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一生49-56•办工厂与无底洞
作者：连传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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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重水复
星期六，我又得去卖柴。这是不能积压的，聚多了，家中也没地方放。
这一次，我是借的板车拖去卖的，卖了六块五角钱。我到横店街上花三角钱买了一个塑料的装香烟的夹子，就急急忙忙地往回赶。
我买个烟夹子，是为了将烟盒子装进去后，香烟不弄坏。我又不抽烟，买烟在身上是怕万一遇上了麻烦，可一盒烟装在口袋里，已经磨压得不成样子了。
遇到一个难挖的蔸子，总是人趴在地上，用手去捞树根下面的土，身子压在烟盒上，难免不弄坏。说穿了，买个烟夹，是为花小钱而节约大钱。
星期六的晚上，还有一个不可忘记的事，就是磨洋镐。特别是劈柴的这一头，在外面遇到一个树蔸子，是分秒必争的干。洋镐如果不锋利，你不磨它，它就要“磨”你了。
我正在磨洋镐，叶海海又来了：“连老师，在磨洋镐，明天去？”
“那还用问吗？”
“明天起多早？”
“随便你，你下来喊我，我等你，最好是天亮前就走。”
“往哪里去呢？”
“你来了再说吧！这有个么规定呢？”
是的呀，往哪里去挖呢？多一个人，就意味着要多跑一倍的路。不带上他去，又显得不好。
人也是个穷极生智的怪物，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每天在家门口都看得见的后湖那个方向，靠刘二咀那一边的湖里，不是有一排一里多路长的杨树林子吗？
有树林子，就有树蔸子，这是规律。何况我们去后湖挖藕的时候，清楚的看见有树蔸子，而且还不小。明天的方向确定了，人才安神入睡。
刘二咀要比杜家岗远几倍，我必须早一点起床，做了早饭吃了再去。
叶海海也是穷则思变，我还在吃饭，他就来了，我一看：“嘿，要你在哪里去做报告？你穿那么神气干什么？”
“我不是叫花子，当过兵的人，凭力气弄点柴回去烧，别太被别人小看了。”叶海海看来也有点心里不是滋味，想让自己有点“威风”。
现在也是流行从形式上学解放军的年代，年轻人、中学生在电影场常抢人家的军帽。穿一件绿的确凉的军装，已成了时尚。但人们一眼都认得出来，这都不是真正的军装。
今天叶海海将平时都舍不得穿的一套军装穿起来了，军扣子上的“八一”逼你的眼，连军鞋上的鞋带子也是真正的军用品，再加上二十多岁的年龄，谁都不会怀疑他是不是退伍军人。
我们在路上边走边谈，“我今天就沾你的光了，你穿得那么威风凛凛，没有人敢找你的麻烦了，一个人挖一大担就得了。”
“莫瞎说，沾我的个鬼的光。哎，也是见绊，当了几年兵，搞得如今靠挖藕打柴为生。”
“莫悲观。只要按你的计划，将补鞋的机子买到了手，不说赚多，一天摸个三四块钱，一个月搞个百把块钱，还是很可观的。再买个自行车，将补鞋机挂在自行车上，就更方便了。只要这样干一年，就可以讨老婆。我不也是在新村的两间屋中结婚的吗？你还有两个姐姐多少可以帮你一点，条件比我好多了。”
就这样谈谈说说，我们来到了刘二咀前面湖中的杨树林下。
原来，这是卫山大队在后湖围的一个大堤，保护堤内的农田不被后湖发水淹没。杨树就长在大堤的脚下，树蔸子是不少，蔸子也都不小。
可不好办的是，杨树都长在堤外，是泥巴地，挖出了坑后，不一会坑内就有了渍水。
这真的是“上么山，砍么柴，么样的形势么样来。”洋镐是挖干土硬土的，在这个泥巴地里就大大地失出了“战斗力”。
搞了近个把小时，才挖起了一个。海海说：“这哪里是挖蔸子呢？还是变成了挖藕。”
“你今天穿的战士服，可变成了‘将军呢’了。”
“那再不要紧，泥巴再回去洗。”
“下次来，就要带锹和斧头、舀水的瓢来。洋镐一下只能扒一点泥巴，太慢了。”
一个人挖了四个，就有百把斤了，蔸子挖起来，上面还糊着泥巴，在水中洗干净了，才装上担子回家，刘二咀的人家烟囱中也开始冒烟了。
回到家里，队里的社员正好收午工。春云二老板一见，说：“浩先生，再莫一个人阴着跑，下午还去不？叫我家发老也跟你们一起去。”
“这不是个事呀，你看我们的身上，有一点干净的地方没有？”
“我们出工身上是干净，可出一个星期的工，不如你去挖一天蔸子，那个干净有么益呢？”
“那你要叫他去就去吧。”
我的天，吃了午饭，好多人要去呀。我想，糟了，这要出乱子的。这么多人，人家不以为你是在伐树抢树吗？就是看见你是在挖蔸子，他们大队也有理由不让你挖呀。
这不是明摆着的道理：杨树的蔸子上，还可以重新长树，一挖走就长不成了。可大家都要去，是拦不住了，连隔壁的国才国顺两兄弟都要去，都说这比挖藕强些。
事已至此，我只好叫大家不带洋镐，带上挖藕的工具，再只加一把斧头就行了。到了后湖，先去挖藕，等后湖的晚上回家了，再去挖蔸子。
由于还是秋末，后湖长藕的地方都还淹在水中。不到十冬腊月，后湖的水不会退到湖心。也就是说，这时挖藕，只能挖湖边高处的一些小藕，藕又小又稀。真正的大藕都还在湖中的水里。
因此，挖了半天，我也只挖了上十斤藕，而且这种藕根本没有看相，拿到横店去，角把钱一斤，还无人问津。因此，大家挖藕的情绪都不高。
太阳已沉入湖底了，挖藕的人也都陆续回去了，早已按耐不住的队里的小青年，纷纷散向蔸子挖了起来。
这时，有个在湖里放牛回家的老人发脾气了：“你们将树偷走了，又来挖蔸子，这像什么话呢？非要把这个堤搞垮了，你们就放了心？”
见大家没理他，他也自知一个老人吼不动这些后生，就说：“好，你们不走，看你们有几狠？”
老人就气愤地赶着牛向塆里快步走去。我说：“伙计们，不好！算了，赶快回家。”
边说边别放弃了正在挖的蔸子，背起只挖好的一个，上了堤坡，和上十斤藕做成一担，急急忙忙回家了。
第二天早晨，我去菜地里浇菜，春云二老板也在隔河的菜地里。
他说：“哎呦，昨晚我家发老真划不来，他半夜才回，只挖了几十斤蔸子。他说，卫山大队果然十几人拿着家伙追来了，大家就挑着蔸子跑。人跑不快，只好在中途将蔸子甩了。又不敢直接往家里跑，怕坏了塆里名声，就往张家咀那个方向跑。等别人走了，再回头去找，有的人一个也没找着，发老算还好，找了两个蔸子回来了。”
我说：“我说这不是个好事吧，人也是太多了，像放抢一样。”
当我从河边浇完了菜，准备回家吃早饭去上学的时候，国顺从后湖方向挑一担树蔸子回来了。看来，他是天没亮就去找回来的。
退一万步说，即使挖树蔸子别人不干涉，甚至别人请你去挖，这个“行业”也是不长久的。
外面的树蔸子，没有主的极少，有主的，数量也极有限。凡是能挖的，人家主人都自己挖了，不能挖的，肯定有作用。有的是为了让树蔸翻出新枝，有的是让树蔸保护土坡。
看来，我这也是穷得没有办法的权宜之计。本来，叶明瑞和徐焱松是挖蔸子烧的，见我挖蔸子卖钱之后，他们也卖起来了。
徐队长还带了一个伴，就是张黄塆的张大咏。他俩总是一块儿出去，一块儿回。他们又不受星期日的限制，这样一来，方圆数里之内，凡是一天能来回的地方，几乎被他们挖绝了。
难啦，做这么“下作”的事情，居然也被人家夺了饭碗。如果星期天无路可走，欠了人家的债怎么还呢？
人到中年，难啊，现在我要是童年就好，但我的童年，一点都不好。
在床上辗转翻侧难以入睡之时，我想到了自己童年苦，现在还是苦。
一想到童年，自然想到了童年接触过的人，接触过的亲人，接触过的可怜我的亲人！
姚塆，我的大舅爹！一想到姚塆的大舅爹，心里猛地一喜。老人的坟虽说老早就被队里平整土地不知去向了，但他的一个好大的菜园还在呀，这个菜园还有我的三舅爹照应呀。
菜园周围的树，长的也多也大，每年我去姚塆，看到这个菜园，这些树，人总有一些亲切感。想不到今天无路可走的我，要对这些树“不客气”了。
又一个星期天，我挑上担子来到了姚塆，向三舅爹讲明了来意。他说：“去砍，去砍，砍光了我好兴东西，我也没劲，砍不动。”
原来，三舅爹自己也有个园，他站在家门口，就可以将泔水泼到菜园里去。由于在家门口好照应，三舅爹就种了一园菜，卖几个零用钱。
而大舅爹的这个园，离家稍微要远一点，自大舅爹舅婆去世后，这个园就荒芜了。
三舅爹也是一个孤老头子，在队里吃五保，有自己的园种菜，六七十岁的人就够累的了。
这个园，鸡猪成堆，连个园门都没有。老人都有一种“宁可荒山，不可失业”的思想，他怕人家要这个园，就在园内种了洋姜。
这种作物，不怕干，不怕草，不怕鸡，不怕猪，第二年又不用下种。
三舅爹自己腌制的酸洋姜，又可以卖几个钱。他也可恼周围的树太多了，遮住了阳光漏水，自己又砍不动，让人家砍，又怕失了业。
这个圆的面积，比三舅爹自己的个园还要大一些。
我一观察，周围的树加蔸子，至少也要砍一两千斤。天无绝人之路，这也好，年内的星期日，我再也不用到处去跑了。
连砍带挖，仅只半天，我就搞了一大堆了。三舅爹还去向人家买了三个鸡蛋，吃中饭时，他非要叫我将鸡蛋都咽光，不停地嘱咐我把饭吃饱。
三舅爹问我：“你这是么样回去呢？”
“那挑得完？我回去拿板车来拖。”
下午，我在将柴打捆的时候，正是队里还没有出工，印子来我大舅爹园旁的塘里挑吃水，他也来给我帮忙劈，帮忙捆。
再过一会，红红也来了。他俩说：“这个鬼地方板车又不能进来，我们帮你挑到想想的门口，又好走板车，以免你板车来了，又花功夫盘耽误了时间。”
我说：“那太好了。”
在帮助我搬运时，印子和红红又抬起杠来了，印子说：“好在是喜喜当队长，要是别人当队长，就不会让你砍。三犟（姚塆的人喊我三舅爹的浑名）是队里的五保户，五保户的东西应该归公。”
红红反驳：“五保户只房子归公，是哪一个说园里的树也归公？”
“你又不相信，你看，要不是喜喜当队长，你看有没有人管？”
“管个屁！前几年，我文双叔就把三犟的桌子拿回去了，那时，不是喜喜的队长，看没有哪个管呀，未必个大桌子还不如这些柴禾？”
我笑道：“莫争，莫争，照道理，我三舅爹一死，就都是队里的东西了。但队里，哪个又把这些柴禾当数啰”。
说笑中，他俩催我快回去拿板车，让他们替我搬。
再等我回家拖板车来，天也快黑了。想想要留我吃晚饭，我说：“那不行，天黑之前不冲上大姜塆的坡子，摸黑上坡就更不好走了。”
想想见我执意要走，就一直把我送过了大姜塆坡子上面。要不是他帮着推，这大一板车柴，真是不容易上这个又陡又长的坡路了。
回到家，只有少数人家亮着灯，多数人家已经休息了。
第二天早上，不明真相的人说：“浩先生，你这就犯错误了，这全是砍的人家的树呀？”
“嘿嘿，是犯了错误，下星期天我还要去犯这个错误。你去吧？我带你一脚，保证你不用担心犯错误。”
“那好哇，那就癞痢跟着月亮走——沾光了。”
春环在旁边说出了实情，大家就说：“那是么样好意思去呢？这原来是你亲戚家中的嘛。”
这一两个月内，我的“生意”找着了，也有人管饭。当然，我每次去，也没什么感谢他，只能带几个鸡蛋。
有一次，什么都没有，就用杯子带了一杯子腌制的红辣椒，他还怪我不该总是带东西来。
自从到姚塆去挖了一两个月的星期日的树蔸之后，对那一带的“行情”也熟悉起来了。
沿途哪些塆里有树蔸子，也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直到将舅爹家的挖完了之后，我又在沿途的地方挖，一直挖到放寒假。
反正一天最少不搞百把斤，是不甘心的。平均下来，挖了两个多月的蔸子，也出去了十几天了，共无本起利搞了六七十块钱。
其实，将每月的零用一用，也只剩下二三十块钱的现金了。
放寒假前，我跟杨大塆借钱的学生说了一下，叫他们回去跟家长说好一点。就说连老师明年一定还钱。我就将三十块钱还给郑老师，下欠的也是明年再还。
家中又是分文没有，过年怎么办？
下湖挖藕卖钱过年，已经成了不是我一家，而是大家的习惯了。
柳暗花明
腊月中旬，算还好，队里分红，扣除借支，我家还进了几十块钱，再加上一直到腊月二十八还在挖藕卖的几个破毛角子钱，要谈过年，当然是可以了。
但是，开了年不喂一头猪怎么行？看来，这几个钱不能都用了过年。
一开春，就是1975年了。正月半一过，就又买了一头小猪。
星期天，不是去挖藕，就是去挖蔸子。可是挖蔸子已经大不如去年了。有时，一天只能挖几十斤，聚一个月的星期日的劈柴，一板车就拖到横店去了，也只变得上十块钱。
猪长大了一点之后，就去搞点猪草什么的，节省一点买糠的钱。
小菜是绝对不够资格买的，有钱也不行，那个钱与小菜无缘，把菜种好不买菜，也算是增加了一笔收入。
不能说总不吃肉吧，何况孩子不像大人能忍。要想吃少得可怜的一次肉，就靠卖鸡蛋了。
这样死困下去，再节约也不行呀！不开源，从何节流？
夏天的晚上，我见稻田里经常有成队的灯火流动，那是人们在捉泥鳅，黄鳝等卖钱。
怎么捉？我跑到田里去观察人家，他们是用的梳猪毛的铁梳子，这种梳子上的齿，都是用钢丝做的，又硬又锋利，将梳子绑在一个棍子上就行了。
他们说，没有梳猪毛的梳子，就用一把牙刷，再买十几根上被子用的特大号钢针，把针烧红穿在牙刷上就成了一个钢丝梳子。
用罐头瓶子装进柴油，安上灯管和灯芯，就成了一个夜行灯了。
夏天晚上的稻田，泥鳅、鳝鱼、青蛙都到田边来喝露水、透风、寻食什么的，见了灯，他们都不动，这时你只要将梳子轻轻地准确地挖上去，再一拿起来，小动物就一下子粘在梳子上去了。
接着你就把梳子在小木桶的桶沿上一磕，小动物就自动掉到桶里去了。
有的人都是在外搞一通宵，他们还背着一个笆篓，据说一晚上可以搞上十斤，卖上十块钱。
不过，这要有固定的买家，及时卖出去。因为它们都是用针刺在身上粘起来的，受了伤，容易死，死了就不值钱了。
连续捉了两个晚上，一个晚上弄了一两斤，因手下的太重，都死了，更无买家。就自己做着吃了。
不能卖钱也好，又无钱买猪肉吃，弄给自己吃了，也算又是节约了钱。
春环见家中的钱不节约，就还不了债，没法，就不冲工，到养殖场里去搬米虾。
这也不是个好事，她母亲也反对她干长。因为深更半夜，一个妇女在养殖场的鱼池内搬虾子，到处都是水，既不知深浅，又不识水性，一滑脚栽进水中，连个救命的人都没有。
白天去搬虾子，人家即使知道你是谁家的亲戚，也不让搬，他们怕你把鱼也搬走了。
她在那里搬了上十天，一大清早还要乘头班车到新华路万松园去卖。我在家中上学加带两个孩子。
她回来时，也没有带回多少现金，在穿戴上给孩子们买一点，她自己买一点，再加买了一双几年就想买的雨鞋。
但这些东西不买也不行呀。不能说将一切开支就停止，把人困死去还债吧！
就是这样自己对自己采取“经济封锁”的“残忍”手段，一年下来，学校里的补助，还了郑老师下欠的七十元。
卖的一头猪，还了杨大塆烧砖借的二十元和买红瓦借的八十元。自己挖蔸子，挖藕，鸡下蛋的钱就保零用。
再尽量不找队里借钱，看分红能不能分几个钱，聚着做屋。
1976年，先是周恩来去世，后又毛泽东去世，人们普遍都在为国家的前途忧虑。
我想，如果再不将屋做了的话，国家失去了主要人更穷，东西更难买，工价涨的更高，田里的收成一坏，屋不更难做了吗？如果不做屋，说不定到了那一天，穷得要将砖和瓦卖了，那也不是么稀奇。
要是狠着心将屋做了，再遇着穷困之年，总不会卖屋吧。这样一想，怕夜长梦多。
春环的心比我更急，她说，再过几年，砖都在淋雨的露天里放腐烂了。于是决定，今年一定要做屋。没钱，再去借，不就是一路这样借过来的吗？
队里也在为社员做屋想方设法，想买点什么便宜建材啊，拖点便宜沙呀，也是队里派人出去跑这些事。
一天，我听大家说“老党员”张国才弄到了几十吨石灰，很便宜，只五块钱一吨。而且还含火车运费在内，一直运到横店。
他们说，是武钢用过了一次的石灰，是干的，只是内面的石灰管不多，石灰的性质一点也不差，做墙完全是一样，只是粉墙的巴力要小一点。
我想，将屋的毛坯子做起来，能住人就不错了，还谈什么粉墙。这样便宜的石灰，正合我意。
张国才在队里收钱的时候，我也出钱买了四吨。要是买横店供销社的石灰，只够买一吨的钱。
果然，没过多久，石灰就运回来了，一车皮，下到横店火车站。大家就都去分石灰，上午半天，分到各家成堆，下午，各家就往家中运。
有钱的户，就去叫汽车，像我这样的户，只有用板车往家里拖了。队里只有两乘板车，大家都抢着用。
有的人家劳力多，就把力气不当数，往家挑。我四吨石灰，用人挑且不说累人，我哪有那么多时间？
于是，我又到横店搬运站去找我的老同学杨南清，他是搬运站板车队的队长，再加上他妹妹又在我名下读过了书的。
我去一开口，他问我借几乘板车，我说一乘就够了，不过要用两天，他说不要紧，用坏了也不怕，就怕丢失了。
一个下午，我和春环连走带跑拖了四趟。
除了用汽车拖的户之外，很多户都没有运完。晚上，又一家去一个人照石灰。
天没亮，我就在铁路边将铺盖东西一卷，上了一板车石灰，一个人拖回来了，再又去拖了一车回，才吃早饭。
今天是星期一，我只好去向陈文会请了一天的假。还有四五车就可以拖完了。
本来就拖着跑得很快，可铁路上的工作人员说：“你们昨天就应将货场退出来的，如果今天再不退出来，今天随时要到煤，煤一到，就要将石灰压进去了，那可是谁也挡不住的。”
一听这话，没拖完的人就跑得更快了。
卫卫上学去了，方方见我们是在横店做事，他也非要闹着去玩。出去玩是见鬼，铁路边反而不安全，孩子想要去横店吃点什么倒是真的。
他非要去，只好坐在空板车上带去。我们往回拖，将个五六岁的孩子丢在铁路边，他不愿意，我们也不放心，就又坐在板车上，就这样拉去拉来过板车瘾，也节省了几个买东西吃的钱。
好在搬运站的板车，上面都有很规格的板车盒子，再加上石灰又是灌的麻袋，再用衣服一垫，他坐在上面也觉得很好玩的。
这样一来，毕竟板车上带货又带人，怕万一孩子掉下来了，因此，拖着板车的速度想快也不能太快了。
如果拖不完，被铁路上的货压进去了，那就倒霉了。算还好，将这一板车拖回去，再来一板车就完了。
板车刚过彭家岗，天突然变了。我们就加快了速度，春环不能帮着我拉，只能在旁边扶着板子上的方方。
一到“飞机场”，大点子的雨开始掉起来了。干石灰怎么能见雨呢？只好猛跑，看能不能跑到陈榨塆，找人家借点什么，将板车上的石灰盖一下。
再往前跑，不但雨大了，风也大了，又是闪电，又是炸雷！不行，顾人要紧！
正好板子来到了陈榨塆大路边的一个公共厕所旁。三人的衣服也湿透了，板车上的石灰见了雨在冒烟、在膨胀。石灰胀破了麻袋，在往地上掉。
我一停板车，一下子将方方从板车上抱下来，三人躲进了厕所里。要不是麻袋上还搭着衣服，孩子的屁股都被石灰烫伤了。
石灰，让它去被雨淋，这也是无法挽救的事，我们大人，由于在使劲，也不感觉怎么冷。可方方不行，他冻得发抖。
春环一见，一下子冲出厕所，去向路边的那户人家借衣服。我看到厕所外板车上的石灰在往下流白水，也顾不得跟人家打招呼，冲出厕所外，去拉路边那个草堆上的稻草盖板车。
正在这时，我突然听到一声巨响，扭头一看，厕所旁的一棵大白杨树被吹断了，将厕所打垮了半边。我冲进厕所，谢天谢地，孩子无事。
我抱出方方，冒雨冲到那家人门口，方方抖得更厉害了。那家人家一见，拿出了红红绿绿、尽是女孩穿的一件棉袄，一件棉裤，才脱下孩子的衣服帮他换上。
幸好孩子没出事，虽然横店丢了几百斤石灰，我们也不觉得怎么可惜了。
石灰一运回，放学回家又有事做了。我就在我家侧边下坡处的个小塘上边，开始挖石灰坑。
虽说做屋时又要把石灰往上挑，但这里有个小塘，用塘里的水浸石灰方便一些。
再说，也不知道屋做在什么地方，石灰坑也就不好确定，就挖在这里，讨一点水近的方便再说。
石灰坑用两个放晚学的时间挖好了，又来用粪桶将石灰，一担一担地往下挑。
大家都说，这种石灰没有大石头渣子，可以直接和灰做墙，不用洗。见别人都没有洗，我就直接将石灰倒入坑内，再挑水浸。
本来计划得八十块钱买石灰的，这也得亏张国才为大家做了一笔好事。
有的人心不足、又自以为懂“行情”的人说：“‘老党员’的连襟是武钢的干部，这种石灰当垃圾运出来，武刚还要付运石灰的清洁费，这一下‘老党员’两头赚，发了。”
有的人凭良心反驳：“那是人家的事，你这么懂内幕，是么样不去搞一趟呢？恐怕你搞回，就不止五块钱一吨了。”
“我没有那个本事。”
“对了，我们都没那个本事，但也还是沾了光。”
这一段时间，学校里又在粉教室。原来，学校当初建校时，也是建的个毛坯子，内外都没有粉。
外面没有粉，不是诚心搞破坏的人，谁也不会扒砖开洞。
而内面不粉就不同了，墙上凸凸凹凹，不好贴东西倒是小事，严重的是开了不少的“小柜台”，特别是高年级的学生，将砖扒倒一块两块在里面放东西。
越拔越多，日久天长，你跟学生追究吧，他说是上一届就有的，或者说是桌子板凳撞倒的。
没法，只好临时用泥巴将这些“柜台”堵起来。搞得教室内要多难看就有多难看。
而且，像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墙要被弄倒，类似这样的情况，成了普遍现象。上级近来也在大会小会地强调校舍危房问题，学校才决定粉刷教室。
在教室粉刷没动工之前，我就多了一个心眼，我悄悄对张文华校长说：“如果完工后，有多的石灰、沙，千万不能给校外的人去了，校内也只我一个人今年要做屋。我也不要学校里送给我，还是照样给钱，只不过节约一点运费。”
“那可以，好事不是外人，当然是内部优先。假如没有多的呢？”
“没有我还要学校去买再卖给我不成？没有不就算了。”
“那就好说。”
果然，石灰没有多的，沙还要多三四吨。
学校一完工的第二天，付巷子的付华安就来了。他见操场上还有一堆沙，就找校长要买。
老师们也都知道我要沙，特别是几个民办老师，都叫我莫给钱，买点烟来算了。
见此情景，几个老师都说：“校长，这沙你不是答应了连老师的吗？”
校长反应也快：“那外单位的人是买不走的。连老师钱也给了。”
付华安还在绵缠，校长也开门见山：“你到横店一去，人家汽车马上就给你送沙来了。你之所以非要学校里的，无外乎是想讨个便宜。如果你们队里修仓库有多的东西，连老师去买，你也要买，你说，都是花钱买，谁应该优先呢？”
付安华也不是个胡搅蛮缠的人，忙笑道：“到底不愧是校长，好，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
由于建房的地基还没有确定，石灰，可以在水边挖个坑放进去，可这沙，放在什么地方好呢？
搬到家门口去，拆屋时又搬一次？我最讨厌劳二次神的，那都是有钱的人做的事。
正好也是一个星期天，星期一老师们一来都说：“连老师，你的沙搬到什么地方去了？”
大家又奇怪的问：“哪个学了雷锋的，将操场中间填上了一层土，这样，下雨时，操场中间就再不会有渍水了。”
王金汉和郑老师笑道：这你们就猜不着吧？连老师昨天忙了一老天，挖了苕大的个坑，将沙埋下去了。”
左祖奇笑道：“有眼的人总是有眼，一箭双雕。”
我说：“这叫穷人想穷办法。”
再好办，再只筹生活费和工钱，就可以做屋了。
现住一间屋，连岗拆回的有一间屋的材料，拆回的古皮很厚实，又都是千年不坏的好杉料，可以做门窗。
差大瓦条小瓦条，我就将自己多年前栽在河边的杨树全部锯回，用板车拖到张家大塆去加工成大瓦条小瓦条，秋谷一割，队里农闲了，我就动手。
拆屋也是个麻烦事。
隔壁的芙蓉嫂住的一间屋不拆，我这间屋在中间嵌住了，就无法拆。小炎哥出事后几年，芙蓉就改嫁了，房子空了一段时间。
后来，几个下放知识青年在里面住，知青回城后，房子又空了一段时间。前两年，王老中医搬来住看病，去年，王老医生回老家了，这房子又空着。
为此事，我去找芙蓉说了两次，她也不知道房子拆下来怎么办？两个孩子和她自己，都住在横店，今后，绝对不会再回塆里来。
这个屋竖着就是一间屋，拆下来不做，就成了一堆材了。见与芙蓉谈无效果，我又去和他的后夫夏子良谈了两次，也跟清山经常说，他们才将屋拆下来，靠在清山的屋旁做了一间。
芙蓉将屋一拆，她那个地方就腾出了两间的空地。如果我再一拆，这个地方就有三间屋的地基了。现在只做两间，今后有条件，还可以在西边加一间。
在这里已住八年了，左邻右舍都劝我还是做在这个老地方。东西是新的好，人是旧的好，互相也逢着了脾气的，又都是穷困之家，也不讲个什么高低。
拼尽全力
连姜石头和叶春梅夫妇也劝我们还是做在这里，热闹一些。因为我和春环，两个都是爱说爱笑的人。
我之所以不愿意做在这里，也是矛盾出在姜石头一家。因为我们从没得罪过他们，他们也不知道缘故。
首先是姜石头有五个儿子，孩子们打打闹闹也很正常，遗憾的是，姜石头认为他的孩子没有婆婆爹爹带大，五个孩子的成长都不容易。一旦他家的大孩子打了人家的小孩子，人家难免训斥他的儿子几句，他就不愿意。
当然，人家的小孩子被你的大孩子打了，人家一气，又不能瞎骂，也不过是大家都爱说那句话：“队长的儿子，那当然有狠哟！”
或者说：“你怕你爸爸的队长能当一生的。”言下之意，是说小孩子仗势欺人。
姜石头每每听到这样的话，要是开朗大度的人，反正自己的孩子欺负了人家小孩子是事实，就陪个笑说：“把个队长说成几大的个官哟。算了，算了，我过一会等他回来了，要打他的。”不也就遮盖过去了吗？
可姜石头不，非要和人家像要打架的一样，不依这句话，闹得以孩子的彻底“胜利”而结束。
鉴于姜石头这样的个脾气，我家的两个孩子，一旦与他家的任何一个孩子闹起来了，我们就像躲避瘟神一样，什么也不说，赶快把自己的孩子拉回来完事。
其次，是他家不习惯制家庭要用的小东西，有些不花钱，自己动手做的东西，他家也没有，要用起来，就去找人家借。借去用了之后，你不去拿，他家中的人是不会还给你的。
像那个搞把子的竹搞子，家家都有，连我这样的个小家庭也有两个搞子，有的人家，还有三个。
因为队里一分了草，大家就连夜开夜工搞成把子，拿到屋里来收捡好，以免草在外面堆着淋雨烂了。
可是，他们家没有，就向我家借。过了好多天，等他们家的草终于搞完了，又过了几天，再去他家要搞子的时候，找不着，并反咬一口，说叫他家的孩子还给我家了。还是到了过年，他们家清理室内卫生，才从把子房里找出来了。
这只是举的八年来不知多少例子中的一个，像这样小事，伤邻里和气划不来，但心里为此不免还是有些怨气。孩子们多了，太热闹了，也会影响到休息，我常还想些清静。
趁这次拆屋，我还是决定搬走。
当然，我找的理由，他们也信服，我说：“我住在新村时，门口有个好菜园，搬下来八年，一直没有个好种菜的地方。春环和两个孩子的自留地这多年也没分给我们。我想在塆子的最前面去做，好在门前搭一个大菜园。你们在罗园也好，在大坟园也好，都有好菜园。农村里的人，没有菜园怎么行呢？”
用这个理由，就掩盖了我们内心的理由。
在最前面选屋地基的时候，我母亲劝我和他们做在一起。
理由很多：可以节约一个山墙，两家同墙合屋做在一起，也显得弟兄亲热，孙子也让婆婆好照应一些……
我也有我不想做在一起的理由：我的两个孩子，再可以不要婆婆引了。孩子总是孩子，婆婆爹爹年纪大了，有时吃点什么好一点的东西，两个孩子望着，不给孙子吃，这叫人心里怎么好受？
给吧，人多没有好汤，都是五个做事的大人，也难得见到一次油水，东西也不是蛮多。
再说，夫妻间难免无口角，打个屁的争论让他们知道了，管也不好，不管也不好。
从长远的看，老人总是要死的，两个妹妹也总是要走的。如果清浩接了媳妇，这才是要永远同屋相处的，又怕妯娌之间有口角……
因此，我觉得住远一点，还更亲热一些。但太远了，又不好互相照应，于是，就只隔了姜国才家一户人家，紧挨着姜国才家西边选好了地基。
地基选好了，清浩就主持给我拆屋，我就去请福哥来给我帮忙，因为他是木工师傅，除了不花工钱外，最重要是不要我操心，他可以当全家为我计算着合理地用材料。
福哥说明天再来，目的是去为我借几个砌墙用的泥桶。
第二天早晨，我去横店买肉回来，清浩已叫来了人，胡师傅也在放线，准备破土动工。
我就对胡师傅说：“就齐着国才的屋的前沿放线，对整齐排成一排，好看些。”
胡师傅悄悄地对我说：“你妈说不能那样，国才家屋的地基高那么多，如果对齐，他家的屋脊对着你家的屋脊，他家的屋脊那么高，你家的屋脊那么低，就被他家欺住了，这不吉利。所以，你家的屋要向前一点做，那两个屋脊就错开了。”
我说：“这无所谓，讲么那些迷信啰。”
胡师傅说：“我在外做屋见得多，我们是亲戚，我还外了你？再说，下脚是大事，这是你妈托咐给我的，你不管，你去忙你的，我来放线。”
可把线一放，大家正要开始破土的时候，国顺回来了，他一见，说这样放线不好，房子进一个出一个不好看，他的想法和我的一样，但他不听胡师傅安排，而是找胡师傅死争，并叫帮忙的人不要挖脚。
胡师傅发脾气了，找来了我的母亲和国顺的母亲，让两个老人来评理。两个老人最终用迷信的一套将国顺的看法压下去了，国顺再没说什么，大家就开始破土了。
队里收午工，姜国才回来，一见我家挖的墙脚，大怒，暴跳如雷，并埋怨他母亲和三弟姜国顺是死人，这么大的事也不管，与胡师傅争吵得更厉害。
想不到的是，姜国才还小我四五岁，也是用的迷信观点来对待这个问题。他的理由是，我家的房子向前，把他家的屋欺住了。
胡师傅反驳：“你家的房子在东，是大手，浩家的房子在西，是小手，只有大手欺住小手，没有小手欺住大手的道理。大手把小手欺住了，如果小手的屋做得和大手一般高，就没事了。但浩家的地形太低，如果做得比你家一般高，那浩的砖就不够了。所以，他就用穷办法，把两个房子错开，也没事了。你瞎跳瞎闹闹个么事呢？你不管到哪个塆里去看一下，看人家是不是按这个传统习惯做的屋？”
国才这一闹，又不准大家挖脚。虽然大家没听国才的，但这样下去怎么行呢？
我这才丢下洋镐，去递烟，他不接，他以为我在求他，我也烦了，但仍压着火气说：“国才，既然屋做在一起来了，莫还没有开始就闹破了脸。你问你家国顺，看我的看法，国顺的看法，再你现在的看法，是不是一致的？不同的是，我和国顺讲的是好看，你就扯到迷信的一套上去了。既然你也相信迷信的一套，那也好，就按迷信的来。我不要你去看人家塆里，你去看冯书记那一排。冯书记家的房子在大手，下面九九家，黑子家，车武家那多的房子都在小手，小手的地形又低，你看他们的屋是齐整整地排列，还是出一个进一个？”
“我不跟你争，我说不你老师赢，你欺人太甚了！”最后一句话，帮忙的人都笑起来了。
我说：“算了，国才，我不说你有弟兄四个，你再找一下，塆里还有第二个姓连的吗？我欺你，这不是笑话吗？”
这时，还有姜国才的几个嫡亲叔伯的哥在给我帮忙，都说：“浩先生，莫跟他争，他老娘睡着了都比他明白些，也没有做声。他自己把喉咙都争哑了，不晓得是为么事？”
国才见没有人支持他，就说了一句犯众的话：“你们有酒喝就捧热卵子。”气愤愤的走了。
吃中饭的时候，姜国才的叔伯的二哥春云二老板说：“浩先生，你做屋是么样不喊国才来帮忙呢？”
“我昨晚喊了的，他说他上午要去横店买石灰做猪圈。”
“那国顺是么样也没喊呢？”
“我看国顺这两天一收了工就忙着做猪圈，怕耽误了他。”
春云等人边喝酒边笑着说：“可能问题就出在这里，国才前年给你做砖，帮了上十天忙。这次你做屋，他家兄弟几个，你一个也没叫，他当然心里不舒服。”
“你浩先生也是替人家考虑太周到了，他家现在又没喂猪，做猪圈又不是急事，你如果今天将国顺喊来，可能就没这回事了。”
“如果是这样，那就好说了，我明天再将他兄弟俩都叫来，反正挑石灰，挑砖不怕人多。”
“是的，是的，隔壁左右，并不是争吃喝，你不叫他帮忙，他以为你对他有想法。”
“对，对，这好办，今晚，我再在国才家去坐一下。”
做屋这几天，跟做砖比起来，我确实舒服多了，也比清浩做屋舒服多了。
清浩做屋时，我在学校上课，里外是他一个人操心。今天我做屋，就得了清浩和福哥。我只这里跑一跑，那里晃一晃，发烟和敬酒成了我的主要任务。
胡师傅说：“下午就开始下脚，估计半天脚可以下平线子，明天就要开始砌墙了，文牌的泥工师傅你谈好了吗？”
“我昨天去了的，他们是说明天早晨来。”
“那你今天下午还去一下，他们都在水文队做屋。多说两次，人家就不会误你的事了。”
我赶到横店水文队，文志松笑道：“不吃烟，不吃烟，又来了，你怕我们不去是不？老同学，你又是我弟弟的老师，那能误你的事的？”
这时，铁桥等人也望着我笑：“连老师，做大厦要我们去喝酒？”
“哎呀，谈喝酒是好笑，让你们受累。”
志松是他塆泥工中的个头，他问我要几个人，我说：“胡师傅叫我请四个。”
“那你随便挑，叫谁保证谁去？”
“那怎么好意思呢？还是你明天派来吧，明天一定要来吃早饭的呀！”
“好，好，连老师你回家去忙，要是我们明天不来，你就来把我们砌的墙推了。”
“不敢，不敢，你们慢点忙。”
我回来之后，胡师傅问我向志松要的哪几个人，我说：“我当着他们塆几十人不好叫，那不搞得难为情？点菜吃饭，一个大队都是熟人，那人家没有叫的人，不认为是瞧不他起。”
胡师傅笑着说：“对了，这回我们的连老师就长了眼睛了。你这是瞧得志松起，相信他不会派孬手艺的师傅来的。可是，清浩做屋的时候，你就不长眼睛了，你瞧不我起，我问着给清浩当厨子，你还不想要。”
“你的记忆真好，那是我瞧不起你吗？我是怕你受了累。”
“那不你上梁又不想要我当厨子？”
“我有么菜值得请厨子哟！就不是萝卜白菜……”
春环这时站在清浩门口喊起来了：“浩，人家都在做事，你就站在那里谈天，胡师傅就是喜欢你跟他鬼扯，他也好站着舒服一点。”
大家都笑，胡师傅也说：“好厉害的婆娘，官司打到我头上来了。”
下午，太阳快下山，脚也下平了水平线。
下脚有二十人，晚上，我又去叫了上十人，当然，将国才和国顺都叫来了，也是为了化解矛盾。
趁他们吃饭的功夫，我又去了一趟文牌队。文志松还没吃饭，在洗脸：“连老师，你这个人几过细哦，是么样这客气呢？”
他接过我的烟，叫我在他家喝两杯，我说屋里丢不开，他送我出门的时候说：“我自己也去，铁桥、志齐、四老，这你该满意了吧？就只我的手艺差一点。”
“别过度的谦虚，太好了，多谢你的亲自出马和特殊关照。”
“连老师，客气话就不说了，说句丑话，‘瓦匠，瓦匠，月出三丈’，明天早晨，不日出三丈，我们是不会去的。如果你再来喊，我们就不去了。”
我大笑：“爽快，爽快，就这样。”
我回来，他们还在喝酒。胡师傅说：“你跑到哪里去了？怕我们喝了酒是不？”
“对不起！慢慢喝。”我将去文排塆的情况说了一下，大家都听懂了志松是开的玩笑，都说志松这人是蛮就意思。
他这四人札成的一副桥子，是周围这一块手艺最拿帐的，不是跟他们很相好的人，一般他们只去两个人再带上徒弟一道去。
第二天早晨，小清和清风替我们买菜去了。我从照场的棚子里回到清浩这边来挑水，太阳还没有出来。
春环就叫我去文牌喊师傅。我气愤地说：“昨晚我说的话，你没听见？再去喊，人家就不会说你礼节周到，而在心里认为你是小人了。”
果然，我只挑了两担水，就看见他四人已经走出了塆子。
万事开头难。真正到了砌正墙做屋，反而容易多了。
做屋这一大摊子，清浩通过他自己做屋，也有经验了，就一切交给他去管。木工活这一小摊子，有福哥和彭显高就够了。
这两年，我进了学校，星期天回来自己也忙得要死，与彭显高交往的时间也不多，接触得少，矛盾就少。
以前的感情又恢复了，再加上我叫春环也看淡一点，别跟彭显高家的人太较真，春环也一直都跟金莲较好。
所以，老早我就跟显高打过招呼：“到做屋时，你再忙，也要丢下工夫跟我帮几天忙呀。”
他说：“那完全是应该的，你不喊我也要来。”
他当然心里有数，他家做砖做屋，我虽出的是力气，而不是技术，可一直是帮到底呀。
我做砖时，他病了。他即使不病，我也不敢叫他。因他一连续出几天猛力，肾病就犯了，不能起床了。做木工活，就不要紧了。所以，只喊了一次，显高就带着工具来了。
做饭的一摊子，那人就比做砖时多多了，因为是在清浩家中，全家人都在帮忙做饭，春环还可以一天几次到做屋的这边来看一下，忙一下。
看来，做屋我管不管，都不要紧了。
老少爷们
我问胡师傅，什么时候可以上梁，他说：“明天下午就可以上梁了。”
“这么快？”
“你只两间，也只要两万砖左右，除了几个师傅，队里还有六七把半瓢水的泥刀，两天没问题，你去办你的事。”
我一听，急了，就跟春环商量，她说：“你去跑你的，做屋你不管可以。”
我就赶快跟舅弟世想说：“你赶快给我回姚塆去一趟，我不指望有这么快的，世红和世喜做砖时来累了上十天，明天上梁，要叫他俩来玩一下，喝酒倒是好笑，上梁不请他俩，长辈也要见怪的。”
世想准备回去喊，世想的好朋友姚富运也在我家帮忙，他说：“想想就不用回去了，你在这里，可以跟你姐姐做点能操心，当家的事。这不动脑筋，只跑路的事，我就去帮你接客吧。”富运就回姚塆去了。
我见还是刚吃过早饭，估计今天能赶回，觉得步行比火车还快些，就一气跑到了养殖场里。
由于事先都写了信的，说我要做屋。平子舅弟为我买了现时很难买的几条游泳牌的香烟，叔叔送给我一只小闹钟，家家送了二十块钱，六弟送了大几十斤鱼。
六弟说：“平子将烟买了，打信给我，是我去拿的。鱼是今天早上打网我买的。你信中不是说后天上梁的吗？我是明天准备给你送去的，信中没说准，家里这忙，还搞得你跑过来。”
我说：“那不要紧，有这么多东西，跑路也值。明天你全家都来玩。”
六弟说：“恐怕没时间，不过叔叔肯定是要去的。”
他见我挑着往后面走，一定要逼着我去搭火车，塞给我担子中两块钱。
我说：“家家送了二十，又不是没钱搭车……”
六弟推着我说：“莫扯，开走，早点走去赶车。”
我坐公汽到新华路，见天还早，下午四点的火车赶得赢，就舍不得花五分钱坐车到火车站。
再说，又怕把鱼和烟被车上的人踩坏了，就挑着往火车站走。
走了一点远，见一个商店卖的花花绿绿的水果糖。对了，差点忘了一件事，上梁不是要撒喜糖吗，算还好，钱也有。
可是，我一走进去买。简直把人气死了，无论我说了多少好话，售货员只卖给我两角钱的。
我就问：“整个武汉市，是哪个规定的买水果糖要票？你们又要凭票卖，是不是？”
“不要票。但目前无货，整个武汉市，只规定一次卖两角钱的，让更多的人都能吃到一点。我也不想跟你争了，不信，你再走一家。”
我也确实怕误了车，也不想争了，就挑着担子往前赶。
走不远，又有一家，我拿出十块钱：“买水果糖。”
我没说买多少，他也不问。他拿了十个糖，问我有零钱没有，我说那个钱都买糖，我没有零钱。
他说：“听声器你是黄陂人，不晓得规矩，一次只卖两角钱的，要是城里人，就会只拿两角钱出来了。”
我心里想：“下了地，果真如此。”
将他给的十个糖和九块八角钱一把抓在口袋里，回头挑着担子就走。
到了第三个店，但心还不死，丢五角钱在柜台上，喊一声，买水果糖，又是五角钱收进去，找三角，抓十个糖。
幸好从新华路到大智门火车站有几里路远。我就这样一路买过来。买到大智门，问服务员，说去横店的车还有个把多小时，我又挑着担子在车站路的两边走了一次。
见鬼，买了半天的糖，坐在候车室里一数钱，只买了六块几角钱的。算了啰，人家不卖，难怪我小气。
再说，有的人家在横店开后门，说起来买了几多几多，还不是撒糖时没有撒多少，只是那个意思罢了。
从横店下了车，一到家，一家人见了这么多东西，高兴死了。
两个孩子要吃糖，对不起，一人只给一个。我说了买糖的难处，清浩说：“算了，这不少，有两三百个。这还是好水果糖，比横店一分钱一个的硬塘好多了。”
母亲也说：“家家会做事，这个鱼买得好，做菜的有，全鱼也有，这鱼还用不完。”
春环说：“明天早餐中餐也弄点鱼给人家咽一点，就不是明天一天？上梁之后，还要叫胡师傅来打灶，还要叫福哥在这里给我做窗子，哪里有咽不完的啰。”
晚上，我和福哥照场子。
只一天，就做得平了垛子，我说：“做得好快呀。”
福哥说：“明天的进度慢些，脚手升高了，又是砌山墙，前后檐出线子也很花工。你今天不在家，估计石灰不够，我就和清浩商量，筛了一些细土和进去了。“
不要紧，那更好，节约一个是一个。砌山墙再就不兑土了，不够我去找长生哥借，我先跟他打了招呼的，他同意，他的石灰坑就在我屋后边，仓库门口的那个。”
我又问福哥：“能不能去桃园找四叔买几十斤肉？我再没有肉票了，一时到哪里去搞这么多肉票呢？”
福哥说：“我和你明天早上一起去，照说没问题。”
福哥心里想着买肉的事，将我喊醒，他说：“启明星出来了，快天亮，快走，不然肉卖完了。“
我立即爬起来，叫开清浩家的门，拿了钱和装肉的东西就走。
没有月亮，路上很黑，有几个地方我还搞不清，是福哥在前面走。
我说：“这里的路，你怎么比我还熟？”
福哥说：“我去找过了他的。塆里连有麻子叔是个瞎子，这条路他也熟哩。”
来到桃园食品点，里面的灯已经亮了，外面站了几十个人。
四叔一个人在解剖猪腿子，见我们站在窗外，向我俩一笑：“在外面站一下，我把这个腿子下了再开门。”我俩也没做声。
一进去之后，外面的人都看着我俩。
四叔说：“浩，狗入养的，还是在下新集来了一次，这回是么样舍得来呢？”又说：“传福，我手没空，烟在那里，你们自己拿着抽。”
福哥说：“不管，不管，你老忙。”并向四叔讲明了我的来意。
四叔问我有几桌客，我说四五桌，他叫我莫慌，等他忙完了再说。
他将猪在案板上摆好了，对窗外的人说：“你们莫担心，今天不让大家白跑的，这是我侄子做房子。”
就再也不多说，下了一个尾部肉，一称，又加了一道肥勒条：“好，四十斤，有没有钱啰？没钱就直说，老子给你垫着。”
“有，有。”我给了三十二块钱，装上肉，刚说了声：“谢谢……“
他就挥手：“快回去帮忙，说留你们在这里过早，也是这个假话。”
还没有花上半个钟头，我俩就顺利地告别出来了。
回到家里，大家真高兴，胡师傅又要当厨子。在吃早饭的文志松说：“胡师傅，那不行，今天是山墙，只能我点人做。这是老板千百年的大事，那不是搞得好玩的，你怎么能开溜去搞后勤呢？你们两个胡师傅砌一个山墙。我们文牌的四个人砌两个山墙，你们队里自己的师傅，去砌前后檐的线子和屋内的间墙。中午上梁，下午上瓦。你胡师傅是掌墨的师傅，这活本来该你安排。”
胡师傅忙笑道：“谢谢！文志松师傅是个好同志，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铁桥也放下筷子笑道：“胡师傅有点板眼，旧社会的人，还会说几句解放话呀。”
“我么样只会说几句解放话呀，我还不是可以说长篇大论。”
春环又开了炮：“胡师傅，你早饭吃到口，又卖起嘴巴来了。等晚上人家都吃饭的时候，再让你站在堂屋当中作长篇大论的报告。快过来，过来，好让我捡碗。”
“哎呦，好厉害的阿庆嫂呀，我胡传魁不是你的对手。好，同志们，上跳板。”
叔叔送的个小闹钟，摆在清浩家堂屋的窗台上，做事，心里有数多了。
上午十点刚过，姚塆的姚世红和姚世喜的父亲就来了。两位老人见自己的侄女在这困难的情况下，也做起了红砖屋，也很高兴。
我问两位叔叔：“红红和喜喜为么事不来呢？”
“他俩去蔡桥帮忙去了，我们来只能吃饭，不能做事。”
“哎呦，怎么能这样说呢？就这样做个泥巴屋，也免得你们总是为我担心。”
春环一边递茶，一边说笑。上午十一点钟过了一点。养殖场的叔叔也来了。
到了上梁的时候，春环将水果糖拿出来，再三跟胡师傅说好话：“太少了，你千万不要开后门，撒下来让大家抢一下是个热闹意思。”
胡师傅这次神气地说：“你总是鄙我，这回要跟我说好话吧？我先把我的口袋里装满再说。”但他没有那样做。
将装糖的灰面袋子的口死死地抓在自己手上，生怕人家抢去了。来到文牌的四个师傅身边：“各位同志，今天，我受老板娘子的委托，叫我不要开后门，我赞成又反对。赞成的是，东西太少了。反对的是，只有文牌的四位师傅是客人，给他们开点后门，应不应该？”
“应该，应该。”
“胡师傅又作起报告来了。”
说笑中，胡师傅向他四人随手一人抓了一小把糖。
有的小孩想在胡师傅手中抢，胡师傅一下子就上了跳板，这时，几个师傅也上了跳板，搭着红布的屋粮上上去了，鞭炮响起来了，水果糖撒下来了，这边的人抢起来了，那边的人也抢起来了，前边的人笑起来了，后边的人也笑起来了。
胡师傅均匀地一把一把的往下撒，我站在旁边真感谢他。见到哪里确实有人没抢着，他又撒去一把，撒完了，他将袋子的口朝下抖着：“我是一个也没有留的哟，你们要没有吃着的人，就别见怪，替老板包涵一点。”
大家又笑到：“胡师傅又作起报告来了。”有的捡得多的人，就给空手的人一两个。
有人喊：“浩先生，这好的水果糖，是么样不多买一点呢？我还是吃的别人给的一个。”
我忙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汉口一个商店一次只卖十个。吃烟，吃烟。”
这时，清浩、想想，也忙着给大家发烟。
吃午饭之前，外公也乐呵呵的说：“什么都好，就是上的个梁太细了。”
胡师傅立即说：“细水长流，细水长流，梁太上粗了，后人爱粗手大脚……”
文铁桥师傅说：“胡师傅真是做报告的专家。”
“这不是作报告，这是说的做家的话。”
吃了午饭，姚塆春环的伯父说：“环，你这鱼、肉怎么弄呢？”
春环说：“刀切碗装，弄熟了算了。”
“那是么样行呢？又不是没有东西，给人家吃了还不好看，我来帮忙。”
“哎呀，大伯是塆里有名的厨子师傅，我还忙糊涂了，要你家帮忙，是么样像话呢？”
“你看你说的，亲侄女上梁，我做这一行的，今天又碰上了，不帮忙像话吗？”
春环的叔父一见，也挽起袖子，帮伯父打起下手来了。
这时，胡师傅从做屋的那边过来了，他对我说：“浩，你莫光只顾忙吃喝，再过一会就要上瓦了。布瓦那边好说，只上瓦就行了。红瓦这一边，不用油毛毡怎么行呢？”
我说：“不用，不用，油毛毡又贵，现在去买也来不及。”
“那不行的，那你堂屋中非用不可。没有油毛毡，一起风下雪，你堂屋中怎么坐人？那再贵，你也得赶快去买。”
这时，桂英嫂也在我家帮忙做饭，她一听，蛮热心快肠地说：“浩兄弟，我有一筒油毛毡……”
“算了，不要，今后混好了，再自己往上加……”
“不要，送给你也不要？搞得人难为情，这又不是我买的，是我们搬家回来时，从贵州原单位的工地上带回来的。”
旁边的人都责怪我，还不快感谢桂英嫂，人家从几千里路带回来的东西，你还不要。
桂英一见大家都夸她，没等我开口说感谢，她就回家去将一筒油毛毡扛来了。
屋上订大瓦条子的人说：“这还差不多，看做的个新屋，堂屋中不安油毛毡怎么行？”
人多力量大，人多办法多。
不一会，屋上又喊起来了。钉子快用完了！
这可是个头痛的事，横店汉口都没有公开卖这个东西，真不知一些人做屋是在哪里买的？这点钉子，还是清浩他家做屋多的一点。
正是钉子快用完，要歇手的时候，清浩端着一个木盒子来了，用钉锤撬了半天，才将盒子撬开。
清浩说，是他在立华哥家要的。敬荣姐说，就那样同盒子一起拿来用，用不完再还是将盒子钉好还给她家。
胡师傅说：“人家这才是办大事的，屋做了一两年，多余的钉子，还保管得这么好。你这再好，随么事都没有。”
我说：“不就是做的个造孽屋吗？怎么能和工人阶级家庭比呢？”
屋上开始上瓦了，也就是说，这再是最后一道工序了。春环叫我将晚上的客去安排一下。
我开始估计的是正客三桌多，再加上为我做屋间接帮了忙的人，送了礼的人，也不过四桌多一点点，再加上清浩的一家人，五桌绰绰有余，谁知，动笔一写，正客就差不多五桌了。
我只好跟母亲说：“如果将五桌的菜匀成六桌的，也拿得出手，但怕人家吃得不舒服。没办法，只好是我们自己人就都不坐桌子了。”
弟妹们都说：“把人家招待出去了比什么都好，只要不漏掉了客人，自己人，讲那些事做么事呢？”
席间，不少的帮忙的人都说：“浩先生这个人呀，舍不得在屋上加份量，却舍得在桌子上加份量。”
胡师傅说：“难怪不要我下厨的，手艺太差了。你看人家春环，专门请她大伯来下厨，这才是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
春环的大伯也出来说：“各位慢用，各位慢用，大家都受了累，菜做得不好，请包涵一点。”
胡师傅与文牌队的四位师傅同桌，他也在以我的身份向他们四位客套：“浩先生做屋也是太匆忙了，对你们的招待也不周，要是等两年，基础打稳了再做，就不至于像这样了，怪酒不怪菜，请多喝几杯。”
一直扯酒扯到晚上八九点钟，才散场。就是文牌的四位师傅共做了八个工，一共付了二十元钱。其余的人，都由队里记工分。
第二天，接胡师傅来为我家打灶的时候，菜是每样还有一点，遗憾的是烟没有了。
胡师傅又是滴酒不沾的人。如果连烟也没有，实在是不像话。
好在昨天上梁，拿刀子的师傅一人是发的两包烟，一包圆球，一包游泳的。
胡师傅也说：“开玩笑归开玩笑，没有烟算了，我的一盒游泳的烟放在家中，还没有吃，我回去拿。”
我说：“你这不是骂我吗？我去买。”
我就拉住了他。可我再到大队小卖部去一问，连大公鸡的也没有，就只有红花的，9分钱一盒。
胡师傅也笑道：“管它红花绿花啰，孬烟就多抽几根。”
胡师傅打灶，清浩帮忙做小工。
新屋是成功了，可屋内屋外还是乱七八糟。我这弄一下，那摸一下，也不知从何做起。
门是都做起来了，又没有安上，我就把福哥留下来了，叫他帮我把大门房门安上。
正在这时，小胡塆的叔叔做乡活转到门口来了。他见我做了新屋，大为高兴。
我将叔叔迎到屋，笑着说：“今后再来，就有歇脚的地方了。现在不能走，耽误了你老人家做活也是没法的，一定要在我这里吃中饭。”
“叔叔也笑着说：“那蛮好，传福也在这里，我也来帮忙做。”
这一天，叔叔和福哥两人，除了将门都安成功了之外，还给我做了一个长长的、钉在中堂墙上、好像春台的个搁板，除了好搁东西之外，也像个堂屋的样子。
叔叔又自己出主意，将地上丢着的零碎材料，给我做了一个大锅盖。
明天就是星期一，请了一个星期的假，再不能在家中呆长了。还有这么多事是一两天做不完的，只有靠晚上回来开夜工了。
分家后八年的奋斗，加上亲朋的资助，施舍，全队唯一的一户只做两间的红砖屋，成功了。终于，算是有一个“像样”的家了。
一场“蚯”梦
做屋请假耽误了一个星期的上课，星期一，我匆匆忙忙的来到了学校。
大家在做祝贺我的同时，都感到不好意思，我也感到不好意思。
大家认为，没有去给我帮忙，又没送礼；我认为，大家为我带了课，又没请大家去喝酒。
左祖奇说：“连老师，你那有意思啰！你只大我六岁，可你的伢已读了几年书了，现在屋也做了，可我还是光杆司令。”
“莫着急，慢慢来，都不是那样熬过来的。”
“再慢慢来，人就要进棺材了。”
几位老师也说：“说莫着急是劝人的，哪个不着急呢？要叫我现在去做砖，去做屋，想都没有想。”
话中之意不言而喻，民办教师只谈过日子，不谈结婚，不谈做房子。
民办老师们自己也有苦难言。在队里出工的社员，虽然没有一个月六块钱的补助，但他们有时间，不说搞么赚钱的事，那反正是都无路可走，就是喂猪，也大有区别。
有人喂猪贴本，有人喂猪赚钱。勤快的人，一收了工就去弄猪草，一年喂一头猪，就相当于民办教师一年的补助，喂两头猪，收入就超过了民办教师了，还有打鱼摸虾下鳝鱼的等等。
可民办教师，时间被限制死了。放暑假，要参加队里劳动或者参加集训学习。发寒假，只有几天过年的时间，一晃就开学了。
大家都觉得，这样苦下去，进也难，退也难。这样的艰苦日子，一拖一年，一拖一年。
等到后来，冯浩调回左港小学当校长，他试图改变一下老师们的困境。
不说是老师们，他自己都苦不堪言，他也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了，每月三四十块钱的工资，顾了这不能顾那。
队里要交工属户的超支款，因为靠他妻子陈金梅一个人出工，是绝对赚不回一家人的口粮的。一家人住在一间半的个土砖屋内，去了客人，只能坐在床上。要是有一桌客，就要拆开床铺，退出地方，才能摆一张圆桌。
就是从表面上看，一个堂堂的校长的面子也顾不住。烟，抽的是大公鸡的。穿的衣服，部队回来这么多年，打了补丁的军装，洗得发白，还在穿。
鉴于他本人的这种拮据生活，当然更希望改变教师的困境。
这时，上级也强调学校要勤工俭学。为了支持学校的勤工俭学，政策也明确规定，学校办工厂，不还税，为学校赚钱开绿灯。
也是在大会小会上讲勤工俭学的优越性，宣传勤工俭学的先进学校，宣传勤工俭学的诱人成绩。不说是报刊杂志的宣传，就是痛心的事实，也逼着老师们要勤工俭学了。
前几年，教导主任付坤义，因生病，他家中没钱，文教组也拿不出多的钱，无钱不能及时转院，四十九岁就死在横店医院里去了。去年，汪海波主任又生了病，学校里使尽全力，以组织上的名义去找公社文教组，去找县文教局弄钱，从县医院转到汉口医院，终因钱不多，也不及时，使三十多岁的汪主任死在回家养病的途中。
而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横店中学的英语骨干教师张老师生病，在同济医院一次做了八九个钟头的大手术，从胸口开刀一直开到小肚子下面，胸腔全部打开了，用了四万块钱，保住了张老师一条命。
后来，我们去看张老师，他解开衣服让我们看刀口，真是看得人惨不忍睹。可他用的这么多钱，全是横店中学拿出来的，因为横店中学的校办工厂办得好，也就是说多年来的勤工俭学办得好。
学校里能拿这么大一笔巨款去抢救一个老师的生命，那老师们平时的福利待遇，也肯定比下面的学校强多了。
难怪有些穷学校的公办老师也哀叹：“哪怕我们学校的老师死光了，也拿不出这多钱。”
有一年的冬天，特别冷，又下了雪。教室窗上的玻璃破了，也没钱装新玻璃，冷风往教室里灌。
这天早上，下了早自习，左港队里一个读三年级的小女同学来上学，我和付小双、文军齐等老师站在办公室门口的走廊里谈天气。
这时，只见这个小女同学吓得大哭，付小双老师一见，大呼：“火！她身上起火了！”
我们奔过去，她哭着向我们跑来。
付老师一下扑上去，将这个女同学按在装满了雪水的沙坑里，我们三个老师向她身上浇水，压沙，用手捏衣服，才发现她身上有一个断了把的小火坛，衣服掉到火坛里烧着了。
寒风又大，即使三人尽快将火灭熄了，但这个女同学已严重烧伤。在横店住院，又转到汉口。
家长要学校承认一部份医药费，理由是教室里太冷了，还有不少的学生带火坛上学，学校里没制止，也没对教室采取防寒措施。
学校里没钱，即使家长来求，来哭，来闹，也是一分钱都没赔。这些举不完的例子，逼得冯浩校长不得不搞勤工俭学，以解燃眉之急。
杨奉堤主任，是在汪主任死后调来的。
前几年，杨奉堤曾经在重一中学搞过勤工俭学，不知是办的个什么印染厂，听说后来就搞熄了火。后来，杨奉堤调回他们幸福大队小学当教导主任。
杨奉堤从报刊上看到外地搞温室无土育秧，就积极鼓动他们幸福大队的杨忠福书记派人去学习，杨书记就将他带去了。
回来后，幸福大队搞起了温室无土育秧。这一下可热闹了，幸福大队一下子门庭若市，公社领导带人来参观，在各大队推广，杨奉堤老师因此也有名了。
这样有发展眼光的老师，在很多学校都想要此人的情况下，被我们左港小学的冯浩校长将他“抢”来了。
今天，在学校的教师勤工俭学动员会上，杨主任说：他在报纸上看到养蚯蚓。我们老师们这些时也在报上看到了这方面的消息，只是没有他看的那么多，那么仔细，那么有研究。
他说：在中国第一个养蚯蚓的人xxx，是从日本引进的养殖蚯蚓技术。此人现在是中日蚯蚓养殖协会的会长。
蚯蚓现在是在科技领域新发现的营养品，它身上含的微量元素对人的健康一言难尽，好处说不完。
它可以制成饼干、罐头、药酒、饮料等，这种蚯蚓不同于一般的蚯蚓，外形和习性都不同。
他极好喂养，只要有牛粪，烂菜叶等食物就行了。繁殖也是惊人的快，有专门的地方回收蚯蚓。
如果我们发展多了，不愿意卖给人家，自己也可以收购别人的，收购起来之后，可以自己办蚯蚓制品厂。
现在，蚯蚓制品还没有投入市场，所有的人都是在想方设法的购买蚯蚓种，将繁殖出来的蚯蚓卖给别人，现在主要发财路子就是看谁买的蚯蚓多，繁殖的快，卖的多，谁就赚大钱？
等到社会上的蚯蚓多起来了，蚯蚓学会设在全国各地的分会，就着手办制品厂，到那时，谁的蚯蚓制品出售的多，谁就赚大钱了。
杨主任说，目前，蚯蚓特别贵，十块钱只能买一大菜碗。这一碗内不都是蚯蚓，都是牛粪，一碗内只有几条蚯蚓。
但这一碗繁殖一个月，就是几十碗了，也就是说，现在投资十块钱，一个月就翻几十倍。
我的天，这不是捡钱吗？杨主任再三强调，要快，他说他后天就动身。
按照赚了钱之后分红的比例，我们每一个老师就要投资，每人暂时出五十元钱，学校由于只提起20%的钱，所以学校就只能出车船补助费了。
蚯蚓种是到孝感蚯蚓分会去买，那里的情况，杨主任已去了两次摸清楚了，没钱人家不卖，买少了人家也不卖，一次最少是买千元以上。
说完了，杨主任首先掏出了五十元钱，冯浩校长也掏出了五十元钱。再接着，陈双奇、谭焕扬，张国裕，张超民等几个青年公办教师，都说中午回家吃饭，下午带钱来。
家庭刚发生火灾的青年民办教师张正方当场表态，他确实拿不出这笔钱，不参加。
杨主任劝：“小张，别持观望态度，我办事，是不会拿大家的血汗钱好玩的。错过了这个村，就没有那个店了。”
正方也无可奈何的说：“我不是观望，确实拿不出。钱是跟着钱走的，没有秤砣，就打不下那个枣，我又何尝不想投资呢？”
我回家跟春环一商量，她立即就在队里去借了几家，大家也乐意，意思是，蚯蚓买回传出种出来了，一定要优先卖给他们。
第二天，除了张正方，付正强两个民办教师外，都凑齐了。钱凑齐了，杨主任准备明天乘早班火车去孝感。
今天他又和大家紧张地筹建蚯蚓室，于是，又捡出了一间房，翻上地平，墙上的洞经过填补和重新粉刷，还买来了一个猫子，因为老鼠特别喜欢吃这种蚯蚓。
放晚学时，杨主任说，叫校长明天下午放了晚学之后，组织几个老师，借一乘板车去横店火车站接他。他说孝感人家是用木箱子装的，很笨重。
早上来上学时，老师们一天都在谈论这事。有的老师谈乐观的前景，有的老师谈会不会亏本。
下午来上学的时候，我们几个男民办老师将牛粪也弄来了，谭焕扬老师还从横店市场上捡来了一些烂苹果。
晚上，我从队里借来了一乘板车。徐延兵，张正茂等人心情都很迫切，表示要一起到横店火车站接货。
一路上，大家议论不停：“今天杨主任能不能买到啊？”
“千把块钱？要买多少？这一板车拖得完吗？”
“拖不完就做两趟，把两个人照着，其余的人拖回去了再来拖。”
“穷了这么多年，再看有点指望没有？”
不一会就到了横店火车站，问车站的工作人员，说去汉口的短票客车快到了。
等了一会儿，火车进站了。我们跑到最后的一节货运车厢，杨主任正准备往下搬木箱。
冯校长掌握着板车，我们几个人爬上车厢，我问：“还有呢？”
杨主任答道：“就这两箱。”
“就两箱？我们还以为一板车拖不完哩。”
“那还得了，那又不值钱哩！”
我往下搬的时候，徐延兵赶忙伸手来抬。我双手使劲一端，谁知，根本没有一包谷重。
延兵笑道：“怎么？一个人端得起？”
他再回头一看，张正茂也端起了一箱，向车门口走来，杨主任和冯校长接过手，放到板车上去了。
我们好奇地将板车拖到了车站门口的电灯下，想先睹为快地看看是些什么样的蚯蚓。
打开盖子，用手一摸，是干不干，湿不湿的掺和了细土的牛粪，扒了几下，才看见几条红色的细蚯蚓。
我问杨主任：“这么小，一碗不说上千，也要装大几百条，那得多少才能做成饼干哟？”
杨主任笑着回答：“全部用蚯蚓做饼干，那高的营养，人吃了受得了？饼干还是以其它原料为主，只是在里面加一些蚯蚓的成分。”
大家用手扒了一会，看到了一些蚯蚓。连冯浩也笑着说：“这当然卖的人发财发得快呀，花了千把块钱，买回来的实际是两箱牛粪。”
杨主任又说：“回去喂养一个星期再看，你们再看它能繁殖多少？那真是快到惊人。”
我说：“那我们何必等一个月后再卖呢？回去后，就牛粪和烂菜掺多一些，过几天就开始卖，抢先将本钱卖起来再说。”
“对了，如果有人要，明天就可以开始卖。”
大家边说边走，冯浩仿佛看到了老师们在大把大把地分钱的前景，高兴地说：“走，到餐馆里去吃晚饭，赚钱不怕吃……”
徐延兵立即接腔：“折本不怕细！”
杨主任也立即接腔：“放一万个心，这折不了本的！”
在光明餐馆将酒一喝，大家谈得更高兴。
杨主任说：“老冯，要是分了红，首先要把你这件打了补丁的军装换掉，让它进博物馆算了。”
“还顾衣裳？到那时有了钱，要先顾房子……”
“是的呀，要是分的钱能做房子，就得了。”
我也说：“你们做屋，我再将屋装修一下，照说没问题。”
一直到回来的路上，夜风一吹，本来喝得不多的酒也醒了。
徐延兵又冒出了一句：“我们刚才的如意算盘，该不是兔子还没有打着，就要煮得吃烧得吃吧？”
我也期望地说：“兔子一定要打着就好哦！”
第二天上学，老师们可忙开了。
一下了课，没有课的老师就自动的到蚯蚓时帮忙锤细土，掺牛粪，捣烂菜叶烂苹果，将砖码成一格格的方块，将买回的蚯蚓分到一格格的砖池内，再撒上牛粪等拌好的食物。
还有过细的老师，将一个方格里的蚯蚓数了数，看过几天，他能繁殖多少？
将蚯蚓房搞妥当了，杨主任又布置写广告，广告上要写清蚯蚓的经济价值、饲养方法，并写明最少要一次购买二十元钱的方可出售，明天就开始出去张贴。
在家中上课的老师包班上一天，出去贴广告的老师，两个人一班，小塆子贴一张，大塆子贴两三张。
为了不走相同的路，八个老师按东南西北，一直向前将广告贴完为止。
第二天，我和张正方一班，从文牌塆开始贴。负责贴新春、建华、红寨等几个大队。
我和张正方贴着谈着：“不知贴出去之后，有没有人来买？”
“如果要是有人来买的话，那还要排队买了。”
有人看了广告之后问：“到时候我们喂养出来的蚯蚓，你们左港小学不回收怎么办呢？”
正方说：“我们的担心与你们恰恰相反，我们怕你们不拿到我们学校里去卖，因为你们喂出来的蚯蚓，在家中不出门都有人买。”
这样一解释，有的人放心了，有的人感到不可信：“哪有这好的事？花二十块钱买，不到一年，就可卖上千块钱？”
我们贴到了红寨大队，遇到了公社干部林家荒，因他在新春大队住了几年队的，就住在我们左港队的彭显波家里，当然很熟。
见了面，他就说：“连传浩，你们学校里先走了一步，这是一个好门路。”
他塆里的两个老爹爹见林主任在很熟悉地和我们讲话，就说：“家荒，那上面贴的是么东西？”
“哟，是二爹，我来代老师们给你老宣传一下……”
林主任讲的，比我们在广告上说的还要好。
广告一贴出去之后，张黄塆黄望安的弟弟来买了二十元钱的，新村队张国才的女婿铜刚来买了四十元钱的，我们左港队的姜才栋买了二十元钱的。他们都说杨主任太给少了。
铜刚对姜才栋说：“你二十元钱买那么大的两碗还嫌少了，你看我，买四十元钱的，就是牛粪比你的多些，碗里的蚯蚓，我看还没你的多。”
临出蚯蚓室，他们三人还在说：“这哪里是买蚯蚓呢？蚯蚓比金子还贵些。”
杨主任也笑着解释：“过些时，等你们蚯蚓再繁殖出来，卖给我们学校回收的时候，恐怕比这还要贵。”
下午，红寨大队林家塆果然来了两个小伙子，他们没有谈贵贱，十块钱一碗就十块钱一碗。
但他们在没有交钱拿货时，极不放心的反复问：“到时候，你们学校不回收怎么办？”
杨主任解释了，冯校长又来解释，最后，他俩才一人买了二十元钱的。
接下来的时间，人们是断断续续的来买，来买的人，都说太卖贵了。
杨主任说，不在买多少，只在乎你回去喂得好，就繁殖得快。我们为什么只卖二十块钱两碗，而不卖五十块钱两碗，这就是优惠。
见来买的人与我们预料的不相符，不说是站班买，就是一天能卖十几个人，不几天就可以将本钱卖起来。
可是，人越来越少，有一天，还一个人也没有来。
这一天，我心血来潮，在办公室的黑板上写了一句“牛粪激励人奋，蚯蚓别成秋梦＂。
谭焕扬他们几个年轻老师见了，大笑。
付志强老师也说：“有意思，一褒一贬。”
杨主任进办公室来，朝黑板上一看，立刻笑着擦掉了，他说：“自己不能泄气，要是被人家来买蚯蚓的看见了，那还搞鬼！”
已过了半个月，离本钱还差二百多元，喂的个猫子，也死了。
这天来了两个四十多岁的农民，他们说是从木兰山来的。手上还拿着一份广告，广告确实是我们学校贴出去的，是杨主任写的一份，广告还有个标题：《喂小虫赚大钱》。
两个来人并不急于买我们的蚯蚓，而是问这问那，问得非常详细，也很认真。
他们最后开门见山的说：“我们不是买回去喂养，是买回去卖的，必须把相关情况问清楚，并拿有把柄，我们才能转手将你们的蚯蚓卖出去。我们今天来，一人至少要买一百块钱的。但我们必须看你们的蚯蚓制品厂，哪怕还在筹建之中也好，我们要看一看，我们才能回去拍胸，向买的人负责，还要给我们一份盖了公章的合同书。”
这一说，可出了难题。两个人在学校各个教室转了一圈，说我们学校根本不可能回收，更没有制品厂。
只怪杨主任也是在广告上太说好了，他要是不说办制品厂，就没有这种麻烦了。来人说没有制品厂也可以，那一定要一份合同。
杨主任说：“我们在孝感买了那么多，也没有合同。”
这样一来，来人就不满意了，他们说那就不买，但被我们学校的广告害了，耽误了他们一天，又花了车费，被我们学校骗了起码要付他们一天的工资和车费。
这时，老师们都生了气，冯浩说：“我们的广告最远也没有超过十里路，怎么贴到你们木兰山去了呢？你这分明是从附近塆子撕下来诈钱的。”
这一说，来人也不顾一切了：“要争，就把问题争个水清鱼白。你们当老师的是血口喷人，这张广告，如果说不是在我们村撕下来的，你们去两个人在我们村里调查。就拿着这张纸去问，看是不是在我们村里贴了个把星期。”
说这话的人，气得脸色极其难看。恨不得跟我们打架。
久闹不休之际，我对他俩说：“听口音，你们是县北的人不假，但我们从来还没有见过不买东西，还要卖东西的人付路费的道理。你们不买，只怪你们疑心太重了，这怎么能办好事呢？算了，别多扯，回家吧。你们总不至于为了要路费，背个叫花子的名誉吧。”
两人一听，愤愤不平地边走边骂我们学校是骗子，就离开了学校。
两人走后，大家才说：“看人家那神态，是来买蚯蚓的，人家还拿着扁担和袋子。”
“可那广告听口气是在他们村，怎么传那么远呢？”
“也许是我们横店的人走亲戚，出入对亲戚家的关心，撕下来带过去贴上的。”
“刚才就写个合同，还要卖一两百块钱的蚯蚓。”
“要是人家今后拿合同来兑现，怎么办呢？”
“照你那样说，那不我们这都是假的？都不能兑现？”
“那我也说不清楚，那是校长主任的事。”
事后，老师们在背后也产生了怀疑：人家要合同，是很正常的事，学校为什么不写？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
此后，就一直无人问津了。
又过了个把月，代课老师付月明的妈妈来要他儿子的代课工资。
原来，有一个公办教师请了两个月的病假。文教组叫我们学校自己请一个人来代课，付月明就来代了两个月。
现在，请病假的老师也来上班了，可人家的代课工资一直没给。付月明年轻人自己不好意思来，他母亲就经常来要。
这天，杨主任建议，赶快出手，将蚯蚓全部给付月明抵工资算了。
当小付的母亲再一次来要钱的时候，冯校长这回爽快地答应了，他要付月明自己来领钱，说小付与学校还有手续。
第二天，小付上横店，顺便来了。
杨主任关照地对他说：“小付，好事不是外人，见你在校一两个月，工作也很认真，学校的蚯蚓就全部作工资给你算了，你拖回去之后转乡。只因我们学校也是太卖贵了，你可以便宜卖，或赊给人家。随便卖可以卖几百元钱，付你七十元工资绰绰有余。我这是说的关照你的话。如果你不要，我明天就叫我塆里的一个人拖回去。”
付月明一听，笑着说：“好，好，我回去拿麻袋，借板车。”
没过几天，报纸上，收音机中都宣传开了，说别盲目饲养蚯蚓，蚯蚓的营养价值还在研究中。中日蚯蚓友好协会一说，子虚乌有。
这一消息的公布，使学校两位领导尴尬万分，好在及时做了处理。
民办教师都背后议论：“杨主任好像听到什么风声？这一下，可把付月明害苦了。”
“我们投资的钱怎么办呢？”
“还是张正方，付志强有远见。”
“蚯蚓是杨主任一个人去孝感买的，也不知内情。”
“校长跟他的关系也不一般。”但是，当着他俩的面，谁也不提此事。
冯浩也知大家有情绪，就在会上说：“……优先将民办老师的五十元钱退给大家，公办老师中有家有口的也退。不过要请几个公办老师中的快乐单身汉发扬一点风格，学校现在没钱，一学期也快完了，下学期一开学就退给你们。如果你们几个觉得这样对你们不公平，那就只好都等到下学期再一起付。”
会场上沉默了，难堪的沉默。我站起来说：“时间不早，该回家吃晚饭了。谭老师，我跟你个人打个商量好吗？”
因为我跟焕扬关系较好，相信他会顾一点面子。他立即说：“不存在商量，你的要求，我照办。”
“那好，痛快！我的五十元退给我之后，我匀二十五元给你用，你下学期发了，再还给我，好吗？”
谭焕扬笑着说了一句粗话：“扯鸡巴揩屁股，费两次手脚。”满场一笑。
谭焕扬又接着说：“人家连老师这么说，是怕学校领导为难。我们也不是不讲理的人，这五十块钱退给我们也用不了一生。只是校长刚才说的，心里是不舒服。蚯蚓折了本，我也不说半句怨言，只是将我们几个人的钱下学期再退，应该先跟我们通个气。再说，如果我们不同意，都退不成，这无形地搞成了大家怪我们不受商量。所以，我们只有用沉默表示反抗。”
校长平时开玩笑的时候，总是说谭焕扬是他的干儿子，这时，忙走过去，向谭焕扬递着年轻人看了就恶的个大公鸡烟，笑着说：“好，好，老子错了，向你道歉，还不行吗？”
大家也笑着说，算了，算了，散会。
一场闹得沸沸扬扬赚大钱的养蚯蚓，就这样成秋梦了。
左突右冲
一晃一两年，再没谁提勤工俭学了。可横店中学的校办工厂依然搞得红红火火，有些队里，还悄悄开起了酿酒作坊。
做酒，是国家明令禁止，只准国营单位做的一个行业。由于其利润可观，酿造不太复杂，有些穷得没法的小队，就瞒着税务所，管你有关单位抓不抓，就办起来了。
新春大队的张黄小队，曾在“四清”运动前做过了酒的。后来搞运动，被关门大吉了，还整了小队的有关人员的。
今年，张黄队的队长等干部，都是新上任的年轻人，他们认为，社员们穷得无路可走，做酒又不是搞什么黑市买卖，能犯几大的个法？
到时候，政府不让做再说，就将停了十多年的做酒又开张起来。
张黄队有一个社员，跟队长有很深的宿怨，为了图一时泄私愤的快感，就一封告密信写到公社办公室，做酒的一应俱全，都写得一清二楚。
公社就不费吹灰之力，派人来连锅端了，很多做酒工具也打垮了。
过了不久，冯校长又突发奇想，生产队里不准做酒，学校里勤工俭学应该可以做，因为学校办工厂是免税的，是受政策鼓励的。
吸起前两年的教训，这一次，冯浩就没有在会上做统一宣传，只是自己个别的一个人一个人的问。
做酒的工具，冯浩也去问了张黄塆的，队长说没有打破什么，只是打垮了，还是可以修好。
但张黄队不卖，说这次不是有“内奸”，他们不会关门。以后有机会，他们还要做。如果学校里要做酒，他们同意将工具借给学校，花不了几个钱，就可以请一个圆木师傅来修好。
冯浩说，工具借好了，只愁房子。学校里又抽不出空房子，即使有空房子，学校里又离挑水的地方太远。
冯浩就问我，能不能将我的两间屋退出来，叫我搬到清浩家去住，今后赚了钱，就在水近的地方做一个酒作坊。
前年没有参加养蚯蚓的张正方和付志强，这也一次是一反常态的显得很积极。
付志强说，这比养蚯蚓不同，这是自产自销，只是以学校的名义，个人拖谷来做，做出的酒各人拿回去卖，又不要任何管理人员，学校又不提成，再说，打闹台用的钱，学校里包了。
张正方也说，他爸爸会做酒，又不收大家的工钱，负责把我们教会，让我们都是师傅。
眼看我也答应了让房子，冯浩才在会上说：“……现在不参加的老师，如果你见老师们做酒赚了钱，我们随时欢迎你中途加入，这次，又不收大家一分钱的投资，开张的工具，都是借的，点把修理、购置的小开支，由学校里垫了算了。”
不要大家投资，这个心理压力就小多了，于是，除了女老师和双职工的公办老师因家中没有谷外，都参加了。
利用放晚学和星期日的时间，大家动起来了。我说服了我母亲，忙着往清浩那边搬家，大家就忙着到张黄队搬东西，到横店去买箩筐等小工具，到粮店去买谷壳，我的家中，一下子塞满了。
正当再进一步，请胡师傅来打做酒的扯火灶的时候，清浩由队里派出搞副业回来了。
清浩一见这情况，就立即劝我：“你怎么考虑问题这么简单？你又不是没见过做酒的，那是最容易损坏房屋的。一天到晚屋里的汽水，材料容易腐烂。再说住一月两月还勉强挤一段时间，住长了，你家住一间，我家住两间，这怎么住的下去呢？趁现在你们还没打灶，赶快另想办法，你要是不好意思出尔反尔，就说是我回来之后不同意你们搬过来的。”
幸好这几天胡师傅也被人家请去做屋去了，我正在犹豫不决的如何向校长表白的时候，左正喜到学校来了。
前几年，因冯书记年龄大了，没当书记后，是和我同龄的左正喜当书记，他一到校，脸色很难看，大着个声音说：“浩先生，你们搞的么名堂呀？是哪个批准你们做酒的？”
我说：“你喊哪个浩先生？”
“管他哪个浩先生，是哪个准你们做酒？”
正问着，冯浩进办公室来了：“左书记，这事不与连老师相干，是我叫做酒的。”
左正喜更有气，声音也更大了：“你批准的？你大些？……”
冯浩也不耐烦了：“你这人，讲个么大些小些呢？不问青红皂白，你来的目的是什么也没讲清楚，就问起年成来了。”
“没有么目的，不准做酒。民办老师要做酒的，你给我回队里去出工。公办老师要做酒的，你给我到别的学校里去做。”
双方互不相让，话又说得急，一个以大队一把手的语气，一个以学校，一把手的语气，争得不可开交。
我也顾不得已经打了上课钟，还有我的课，就拉着左书记往外走：“莫毛，莫毛，到冯书记那里去坐一会，我将他们再喊到冯书记家去说，在这里吵，影响不好。”
徐延兵一见我在劝，他是抽烟的人，赶忙过来递给左书记一支烟，陪着他向冯书记家走去，他还回过头来说：“搞邪了！传浩，你马上将他们喊来开会。”
冯浩还要顶，被我转身将他推回办公室去了。
陈双奇，谭焕扬几个公办年轻老师说：“就不是个大队书记，有么了不起？搞得吓死人的。”
我说：“管你们管不住，管我们这些人，可是现成的。”
我问冯浩：“怎么办？去跟他理论的时候，再莫吵。”
“我不去，你们几个人去应付一下。酒，我是非做不可的。”
我们来到冯书记家，只有冯书记的妻子因不舒服，在家休息。
左正喜见冯浩没来，还在气愤地说：“他是么样不来呢？”
我忙说：“都在气头上，是我叫他不来的，以免又在人家的屋里吵起来了。我们几个人都来了，你有么话就说吧。”
“是冯浩叫你们做酒的，是不？”
“不全是他，我们大家都想做。”
左书记一见在座的都是民办教师，付志强跟他是好朋友，我也跟他是同龄人，才语气缓和了一点：“不是我发脾气，你们这样的糊涂脑筋，莫把学生也教糊涂了。特别是你们这几个，怎么能去跟着起哄呢？出了问题，他们公办老师可以调走，你们呢？往哪里调？”
付志强笑着说：“那出个么问题呢？又不犯法。”
“不犯法？你们以什么名义做的？”
“学校做的。勤工俭学，以校养校，减轻学生负担，减轻大队负担……”
“是这样吗？你们还想隐瞒，真是不到黄河不死心！何况你们隐瞒不住，就是瞒住了，今后的纰漏还大些！学校做的帐呢？收入的钱呢？钱的开支呢？今后再来一查，你们以公家的名义，以勤工俭学为幌子，私人做酒，这比张黄塆的性质还严重一些。
张黄塆还是真正的集体做酒，都搞得端了锅也下不了台，要不是我写个保证书，要死罚他们队一下。你们凭良心说，这怎么哄得过去？
是学校勤工俭学，可酒作坊是在离校那么远的私人家里，就是大队装聋作哑不管，人家社员群众也要举报呀。
人家在队里出工，有一分钱的补助吗？你们人心不足，还要偷着做酒。
你们去查一查，看全公社全县有哪一个敢私人做酒的。就是国营单位做酒，也是按利润还60%的税。
我今天只说到这里，刚才，我是不准你们做酒，现在，我也无权限制你们了。
你们要做就做吧，反正我的话已经说清楚了，出了问题，了不起牵连到我这个书记不当，照说不会要我去给你们顶罪。
好了，我还要到文牌队去有事，你们去上课吧。”
左书记从前门到文牌去了，我们从后门走回学校，文志炎说：“又下了地，轻易不偷人，一偷人就遇着个不把钱的。”
徐延兵，付志强都认为不能做了。我心想，也好，以免说我舍不得房子，而得罪了人。
回到学校，大家七嘴八舌地将左正喜的话说了一遍，冯浩就问：“那你们做不做呢？”
大家又用沉默表示了不做。冯浩极泄气地说：“人心不齐，难办事啰。”一句话，算是证明他也同意不做。
此后，老师们去横店开教师会，一听到会上说到“勤工俭学”，就摇头叹气。
一直到改革开放，分田到户后，学校的勤工俭学，才盼来了柳暗花明又一村。
冯浩由于家中太窄，三个孩子都长大了，都在读书，不说做屋，过生活都难。只好夫妻二人搬到学校里来住，三个孩子放了学，在学校吃饭，晚上就回冯畈家中睡觉。
为了维持生活，也不是不准私营的年代了，他就在校开了一个小卖部。为了照顾他的生意，多数时候，我就在冯浩这里买东西。
这天，我吃了晚饭，准备到冯浩店里去买些日用品，一进门，见冯浩正在和冯彻清喝酒，我一见，忙说：“老主任，这多年没见，稀客，稀客。”
“哦，连老师，你好，你好。”
冯浩也忙着加筷子，加酒杯，我忙摆手：“莫管闲，我吃过了。”
“吃了也要喝两杯，这不是叫你喝酒，这是学校的工作。”
“哈哈，学校里的工作是喝酒，那我就天天来。老主任，这些年在外还好吧？我怕你的儿子也接了媳妇啰？”
“再莫一口一个主任的，那是过了期的豆腐票。我的三个伢总在念你，前年，大儿子还给你写了一封信，他有时不听我的话的时候，我总是将你写的回信再叫他看。太远了，我们也没那个本事，大儿子结婚，连塆里我滴亲的叔父都没有把信。大儿媳就是你们学校里陈双奇的姐姐。”
“时间过得几快哟，四十多吧？”
“你怕说得，五十都出头了。”
左港来买东西的人，见了冯彻清，也忙着打招呼。
付车武笑着说：“你们三个人喝酒，怎么冒出四个人出来了？”
冯浩说：“那蛮好，你也来算一个。”
“不是那个意思啰，你们这两个人叫浩，两个人叫善育，不是四个人吗？”
经他一提，我们都笑了。原来，“四清”运动那一年，冯彻清是大队的贫协主任，冯浩是大队的团支书。而当时两个人的原名都叫冯善育，经常在会上因同名而闹笑话，当时又正逢流行改名字，为了工作方便，一个改名冯彻清，一个改名冯浩。
喝酒之中，讲完了多年没见的闲话，冯浩很快地谈到了正题：“刚才说叫你陪酒是学校的工作，我现在就和你谈工作吧……”
原来，冯彻清这次回来，是回来办厂的，是以学校的名义办厂的。
冯彻清所得的好处就是校办工厂属勤工俭学不交税；学校得的好处就是冯彻清将税款的50%交给学校；学校的老师，夜晚和星期日可在工厂加班赚工资。
总之，不要学校投资一分钱。
冯彻清当年，在大队的抛光厂当了几年厂长的。后因厂内的复杂矛盾，加上冯畈生产队也是个穷队，妻子又是个跛子，为了一家人的生活，冯彻清就全家投奔到当阳的一个亲戚那里去了。
家中刚做的四间红砖屋，也廉价卖给了自己的叔父。用他当时极度悲观的话说，再在外面混得不好，就无家可归，死在外面算了。
外面的日子，也不是那么好过。初出去几年，拼死拼活，又为那里的集体办了一个厂，刚刚有起色，赚了一点钱之后，那里的人见他的亲戚家掌权的人死了，就对冯彻清排挤、苛求，最后将他从厂里挤出来了。
后来，他就看透了，再不办厂，凭着在外跑了多年的关系，他干脆干起了只给人家跑业务，赚几个靠得住的钱。
改革开放后，跑业务的人就更好赚钱了。这几年，手头上也有几个钱，就想落叶归根，回家乡来办自己的厂。
因此，冯彻清就专程回了一趟家乡，与冯浩商量此事，恰逢被我碰上了。
我说：“这当然是好事，冯主任给我们学校送树荫来了，哪有有树荫而坐在烈日下的道理。”
冯彻清说：“我也算不上是个么树荫，还是靠大家。”
边喝边谈之际，他说他办的是一个椅条加工厂。椅条的原材料，他在汉口拖回，经过细加工，做成公园里靠背椅子上的一根根的木条。
只要将木条抛光，起线子，放眼子三道工序完成了之后，就可拖出去交货，不存在缺原料和销售难的问题。
材料拖回来，学校要腾出一个教室放材料，再将大队里停产后空下来的抛光厂租过来，挂上“左港小学校办工厂”的牌子，开始生产。
春秋大梦
一直谈了两三个钟头，我才回家。
春环说：“我怕你到横店去买东西了哩，又不讲脸去喝了人家的酒的？”
我说：“学校里这回真要办工厂了……”
春环没好气地说：“还要办母厂的？癞蛤蟆还屙得了三尺高的尿？”
我没理她，就昏昏沉沉的睡了。
早晨到校，冯浩对大家说：“我这两天到大队有点公事，我的课，就请班主任代一下。”说完，就和冯彻清走了。
我们民办老师，都认识冯彻清。冯彻清听说昨晚是到杨小塆他妹夫家去睡的，今朝匆匆地赶过来，在冯浩家过了早，来不及到办公室和熟识的老师们打招呼，就和冯浩走了。
大家都猜测冯彻清消失多年，今天怎么一下子冒到学校里来了？他和校长去大队干什么？
我见校长只说是去有公事，心想，还是不跟大家透露为好，也没理会这件事。
两天后，冯浩好像有一点“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感觉，他也再不搞个什么开会，中午休息的时候，冯浩就坐在他的小卖部里卖东西，老师们也常在他的小店中聊天。
这次，他用聊天的形式向大家透露了这一消息，并说：“这回再说可以成功，又不违反政策，又真正是收入归学校，老师们去加班就赚个工资，不去也不勉强。”
过了几天，冯彻清引来了汉口甲方的人，他的女儿亲家陈双奇老师的爸爸陈明波也来了，陈明波退休前是左港小学初中部的老师。
甲方的人去看了一下大队的空厂房，也看了作为仓库的教室，见学校又在公路边，交通方便，就由陈明波执笔订下了合同，双方在会上讲了话，全体老师也参加了旁听。
会后，冯彻清和甲方二人一起去了汉口。
第二天十一点多钟，满满两大汽车原料就拖回来了。冯彻清和冯浩叫我们卸车。一捆一百余斤，都是一米多长，整整齐齐的白木条子。
女老师扛不动，就在车上帮忙抬，车卸完了就开走了。
当老师们也要回家吃午饭的时候，冯彻清说：“老师们莫走，说话算数，不搞拖欠，卸车也好，装车也好，一次每人两块钱，今天卸了两车，每人四块钱，拿了钱再回家。”
大家接过钱，都说：“这才是办厂的样子。”
接下来的三道加工工序，冯彻清请的都是本大队的木工师傅，他们连家具都做成了功，谁还不会做这直通通的活呢？
再加上冯彻清亲自验收，只要不图快偷工，都能做好。所以，这第一批的两汽车货，很顺利地交出去了。
冯彻清也很高兴，他对我们说：“这活简单得很，只要你们想做，我准备过一段时间买两把电动手钻回，就更快了。负责你们干四个小时的工资，就等于一个木工师傅干乡活一天的工资。”
冯彻清的话，说得大家心里痒痒的。加工钱虽然没有能力赚，但一个月下来，我们每人也赚了二三十块钱的上下车的力资费。
一次，我们在开教学工作的教师会，冯彻清也旁听了，会开完了之后，冯彻清给我们发着好烟，我说：“冯厂长今天怎么这么客气？”
他说：“我一直没有功夫，有些事想和大家说一下，首先是交给学校的那个免税的钱，我想一学期交一次。这个白木条子，是我花钱买回来的。
由于我手头紧，你们看，厂里还停了几次工，这是因为没有可观的资金周转。
如果将赚的钱又投资进去，搞扩大再生产，利润就会更大，税率也更高，学校的收入也更高。
木工师傅的工资是记件的，不能积压，老师们的装卸费更不能积压，就是交学校里的钱，压到一学期付一次，请老师们能够理解。”
老师们都没有反对的意见。
腊月初，冯彻清对大家说：“这两车货送出去之后，我就再不带材料回了，以免压住了资金。我回来之后，就将学校里的钱付清。年内无日了，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他又对冯浩说：“过两天我回来将钱给学校后，你就再莫把老师们太卡死了，多发几个钱让大家过个年。”
老师们都笑着说：“冯厂长高，实在是高！”
过了两天，冯彻清没回，又过了两天，还是没回。
老师们说：“是么样一回事呀？”
问陈双奇老师，他说：“我爸爸在家中。这一次送货出去，我爸病了，是彻清叔一个人去的。”
快放寒假了，冯彻清还没回。有的认为年末钱难要，也有的人怒他怎么不回来见个面，也有的人开始怀疑：“他是不是在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冯浩说：“那不会。你怕他是外地人。没有根底的。”
焕扬说：“对，到他塆里去问。”
双奇立即笑道：“塆里去问个鬼，房子也卖了。”
冯浩说：“大家莫急，我们去几个人，到杨小塆去问一下他妹妹。他除了在我这里吃饭，就是在他妹妹家吃饭，睡觉也是在厂里和杨小塆两处。”
结果，我们去找冯三荣，她说：“我哥自那天送货走了后，一直没来。我哥是说过两天就要回的哩，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问他哥当阳的地址，我们好去信，三荣说：“今年一年我没去，我哥说他去年又搬了一个地方了。”
断线了，见问不出个什么名堂来，我们只好闷闷而归，大家只好说，等明年开学再等吧，他走时说得那么好的，哪里来的那么巧的事呢？
新年开了学，没来，过了正月半，没来，正月过完了，冯彻清还是没有来。
碍着陈双奇是这么抵手的亲戚关系，又碍着他和冯浩的友好关系，大家也不便说什么。
只是张超民，唐焕扬几个人开玩笑地说：“他还来看你，看你健不健？”
我劝大家：“孩子也没舍，套不着狼就算了。”
冯浩也说：“他这回要是撮白（方言：欺骗），就再真的没打算回家乡了。”
我们也有几个人分析：“只有傻透了的人，才想这个心思。放着稳稳当当的长远利益不图，为了几千块钱的小利而断了家乡的路，这是何苦呢？一定是另有原因。”
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一直是个迷。人，后来也一直没有回过，算是彻底失踪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也把他忘了。好在现在是联产责任制，分田到户了。
不上樟树上柳树，民办教师的工资也由每月六元逐渐上升到单干后的70元。再自己种点田，人勤快就还搞点其他小经营，也比在生产队里时强多了。
大队里的书记，也有左正喜换成了冯浩的四弟冯天六。
老师们都说：“大队里的一把手，学校里的一把手，是你们弟兄两个，左港小学这个破样子，再靠你俩改变改变了。”
冯浩也说：“我家天六接了这个差事，那对我是有压力呀！以前，可以推说大队不支持，这，再该怎么说呢？”
看来，他们弟兄俩，也确实在想为学校的改变而伤脑筋。
有天快放午学的时候，新春村的党支书冯天六和小吴村民组的组长吴仁清来到了学校，与老师们讨论关于校办工厂的问题。
“什么？又要搞校办工厂？”
“搞什么？怎样搞？在哪里搞？”
“谁负责？再不会上当吧？再不会失踪吧？”
“大集体时，左书记不准搞，现在单干，冯书记叫搞，形势真的变了。”
天六笑着说：“好了，大家别讨论了，先听我简单讲一下。我们这次是看准了市，办一个春秋椅厂。
吴仁清同志现在家中已办起了一个小规模的春秋椅作坊，已销售几批出去了。他在汉口有销路，今后生产得再多，他也有销路。
你们看，现在农村里，只有结婚的人家才买，一买就是四张，又漂亮，又轻巧，又不占地方，不坐的时候，靠墙一立。
今后，群众的生活提高了，不是结婚的人家也买，你们说市场多大？
村里已研究同意，将原大队的抛光厂无偿的交给学校使用，抛光厂破漏之处，村里马上就筹钱派人维护好。
目前美中不足的是，吴仁清同志进的原材料比较贵，将成本提高了。经过我和我大哥这一段时间的去调查研究，能买到比吴仁清更便宜的材料的也有人，这个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他就是我们学校的刘生惠老师。”
“哎呦，还有一个能人？”
“看不出，刘老师还路子不小。”
“左港小学还真的是藏龙卧虎之地。”
“再莫像以前那样，搞歪了呀！”
“说吉利话，说吉利话。这是我们自己的人办事，怎么会呢？”
冯天六又说：“老师们在高兴之余，也要有思想准备。我们是白手起家，为了赢得村民的支持，赢得政府的支持，收入必须先用在学校的公益事业，这是大前提。为了显示我们老师们为教育事业作贡献的精神。每人必须投资二百元……”
“哈哈，说了半天，三句话不离本行，还是要投资……”
谭焕扬老师的笑声立即被冯天六打断了：“钱是非投资不可的，我们集资办学是多渠道的。作为老师，不能眼睁睁地望着学校垮了。首先，是要我们自己想办法，然后，我们还要跑政府衙门，跑村民的家里，跑在外做生意的人。像今天来的吴仁清同志，我们也要向他集资，你吴仁清同志，不拿一千元出来，村支部里不会饶你一只胯子。”
吴仁清笑了，大家也跟着笑了起来。
一提到钱这个具体的字眼，冯天六问大家什么时候交，能不能突破二百元的时候，会场又沉默了。
不说突破，就是两百，也不是一个小数。对公办教师而言，得一个月的工资，对民办教师而言，那可得三个月的工资呀！
冯浩见大家沉默了，就说：“天六，我提个建议。我打算小卖部里暂时不进货，下午叫我家金梅回塆里去借，我投资三百元，看还有没有老师能突破。反正今天在会上，将人平两百元凑齐。有人多出，实在困难的人，就少出一点。这样做，显得我们内部亲热一点。反正投资多的人，绝对今后吃不了亏。如果比着脚作揖，就难得将此事办成了。”
冯天六见自己的大哥在会上说出去了，也就顺水推舟地同意了。
我坐在新调来的刚毕业分配的年轻公办老师彭荣兵的后面，他原是本校初中毕业的，家庭环境较好，女朋友也是公办老师，在重一中学教书。
这时，我发现冯浩站在前面将彭荣兵看了一眼，彭荣兵犹豫了一下，也说：“我也向校长学习。不过我要回去向我妈做工作。”
冯天六鼓掌，大家也象征性地拍了几声。最后的结果，钱的总数是基本上凑齐了。
没办法，形势逼人，不报，看样子是不行了，我也报了投资一百五十元。
接下来的时间，村支部果然派人在抛光厂打扫，并叫周围的村民不准在里面系牛。
学校里也派了两个老师到吴仁清的家庭作坊去当学徒，上午上课，下午去小吴塆。又专门将刘生惠抽出来去汉口跑业务，只等材料一拖回，就开工。
刘生惠的路子，其实是他姐夫的路子。他姐夫在学校里来玩了两次，想和冯校长做一种生意，结果没做成。他姐夫是江西人，脚有一点跛，不到四十岁。
江西井冈山的毛竹多，当地人用毛竹造纸（上坟烧的纸钱）。他姐夫说用汽车拖纸来让冯浩批发，不要冯浩拿一分钱出来，实在批发不完或变了质的纸，他可以拖回去。意思是，让冯浩稳赚。
冯浩认为，一个校长，又是在学校，公然批发敬神上坟的纸钱，名声不好，就婉言谢绝了。生意是没做成，但他俩从此认识了。
可能是此人总在缠着冯浩做其它的生意，也可能是冯浩觉得可利用此人门路广的特点，冯浩就将买便宜的春秋椅材料的任务交他去经手了。
之所以又牵扯到刘生惠，也是他姐夫提出来的。他说，他和生惠是郎舅关系，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也打消了大家的顾虑，即跑得了我这个江西和尚，跑不了刘生惠这个庙。
再一层关系，就是刘生惠和冯天六是从小学到高中的老同学，多年来，关系一直很好。冯天六有时来校玩的时候，也公开说叫大家将刘生惠照顾一点。
刘生惠是多次骨折之后，当时的大队委会被刘生惠的母亲缠得没法，抽他来当民师的。刘生惠的小儿子也是爱骨折，走路一不小心，倒在地上，骨头就断了，父子俩这一毛病，也确实将家庭整得够苦的。
但愿他这次跑业务能永远跑下去，把厂办好，办得像横店中学那样，他就更不会象在队里出工那样，常受到骨折的折磨了。
刘生惠受任之后，开始到汉口和他姐夫一起去购材料，开始的两个星期，他每个星期日回来一次，向校长汇报在外的情况。
可后一个月，刘生惠再没来校了，何止是一个月，他一学期都没来了。
这一下，办公室里可炸开了窝，只要课间一提到这事，大家就气不打一处来：“第二个冯彻清又出现了。”
以前，在背后骂冯彻清，是因为冯彻清是自己找上门来的，跟冯浩又是一塆，所以，大家就认为冯浩也是受了骗，不好意思当面发牢骚。
这一回，大家顾不了这些，就当着校长的面骂刘生惠了，当然，也是间接地骂了冯浩，骂了冯天六。
冯浩又何尝不气死？这不要紧，冯彻清家在外地，鬼也不晓得他住在哪里？刘生惠不同，到他家问去！
这一学期，左港小学是我当教导主任。冯浩被大家骂得气不过，就拉上我去孙刘塆找刘生惠妻子文金环。
不知去了多少回，文金环总是冷冰冰地说：“没回。”“不知道。”
我们悄悄地问孙刘塆的老人，有的说好像有几次，一大清早，他就从后门出来，上大路往横店去了。
老师们一听这话，气更大，他在打游击，这里面肯定有名堂。
冯浩的妻子陈金梅也说：“我们冯畈有一个人，有一次在汉口看见刘生惠坐在一个汽车的司机台里面，汽车一晃就过去了，汽车上拖一车用油布盖的货，不知是什么东西？”
几个青年公办教师忍无可忍：“老子们的钱给他在外面去发财，走，上他家去，直接找他老婆要钱。”
结果当然是白跑，他老婆还哭着说要找学校要人。
为此事，冯天六也跑他家，跑学校，他说他也把路跑光了。可他每次到学校来，几个年轻的公办教师，总是刻薄地讽刺挖苦他，他也无可奈何地说：“我这是黄泥巴掉到裤裆里去了，不是屎也是屎。你们还以为我是跟刘生惠串通好了的。”
老师们说：“不管怎么说，这是你冯天六书记送上门的生意。也是你们派的刘生惠跑汉口。是你书记叫投资的，我们找你要钱，打酒只问提壶的。”
冯天六也只能耐心安慰大家：“问题会搞清楚的，除非他死了。请大家在时间上再宽容我一下，到了下学期再说。”
9月1号开学了，刘生惠也到校了，除了校长外，我们见了他，要么不理，要么指桑骂槐的搞他几句。
他也无言的一个人，默默到校，默默回家。几天后，情况有结果了，刘生惠一学期没到校，办厂的事是如何失败的，他一股脑儿推到他姐夫身上：进货的钱都给他姐夫去了，事没办成，几千块钱，这么大的一个数字，他不敢回。
后来他姐夫也跟舅弟玩起了游击战，好长一段时间不回姐姐的家。他刘生惠除了在姐姐附近做点小工，等待姐夫回之外，就用做小工赚的几个钱，又去找他姐夫。一晃，一学期就这么过去了。
冯天六的意思是，这不能全信，也不能不信。
天六说：“开学前，我去过刘生惠家几次。我们在怪刘生惠，可他老婆却一口一声是学校把他生惠害了。
田地里，生惠不在家，收成也大大的减少了，她一人在家也累死了。如果学校里再不要生惠教书，那她就到冯畈去死在我家，他说是我派刘生惠去汉口的。
鉴于这个情况，为不至使矛盾扩大，挽救刘生惠，也是挽救这个骨折家庭，刘生惠才得已继续留下工作。
现在，我可以当着刘生惠对大家说这个话，如果将刘生惠开除了，他差老师们的几千块钱是不会还的。
虽然我们的钱是交给刘生惠的，他也打了收条的，但他不在学校工作，我们追要起来也不方便。
今天将刘生惠留下来，是同情。但钱，是半分也不能同情的。现在当众宣布，你们差的钱，都有刘生惠付。”
刘生惠当然要叫苦，老师们就毫不留情的斥责他：“你为什么不回家打照面？你说的话，只有你姐姐能证明，这又有效吗？”
“要是我遇上了你这个情况，他三天不见我的面，我就要赶回学校，叫学校村里派人去找。”
“如果我们说你用这一笔钱去赚了一笔，谁又能给你证明没有这回事？”
半天哑口无言的刘生惠只好说：“那我叫我家金环去找他要，要是要不回，你们将我逼死了，也是没办法的。”
老师们已说了半天，我再不拿下面皮说几句，老师们要怪我这个主任是聋子的耳朵了。
我说：“生惠，我说出来你可能不高兴。你这是以攻为守，以死吓人。我说你家箱子里，除了这几千块外，还赚了几千块。如果你现在爽爽快快地将老师们的钱拿出来退给大家，就更加证明你赚了钱。撇下老师们要利钱不说，那学校里还要处分你，村支部也要追究你，你当然今天要推给你姐夫了。要不是碍着你和天六书记的这层关系，要是我们这些人，就是把钱拿出来了，也不会要你教书。”
大家都说：“连主任已说到了这一步，我们就再不多说了。”
接下来的日子，就开始了向刘生惠要钱的攻坚战了。去要钱的滋味，只有老师们自己知道。
而众所周知的是，彭荣兵要钱说不得的苦。原来，彭荣兵老师见自己在校向他要钱等于是白要之后，也上了他的门，但上了一次门，他就不好去了。
毕竟刘生惠是他小学的老师，现在又在一起共事，自己又是新调来的，不想坏了自己的名声，就不好意思上门去要钱了。
而他元旦要结婚，结婚哪有不用钱的？再说，不趁这件事上要，今后更难。于是，彭荣兵的妈妈亲自出马了，她自己上门去要。
谁知，一个快要做婆婆的人，身体又不好，在刘生惠家中，和他老婆文金环闹起来了，互相拉扯和对骂。
结果，小彭的妈妈闹病了，住进了横店医院，用了不少钱。这一下，在老师中激起了公愤。
冯校长勒令刘生惠回去借，如果下午不将三百元钱拿来退给彭荣兵，将对他不客气。下午，他果然拿来了，说是在杨大塆借的。
后来，老师们就说，看来我们如今的这些“黄世仁”，还要向他“刘白劳”祈求，才能追回此款了。见他妈的鬼。
以后再没有人提勤工俭学了，因为遇上了太多解不开的结。
无底洞
屋一做成功之后，就成了一个消钱的无底洞了。
新屋值得欣慰的是，堂屋是堂屋，厨房是厨房，大人是大人的房，孩子是孩子的房，家中来了串门的人，再不用坐在把子上，背靠着泥巴墙了。
但是，两间屋，四口人，并不宽。因为粮食柴草照样没地方放，再加上一些破破烂烂的东西，仍旧将一个新屋的堂屋中塞满了。
为了提高房子的利用率，我不得不将下面孩子们睡的个房改小一些。
就利用星期天和晚上的时间，将老屋中做中堂的砖坯小心地拆下来，搬到新屋里来，在房中又砌一个房。
这样，两个孩子的卧室，就只能搁一个铺，铺用砖砌一个土仓，土仓里面装粮食，上面用一块破门当铺板。
再在铺旁用砖砌两个“脚”，上面搁一块大板子，一个孩子们学习，做作业的“书桌”就成了。
小房的中间，还有一个放洗澡盆那么大的面积，可以放四把扬树椅子。
这个小房，好处也多：便于扫地，因为面积小；凉快，明亮，因为窗户就在床边桌边；干净整齐，因为什么杂物再也没地方放，是一个标准的小卧室兼小书房。
再用报纸将房壁贴满，桌子上也铺上报纸。难怪和卫卫方方差不多大的孩子，总喜欢在这个单一的专用房里来玩。有时孩子来得太频繁了，影响了学习，卫卫不得不在房门上写上“闲人免进”的字样。
那个砌出来的夹房内，黑洞洞的，主要是堆柴草。
将这个夹房如果堆一房把子，一直堆到屋檐，可以烧两三个月，夹房的墙角里，还可以放粪桶及各种农具。
遇到家中来多了客人，没地方睡觉，就可以让男客人到夹房里去睡，就在柴草上将被子一滚，又暖和又柔软，粪桶在身边，起夜又方便。有么办法呢？只能将窄屋的缺点，当成优点来享受了。
一次，汉口翠伯伯的小儿子到我家来玩，他坐在这个卫卫的小房里，欣赏了半天，他说：“浩哥，别看这个小房，才过瘾。我不知道哪一年，也有一个人专用的这样小房，就好了。”
我说：“你接了媳妇后，就不是这样的房了。”
“那还不晓得是哪一年的事。汉口的人，都是一家挤在一起，哪有你这个条件啰。”
是的呀，人就是这样，乐中有苦，苦中有乐。
塆里关心我的人，到我家来玩时，都说叫我把个门夹做起来。不就是几包水泥和沙吗？如果不做，既难看，冬天北风往屋里钻，又很冷。
一次，四元哥在我家打牌，可能是夜晚的北风从后门门缝吹进来有点冷，就说：“浩，把人顾着再说，把个门夹做起来。”
“现在顾不了这些事，要做的事太多了。”
“没有水泥我借给你，前后门一包就够了。”
我开玩笑地说：“借个我还是要还，送给我还差不多。”
“好，送给你，送给你。”
“那我明天就去拿？”
“可以。”
我第二天去拿的时候，他家果真有一包水泥，我说：“莫吓死了，我要给钱的，不过你莫向我要，等你忘了，我就好不给。”他也笑起来了。
一包水泥，四块钱，可我硬是过了个把多月，才还给人家。
水泥有了，做屋还有一点多的沙。但我自己又不会做，我见清浩在汉口建筑队里做了一段时间的副业的，就叫他来做，他笑着说：“还没有做过这个玩意，试试看。”
虽是生手，但他做的慢，边做边改，也还做得可以，就像给一个少眉毛的人画了眉毛一样。看着要顺眼多了。
我见自己还有一点沙，胜灾家打灶，说是借，挑去了几担。再加堆在外面下雨流失，我想，不如为点难，将这一堆沙用了算了。
于是，我又开始筹钱，用板车到横店去买石灰。每天晚上，我一个人至少要开三个小时的夜工，将灰和好了之后，就自己粉刷。
堂屋中要讲美观，我怕粉刷得不平，就丢下来不粉，等放了寒假，请师傅来粉。
我就只粉房里，反正只要把砖粉进去了就行了。外面再套上白灰，屋里也要亮堂一点，干净一点。这一来，我个把月的晚上，就不愁没有事做了。
听有的人说，现在流行卫生墙，就是在堂屋的两边，用水泥灰粉一米多高，再在上面涂上油漆，人坐在墙边的凳子上，就不会靠得背上都是白灰了。
他们还说，文牌塆很多人家，将之前粉上去的石灰都铲掉了，重新做的卫生墙，那到底好看多了。
于是，就有人对我说：“人家花那么大的工，将粉好的墙灰又铲掉了，你现在墙上是光的，趁这机会做卫生墙。做个屋又难，新屋就应该有个新样子。”
我想，这也有道理。春环也认为，明年卫卫就十岁了，如果十岁想热闹一下的话，也是要将屋弄得好看一点。
意见统一了，就总是穷了，我又将其它该花钱的事压着，拖板车到横店去买了四十元钱的水泥，二十元钱的菜，用这个星期日，请来了胡师傅、姜治平、彭耀其，再加清浩，文志炎也热心快肠地来帮做小工。
一天的时间，就将堂屋粉刷了，也做了卫生墙。这是塆里的第一户做卫生墙，来玩的人都说：“到底好看多了。”
这几天，春环的母亲在这里，她老人家的看法跟我们不同：“再莫说舍得，花几十块钱搞这些名堂。屋只要能住人就行了，装修屋不如装修肚子，不吃好一点，把身体拖垮了，是么样做事呢？”
她的话不无道理，但针无两头快呀。
后来，就再也没有精力给屋加价了，因为两个孩子都在读书，队里的收入这几年也不好，分红也不多。
一直到了单干之后，杨金州来我家玩，他又“逼”着我往屋上加价。
杨金州是我的学生。那还是74年10月，杨大塆的杨宗道送他弟弟来读初中一年级。我一见是读小学时的同学，就说：“这是你的弟弟？怎么现在才来呢？开学已过把月了，学校里收不收哟。”
“你们学校的老师，我只认识你。你一定要帮忙说一下，家中太困难了，没钱他就不来。是我从工厂里回来休假，发现他没上学，才送来了。”
我跟陈文会一说，杨宗道将学费一交，就把杨金州收了。晚上，宗道来我家，非要我去他家吃饭。
正月玩龙灯，他们塆玩的是百节灯，又接我去看灯。
我有一次到杨大塆走访，太晚了，金州又留我在他家和他睡了一晚上，他喜欢谈家常，我可能睡着了，他还在说。
单干后，毕业多年的杨金州，还来帮我栽了一天秧。自我做了屋之后，就来少了。
有一天，他见就的两个房门还没有做门夹，厨房中还有一方没粉刷，就表示一定要给我帮忙，他说他会做，已经是泥工师傅了。
他几乎天天晚上来闲聊，我打呵欠，看时间，有时暗示天不早了，他也不想走。
没办法，我只好买回一包水泥，看他那架式，还像个师傅的样子，虽没清浩做的大门夹好，但手脚快多了。
果然他做完了之后，晚上又来了，这才是真正的目的，他叫我给他说个媳妇，我大笑，他被我笑糊涂了：“怎么？二十多岁了，还不该谈朋友吗？”
“你为什么要转这么大个弯呢？害得我又往屋上加了价。”
“未必还加坏了？吃人的口软，拿人的手软，我又没有什么给老师吃，也没有什么给老师拿，只有出点力气，不然，怎么开口呢？”
“你这是放长线，可我不是当媒婆的人啦。”
“你的学生还不多？”
“我的学生也是你的同学呀，你看中了谁？这是什么年代，为什么不敢自己去谈？”
“我没有对象，我是想叫你在老家祁家塆给我谈一个。”
“为什么要谈那么远的？”
“我家条件不好。但我塆里在外还有点名气。”
“那我更难办，远处哪有我的学生？”
“找亲戚呀。”
“看来，你是铁了心要找我为你当媒婆了。”
“嘿嘿，选亲不如择媒，我信得过你连老师。”
“看来，你在学校学的东西不多，在社会上学的东西还不少。”
我没有办法拒绝，你总不能打他，骂他，叫他不来吧。
后来，只好带他去连岗，福哥也为我张罗，去问了一下传伢的母亲，她有个女儿，但她老人家不同意。
福哥又和我、金州跑到大郑塆去问一个有女儿的人家，人家也不同意。
我又逼着玉娥带我们去她娘家胡李塆，这个女青年算还好，见了面。但来的几个妇女到杨大塆金州的家一看，也不同意。
我只好将玉娥和她的亲戚又带到我家来招待人家。仔细算起来，杨金洲没要我的工钱做的两个房门夹，也实在是太贵了。
多年后的一天，陈顺明表弟来我家玩。他和方方虽是表叔侄关系，但两人年龄差不多，又是同学，故相处得比弟兄还亲密。
他现在黄石建筑公司，手艺也学得差不多。在他的劝说下，又将上下两个房全部翻了地坪。这个看似简单的事，也够麻烦的。
先将上边我们房中的东西全部搬空，放在堂屋中塞满了，再到处捡破红砖，锤碎，由顺明掌作，方方做小工。
上边房做成功了，将东西搬进去，又来如此做下边房，将下边的夹墙，土仓全部拆除，再来翻地坪。
在黄陂汽校工作的清浩，见我们在花精力办这边的两间屋，他的三间屋空下来没人住，就叫我将那三间也一齐办一下。
这麻烦就大了，因为清浩的三间，就只堂屋粉刷了一下，其它的地方都是毛坯子。
清浩说：“卫卫也谈了朋友，这三间屋你们住着，但如果不装修，除了难看之外，对屋的损坏也蛮大。”
我说：“这不是一分钱二分钱的事，不说是石灰、水泥，光是沙就得几汽车。”
清浩说：“沙我叫车子送回，这不要你管。”
见他如此说，卫卫明年要结婚，才又花了一千多块钱，将这三间屋的内外一粉，地坪全部一翻。
只是由于经济上跟不上来，清浩这三间屋的水泥沟没有做，屋内地坪到春季很容易返潮。后来，清浩的单位拆旧屋，他又将旧屋的布瓦送一汽车回了。
这虽没要我花钱，也是利用了好几个星期日的时间，才将这些瓦加密到屋上，不再漏风漏雨了。
家庭的困难是事实，但我家的两个房子的内外部粉刷了，这在塆里，还不多见。
一次过年之前，姜治平见我在屋的门面上刷石灰，就说：“你把个屋办得这好，在塆里赛了面。”
我说：“赛个屁的面，驴子拉屎，外面光。”
我之所以说我这两间屋是个外面光，是因为还有一间房的红瓦下面没盖油毛毡，下点大雨，有的地方就漏雨。
钱，虽只买一筒油毛毡就够了，但相当麻烦，比做新屋还麻烦一些。要将上面的红瓦全部传下来，将小瓦条子全部撬下来，再来盖油毛毡，这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能干的事。
因此，就将此事拖下来了。
直到1993年，我在重一中学教书，请来了福哥帮忙，顺便利用放午学的两个小时的休息，叫了七八个同学骑车到我家帮忙下瓦。
下午，我请了半天假，和福哥，自己家里人，将红瓦传上去盖好了。
俗话说：“做屋不了檐，一放三五年。”
我这个两间屋，何止是三五年？1976年做屋，到1993年才盖油毛毡，一放就是17年了。
遗憾的是，卫生墙上从没刷过油漆，堂屋的地面也没翻地坪。这个无底洞，再不用往里面塞钱了，因为平房再成了历史，过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