体育课，没有像样的运动服装，没有一双像样的鞋子，加上身体虚弱，一动就出汗，不能不说也是原因之一。十多岁的青少年青春萌动，正是所谓的"花季"，谁不希望能穿得漂亮些，体面些，但当时根本没有这样的经济条件。好在当时绝大多数的同学经济条件都差不多，吃最简单的饭菜，穿带补丁的衣服，都是很平常的事情。青少年时期艰苦的生活，也使自己从小养成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好习惯。初中毕业时，作为家里长子的我，考虑到家里经济困难，为了早日减轻父母的经济负担，曾决定报考当时实行半工半读、由学校承担生活费的上海市轻工业学校。但中学的老师不同意，班主任叶夏英老师两次到我家做我和父母的工作，一再动员我父母，从长计议，克服家庭的暂时困难，让我继续报考母校的高中。父母最后也同意我继续报考母校的高中，结果我很顺利地又考上了母校的高中。进入中学后，学习比较紧张。我除了上课学习外，课余时间大多是在校图书馆里看书看报，我对文学艺术、政治理论常识方面的书尤其感兴趣。不少中外名著都是在这段时间看的。由于外语课我学的是俄语，由此我对当时的苏联文学又产生浓厚的兴趣，课外还阅读了不少的诸如《青年近卫军》《静静的顿河》等苏联文学作品。教我初中语文的廖靖华老师，解放前曾当过几家报纸的文学编辑，对古典文学很有研究。上他的课，许多同学都感到有兴趣，他对一些古典文学作品的剖析相当精彩。我至今还记得他以标准的、抑扬顿挫的普通话，绘声绘色地给我们讲解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的情景。班级里曾组织过课外语文兴趣小组，由廖老师给我们讲古典名著欣赏等知识。在廖老师的影响下，我对古典文学、古典诗词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看了不少这方面的书，还背诵一些唐诗宋词，有段时期还试着写一些古诗词、旧对联等。我的另一位语文老师是上海工人作家胡万春的表妹汪爱珠，她是位大学生。她常将有胡万春签名的书借给我看，给我讲胡万春刻苦努力，从小学文化起步，逐步走上专业作家道路的过程，我很受教育。并产生了今后当记者、当作家的愿望。我读初中一年级时，一次我路过一个菜场，看到有个人用晒干的菜叶冒充烟叶出售，也无人干涉。我感到这事不好，于是回家后就写了一封信寄给《解放日报》社，建议有关部门能管管这样的事。过了几天我收到报社群工部的回信。信里说，你反映的情况已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报纸将加强这方面的宣传，欢迎今后经常来信来稿。尽管我写的信没能发表，但能够收到报社的回信，我是非常高兴的。以后我经常向一些报社写信写稿，尽管没能发表，但几乎每封信、每篇稿子报社都有回音，有时还收到报社寄来的方格稿纸。《支部生活》编辑部还多次给我寄来参加通讯员学习班的入场券。进中学后不久，我就担任了班级的中队长。可以说当时自己是相当重视学习政治理论，提高政治水平的。课外我看过不少的有关青年政治理论修养方面的书，包括长期阅读父亲很早就自费订的上海的党刊——《支部生活》，看过毛主席写的不少文章，看过刘少奇写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书。在政治上自己积极要求上进。我上初中二年级时就写了入团申请书，交给了当时的班主任叶夏英老师。但就在以后的不几天，发生了这样的一件事：在一次期中考试时，班里有个叫贾某的同学作弊，正好被坐在他后面的我发现。事后我向叶老师作了反映。贾某打电话让其父亲到学校来（其父亲是上海锅炉厂的副厂长，级别是比较高的），事情便不了了之，但由此得罪了他。当时每个学生每周要写一篇周记，与老师沟通。我多次通过周记的形式向叶老师提出意见，但她并没有接受我的意见。事情的发展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不久，贾某也写了入团申请书，而且很快他就被接收入团，还担任了班级的团支部书记。以后我又两次提出入团申请，但由于得罪过贾某，都被拒绝。贾某多次在同学中扬言"只要我当团书记，他就不要想入团。"但贾某并不争气，他学习不认真，不刻苦，经常抄袭其他同学的作业，还以"发展女同学入团"为名，与一名女生谈情说爱，在一次期末考试中他再次作弊被监考老师当场抓住，终于受到了学校的处分。在整个中学时期，我课外读的书比较多，记忆较深的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烈火金钢》《敌后武工队》《苦菜花》《迎春花》《红日》，还有曹靖华的散文集《花》、刘白羽的散文集《红玛瑙集》、秦牧的文艺政论集《艺海拾贝》，马南村的《燕山夜话》，吴南星的《三家村札记》等等。我还读了较多的鲁迅、郭沫若、巴金、夏衍等近代、当代著名文学家的不少作品。1963年夏，《新民晚报》举办"我爱我这一行"的征文。我征得父亲的同意，代父亲写了一篇题为《方向盘旁起激情》的稿子寄去。几天后，晚报有位叫刘祥永的记者专程到父亲在鸿兴路的车队采访他，又随父亲来到家里。那天我正好在家，看到记者手里拿的一份稿件清样正是我代父亲写的文章。当记者得知原来稿子是我写的时，他很高兴，并鼓励我继续努力，今后可以与他多多联系。同年的7月16日，晚报上刊出以我父亲名义写的文章，题目未改动。几天后，我又收到报社寄来的稿件小样及十元钱的稿费，全家人都很高兴，母亲还特意煮了一大碗黄酒、红糖炖鸡蛋来犒劳我。这件事也增加了我对写作的兴趣。以后我将平时省下的一点零用钱大多用在买稿纸、邮票、信封上，用在买一些有关写作知识的参考书上（当然大多是从旧书摊掏来的价格低廉的旧书）。1964年《解放日报》举办"忆苦思甜"征文。学校也开展"忆苦思甜"为主题的思想教育。祖母又一次给我详细地讲了老一辈的家史。我根据祖母的回忆，先后写出两篇各长达七、八千字的稿子寄去。过了一段时间，我收到报社回信，信中说，你写的两篇稿子内容很好，但限于篇幅，近期暂不刊登，但以后有用，不准备退稿了，希望得到同意。尽管稿子没能登出，但我还是很高兴，因为报社肯定我写的稿子"内容很好""以后有用"。我还多次收到报社寄来的参加读者座谈会、记者谈写作体会的入场券。
1964年9月，我读初三年级时，在期中考试的前几天，学校组织我们体检，我们班级一下被查出有五名同学患有肺结核病。医生要求我和另外一名姓杨（国强）的同学立即离开学校治疗休养。我要求考完试再离校休养治疗，但学校没有同意。我因此休学8个多月。在这期间，我每天打链霉素针，一天打二次。口服"雷米封"。前后共打了68针的链霉素，服用了十多瓶的"雷米封"，还服用了好几公斤的"对氨基酸"，俗称"PAS"，每一大瓶价格当时为人民币十元。肺结核病当时被称为"富贵病"，不但要增加营养，还要卧床休息。当时是困难时期，由于我得的是肺结核病，凭医院的证明，对我每月可以增加供应一些猪肉、带鱼、鸡蛋、豆油之类。十六岁的我得了肺结核病，并因此而休学，对我确实是不小的打击。但当时自己还是能坦然对待。生病在家，父母亲对我相当照顾，在家庭经济相当拮据的情况下，筹钱为我治疗。每天我听从医嘱坚持服药，一天二次到汽车一场的医务室打针。我还买了一张"和平公园"的月票（每张五角钱），每天早晚二次到和平公园去散步，边呼吸公园里的新鲜空气，边补习学校里的功课。除了治病养病，我没有放弃学习，除了坚持刻苦自学学校的课程、将学校上课的内容基本补上外，我还利用这段时间经常到父亲场里的"二、一七"职工图书馆看了不少有关文学、新闻写作方面的书。我还结识了邻居一位退休的、原汽车一场的场医施家仁女士。仁女士退休后一个人住在新村的24号8室，与我家也算是邻居，但过去没有什么交往。她与我父亲比较熟悉。得知我由于生肺结核病在家休息，她多次到我家来看我，给我讲解肺结核病的常识和治疗休养的注意事项。得知我喜欢看书和写作，她说她的语文功底不太好，退休后正在自学初中的语文，欢迎我给她当辅导老师。在她的热情邀请下，我每天上午及下午都利用一点时间到她家去。一个六十多岁的退休医生还很有兴趣学习初中的语文，让我十分感动。施医生学习语文知识相当认真，她按照课本的要求认真完成作业，让我批改。她还鼓励我学医，今后当个医生。在她的鼓励下，我向她学习了一些医学知识。她还鼓励我学习德语。我学了约三个来月的德语，但我担心学习德语可能影响到我学习俄语，后来便不学了。施医生家境很好，她知道我们家经济状况相当困难，我生病治疗需要一定的开支，她多次来到我们家，要送钱给我，被我和父母婉言谢绝。后来她给我买来治疗肺结核用的"对氨基酸"，坚持要送给我。在无法退回的情况下，我收下了。她前后给我送来多瓶。在我身体好转（处于静止期）复学后，施医生还常常到我家来串门。1969年3月，我报名到吉林省延边农村插队时，她还送给我好多医学方面的参考书。施医生在"文革"中也受到冲击，多次被抄家，家里不少值钱的东西都被"造反派"抄走了。"文革"结束后不久，她移居香港的弟弟家，我们就失去了联系。在我复学前曾经向学校提出，我基本上将初三的课补上了，希望学校能同意我直接参加初三的毕业考试，但学校答复没有先例，未能同意。我复学后不久，学校卫生室成立学生课外红十字救护队。它的任务是学习一些必要的医疗救护知识，平时义务为同学的健康服务。我积极报名参加了。由于休学期间受到施医生的鼓励，我学习一些医务知识，我也看了不少医学方面的书。时间长了，我对医学产生了很大的兴趣，萌生了今后报考医学院，以后当医生的想法。学校卫生室的专职校医姓段，名立庆，是位小矮个、对人十分热情的男老师。当时学校的每个班级都有一名卫生委员（基本上由女同学担任），报名参加课外红十字救护队的男同学没几个。我则在课余时间经常主动到学校卫生室协助段老师为同学们服务，很快由段老师提名，由我担任了学生课外红十字救护队的队长。救护队成立后，在段老师的指导下，开展过多次学习救护的活动。我至今还保留了多张当时学习救护时拍摄的照片。当时学校经常组织学生到工厂学工、到农村学农。我除了参加一些劳动外，主要任务是协助段老师为同学们提供一些医疗方面的服务，乐此不疲。关注鹰眼观大地，看历史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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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文革”记忆与反思
千方百计回城路
一个支边女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