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一生17-24•分家与苦干
作者：连传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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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家
1968年的下半年，眼看又到了水冷草枯的季节。像我这样的家庭，在外面白混是不行了。到三砖瓦厂去，又怕开刀后适应不了，干脆，还不如回家，还是到大队油厂去。
回队后，大队油厂因是打油的淡季而关门了。我就在队里出工。
一天，我见有人从后湖挑回不少藕，也想去试试。春环说开刀后再不比以前，那个出力的事你还能干吗？
我说，你莫说得吓死人，不能干出力的事，那不我一生完了？反正我明天就去试一试，不下水，就只找干地方挖，开刀的地方如果痛我就回，我知道招乎自己的。
这一天，我居然还挖了二三十斤藕，卖了两三块钱，比在青山做事家中一分钱没看见强多了，幸亏没有在那里玩下去。
从此，我也打消了顾虑，证明医生的话是对的，阑尾炎开刀不会留下后遗症。冬播之后，队里又越来越闲，有工，就出点工；没工，就下湖挖点藕。
过了年，即1969年，正月里没什么大事，队里又研究今年一年的生产计划。说是要为队里积累一点钱，再不能队里赚多少，就给社员分多少。
队里一定要在今年做一个仓库，因为上级要队里执行按月分粮的政策，再不能粮食一收过了，将公余粮一还，就全部分光。按月分粮，是对劳动力的强制管理。
粮食集中在队里保管，就肯定要建一个像样的仓库。队里又研究了其它事情，其中之一，就是又要我“出山”，将保管员和除纳员两“职”由我一人担任，这也是由于形势和政策变化的原因。
我回队后，听他们说，“四清”运动是正确的，后来的巡视组是狐假虎威地搞乱套了。
鉴于冯超雄等人能上能下，群众信任，冯超雄仍回大队当书记，冯浩也好了，虽说在三砖瓦厂吃了苦，不但女朋友谈好了，准备结婚，还调他去左港小学当了校长。
冯书记从三砖瓦厂回来，第二次上任后，因他本人是左港队，对左港队的事也更关心了。
他见我已是娶妻生子的人，又开过刀，外面的饭也不是那么好吃，就叫又回来当队长的姜石头派我的“双职”。
他“落难”时，不怕降低身份，做世界上最“下贱”的事情。如今，他才是真正的出山了，叫我干这两份差事，我拿不下面皮说不干。
当上了既是经济又是实物的保管后，我心里暗自焦躁，这辈子，只能跟生产队打交道了，充其量，也不过是个高级社员。
队委会也作了调整：姜石头的正队长，姜才云的副队长，姜大生的贫协组长，姜清福的会计，姜在恒的记工员。
之前，春环因添小孩，将妇女队长丢了。现在，孩子已过了一岁半了，队里又叫她当妇女队长。
会计姜清福是个话语极少的忠厚人，他虽只小学毕业的文化，可一手钢笔字、毛笔字，在大队里是挂了牌的。
他在部队当兵时，当过了文书，退伍后，正赶上58年大跃进要用年轻人，他就当了大队的保管。当时住队的工作组写的报告、投稿的稿件，都要姜清福重新誊写一次。
虽说他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但他身上仍保持军人的风度：无论干多脏的活，他的衣着总比别人干净。
他分家后，借住人家的半间屋，却窄而不乱。出工回来做得累死了，他还要去和小伙子们打一下蓝球。队里打牌，大家也极喜欢与他同场，输有输像，赢有赢像。
他从不与任何妇女开玩笑，也一概不在背后对别人说长道短。这次，是全队一致要他当会计。
我和姜清福搭成一个班子后，相处得极好。他除了母亲去世了之外，家庭情况跟我一样。
但住房比我家还困难些，两个弟弟已是大人，妹妹也在读中学，父亲只好在堂屋中放一个铺位。他一家四口，只好搬出去借屋住。
我们小队将四间高大的红砖红瓦仓库建成功之后，决定将旧仓库的两间猪圈卖给本队社员。
之所以称猪圈，是一种习惯叫法。这两间共开一个门，一间住着五保户马胡子，一间队里做仓库。
现在，马胡子也搬进新仓库去了，队里就决定将这两间猪圈卖掉，以解决窄房户的住房困难。
要买这两间猪圈的人很多，特别是住在新村的人，单是一天出三次工，跑六躺，一躺比住猪圈的人多走半里路，人显得慌忙些。
由于想买的人多，队里将两间破猪圈的价格也出得较高，两间一共六百元钱。即使价格不菲，大家仍然都在想法要买下此屋。
最后，被我和姜清福合伙买下了。理由是：这样就解决了四家的住房困难。抢着要买的人才不情愿地作罢。
由于买这个破屋的竞争蛮激烈，我虽一日三餐在家吃饭，也没跟母亲商量这事，我又怕买不成。现在买下了，由于相距半里路，这就自然意味着分家了。
这天吃晚饭，全家八口人都在场，我提出了此事，除了卫卫不懂事之外，都为此事举棋不定。
我说：买！至于钱，我们去借，队里要现钱。这样一来，我们搬出后，这个房也可以让给你们。家中的东西，我们不要。
队里有人又说，旁边的一间偏屋又矮又窄，不能一样的价。姜石头队长就委托彭耀其来估价。
耀其说，偏屋二百七十元，正屋三百三十元。就这样定夺了。
为筹其三百三十元钱，清芬哥帮我做了一下好事，他一下子就借给了我二百元，是他去求他的岳父借的。春环又去向她的三叔借了五十块钱。
还剩八十块钱实在无处可借，母亲见我们实在没法，就将帐上当年的进款划拨了八十元给我们。
房子买下来之后，还不能搬家。我这一间没有门，由于是仓库，马胡子住在偏屋照仓库，就只能由偏屋的一个门出进。
想要安一个新大门，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哪来的钱呢？没法，就用家中乱七八糟只能当柴火烧的材料，请彭显高来做门。
彭显高费尽心思，钉成了一个刚刚一人高，只能朝一面开的门。里面用报纸一糊，外面贴张毛主席语录，到也是那么一回事，知道此屋住着人家，而不是猪圈就行了。
前面的墙，是用木板筑的土墙，有一尺多厚，又不好安门，我就将土墙挖垮，求人家捡人家切的土砖重新砌好。后面墙的砖，是从小徐张塆拆祠堂运来的，不知有几百年了。
后墙又没有滴水屋檐，水都淋在大青砖墙上，墙脚下的砖，已经有四五层的砖长了霉，烂空了一半。我又向队里买了四百块红砖，将老墙也拆了重砌。再将往偏屋开的两个门堵上，才算是个家了。
可室内是一通间，我又去向宝宝借了五百块砖坯子，向他许诺帮他做一天砖，肯定不止只做五百块。我就将这五百块砖砌了一堵只一人多高一点的中堂墙，安上一个房门，才准备搬家。
有人说，你怎么忘了安一个宝书台呢？我徒然想起来了，大门口的毛主席语录也贴了，中堂上的毛主席像也贴了，正准备明天就搬家，队里一些热心的妇女见了面也说恭喜我吃细锅饭。
可没有做宝书台，是不能搬家的。我连夜去请来了同住一排的姜国正，借来了锯、斧头。找来了一块板子，两个人忙了个把小时，才在中堂毛主席像下面安了一个搁板，搁板不大不小，只能放四本毛泽东选集，这就是家家必不可少的，一进大门就看得见的宝书台。
第二天，我又叫春环跑横店公社，去找她的个拐了几道弯的亲戚桂长元弄点煤票。桂长元是公社书记，这对他来说虽是不算事的小事，但我们还是很费精力带了点土产品的小礼物去。
一直到将煤买回了，必备厨具买回了，向我母亲要了一点米，要了仅够三人吃饭的碗筷，就算分了家。
家庭用具一概都不能要，如果我们拿了一样，他们哪有钱再去添置呢？连卫卫每餐坐着吃饭、端在怀里当玩具玩的个小蛤蟆凳子，也没拿。如果拿走，他们一大家人洗衣服，就没坐的了。
我们就去买了一个扯秧坐的秧马，在家中当小板凳坐。孩子吃饭坐它，大人洗衣坐它，烧火做饭坐它。也只能这样算盘推过梁了。
分家时的一个细节，使人感到刻骨铭心的心酸。我们将新村房里的东西搬空了，卫卫在外面玩后回来了，他推开房门一进去：哟！东西呢？一个不到两岁的孩子，他知道什么呢？
就站在门口不进不出的东张西望，也没说话，也没哭。我母亲一见，就抱起他带他出去玩。这一刻，我也悔恨不该分家。
每餐吃饭时，卫卫不是哭就是要大小便，全家就轮班侍候他。他高兴起来的时候，就走到每个人面前去吃一口饭菜。我和春环从没因孩子的拖累影响出工。
卫卫出世后，我母亲就没出工了。放学后，叔叔，姨姨就逗引他。可这一分家，母亲一家人就显得清冷多了。而我们，虽说只一个孩子，但怎么带他呢？
母亲说，分了家，她还是要到大队里去做猪毛，或者出点轻松工，不然，怎么生活呢？看来，分家后，孩子就无人照料了。要是现有的房子宽一点，在一起互相带几年，那该多好啊！
分家后，因做水利在道店遇见了连岗的人。二毛哥同情地对我说，听说你分家什么东西都没要？我说，那怎么忍心开口要呢？又有什么东西要呢？
分家后，我和春环就像文盲的成年人进了学校一样，一切得从头学起。
仅只搬家的这天，我俩耽误了一天没出工。搬下来的“新”家内堆得乱七八糟。第二天，我就还是将卫卫送上去，让母亲引，我和春环要忙着出早工。
母亲叫我们这几天就不要开伙，说我们的灶也没有，就在一起吃几天。
白天出工，还是在母亲那里吃，晚上就在屋里这一捡，那一捡，总是搞得半夜才睡。我捡我的东西，春环纺她的线。
就这么一间屋，堂屋兼厨房，后面是卧室。可柴草，粮食往哪里放呢？就只好想头顶上空间的心思。
就砍一些树棍子回，又花钱到横店木材站里买了两根最便宜的杂木，杂木两头搁在屋两边的人字架的大横粱上，一根放在堂屋的隔离墙上方，另一根放在房间，再将树棍子密密地像床铺板子一样铺在两根杂木之间。
如此一折腾，上面就成了一个有半间房大的矮搁楼，就在上面堆把子。
母亲见我一时间开不了伙，就说只分开住，不分家，就在一起吃。我说那太不方便了，半里路远，跑上跑下，洗衣喝茶都要水……
母亲就说，那你就不慌，什么时候弄好了，就什么时候开伙。我说，再只打一口灶就可以开伙了。
打灶的砖我已弄好了，就是没有石灰。瑞叔这几天也不在家，没有打灶的师傅。母亲说就叫在恒打，他打的灶，只说是样子不好看，好烧得很，也不要石灰，用猪毛和在泥巴内粉灶，结实得很。
果然，在桓给我打了一口单灶，既不往外冒烟，饭也熟得快，灶上还安个热水坛，水也热得快，灶堂内还可以放罐子烧开水喝。
我又在灶下边靠墙围了一个四方的砖围子，它虽然又占去了堂屋中一米多的地方，但屋内就干净多了。
这个围子里面可以放一麻袋谷，上面可以放一大梱把子，围子周边砖面上，还可以坐人。大家来我这个小屋聊天时，就坐在这个围子上，两方共可坐五六人。
我叫他们坐板凳上，他们都说，坐在这上面，背上靠着把子，还舒服一些。
灶的后面是一个水缸，水缸的后面是一个炉子，炉子的后面是一个用砖砌的大鸡笼，鸡笼的门朝大桌子下面开（大桌子是借的别人的），大桌子下面是喂的一头猪睡的地方。
因我家又是住在路边，住新村的人出工，总是下来得早些，来了后，就坐在我家的砖围子上休息一会，大家都说，这么窄的个地方，经你这样一弄，还显得蛮宽敞。
虽说是人、鸡、猪，都挤在一起，但房子窄，好扫地，地面也总是干干净净的。扫干净倒不一定是为了好看，如果一天不多扫几遍，鸡在屋里下蛋，跳上跳下的一飞，灰尘还飞到锅里去了。
出工的时候，门锁了，鸡由屋下面的小孔钻进钻出，鸡屙粪在灶台上也是常有的事，不过是人打扫勤劳一点罢了。
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地种菜，菜园就还是在新村的个老菜园里伙着种。以前住新村，打个屁的工夫，也可以到菜园里去扯一下杂草。
现在离远了，难得进菜园一次。因此我一去，不管是谁的菜，就全部浇一次水。自己在浇菜，看见他们的菜干着，心里就不舒服，有时在菜园里整地，播种忙完了，母亲就叫我在她那里吃晚饭。
春环知道我在菜园里忙，到了吃饭时没回，也知道我在母亲这里吃饭。每次吃饭，总还有一点鸡蛋、小鱼什么的，叫我喝两杯。
春环就不同，她有时去横店，中午回来时，路过我母亲家门口，母亲就叫她在这里吃饭，春环总是说，我一个人在这里吃了，回去还是要做饭给他爷俩吃。
有时队里很忙，我不能进菜园，弟妹们也将我的菜浇了水。真正说起来，他们由于人多，再也能做一点事，菜比我的还种得好一些。
母亲只是体力差，种菜的经验还是有，她可以吩咐一家人动手做。
有一次，隔壁的启珍嫂家来了客，她问我园里有没有菜，我难为情地说没有，叫他自己提着蓝子到菜园里去看，凡是兴得好的菜，都是我母亲的。
她上去买了一篮子红蕃茄，都是我母亲的。但春环有时进菜园，见我种的没有什么好菜，即便我母亲的菜种得再好，她也不动他们的一棵。
我们家腌的腊鱼腊肉，有时比我母亲家还多，但总是年一过就吃光了，可母亲家的到栽秧还有。
我有时到园里去弄菜，也没什么菜弄，打算空手而返，母亲就叫我割点腊肉回去。我总是接过母亲的刀自己割，挂在屋里的就那么一点点，我生怕母亲割多了，就自己割一点点，说是哄一下卫卫算了。
在队里，春环就是不当妇女队长，也是有理就不怕谁的个人。当妇女队长，更是不畏强者。
因此，弟妹们在队里出工，小孩子，本来就是混工分，看在春环的面子和脾气上，大家也是得过且过，哪家的孩子初学出工做农活，又能那么尽如人意呢？
可有一次，将春环惹恼了，她是又气又过不得清浩，揩着眼泪要去找舅母讨个说法，被我在家中拉住了。
起因是：清浩和胜灾一起去上高中，不知为什么在燕北冲里两人打起来了。我母亲跑到我们这里来，问春环家里有没有鸡蛋，说清浩的头被胜灾用石头打破了，流了不少的血，血现在是止住了，但清浩睡在床上头不能动，想弄几个鸡蛋给他吃。
春环一听，眼泪就出来了，来不及拿鸡蛋，就要跑到我舅舅家去“问年成”，我当时心里也极不舒服，清浩像我小时候一样，很瘦，头上流那么多血，那要吃多大的亏？
但觉得这样去一闹，都不好。舅舅也会更难过，自己下了台，不但墙倒众人推，连外甥也闹上门来了。春环不依，非要去闹，我又和春环吵起来了。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舅母家离我家很近，她一下子就跑过来，使劲地向春环赔不是、说好话，说明天去买肉给毛头吃等等，在隔壁左右的劝解下，才算平息了又一起风波。
虽说分了家，母亲总怕我愁家务性急把身体做垮了，春环也总是照顾着怕有人委屈了弟弟妹妹。
分家不分心，在左港，除了亲戚外，因为我们再没有第三家自己人。
从1961年到1966年，即初中毕业到结婚前一段时间，总想在大小队里混点名堂出来，但关键性的好事也总没有我看的灯。
人在劳动中，在挣扎中，还会忘了这些无端的烦恼，一旦闲下来，就感觉闷得慌。出于自身解闷的需要，我喜欢和小我六七岁的姜四清闲聊。
有时我家中来了客人，没地方睡，我就去和四清弟兄俩睡一起闲聊。在新村，我家后门，斜对着四清家大门。
后来卫卫出生，我忙于生活长期在外，他有空时，像个阿姨一样，总要来抱抱孩子，他还说自己这么穷，总是讨不到老婆的，把卫卫给他做干儿子算了。
一听说他当兵体检合格了，既为他高兴，又为我失落。他换了军装之后，他说他完全没有亲戚走，不像别人换了军装到处去辞行。
新兵要走的这一天，我们送他到横店。小焱哥肩上背着木华，和我一起送他去上火车。路上，四清的心情极为压抑。
人家都是父母亲人一大串地说这说那送上火车，可我们这里是不言不语的几个人。
四清和他哥，侄儿木华的这一别，万万没想到竞成了永别！
四清入伍后，清山在队里出工的时间较少，主要是在三砖瓦厂里做，幺妹清秀在家出工，照料父亲，日子虽清淡，也相安无事。
小焱哥分了家，和我住在隔壁到隔壁，吃饭的声音也听得见，就不用说隔着墙互相说话了。
有一次，小焱哥为着我在分草时差点被人动拳头的，幸归遇见四元哥出面制止。于是，芙蓉嫂这回就坚决不让小焱哥干了。正好，小焱这时也在横店农机厂找到了个开拖拉机的差事，就开车子去了。
一天，全队的男女劳力都在六斗坵那一片田里抓秧棵草。小焱出事了！
等我们全部男将赶到横店，农机厂的人说，人不在横店医院，在辛店。农机厂弄了一辆货车，将我们送到辛店部队的营房 。农机厂的一个采购员躺在桌子上， 军医虽在抢救，但说没希望了。还有一个司机陈世喜，农机厂的说送去抢救去了。
在一间屋的一个大乒乓球台上，僵硬地睡着小焱哥和小木华父子二人！我的心像打鼓一样的跳，每个人的脸上像打了霜一样……
一辆大卡车开到门口，农机厂的冯主任在指挥，九九一下子上去抱起木华，大滴的眼泪滴在孩子赤裸的肚皮上。我也想上去帮忙，但手发抖，脚不跟路。
遗体一拖回横店农机厂，左港队，下左塆队的人几乎都拥向了横店，一直等到天快黑，缝纫社里赶做了两套寿衣，徐华寄给父子二人穿好了，四个妇女就架着芙蓉嫂，让他去见一眼！
门开的一刹那，芙蓉哭哑了，我的人，我的乖！……嘶喊声似乎撕破了喉咙，还没等她缓口气，就听冯书记喊快扶走快扶走，被强行拉走了。
是的，救活人的身体要紧，不然，又要抢救一条人命。穿心的哭喊，使大家不忍让她多看一眼亲人的遗容。
将芙蓉拉走后，后面的人潮水一般地涌进来。农机厂这里，大队的干部和队委会的人留下来，商讨后事和芙蓉受如此巨大的悲痛之后，对她的生活关照。
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安排芙蓉来农机厂上班一事。
在公社会议室，一把手李永白书记死不松口，认为这是政策问题，一个农村妇女，死者又不是正式工，即便是正式工也没有政策允许妻顶夫职。
回到农机厂，大家都愤愤不平，两条人命完全不安抚一句，满口的原则。
回队的路上，又谈起了这么惨的事，打不打电报给四清，也是两种看法，不过没有争论。石头哥说，浩跟四清最好，又总在通信，浩你认为呢？
我见他们都在边走边谈论理由，就没插嘴。既然队长问我，我就说：打电报去，四清肯定要回。可几千里路，这热的天气，回来也见不了一面。
不如我写信去劝劝他，比电报上的三言两语要好理解一点。石头就说，就这么办，今天白天忙了之后，你今晚就写信，明天就发出去。
我们回到队里，我回家还来不及吃早饭，农机厂就用一辆大卡车将两口黑棺材送回了左港。
这一夜，我家隔壁的芙蓉嫂的哭声，不是悲痛，而是发疯，听得人身上起鸡皮疙瘩。
我给四清写的信，写了又改，改了又撕，再加上又几次被哭声打断，虽昨晚在横店熬了一宵，但我睡意全无，一直到天快亮，才将这两封信写成。
一封是写给四清的，一封是写给四清的连队的。
给四清的一封信，虽写了七八页，但总感到写一百页，也难免四清接此凶信后的悲痛。
想到自己前几年在大会上讲的《为人民服务》中的正确对待生与死，讲得头头是道。
可现在，完全无法措辞，前面的六七页，完全是给他打的“预防针”，最后一两页，才谈了发生车祸的经过，并安慰他，千万不要回来，一定要咬紧牙关，挺过这一关。
给连队去的信，无外乎是请求首长，对一名新战士遭此横祸的关心抚慰工作。
四清没有回，他终于挺过了这一关。他后来在几次回信中，都流露出难言的悲痛。我俩的信也比过去通得更勤了。
小焱哥在时，我俩虽没为队里立下什么功劳，但也毕竟是凭着一腔热情，给队长捧个场。
可小焱哥这一去世，我显得更势单力薄，遇到麻烦事，帮腔的人更少，趁彭显波又接手当会计之机，我不干了。
正好大队里在东西湖又接了一项副业，一个小队只要两个人，是去扛搬运，一次去做一个月。石头队长说，你先去做一个月，回来还是为队里干点事。
我说你个人有什么帮忙的事，我不吃你一口饭，不管帮多少天都行，这个事，我不能答应你。第二天我就和在恒哥来到了设在吴家山的东西湖棉花收购站。
一到收购站，大队派来在这里负责的徐延坤就说：在恒，你像个风斗架子，来了扛不扛得动呀？在恒忙掏出烟递过去说：试一下再说，你能照顾就照顾一点嘛。
延坤说这里没有什么轻活。吃了午饭就开始开工。
第一次干这个活，延坤队长叫我俩不要扛，怕出事，叫我俩抬。
可抬也不容易，抬太低了，扛包的人就钻不进去，即便钻进去了，要费很大的劲才能伸直腰站起来，这就很容易扭伤了腰。如果太抬高了往下一放，几百斤重的包，扛包的人一下子就压爬了。
我和在恒抬了一会，扛包的人说，这不行，换人，换人！你俩来扛，扛包就不会影响到别人。可人家连抬两次，在恒的夹子包都由头顶上翻过来，掉到地上去了。
在恒感觉除了累人之外，也是太危险了。第二天一早，他向延坤说回队去换人，他就走了，将我一个人留在收购站。
这天早上，延坤对付殿春说，辛安渡收购站差三个人，叫付殿春带班，还带两个人去。付殿春叫了王家园的电工老王，又叫我。
殿春说，我们还是老同学，我不会害你的。于是三人就乘上去辛安渡的卡车，来到了辛安渡收购站。
车子一直开到收购站内一看，几十亩面积的大院内，完全没有看见一堆皮棉包。
付殿春说，这里一刻还进不了货，我们三人是来修理货位的。这里的正式职工，也只七八个人，除了一名炊事员和消防员之外，都是做文事的干部。
我们三人的任务，就是将老货位的枕木搬开，将下面长的草割干净，再重新将枕木按原样码好，再在枕木上面铺一层破旧的油布，就行了。
这里有好几个大货位，人把高的杂草长得看不见枕木，看样子，这个比较轻松的活，我们三人，得很长一段时间做了。这个活比生产队出工还舒服些。
第二天早饭后，我们来到院墙外一看，冒出了几百人，排成一排排在捡棉花。公路上，源源不断的大卡车，还在从汉口方向往这里送支农的工人。
这么多人，捡了几天，也只捡了棉花大平原的一角。当地人说，一直要捡到腊月，真是冒着雪花捡棉花。到了过年，才拔棉梗。又来翻地种棉花。
收购站里的人员叫我们不要慌，一定要将货位中的杂草除干净，货位的枕木要重新码平稳。还将我抽出来，替他们把院内的几亩地犁好，整地种麦子。
院内他们的菜也种得好，只是叫我们帮他们管理一下。腌小菜不收我们的钱。国庆节这天，电工老王用电在院内的一个大鱼池内打起了几十斤鱼。国庆节加餐也没收我们的钱。
可惜一个月满了，队里派人来换我回家了。虽没赚多少补助，也算是过了一段不扯皮的世外桃源生活。
从棉花收购站回来，见四清给我回了一封信，一看日期，已过十几天了。
四清还在信中痛陈无法面对的现实，讲自己白天执行任务是如何的强装笑颜，晚上是如何的暗自流泪，讲到连队首长对他的关心，并请求我对住在隔壁的芙蓉嫂照顾一点。
让我在参加一些社会公益活动的时候，将他的三哥清山也带一下，让他也能尽快从阴影中走出来，并勉励我不能沉沦于家庭圈子，虽已成人父，但毕竟只20多岁。
读着他的来信，我深感自责，就急忙给四清写了回信。自此，我俩的通信更加频繁，几乎每月一两次。
除互相勉励之外，连左港队谁家添人进口，谁家老了人，谁当工人去了，也让他知道，让他与故乡，有一种天涯若比邻的感觉。
这样的通信，一直持续了好多年，一直到他提干，到他转业。一次，四清还那么诚心地从那远的地方寄回一包黄花菜给我过年。
后来，还托他退伍的战友送给了我一件军装和一件军用长雨衣。这些东西，都表达了他至高无上的感情。
一个远在新疆的异姓小弟，他在难中仍忍痛负重，为国家，也是为自己，凭着只读了几天初中的水平，硬是干出了一番事业，这对我而言，是一个莫大的鞭策。
他在我心中，是一个值得佩服的人。几年的通信，使我忘掉了自己也是生活在农村，而自以为是在军营、部队这个大熔炉中，沸腾的生活。
看信中所述的战士们向上的激情，再加上又是全国学解放军的政治形势，使我觉得自己应该站起来。
一天，我在队里出工，付要武和付志强在田头找到我。付志强说，他从部队退伍回后，准备到西安他哥姐那里去找事做，可民兵连长付要武要他暂时留下来，协助他搞民兵工作。
要武也说，现在上级抓民兵工作抓得很紧，这是当前的头等大事。大队支部决定，付志强为民兵指导员，各小队要成立民兵排。民兵排配备一个排长，一个政工员。
付要武说，前几年也跟我共了事的，了解我，叫我把政工员担当起来。他又叫我物色一个排长。
四清走后，队里只有清山跟我的距离近一点。四清又在信中叫我带他一把，我就报了姜清山为左港队的民兵排长。
要武临走时说，大队昨天已在队长会上布置了的，你和姜清山明天就来大队集合，背上行李，到公社去参加民兵干部集训。
第二天，我和清山背着被子行李来到大队部，一看，三十多人。连两个工人户家庭的新媳妇徐秋珍和张玉娥也来了。
这时，大教、红星等大队的连排干部已经背着行李，排着整齐的队伍走过来了。他们还边走边喊着“要准备打仗”的口号，随后我们新春的也跟着出发了。
上千的人，都集中到红焰大队的白家大塆。上午，我们去号房，在人家队里的社员家中的堂屋里打地铺。随后，各小队派人将粮草也送来了。下午，到横店剧场听动员报告。
公社武装部长王龙胜一个人就在会上讲了两个多小时。他从国际形势、国内形势，直到我们的任务，讲得有理有据。
大家听后，心情都很紧张，真的要打仗了？听完报告，各民兵连返回驻地，要求人人要连夜写决心书。
这天晚上，我写完了决心书，清山将我的决心书拿去照着抄去了。
我就趁着听了报告后的激动、紧张心情，给四清写了一封信，简述了听报告的内容。
谈到了我和他三哥在此集训，并请他留心国际风云变化，来信多谈一点世界“反华大合唱”的新消息，让我们好宣传，叫大家提高警惕，严阵以待。
第二天上午，以连为单位表决心，下午，又是在剧场的大会上，各连的代表表决心，接下来的几天，就是分组讨论，学习文件，做记录。
第五天，第六天，搞了两天的军事训练，每人打了三发子弹的实弹射击。第六天的晚上，横店人武部为我们在白家大塆放了一场战斗片的电影。
白天在地上滚爬了一整天，看电影又看到十点多钟，回来一倒在地铺上，不一会就睡着了。
呜——呜——呜——的警报声将我从梦中惊醒。不知谁将电灯一拉开，门外就传来命令：不准开灯，捆好背包，带上一切用品，到山上集合！
电灯一关掉，要武低声嘱咐大家，不准讲话，赶快摸着打背包。
当我们跑步来到白大塆山上训练的地方时，其他连队也来了，各连排好队，清点，汇报人数。只见星光下，黑压压的一大片人。
公社人武部的军训干事高喊：红焰连带头，红寨连断后，目标，正前方；地点，十里棚；距离，五公里，跑步前进。
大地，在沉睡，人们，在梦里，星星，在眨眼。而我们这次上千人的“夜袭队”，无声的在公路上奔跑，好像十里棚真的发现了敌情。
回来的时候，也是不准出声，不过将跑步改为快速步行。回到驻地，解开被子，大家都跑出了汗水，可到厨房里的水缸里舀水洗个冷水脸时，水缸是空的，拿热水瓶倒开水，热水瓶也是空的，大家只好睡了。
可我又一次被警报声惊醒了，有的人说他还没有睡着。这一次，又像刚才一样，不过可恼的不是走大路，而是走田埂路。围绕红焰大队转了一圈，回来时有不少的人的鞋都踩在水中打湿了。
回来后，有很多人就不再解掉背包上的绳子，他们说，说不定今晚还要搞第三次的。
可这一次，要武最先将被子解开，最先躺下睡大觉。并嬉皮笑脸地说，第一次回来，我没有解被子，占了一点小便宜。
大家知道“上当”了，才明白是他们当官的事先“串通”好了。一睡到大天亮，家家都有民兵去给房东挑水。原来，昨晚，家家的水缸，开水瓶都演的空城计。
吃了早饭，就去听大会的总结报告。未作总结报告之前，是各连队上台汇报这几天的收获并表达回去后的决心。
付要武跑到我身边坐着，叫我上台去讲，我说，那怎么行，我又不是连长。要武又是嬉皮笑脸地说：再莫推，等一会点我们新春时，我就报你的名字。
我见他已将我“逼”上了“绝路”，就开始考虑这次上台发言的效果。我就作了两个打算：一，讲的时间要比别人短。二，讲的内容要有一点起笑的。
于是，我就打好腹稿，安心地听别人发言。
等我走上讲台，按要求，我先汇报学习上的收获。我列举了年轻的母亲张玉娥和新媳妇徐秋珍，其实，就是对她俩的表扬。
谈到回大队之后抓民兵工作的安排，我说，这里就不当“言”的巨人了，我们回去后，负责不当“行”的矮子。
请允许我违反一下大会的要求，谈一下我们新春这次来集训存在的缺点：昨晚，我们新春连的连长付要武同志，第一次紧急集合回来之后，命令我们不准开灯，解开被子睡觉。
他由于知道军事秘密，自己趁黑夜不解被子，结果第二次集合，他的速度最快。不过他也坦白他占了一个小便宜。
因此，他今天不好意思上讲台来发言，他叫我将这件事在大会上抖开，并保证今后回大队搞民兵工作时，坚决做到官兵一致，同甘共苦！
大家都听得笑起来，以为我还要往下讲，当我向大家鞠躬的时候，台上、台下就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我回到座位上，付要武又嬉皮笑脸地说：你这个家伙，你这个家伙……
回家后，春环说猪病了，没钱看，又怕猪被病拖死，就请人送去卖了，她很惋惜的样子。但我还沉浸在开会的兴奋之中，又提起笔给四清写信。
因为我们在信中老是提到，有困难，要分担；有快乐，要分享。而我每一次给四清写信，就谈一次自己的打算，也算是勉励自己。读着四清的回信，就好像有一个人在看着我的一言一行，也就产生了一种动力。
当天晚上，我叫队长打一下钟，说开群众大会。连冯书记也来了。我也按大会讲的，谈了国际形势，讲到反华势力的猖狂，说毛主席号召我们要准备打仗。
上级要求我们：各个生产队、甚至家庭，都要挖地洞，防止侵略者投原子弹。
民兵，每天早上要训练，还要写大标语。这一切，队长派谁参加就要参加，队里记工分。这是当前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也是一次全民皆兵……
第二天，新春各小队都开始了挖地洞。我就负责在墙上用石灰写大标语。见我一人写不完，下放的知识青年也来帮着写。
不几天，几乎家家的墙上都刷着：“要准备打仗！”“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民兵是胜利之本！”“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而不是武器！”的大标语。
特别是仓库的屋顶上，连四间的红瓦上面写的五个大字，“要准备打仗！”一个字有几个人大，在文排塆都看得清清楚楚。
挖地道的人，也是“歇人不歇车”的换着挖。走进洞内，一人高的圆洞，深幽幽，寒森森的，使人一下子就联想到了战争。
忙了一段时间，就用抓民兵政治工作的方法，抓小队社员政治思想工作的教育。
上级要求每个生产队要做一个专门的宣传栏，要求用红砖，用水泥，再涂上黑板漆，用粉笔每天在上面宣传，这也是我这个当政工员的长期任务。
我们小队，不像其他的队，这几年的房屋改造，几乎再没有土砖墙，都是红砖墙的房屋。有很多户的墙，也是用水泥粉了的。
我就在冯书记的家门口，也就是姜金州的后墙上，直接用黑板漆油了一大块墙面，办了一个“宣传栏”“议论栏”“表扬栏”和“批评栏”。
这四栏一办起来了之后，就由我为主，加上队里的文化青年，每天晚上提前一小时收工，将这四栏的内容写满。
农忙时，一天一期，农闲时据情况而定。一时间，队里的政治气氛浓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也有了调和的地方。
白天出工，观察动向，询问有关人，打腹稿。收完工，在四栏中写，晚上，动笔写材料，大队简报要材料，住队工作队要材料。
当我一感到疲惫的时候，就给四清写信，就有了克服困难的勇气。与其说勉励了他，不如说勉励了我自己。
民兵工作的开展，政工员的忙碌，与四清的通信，虽遇到了很多分家后不容回避的生活困难，但我仍是精神倍增。
1969年，春环又是身怀大肚的。
大队不准政工员为队里外去搞副业，我再也离不开家。小队里见此情况，还是劝我出来搞我甩了的那两件差事。
我提出一个条件，让群众选举，如达不到半数以上的票，证明我没有群众基础，我不干。
结果，几乎是全票通过，我只好又接手了。彭显波也劝我，他说他一个人又是会计，又是保管，又是出纳，真是黄泥巴掉到裤裆里去了，不是屎也是屎。
他说队长之所以听闲话，要我们这些没有三兄四弟的人搞，就是不能将“权力”落到那些上中农户的家庭，他们的势力太大了，如果他们掌握了实权，队里更乱，人力单薄的家庭更可怜，并说冯书记也是这个观点。
从此，我更忙。家庭中的挑水、轧米、种菜等事，都是靠晚上做。有时晚上月亮大，总是在菜地里忙几个钟头，深更半夜回到家里，春环也是怀着身孕艰难的在纺线。
饭，还有米，可以吃饱，但吃油就太可怜了。一个月吃斤把两斤油，何况没钱，有钱也没处买，买油是要有票的，黑市油，那不是像我这样的家庭买的。有时我想炒菜，可春环还总怕我给多了油。
队里出工，大多数时候，是干的挑担子的活，也就是常说的，天天出工干“一干二”。
有些社员，挑了几天草头，挑累了，派你去挑粪，挑几天又累了，再派你去挑秧。有的人就说，那不总是挑吗？
队长也无可奈何的说，不一样，同样是萝卜，今天切萝卜丝，明天切萝卜丁，我这个队长也没办法，总不能叫老人，叫妇女去挑吧？
因此，我每天就不用问了，只顾一条心做“一干二”。肚子里没油水，吃肉，个把月难得一次。纵然吃肉，不是想让给孩子，就是想让给孕妇。
自阑尾炎开刀之后，除在同济休息三天，喝了翠伯母的四碗排骨汤外，在家可说是从未休息一天。有时在外开会，或者在队里，吃了肉后，当家中难得买一次肉时，理当然的要让给他母子。
精神的倍增，并不完全等于精力的倍增。有时在队里挑秧，走着走着，跨一个很小的沟，就让人连人带秧地摔倒了。
大家就笑，没吃饭，没吃饭。我也只好干笑，吃了饭的，只是没吃油盐饭。
这一段时间，有时还头晕，如果在家中头晕，就赶快扶墙闭眼站一会，在队里出工，就只能蹲一会儿。年纪轻轻的，这都是以前从未发生过的现象。
后来，听学校的董老师说，益母膏有效，八角钱一瓶，喝了两瓶，人才强一点。我意识到，不分昼夜地像磨子转是不行的。
但队里的一些具体细事，又非做不可，因此，只能在家中能偷懒就偷点懒了。
冬播还没有上岸，轰轰烈烈的汉北水利工程开工了。
队里，直留彭显波一人带着妇女在家出工，并负责向水利工地送粮草。其余的男劳力、大姑娘、没添孩子的新媳妇，全都上水利。
每天天未亮，水利工地指挥部的高音喇叭就响了。
我们左港队的工棚内，第一个最先起床的是冯书记，总是永不变调地重复那句话：早起三光，晚起三慌（上厕所、洗口、洗脸）。
总是在星星下吃了早饭，走到工地挑了几担土才天光。中午，饭送到工地，北风一吹，很难吃到热饭。晚上收工，指挥部的旗子不降下来，谁也不敢收工。
有的大队，由于某种原因，进度滞后，指挥部降了旗之后，他们还在加班挑土。
这时候，指挥部的高音喇叭就表扬这个队。这一表扬，在上万人的工地上，那些响应号召，不怕累，一心为汉北水利出力的就大有人在。
于是，红旗降了之后，工地上就仍有很多大队或小队仍在挑土。指挥部的高音喇叭又喊起来了，说降了红旗、收了工之后，仍然在挑土的队，才是真正的革命者。
这一喊，指挥部的降旗就失去了收工信号的作用了。不然的话，你挑了一天土，就是累的再狠，如果按时收工，如果收工后不多挑一会儿，那就不是真正的革命者了。
如此一来，你那个大队收工晚，我这个大队还要晚一点收工，一定要战胜你，当一个真正的革命者。
晚上收工回来，首要不是抢吃饭，而是抢热水。这样，吃了饭就可以往铺上一倒。反之，热水用完了，你就得等。
有时，最后一个用热水泡脚的人，一直等到上十点钟。不洗脚就去睡，那是绝对不行的。工棚内，还没有让一个人盖一床被子的待遇。
上工地的人太多，工棚又窄，都是不留一点空隙的通铺。中间一条空道，两面是通铺。两人盖一床被子，还要挤着睡。
如果你不洗脚，旁边的好几个人都不愿闻你的臭脚。睡到半夜，总是被争吵声吵醒了。起床去小便的人，再回来钻被子睡，可是已经没有位子了。
如果你一起夜，在你左边侧着睡的人，向右一平躺。在你右边睡的人向左边一平躺，你的位子就没了。你就不得不说叫他们挤一点。他们本来只是梦中翻个身，又不是存心占你的位置，于是就争起来了。
因此，有些实在累极了、晚上又没睡好的人，收了完工后，他一不抢水，二不抢饭，而是往铺上一躺，抽两支烟，想怎么睡就怎么睡。
待别人来睡时，他再去洗脚吃饭。晚上起夜的人，又怕踩了别人的头，因此，工棚内总是通宵灯火通明。
怕电灯光刺眼睡不着的人，有的蒙头睡，有的将衣服挂在铁丝绳上挡住电灯光。
挑土的时间长，睡眠的时间短。如果你胃口好，能吃，睡眠好，那还可以凑合着对付，反之，就该你背时了。
工地上的生活，也是像挑土一样。一心一意，没有杂念。
一日三餐，一月两月，都是萝卜、包菜，包菜、萝卜，要换换口味吧，就将萝卜片改成萝卜丝，或者将熟包菜改成夹生包菜。只有这两种菜最便宜，厨房的人也最好弄。
咸菜敞开供应，你想拈多少就拈多少。也只两样：辣萝卜，臭腐乳。加餐的次数不定，有钱就勤一点，没钱就难怪。
反正大家都是一样，哪怕是冯书记也好，是完全不可能多沾半点油星子的。吃肉，是吃狗肉比吃猪肉的时候多。
因为，狗肉是派人出去从私人家里买回的，不要肉票，狗肉又比猪肉便宜。
喝酒也是个麻烦事，这么累人的活，连他们女青年也想喝两口，可是酒难得买。一次，我刚猜测性的说了一句：东西湖的酒可能要好买一点。
大家一下子就异口同声的叫我去买。众意难却，我只好去厨房里找了两个装油的“瓜壶”，将油倒在铁桶内，将壶洗干净，到东西湖去买了二十斤酒回。
大家一见，又都说太买少了。
今天我买回来了20斤酒，正好又有狗肉。四五十人，20斤酒，大家就盘算，不少，不少，可以喝一顿，平均每人差不多有半斤酒。
石头说：那不行，队里没钱，酒也不好买，今晚六人一桌，一桌一斤，多的留着下次喝。
我见他也在我们这一桌，酒又是我买回的，就说，我们这一桌都是年轻人，六人一斤酒，太少了，我们自己拿钱出来，去买两斤，行吗？
队长说，算了，算了，明天要喝，又拿什么喝呢。喝酒是用碗蹲在地上围成一圈，轮流喝。我就说，那好，我今天叫你队长喝不成！碗只愁不到我面前来，大家都笑起来了。
辛苦做不能快活吃，也就罢了，形势不由人嘛。最担心的还是家中有什么事。
冯伯琴的孩子病了，老婆是个瞎子，带信来叫他回去一下，冯畈队的队长不敢批准（谁批准处分谁），伯琴就私自回家，来工地后被罚到其他的大队去义务挑土一天。
大教大队的一个社员回家去打灶，回来后罚在我们队里劳动三天，他来这了两天，我们叫他第三天再不来，他说怕罪上加罪。
大喇叭中，每天总在播某某人三推婚期、四推婚期的好人好事，大家听后就开玩笑地说，怎么没有三推生孩子，四推生孩子的好人好事。
有时，也有头上戴着高帽子，手上提着一面锣，自打自喊的人：“我是××大队的地主子弟×××，我偷跑回家两天，是被民兵抓来的，铛！铛！铛！……”
后面就有两个指挥部的干部押着他，这时，挑累了的一些小伙子就起哄：没有听清楚，声音喊大一点，把头低下来走……
指挥部的喇叭也在高喊：现在游斗的是……只有这样，才能狠狠打击阶级敌人破坏汉北水利建设的阴谋。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一个公社上汉北水利有上万人，黄陂县几十个公社，几十万人集中在一起。
兴修水利，造福子孙。从声势浩大的汉北水利工程中，使我看到了，这才是人民战争产生的巨大力量。
还是得亏我们死命的做，进度才走到了别人的前面。工程反正年内是完不成的，一直到腊月二十，指挥部才以奖励的形式，同意我们队“提前”回家。
从汉北水利工地回来，年内再只上十天。队里为做水利穷的叮当响，家里也是穷得响叮当，我和春环犯愁了，全队社员犯愁了，今年的年怎么过？
春环愁眉苦脸地说：“谷分了一麻袋，我这大着个肚子，又不能去轧。你去了汉北，近来家中轧米、挑水，还是清浩他兄妹帮一手。烧的也不多了。不说过年吃鱼肉，吃饭总免不掉吧？”
我说，晚上再去轧米吧，我先去弄点烧的。
我在田埂上转了一圈，到处的杂草被人砍得比和尚的头还光一些。我急了，见小塘里一塘的水马齿苋梗子，挺粗壮的。我也不管它腊时腊月的水冷不冷，就下水去往塘上拖。
彭显高的母亲一见，就劝我说，浩，你望着水马齿苋的根子粗，里面那都是水，年内再只这几天了，就是六月天的太阳，没得十天半个月也晒干的，看你的脚也冻红了，莫拖，莫糟蹋功夫。
我一想也是，就歇手了，坐在稻场的草堆旁，想让下午暖烘烘的太阳，把冻红了的脚晒一下。
我坐在地上顺手一摸，是引子（谷壳子、稻草渣子）。我就那样坐在地上，用手往拢一扒，一小堆。
我立即起身，穿鞋回家，拿起撮箕、竹扫帚、筛子，往稻场里跑。我将稻场四周的引子扫成一小堆一小堆，再用撮箕归成一大堆，就蹲在地上用筛子筛引子中的灰尘。
隔壁的芙蓉嫂一见，惊喜地问我：“怎么到如今，还被你在稻场里扫了这么多谷里呢？”我笑道：“是谷，是谷，快回去拿筛子来，我分一半给你。”
她抓起一把一看，一下子就丢了，拍打着手上的灰尘，皱着眉头说：“你筛这个干什么？这有个鬼的用。”
我说：“筛回家当引子烧。”她是个极爱干净的人，就劝我：“算了，莫要，好东西还有放到今天的？搞得一身的灰，还不够洗衣服的肥皂钱。”
我怕伤了她的好意，就说：“如果不好烧，就挑到菜地里去做底肥。”我就筛了四箩筐，又晒了一天。
结果，烧火时，往灶堂一次撒一把引子，还是那么一回事，一餐饭要少烧两三个把子。
第二天，就是腊月二十一了。米，昨晚我轧回来了，关键是愁烧的。
昨天，我见有人从后湖割芦苇回来烧，今天吃了早饭，我拿起工具，也准备下湖。出门没走多远，碰见显高说跟我一起去。
走到后湖一看，哪来的芦苇呀？都被人家割光了。再往前走，见湖滩坡上晒了一遍的芦苇，一个老人坐在旁边抽烟。
他一见我俩拿着绳子、编担，就急忙站起来，气呼呼的吼：“你们又想来偷我的柴。”
我俩一听，蒙了！我忙边走边说：“看你这么大年纪，怎么这么说话呢？”
“怎么说话，昨天，也是你们这些挖藕的人，没挖着藕，就把我的芦苇偷几担跑了。”
显高说：“莫理他，莫理他，我们走。”割了半天，将人家没割干净的，一人割了一小捆。又只好去捡干枯了的藕荷根子。
这时，只见后湖内的人，像黑鱼秧子一样，不少的人一支藕也没挖着，三三两两地说趁早回去赶中饭，有的人在捡人家挖藕的人不要的藕梢子。
我对显高说：“昨天由我家门口走，挑一担芦苇的那人，可能是偷的人家的，搞得今天，我们听这个老家伙的闲话。”
显高说：“那可能。你看，挖藕的人像做汉北的人一样多。那么多的人都放空回去了，我说明天来挖藕的，看样子明天来也是白跑。我明天到汉口我姐姐家去拿点气球回来，去转乡卖。反正队里也放了假，这又不是个什么投机倒把的大生意。”
我说那不怕碰到熟人难为情吗？“还管那些，又不是偷又不是抢，如果卖的好，正月初一里我还要去卖呢。”
回来后，我对春环说：“显高去找他姐姐拿气球卖，我明天也去一下东西湖你妈那里，那里的藕比后湖的藕好挖多了。”
春环当然不会反对，只是叹了口气说：“搭车的钱都没有，那不走着去？”“那怕么事呢？走着去还快一些，下午还可以去挖半天藕。
到了养殖场。果然还没有到吃午饭的时间，两位老人见我在水利工地累了几个月，就劝我来休息半天，带点鱼、大白菜、大葱回家过个马虎年算了，挖个么藕呢？
叔叔见劝不住我，连半天我也不愿休息，就只好依从我，并告诉了我一个地方。
那地方叔叔一讲，我也熟悉，他说：“那地方是野藕，没有人会管的，即便有人看了眼红，想拿你的藕，你就说明你的身份，没人会找你麻烦的。”
这地方是个野湖淌子，一个明显的记号，就是有一个高土堆，土堆上面，有一个三角架的航空路线标。
我下湖围了很大一块地方，将水车了一半。心想今天挖不完，明天再来挖。
看着残藕荷的长势蛮好，但很稀。我想藕肯定比后湖的大，管它稀不稀，这里的藕一般都有两三斤一支，挖二三十斤藕去卖了再又来挖。
这时候，一个照湖的老人走过来，对我说：“你这是穿的养殖场的水裤，也是我们这里挖藕的锹，我怎么不认识你？”
我就跑起来，在脱在坡子上的衣服中拿出叔叔刚才给我的一包新华香烟，递给他一支说：“你老认识张万才吗？”
“都是养殖场的，怎么不认识？你是他什么人？”
“我是他女婿，跑到这里来，像叫花子一样，让你老见笑了。”
“怎么说那样的话，你这还是勤快人，快过年了，也不在家办年？”
“这不就是办年吗？”“要得，要得，我和你老丈人都是一起转业到这里的好战友。你慢点忙，晚上就来我这里喝两杯。你看，前面那个小棚子，就是我照湖的地方。”
“谢谢！你老去忙”。老人一走，我下到水中车水更快了。
水快车干之后，我一阵狂喜，好多的喜头鱼，都是半斤左右一条的，水里一片都是！我捉都捉不赢。
无意中，又闹动出了一条黑鱼，三四斤。我又在泥巴中扒，四条！五条！一共捉了六七条黑鱼，都是差不多大，好家伙，这下可是天无绝人之路了。
我将鱼关在一个小水围中，上面铺上一些藕荷梗子一盖，就开始挖藕。藕只挖了一二十斤，让我再没有心思了。
心里想的是，藕算什么！一条黑鱼就比这一二十斤藕还实惠。
见太阳快下山了，我怕又来了哪个老人，怕人家见我那么多的鱼，不给人家一点不好意思，就急急忙忙回家了。
家家（外婆）见我一下子搞了几十斤野鱼，就说：“明天再莫去挖藕，把鱼送回去再来。春环就是喜欢吃活喜头鱼。能卖就卖一点。你这些野鱼，不能放在我们这里，房子又窄，人家来玩的场里的职工，一下子就看见了，说出去影响不好。”
第二天，天还未亮，家家就将鱼和藕装好，喊醒了我，给了我车费，叫我搭车回家。
做梦也没有想到，一天的时间，没花一分钱，也没花多大的力气，下水有下水裤，吃饭餐餐有酒有肉，还意外的捉了这么多鱼。光凭这“算不了什么”的藕，就可能得我在后湖两天的时间挖。
人一高兴，养殖场、姑嫂树、岱家山、堤角、谌家矶，虽说走了两三个钟头，还挑着几十斤担子，但感觉中好像路比以前近了好多好多。
来到谌家矶车站，人更是高兴加高兴。我一横过了铁路，上了车站的月台，就遇上了福哥和传闻弟，还有塆里的一些人。
双方问了一下各自家庭情况及在此相遇的原因。才知道他们也是刚从汉北水利上收兵。我就连忙地将鱼往他们手上塞，可福哥硬是讲客气，扯了半天，才收下几条喜头鱼。
我说：“听说初几里就又要上水利，恐怕不可能回去玩了。”他也是认为水利是大事，顾不上那些小事了。
回到家中，给隔壁的芙蓉嫂送了一点喜头鱼，又去给我母亲送了一点。
母亲说离过年还有好几天，叫我带清浩还去东西湖挖点藕回，听说后湖的藕都被人家挖光了，横店的藕价陡涨，不说是卖，过年也是要一点的呀！
我说我也是想去挖，那正好一起去。不知怎么被胜灾知道了，他也要去。
可能是我挑着一大担回的时候，走到家门口，让治平，石头几个人碰见了，拦着一看，都说：“你这谈鬼，这都是有钱都买不到的东西，你过年的东西有了”。一下子就传得队里都知道了。
第二天天未亮，我就带着清浩、胜灾出门了。我怕再还有人要去，不带去又不好，带去了，那里根本就没有地方睡。
来到东西湖，两位老人就我带来的都是自己人，也很高兴的。本来离做午饭还早，家家就连忙准备烧火做饭。
饭后，家家边收拾碗筷边说：“我晓得你们走这远的路走饿了，就打了两餐的米，蛮好，吃光了，免得晚上吃现饭（剩饭）”。
叔叔一听就不满地说：“年轻人吃不了饭，那有啥用，不吃饱怎么去挖藕？”
家家忙解释：“我不是怕他们吃多了，我是说他们饭量大，担心他们没吃饱。晚上我再还多打一点米，总要让有剩饭，我才放了心”。
由于头一天，我就将湖淌子车干了一大块地方，所以今天就省了不少的功夫，再加上又不担心天黑，将这块挖完了之后，又围一块地方，不用车水，水往这边一放就可以接着挖了。
在这个野湖中，三人做事，可比一人热闹多了，太阳下了山都不知道。
我起来把我挖的藕捡在担子里一挑，忙喊：“好了，好了，再莫挖了，明天走三四十里路，那不是好玩的，莫把人压死了”，大家起来把藕一装，果然不少。
第二天早上，临走时，家家又做的馒头，叫我们在路上吃。
一路上，我总是挑担走在前面，一是路熟，二是在个热闹地方带他俩多休息，反正饿了，有干粮。
如果是空手，三四个小时，满可以到家。现在，打算回到家吃晚饭，但绝对是不会走夜路的，我劝他俩别慌。
走到分货山旁的夹板山顶上，我说“走了三分之一的路程了，现在了不起八九点钟。不等吃中饭，就可以走到桥嘴。我也是第一次走这远的路挑百把斤，你们也有六七十斤吧，我十四岁在蚌埠口只能挑四十斤萝卜，比这还要近一点。你俩现在挑的，比我那时多多了。”
我一路上虽在不停的叫他们莫慌，心里也确实挺沉重的。
清浩十五岁，胜灾十四岁，是说不该叫他们来的，就是没有藕，年也不是照旧要过去的吗？前面还有二十多里路，我又不能帮他俩挑一点。
我自己虽是二十五岁，正是出力的年龄，但从汉北水利回的这几天，脚完全没有落地，也只能陪着两个尚未成年的弟弟边走边歇边聊。
回到家，还早的很，我见胜灾虽累爬了，但在队里人围观中还神气十足的个样子，我苦笑一声：“这哪里是一担藕啊！是一担金子！”
第二天早上，我去横店卖完藕，见我们队里很多人在横店煤院买煤，我不管三七二十一，也跑进煤院去抢，可去迟了，人家都装了袋子。
我就将散落在煤院内水沟里的湿煤用锹撮起来，在场子上扒开晒，带信回去叫春环送袋子来装。
在恒问我“有没有票？”我说“没有”。
“没有人家不卖”。“你是哪里的票？”“是大队里发给几家最困难户的，不是户户都发。”
我目瞪口呆，没有煤票，这耽误半天抢的煤，不是白抢的吗？
春环送袋子来到煤院，笑着问我是哪里弄的煤票？我气鼓鼓地说：“你笑个鬼，我哪来的煤票呢？你在家中，为什么不找队长要？”
她也有气地说：“你又不晓得，石头说队委会回的人一户也没给，免得要过年搞得吵架不好，将那点煤票，只发给几家孩子太多的困难户去了。哪个叫你太勤快了，队长说，浩扫的引子，下湖砍的柴不愁烧，买煤还要花钱。我不想跟他争，我还以为你搞到了票哩！”
我不甘心将抢到手的煤放弃，叫春环看着煤，我就往供销社的办公室里跑。供销社的干部刚散会，准备进食堂。
我找到了我们大队小吴塆的吴恒焱，我认识他，他不太熟悉我。
我拦着他喊了一声吴主任，不等他开口，我就说：“我舅舅是陈文双，他下了台，不好意思来找你。我的煤票抢煤时挤掉了，煤也装了袋子，你老给我开个条子，好吗？”
“陈文双”三个子，虽倒了牌子，也还有点效。他听我说后，追问了我一句：“是不是装了袋子？现在院子里已没有煤了，如果我开个条子去，没货，也是白开的。”
我连忙说：“是灌了袋子，是灌了袋子”。他见我手上身上都是煤，就拿出纸笔“请发煤二百斤，吴恒焱”。
当我在家中门口做煤球的时候，隔壁的启珍就埋怨她丈夫：“你看人家浩，回家才几天，就什么都抓回来了，你就只知道困在屋里要钱买烟吃。”
队里人都说：“浩的年好过。”我心里想：年是容易过，可日子就难过呀！
艰难的事，如果跟更艰难的事一比，反而显得不艰难。
就说这到东西湖养殖场去用板车拖东西，往返一趟，一百多里路。
如果是头一天去，第二天再回，那一天只走几十里路，再加上吃饱喝足了，休息一晚上，那还不感觉到怎么累。
如果是当天去，当天回，得一二十个小时，那可就难熬了。
这拖着板车走难熬，如果跟肩挑上百斤从养殖场走回去比，就强多了，毕竟不像担子压在人肩上。
如果跟旧社会木兰上的人挑货步行上汉口，又从汉口带货挑回木兰山相比，就更强多了，舒服多了。
在去养殖场拖煤的路上，经常遇到河南省的板车队上汉口，他们一走就是十天半月。白天走到哪里，饿了，就地埋锅做饭；困了，就地钻到板车下睡觉，那不更辛苦吗？
跟这些人一比，我当天再拉车晚，总还能回到自己的家。这样一比，就不感到怎么累了。
春环跟我去拖了几次煤，自那次遇上大雨之后，再就我一个人去。
这天，因家家家里喂的猪要糠，我就顺便带两三百斤糠去，再将家家给我买的煤带回。
早上，从队里仓库里借出板车，吃了早饭，出发时就快八点钟了。走到张公堤上，太阳也快当顶了，天空万里无云。
走在发烫的沙石路上，汗出个不停。在滠口灌了一气自来水，到这又想喝水了。走到岱家山，已经有人家在做中饭。
岱家山的自来水龙头，我清楚，不在路边，都在居民区。
从岱家山管理站的叉路口向东西湖方向走，就那么几户人家的一条短街，我想找一户人家去要点水喝，但自己完全没有信心。
一身臭汗，长裤子早已被我脱下甩到板车上去了，衬衣汗湿了，穿条短裤，满腿的灰尘，脚下穿一双黄胶鞋。
再看一户户人家，门口坐的人也好，堂屋中的人也好，都穿着干净，坐着歇凉。要喝凉水，必须穿过人家堂屋到厨房里去。假如将板车一停，向人家讨水喝，遭到人家白眼，那我宁可干死。
我想找一家“破旧”一点或人衣着“破旧”一点的家中去讨水，心想，只有这样的家庭，才不会将一个在赤日炎炎中讨水喝的出力人拒之门外的。
眼看快走尽头了，再只经过三四户人家，就要走到往姑嫂树方向去的张公堤上。
突然，我眼前一亮，见这户人家门口就只一位婆婆坐那里。老人摇着一把芭蕉扇，坐在堂屋门口的小凳子上，穿的衣服和我母亲的差不多。
我见她无意地瞄了我一下，就停下了板车，双手仍然握住把手，小心地请求说：“婆婆，我实在干得没法儿，在你家喝点水好吗？”
并做好准备走的试图，婆婆一听忙说：“不要紧！不要紧！”
说着，老人就起了身，并问我是从哪里来，我说是横店。老人一听，一下子就将小凳子递给我，又问我是横店哪个湾子，我说是左家港。
老人脸上很高兴：“快坐一下，别忙喝水。”老人说着，将扇子也递过来了，我忙挡手：“不好意思，我不热，喝点水就走。”
“还说不热，你看你衣裳的汗，把褂子脱下，坐下来，扇一扇，水多的是。走热了的人，急着喝冷水不好，我不会害你的。”
我坚持没有脱下褂子，反而把全敞开的衣服，扣上了两颗扣子。为了回敬老人的好意，我将凳子移到离门稍远一点的地方坐下，用头上的草帽扇风。
老人见我安心地坐下来了，就拿出一把椅子，坐在我对面：“难得来一个家乡人，你认识陈红谋吗？”
“他是我的老师，在我们大队的左港小学从教多年，今年退休了。”
“哦，对了，对了。我是陈榨塆，我是陈老师的嫂嫂，你们左家港的幺先生，跟我还算是亲戚呢。”
“幺先生是叫姜宝田吧，他的大儿子结婚，还是我妻子当的媒人。”
老人一听，更加高兴，起身进了厨房，我以为她是给我舀水去了，谁知老人端出了一盆凉水，一定要我将身上抹一下，再喝水也不迟。
我犹豫了，这怎么能像在自己家中一样呢？再说，隔壁左右的人都在听我们说话哩。
好心的老人，似乎看出来我的心情，忙对我说：“不要紧，洗！洗！我的儿子媳妇像你一样，他们拖板车为队里送菜到汉口去了，两三点钟才能回来，家中就我一人，洗一下凉快多了。”
我不好再拒绝，就拿脸盆中的毛巾，痛痛快快地洗了一个头。
老人非要我脱掉褂子洗一下，被我“固执”地谢绝了，我将人家的毛巾吐洗一下拧干，端起水倒在大街上，准备进厨房舀水喝了走路。
老人不让我进厨房，将小凳子拿进堂屋，又叫我坐下，我被老人的好意搞糊涂了。
再说已快到吃午饭的时间，可我离养殖场，还有一二十里路哩。
谁知，老人揭开堂屋桌上另一只脸盆的锅盖，用一个大碗，盛了一满碗的稀饭，叫我一定要喝下。
我慌忙站起来，一双手接过碗，放在桌子上要走，可老人生气了：“我看你这个伢蛮本分，又是附近塆里的人，算起来，不沾亲，也带故，你何必那么大的礼性呢？我一听说你是横店时，就没打算让你喝水……”
我这时完全没有口渴的感觉，也没有饿了的感觉。有的只是极其不自在。
当老人将我放在桌上那一碗稀饭，又重新端起送给我的时候，就是刚吃过了鱼肉大餐，我也不能再推迟了。
接过稀饭，我见饭里面还有绿豆，更不好意思。像这样摊凉的稀饭粥，要是又干又饿时在自己家里，我一下子就倒到口里去了。
可现在，我不能显出狼吞虎咽的样子。我一边吃，老人一边跟我聊。
她说她的儿子媳妇当菜农比我们还辛苦，也是板车不离肩的往汉口送菜，天热了，他们到下午一两点钟回家，回家又不想吃饭，老人就为她们煮好绿豆粥摊凉，中午吃不完了，她们收了晚工又回来吃。
我吃完了一大碗，准备往桌子上放下碗筷，并说：“这怎么谢你老呢？”
“说外了，说外了，再添一碗。”老人这次拿碗，被我诚恳地拉住了：“你老歇着，让我自己来。我刚才在道贯泉吃了几斤馍馍，主要是口干了，让我喝点水好吗？”
老人这次没阻拦我，我到厨房，又喝了一舀子水。临出门走时，老人说：“堤两边的鱼池中的水莫喝，那都是排灌站抽出来的污水。”
再三向老人道了谢，我走在张公堤的路上，心里感到非常的羞愧，好像身边有很多熟人看着我一样，老婆婆的心道好，人不亲土亲，不能硬性地浪费了人家的情意，这也是常理。
但我这样吃着别人的施舍，又跟叫花子有什么区别呢？
走在张公堤上，正是吃午饭的时间，烈日当头，大地如火。
我边走边盘算，一次来拖七八百斤煤，烧一窑砖，得跑十几趟了。而煤，也不是现成的，两三个月才能来拖一趟。
要外公外婆去养殖场的职工收购煤证，而购煤证上的指标，不是家家户户有多的，只有那些勤快的职工，自己舍不得花钱买煤，去割柴草烧的户，才有多余的指标。
外公将煤买好了之后，六舅弟放了学，再一点点的往家中运，聚到了一板车，再写信叫我来拖。
我想：现在不闲时办，到了及时要煤，从哪里一下子冒出几吨煤来呢？争取在两年之内，将砖烧好，今后再做房子就解决一项大问题了。
出岱家山过了排灌站，这时，我见张公堤内侧堤下的一个凉棚内一人很面熟，脱口而出：“是老连长吗？……”
“是你，你是左家港不？”他也认出了我，“拖个板车往哪里去？这么热的天，下来坐一会。”
我就歇下板车下堤去了，果然是大教大队的张连长，“张连长，你在这里做么事？”
“还谈个屁的连长，老早就没干的。现在称张同志都称不上，只能称张‘弱智’了。”
“哪里，哪里！抗美援朝的老革命嘛，这里有什么亲戚，如此清闲地在这个野湖中歇凉？”
“有个鬼的亲戚，你没看见？那上十头牛，是队里派我和另外一个人在这里放的。”
“那再舒服哩，还不是队里照顾你这个老革命。”“舒服是蛮舒服，就是不热闹。你拖个板车去干什么？”
“去亲戚家拖煤，想今后有那个条件，就烧点砖，房子太窄了。”
“拖煤？那你由岱家山管理站门口走要小心，听说这几天不准市内的煤出境的风声更紧。前几天，听几个放牛的坐在这里说，汉口火车站，有个老头子挑几十斤煤上火车，不知说了多少好话，巡查的人不让上火车，火车开动后，老人一气之下，钻到车轮下轧死了！”
我听了心里一紧，这一板车煤，那不出境更难？临告别张连长时，他还嘱咐我过站时小心，别让人和煤一起被“收走”了。
到外婆家吃了午饭，将煤在板车上装好，外公去买回来几个西瓜，开了一个吃了之后，外公叫我将另几个带回家，外婆又为我做好了路上吃的馍，我还灌了一军用壶的冷开水，睡了一会午觉，就和外公一起又到菜园里去忙了半天。
吃了晚饭，我对他们说：“岱家山查煤的风声很紧，我睡到11点钟再走。”
半夜起来，六舅弟拉着我的板车送我出门的时候，递给我一根铁棍子，放在板车前面把手最顺手的地方，对我说：“如果在路上遇上坏人，你就故意将铁棍子在地上拖出响声，如他抢你的煤，你就拿着铁棍子跑走散了，千万别顾这点煤。”
静悄悄的深夜，听了六弟的提示，心里反而不平静了。
从姑嫂树到岱山的一段路上，白天除了少量的汽车之外，少有行人，晚上，就更没人。
心想，如果万一遇上了坏人，我就将板车推下张公堤，让他无法抢走我的板车。
最担心的是路过堤上的几个碉堡。碉堡的门都是朝路面开着，里面睡的人，几乎都是叫花子或疯子。
深夜，拖着板车，在堤面的沙石路上能传出很响的声音。每到前面发现了一个碉堡，还离老远，我就将板车一掉头，由拉板车改为推板车前进。
到碉堡门口时，我的脚步更轻，靠着最边的地方走。边沿长的草，发出的声音也小。
眼睛死死盯着碉堡黑洞洞的门，一旦发现情况不对，就把板车推到堤下去，自己再拿着铁棍开跑。跑到无人追时，再坐下来等天亮去弄板车。
值得庆幸的是，这样的事从未发生过，只是自己把煤看的太重要，心怀恐惧罢了。
唉，走夜路，可躲过管理站的阻拦，但路上遇到困难，却找不到人帮忙。
因近来张公堤在加高防水墙，来时是下坡，没在意，这回去是上坡，拉着板车连冲两次，车都起不了坡。
三个不太结实的麻袋装有八百多斤煤，稍微搬弄很容易破，煤一散落就更伤脑筋了。我只好坐在坡上等人。
大约半小时后，一个挑一大担菜赶岱家上去汉口头班车的人路过这里。我开口只请求了一句，他将担子送上坡后，就歇下来帮我推。
可还是不行，他说你到后面来推，关键是后面，我到前面来帮你拉。刚才挑菜，我也赶了几里路，也搞累了，你们年轻人劲大一些。
我们换了位置，他叫我的脚一定要定住不能下滑，只要车轮在慢慢往上滚就行了。
终于拉上坡之后，我不好意思地说：“连烟都没有，拿个西瓜去吃吧。”他忙摆手，去挑担子，我要把西瓜放到他的菜挑子里面。
他急了：“莫让我扯耽误功夫。都要赶时间，你放在上面，还加重了我的重量，都是出力的人，帮个忙算个么事呢。”
看来，人在最困难的时候，得到了帮助，是永远记忆犹新的。
岱山管理站门口，电灯虽通亮，大门却紧闭。我低着头快速冲过去了。
还没有完全走过道贯泉，发现有个轮胎没气了。我硬拖出了道贯泉一里多路，这时，前面来了十几人的河南板车队。
板车队，肯定有打气筒。我向车队领头的一个人借，他边走边说打气简在后面，当我问到最后的几个人，他们又说在前面。我才知道是他们不愿借。
这也难怪，人家要赶夜路，停一下要耽误十几人，工具也是谋生人的宝贝，不肯轻易借人。
走到道贯泉与滠口之间，东方已发白，我实在拖不动就坐了下来，猛想起有馍有水，吃饱喝足了，再来拉“强驴子”。
到滠口的两三里路，我拉了个把小时。找修车的把车胎补好后，见人家已开始吃早饭了。
再不走快一点，耽误了下午出工是小事，耽误了队里用板车，回去就要听闲话了。
从滠口到横店这一段路，我几乎是跑回来的。如果不走快一点，到太阳当顶，更难受了。
反正馍馍有，水也有，还有西瓜。人，就是这么怪，越没有这些东西，越想吃想喝，越有，反而还不觉得干渴和饥饿了。
你说骆驼祥子，他饿了只能硬饿，渴了只能跟骡马同坑喝脏水，有时还要受坐车人的气，我这，可比骆驼祥子强多了。
为烧砖买煤，笨鸟先飞，早作准备，也是为了将来的某一天，孩子们大了，有个稍微宽一点的新房子住。
当骆驼祥子就当骆驼祥子吧！人家有的人想当骆驼祥子，还有力无处下哩。
1970年的正月初六，大队广播室就通知开队长会。
指挥部要求，一定要在农忙之前拿下全部工程。
队长回来后就派人轧米，准备粮草，并派几个人到汉北水利工地的土塘中去排除下雨后的渍水，再过两天，就要大上人了。
明天，我就和大家一起上水利工地了。
环说：“月数快到了，就是这正二月，孩子可能就要出世。生卫卫时，你在汉阳砖瓦厂，连个跑路的人都没有，那次真危险。这次上水利，你能不能不去，就在队里出工？”
我一听，心里非常矛盾。女人生孩子，阴阳一张纸。顺利的，无话可说，不顺利，则是极其危险的。
留在队里出工，不去汉北，如产妇半夜发作了，是叫医生还是送横店医院，有个当家人在屋里，那是强多了。起码来说，一个女人，她的心里也有底气一点。
可不去，能行吗？这么大的工程，旧年去做的时候，又不是不知道形势。工地里天天有人查人数，工棚内最多只准有两人做饭。
谁因身体不舒服，白天在工棚里睡觉，如果被指挥部巡查的干部发现了，你拿不出在工地医疗站的证明和药品，那就该你倒死霉，受活罪，就派你到别的大队去做义务，小队不记你的工分。
家中也有大队、公司巡查的干部，发现了谁从工地回家，是运粮草者，自然无话可说。如果发现在家里出工，问你为什么不上水利工地？
说的理由正当，免于处分，但队里的安排无效，小局服从大局，叫你立即回家，捆被子上水利。说的理由不正当，立即押送到工地，交给指挥部处分。
在这种形势下，我在家中呆得住吗？我就只好安慰环：“反正队里是要常派人回来运米的，我可借此机会回一下。如果清凤她们收了工，就叫他们挑点水。不去汉北，是不行的。留在队里出工，又不是能在家中躲着做的事，被发现了，还是要去，还丑一些。如果你发觉要临产了，就提前叫母亲晚上来和你一起睡。说不定工程完成了，你还没有生呢。”
到了水利工地，我队将前几年积肥用的四乘板车用上去了。用板车拖土，那功效是快多了。
但队里觉得还要加快速度，否则，工程时间拖长了不说，队里的家家户户将被拖得以后要去讨饭了。
堂堂的共产党员彭显高，正月初一就去卖气球，是穷的没法啊！
于是，队里全体社员晚上躺在工棚内一致决定：叫中学生请假不上学，来突击奋战一个星期。是的，眼看正月也快过完了，一晃就要办田栽秧。
这天，我们收晚工回工棚，见胜灾来了，果然，队里中学生都被“请”来了，他一见我就说：“环姐生了个男孩”。
是喜，没出危险；是忧，生孩子我又不在家。大家要吃糖，可惜工地里只有土。去买了两盒烟，不抽烟的小伙子、中学生都抽。
矮小的工棚内烟雾缭绕，有人开玩笑说：“人家都是推迟婚期，你为什么不带头推迟生孩子呢？”
我认真地说：“是啊，推迟到汉北水利结束再生就好了。”
汉北水利工程结束了，队里的油坛盐坛荡空了，家里的油坛盐坛荡空了。
今年的春耕生产，可不比往年，队里哪里有钱买肥料呢？
叫社员们投资，就是拿刀将社员们杀了，也放不出血来。没办法，除了少数办秧田，准备浸谷种下秧的人外，其余的人一律投入“打青”。
你根本就不用问队长今天干什么，每天拿着镰刀到处割青草就是了。割回的送到仓库门口，按斤数记分，这个活连放了学的小学生也可以干，一时间，到处的田边地角开始有人“剃头”，见青草就割，连水中的油草也不放过。
这一下，男社员可“惨”了，怎么抢得妇女和学生们呢？积肥，就成了队里的农事中心。
这天晚上，冯书记叫队长喊劳力开会。
冯书记说：“我们不能总在屋边打转，屋边的也只能让妇女学生去割，我们应该走远一些，我的一个朋友那天见我也在打青，他说殷家渡的雁蓉花，那才是好青肥，又多又嫩。明天，我带队，全部男劳力都到那里去割。”
有的年纪大的人知道这个地方，吓得叫起来了：“我的天，那不走死人的。”“走死人的也要走，在屋门口转，把土挖光了也不中。”
二三十名青壮年劳力，吃了早饭就出发。走到那里，已到吃中饭的时间了。
河滩上的雁蓉花是多，不到半小时，一人就割了一大担。走到下午太阳偏西才回。
当时在那里，人人都估计自己割有百把斤，可回来一称没有一人有100斤的，都是几十斤。
原来这种草特别嫩，太阳晒了几个钟头，在挑回家的途中都晒干了，妇女们都笑：“跑出去搞一天，还没有我们半天割的多。”
可冯书记说：“讲斤数，还要讲肥效。明天再去割时，在那里晒干了再挑回，千把斤就可以肥一亩田了。”
第二天再去时，走到桥咀，还没过河，西边的天上，出现了乌云。耀其一见，忙说：“赶快回家，西黑不过午，马上就有大雨来了。”
在这群人中，耀其的年纪最大，又是一名党员，平时他极少讲话，也极少干涉干部们做了决定的事情。
此话要是出自一个年轻人之口，早被冯书记顶回去了，一听是他说的，不能不给面子，忙说：“不过河可以，但不能回家，这么多人怎能白跑一趟呢？你们看，后湖那么多的嫩芦苇，我们去割些，从这里回家就近多了，下雨也不怕”。
结果，我们一人割了一担嫩芦苇回，可天并没有下雨。此后，耀其的“西黑不过午”也被当成了讽刺懒人的笑话。
每天只是东跑西颠地割青肥，又饿又累。为保证每天能有精力出工，晚上我也极少写这看那，倒在床上就睡了。
孩子都要人引，婆婆也在出工，这该么样办呢？实在没有办法，我就决定把卫卫往外婆家送。
送去不到一个星期，春环在家中想念起来，就叫我去接回。我借了一辆自行车来到东西湖，卫卫一见我，就形影不离。
孩子回来之后，若出工时能带，春环就将他带在身边，不能带就送给婆婆，让她带到大队毛厂里去玩。
方方就送到我舅母家，连摇窝一起送去。将孩子送舅母家，那谈不上抱着引，管你在摇窝哭也好，闹也好，闹累了，就睡着了，只保孩子安全，就是万幸的。
好在舅母的父亲胡幺爹是常年在家中开个理发铺子，舅父的幺叔陈幺爹是常年在家里给人家做皮货衣服，两位老爹可以换着照顾一下方方。
春环也只能给两位老人做点鞋，煨点汤送过去，就只当作是付给二位老人照看孩子的报酬了。
家家也不放心，一个女人，抚两个小伢，婆婆又在出工，叫谁带孩子呢？
这天，家家将卫卫的幺舅舅也带来了。幺舅双喜也只大卫卫三四岁。家家说：“就在你家来住几天，等卫卫和他幺舅玩熟了，还是一起带到我那里去。”
临走的那天，家家说她家喂的一头猪糠不好买，我就讲自己聚集的几十斤米糠，用两个麻袋一装，幺舅坐一个麻袋，卫卫坐一个麻袋，就这样用绳子扁担挑着他二人一起来到了外婆家中，好不容易我才避开卫卫回来了。
第二次将卫卫送往外婆家之后，就狠着心，有好几个月没去看望。怕的是去了之后又像上次那样，粘在身上脱不了身。
方方一个孩子在家中，是比两个要好照顾多了。但也不是天天可以送往我舅母家。我舅舅和舅母也是天天在出工，胡幺爹常喜欢上一下横店，下午才在家中剃头；陈么爹，有时让人家给接到家中去做皮货。
因此，不可能将方方天天送去，这时候，只好将孩子放在摇窝中，也是顾不上他哭也好，睡着了也好。
一次，菊仙因休息路过我家门口，见我家门被猪拱垮了，摇窝也被拱翻了，一桶水也被拱泼了，孩子在被窝中闷在地上，脸朝地哭，水已经快流到孩子的嘴边，猪在吃水中的饭渣子。
菊仙慌忙赶开猪，抱起孩子。事后，队里的妇女都在说，孩子太小，锁在家中确实不安全。
她们说，陈榨塆的一个小女孩，也是大人出工去了，锁在家中，工间休息的时候，孩子的娘赶回来喂奶。
离家老远，就听见孩子的哭声，比以往格外不同，当娘的慌了，拼命往家中跑，开门一看，孩子满脸是血，被头也是流的血，孩子的脸上已惨不忍睹，原来，孩子的脸上被老鼠咬去了几块肉。
这天中午我收工回家，见家中冷火冷灶，春环坐在房间里抱着方方哭，我的心一紧，急忙从她怀里抢过方方一看，很正常。
问她为什么哭，她哭得更伤心，怨我这长的时间不会看一下卫卫。又诉说，有婆婆像没有婆婆一样，孩子今天差点闷死了的。
我说：“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婆婆不做事，他一家怎么生活呢？如果舅婆家中有时没人引，你就在家中不出工算了，总得几年穷的。”
过了几天，我到横店去为队里买东西，走到彭家岗的冲里，见三舅弟背着卫卫送回来了，剃着个光头，没瘦，但晒得像黑锅铁。
我不可能接过卫卫一起回，因队里等着东西用。只好笑着说叫六（舅弟小名）还辛苦一下，先背回到我家，我马上就回的。
卫卫一回来，家中是热闹了。大家都说，卫卫的口音也变了一点，带东西湖的口音。要是再过一段时间不回，恐怕连家中的人都不认识了。
如果只是热闹，人不用吃饭也能活命，那就更好了。可要吃饭，要出工，一个孩子只三岁，一个孩子睡摇窝，怎么办呢？
只好是鄙着脸，见舅婆家有一个老人在家中，就立即将方方送去，卫卫就只好由春环出工时带在身边，反正带孩子出工的也不只一个妇女，有几个孩子在一起玩，大人还好做事一些。
痛心的事也有发生，姜春华的个几岁的幺儿子，也是出工时她娘带在身边，当娘的刚只一会儿顾扯秧去了，没有注意孩子，孩子就掉到秧田旁的小塘里淹死了。
大集体的优越性中，就是缺乏带孩子的幼儿园，不少的孩子，可以说是碰运气中长大的。
分家之后，不仅是孩子无人照料，而且家用之物，缺一样也不便。
住在新村的人常说：出工晚了，要扣时间，出工早了，你们住在队里下面的人还在家里吃饭。
有的妇女，见我家住在路边，家中又没有上人住在一起。再加上春环是个妇女队长，因此，住上面新村的妇女出工来早了，就常在我家中坐一会，谈谈应做的活路，叙叙应做的家务，也是人之常情。
可是，大家进门之后，连个坐的板凳都没有，只好将自己坐着吃饭的小方凳（结婚时买的四个）让给人家。
还好，都是出工的人，穿着自然也不是什么登大雅之堂的衣服，就那样在砖围上一坐，背靠把子，用他们的话说，“还舒服些”。
可真正来了客人，特别是挽留在家吃饭的客人，就要去向人家借板凳了。
吃了饭没咽完的菜，没有一个橱柜，只能放在吊起来的饭架上。可不论你想什么办法，总有老鼠顺着铁丝滑到饭架上去。更不用说置孩子的玩具了。
有时大人忙着做饭，或有其它事，就哄着卫卫叫他引弟弟，给他们棍子敲撮箕，敲脸盒玩。给孩子买玩具，不说是像我这样的家庭，就是全队，能给孩子买个摇铃的家庭，就算是很“奢华”的了。
家中该用的东西缺少的多，谈买，那就用不成了。最急需的，是孩子有个三病两痛，都要去愁钱，还哪来的闲钱去买这些“闲”东西。因此，就只好厚着脸皮，去向外婆家要。
一次，我带着卫卫去外婆家，在汉口的大智门火车站下了火车，路过货站门口，卫卫见地上有一根一两尺长的草绳子，就捡起来拿着，我拿过来就丢掉了，问他捡这干什么，孩子说捡回家去生炉子，我听了后一阵心酸。
在车水马龙，水果、小吃满大街的闹事，一个农村来的孩子，知道只有这一个无人要的草绳子才是可以属于自己的，而且要拿回去生炉子。
如果是家庭条件好一点，孩子怎么会在这么热闹的地方想起了家中的生炉子。他应该看到路两边好吃好玩的东西才对。
可见，家中的艰难，连孩子都被“穷化”了。即使三四岁的孩子这么顾家，但我还是不能买点什么吃的奖励孩子，他也没有叫买，就是吵着要，也难以满足他的愿望的。
这次来，不是我用箩筐挑着他步行，也不是坐自行车，而是乘火车，告诉他等一会还要坐汽车，就凭这，孩子就已感到很高兴了，何况街上看到的都比家里新鲜和热闹。
到了养殖场，我向家家讲起了卫卫捡草绳一事，家家说：“出门不弯腰，进门无柴烧，连这点小的伢，都知道将一根草绳也要往家中捡。屋后面的湖中有一大片芦苇，姓韩的已经割了一大堆子，一两人高的芦苇，一天可以割几千斤，你去割几天，割给我们烧，你再将我们供应的煤拖回去烧。”
我去割了两天，那是好割，一天是可以割几千斤，就是从水中拖到岸上来吃力。
我回家的时候，家家把她自己从建筑工地上捡回生炉子的一些板子叫我带回去，说是可以做一个橱柜，又给了我两条板凳，还有一个镐把子的镐子。
我说：“这怎么拿着去搭车呢？再加一个孩子。”外公一见，又给了我两个土箕，说拿回家出工可以用，捡粪用也可以。
我就将两个土箕，口对口连成一个整体，就像摇窝一样。一头是板子、板凳，一头是卫卫睡在“摇窝”中，挑着回家了。
材料拿回了，请工匠做是不可能的。买酒买菜付工钱，那是办大事人家的流程。
我就还是想穷办法，自己计算了一下，做一个小橱柜，还有多的材料，就在家中又找了一点材料，准备同时给方方做一个小枷椅（不会走路的孩子坐的）。
一起将材料挑回连家岗，请福哥给我做一下。我叫福哥别急于求成，别耽误出工，不管什么时候做起来了，再写个信给我，我再回来挑。
后来，我每次去养殖场拖煤，家家总要让我带一两件家中需要的东西回。一次我和春环一起去拖煤，家家叫我带一个小方桌回，孩子们太小，好让他俩围坐在桌旁吃饭。
板车走到半路，又是半夜，下起了大雨。煤淋湿了没关系，可人淋病了不好办，我就叫春环赶快别帮着拉车了，上到板车上，钻到桌子下面躲雨。
气温很低，雨淋在我身上初也感觉很冷，但拉着板车在公路上猛跑，身外淋雨，体内流汗，倒也战胜了感冒。
没有钱买，外婆家给的，哪怕是一针一线，对我们来说，都是雪中送炭。
养殖场拖回的煤，虽是计划煤，比黑市煤便宜多了，但仍价钱不善，一块多钱一百斤，相当于三十多块钱一吨。
烧窑只要这种好煤起火和做煤饼，主要还是靠只需二十多块钱一吨的枝城媒，这样，就可以减轻成本费。
横店的煤院是多，红安的、麻城的、新洲的，再加上本县县北各公社的。这些煤院中的煤，不是相当的私人关系或县里的条子，你休想弄出一斤。
我们横店公社自己煤院的煤，也要公社一级的批条，才可以成吨的弄出来。
队里这几年烧砖，由于是集体性质的搞副业，都是住队的公社干部出面，几乎不用队里操心。
公社的干部也是奇怪，由1958年的张怡余开始，到黄亚东，到王勃之，到李永白，到高世中，这些公社的一把手，总喜欢来新春大队住队。
说起来是住在新春大队，实际上是住在我们左港小队。这大概是与当年新春有名的、多次见过毛主席的省劳模冯书记有关吧。
因此，这些一把手住的点，带点儿煤的指标来，既是为集体，也是为自己的工作，就显得很正常了。
当然，大队也有人找他们批条子，可我不行，不说送礼，身上连买盒烟的钱都没有。人家是想烧香，却找不着庙；我是庙就在身边，却没有香。
一天，我和冯书记二人出工扯田上脚，他对我说：“黄陂化肥厂有一批煤渣要处理，只几块钱一吨。”
我说：“煤渣有什么用呢？”
“有用，前几天，我和显波去看了的。抓一把在水中一洗，有80%以上的好煤，都是蚕豆那么大的白煤颗粒，比二十几块钱一吨的枝城煤强多了，这又不找任何人批条子。你想要，就去找我侄子大继。就是要筛，将煤灰筛尽了后，全都是好煤。”
第二天，我一清早就搭头班车去县城。到了化肥厂，见有一些人在筛，像建筑工地筛沙一样。
我问筛煤渣的人，要什么手续，他们说：什么手续都不要，但不准在化肥场内筛，要将煤渣拖到这里来，让门卫看得见。
筛好了之后，筛下的煤灰马上就被养路工拖走了，自己再将筛好的煤过磅、开票、运走就行了。
但不售少数，你越买多越好，你看，那里不是的吗？厂里多年积压的煤渣多得像山一样，把院墙都挤倒了一大段，院墙外的田都被煤渣压了，是农民来跟厂里扯皮，才决定将煤渣卖了算了。
“那厂里为什么以前不卖呢？”
“厂里说这个煤渣中的好煤太多，准备今后自己建一个筛煤车间，自己筛出来再用。看来是堆太多了，处理一些再说。”
眼见为实，我立即赶回来去问显波要不要，他说：“我今天早上正准备去找你，听说你看去了，你认为可以吗？”
“可以，可以，但厂里不卖少数。”
“这你就不用操心了，你要，我要，我幺幺要，印叔要，你清浩家要，听说付巷子还有几个人要。”
当天晚上，我和显波去邀好了这几个人。原来，显波早有准备，连筛沙的筛子也借两个回来了。
第二天，我们借了队里两乘板子，将汉北水利拖土的墙板也安上去，带上行李就出发了。
来到化肥厂，我说我去找大继，我跟他是老同学。
显波说：“算了，这大个厂，你到哪里去找？我前几天和冯书记来，已跟门卫说好了的。睡的有个空厂房，中午吃饭，门卫带我们去厂食堂买餐票。这个事，只能联合做，不能各搞各的。两乘板车不停的将煤渣往厂门外拖，筛煤的人不停的筛，筛好的煤，再又转到一堆，便于装筐过磅。”
第三天，我正在筛煤，穿一套破旧的“工作服”，身上一身煤灰。这时，从厂里出来三个人，我一见，脱口而出：“罗继生！”（就是大继）
“哦，是连传浩！”旁边一个跟着的人笑着介绍：“这是我们的罗副厂长。”
“就你话多，我们是老同学，跟我左港四叔是一个塆。”
他临走时说：“我过一个小时就转来，找你有话说，你别走开了。”
我说：“我一天到晚在这里筛煤，哪里也不去。”
果然，过一会，他一人转来了，我跟他来到一没人的地方。
他对我说：“你们筛好的煤，不用花力气将它堆得那么好，你看，那个地方不有一个很大的坑吗？那不可以装上十吨煤。你们就将筛好的煤往里面倒，倒满了之后，再就接着往那里堆，堆得越大越好，到时候，我们没有那个精力跟你们过磅的，用皮尺一拉，像验收土方一样，就完事。厂里也不靠这增收。那些小打小敲的买卖，我们就跟他们过磅，也只是数筐数。”
临走时，他说：“等你们筛完了那天，再接你们吃餐饭。”
我笑道：“那就不必了，这就帮了大忙了。”
我把这个情况跟大家一说，几个人更高兴了，餐餐在食堂喝酒，做事的干劲也大了，晚上，还要到河边的堤上去坐一坐，看一看城关镇的夜景。
有一点小烦恼的就是，天虽转凉，但仍有些蚊子，睡不着，就聊天。
耀其也是烧窑的师傅，他盘算着说：“这个筛出来的煤，比枝城买的质量还好一些，枝城煤二十多块一吨，这个煤只几块钱一吨，如果用皮尺拉，那更便宜。真正的花费就是我们在这里的生活费和运费。莫慌着回去出工，这比出工强一百倍。安心在这里筛，一直筛到厂里叫停止，我们再往家里运。就是要花功夫筛，平均一人一天筛一吨煤没问题。”
显波也说：“花功夫筛，筛的是钱。一人一天筛一吨，也就是说一人一天赚了二十多块钱，一个泥工师傅，一天的工资也只三块零两分。再说，你就是有钱，去开后门买枝城煤，也是一个卖了脸还靠不住的事。浩家中的环说，还是去年给文双叔的三十元钱，到如今还不知道煤在哪里。文双叔说起来是个下台干部，可他的面子还是比我们这些人大多的，他买不到，我们更难买。”
大家这样七扯八拉的一谈，统一了意见：多筛几天，拖回去多烧一点砖，机会不是经常有的。
一直到化肥厂说再不卖了，我们也筛了七八天，大家都说再有了，烧个连三间房子的砖没问题。
当我们将煤用汽车拖回家的时候，那些想等几年条件好点再烧砖的人都失悔，认为冯书记是老吹牛的，这回没听他的话，吃亏了。
清浩弟家和我家各分了大几吨煤，连运费生活费在一起，也只花了几十块钱。有了煤，就算是有砖，有房子，有希望了。
煤基本上备齐了，不过离烧砖还有一段路程。
买一间房子的债还没有还清，又是靠借钱买的煤。而做砖、上窑那是要花大钱的，主要是生活费。
做砖不比做屋，做屋如果有钱，可多请人，一栋连三间的房子几天就可成功。钱不多，可少请几个人，可边做边借钱。遇到下雨，做屋停工问题也不太大。
可做砖完全不同，其劳动量，比做屋累人多了。虽然都是由队里派劳力，由队里记工分，但做屋派劳力，人们是抢着去；做砖派劳力，不是跟哪家有一定的感情，有些人真是不想去。
这样一来，对做砖的人，在生活上确实不能亏待人家。做砖又是抢晴天，抢热天的事。如果做到中途遇上下雨，砖丢了，生活费白花了，那就倒霉了。
因此，做砖要将钱准备足，舍得花生活费，帮忙的人就舍得花力，遇上一段时间的晴天，大家一下子就帮你将几万砖抢起来了。
我首先得将买煤的债还清，再积累钱做砖，这样在花钱上才有胆量。积累做砖钱，那又是得几年后的事了。
可我的老家连家岗，伯父家已开始做屋了，大大超过了我做屋的速度。
伯父家做屋，先决条件比我好一些。因为是老房子改做，几乎不用再添材料，砖，也是田里碾的土砖。
伯父，福哥，父子二人，又都是工匠，可以不用请师傅。只向队里要几个能出力的人就行了。由于传文弟不在家，传安弟还是个小孩，福哥就叫我回家帮忙做屋。
连岗做屋，也是队里派劳力，记工分。我回来一看，塆里的人都很热情。将老屋改做，移到山顶上来，伯父家还是第一家。
我一回到家，伯母就说：“浩，你也是一房的人，祖业也有你一份。你妈在家时，说过等你今后成了人，房子也有一份的话。我和你大伯都向你福哥讲过这话的。房子如何做，材料多几多……都有你福哥安排。给你的材料，福哥也有数，你放心。他现在到祁家湾去买东西去了，目前家中暂时还没事，你去祁家湾帮他拿东西也可以，我在家里做饭。”
我到祁家湾找到了福哥。一见面，福哥就慷慨地说叫我把厢房拆回左家港去。我听后很感动，但马上就说：“我先就把厢房拆走了，那你们做屋的材料、瓦不够怎么办呢？还是等你家中的屋做成了功，有多少就给多少吧。”福哥也同意了我的建议。
中午，队里派来挑砖的人都回来吃午饭，有两桌人。
下午，我也和大家一起去挑砖，也有的人用红车推。用红车推，前面再有一个拉车的，那效率还是快多了。
我挑了一会，传胜弟对我说：“浩哥，你来推车，不要传富推。”
我说：“我不会推红车。你和传富一起不是做得蛮好吗？”
传富向我眨眼睛，意思是叫我不要推车，还是让他推。
传胜说：“传富推车子完全是活人大瞎，明明看见路上掉了砖，他非要照着砖上擂，看那是么样拉得动，我把纤都拉断了一根。”
晚上收工喝酒的时候，我，传富，传胜又坐在一个桌子上。传富和传胜坐一条板凳，一方一个碗喝酒。
传富笑着说：“胜麻子，今天开夜工推砖，你的纤还要拉断的，看你今天晚上有几大的劲？”
“我再不跟你拉。”“你随便跟哪一个拉，都会把纤拉断。”
“那是为么事呢？”
“为么事，你还不知道？你叫大家看，喝酒一方一个碗，人家喝了一口之后，是将碗递给别人喝，你喝了一口之后，总是要把碗还是放在你自己面前，你对人家不客气，做事时，人家对你也不客气。”
“是那回事，那你中午喝酒为什么不做声呢？”
“这还要人说，你喝酒眼睛不是看事的，你是个马虎人，让你吃几次亏，就不马虎了。”
我说：“有道理，有道理，传富也不过是跟你开个玩笑，喝好，别喝醉，还要开夜工的。”
晚上，来挑砖的人更多。塆里家家户户、男男女女都来了。说是今晚将砖全部挑回，明天再一条心拆屋做屋，免得一心挂两头。
第二天早晨，也是队里全部来突击，下瓦，拆搁子、檩子，不一会儿，就让一栋竖了近百年的房子躺下来了。
我想，要是我今后做砖、做屋有这么多人帮忙，那该多好啊！可叹我没有这么好的条件。
众人齐动手的事做完了，因还是冬播期间，塆里还有传胜等几家做屋也要派劳力，队里就派了七八个人每天固定在伯父家帮忙做屋。
这天吃了早饭，伯母叫伯父到四叔家去买点肉回，伯父一去，就笑嘻嘻地背半边猪肉回来了，说总是要吃的，免得天天去耽误时间。
伯父和队里派来的几个熟手砌墙，福哥做木活。
福哥对我说：“你不是会做砖的吗？你一个人去给我做几百块砖坯子。”
我反问：“这不是有大砖吗？那个小砖坯子有什么用？”
“我想将老屋中的古皮板子换下来，新屋做成后，该用古皮的地方，就用砖坯子砌算了。多余下来的古皮板子，你拿回去，今后做屋时用得着，做门窗好得很，又厚实，这都是定了型的好杉料板子。”
福哥事先不知从哪里还弄来一个新砖盒子。看来，他是早有准备。
如果堂屋按老屋安古皮，那是要好看多了。现在用砖坯砌，目的是让我能多得一点材料。
与那些为分祖业争吵，甚至打斗的现象比起来，福哥对我是竭尽全力相帮了。
砖坯做成晒干后，我就调回新屋砌中堂隔壁。天也结缘，一直到屋上粱成功都是好天气，不到十天，就可以搬家住进新屋了。
我说将墙的内外用泥巴糊好了再回家，福哥说：“那是个外面光的事，做不做不要紧，你回来耽误了这些天数，再回去出工算了，我再在塆里找几个人，帮你把材料送到左家港去。”
我忙说：“那就不必了，额外的事，动用队里人不好。我去姚塆找想弟，叫他给我叫七八个人。”
材料挑回左家港后，我们队里的人都说：“你大伯对你还不错呀！”
是啊，骨肉亲情，这不仅仅是用做屋的材料能衡量得了的。
“鸡生蛋，谷米换”，“穷不丢猪”，说来容易，可做起来却比人过生活还要难。
分家的第一年，人吃的粮食，都还是托徐队长的面子，到桥咀去借的人家的小麦。队里分谷时，再拿140斤谷去还借的一百斤小麦。
在人都缺口粮的情况下，春环买了几茬小鸡。我说：“喂鸡不是无本起利，看鸡长大了你拿什么喂？”
果然，当鸡还是半大，一个月家里分的不到二百斤谷，就得一大半拿出来喂鸡了。这时，对门的石头队长家中，也是买了几次的小鸡，由于没照料好，细米吃了不少，可最后小鸡都死了。
春梅嫂见我家的小鸡多，又没有食喂，春梅嫂就提出用谷和我家换鸡。春环也是没法，只好将20只快认出公母的小鸡，和她换了50斤谷。
喂鸡不光愁食料，连鸡“住”的地方都没有。就是那么窄的个堂屋兼厨房，紧挨着又砌一个鸡笼。人出工锁上门之后，鸡从墙洞中进来。
吃饭的桌子上、灶台上、锅盖上、水缸上、炉子上，都成了鸡拉屎的地方。收工回家做饭前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清扫鸡粪。
鸡在外面放，总有鹰在头顶上盘旋。一次，我家的一群鸡，由公鸡领着放过了河。天上一只老鹰，一下子俯冲下来，将一只大“献”鸡抓起来了。
春环在河边看见了，大叫，旁边看见了的人也一起大叫。可能是这只鸡太重，又拼命地挣扎，被老鹰抓到半空的鸡又掉下来了。
鸡下的蛋，除了卫卫三病两痛吃一点外，一般都是用来送人情或卖钱。
一次，一个人在门口卖米筛，春环想买一个筛子，苦于没钱，做生意的人也要鸡蛋，但鸡蛋又不够。于是，春环就同隔壁的启珍嫂合伙用鸡蛋跟人家换了一把筛子，筛子就隔壁左右合伙用。
有了鸡蛋，来人来客也不会出洋相。那天，春环的表妹从几十里路远的地方来左岗卖布，无意中碰见了春环。这可是上门的客，家中就只有唯一的鸡蛋。
春环到后面一家去借了一筒麺，将麺从房里的窗户中递进来，叫我接着。客人见春环从房里拿出来的，有蛋有麺，就赞扬说春环的家务还做的不错，其实是打肿了脸充胖子。如果不喂鸡，就没这么方便了。
鸡喂得好，可解决油盐钱。但它是记济不了大事的。要想聚几个钱，喂猪，才是唯一的家庭主要收入，才能办点事。
分家时，最头痛的事，家中连个猪圈都没有。一个农村家庭，如果有谁家不喂猪，将被舆论鄙视为过一天算两个半天的家庭。
为了买小猪苗便宜一点，买好一点，我耽误了半天的出工，从天河塘角塆买回一头小猪。
没有猪圈，只好在堂屋中喂。每天晚上临睡前，要将猪赶出去拉屎拉尿。一清早，也要立即将猪赶出去。即使这样，堂屋中一晚上仍被猪屙得屎臭尿骚。
晴天，就从外面弄干土进来填猪尿，雨天，就用火灰填猪屎。哪怕还勤快一些，屋里总难免一阵异味。自己不是习惯了，是没地方做猪圈。
来家中玩的人，最后都一致劝我一定要做个猪圈。大门口是太窄，做不开身。都叫我到屋后去做一个猪圈，他们说“长日长时，人吃饭的地方，搞得屎臭尿骚，这是么样能过日子呢？”
我还在犹豫，猪圈在后面，没有后门，喂猪要从小焱哥家屋旁绕到后面去。离家的距离远不说，那下雨，人就要淋着雨去喂猪。
这两天，我的右脚的大指头上发炎，长了一个包。白天忍着痛出工，人只顾去做事，还没什么痛得无法忍的感觉。
可一到晚上，痛得人睡不着觉，就像鸡在伤口上啄一样，半夜起来开灯，抚摸着脚趾头，见又红又肿的脚趾头上，已经白了一块，里面是脓。
好不容易等到天亮，我从房里走到堂屋中，是一跛一跛地走出来的，打开大门，我想出早工，等收了早工后，再到大队医疗站去叫赤脚医生把包割开，可脚迈不出门，这样一跛一跛的，怎么能出工呢？
我就顺着门槛骑马式的坐在门槛上，背靠着门框，将右脚搁在门槛上，又用手摸着那个腐白的化了脓的脚趾头。
突然，我“哎呦”地大叫了一声，春环一听，不知出了什么事，一下子从房里跑出来，隔壁的芙蓉也过来看，她们只见我已躺在地上，右脚大指头上的脓、血都一齐流出来了，春环摸不着头脑问：“是么样搞的？”
我从地上爬起来，坐在地上，双手抱着脚说：“痛脚被猪踩了”。原来，我坐在门槛上只顾摸脚，没发现猪也要出去，但门槛被我拦住了，这个家伙见我拦住了门槛，就一冲，正好踩开了我的伤口。
芙蓉嫂见是这么回事，笑着说：“再好了，再好了，猪替你帮了忙。”虽那一踩确实难忍，但马上人就轻松多了，像鸡啄伤口后的阵痛也立即消失了。
猪这一踩，虽治好了我的脚痛，但使我更感到后怕。将猪关在家中，人猪同居一屋，迟早要出问题。
方方小时候睡在摇窝中被猪拱翻，门被猪拱垮的一幕，又出现在我眼前。
不说出大的事故，人出工去了，将猪锁在屋内，总有一天，它饿了，发起威来，总要将锅灶、炉子、鸡笼、桌子拱成一个“大闹天宫”，那损失可就太大了。
这样一想，才坚定了我要做一个猪圈的决心。
做猪圈说来简单，但要在不花一分钱的前提下，还不是那么简单的。这个年代，就是条件稍好一点的农户，做猪圈也基本上不花钱。
他们的猪圈，显得“阔气”一点的就是，有一个经久耐用一点的铁栅子门。
前几年的“四清”运动中，上面强制性要家家养猪，家家修猪圈。几乎所有的户，都为无力修猪圈发愁，于是就由队里派工，用门板夹起来筑土墙建猪圈，用稻草搭猪睡的天盖。
八个人组成一个建猪圈的专班子，一天建一个猪圈。帮到穷人家，喝点白开水；帮到“富”人家，抽点公鸡烟。吃饭，那是连想都没想的事。
现在，条件是比那时好多了，队里也就取消了集体派工为社员做猪圈的规定。筑土墙建猪已过时了，因为土墙既占地，又容易被猪拱垮，被雨淋垮。
好在我们左港队里有一个条件，只要人勤快，到处永远有捡不完的破半头红砖。要想靠我一个人收工的时间建成一个猪圈，看样子得个把多月的时间。
为了不让猪在家里闹乱子，白天，将猪用绳子拴在外面，晚上，再牵回家来。
每天晚上收了工，我就到处去捡砖，春环也带着卫卫去捡。在什么地方捡的，就一小堆一小堆地堆在什么地方，我再用箩筐一大担一大担的往家里挑，挑回来就和泥巴砌墙，砌完了又去捡。
只要不怕累，捡砖砌墙不犯愁，犯愁的的是猪圈天盖，天盖要材料，而材料是要花钱的。
所幸的是，我在河岸边自留地里栽了不少的杨树，就将杨树锯来做檩子，再将杨树的粗枝桠、高粱杆等物铺一层，再将收齐了的稻草铺一层，最后再将泥巴在稻草上糊一层，一个不漏雨不透风的天盖就成功了。
猪圈要做铁栅子门，那只能是羡慕别的人家了。穷人自有穷办法，我就将猪牵进猪圈，把圈门砌墙封死，再在墙外砌几层台阶。
喂猪时，人就上到台阶上，将桶内的猪饲料往圈内的猪槽内倒。这样一来，出猪粪就很不方便，只能将粪分一锹一锹地撮起来往猪圈外丢。
但也有好处，猪一进去，只有到卖猪时，再拆开圈门放猪出来，完全不用担心猪跑出来害人。
猪害了集体，一次要罚两斤米，害了私人，也要与人家费口舌，说好话。这样一来，就省去了很多麻烦。住队的公社干部，还在会上表扬我这是不损公肥私的好办法。
猪没有吃野食，没有吃活食，是要长得慢一点，但得病的现象也少多了，喂一头是一头。
别小看喂猪，今后做屋就指望它了。有几户见我封死了圈门喂的猪得病少，也把圈门封死了。
猪进了圈，屋里再干净多了，省去了那些冤枉工，人也要轻松多了。但是，愁猪饲料并不轻松。
好在我从小就习惯了打猪草，收了工之后，就去弄猪草：扣树叶子、河里长的蝦影草、扁担草等，弄回来就砌碎，再和上细米，一煮一大锅。
如果光靠买糠喂猪，那即使是为肥了一头猪，也几乎等于白喂，能赚几个钱呢？
每年的农历七月间，队里的大农忙“双抢”也忙完了，也是到后湖去割野菱角菜的黄金季节。
这时，生产队的农活由高潮转入闲季，可以让社员们下湖去割菱角菜，以备猪的过冬之粮。
住在湖边有船的人，割的菱角菜满船满船地往家中运。我们这些人，就只好一条短裤，一把镰刀，下到齐腰深的湖水中去割。
湖水中有不少的藕凼子，如果掉下去，那就不是只齐腰深的事了。有几个喂猪的户，男的又不会玩水，见我们都下湖去割菱角菜，就在家中干着急，出工也不安心。
像春华、春云他弟兄几个，都是旱鸭子。春云的妻子秋荣也常埋怨自己的丈夫：“一个大男将，一年四季就只会在队里出死工，连个水都不会玩，喂两头猪，食料愁死人……”
我们每天大担大担的挑菱角菜回，春云等人见了，颇为羡慕。我觉得，后湖的野菱角菜多的是，只怕你不想去。
于是，我就向在家中出工、不会玩水的几个人建议：我们会玩水的在湖中割，拖到湖边浅水的安全地带，你们再接着往岸上拖，拖上岸再抢大太阳不停的翻晒，到了下午，晒得越干，挑回的就越多，这比我们各自从湖中拖到岸上来，上上下下的淌水还快一些。
春云等人就笑着说：“那就沾你们会玩水的光了。”由此一来，割菱角菜的队伍就扩大了，每天十几人下湖，分成两班，今天我出工，明天我下湖。
每天早晨太阳刚出来，我们就下到湖中去了。割是很容易，只几镰刀，就可以割一大抱，连菱角菜梗子一起抱着浮在水面上往湖边拖，旱鸭子，就在浅水地方接应。
可在水中泡了大半天的人，到了下午往回挑的时候，腿特别软。接连在湖里搞了几天，人实在是累得不行了。
我又向大家出懒主义：每天将没晒干的菱角菜往家种挑，压死人，又耽误时间，不如干脆割到晚上，再空手回家，将菱角菜多晒两天，一直晒得全干，以免回家又晒，再将队里的几乘板车拿来拖，这样不快多了吗？大家都举双手赞成。
于是每天晚上，就留两个人在湖里照守菱角菜，其余的人一直割到天黑再空手回家。
这样一来，后湖的割猪草，就由单干变成了集体行动，连比较懒散的新村队的姜清芬，也加入到我们左港队的割猪草队伍中来了。除了没养猪的户，几乎家家都有人往后湖跑。
也算老天有眼，连续半个多月，又是大太阳，又是大南洋风，收潮又快，割的人就更起劲。妇女们傍晚一收了工，就将板车拖来了，男男女女，两三乘板车，赶着夜路，将晒干了的菱角菜，源源不断地往家中拖。
当文牌楼、新村、张黄等塆的社员眼红了，也都往后湖跑的时候，后湖中，凡是人能落地的水中的菱角菜，已被割得差不多了。
人打不到底的深水区中，仍有大量的菱角菜。但你有再好的水性，脚不能落地，靠潜水割，那根本不行。因为人一泅在水面，就不好使劲，一抱菱角菜一百多斤，你也无法一边泅水一边往浅水区送。
再加上菱角菜的梗子有丈把长，像绳子一样，如果将人的手脚缠裹住了，那在深水区是非常危险的事。看来，深水区又大又肥的菱角菜，我们只能望湖兴叹了。
好在我们先下湖的几个人，每人已弄回一千多斤干菱角菜，后去的旱鸭子，也每户弄了大几百斤，反正比没有强多了。
那天，春云哥对我说，他妹夫（小梅的女婿陈换生）弄了一条船，叫我、才功、石头、冯书记等人一起去，用船割。
我们弄菱角菜那一阵子，石头队长要带人在家中抗旱，冯书记去县里开会去了。他俩家中也有猪，虽好开后门买粮店的平价糠，但总还是要花钱，妻子都在家中说埋怨话。
春云见此情况，突然想起了自己的妹妹住在湖边，就去鼓动妹夫借来一只船。春云之所以喊上我，可能是因为我提出旱鸭子下湖去合伙割菱角菜的建议感动了他。
这天早上，我们一行五人早早地来到了后湖约定的地方，换生早已驾船等在这里。
其时已进入农历八月初。俗话说“七菱八落”，意思是说七月摘菱角，八月菱角就落水了。
我们四人上船划到湖心去割，春云和才功弟兄俩完全不识水性，怕万一翻了船，就叫他俩在岸上等这割一船上了岸，再拖上岸去晒。
我们来到湖心一看，半个月没来，菱角菜绿油油的叶片，长得更大更喜人，割上船的菱角菜上面，一片的肥菱角，都是四个角的。
这可忙坏了他兄弟俩，一边晒菱角菜，一边摘菱角。到了中午，小梅还提着一大篮子饭菜，汗流满面地给我们送来了午饭。
换生还不好意思地笑着说：“小梅这人不会办事，我今早搞忘了跟她讲，她就不知道搞一点酒来，这都是平时接不到的客。”
小梅的脸一红，忙赔着笑脸说：“我怕你们饿了，走慌了，那晚上再到家里去喝吧？”
我们都说：不客气，不客气，这就已经让我们不好意思了。饭后我们一边在树下休息，一边摘菱角，也顺便谈一些闲家常。
石头说，他虽是上次集体割菱角菜来了只一两次，但对我向社员提出的两次建议还是很赞成的，无论干公事还是私事，团结起来做总还是好些。
春云也说，如果传浩不提出大联合，我这个旱鸭子，上次一斤菱角菜也弄不回去。
吃饱了，坐够了，我们的船又向湖心划去，帮着撑篙的冯书记感慨地说：“人还是要勤快才好，今年队里很多户可以卖大肥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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