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争议最大的10位文化名人
来自文史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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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966年4月14日，预感到文化大革命山雨欲来的郭沫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上即席做了自我检讨，全盘否定了自己的作品：“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同时也全盘否定了自己，否定了所有知识分子。
经康生指令，毛泽东批示，4月28日《光明日报》刊出这篇奇文，全国各报相继转载。立刻在国内外引起轰动，认为郭沫若支持焚书坑儒。郭沫若后来做了一些辩解，试图补救。
（六）郭沫若逝世后；根据其遗嘱，骨灰洒在山西昔阳县大寨人民公社的梯田中。一代文豪把文革中的农业典型选做自己的归宿地，是不是有一点滑稽？
中国哲学史奠基人之一，著名哲学家。
文革初屡遭批判，后毛主席提出要“给出路”，得以“解放”。
在"批林批孔"时期，作为四人帮的写作班子“梁效”的顾问，放弃了自己的学术信念与立场，一改过去尊孔观点，违心地写了一些批孔文章。
梁漱溟在致友人的书信中直言：“他批孔而谄媚江青，我责叱之。”
梁漱溟在晚年谈及冯友兰先生，不无幽默地说：“冯先生不是那么本着自己相信的道理，很重视，不随风使舵，不，他有点像玩世不恭”。
1985年，冯友兰九十华诞设家宴，梁断然拒绝邀请，复信说明理由：“只因足下曾谄媚江青，故我不愿参加寿筵。”
难能可贵的是，冯接信并无愠色，反觉这种直言难得。后来他也不止一次反省过当年的错失，说他那些批林批孔文章“有哗众取宠之心，不是立其诚而是立其伪”，能有这样的自谴，说明冯友兰先生知耻而后勇。
（一）“文革”初，他为毛泽东公开发表的所有诗词都谱了曲，首创并写下了大量的所谓“语录歌”，成为文革初期最流行的“红歌”，因之成为受到江青一伙保护的、被认为是符合革命文艺路线的音乐家。
（二）劫夫张洛夫妇与黄永胜项怀芳夫妇之间关系密切，来往频繁，并因之参与了叶群为女择婿的进程，受到林彪接见。回家后，劫夫夫妇连忙给林彪写了一封感谢信，表示要“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林副主席”等等。
1970年又主动为林彪写的《重上井冈山》谱曲，博得黄永胜、叶群等赞扬。
（三）1971年9月下旬，劫夫从偷听到的蒙古电台中得知，中国有一架飞机在蒙古坠毁，到“十一”国庆那天，劫夫又看到北京没有举行庆祝活动，便猜测可能是毛泽东病重，已由林彪战胜了江青集团而接了班。于是，他想提前创作一首庆祝林彪接班的歌，叫《紧跟林主席向前进》。
林彪事件后，劫夫因“积极投靠林彪反革命阴谋集团”被拘押；1976年12月17日因心脏病发作猝逝于“学习班”中。
八十年代，在肯定劫夫犯有严重错误的同时，对其给与了较为客观公正的评价。他创作的一些歌曲也被开禁。
之后，杨荣国扶摇直上，成为大红大紫的“批林批孔”学者。
客观地说，“反孔”是杨荣国一贯的学术思想，这篇文章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学术为政治服务”的指挥捧下出笼，不必过分苛责。
但为学界所质疑的是文章突破了最起码的学术底线，抛弃了最基本的道德良知。如他在《儒法两家的斗争和孔子反动思想的影响》中说“南子长得漂亮，孔子对她有野心，特地去会见她，由此可见孔子的所谓品性，所谓道德，看出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孔子并不那么正派”，这几乎是对孔子进行人身攻击了。
当江青等借反对“走后门”发难，把矛头对向老干部时，杨荣国又在其批孔巡回报告中不顾历史学家的本分，妄将“子见南子”解释为孔子“想到卫国去做官，走内线”，以及“孔子走后门，想通过南子在卫君面前讲些好话，使自己能在卫国上台，做大官”等等。
（一） 作为被“公认可以传陈寅恪之学”的陈寅恪得意弟子，却早在文革前就与老师异趣殊途，渐行渐远。他醉心政治，努力紧跟，历次政治运动都冲在前面。
文革中，他烧掉博士证书，认为 “过去几十年远离革命，如今不应再失时机，而应积极投身革命，接受锻炼和考验”，他还较早加入造反组织，成为少见的造反学者之一。
（二）周一良的表现得到了肯定，很快就被招入“梁效”写作组。他以“唯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的奉献报答组织，炮制出一发发重磅炸弹，为能“服务于革命路线”而欣喜若狂。
“四人帮”倒台后，他面对组织的审查，面对学界的指责，一方面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文章“配合甚嚣尘上的儒法斗争，……客观上也构成'四人帮’反革命舆论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又极力为自己开脱，以“我自己还以为是为毛主席革命路线出力”自辩，用 “组织上调我进梁效，并非个人报名，谈不到经验教训”来自解。
“四人帮”垮台后，袁水拍成为被清算对象。文化界一些同仁对他多有诟病，不屑往来；与他同在《毛泽东诗词》英译定稿小组工作过的老同事钱钟书，在札记中写道：“袁水拍谄附‘四人帮’得官，事败被唾骂，辄曰：吾妻欲吾作官，勉从其意，故降志为之。”
穆旦在给巴金的信中说：“听说袁水拍正在挨批，因为他是文化部副部长。大概为‘四人帮’染污了，很可惜。”
诗人曾卓说：“袁水拍‘文革’中当上文化部副部长，对徐迟这样一些老朋友也不理，最后在寂寞冷清中死去。”
袁水拍自觉无颜面对故人。蛰居家中，悔恨苦闷，心情极度压抑。直到1982年去世。
1998年，他发表言论称：“迄今为止，我还从未为以前的作品后悔过。相反，我为它们骄傲。我认为在‘文革’期间，我对社会、对人民是有积极贡献的。”
他认为自己“创造了中国文坛的奇迹，亘古未出现过的奇迹"。
他的这番言论引发了一场被称为“奇迹”之争的轩然大波。
（二）浩然在“文革”初担任北京市文联文革负责人，曾在老舍自杀的前一天，将被中学红卫兵打得遍体鳞伤的老舍送入派出所。浩然自述他是想对老舍实行保护，但也有人指责他应对此承担一定责任。
（三）浩然在文革期间一直受到江青的关爱和笼络。据传曾有意让他担任文化部副部长。
浩然则自辩说: “在当时的形势下，我没有利用我在社会上的影响，搞任何整人的勾当，没搞任何歪门邪道，没有顺应一些样板的路子，顺水推舟地沿着他们开出的路子往前推进，而是本着自己的理解，尽力地坚持正确的方向。”
（一）1967年，他把钢琴搬到了天安门广场，连续弹了三个下午的革命乐曲。此举得到江青的肯定。
（二）他编写的钢琴伴唱《红灯记》、钢琴协奏曲《黄河》，进入“准”样板戏之列。
江青亲自为他改名叫殷诚忠，由此备受赏识，成为中央乐团首席钢琴演奏家，并出任中央乐团的团长。
1975年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曾被列入“四人帮”组阁名单，拟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文革后殷承宗受此牵连，被隔离审查至1980年结束。很多人在质疑其文革错误时也为之辩护，认为这是为了保护“钢琴生命”而作的一种妥协。
1983年移居美国，成为享誉世界的钢琴大师。
齐白石之孙齐展仪揭发说：文化大革命中，娄师白曾带领“批齐战斗队”开到跨车胡同13号齐白石故居，将白石老人为他刻的印章当众在水泥地上磨掉，并声称与齐白石划清界限。
又称：“文革”初期，曾在西单十字路口看到8张批判祖父的大字报，“第一张是一幅漫画，上半身是一个丑化的人像，下半身是一只虾，整个漫画上打了一个大叉。另外几张大字报写的是‘与齐白石划清界限’、‘最大的反动老贼’等，署名是‘娄批白’。”
齐白石的另一名弟子许麟庐在一份采访中曾说：“就像娄师白，他是在齐先生身边长大的，后来批判白石老人。后来都改了名字，叫‘娄批白’。就是因为他批判老师，娄师白后来和齐家后人势不两立。”
后来齐白石子女及后人郑重声明：正式解除齐白石和娄“师白”的师生关系。将其清除出齐白石入室弟子和齐派艺术传人名系。
娄师白与齐白石的师生关系能否由其后人解除，姑且不论。但事情真相如何，也许永远无法澄清。
1965年正式出版的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适应了当时的政治形势，立刻成为轰动全国的畅销书。发行量达到3000万册，金敬迈也凭此一夜走红。
文革开始后，他因缘际会，从一个普通的士兵，一步登天成为“中央文革文艺组负责人”，相当于文化部部长。
在这个位置上，金敬迈一共干了四个多月，却风云突变，被以“整江青的黑材料”和“企图绑架毛主席”这两大吓人的罪名抓进监狱，关了七年多，直到1974年被释放出狱，1978年得到彻底平反。
文革后，人们的质疑就在于对《欧阳海之歌》的评价和他身处权力峰巅的那123天。而人们最终比较能够原谅他的，就是因为他随后2684天的牢狱之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