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老知青7-12•高中与插队
作者：阮云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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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防川大队插队的两年多，一直担任"赤脚医生"，并做出了一些成绩。
1970年6月28日，《延边日报》发表了我写的题为《做贫下中农的好医生》的体会文章。
去年三月，我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由上海来到珲春县敬信公社落了户。贫下中农又推荐我当了防川大队的"赤脚医生"。
开始当"赤脚医生"还满有劲，可是干了一阵子，就产生了活思想，错误地认为当"赤脚医生"是个苦差事，劳动回来，别人休息，自己去给别人看病，甚至吃饭、睡觉时也有人找去看病。
党组织和贫下中农看到了我的这种思想情绪，对我进行了思想教育，还让我学习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有关医疗卫生工作的指示和"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的教导，使我明白了，是自己的立场错了。
当"赤脚医生"不是"完全"、"彻底"，而是有条件地为人民服务，实质上也是带着"私"字当"赤脚医生"的。
路线清了，方向明了，我的革命干劲又来了。把别人休息时我去看病，当作为人民服务。把自己的立场移到工农群众这方面来的考验，当作幸福。
当"赤脚医生"给贫下中农治病，也要治自己思想上的"病"。
有一次民兵连长老严的爱人患重病，几次发生休克的现象。我在治疗时心里很紧张，让老严请大队的医生来陪着。
老严却说"小阮，大胆地治吧，治好了，就给埋葬帝、修、反增加了一份力量。治不好，你也能积累经验，以后好为其他贫下中农服务。"
看，贫下中农的思想品德是多么高尚。就是贫下中农的这种崇高的精神鼓舞着我前进。
我刚到防川时大队只有一名经公社卫生院培训的卫生员，大队卫生所只有很少的一些常用药品，集体户有位叫蔡桂兰的珲春女知青也学过一些医学知识，担任集体户的卫生员。
防川边防站平时设有一个连队的兵力，边防站有一个小卫生所，有一名专职的卫生员，卫生所里常用和紧急救护的药品还是比较多的。
群众生小病，一般到大队卫生院找卫生员要些药（大队记帐，年终分红时扣钱）。病重些则到防川边防站找部队的卫生员看，要些药（部队不收钱）。
由于防川离开公社卫生院有一百多里路，离开县医院有二百多里路，群众看病很不方便。
由于当时我国与苏联的关系相当紧张，边防斗争相当激烈，苏军经常在边防线一带挑衅。
尤其在冬季，苏军常故意在防川的"借道处"制造麻烦，阻挠防川军民的正常通行，有时造成正常通行的中断（我记得有次中断时间最长时将近一个月）。
如果此时大队有人生大病或重病，要到公社或县里就医就相当困难。总的来讲，防川的医疗卫生条件还是比较差的。
我到防川不久，有位毕业于延边医学院、原来在延吉市工作的名叫李英三的医生，积极响应毛主席"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全家迁到了防川，他担任了大队的医生。
我很快被大队推荐为半农半医"赤脚医生"，大队又推荐朝鲜族女青年朴春姬到公社卫生院接受培训，担任大队的卫生员。
加上我们集体户的小蔡，这样大队共有了四名医护人员，大队又购置了一些药品和医疗器械，重新建立了大队的卫生所。
我担任大队"赤脚医生"，实行半天参加农业劳动，半天从事医疗卫生工作。我身边备有个医药箱，里面放满常用药品和急救器材及药品。晚上睡觉时医药箱就放在我身边。
当"赤脚医生"责任重，工作也是相当忙碌的。
不论春夏秋冬，不论是白天或者是黑夜，不论是刮大风下大雨还是下大雪，一旦有人来叫我去看病，那怕是刚刚端起饭碗，或者刚刚脱衣钻进热热乎乎的被窝，或站岗回来刚准备睡觉休息，我都做到随叫随到，毫无怨言。
尤其当大队的李医生外出开会或者学习时，大队的医疗卫生的担子主要落在我的肩上（我上任后，大多数的社员有病都来找我，而很少找小朴、小蔡和部队的卫生员），我也兢兢业业地将工作做好。
时间长了，与当地的群众结下相当深厚的友谊。
每当我为患者看好病配好药后，患者及家属一再表示感谢，有的还要留我吃饭或吃点心，而当我婉言谢绝坚持要走时，他们常常往我的口袋里装煮熟的鸡蛋、玉米或炒花生、瓜子、黄豆及各种自己栽种的水果。
晚上出诊，遇到刮大风下大雨或下大雪，社员都护送我回集体户。
逢年过节，只要我不回上海探亲，总有好些社员热情地邀请我到他们家过节。如果我坚持不去，他们还会将打糕和过年吃的好菜给我送来，使我十分感动。
有位姓金的五十多岁的社员患有腰腿残疾，双脚行走困难，又患慢性阑尾炎。经李医生联系，公社卫生院决定派一名医生带上手术器械到防川，与李医生一起为他做阑尾切除手术。
那位医生到防川后，与李医生一道为那个社员作了详细的检查，制定了手术方案。在做检查和制定手术方案时我都在场。
经过讨论，他们决定手术就在那社员的家里做，时间就定在第二天的上午。他们还让我也以助手的身份参加了这次手术。
这次手术进行了大约四十分钟（由于那社员患有腰腿残疾，做腰椎麻醉多花了些时间）手术进行很顺利，将病变的阑尾切除。
阑尾切除是小手术，但是在当时、又在社员的家里为患有腰腿残疾的病人作这个手术，还是不容易的事情。
在手术进行的过程中，我不禁想起父亲多次给我讲过的解放前在上海闸北铁工厂工作的我的二叔孔金，在他二十二岁那年因患阑尾炎被工友送到号称为贫民服务的同仁医院，由于付不起手术费，结果惨死在手术台上的悲剧，我很是感慨。
我们集体户的户长林兆新的背上长了个"搭背疮"，开始不大，他也不在意，结果没几天就长得有五分钱币那么大的一个窟窿，又红又肿，还化脓发烧。
我细心地每天一天二次为他清洗疮口，敷上雷佛奴尔药布及消炎粉，还给他注射了青霉素。十多天后他的"搭背疮"被治好了。
也有没能治好的。有位五十来岁才得子的社员，不满足岁的孩子得了急性肠胃炎，当我和李医生赶到他家为孩子治疗时，孩子已经严重脱水。
由于孩子太小，静脉血管太细，四肢皮下输液无法输进去。在征得家属同意后，李医生切开小孩的头皮，将输液管插进头皮上的小静脉，但由于孩子严重脱水，血管干瘪，葡萄糖盐水液仍然无法输进去。
虽经抢救，小孩还是没有救活。家属当然很悲痛，我们也很难过。尽管如此，家属还一定要李医生和我留下喝酒吃饭，以感谢我们的积极抢救。
为了安慰家属，李医生和我留下了。席间，家属强忍悲痛为我们敬酒，我们喝下了酒，不禁流下眼泪：我们深感自己回天乏力，未能将孩子救活，真是遗憾！
上边这些就是我当时写的稿子，发在《延边日报》上，现抄录下来，以示纪念。
我到防川不久，就认识了延边地区驻防川工作队的刘志清同志，他是延边军分区的宣传科长，在防川担任工作队队员已经有好长时间。
刘科长当时有四十多岁，老家在长春，参军到延边并在延边军分区工作有十多年。他是一位性格爽朗、爱讲真话的人。
由于刘科长平时常到集体户来，经常听取知青们对大队工作的意见，我也经常向他反映对大队、对当时有些讲用材料中有失实的方面不客气地提出了我的意见，时间长了他与我也比较熟悉了。
刘科长了解到我家的一些情况，尤其了解到我爱讲真话，爱好看书和写作，与我的共同语言就更多了。
大约在1970年底，刘科长要调回部队工作。
一天晚上，他约我谈话，刘科长肯定了我的优点，如敢讲真话，敢坚持真理，不怕得罪人等，同时也推心置腹地希望我注意工作的方式方法，如提意见也要看场合，讲究策略，讲究科学性和艺术性。
他还在我的日记本上题了词，鼓励我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防川干出一番事业。并给我留下通信地址。
临别时，刘科长突然问"小阮，你想不想当兵？愿意不愿意到军分区宣传科工作？"我一听，喜出望外，连忙回答"想！做梦都在想！"
他告诉我，延边军分区每年都要招几个"特种兵"，包括他所在的宣传科也要招一、二个确实能写文章的"笔杆子"。
他说，我看你出生于上海的一个苦大仇深的工人家庭，父亲是老劳模、共产党员，你从小爱读书，爱思考，又有一定的写作能力，为人老实正派，如果有机会，我一定推荐你到分区宣传科工作。
他还叮嘱我，这件事他回去后要与有关的领导商量，在没有得到确切消息之前，要注意保密，不要与任何人讲。我高兴地答应了。
想参军，可以说是当时所有年轻人都向往的事情。但由于我从小体弱多病，上初中二年级时就成了"近视眼"， 上初中三年级时就得了"肺结核"，身体条件如此，参军的希望几乎为"零"。
尽管如此，但内心对参军仍然是非常向往的。"文革"中乡下有位远房亲戚来我家，送给我一套旧军装，我视如珍宝。
一下乡我就向驻小盘岭大队军宣队的战士借了军大衣、军棉帽拍了张全身照，这是我最满意的照片之一。
大妹妹从密山军垦农场给我寄来一件军棉袄，我很长时间都舍不得穿。
听刘科长讲可以推荐我参军，而且是到宣传部门工作，我非常高兴。
刘科长走后，尽管自己一直在想这件事，但我未与任何人透露一点消息，并耐心等待刘科长给我回音。
大约在1971年5月的一天，我收到刘科长写来的一封信，告诉我事情已经有眉目，让我安心等待。
我本来以为此事能够成功，但不料事情却发生了变化：不久的一天，大队通知集体户的珲春知青刘忠和（外号"牛种"，他也是大队报道组的成员之一）到县武装部报到。
没过几天，刘忠和便穿上军装回到大队，与大家告别走了。刘忠和在集体户里跟大家说，他并没有报名，是武装部直接点名让他参军的。
这时我又接到刘科长从军分区通过防川边防站打来的电话，他十分遗憾地告诉我，我参军一事由于县武装部有人反对而未能成功，希望我正确对待。
他还告诉我，他最近由于生病而住在军分区医院里，如果方便的话上延吉，可以到军分区医院找他。
在接到刘科长电话的第二天，我就以到县医院检查身体为理由请假先到了县城，然后又到了延吉，直接到了军分区医院，见到了因病住院的刘科长。
刘科长热情地接待了我，并且让人给我安排了食宿。他告诉我军分区已经将我的名单下发到珲春县人武部，但人武部上报的名单没有我，而是你们集体户的另外一个知青。
他侧面打听了一下，是人武部的崔副政委不同意，让大队另外推荐一个知青替代。
我这时才知道，由于我曾经得罪过崔副政委，参军一事只能告吹。
刘科长还说，考虑到上下级的关系和民族的团结，此事也只好如此，希望你想开，就当没有这回事。
事到如今，我也不好说啥，只能想开。我不解的是，当时我给崔副政委提的意见讲得都是真话，并没有任何恶意，他那么个大官竟如此小心眼，听不得不同意见，与我这么个小知青计较，也太没有雅量了。
我在军分区招待所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我便告别刘科长回到了珲春，很快就返回了防川。
参军未成对我是不小的打击，我曾经为此难过过，但是我并不后悔。我还是经受住了这个打击。
替代我参军的刘忠和也没有到延边军分区宣传科工作，而是被分配到和龙县服役，也没有从事宣传工作。
1971年夏天，刘忠和回珲春探亲时曾回到防川，他对我说"我是替代你去参军的，原来以为是到分区宣传科，结果是到了和龙县，也没有去搞宣传。当时你如果能去多好"。
崔副政委也没有成为我的仇人。
不久我就上调到县知青办工作，期间我又和县法院的姜院长一起到春化公社草帽顶子大队蹲点，崔副政委也经常到春化公社检查工作，时间一长我与他在公社有了多次见面的机会。
刚开始我对他避而远之，以后他主动与我打招呼，作为礼貌我也向他点头示意。有时他也到草帽顶子大队来检查工作，我和姜院长陪同他。
有好几次他主动提出让我搭乘他的吉普车回县里休息。
一次我搭乘他的吉普车回县里，在马滴达公社吉普车撞上前面一辆林业局装木料的大卡车，木料穿进了吉普车的挡风玻璃，坐在驾驶员旁边的崔副政委见状，在低头避让时大叫一声"小阮，当心危险！"
坐在车后的我立即将头低下，从而避免了一次重大事故。我向崔副政委表示感谢，他说"没有伤着人就好！"
几年后，在我的婚姻介绍人金玉子家里的一次饭桌上，我又见到了崔副政委，原来他还是金玉子的亲戚。
饭桌上他诚恳地向我道歉，说过去对你不了解，有成见，不同意你去参军。
后来他又笑着说，幸亏当时没有让你去参军，要不你怎么能找小邵这样的对象？说得大家都笑了。这天我和崔副政委喝了不少的酒。
1970年年底，珲春县革委会发出通知，准备在1971年3月召开"五•七战士首次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我们集体户作为先进单位被推荐参加会议，集体户的知青一致推荐我写"讲用稿"，我愉快地接受了这一任务。
由于平时我比较注意观察和积累素材，因此写起"讲用稿"来相当顺手，只用了二天的时间就写出近万字的题为《扛枪扛到帝修反彻底灭亡 站岗站到全人类完全解放》的"讲用稿"。
稿子写好后在集体户和大队相关的会议上一致通过。很快，大队将这份"讲用稿"送到县的有关部门。
春节后，大队接到县知青办的电话，说是报送的"讲用稿"县里基本通过了，请通知写稿者到县知青办进一步修改此稿。大队党支部姜书记亲自来集体户通知我这一消息，让我准备准备明天就到县知青办去修改"讲用稿"。
第二天一早，我高高兴兴地带上一些替换衣服、钱和粮票等，走路加搭公共汽车，于下午三时许到了珲春县城。
经打听，我找到了县革委会的知青办，见到了县知青办的安主任。
安主任笑眯眯的与我握手，他说"你写的'讲用稿'很不错，但还要作些修改。究竟怎么样修改，你就和这位老金商量。什么时候稿子修改好了、通过了才能回去。希望你安心留下来完成任务。你的住宿、吃饭问题都由这里的崔会计安排，有什么困难你与崔会计联系。"
安主任走后，崔会计和老金一起将我带到县革委会大院里的机关宿舍安排我住下。为了方便我修改稿子，只安排我一人住宿。
崔会计给我留下县革委会食堂的饭菜票，告诉我到县革委会食堂用餐的时间以及如何烧炕、当心煤气中毒等生活事项后便先走了。
老金将"讲用稿"还给我，还给我几本稿纸，就如何修改他谈了几点意见。他叫我当天不要着急修改稿子，先好好休息，从明天起按照他讲的几点意见修改"讲用稿"。
就在这间宿舍里，我大约用了三天时间，按照老金同志讲的几点意见认真修改好了"讲用稿"，又将"讲用稿"交给了老金。
很快，这份"讲用稿"在知青办和县的有关部门获得通过。两天后，有关部门在统一制作好"讲用稿"首页的样稿并编上号、签字盖章后，让我负责将稿子直接送到县印刷厂排版印刷。
我将稿子送到印刷厂后，接待我的一位女同志将我领到排版车间，直接将稿子交给几个负责拣字的女工，作为急件让她们立即拣字排版。拣字女工让我在第二天上午去校对样稿。
第二天上午，我到印刷厂校对样稿。看到自己手写的稿子变成用铅字排成的印刷稿，我感到很新奇。
刚开始校对样稿，我不会做校对记号，是一位姓左的负责排版的老师傅热心地教我，使我较快地学会了校对。
当天下午工厂就将我写的"讲用稿"印刷成规定的小册子，并送到县里有关部门。
安主任看到小册子后很高兴，他对我说"你任务完成得不错，辛苦了！希望你回去以后进一步加强学习，不要放下手中的笔。"
1971年3月10-15日，县“五•七战士首次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正式召开，我们集体户的户长林兆新、大队党支部书记姜泰元和我一起到珲春参加会议。
林兆新代表集体户在会上宣读了由我执笔的"讲用稿"，并受到好评。
会后，县知青办将我写的"讲用稿"推荐给延边地区知青办。很快，这份"讲用稿"在地区知青办主办的《五七战线经验交流（1）》上头版全文发表。
到了9月份，地区要召开自治州第四次五•七战线"讲用会"，县知青办点名让我带上稿子代表防川集体户参加会议。
到州知青办后，根据州知青办领导的意见，对原来的"讲用稿"作了压缩，从原来近一万字压缩到五千来字，并由我上台宣读稿子。
不久，这份稿子题目改为《胸怀世界革命风云 做不穿军装的边防战士》，在中共延边州委主办的《延边简报》1971年第八期《州第四次五•七战线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讲用会专辑》上发表。
我回到大队后不久，县知青办给大队来电话商量，想将我借调到知青办一段时间，主要是负责编辑一本供知青阅读的名为《广阔天地》的刊物，大队同意了。
这是一本32开、一百多页铅印的小册子，由我从大量的知青来稿中选出较好的稿子，加以修改，再汇编成册交给有关领导审阅，领导同意后再送县印刷厂印刷。
每期印刷2000册。小册子印好后再及时下发到各公社。县知青办的领导对我的工作是满意的。
到了1972年的春节后不几天，下乡后第一次回上海探亲的我接到县知青办(当时又称县"五•七"办公室)的电报，称我已经被县知青办录用为工作人员，让尽快回去办理手续。
我很清楚，主要是我的那份"讲用稿"改变了我的知青命运。
由于此稿在很大程度上真实地反映了当年防川知青一手拿枪，一手拿锄的生活，为作为永久的纪念，现将压缩后的"讲用稿"打印如下：
各位首长，代表同志们：
我代表防川集体户全体同志光荣地参加这次县"五•七战士首次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感到是很好的学习机会；这对我们在新的一年里更好地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前进，是一个有力的推动。
下面，我就把我们集体户二年多来在大队党支部、贫下中农和解放军的辛勤"再教育"下，不断提高路线斗争觉悟，坚定扎根边防的思想，"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在反修最前哨锻炼、成长的情况，向首长和同志们汇报一下。
一、在接受"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中树立扎根边防的思想
防川是伟大祖国的耳朵，是反修最前哨。
我们集体户是从1968年底起，分别由来自珲春、长春、上海、辽宁的37名知识青年组成。
从踏上防川的那一刻起，贫下中农和解放军就给我们送来珍贵的红宝书和毛主席像章。
在欢迎大会上，大队党支部书记姜泰元同志说："你们从祖国的五湖四海来到防川，这就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你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一定要坚定地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走到底！千万不能忘记是毛主席把你们送到防川来的！"
贫下中农拉着我们的手，勉励我们"在防川干一辈子"。部队首长还特意把我们领上后山，指着张高峰上的苏修岗楼，对我们进行反修斗争教育。
当时我们都想：我们是工人、贫下中农和革命军人的后代，是经过三年文化大革命洗礼的红卫兵，又是坚决报名并经过审批后来防川的，我们一定能扎根边防干一辈子革命。
刚来时，我们的热情挺高，干劲也大，但不久就反映出我们的弱点。
珍宝岛事件后，苏修在边境上活动频繁，日本海上也常有帝、修、反的军舰活动。晚间，苏修的探照灯将防川照得很亮。"老毛子"夜间打靶的枪声，飞机、坦克演习的轰鸣声通宵不断。
由于战备形势的需要，民兵开始站岗、放哨，晚上还经常集中在小学校住宿，有时一夜就紧急集合好几次。我们不少知青就想：这地方太紧张，说不定那天就打起来。
防川靠山，又紧挨图们江，离日本海近，风大沙多；而且蚊子、长虫、草爬子又多。加上吃杂粮，喝"酱木里"，生活不习惯。
有的知青说："这防川怎么不是我想象中的防川？""下乡的路走对了，门却走错了。"
知识青年荆有贵由于受"下乡镀金论"的流毒深，不安心在防川。他听说附近大队集体户有知青转户到长春近郊，以后还有招工的希望，就写信让父母给邮来了转户证明信，准备转户。
我们的想法和表现，贫下中农和解放军都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及时对我们进行多次的"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帮助我们从路线斗争的高度认识扎根问题。
姜泰元同志给我们讲了大队建队史。
苦大仇深的朴"阿爸依"以他的亲身经历向我们控诉了新、老沙皇的滔天罪行，激励我们"将革命进行到底"。
在"一四一•二"高地上，部队首长带领我们学习毛主席"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的伟大教导，指着被新、老沙皇霸占去的大片国土，给我们讲"历史的经验"，讲"准备打仗"的形势，讲我们这一代"任重而道远"。
党支部又带领我们学习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使我们懂得：党和国家所以有今天，防川所以能有今天，我们个人有今天，就是因为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我们到防川干革命就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任何动摇就是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不忠。
我们反复学习《老三篇》，找到了我们"思想上往往是空虚的""行动上往往是动摇的"根源。
不少知青说："贫下中农来防川，为的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我们却有'镀金'的思想，认为防川是'名声大，牌子硬'以后'吃得开'"
"我们和贫下中农千差万差就差在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感情没有贫下中农那么深厚，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态度没有贫下中农那么坚定，根子就在我们的世界观上！"
荆有贵提高了认识，主动把那张转户证明信拿出来"示众"，并在上面狠狠地打了个"╳"。
金松春的父亲由部队转业回家乡，来信问金松春是否一起回乡？小金写信给父亲说："爸爸，防川要我们来保卫，我更需要在防川锻炼。我决心留在防川。"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我们来自四个地区的37名知青在防川站住了脚，走上了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第一步。
二、在刻苦的 "磨练"中 锤炼扎根边防的思想
我们下决心扎根边防，把口头上的决心变为实际行动，把一时的坚定变为长期的坚定，这是一个从立场的观点的大转变。
但在实际中应该怎样实行这个转变呢？
珍宝岛事件后，我们对"打"字想得多，战备也抓得紧，可自从中苏边境谈判开始后，苏修在边境玩弄"和平边防"的把戏，有的知青就为假象所迷惑，产生"打不起来"的想法。
有的站岗不带子弹袋，在哨位上唠嗑说笑，有的还随意摆弄枪支，造成几次"走火"；可随着形势的发展，边境上出现新的动向时，战备一紧，想回家的知青又多了。
针对这些现象，党支部和部队首长经常组织我们进行形势分析，从国内外的大好形势看新沙皇的狗急跳墙；从"历史的经验"看"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性"，大摆敌情，大破和平麻痹思想。
终于，我们认识到：我们的想法和表现是缺乏"完全""彻底"的"两不怕"的精神，路线觉悟不高，扎根边防思想不牢的又一反应。
要实行从思想到感情、从立场到观点的大转变，就必须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炼"。
认识提高了，大家都说："好钢要在烈火中千锤百炼，革命接班人要在风口浪头锻炼成长！"
不久，防川有史以来的大工程——开挖张高峰下的排水沟开始了。
三月初，地冻三尺，寒风刺骨。
开工前，姜书记带领我们学习《愚公移山》，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表忠心，大家纷纷表示：一定要让张高峰上的"老毛子"看看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改天换地的英雄气概！
开工时，军民齐上阵，红旗飘扬，战歌嘹亮，吓得张高峰上的"老毛子"天天爬在了望楼上用望远镜瞅了又瞅，甚至派直升飞机"侦查"。
"老毛子"的丑态，更使我们认识到这场战斗的重大意义，我们人人都抢着刨镐，几天后个个都累肿了胳膊。
在修建反侵略工事——挖坑道的战斗中，患有严重关节炎的金昌燮'阿爸依'，从一开始就战斗在坑道里。
在潮湿的坑道里劳动，常常痛得四肢关节麻木，但他从来不说半个"苦"字。打锤他抢着干，点炮他抢着点。
我们要和他"争"，他总是笑着把我们推到一边说："你们没有经验，要是出了事故，我对不起毛主席！我是老头了，死了不要紧，你们的担子还重着呢！"
在我们的一再要求下，"阿爸依"才一边指导，一边让我们干。
有一段时期，因边防斗争的需要，上级要求尽可能减轻打坑道放炮的声音，以观察苏修理的动静。在点炮后，金"阿爸依"多次冒着被飞石砸死的危险，用自己的身体紧紧地堵住坑道口。
我们都激动地称金"阿爸依"为"两不怕的老民兵"，他却笑着说"为了保卫毛主席，解放天下受苦人，应该这么做的！"
在挖坑道的战斗中，党支部考虑到女知青体弱，不安排打锤、 把钎，可女知青都说："埋葬帝修反，保卫毛主席，那能讲'照顾'分'男女'！"
被分配在广播站工作的女知青崔桂玉，患有关节炎、肺结核及胃病，在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下，她始终以珍宝岛英雄为榜样，以"生命不息，广播不止"为勉，把防川广播站办成反修最前哨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阵地。
去年四月末，苏修在防川纵火入境，看着熊熊的烈火燃烧着我们防川的土地，面对新沙皇的猖狂挑衅，我们仇恨满胸膛！决心书、请战书像雪片似地飞向边防站。
在上级下达扑火命令后，我们和贫下中农、解放军满怀刻骨仇恨投入战斗。在火场上我们坚持战斗达八、九小时，在兄弟大队的有力支持下终于扑灭大火，赢得了重大胜利！
去年年末，防川下了前所未有的大雪，足足下了三整天；夜晚西北风呼啸，大雪纷飞，积雪深达二尺多。男知青纷纷向民兵连要求：这几天的岗我们站！
但女知青坚决不同意，她们说："风雪严寒正是锤炼我们'两不怕'革命精神的好机会，为伟大领袖毛主席站岗，是我们的职责，是我们的光荣，是我们的幸福！越是艰苦心越甜！"
为了随时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大雪刚停我们全体民兵就和解放军战士一起踩着没腰深的雪，高唱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上了后山，迅速清除了全部战壕、坑道的积雪。
红心向太阳，热血融寒疆，敬爱的毛主席啊，为了您，为了全人类的解放，我们愿献出一切！
张高峰下，图们江畔，当我们挥汗如雨地劳动时，我们想到的是毛主席！为保卫毛主席战斗在防川，是我们最大的幸福和荣光！
当夜幕降临防川，我们在灯下专心致志地"天天读"时，当我们写下一篇又一篇战斗日记时，我们想到的是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向前！
清晨，当我们迎着东方那一轮喷薄欲出的朝阳，我们要说的第一句话是：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红日照边疆，江山分外娇。眼望壮丽的边疆山山水水，更激起我们豪情满怀，斗志昂扬。经过磨炼，我们爱上了防川！
防川要我们来保卫，我们更需要在防川锻炼成长！
三、在"斗私，批修"的过程中加深扎根边防的思想
从去年七月份起，我们集体户先后有4名知青上了大学，4名知青参加了人民解放军及进入新的工作岗位。这件事引起了我们思想上的一些波动。
有的知青嘀咕："到防川二年了，各方面也不差，为啥上大学没有我的份？"有的说："上大学我不去，当兵是青年人的义务，这征兵我一定要去，不达目的不罢休。"
大队党支部和解放军又及时抓住我们的这些活思想，遵照毛主席"思想改造的工作是长期的、耐心的、细致的工作……"的教导，为我们举办学习班。
组织我们反复学习"老三篇"，围绕着"下乡为什么？""干'一阵子'还是干'一辈子'？"开展"斗私，批修"。
使我们认识到无论是"走"还是"留"，都要把一颗红心放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决不能掺着私心干革命。
我们要把自己当成一颗革命的种子，党撒向那里，就在那里扎根、开花、结果。走的知青不能忘记农村，忘记贫下中农；留下的知青要安心边防干革命。
部队首长把我们带到原防川边防站电台报务员、共产党员、一等功臣耿长福烈士的墓前，带领我们学习《为人民服务》，并给我们讲述烈士的光辉事迹。
耿长福同志生前一心为革命，在他母亲病危、组织上三次让他回家探望时，他都坚决谢绝了。他说："个人的事最大也是小事，革命的事再小也是大事。"
1967年9月的一天，为抢救国家的战备物资，耿长福同志带病三次跳入波涛汹涌的图们江，为保卫毛主席，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英勇地献出宝贵的生命。
在旧社会给地主扛了几十年长工的郭"阿爸依"， 含着泪给我们讲述他血泪斑斑的家史，教育我们千万不能忘本，要做毛主席放心的革命事业接班人。
上海知青章正辉原先已被贫下中农推荐上大学，以后因为需要仍让他留在防川。当时他有想法，以为有人"作弄"他，一度情绪低落。
党支部及时了解了他的活思想，和他一起批判"下乡镀金论"的错误思想 ，以后他愉快地说："只有让革命事业来挑选自己，而没有自己挑选革命事业的权利。我一定听毛主席的话，扎根防川干革命！"
他这么说，也这么做，受到贫下中农的好评。后来贫下中农推荐他当了民兵卫生员，集体户还选他当保管员。
由于党支部和解放军始终狠抓了在扎根问题上的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使我们不断加深了扎根边防的思想。
我们的体会是：扎根思想是靠斗私斗出来的，批修批出来的。只有不断地斗，反复地批，才能有在边防扎根一辈子的思想准备。
共产党员、民兵连副连长、珲春知青崔东星被广大贫下中农和各级革命委员会选送清华大学。党和人民的信任使小崔激动得流了泪，但他舍不得离开防川。
他向姜书记提出，让别的知青去，我坚决留在防川扎根防川干一辈子。在姜书记的一再说服下，小崔才同意了。
离开的前一个晚上， 民兵连没有给他排岗，但还没到第一班岗时，小崔已挎上冲锋枪站在哨位上了。站岗的知青来了，他不愿离开。第二岗的知青来了， 他仍然不走，坚持站好最后一班岗。
小崔在解放军的护送下走了。望着小崔远去的背影，我们更感到"任重而道远"。
"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将亲手把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将亲手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有志气有抱负的中国青年，一定要为完成我们伟大的历史使命而奋斗终身！"
"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敬爱的毛主席啊，我们决不辜负您老人家的殷切期望！我们要把您的教导永远铭记在心，为在地球上彻底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
我们决心：扛枪扛到帝修反彻底灭亡，站岗站到全人类彻底解放！
二年多来，我们迎着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在贫下中农和解放军的辛勤"再教育"下茁壮成长。
防川集体户被树为州、县的先进典型，二名知青光荣入党，十多名入团，先后担任大队各级领导的有九名，出席省"积代会"的一名，担任"赤脚医生"的有二名。去年年终总评有22名被评为五好知青、五好民兵。
在新的一年里，我们一定要继续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认真在三大革命实践中改"观"换"魂"，"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向其他先进集体学习，扎根反修最前哨，永远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奋勇前进！
知青办
安主任对我说："你从上海到珲春插队是革命的需要，如今将你调到县知青办工作也是革命的需要。延边是少数民族地区，很需要年轻的汉族干部。你的家庭条件很好，希望你到知青办工作后，勤奋学习，刻苦锻炼，学好机关工作的本领，不辜负党和老一辈的期望，努力做一个合格的国家干部。"
他还向我介绍了我今后的工作分工：让我主要负责全县知青的宣传报道及文秘工作。
回到防川后，大队党支部、集体户都已经得知我上调的消息，许多社员、知青都来看我，向我表示惜别之情。好多家社员还邀请我走前一定去吃顿便饭。
很快，大队和集体户专门为我召开了欢送会。会上，大队姜书记代表大队党支部和全体贫下中农对我在防川插队二年多，尤其在担任"赤脚医生"时热心为贫下中农服务，给予很高的评价。
我也在会上讲了话，感谢防川大队的党、团组织对我的关心和培养，感谢防川的贫下中农对我的"再教育"，并表示到县知青办工作后，一定刻苦学习，努力工作，决不辜负防川人民对我的期望！
欢送会后，在经济条件比较困难的情况下，集体户的知青们为我设宴。很少喝酒的我喝了不少的酒。
在离开防川的前几天，我几乎没有办法在集体户里吃饭，而是被好客的社员们轮流拉到家里喝酒吃饭。为了欢送我，好些社员家还杀鸡杀鸭杀狗打大糕，真使我十分感动！
在社员举办的家宴上，好多社员都表示舍不得我走，对我在担任"赤脚医生"时为他们的服务表示感谢，并希望我以后方便时能常回防川看看。
面对盛情款待我的社员，我感动得多次流泪。李英三医生也专门请我喝酒吃饭，他说了好多热情的话，舍不得我走，分别时我和他都哭了。
姜书记也在家里设宴欢送我，大队的其他领导都参加了。他一连敬了我三杯酒，我全部喝下，终于酒力不胜，一出姜书记的家就都吐了。
在离开防川的那天，一大早姜书记和好多社员就到集体户为我送行，我随身携带的书包里被热情的社员塞进好多煮熟的鸡蛋。
由于是冬季，要走道到圈河大队，社员们将我的行李装上牛车，李医生说啥也要送我到圈河大队。
这样，在社员们和集体户知青们的欢送下，我和李医生以及其他几名社员在边防站二名战士的护送下，步行七十多里离开了防川。
说实话，自从我参军未成、回到防川后，我已经比较安心在防川，也相当适应防川的工作和生活。虽然不能说有决心一辈子在防川，但是在防川再干个三年五年的思想准备还是有的。
因此，每当集体户有知青上调时，我并不动心，思想上也没有什么波动。就我个人的愿望而言，希望在防川再锻炼几年后，有可能上医学院，以后当一名医生。
但是这次既然组织上决定让我上调到县机关工作，我当然是愿意的，并服从组织的安排。
但是真正要离开工作和生活了二年多的防川，离开朝夕相处、已经结下比较深厚感情的社员和知青，确实有依依惜别之感。
在我走到张高峰山脚下时，我看到远处还有不少社员和知青不停地向我招手。
这时，在防川二年多的日日夜夜，一幕幕的往事就象放电影似的不断浮现在我的眼前，我流泪了！我永远忘不了这里——可爱的防川和这里可敬的社员、知青和边防战士！
到县知青办报到后，意味着我已经正式参加县机关工作。
事后我才知道，是上海赴吉林省学习慰问团向珲春县委提出建议：在上海知青下乡锻炼多年后，如果今后县机关招干，能够考虑上海知青。
珲春县委接受了这个建议。我这次被招干，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进行的。我这一批被招干的上海知青有十来人，差不多县委、县政府各科（室）、部、委都招收一名上海知青。
我所以能够到县知青办，主要是我写的那份"讲用稿"先后在县、洲的刊物上发表，反响不错。
加上我曾经被借调到知青办编辑过几期知青刊物《广阔天地》，知青办领导对我的工作表现比较满意。而提名我上调的，就是县知青办的主任安熙云同志。
我报到后，生活安排一停当就投入了工作。这里记述的是我当时在知青办工作的一些情况。
（1）起草给知青、下放干部的信。
我到知青办工作两个来月，有的公社、大队肝炎流行，上海知青中也有得肝炎的。
知青办领导很重视，通过上海赴吉林省学习慰问团珲春组向上海市有关部门反映，希望能够援助一些治疗用药。
上海有关部门很重视此事，很快托运来了第一批治疗肝炎用的"板兰根注射液"四千支。
安主任让我就此事以县革委会政治部的名义写一份给在我县插队的上海知青的信，告诉他们上海市委、市革委会和上海人民很关心在珲春插队的上海知青，鼓励大家更好地扎根边疆干革命。
我当即起草了题目为《亲切的关怀 巨大的鼓舞》的给上海知青的信，经领导同意在县印刷厂套红印刷了四千份下发到全县的各社、队，达到了上海知青人手一份。
在1973年的5月初，当时还有相当多的上海知青回沪探亲未归，知青办让我以县革委会的名义起草一份《给上海（回沪）下乡知青的一封信》，希望他们及时返回边疆农村参加春耕生产。
这封信也在县印刷厂套红印刷了三千份，由各公社的知青办寄给所有回沪探亲的知青。
1973年1月和1975年2月，我受领导的委托，以县革命委员会的名义起草了给下乡知青和下放干部的春节慰问信。这些慰问信都是套红印刷，数量各为二千五百份。
（2）我起草的一份县革委会文件。
我到知青办工作才三个来月，县里连着发生一起一名上海男知青因殴斗致死及一起一名上海女知青服毒自杀的事件。
知青办领导让我作为知青办代表，协助县公安局等有关部门开展调查。
接受任务后，我就随县公安局的同志先后到了案件发生地的板石公社和凉水公社的有关大、小队了解有关情况，做好有关知青集体户的善后工作，协助接待死者的家长，帮助料理死者的后事等。
我在参与调查后将有关情况向安主任作了汇报，安主任让我代表县革委会写一份上报州革委会的检查报告。我写好初稿后安主任作了些修改。
很快，这份《关于发生两起知识青年死亡事件检查报告》以县革委会珲革发72（29）号文件上报州革委会。文件分三个部分：一是案件发生的经过；二是我们的检查；三是采取的措施。
这是我参加工作后写的第一份上报州革委会的文件。时间是1972年5月16日。
（3）继续编辑知青刊物《广阔天地》。
领导交给我的另一个任务是以县革命委员会政治部的名义继续负责编辑知青刊物《广阔天地》，上海慰问团的曾毓淮老师也参加编辑工作。
在第三期《广阔天地》上，由我修改后刊出的稿件有十四篇。其中有三篇稿件为1972年8月19日的《吉林日报》采用，有六篇稿件为吉林省革命委员会政治部"五、七"办公室编辑、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雨润苗壮》一书采用。
接着又编辑出版了一本《广阔天地——革命大批判专辑》。
1975年1月，我又负责编辑《广阔天地》第四期。
1975年7月，我和上海赴吉林省学习慰问团珲春组的曾老师还编辑了一本我县知青学习革命理论的小故事集。
1976年又编辑了二期《广阔天地》（都是所谓的"大批判专辑"）。
1976年10月16日还编辑出版过一期《广阔天地》（通讯）的小报，但只办了一期就停刊了。
（4）宣传知青和贫下中农中的先进典型。
在我原先插队的敬信公社小盘岭大队的上海知青，发扬敢想敢干的精神，在高寒山区试种了一亩半水稻并获得成功。
我得知消息后立即作了详细的采访，写出了《建设小盘岭》一稿寄给地区的《延边日报》，很快此稿在1972年9月9日的报纸上发表。
《延边日报》社还给县知青办寄来笔记本表示感谢。（"文革"发表稿件只署单位的名字）。
我将这份稿件又寄给上海的《解放日报》和《文汇报》，《文汇报》采访部很快就寄来了小样，但《解放日报》抢先一步在同年的9月10日以《大有作为的一代新人》为题发表了此稿。
《文汇报》后来来信称：由于《解放日报》已发表该稿，此稿不用了。为了表示感谢，给我办寄来征文选二本，并希望继续来稿。
同年10月11日的《吉林日报》以《勇于实践 大有作为——记小盘岭大队上海知识青年试种水稻的事迹》为题也发表了此稿。
我又给《文汇报》寄去上海部分七二届知青赴珲春县春化公社梨树沟大队插队的照片，写了一段说明，照片很快就在同年的12月10日的报纸上发表。报社又给我办寄来征文选和精美的笔记本。
我还采写过贫下中农户长祝恩孝、上海女知青宋爱敏等先进事迹，在当时起到很好的宣传鼓动的作用。
1972年10月，我被聘为《吉林日报》的通讯员。
（5）起草有关知青工作的宣传提纲。
知青办要经常宣传党和政府有关知青工作的方针政策，要向广大群众下发一些相关的宣传提纲。
受领导的委托，我以县革委会的名义起草过《关于进一步贯彻中发（1970）（26）号文件 坚决打击阶级敌人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宣传提纲》（1973年6月15日）；
《关于做好上海七二届下乡知识青年安置工作的宣传提纲》（1972年9月30日）；
《一九七五届城镇中学生上山下乡宣传提纲》《一九七六届城镇中学生上山下乡宣传提纲》等多个文件。这些文件的印刷数量都在二千份以上。
（6）起草有关知青工作会议上的领导讲话稿，修改整理社、队，知青、贫下中农的"讲用稿"等。
知青办每年都要召开几次有关知青工作的会议（包括学习毛泽东思想讲用会等），每当这时，都是我工作比较忙的时候。
一般分配给我的工作是起草有关领导在会议上的讲话，有开幕词、工作报告、会议总结等，重点是工作报告。一般要求在三、五天里完成。
知青办领导往往给我准备一些上级的有关文件，给我讲讲领导准备在会上大致上要讲些什么内容，提出些什么工作要求，其他的内容就由我自己去琢磨。
刚开始起草这类领导讲话我感到比较为难，有时写到晚上十一、十二点钟，写出的稿子领导还不满意。
时间长了自己便慢慢琢磨出门道，关键是要吃透上面的精神。先要认真地看看省、地有关会议的工作报告，再结合县里的实际情况，将省、地有关会议的工作报告改写成县里的工作报告，这大致上就成功了。
在有关领导们参加讨论稿子时一定要仔细记录，尤其是做报告领导的意见要记下来，并按照他的意见去修改。
至于开幕词、会议总结等就比较简单，基本上就按照省、地有关会议上的开幕词、会议总结的格式来写，一般都能通过。
我起草的领导讲话稿主要有1973年8月的县委领导同志在知青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5年9月22日县委领导同志在第三届知识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76年10月28日县委领导同志在全县知青建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等。
这些讲话稿子有的被作为文件下发，有的印成小册子下发。
每当知青办召开学习毛泽东思想讲用会时，我便要负责修改和整理将在大会上发言交流的社、队和知青、贫下中农代表的发言稿。
有的典型被选拔到地区或省里开会交流，他们的发言稿常常要根据地区、省里的要求作修改，甚至要重写。
我就多次被派到地区或省里去修改稿子。有时还叫县委办公室报道组的吕宗仁组长和我一起去。
这是一件苦差事。当时修改"讲用稿"盛行"拔高"，尤其是知青典型的"讲用"一定要讲到"决心扎根农村一辈子"的高度。
而根据我的了解这样的"典型"实际上是绝无仅有的。事实上，好多表示过要扎根农村"一辈子"的知青典型，很快就被招工、招生等离开了农村。
当然，他们的被招工、招生也是工作的需要，与在农村干"一辈子"并不矛盾，而当时往往将扎根农村与被招工、招生等对立起来。
我通过反复思考后认为，既要提倡知青扎根农村，也应该鼓励有条件招工、招生的知青去做工人、去上学读书。如果所有的知青只能是在农村扎根"一辈子"，那么岂不是没有人去做工人、去上学读书吗？这是不符合社会发展需要。
因此，当时我对地区或省里会议组的"笔杆子"要我们将知青典型一律"拔高"为扎根农村"一辈子"的典型认为不实事求是，并提出了意见。
甚至与地区或省里的一些"笔杆子"发生争执，但我们往往受到的是严厉的批评，经常是在"服从上级"的要求下只能违心地按照地区或省里的意见修改稿子。
（7）参加对全县知青工作的调查。
1973年到1974年，由安主任带领我和十多名下放干部两次各用二个多月的时间深入到全县各社、队，对知青工作开展全面广泛的调查。
通过调查，既了解到有当地社队关心和积极做好上山下乡知青工作各种的好的典型，也发现相当多的问题，有的问题还相当严重。
比如好些知青下乡一段时间后，便没有人来关心了，一些集体户没有落实贫下中农户长，相当多的贫下中农户长不起作用，个别的贫下中农户长思想落后，甚至道德败坏。
全县先后发生过数十起贫下中农户长及社队干部强奸、诱奸女知青的案件，有的长期没有得到严肃的处理。
最突出的是有不少社队贪污、挪用、占用知青的建房款和建房物质。所有这些情况经过整理，由我执笔写出详细的调查报告上报到县委。
（8）参加农村工作队下乡蹲点。
我在知青办一共工作过五年，其中有一半的时间被抽调到县委组织的农业学大寨工作队（又称路线工作队）到后进的社队蹲点。
第一次是在1972年的7月到1973年的6月，到板石公社的板石大队五队蹲点，主要解决该队重副弃农及领导班子及群众不团结的问题。
该队是汉族队，全队是由山东日照县因修水库被搬迁的王姓、刘姓社员组成。王姓、刘姓社员多年来积怨深，严重不和，且都不愿意务农，而以非法开挖小煤窑为经济来源。队里多次发生过窑塌人亡的事故。
通过一年的艰苦工作，该队的面貌有一定的改变。
第二次是在1974年的1月到年底，在春化公社的草帽顶子大队蹲点。工作队的队长是县法院的院长姜善模（朝鲜族）。
草帽顶子大队地处边境，又是山区，种植玉米、大豆，产量不高，群众收入低。而上山搞副业项目多，收入要高得多。
但"文革"中执行"极左"政策，一味强调"学大寨"、"大办农业"、"割资本主义尾巴"，宁可让山上的山货白白烂掉，限制群众上山搞副业，因此当地的群众生活相当困难。
我们的主要工作任务就是解决群众中重副弃农的问题。我们去后向群众宣传"学大寨"、"大办农业"，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摸底，经上级批准，在搞好农业生产的前提下，允许有计划地组织群众上山搞副业，以增加收入，改善群众的生活，能够这样做这在当时也不容易。
虽然在草帽顶子大队工作仅一年，但与这里的群众结下比较深的感情。当地群众上山挖到珍贵的人参、采到各种蘑菇、打下松子、打到野味，经常拿来给我们看，并表示愿意以最低的价格卖给我们。
这里有不少社员打到过香獐，家里藏有真正的麝香囊，花个三、五十元就可以买到。几名社员打到过一头大黑熊，一张完整的熊皮只卖八十元，问我想不想要，如果要价钱还可低些。我想到工作队的纪律，一律都婉言谢绝了。
这年的蹲点结束后，我还受到县革委会的表扬。我回到县里后，还常常有草帽顶子大队的社员来看我。
此外，我前后共有半年的时间先后到凉水公社、哈达门公社、英安公社的一些大队、小队下乡蹲点（主要落实关于"农业学大寨"的指示，在地处平原的社、队推广水稻"起垄栽培"，在山区的社、队推广玉米"一埯三株"）。
还到县五、七干校参加过二个多月的劳动。在所有被上调到县革委会工作的知青中，我是下乡天数最多的一个。
下乡蹲点，使我进一步了解农村，了解农民，了解社会。尽管比较辛苦，但的确使自己进一步得到锻炼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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