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俊杰
69，十九冶 准备工作完成后，我们一行就去了西昌，住在西昌党校。党校的教室作为每个县的展室，我们在展室内布置——米易县的展览突出了米易的亚热带气候优势，不仅有层层梯田、稻秧碧绿的大幅照片，还有众多的实物展示：三四米高的甘蔗，雪白的白糖，黄亮金黄的红糖，几斤重的冰糖晶体，以及从热带植物研究所搞来了一些奇花异木……颇有特色，还未开馆已有声名在外了。地委、地革委的领导名为检查，实际上跑来先睹为快。 就在展览即将开始时，米易县知青办转来了玉芳“病重速来”的电报。我吃了一惊，赶紧向曾毅请了假，心急火燎地赶到渡口。玉芳躺在床上一副没精打采的样子，见到我来了就流眼泪。我问她怎么回事，哪里病了？她还未来得及回答便“哇哇”的吐了起来。我急忙拿盆子接着，又拿水给她漱口……心里松了口气，按照我有限的知识，我也明白，她怀孕了。我既为玉芳的痛苦难受，也为要当爸爸了而高兴。我陪着玉芳，度过了她怀孕最困难的一段时间，她吃不下饭，还为此去输了液。十多天后情况才有所好转，她恢复了一些。当时渡口的各类物资都搞凭票供应，市区没有自由市场，买不到蔬菜和其他副食。米易物产丰富一些，我就回到米易，买了些鸡蛋和鸭蛋，又用我们待分的大学生的副食品关系去食品公司买了些腊肉。刘明一同学还带我到“五星”公社——他曾在这里宣传过九一三文件，跟老乡熟悉——他找到熟识的老乡，用一斤腊肉换一斤活鸡，帮我换了两只鸡。刘明一是南充人，毕业于南充师范地理系。他说他是个孤儿，上无父母下无兄弟姐妹，他还把他的手伸给我看他的手相，说手相就是这样写的。他靠助学金完成了大学学业。对于刘明一的热心帮助，我至今都心存感激。 我在米易还买了一个半大泡菜坛子装上蛋，用纸箱装上鸡，再回到渡口。这样可以保证玉芳每天吃一个蛋。两只鸡一只是灰白色的，一只是麻鸡。我估计灰白色的能下蛋，就留下来养着，把麻鸡杀了炖汤给玉芳喝，还请徐荣惠、张俊全来吃鸡肉。玉芳的身体一天天好起来，只是不喜欢吃食堂的饭菜，喜欢喝包谷搅搅，用腊肉当菜。没想到，此时，医院却突然要调玉芳到德昌十九冶技工学校工作。那时十九冶技校办了一个护士班，需要老师，医院就把玉芳调去当班主任兼老师。玉芳多次找院领导申请，不想去德昌，但没用……最后只得闷闷不乐地去德昌了。 十九冶技校派车来接我们，我们把行李交给他们运走，自己乘火车去德昌。到了德昌，技校的领导还算不错，派车来接我们到学校。当时正值全国农业学大寨运动的高潮，十九冶在德昌也搞了个学大寨基地，号称德昌“新农村”。那里都是荒地，十九冶派了些职工到此开荒种地，并修了大片的夯土墙瓦房，供职工及家属居住。十九冶技校就在基地的北段，占地也很宽，有数百亩。文革中年青人爱闹事，把他们弄到这里基本上与社会隔离，也就闹不了什么大事，同时还能接受技能培训，今后有个当工人的不错的出路。 来接我们的开车师傅叫姜布泰，是个态度和蔼的中年人，对我们很热情。姜师傅把我们拉到一座房子前，我们的行李已经摆在那里了。这是一个有两间房的套房，进门右侧一间较大，有十多平米，是给我们住的。另一间是小房，已有一位中年女人住，她叫张光辉，是上海人。大房间里有床，有两扇玻璃窗，显得明亮。我很快收拾了房间，感到这里的住房条件比渡口要好一些。学校职工食堂就在隔壁不远，打饭打菜也方便。十九冶技校虽然建在荒坡上，但在这个荒乱的大革命时代，职工并没有什么不安全感，门不是防盗门，窗子没安护栏，没听说哪家被盗，也没听说过哪个女职工女同学被性骚扰，那时的人们都很敦朴。 学校的一些领导对玉芳表示了欢迎。学校的教务处处长叫陈清，他的爱人叫叶健，也是学医的，是个快人快语的热心人，玉芳即将和她共事。姜布泰的爱人叫易玉兰，四十多岁，是校工厂的工人，也爱帮助人。她们都来看望玉芳。
第二天玉芳去报到，她被安排到校医室并担任护士班的主任，除了管理这些女学生上些课外还兼当校医。 这个护士班招收的女生大多是十九冶各个科处职工的女儿，她们学到护理知识再到职工医院当护士，也算是个体面的工作。她们也不像男生那么顽皮，比较听话也好管理。没几天，十九冶技校的校长宋丰到寝室看望我们，他四十多岁，对玉芳和我还挺客气。听说他五十年代已是副处长，后被派去苏联留学，学成归来，他的那些同事已升公司经理、副经理、书记或是副书记了，他反而无处安放，最后就到技校当校长，也算升成处级干部了。他进来看我正刻蜡纸，走过来拿起蜡纸对着光看了看，我赶紧让他坐下，给他倒了一杯水便交谈起来了，对校长光临寒舍表示了感谢。他问我在刻什么，我说帮玉芳刻讲义，他哦了一声又拿起蜡纸看了看，微微点了点头，问我：“韩大夫来技校工作，你愿意来我们学校工作吗?不过十九冶是个流动单位，不知你看不看得起？”。我听了很高兴，马上表示“宋校长，十九冶是个大单位，虽说流动性大，有些生活不便，但韩医生在你们这儿，我当然愿意来。来十九冶我还可以做专业工作。为了一家团聚，我希望来十九冶。”他又点点头说：“好，韩大夫也向我提出过，我们争取吧！”十九冶是个走四方的流动单位，经常会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荒山坡驻扎，生活并不方便。但是能跟玉芳在一起，我自然愿意。 玉芳在这里工作生活习惯后，我便回米易了。这时我们这批大学生已搬出政府招待所住进了一旅社。去麻陇成立人民公社的同学大都回来了，但西农的刁亚中被留在了云峰，重大的周自丰，四川农学院的陈兴才、洪士德留在了麻陇，四川外语学院的任治军被留到了水陆。他们五位同学留在彝族地区工作，但又没有职务，只能暂时给公社打杂。回米易不久，十九冶技校政工科的一位领导到米易一旅社找到我，说是来米易找县革委会商量我的调动问题。我领着他找了一个姓谢的副组长……但不久，他回一旅社对我说，县里不放我走，他只能表示遗憾。 一九七二年九月米易县革命委员会组织收回了对大学生的管理权，黄德勋主任心里不爽，还跑去跟领导理论了一番。我们被组织收回，是为了安排工作：主要是去基层。师范的分到中小校，学医的分到乡卫生院，学机械的分到农机厂，这都算专业对口。曹欣及杜冰是学电机的被分到供电所，程英学化工的被分到建筑队，范成蓉去米中当老师，他们都留在了县城。但不知什么理由，我这个“自动控制”的工科生，也被分配去当老师。我对当老师没意见。当年报考大学时，第二志愿就是北京师范大学。在我们传统中“天地君亲师”，老师是要上香火牌位的。但我不喜欢我教书的地方，当时叫“五星公社”，文革后叫沙坝乡。学校和公社都在山上，从沙坝火车站去学校还要走两三个钟头。我找到当时在米易革委政工科工作的沈平兰大姐，说明了我身体不好等情况。沈大姐的老公是铁五师副政委，沈大姐也认识我。对我的情况有点同情。她让我等一下，去隔壁找了学校组组长陈至善。没几分钟她回来对我说：“你去见见老陈，老陈会考虑的。”
（未完待读，下周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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