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支边女青年
作者：吴小白。
鹰眼观天涯，每日新闻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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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月，1962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南师附中，与我同在初一甲班学习。
她中等个子，白皙的皮肤，圆圆的脸庞，戴着一付眼镜，性格温和，活泼开朗，为人坦诚。学习认真刻苦，在班上成绩中上等。
1963年，南师附中在临近毕业的初、高中学生中，反复宣传“一颗红心，多种准备”，要同学们接受祖国挑选，做好升学、支边、务农三种准备。
在中考前的班会上，班主任要全班同学一个一个表态：如果高中落榜，就响应党的号召到农村或支边。大部分同学都照办了。
中考录取通知单终于下发了，许多在班上学习成绩最顶尖的学生令人惊诧地落了榜，原因是出身于黑五类家庭。
吴晓月也不幸落榜了，她父亲曾是国民党军队的一名文官，1954年被抓入狱。
尽管她为了摆脱牵连，将跟父亲的“俞”姓改为母亲的“吴”姓，还是徒劳无益。
这些落榜同学，有些已经做好了支边的思想准备，更多的是经多次学习教育和上门动员，才勉强同意的，结果几乎一锅端到了新疆去支边。
当年还有一位袁姓的女同学，虽经学校老师和班上团支部反复动员，仍不同意支边，坚持强留南京。
谁知一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却被原初三甲班的红卫兵抄了家，尽管当时她已经是社会青年，这就是作为她不走学校安排的革命道路的代价！
1965年8月底，我们高一新生提前开学，参加了学校在五四草坪组织的一次赴疆支边青年告别演出会。
欢送会后的第三天，支边的同学们就离别了家乡。
不久，班上有同学收到赴疆同学的来信，说他们坐了四天四夜的运送援越物质的军用战备列车，到了吐鲁番前面的大河沿车站，又坐了五天的卡车，穿越了茫茫大戈壁，才到达塔里木盆地北缘的阿克苏地区。
刚出发时，车队还飘出慷慨激昂的革命歌曲，此起彼伏，逐渐地就被引擎的轰隆声和细微的鼾声代替了。
这批人在阿克苏一杆旗人民公社，休整了一个月——若干年后方知道，是阿克苏地委和阿瓦提县两方在谈判，地委想选择留用这批知青中的一些人。
当时对他们说的是：农场给知青住宿的地窝子未挖好。
十月的一天，这批让当地老乡怜爱的娃娃们，参加了群情激昂的“向塔里木进军誓师大会”之后，又坐了半天的卡车，才来到阿瓦提丰收农场的荒漠上。
南师附中和鼓楼等区其他中学支边的学生共1078人，都安排到了丰收农场。
阿瓦提县丰收农场是一个新的农场，建在塔里木盆地北缘沙漠深处，喀什噶尔河和叶尔羌河交界之处，那里原是一大片胡杨树林和沙丘，就等着南京支边青年前来开荒。
此时丰收农场一无所有，满眼的沙漠、红柳、骆驼刺、胡杨林、沙枣树和野麻。
这些当年十五、六岁的少年，经过多日的旅途劳顿，来到这样一个天涯海角，抱着行李钻进了脚下刚挖出来的栖身地——地窝子！
南京支边青年在农场刚安顿下来，就开始垦荒。
每天5点钟，知青们饿着肚子（两小时后在工地开早餐：玉米糊和玉米窝窝头），扛着红旗和工具从地窝子里钻出来，高歌开赴垦荒点！
拖拉机推倒了千万年形成的胡杨树林和红柳沙包，支边青年用新疆特色的农具砍土镘，挖走胡杨树和红柳的根，平整土地，修整沟垄，灌溉冲洗盐碱。
种上了玉米、小麦和棉花，祈盼来年的丰收！
而实际上，胡杨树林一旦消失，在干燥的沙漠上再也无法恢复植被。
现在塔里木地区河流干涸，罗布泊消失，风沙肆虐，不能说与当年在塔里木垦荒没有联系。
终日简单而艰苦的劳动吞噬着人们的热情和意志，使远离南京的年轻人，更需要感情上的抚慰，一些支边青年开始找寻异性的朋友。
到丰收农场不久，因吴晓月文艺表演上的天赋，加入了场部组织的文艺宣传队。她天生活泼，表演时边唱边舞，天真烂漫。
1969年春，身在七连的吴晓月幸运地接受了五连一位英俊帅气的原南京二中高中毕业生、学生会文娱部长汤协星的求爱。
汤协星长得浓眉大眼，聪明活泼，多才多艺，记忆力超强，常与大家下国际象棋和用中国象棋下盲棋来娱乐，喜爱京剧和外国文学。
他也是农场宣传队的成员，“近水楼台先得月”，与同在宣传队的吴晓月谈起了恋爱。
汤协星
汤协星的父亲是南京传染病医院的院长，在文革时期当院长就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两人的家庭成份都不好，同样的经历使两颗年轻的心走到了一起，在万里荒漠的戈壁沙滩上，找到了感情的依托和抚慰。
那段时间，汤协星的情绪特别高，常情不自禁地哼着彝族歌曲：“星星和月亮在一起，珍珠和玛瑙在一起，庄稼和土地在一起，劳动和幸福在一起……”表示了汤协“星”和吴晓“月”星月相辉，连在一起。
吴晓月也非常开心，因为她找到了一个十分关心和体贴她的男朋友。
吴晓月患有哮喘病，汤协星专门写信给天津的大伯，为吴晓月不断地邮寄万里之外天津产的治疗哮喘病的特效药——卤碱681。
在和汤协星谈恋爱的那段时间，吴晓月整天是跳着走路，唱着生活。伙伴们都认为两人是天仙配。
可是，文化大革命的一打三反运动的斗争狂潮也卷到新疆农场，大潮一来，泥石俱下。
汤协星被揭发收听敌台。
当时，为了从侧面找依据，来判断自己所参加的新疆“红二司”是不是革命群众组织，他就傻傻地按毛主席教导“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去实践，为此才去收听了苏联“莫斯科广播电台”与“和平与进步广播电台”的广播，想听听苏修对“红二司”的评价。
因为不是每次打开收音机都能听到这些新闻，所以常常在等待中，听了一些苏联歌曲和轻音乐。
既然有人揭发，汤协星就受到了当时驻场工宣队的审查，特别是他所在的排里对他进行了激烈的批判。
几个根正苗红的知青，在批判会上对“黑五类”出身的汤协星无限上纲，批斗会充满了火药味。
看到领导和同伴对自己这样的冷酷，涉世未深的汤协星感到极其的迷茫和沮丧。
同时，吴晓月的连队也在召开会议，工宣队在会上提到，要注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特别提到五连的汤协星因为偷听敌台广播，已被揪出，我们这里还有人与他保持暧昧关系。
希望这个人要站稳立场，划清界限，不要与他同归于尽。会议结束时已经很晚了。
回到宿舍后吴晓月无助痛苦的心灵受着沉重的煎熬，情绪十分低落，她觉得自己应该站稳无产阶级立场。据说会后，工宣队又单独找了吴晓月谈话，给她施加了更大的压力。
第二天，在这种没有选择的境况下，吴晓月写下了与汤协星绝交的信件，交给了工宣队。
七连的工宣队将吴晓月的绝交信，转到了五连工宣队。五连工宣队又将此信交由汤协星的好友苏军带给了汤。
看了吴晓月要与自己划清界线的信，汤协星所剩的唯一希望也破灭了，彻底失望了。
第二天，人们出操时就没有看见汤协星的身影，他的床铺上被子掀开着，没有睡过，亮着的油灯灯罩已被整个熏黑。
那天夜晚，七连的女生杜爱莲在吴晓月住的地窝子附近看到汤协星，并且告诉了吴晓月，当时吴晓月不敢搭腔。
事后，在七连有一种说法：后来他们见了面，吴晓月违心地要与他划清界限。这令汤协星最后的希望破灭，悲剧终于发生了！
第二天，五连的工宣队来找吴晓月谈话，想了解汤协星的下落。汤协星失踪的事让吴晓月预感到最坏的事发生了，她哇地一声哭了出来。
几天以后，维族放羊人报告，在农场喀什噶尔河盐碱河滩边发现了汤协星的尸体，他的双手紧紧抓住河底的水草，直到窒息而死，他对人生己没有了留恋！
汤协星的意志似乎是薄弱的，没有经得起这场政治风暴，可是这能怪他吗？在当年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大棒之下，冤屈了多少无辜的灵魂，这样的冤魂还少吗？
因为是“自绝于人民”，工宣队安排在汤协星自杀的河边上挖了个坑，把他的尸体草草掩埋了。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农场开始了对冤、假、错案的复查工作，汤协星得到了平反，宣布他是受到不白之冤。
自从男友自杀之后，吴晓月就陷入了悲痛和自责之中，与男友断绝关系的说辞，本是那时流行的违心的大义灭亲套话而已，却成了真正的现实。
日思夜想，恨爱交织，使得本来就多愁善感的吴晓月心力交瘁。先是得了忧郁症，整天郁郁寡欢，原有的哮喘病加重，不久又患上了心脏病，常常农活干得好好的就突然昏倒，成了农场的负担。
当插队农村的老三届知识青年开始回城的时候，新疆兵团、农场对支边青年的政策也开始松动。
首先是身患重病的知识青年可以调回南京，吴晓月母亲的工作单位南师附小也在落实政策，可以让一个子女回到身边并安排工作。
当时阿瓦提县丰收三场就有五、六位重病的支边青年同一批回到南京，其中就有吴晓月。
吴晓月于八十年代初回到南京后，分配到玄武区教育局一个小招待所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调养和治疗，身体状况有了改善。
经过近20年的新疆农场的磨难，此时的吴晓月已是大龄青年了。
在经历了几次挫折后，知青同学陈兆稼周世平夫妇给她介绍了一个男友，出于尽快组建家庭的考虑，双方很快就结婚了。
婚后的生活平静节俭，但是吴晓月的身体病情每况愈下，每次发病必须及时抢救。她的丈夫因上班工作太忙，常常无法照顾她。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就常常回到自己妈妈家。
之后，吴晓月常常发病住在玄武区医院和玄武区中医院医治。有一段时间传来消息说，吴晓月发精神病住院了，大家赶紧去随家仓精神病院看望她。
只见吴晓月被关在病房里拼命喊叫说：我没有精神病啊！
生活的经历让她绝望，疾病的磨难使她丧失了活下去的勇气，男友汤协星的自杀使她内疚了一辈子。
终于在1985年的某一天，吴晓月在自己妈妈家休养时，帮助送煤工搬蜂窝煤，不幸诱发哮喘离开了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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