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俊杰
68，学大寨
走了一圈亲戚，我们又回我家呆了数日。玉芳的探亲假也快完了，只得返回。我们家打了一口大柏木箱送我们，还给了我们一床六斤重的新棉絮。我们拿着箱子、棉絮、腊肉等到仁寿赶车，本来我要给木箱办托运，但是火车站的人说可以自己带上车，不须办托运。哪知上车时，列车员说木箱太大，不准带上车……我只好让玉芳先走，自己留下来办托运。为此我在火车站呆了一夜，第二天才走。 我没有直接到渡口，先在米易下了车。我想找张声容报探亲费用。其时已接近春节，但还未放假，张声容却不上班。我到她家找到她，她却不给我报销……当时我口袋里几乎没钱了，去渡口还需买些糖果请玉芳的同学、同事。不给报销，让我很难受。刁亚中没回家，还待在招待所，他见我无计可施，主动借了一些钱给我，解了我燃眉之急。 玉芳回去后向医院要房子，医院的办事人员却爱理不理。玉芳知道有一间房还空着，就干脆撬了那间房子的锁。我过去后我们就收拾那间房，找了些报纸把墙糊了一下，没大床就找来两张单人床拼在一起，找木板把两张床填平了，然后铺上棉絮、床单，挂上蚊帐……幸好我有锯子，干起活来还顺手。就这样，我们的婚房、婚床都齐了。虽然简陋，好歹还有桌子、凳子、椅子、大箱子，比其他人的新房好多了。 我们隔壁是一位姓王的护士的新房，两间房之间只隔了一块木板墙，根本不隔音，说话声互相都能听得清清楚楚……这种状况，在那时是常态。我们能做的就是尽量压低声音，不让对方听见。 一九七二年正月初二，我和玉芳在家里做了几个菜，请了她的同学和我的同学来聚餐，向大家宣布我们结婚了。同学们祝我们幸福美满白头偕老。玉芳的同学苏裕福没有来。过了几天，他要送玉芳六元钱叫玉芳买个纪念品，玉芳以此事已过为由婉拒了。 农业学大寨运动，是当时农村最重要的工作。大寨是山西太行山的一个小山村。解放前被称为穷山恶水的地方，人们生活很贫穷。一九五三年大寨开始搞集体化，在陈永贵、郭凤莲等带领下，发扬艰苦劳动、战天斗地的精神，改变了贫穷的面貌。一九六四年，山西省委书记陶鲁茄向毛主席汇报了大寨事迹。毛主席高兴地说：“穷山沟里出了好文章”，对国家计委负责人说：“要像大寨那样不借国家的钱，也不要国家的东西，要自力更生。”后来，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把大寨归纳成八个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由此轰轰烈烈的“全国农业学大寨”运动在全国展开。“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习解放军”，是当时毛主席为全国人民树立的榜样和方向。 我的家乡仁寿县在学大寨中，建成了黑龙滩水库及其灌溉工程，成为都江堰灌溉工程的扩大和延续。当时仁寿人民吃饭都成问题，面对这个艰巨的工程，人力财力物力如何解决呢？钱由社员大家凑，劳动力由生产队选强壮社员，工具由社员自己带，报酬由生产队评工分，口粮自己带，县上给每个参工者每日补助半斤粮，生活补贴普工每个工日0.25元，技工0.35元……于文革中的一九七一年动工，参加工程的人都拼命干，工地上拉着巨幅大标语“活着干死了算（值得），一年建成黑龙滩”。平时施工队伍四万多人，冬春农闲时有十多万人奋战在工地。通过一年的艰苦奋斗，一九七二年一月，长271米高53米，底宽52米，顶宽6.6米的浆砌条石弧形重力大坝胜利建成。接着又完成了东干渠、南干渠，使水库的水穿过山沟渡槽隧道能覆盖全县大部分地方，解决了全县一百多万亩的农业用水，彻底改变了仁寿干旱缺水、农业产量低的状况，为仁寿农业提供了基本保障。据说，当时修建黑龙滩，仁寿人民投工一亿三千六百八十八万个，用水泥八万顿，木材二万多方，钢材四千七百多吨，炸药三千五百多吨，但国家只投了10253万元，其余均由仁寿人民自筹完成。要搁在今天，恐怕多花五百倍的钱也完成不了。 米易县也开展了农业学大寨运动，修成了红旗大堰、莲华大堰、海塔水库，芭蕉青水库等水利工程，改变了以往靠天吃饭的状况。有了水利保障，加上当地气候条件好，光照时间长，农作物生产普遍良好，水稻亩产上千斤，甘蔗亩产达十吨，这样的数据当时让我都很吃惊。莲华公社的一些生产队，一个壮劳力每天得到十分的话，大概可分一元多钱，收入不比城镇工作人员差。一九七二年春节，我回到米易时，正值米易要抽调大批干部去麻陇区帮助彝族兄弟建立人民公社。我们这些还没正式工作干的大学生就成了首选“干部”。麻陇区是个彝族聚居地，解放前还是奴隶社会，解放后民主改革废除了奴隶制，建立乡政权，一九七二年又改乡为人民公社，从奴隶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当时要求所有新来的大学生都要去麻陇。我向黄德勋主任提出我的胃做过手术，身体不好希望不去，他板着面孔说：“不行，都得去！”。说完他走出办公室去了厕所。我正无奈之际，没想到他回到办公室，又突然对我说：“你身体不好就不去麻陇吧！”我赶紧表示感谢：“谢谢黄主任的关心。” 留下不去麻陇的，除了我还有曹欣、林世庆、刘明一和朱文明。朱文明是重庆大学机械系的。他在知青办晕倒过几次，倒在地上口吐白沫眼睛翻白，有点像心脏问题，也有点像癫痫。总之样子怪吓人的。不久后，他就被县革委组织组退回了省毕业生分配办公室，重新分到成都工作。林世庆后来说，在成都见过他，活得很滋润，哪里有什么病呵！留下来后，我就在知青办打杂跑腿。新知青来了要写大标语，知青办的人不会，当时县革委办公室也只有那么两个人能写标语。黄主任着急此事，我就主动说：让我来试试吧。张声容、李正明用疑惑地眼光看着我，但还是找来了纸笔广告颜料。我在重庆大学时写过大标语，比较熟练，很快完成了任务。 偶尔，黄主任会派我去一些公社了解知青的生活和劳动情况。公社自然把我这个县里来的人当个“人物”，全程由书记、社长陪同，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吃，交四两粮票一角五分钱就行了。遇到书记、社长是本地人的，还会请我去自己家吃饭，白米饭管够，还有酸菜炒肉、火腿肉等特色菜，比公共食堂香。他们还坚决拒绝我给的钱和粮票，说是自己家的饭，不算什么。我有一种吃了“肥差”的感觉。 一九七二年三月，我借口有病，去玉芳那里检查身体，没发现什么毛病。我这应该属于相思病，医院检查不出来的。回来后，西昌地委下通知要在西昌举办农业学大寨展览，每个县都要有一个展室，县委县革委立即组织了一个办展览的班子，由副主任纪永刚负责，抽调了农业局的曾毅、石承苍，文化局的谢寒村、冯国华，交通局的李纪中，还有我和林世庆，以及四川师院六八级的杨廷春，组成了团队。纪永刚是个南下干部，不像是工农干部，有点知识分子的样子，操北方口音，开会时讲了办展览的重大意义，并提议让曾毅负责。曾毅却当即表示推脱。“你不负责哪个负责？”纪主任一脸不高兴。“我不能负这个责！”曾毅顶了纪主任一句，“我现在是什么还不知道，还能负这个责？”他大概在文革中被整了，还未平反正名。纪主任厉声说：“你，你一个十八级干部，你不负责谁负责？” 曾毅不再说话。他大概有四十来岁，据说解放初就来米易工作，搞清匪、反霸、土改，后又去西南农学院读大学，算是米易最老的正牌大学生了，工资被定为行政十八级。除了县长书记，恐怕就数他工资最高了。石承苍也是西南农学院毕业的，文革前分来米易也算是米易的人才。冯国华能画画，字也写得可以。李纪中写得一手好魏碑。谢寒村是文化馆馆长，搞摄影。要搞展览肯定要图片，图片里不能少了大标语。曾毅把写大标语的任务交给了我，林世庆自告奋勇来当助手。我开始壮起胆子来写我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的大标语——每个字有六平方米左右。先由木工做好标语牌，铺上白色的美术用纸就交给了我。幸好我有些美术字的功底。我先用粉笔勾出字架，再沿字架勾出字来，然后后退十数步观看，是否方正匀称，最后才让林世庆用排笔去填写。写好标语后，曾毅派人抬去插在田野，然后以田野为背景，谢寒村拍照。后来看到照片，效果不错。
（未完待读，下周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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