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你会相信公益项目之间相差万倍吗？
1000美元，能买多少年的健康寿命？
如果效果差别这么大，为什么还会被忽略？
结语
毛茸茸的脑袋、憨厚的深情、卖萌的大舌头、深邃的眼睛，这本身就足以让人卸下防备、爱心爆棚。再配上感人的文字，告诉你失去视力的痛苦（“眼睛是认识世界的窗，可是有一群这样的人，他们的窗被蒙上了纱”）以及问题的普遍性（“中国约有1700万的视力残疾人”），而这一只只活泼的小家伙是盲人通往正常生活的重要伙伴，不知道你会不会为之感动、有一种捐钱的冲动？捐狗狗、献爱心，多么美好。
直到我们开始考虑训练导盲犬的成本。
一只具备上岗资格的导盲犬平均需要接受1.5-2年的训练，成本约25万元人民币，且过程中有近90%的淘汰率，最多服役8-10年。[2] 相比较而言，作为第一致盲疾病的白内障却能通过手术让盲人复明，每台手术费用约为5000元。[3] 考虑到医保可以覆盖一部分手术费用，实际仅需要个人承担约1000元，也就是说，资助一只仅能帮助一位盲人的导盲犬所需要的25万元，却可以帮助250位白内障患者重见光明。导盲犬和白内障手术同样都是公益组织资助的标的，如果效率差别数百倍，你会怎么选择呢？
古话说“勿以善小而不为”，我们不应觉得做的贡献微薄而不去行善。既然力所能及，能帮一点应该帮一点。但这样的想法往往限制了大众、甚至是从业者对公益的认知。当面对导盲犬vs白内障手术时，仍然采取“毋以善小而不为”的态度、选择捐赠导盲犬，意味着忽略数百个白内障患者，让他们继续等待复明的一天 。人人平等，得到导盲犬那1个盲人的利益不应高于其他250个因白内障而致盲的人的利益。捐导盲犬当然也是行善、助人，是好事，但当高昂的机会成本存在，或许我们应该三思而行。
导盲犬vs白内障只是公益效率差异的一个缩影，现实远不止于此。
1000美元，能买多少年的健康寿命？
这是一张来自世界银行的卫生干预措施的对比图，从左到右地排序了包括各种手术、疫苗、药物等108个卫生干预措施的成本效益。[5]
卫生经济学家会用“伤残调整生命年”（DALY）衡量一个疾病的健康影响。疾病有的致死、有的致残，不能仅用寿命损失来衡量影响。因此DALY不仅包括寿命损失，也有对于残障的换算。举个例子，如果一个疾病会缩短寿命10年、造成5年的耳聋，那DALY就是10+5x33.3%= 11.665。有效的干预措施能以低成本避免DALY发生。上图衡量成本效益的方式是DALY /1000美元，DALY/1000美元越高，干预措施能避免的伤残越高。为了表达方便，下文会用“提升健康寿命”来表示“避免DALY”。
在图二中，高数值扎堆分布在右侧尾部，这种形态在统计学里叫做“肥尾”（fat-tail）。同样是花费1000美元，排名最后的手段（手术治疗卡波西肉瘤）能提升0.02年的健康寿命，而排名第一的手段（用阿苯达唑治疗寄生蠕虫）能够提升超过300年的健康寿命，是前者的15000倍。样本中位数是5。这意味着，如果我们能将资源（比如慈善捐款）从排名最后转到排名第一的干预措施，可以多实现15000倍的健康寿命；即使是从中位数转到排名第一，也可以多实现60倍的健康寿命。如果将资源平均分配在这108个干预措施上，前20%的项目将产生大约80%的效果。牛津大学哲学家Toby Ord因此得出结论：“在全球健康领域，我们有责任资助最有效的干预措施。”[6]
类似的差距不仅存在于卫生领域。牛津大学的教授Will MacAskill比较了四种常见的教育项目，调查这些项目每1000美元所能产生的额外上学时间。[7] 其中，为女生提供现金的方式可以增加0.2年，基于成绩的奖学金的方式可以增加3年，发放免费校服可以增加7年。可见，只是把发现金改成发校服，就可以增加35倍的上学时间！然而同样的资源如果用来为儿童除虫，则可增加139年的上学时间，是发校服的20倍、发奖学金的46倍、发放现金的695倍。
要特别说的一点是，上面两幅图中所有的干预措施已被验证“有效”，他们经历了严格的随机控制实验（RCT）并在增加寿命或上学时间维度上有积极的效果。平常我们在选择捐赠时，有数不清的筹款项目是无效甚至有害的，效果可能还不如图中排名靠后的项目。因此相比于市面上常见的捐赠机会，最好的干预措施的相对意义不止是15000倍的效果加成 。影响一个公益项目是否有效的因素很多，干预手段只是其中之一。但干预效果的千差万别让公益项目从发起之初就站在极为不同的起点之上。我们不得不反思评判公益项目时的预设，不能仅仅关心项目是否“有效”，而是项目是否“足够有效”、“最有效 ”。
如果我们跳出卫生、教育，看看国际上不同国家在不同领域所做的措施，有效性的情况又如何呢？来自Coalition for Evidence-Based Policy的David Anderson在2008年时曾说“在经历了严格评估的项目里，有75%的项目都表现出了弱效果、无显著效果和负面效果”。[9] 阿诺德基金会（Arnold Foundation）在2015年比较了各领域内的RCT评估结果后发现：
- 教育领域：在教育科学协会（Institute of Education Sciences）2002年以后进行的90个RCT中，近90%的项目有弱效果或无积极效果；
- 就业/培训领域：在美国劳工部1992年以后组织的RCT中，75%的项目有弱效果或无积极效果；
- 医疗领域：50-80%的项目即使过了二期临床试验，仍然无法通过三期临床的要求；
- 商业领域：在谷歌和微软进行的1.3万个产品和战略RCT中，80-90%无显著效果。[10]
Eva Vivalt是AidGrade的创始人，专注于扫描国际发展领域干预措施的有效性证据，她也有类似的发现。在她的分析里，60-70%的RCT结果是无效的，而只有1-2%的项目会进入RCT评估阶段。[11] 通常，研究者会倾向于选择最有希望、有效的项目做评估，也就是说，那些未接受评估的项目的有效性水平很可能更令人堪忧。可见，真正具备有效性的项目是极少数的，并不是我们通常想的“大多数”。
这让人想起“马太效应”。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经常用马太效应来描述社会的两极分化，强者恒强、弱者恒弱。这种现象在商场上十分常见，腾讯、阿里等大公司的体量是小公司的千倍、万倍。在公益中，提起马太效应人们往往更强调一些知名项目占据了大量的公益资源，导致草根项目筹款困难。但我们认为，公益行业的问题不是资源过度集中，而是过度集中在了错的地方。在中国我们很容易看到社会关系、资方的个人喜好、感人营销等非理性因素对公益资源的聚集产生显著影响，形成了公益行业的江湖文化，最终表现为马太效应式的格局，这让中国公益的有效性一直饱受质疑。
公益行业需要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生命福祉，最合理的方式就是让资源配置在最有效的项目上。“肥尾”背后反映的是公益有效性的分布不均，最高效的手段和平均值不在一个量级。说明了公益行业整体有效性的提升空间很大。而许多人恰恰忽略了这一点。因此，如果我们能准确识别手段的有效性、将资源转向更高效的方向，就可以让公益行为可以产生成倍递增的效果。要想做好公益、发现最好的行善机会，或许第一步不是去做，而是去想、去发现、去看到。公益应该始于热心、终于影响，而非始于热心、终于热心。
如果效果差别这么大，为什么还会被忽略？
影响捐赠决策的因素有很多，比如捐赠人个人的兴趣、朴素的利ta情感、周边人的影响等等，“有效性”只是其中之一。公益捐赠在国内还是个新兴的公共活动，仍在起步阶段，行业基础设施建设不足、共识少，关于项目“有效性”的信息匮乏，这导致很多捐赠人没有了解到不同的公益项目之间有如此大的效果差异。
不过，有时哪怕了解到100倍、1000倍、10000倍的效果差异，捐赠人还是无法被打动。
心理学有个现象叫“规模迟钝”（scope insensitivity），意思是说人们对于特定群体的关注往往不会随着群体扩大而增加。曾经有心理学家问受访者，如果有2,000只、2万只、20万只候鸟会淹死在油库里，他们愿意花多少钱来解救，得到的答案是$80、$78和$88。可见，人们解救候鸟的意愿并不随着候鸟数量上升而上升。在加拿大安大略省，曾经有研究者调查多伦多居民清理省内被污染的湖泊的意愿，并发现大家清理单一污染湖的付费意愿和清理所有污染湖的几乎一样，人们并不会因为清理多个湖泊而多买单。在美国四个西部州，人们保护州内所有57个自然保护区的付费意愿相比只保护单一自然保护区，仅高出28%。类似关于心理麻木和规模迟钝的研究还有很多。[12]
在公益中这种现象似乎也很常见，有的项目的帮扶对象可能只是一个人，但获得的关注和捐赠金额或许比一百个人还多。一些互联网筹款平台恰恰利用了这样的心理，将筹款专注于帮助具体的个人而不是一个群体。这看起来有些奇怪。如果我们做公益是为了帮助别人，那么（同等情况下）帮的人越多越好。为什么数字变大对投入影响如此有限？Yudkowsky提出两个解释。一个是“原型价值论”（valuation-by-prototype hypothesis），也就是人们往往关注的是问题的原型：一只鸟、一个湖、一个病人。这是关注点的主要来源，和规模的关系很小。我们无法准确地识别和感受到2,000只、2万只、20万只鸟是什么概念，所以规模不会影响决策。
另一个解释是“道德满足论”（moral-satisfaction hypothesis），也就是人们往往会花足够的钱去获得自我满足感，购买一种“尽到了责任”的感觉，像是为自己点亮一缕温暖的光。花多少钱、花在哪里才算“尽责”，通常会因每个人的性格、收入、兴趣而异，但一般都和多少只候鸟没什么关系。[13]
斯大林曾说“1个人的死亡是悲剧，100万人的死亡只是数据。”我们很难苟同。如果1个人的死亡是悲剧，那100万人的死亡是100万个悲剧，只是我们往往缺少理解如此宏大的悲剧的能力，很难大范围地共情。实践有效公益需要我们识别心理上的偏见惯性，用热心驱动理性、理性指导思想和行为。
人们对于大范围共情能力的缺乏是有效公益的障碍。一种克服方法是和一些大家普遍认可的崇高职业进行比较，比如医生。医生们治病救人，自古以来都是社会歌颂的对象。有英国的研究者发现，一位英国医生在整个职业生涯中平均可以提升140年的健康寿命（以DALY为单位）（特别强调这里是“英国医生“；不同国家的医生影响不同）。[14]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 在世界上每增加30年寿命相当于挽救了一条生命，因此一位英国医生一生大概平均能救5个人。[15]事实上，如图四所示，当一个国家的医生数量超过150/10万人时，额外医生对于健康寿命的影响很愈发有限。[16]相信你还记得前文的数据，在全世界最贫困的地方花费1000美元，可以增加300年的健康寿命，这相当于两位英国医生一生的平均影响。1000美元是不是一笔小钱，每人看法不同。但如果以一台iPhone的成本就可以救10个人、获得相当于两位英国医生一生的影响，会不会帮你对”大数字“更有概念？
这不是贬低英国医生。挽救五个生命仍然很有意义，而且医生职业对社会至关重要，不能完全以提升健康寿命来衡量他们的工作。世界不同地方的医生也会有影响力的差异；一般来讲，资源越薄弱，医生的社会价值越大。这里只是想说，既然医生们的工作很重要，而有针对性、考虑周全的捐款有时可以取得和医生类似的影响力，那么我们也应该认真对待捐款。
结语
写这篇文章并不是想号召读者捐钱，只是想指出公益项目之间可能存在的有效性差异。无论你想捐多少钱 – 10元还是10万，都应该关注公益有效性的分布，并重点支持最有效的项目。
互联网公益的美好在于赋能了广大的普通人。你不再需要成为比尔·盖茨或者马云、身家几十亿、成立基金会，才能帮到这个世界。随时打开国内外各种互联网捐赠平台，五花八门的公益项目都在做事，而你行善的机会就在眼前，与救人的距离只在一念之间。这是一件伟大的事情，让无数远方的陌生人有了相互帮助的机会。但这也是一份诺大的责任，因为无论我们作为还是不作为，都成了资源分配的一根杠杆，影响着ta人。
医学中有个词叫“triage”，中文往往翻译成“分诊”，当你去到医院的时候来到分诊处，护士会告诉你去哪个科室看病。实际上在二战中，“triage”是医院判读伤病严重性的地方，如果判断能救就送医院，救不了就给点麻醉药。按理来讲每个人都应该治，但资源有限时，必须有优先。这是个看起来极其残酷的机制，但也是必须的。如果没有主动的triage、把命运完全交给运气和大自然，会有更多不必要的苦难和资源浪费。我们时刻都生活在triage中，决定着如何分配手中的资源。无论有意还是无意，我们的决定都以机会成本的形式影响着附近和远方的人。假装我们“别无选择”、“没有影响”只会让世界更糟。
项飙在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2020年会上曾说，
"没有必要把公益慈善拔得太高，好像说我们真的是有巨大的作用… 一切东西都要说它究竟能够给我们什么好处，用好处来评价它的价值，我们要突破这种唯功能论… 一定要回到所谓附近… 重新构造身边的小的意义世界，这个意义世界不要从大的原则出发，说我们都是要做一个崇高的人什么的，不要从崇高出发，从细微出发，从每天怎样做一顿好吃的，和邻居一起做一顿好吃的… 不要搞得太正规化、专业化，要变得比较自然，我觉得把这一块做起来是最重要的。"[18]
我不敢苟同。公益若真的回归“附近” – 捐款和项目集中在慈善家的家乡、行业支持型基金会缩回社区、富有的地方更富有、贫困的地方更贫困，机会成本由谁承担？还不是那些原本就处在苦难中的被忽略的人们。这个世界已经有足够的目光躲闪，所谓“附近慈善”可能不过是另一种强化资源不均、忽视陌生人的话语。科学和理性主义的思想并不是完美的，但要因此否定公益慈善的现实作用、强调反正规、反专业、自然化是“最重要”的事情，是对公益行业的一次误导。
高晓松说"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这只说对了一半。我们的眼前或许是苟且，但远方的田野里，你可能要面对疟疾、白内障、贫血、直肠阴道瘘、寄生虫、肺结核、乙肝等城市中罕见的“苟且”。如果能够真正发挥公益的最大效果，远方的困苦就会更少一些、远方的田野更美好一些。有一天，远方或许真正可以成为一片乐土，让你尽情地拥抱诗歌和田野。当然，如果我们能够消灭苦难，那么天下均为乐土，也就不再需要去到远方寻求解脱。在那样一个消灭了苦难的世界里的"附近"，或许才是项老师笔下那个真正美好的附近。本文由“壹伴编辑器”提供技术支持
[1] 大连市慈善总会. 2017. 为中国导盲犬加油. 11月13日. 访问日期: 2021年4月. https://gongyi.qq.com/succor/detail.htm?id=36620.[2] 蒋馨尔, 孔家兴, 和 王亚赛. 2020. 图解｜中国导盲犬不足200只，合规出行却常碰壁. 5月5日. 访问日期: 2021年4月.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7243448.[3] 赵小刀. 2019. 国内做白内障手术贵吗？. 3月22日. 访问日期: 2021年4月. https://zhuanlan.zhihu.com/p/60079846.[4] [5] Todd Benjamin. 2020. Which world problems are the most pressing to solve? . 5. 访问日期: 2021年4月. https://80000hours.org/career-guide/world-problems/.[6] Ord Toby. 2013. “The Moral Imperative toward Cost-Effectiveness in Global Health.” Centre for Global Development. 3. www.cgdev.org/content/publications/detail/1427016.[7] [8] MacAskill William. 2015. “Doing good better : how effective altruism can help you make a difference.”[9]Anderson David. 2008. Guest post: Proven programs are the exception, not the rule . 12月18日. 访问日期: 2021年4月. https://blog.givewell.org/2008/12/18/guest-post-proven-programs-are-the-exception-not-the-rule/.[10] [11] Todd Benjamin. 2017. Is it fair to say that most social programmes don’t work? 8. 访问日期: 2021年4月. https://80000hours.org/articles/effective-social-program/.[12] [13] Yudkowsky Eliezer. 2007. Less Wrong. 5月14日. 访问日期: 2021年4月. https://www.lesswrong.com/posts/2ftJ38y9SRBCBsCzy/scope-insensitivity.[14] [15] [16] [17] Todd Benjamin. 2017. Can one person make a difference? What the evidence says. . 4. 访问日期: 2021年4月. https://80000hours.org/career-guide/can-one-person-make-a-difference/.[18] 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 2020. 分享 " 唐昊对话项飙：公益慈善事业需要培育满天星斗的小自留地 . 11月23日. 访问日期: 2021年4月. https://www.sohu.com/a/433779952_247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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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何流
何流是公益盒子的创始人、CEO，现为清华苏世民学者。2019年毕业于牛津大学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专业（PPE），后加入盖茨基金会中国代表处担任业务分析师，参与公共卫生和政策的倡导工作，人生目标是做最大的善。业余喜欢足球、当沙发客、街头摄影，是英足总认证的足球裁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