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健宏，贵州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原董事长。因犯贪污、挪用公款、受贿罪，于1995年1月16日，被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当即绑赴刑场，执行枪决。在中国1993年的反腐败斗争中，最有影响的大案莫过于贵州的阎健宏贪污受贿案，一是她的职务高，二是她是省委书记的夫人，三是她贪污受贿数额巨大。那么，就让我们来认识一下吧。阎健宏其人
说起阎健宏，凡认识她的人都说她有这么几个特点：一是霸道，二是自私，三是脑子活。先说说她的霸道。在贵州，阎健宏可是个有根有底的特殊人物，不仅是天管不了、地管不了，反过来她还要管天管地。对她的这一特点，调查组开始听到的是这样一些评语：“敢说敢干！”随着案情的不断发展和调查的步步深入，调查组听到的则是如下的一些评语：“这人主观、武断，她想干的事那就一定要干。”这里，前一类评语是褒，后一类评语是贬，看上去似乎是完全对立。其实，这正是从正反两个方面，揭示了阎健宏这个人的一大特点：霸道。阎健宏的丈夫，是1987年调到贵州省委任副书记的，这时阎健宏没有跟着来，仍留在河南。1988年12月2日，她丈夫被任命为省委书记，当月20日，阎健宏就火速调了过来。调来后干什么呢？省委组织部考虑，让阎健宏到清闲一些的地方去任个职，比如省档案馆，省图书馆。这样，一来工作轻松，可以照顾书记的生活，二来也可避免“干政”。不料阎健宏一听就火了，认为那是对她莫大的“侮辱”。她对省委组织部的人说：“你们想把我安排到那样的地方去，是什么用心？告诉你们，我阎健宏16岁参加革命，不是好惹的！”省委组织部只好唯唯诺诺地问这位省委书记夫人自己想去哪干，阎健宏听到这话，气才平了些，往椅背上一靠，脸上露出一副皮笑肉不笑的样子。她说：“要么就去你们省委组织部，要么就去省计委。你把我的意见带回去告诉他们，我在组织部门工作过十年，来贵州之前，我当过河南省计委副主任。不管把我放在哪个位置上，我想我都是可以胜任的。”据说，后来阎健宏和亲信谈起这事，还说：“我阎健宏要么管人，要么管物，没权没油水的地方，我才不去呢。”省委组织部的意见和阎健宏个人的意见正好对着，因而阎健宏的工作一直拖到来年3月份才确定下来：任贵州省计委副主任。一位给省领导开过车的司机对中纪委调查组的同志说：“阎健宏刚来那会儿，省里议论挺多，有的说她在河南就是以夫人身份参政，闹得鸡犬不宁，是河南省委班子不团结的因素之一。”阎健宏名义上是省计委副主任，实际上大权独揽，比主任还主任。她来到省计委，就大肆抓权抓钱。其实这二者也是分不开的，抓住了权，也往往就抓到了钱。当时沿海各省都在强调市场经济的作用和影响，弱化计委的传统职能和权限。可贵州省计委在阎健宏的领导下，却大肆反其道而行，把好些已下放的权力又都收回到计委，把好多分配到各部门的资金、物资也收了回来，闹得底下企业叫苦连天，计委与省里其它部门的关系也紧张起来。有权，还得会用权。中纪委调查组了解到大量关于阎健宏在省计委借权捞钱的事情。1990年，省计委下文，自己给自己批了50吨平价茅台酒，计委一没资金，二没仓库，甚至于连茅台酒是方瓶、圆瓶都没见到，仅是出卖批件“委托华侨友谊公司和侨新企业公司办理”。而这两家公司又以议价销售，平价与议价的差价，商定计委得七成，两家公司得三成。1991年，又如法炮制搞了15吨。仅这两笔生意，计委即坐收200万元。华侨友谊公司和侨新公司也捞了一笔。省计委掌握了3000吨计划内铝锭，阎健宏“指示”以市场价卖出，又赚了一笔钱。省计委下属劳动服务公司也向中纪委调查组反映：“1990年3月，计委指令我们给湛江栖山区燃料公司一个叫吴明余的发煤，让我们发3.6万吨，实际上我们只发了8000吨。因为按计委规定的价格，我们公司每吨只赚了3元钱，干了一年才得了二万四，差不多等于白干。”“我们和领导反映，这么干等于一点油水都不给我们留，都榨干了。可上面说这是阁主任亲自交待的，不干也得干，干了也白干。后来我们通过其它途径，才了解到吴明余与刘博很熟，为了这批煤光好处费就送了14万元，这14万元落到谁手里，我们就不清楚了。”中纪委调查组的同志听了，严肃地说：“我们会搞清楚的。”案发后查明，这笔钱落入了刘博母子的腰包。阎健宏到了贵州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后，抓起权抓起钱来，就更霸道更露骨了。用她自己的话讲，省计委毕竟还是个国家机关，而贵州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则是国家企业，“顾忌”就更少了。省里几位领导对中纪委调查组讲，成立贵州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目的，是想通过这家公司引进资金，改变贵州贫穷落后的面貌。任命阎健宏为贵州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的初衷，是想发挥她“敢干”、“关系多”的特长。事后看来，这个目的没达到，这个初衷落了空。阎健宏当上了董事长，不是忙着搞拆借、融资从中捞钱，就是想让省上各部门把钱都存到她那家公司去，忙得一塌糊涂，吵得不可开交，可就是没为贵州的建设做点实事。省里的领导还说，阎健宏做的许多事情就是因为她处于省委书记夫人的位置上。换句话说，如果她不是处于这么一个位置上，再霸道也未必有用。省里的领导举例说，比如1992年省里石油紧缺，我们几位省里领导分头跑北京、跑油田，到处要油。阎健宏当时已离开了省计委，可石油在这么紧张的情况下，省里的领导都亲自去跑油了，她还硬要到了2万吨计划内石油指标，倒卖出去，赚了一大笔钱。再比如说，1993年初，省里开“人大”会，阎健宏拿着报告找到休息室，当着她丈夫的面，非要省长给批车皮计划。大家都知道，贵州是个内陆省，交通不便，车皮紧张，社会上都传闻，谁能搞到车皮计划，谁就搞到了钱。据说一节车皮计划，可以卖到2000元，阎健宏开口就要一个月50节车皮。也就是说，按黑市价这50节车皮的计划，可以卖10万元。省长当时很为难，阎健宏就把报告递到省长鼻子底下，把钢笔塞到省长手里。到了这一步，省长是不批也得批了。贵州省的一些干部还说，阎健宏抓起权、抓起钱来是霸道，她抓起人来也是一点不含糊；她看上的人，不用也得用；她看不上的人，不滚也得滚。在用人问题上，阎健宏也同样是那么有“魄力”，那么霸道。省石油公司的干部和调查组的同志讲，1990年，阎健宏的一位“干女儿”办的公司，要与外省一家炼油厂合资办一家石油公司。当时石油和石油制品还属计划物资，不允许个人经营。报告打到省政府，省政府征求省石油公司的意见，省石油公司以国家文件为依据，表示坚决反对。这一下，可惹翻了阎健宏，她一个电话打到省石油公司经理办公室：“我找王经理。”阎健宏气哼哼地吼道。“我就是，你是谁？”王经理一听对方这口气，不由也带上几分火气。“阎、阎主任，您找我什么事？”王经理立刻就矮了三分，结结巴巴地问道。“什么事？我问你，我‘干女儿’的事，你为什么顶着不办？我问你，你这个经理是不是当够了……”
阎健宏劈头盖脸就是一顿，那位经理都傻了。他根本没搞清楚谁是阎健宏的“干女儿”，但有一条他搞清楚了，那就是如果得罪了阎健宏，那他的乌纱帽就戴不稳。后来，阎健宏“干女儿”的事自然就给办了，至于国家规定，那可以“灵活掌握”嘛。省委组织部的同志则向调查组说起刘树森的事。省委组织部的同志讲，阎健宏到贵州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任董事长后，从北京调来一个叫刘树森的，任公司总经理。这个人在档案上看还是挺不错的，上任以后，似乎和阎健宏处得也不错。阎健宏曾找到组织部，提出要让他进计委党组班子。省组织部委婉地提醒阎健宏，刘树森是计委下属公司的老总，从上下属关系、政企关系来说，都不宜进计委班子。阎健宏听了大为不满，不依不饶地一定要让刘进计委党组。可没几天，阎健宏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不但不再坚持让刘树森进党组班子，还拿来一份刘在北京受过处分的复印件，让组织部放进刘的档案中。组织部闹不清阎健宏为什么会有这么大变化，一打听才知道，他和刘树森闹翻了。当初要提他，阎健宏可以通过关系把他的处分决定从档案中抽出来。后来要毁他，阎健宏又可以强迫组织部把他的处分决定放进档案。什么组织原则、组织纪律，在阎健宏看来都是一纸空文。省委组织部的同志对提拔阎健宏的亲信宋立权，意见更大。一他们对中纪委调查组讲：1991年10月，阎健宏通过他的丈夫——省委书记刘某，向省委组织部部长讲，有个叫宋立信的副处级干部表现不错，是全省也找不出几个的开拓型干部，现在正需要这种人，我的意见提成局级干部。省委书记发话了，又是由副处一下子提到局级，属破格提拔。省委组织部自然不敢怠慢，立即派出最强的干部去了解、考察。不料，考察来考察去，不但没考察出此人是个优秀干部苗子，反倒考察出一大堆问题：思想问题，宋某对思想政治工作从无兴趣，只对赚钱感兴趣。经济问题，宋某办公室被盗，丢失几万元外汇券和手枪一支，暂且不追究这笔钱的来源，就算是公款或公款私存，至少也是违反财经纪律的。作风问题，组织部的同志一去，首先听到的不是宋某的“政绩”，而是有关他在男女关系上的“战绩”，宋某的老婆一听组织部的人来了，也如同遇到娘家人一样，跑来哭述。组织部下去的同志回来跟部里一汇报，大家都说不查处这小子就不错了，岂能提拔使用。更何况是越级提拔？故而向省委建议此人不宜提拔使用。不料省委还没说什么，阎健宏倒先火了：“省委书记推荐的干部，组织部倒瞧不上？到底是谁当家？”省委书记的火也给激起来了，他把组织部下去了解情况的同志叫去，名曰了解情况，实则大发脾气：“你们是不是也太保守了？人嘛，哪有十全十美的？你们说他有问题，有什么问题？男女作风问题？笑话，他那方面，怎么犯男女关系错误？经济问题？公安局不是说过嘛，监守自盗的可能性基本可以排除，这就是结论嘛！还抓住不放干什么？你回去告诉你们部长，再议一议。”这位同志挨了一顿训，回到部里闷闷不乐。心想，宋某那方面有问题？找医生和她老婆了解情况时，怎么都没听说过？至于办公室被盗，排除了监守自盗，可并没排除他违反财经纪律吧？在省委书记的压力下，省委组织部只好真“议了议”，提出“同意提拔”和“暂缓提拔”两种意见，报了上去。不久，省委常委会任命宋某为省供销社副主任。宋到职不到两个月，阎健宏又找主管副省长和省委组织部，将宋调贵州国际信托公司，任阎健宏的副手，宋也真给阎健宏卖力，成了阎的死党。宋的提拔，在省委组织部引起不小的震动。大伙议论纷纷：“这样的人怎么给提拔上来了？”“听说过吗？宋立权一被提拔，就和老婆离了婚又马上结了婚，新老婆正是群众反映和他乱搞的那个郭某，还说他有阳萎呢？”那位下去了解宋立权情况的同志，一气之下自己要求去基层，他对朋友们说：“这么干我实在看不下去。再说，不明不白地得罪了省委书记，以后怎么办？”省委的一些老人还和调查组说起刘书记原来的秘书刘建军的事。刘建军也是个干部子弟，插过队，当过兵，1985年从部队转业，到河南省党史委员会工作。此人精明能干，笔头子也快，被任命为刘书记的秘书，开始与书记和书记夫人关系都处得不错，可没多久，竟落了个“双开”(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的下场。老人们讲，这个刘建军是有问题，他擅自跑到深圳做生意，脱岗、脱党达半年之久，应该严重处理。但之所以处理得这么重，关键还在于他得罪了阎健宏。调查组找到刘建军本人核实情况，刘建军说，他刚到贵州，阎健宏就告诉他，有一个加拿大的外商想在贵州投资，她想做中间人，弄好了可以拿几百万的回扣。他觉得这么大的项目，应该认真研究，后来那位外商也没来贵州投资，阁健宏则归罪于他。阎健宏又让他出面联系港商装修贵州饭店，他觉得不符合政策，没给办，这两件事把阎健宏给得罪了。更为“严重”的是，刘建军竟把几次听到的反映告诉了阁健宏，并“极不自量”地说，夫人参政，自古以来便是政界大忌。这下可把阎健宏惹翻了，她亲自出面找省委，找组织部，要他们对刘建军进行审查。刘建军自己呢，又正好有把柄落在人家手里。结果为严明纪律，给了他法律之外所能给的最重处罚：开除党籍，开除公职。调查组核实，刘建军说的大体是实话。案发后找到阁健宏的一个笔记本，上面写着：“今天刘建军找我谈话，说我参政，太不像话。他当秘书不合适。”隔了几页又写着：“刘建军又说我参政，让我不要管书记的事，他胆子太大了。”字体潦草夸张，显示出阎健宏写下这些内容时，心中一定十分气愤，十分恼火。对丈夫的秘书都这么不留情面，整起来这么狠，贵州的干部深深领教了这位书记夫人的厉害了，也都灰心丧气了。再说阎健宏的另一个特点：自私。贵州的干部们说，我们这位书记夫人，除了霸道就是贪。什么东西都要，什么便宜都占。一位公司老板对调查组讲，她刚从香港回来，阎健宏的电话就打到家里来了：“怎么样？去了一趟香港，就把我们给忘了，也不来看看我。”她赶快带上给阎健宏买的礼品，跑到阎健宏家。不料阎健宏对她带来的价值上千港币的礼品根本不屑一顾，倒是对她脖子上的那条式样新颖的金项链，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让我看看，我比你识货。”说着，阎健宏也不管人家同意不同意，便主动伸手把项链解了下来，掂来掂去看得挺细。“还真不是假货。”阁健宏笑着说，一边说，一边给自己带上，并问道：“你觉得我带上怎样？”“挺好，我就先借几天。”阎健宏活像只老狼，在吃掉绵羊前还要假意和绵羊商量一下似的。“我再去她那儿，不要说首饰、手表，连衣服也不敢穿好的，真怕她看上，逼得我把衣服扒下来。”这位女经理心有余悸地述说着她的经历。就连办案人员听到这，都不由摇头叹气：这连起码的人格、脸面都不要了。一块手表、一串项链这都是些小便宜。阎健宏虽说并不放过这些小便宜，但她更感兴趣的当然还是那些大便宜。案发后查明，阎健宏在1993年1月至7月短短半年间便先后五次贪污175万元人民币、1.43万美元，挪用5与美元，以及收受了大量现金、实物等贿赂。请看其中的几个实例：1993年1月，阎健宏的亲信——贵州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副总经理宋立权，从宇通房地产公司要来10万元现金，以为职工发放奖金的名义入了账，不过，职工们连一个钱也没见到，这10万元，全部“发”给了阎健宏。阎健宏则以“王艺民”的名字，存到银行，据为己有。同年6月，宇通房地产开发公司交给贵州国际信托投资公司150万元包干利润。“贵信”金融部经理高玉成按阁健宏、宋立权的旨意，授意宇通房地产公司“把钱放在账外”。于是，这本应直接汇往“贵信”的150万元钱，便开始了大旅行，先是汇往海南通达实业公司，接着又汇往海南另一家公司某一经理名下……接着，阎健宏、宋立权、高玉成和宇通房地产公司经理高天国一起“紧急磋商”，炮制了一道免除宇通公司包干利润的假手续，四个家伙共同瓜分了这150万元，反正普通百姓谁知道这些事情？真是神不知，鬼不觉。这年7月，海南宇通公司向中国银行北京分行贷款500万元，请求贵州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予以担保。阁健宏同意了，但她说不能白干。宇通公司的经理会意，在阎健宏到北京出差时，悄悄塞给她5万元，阎健宏心安理得地收下了。这样的事情，阎健宏差不多每个月都要干上几次。过去有句成语，叫做“日进斗金”，这自然有点夸张的意思，可要说阁健宏“日进万金”，那可真是实实在在的钞票，一点也没有夸张。凡认识阎健宏的人，大多承认，这个老太太思维挺活跃，不死板。有人说，她有些点子，真是想绝了。有人说，要是老老实实，本本分分做生意，她也能发。还有的说，人家从小在当商人的舅舅家长大，又受过西方式教育，跟土八路就是不一样么。在和中纪委调查组谈话时，阎健宏曾有如下一段自我表白：“我16岁就参加了革命工作，18岁入党。那时候，像我这样的学生青年，18岁就入党的还真不多。以后，我又被调到中组部工作，从1952年到1961年，整整十年。我个性强，也坚持原则，容易得罪人，但政治上、生活上对自己要求很严格。也是受党教育多年的老同志了嘛，应该这样的。”“刘书记和我从来没有为别人批过一张条子，没有安排过一个亲朋好友。我们在省上一直吃食堂。吃食堂当然方便，但就不像自己做的那么合口了。这也完全是为了工作，太忙，没有时间去讲究。”如果把这段话加上个时间限定，定为改革开放以前，那应该说，还是有几分真实性的。改革开放之后，阎健宏出了几回国，眼界也开了，脑子也活了。每次回国后，她总是津津乐道好几个月：“你看人家那儿……”她的信念已完全垮了。在和中纪委调查组谈话时，阎健宏和调查组的同志还有这么一段话。问：“你的两个儿子都在美国，将来你和刘书记就自己过？”答：“他怎么考虑，我不管。反正我是要到美国找儿子的，一辈子待在国内，太没劲了。”答：“回来也行，不回来也行。我本人是不太想回来。在美国和儿子住在一起，他有房子，比我们在国内的房子都强。”答：“党籍不让留就不要了，在美国住着，是不是党员有什么关系？如果能办个绿卡就好了。”宁要绿卡，不要党籍。这话出自有42年党龄的老党员之口，实在令人吃惊。阎健宏的脑子，有点活得过分了。阎健宏的亲信宋立权向调查组交待：阎健宏曾多次和他讲，给共产党干没劲。咱们至少要自己搞个两千万元。为此她让宋立权把能搞出来的钱都放到账外，她交代宋立权在海口另搞了一个通达公司。这个公司，除了她的亲信宋立权、高玉成、苗建昆等几个人知道以外，在“贵信”的领导层和投资“贵信”的股东中，没有其他任何人知道。中纪委调查组也查到了这笔钱，已经积累了两千多万元。由于这笔巨款还没有揣进谁的口袋，我们的法规又不尽完善，所以只能按违反财经纪律问题处理。阎健宏作为一个干部，落了这么个下场，是罪有应得。阎健宏作为一个母亲，落了这么个下场，是悲剧一场。最后，再交待一下这一家人的最终归宿：阎健宏，1995年1月16日被贵州省法院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同时，中纪委和最高人民法院分别召开新闻发布会，将阎健宏的违法犯罪事实公之于众。刘××，阎健宏的丈夫，原中直机关党组书记，1995年9月被免职。检查组还查到了阎健宏夫妇另一项重大违纪问题：两个儿子都是美国国籍！刘博，阎健宏的长子，1991年10月去了美国，不久花30万美元买了房子，买了车，全家定居美国。刘×，阎健宏的次子，1986年被单位选送至日本大坂学习半年，后又去美国费城一所大学读博士，毕业后在世界银行工作，全家定居美国。（来源：韩蜜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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