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型开放助推世界高等教育中心建设

 教育强国建设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性和先导性战略工程。当前，通过完善对外开放战略策略，有效利用世界一流教育资源和创新要素，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建成具有强大影响力的世界重要高等教育中心，是建设教育强国的应有之义和必由之路。一、高水平对外开放以制度型开放为主要特征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强调“开放”的重要性，并明确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对外开放是全球化时代拓展国家利益的有效策略。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我国当前正在推进的“第三次开放”与前两次具有显著差异，其本质特征是制度型开放。
制度型开放是一种规则体系的“境内开放”，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将高标准的国际规则体系延展到国内，加快构建与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相衔接、相协调的国内规则和制度体系；二是将国内规则和制度体系转变为国际通行的规则标准，实现国际与国内经济制度的协调和融通；三是通过在国内实施一系列系统性制度创新，逐渐引领全球规则、标准的制定，深度参与全球治理并重塑全球规则。
2013年以来，我国进入高水平开放新阶段，即改革开放的主动作为阶段。在此阶段，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与制度型开放并存，但制度型开放是更为典型的特征。在此新进程中，我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设立多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及海南自由贸易港，开启外商投资管理制度的探索和创新，逐步构建在国际贸易中的话语权。2020年11月15日，我国正式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2021年又正式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进一步体现出我国推进高水平开放的信心和决心。二、以特殊经济区建设推动与扩大教育对外开放设立特殊经济区特别是设立自贸港（自贸区）、实行高水平开放是世界各国谋求全球资源优化配置、吸引国际经济活动和实现高水平发展的主要方式，也是许多国家和地区推动与扩大教育对外开放的重要手段。
迪拜自由区是迪拜酋长国政府于1980年提出的概念，旨在打造一个免税、政府监管度低的自由贸易区。随着自由区的快速发展，该国政府又将自由区的职能范围从贸易领域延伸到了媒体、教育、科技等领域。2003年，迪拜“教育自由区”正式成立，吸引了大量外国教育机构。
迪拜教育开放的一个重要特色是，不同的自由区具有不同的功能和定位，以吸引特定的投资者。其中，与教育密切相关的区域主要有5个：一是迪拜国际学术城，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完全致力于高等教育的生态系统，也是专门为高等教育机构设立的区域。目前，该区域拥有来自150多个国家的2.7万多名学生。
二是迪拜知识园区，拥有众多人力资源管理、招聘、咨询、猎头、职业培训和专业发展公司，还拥有英国赫瑞－瓦特大学、澳大利亚伍伦贡大学、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商学院和英国埃克塞特大学等世界知名高校。
三是迪拜健康城，以创新性法规及灵活投资模式，促进健康和保健生态系统建设。
四是迪拜硅绿洲，提供促进教育发展的生态系统。美国罗切斯特理工学院就在其中设有国际学校，提供一系列商业和技术学位，并利用周边各大公司，让学生获得实习机会和就业机会。
五是迪拜国际金融中心，建立国际公认的独立监管机构和成熟的司法体系，拥有超过3.6万名专业人士和4300多家活跃的注册公司。其发展愿景是成为全球金融和创新中心，吸引国际各大商学院前来开设各种研究生水平的商业课程，推动金融业的合作与发展。
新加坡利用自贸港发展带来的吸引力，大力发展跨境教育，扩大国际合作规模，吸引世界一流教育机构前来办学。1998年，新加坡政府提出“10所顶级大学计划”，即用10年时间引进10所全球顶尖大学在新加坡办分校。2002年，新加坡启动“环球校园”计划，成为新加坡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总体政策框架。该计划的目标是到2012年之前吸引10万名自费留学生和10万名国际企业高管到新加坡学习与培训，把新加坡建成“世界级的教育中心”。
依托自贸港高度开放的环境，新加坡通过跨国高等教育提供者与本国高等教育机构的合作，引进了国际先进管理经验，发展了国际性高校，加强了国际合作办学、研究的能力与规模，推进了本国高等教育机构的国际化水平，并通过跨国交流合作和知识转移升级了本国高等教育机构的教学与科研能力。
进入21世纪，韩国政府开始着手打造教育中心，以提升该国在知识经济市场中的竞争力。韩国政府积极推动建立国际化的学校，使本国学生可以在国内就读，以扭转人才外流的趋势。2007年，松岛新城“全球大学校园”计划正式在仁川自由经济区启动，目的在于加快推动韩国从制造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型。在该区域建立分校区的外国院校，于制定招生、录取标准和课程计划等方面拥有自主权，从而最大限度地确保韩国校区与高等教育提供者来源地具有相同的学术标准。
2012年，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韩国校区开学，之后陆续又有来自世界各地的高校入驻。2015年，该区域更名为“仁川全球校园”（也称“仁川国际大学城”）。作为由韩国政府和仁川市共同建设的国家项目，其旨在创新韩国的教育体系，并在教育、经济、工业、文化和艺术领域培养下一代全球领袖。该区域总投资达10亿美元，可容纳10所世界知名大学，以及来自全球约1万名多元化的学生。三、充分发挥自贸港（自贸区）在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中的引领示范作用
《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开创教育对外开放新格局”是推进教育现代化的一项战略任务。自贸港（自贸区）在高水平教育开放方面具有引领示范作用，是推动新发展阶段教育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国际高等教育中心的重要抓手。

深入推进制度型开放。以自贸港（自贸区）建设扩大教育对外开放，必须进行顶层设计和系统谋划，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和教育规则。特别是应实施自贸港（自贸区）提升战略，扩大制度型开放的范围，加快制定教育服务贸易和投资领域开放的标准，推动制度创新，积极有序扩大教育领域开放，更好地满足市场对高质量教育服务的需求。同时，也要注重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机制化教育合作，尤其是“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地区的教育交流合作，为我国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铺平道路。
积极开展先行先试。作为制度型开放高地，自贸港（自贸区）应迈开脚步，大胆试验，充分发挥先行先试作用，引领和推动中国教育对外开放。针对当前自贸港（自贸区）教育对外开放领域和内容相对局限与单一的现状，有关区域和部门应吸收借鉴国际自由贸易港教育对外开放的经验，不断丰富教育对外开放的多元要素，支持在新兴和前沿教育领域开展国际交流合作，充分释放自贸港（自贸区）教育对外开放的先行先试活力与动能，将自贸港（自贸区）建设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对外开放的生动范例，为全国教育发展提供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成功经验。大力推进产教融合。自贸港（自贸区）是前沿和先导产业的聚集区，有关区域和部门应提升教育与产业的耦合互动能力，将自贸港（自贸区）建设成为世界重要人才中心与创新高地的典型范例。自贸港（自贸区）内的高水平教育和研究机构可加强与信息、健康、生命科学、航天航海等前沿高新技术产业的紧密合作，积极为这些前沿产业培养并输送高水平人才，以及提供高水平的技术支撑。针对现代服务业，自贸港（自贸区）内的高等院校可加强与旅游、文化创意等领域现代服务业的合作，充分利用自贸港（自贸区）的相关政策与资源，全面提升现代服务业水平。
有效促进制度扩散。制度型开放具有国内规则与国际规则双向互动的特征，不仅包括国际规则的国内化，也包括国内规则的多边化。积极推进国内规则国际化进程也是化解“规则压力”的有效选择。源于20世纪80年代的“超级全球化”正面临“有限全球化”的挑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实际上为新的全球化发展指明了方向，尤其是加强“一带一路”教育合作，构建全球教育共同体，成为加快教育对外开放和建设世界高等教育中心的必由之路。
在新的全球教育治理格局和体系下，通过自贸港（自贸区）探索制度型教育开放，不仅需要构建能够与国际教育相衔接的规则和标准体系，还要着力释放制度开放优势，以国内的成功教育经验为基础，创新并推广形成国际制度，特别是借助国际组织传播等方式实现制度外溢。制度扩散将有助于增强我国在全球教育治理体系变革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推动新时代全球教育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作者介绍 

阚阅：浙江大学教育学院院长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十四五”规划2021年度教育学重点课题“自贸港[自贸区]建设背景下的教育对外开放研究”研究成果，载于《中国教育报》2023年11月13日第5版，转载请注明来源。投稿邮箱：[e-mail]图片来源：浙江大学 浙江大学国际校区 新华社今日编辑：毛清萍
责任编辑：奚婉 樊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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