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俊杰
67，结婚 看到米易的情况，我们学工的也知没什么发挥专业的用武之地。我已经要求不高，只要能领工资孝敬父母、结婚生子、养家糊口就行。随遇而安吧！做根柳枝，插到哪儿就在哪里生根发芽。 一九七一年十月，我们被派到横山人民公社去宣讲9月事件解释和相关文件，公社的书记、社长听完瞪大了眼睛有点吃惊，不过马上表示拥护中央的决定。有意思的是，在给生产队社员宣讲时，普通农民反而态度淡定，无所谓的样子……这让我第一次体会到：政治对山野村民来说，太遥远了。远得他们无法理解，也不打算理解。他们只关心吃得饱、穿得热和、过得安生。 横山人民公社在米易到普威的中间，距县城十六公里，是一个山区乡，在山沟的一些坡地上开出层层梯田，农民就以种这些梯田为生。公社书记叫周建民，是米易丙谷公社人，四十多岁。他对我和贾明仁、林世庆到公社宣讲文件表示了欢迎。我们之前，来米易的大学生不多，米易去上大学的人也不过二三十人。大学生来公社是稀罕事，所以对我们很尊重，叫我们陈大学、贾大学、林大学。横山公社还有一些工作人员，我对一个姓徐的女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大家叫她十七妹。让人忍不住猜测，他妈到底生了多少个子女？ 贾明仁是南充人，是重大动力系的。个子不高，方脸，有点络腮胡子，为人爽快，很好相处的，他的老婆在渡口，这可能是他分来米易的原因。林世庆个子也不高，头发有点像绵羊毛，卷卷的，操着一口成都话，他为什么被分到米易，原因不明。在横山期间，有一些知青来找我们吹牛聊天，其中还有几个女知青。我们没有拒绝他们。贾明仁是结了婚的，我也是有女朋友的，所以比较注意保持距离。相比而言，林世庆要随便一些。我记得有一个女知青，初中生，有点娇小玲珑，但唱起歌来，声音亮丽婉转……后听说是川剧名伶靳华的表妹。不久，她就被召回成都唱歌去了。 在横山待了一段时间。回到县城不久，县革命委员会又派我去丙谷招收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员。这些队员会被派去公社宣传毛泽东思想，若无过失就可以安排工作，或者去机关事业单位，或者当公社干部……也就是说，相当于一次招干（招公务员）。我还未动身，周健民书记就来找到我，要我把他的儿子周坤和他的妹妹周健先招上来。我说只要生产队推荐上来，公社审查合格，我这里肯定不是问题。周书记周家在丙谷是个大家族，和丙谷公社党委的关系自不必说，况且周坤和周健先都是初中生，有点文化，符合招收条件。我那次在丙谷共招收了十几个宣传员……宣传结束后，周坤被安排到邮电局，后又被推荐到成都地质学院读大学，回到米易官至县长。周健先当了小学教师，后又调到米中当图书管理员。糟糕的是，她退休后迷恋法愣功，拒绝改悔，被开除了公职。 陪我在丙谷招人的，是我在仁寿一中的高中同学李清廉，我们虽不在一个班但还是认识。他毕业于四川财经学院，当时在丙谷银行工作。他几乎全程陪同我，走完了全公社的大队、小队，考察了那些被推荐的男女青年。李清廉和丙谷的书记何丙寅、冯世富很熟悉，走得很近，还经常参加丙谷二大队的政治活动，显示出对政治的极大热忱。后来他很快升任公社书记，三十八岁左右正值干部队伍“革命化、知识化、年轻化”的号召，由公社书记直升县长，后来任县委书记，最后在攀枝花市科委主任任上退休。何丙寅书记解放初参加工作，当过乡民兵队长，是个传奇人物，曾经一个人俘虏过十二个土匪，在米易甚至西康省都是大名鼎鼎。可能由于没有文化，他一直做公社书记直到退休。 那年十二月末，我和玉芳终于结婚了。在去找宣传队员前，我和玉芳就商量好了：我们都二十七岁了，也该结婚了。 我找到县革委办公室开了一张证明，在副食品公社买了红糖、水果糖，在市场上买了些木耳、蘑菇、花椒，请了假就去渡口。玉芳也请了探亲假，随后我们去银江人民公社领结婚证。办证的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女人，大概是办公室主任或者妇女主任。那时的结婚证就是一张类似奖状的纸，填上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最后有“准予结婚”四字，然后盖上银江人民公社的鲜红大印，结婚程序就完成了。办好结婚证，那个女主任对我们表示了诚挚的祝福。我从挎包里抓了几把糖给她，让她分享我们的幸福。拿到结婚证的那一时刻，我们的心都很激动。我两从五八年认识，到现在都十多年了。同窗三载，鸿雁传书，聚合离散……这个过程漫长而真实。如今，我两终于修成正果。今天起，我们就是合法夫妻了，将一生相许。 我们双双回到老家拜望父母。先到我家。三爷保保终于盼到七儿成婚，高兴劲自不用说。那时保保六十来岁，还能做些家务，为我们做了好些饭菜。还把家里的一只下蛋的母鸡杀了……保保用我带回的红糖和三七粉蒸成了蜜糖鸡，半夜叫我们起来吃，说这样最补人。玉芳说她是第一次吃到如此甜蜜美味的鸡……保保在旁边看着我们吃，笑眯眯的，充满爱意。三爷当时还问我，要不要请客操办一下婚礼？我考虑到当时物质供应紧缺，买不到东西，经济上也不宽裕，加上当时没有大摆筵席请客的风气，很多人结婚最多开个茶话会，吃点糖、抽支烟、剥剥瓜子也就成了。所以我对三爷说，“算了，让小妹接二孃来耍了几天就行了。”
几天后，我们回到了玉芳家，两位老人家及兄弟妹妹也很高兴。韩维君早已结婚，弟媳胡群英原是大队妇女主任，后来又当赤脚医生。他们的大女儿韩翔已两岁，能到处跑了，二女儿韩霞还在襁褓之中。在玉芳家耍了几天，没想到她老爸突然病了，说话语无伦次，玉芳也搞不清病因，一家人急得团团转。最后我们决定还是送他去县医院看病。从她家去仁寿有五十多里，不通公路，只能用滑竿抬着去。于是我们请了一个人，韩维君和我也参与抬滑竿。早上出发下午三四点才到仁寿县医院。医生检查了一下，没发现什么大问题，留在观察室观察，大概服用了一些镇静的药，第二天病情有所好转，医院也不收他住院，我们只好带他到南街一家旅行社住下，继续观察。这个旅社的会计恰好是我高中的美女同学赵玉辉，她与高中同学熊述祥结了婚，已生了个儿子。她帮我们安排好，还算热情。凑巧的是，旅社隔壁是玉芳的好友王金玉的家。王金玉毕业于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毕业后分到成都420 厂工作（今成发集团），恰好这时她也回了家。她在家中备了晚饭请我们全家。她家的房子很狭窄，我们几个人进去就难以转身了。这使我第一次领略了城市贫民的“贫”。 玉芳老爸清醒后，我请二位老人家去我家，他们同意了。我赶紧回去请四哥和子华哥来仁寿接他们。我们用滑竿把他抬到了我家。此时他已完全清醒了，和我父母交流已无问题。保保和岳母虽然年龄差十多岁，且初次见面，但她们还很对脾气，很快就亲热起来。在我家休息两天后，我、四哥和韩维君轮流抬玉芳爸回家。又耍了几天，岳母带着我们去看望舅舅。舅舅黄明钧是凤陵公社党委书记，当时四十多岁，据说他解放初是儿童团长。岳母还带我们去三孃家，三孃韩淑清解放前被弄去当童养媳，后丈夫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再无音讯。玉芳爸把三孃接回来后重新嫁了人。三姑爷参加过抗美援朝，当过汽车兵，转业后在乐山汽车队工作。我们去她家时三孃正好不在，由大表妹接待我们。她当时才十五岁，一个人操持家务给我们做饭，挺能干的。
（未完待读，下周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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