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岁的福建长乐阿公，即使被打劫了，还守着他的豆花店【餐饮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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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姓陈，叫陈豆花！”
70 岁的陈老板笑眯了眼，又白又嫩的豆腐脑在他右手的大勺里滑动。
北方人比较多吃咸豆花，里面有葱花、榨菜、红油的；南方人更偏爱甜豆花，淋上去的那几勺糖浆看着更简单，但里面的配料却是陈豆花的“秘方”。
这是陈豆花记忆中童年的味道。
“这个世界现在的样子就是我们这代人创造的，我们是什么都经历过了。”老人一笑起来，眼角的皱纹就越发清晰，仿佛记忆力全是甜的味道。但事实却相反，他说，那时候饿饭才是常态。
陈豆花在上世纪 50 年代初出生在福建省长乐市的一个郊区，在故乡生活的二十多年岁月中，让他觉得最幸福的时代，就是人民公社初期的时候。
那时候陈豆花还很小，记忆中的公社大食堂每天都有不止一道菜，人们随便吃，敞开吃，不被人们喜欢的菜倒得满地都是。
但是突然有一天，形势急转直下，没有吃的了。那时候人们都挣工分，只能给公家干活，不允许自己养鸡养鸭或者开山种地。随着“自然灾害”的洗劫，公社的人们从吃不饱饭到颗粒无收，接下来的几年里，陈豆花记得常常都看到有人被装进棺木里，被几个人抬着上山。
实在是没有吃的了，地方的干部们也开始对一些老百姓自谋生路的事情“睁只眼闭只眼”，不再追究。比如陈豆花的邻居，也是姓陈的一户人家开始自己做豆花，也就是夏天的时候，偶尔低调地摆出摊来卖。
那个味道真的是太好了，又香又甜又嫩又滑，比起干涩的米糠来说简直是天壤之别。
对于正在发育却长期营养不良的少年来说，这碗豆花真是太解馋了，既营养又美味，而且还只要一两分钱就能吃到。
从此以后，这个味道也深深烙印在了他的脑海里。
“文革”后期，作为“红小兵”的陈豆花也到处去“串联”，虽然没有好好读书，但却也长了不少见识。他发现华侨家庭的人总有特殊渠道买到他们买不到的东西，回去一问母亲才知道，他们有专门的“粮票”和“布票”，对普通家庭是没有供应的。
改革开放初期，陈豆花也已经长大成人，随着国门的打开，他和那些希望“逆天改命”的侨乡同胞们一样，勇敢地踏上新的征程。到了美国之后，他也打过各种工，熬过了新来乍到的各种艰难。那一碗豆花的香甜始终记在他的心里，他也经过自学和反复的实验，复原了那个味道。
“难倒是不难的，做这个就是需要很早起床，全手工做的。我家的孩子其实也都会做，但他们不愿意做这个了，他们宁愿去打别的更赚钱的工。”
在纽约法拉盛罗斯福大道的一个花店里，陈豆花架起了摊子，卖豆花卖了一辈子。
陈豆花说，他在法拉盛几十年间，遇到了来自天南海北的街坊领居，他们都喜欢吃他的豆花，也跟他分享自己老家更加独特的口味——四川人会喜欢更辣一点才好，台湾人还会往里面加珍珠芋圆。有广东的客人对他甜豆浆的糖浆赞不绝口，买豆花的时候还会专门要他再单独给打一碗糖浆。
一小碗豆花就卖 2 块 5，一天生意好的时候也就卖个一百多碗，新冠疫情期间很惨淡，装豆花的大罐子被他换成小罐子，不然剩太多卖不完。但是陈豆花始终不愿放弃自己选择的这个营生，他觉得一碗爽口暖心的豆花拉近了他和人们之间的距离，让他认识了很多朋友，听到了很多人的故事。
“我现在就觉得我每天都是很开心的，我去不了那么多地方，但是有那么多地方的人跟我说话，给我讲故事，我就好像去了那些地方一样。”
甚至有流浪汉走进来，从他的摊子上拿走一瓶水，从店里的货架上顺走一袋零食，他也不会跟对方计较。只要不是遇上持枪抢劫的，他就觉得都还好。
“做我们这行的，就是什么人都会遇见，什么情况都要去应对。”
2022 年 11 月 14 日，陈豆花真的遭遇了一次持枪抢劫。上午 10 点左右，两个蒙面的年轻人出现在花店门口，其中一个进入店内，要求陈豆花把身后装零钱的纸盒子交给他。
他还以为对方就跟那些普通的流浪汉一样，只是找他要一个塑料袋，他转身取给他之后，看到对方竟然掏出枪指着他，要求他把钱交出来。
一大早还没有卖出多少碗豆花，他只得把背后的纸盒和身上的一百多元现金都给了对方。虽然有监控，虽然报了警，但是劫匪再也没有找到。
很多街坊邻居事后都来到他店里慰问他。老爷子也算是见过世面的人，风风雨雨几十年都过去了，不会被这一点小插曲吓破了胆。
他依然是满面慈祥地微笑着，手脚麻利地给客人打豆花，装豆花，用不同的语言跟不同的客人闲聊——福州话、普通话，还有足以应付日常对话的英语和简单的几句西班牙语。
一切很快恢复了平静。
尽管皱纹又多了，背也驼了，但是陈豆花还想继续守在这里，每天勤奋地做豆花，快乐地卖豆花，暂时不想什么时候退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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