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海外中国研究丛书”迎来出版35周年纪念日。从1988年到2023年，丛书系统移译海外汉学，共出版225种图书，赓续不辍，形成传统。35年来，“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把海外中国研究的不同声音和多元面目带到中国，为中国学术界和思想界系统介绍海外的中国学，成为中国学术出版的一面旗帜。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第一批图书
出版时间：1988—1992
一
为什么要长期领着阅读这些书籍呢？是为了知道别人是“怎么看”中国的。为什么非要知道人家是“怎么看”我们的呢？自然是为了兼听则明地逐渐把中国变得更好。而再进一步说，又应当是由我们一心想要变好的愿望，终究总会再反映到他们的著作中，从而改变下一批这类著作中的内容，也就是慢慢改变他们对于中国的“怎么看”。在这个有点兜圈子的、但却是终极的意义上，我们即使是绕道海外去阅读中国，仍是为了自己脚下的这个中国。
简而言之，正所谓“阅读中国”，乃是“为了中国”。而且不在话下，也正是冲着这样的意义，才激发出了自己这方面的、一直未曾消歇的求知欲。而正是由此又导致了，一方面，当然是无论搁在什么人身上，只要他还属于“肉身凡胎”，要来回顾一项如此的烦难，竟被自己坚持了三十五年之久，都难免要反过来疑心起来，自己即使不算已然变老了，也至少是快要变老了吧？可另一方面，又同样是诚心地反躬自问，不光是心中的激情未曾湮灭，头脑的灵感未曾消失，就连周身的力气也未见衰减。当初在清华园里复建国学院时，就曾有人从旁暗自嘀咕说，“不知道他怎么会‘这样嗨’，浑身上下都充满了兴奋劲儿”；而刚刚就在前几天，又有两位浙大历史学院的同事，来我的办公室里赞叹地讲：“你的energy也实在是太大了！”年轻的学子看到了这里，或要笑我无非是“学术动物”吧？可话又说回来，我自问也并不是个“受虐狂”，原本还是被公认“热爱生活”的，即使终日辛劳地伏在案前，也并不是专门来“自讨苦吃”的。再者说，我还特别害怕去“专攻一隅”，那种癖好才更容易让人上瘾，就像寻常听到的赞许那样，虽专攻“餖飣之学”，却又能“甘之如饴”。而正相反，我是一意孤行地不听友人劝告，即所谓一旦到“年过半百”之后，就应当逐渐放手地“做减法”——毕竟再从治学本身的要求来看，学术生涯总是要不断“做加法”的，由此就势必去企求更广的视野，才能让心智升入更高远的境界。
再就本文的话题而言，自然也正是如此“不肯收手”，才撑起了这套“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使它的数量先是超过了百种，尔后又迅速超过了两百种，成长为规模最大的而且仍在活跃的单项丛书。——更不要说，我还在这套丛书的基础上，继续仰仗着江苏人民出版社，接着创办了“西方日本研究丛书”，乃至“西方韩国研究丛书”，并在总体上以此凑成了“东亚研究”，那才是海外“地区研究”的一方完整重镇。说来也很有可能，这一项接着一项的、令人难以自持的事业，至少就我个人的情况来说，算得上一种特效的“抗衰老”药物吧？即使退一万步说，就算是只为这些可爱的工作，你只要是全心全意地投入了它，也是实在不忍、或不敢老去的。——夫子当年曾讲自己“发愤忘食，乐以忘忧”，而“不知老之将至”，大概也正在经历着这样的生命状态。由此又不免回想起，韩愈的《进学解》中还有段话，表面上是借着弟子之口来自嘲：“先生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贪多务得，细大不捐。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先生之业，可谓勤矣。”不过在我看来，韩愈肯定是在“正话反说”的，否则在讲出了“口不绝吟”“手不停披”之余，原不致再讲出“贪多务得”这样的话。由此在整个的上下文中，所谓“贪多务得”也就不算什么难听话了，反而形象地刻画了一心进学的“猴急”状态。左：《天边有一块乌云：儒学与存在主义》刘东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8年6月
右：《坚守坐拥的书城》刘东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20年4月
无论是好是坏、知我罪我，恰是这种不无痴迷的“贪多务得”，才支撑了自己内在的求学心力，而那些陆续创办的学术丛书，则不过是这种心力的外在表征而已，就像一连串打在纸面上的“心电图”。——正如我前不久就此自述的：不管怎么千头万绪、不可开交，预装在自家寸心中的那个初衷，仍是须臾都不曾被放下过，也从来都不曾被打乱过，那就是一定要“知道”、继续要“知道”、永远要“知道”、至死不渝地要“知道”！这个无论如何要“求知”的初衷，早在自己的孩提时代便已形成了，因而在此后的六十多年中间，总是一旦“知道”了这个、就马上又想“知道”那个，一旦“知道”了近前的、就马上又想“知道”遥远的，一旦“知道”了明显的、就马上又想“知道”隐秘的，一旦“知道”了局部的、就马上又想“知道”总体的，或至少是能够与此相连的……也正是这种无法消歇、绝不餍足的好奇心，才支撑着我不断突破专业的边界，而把“学术生涯”提升成了“求道之旅”。（刘东：《无宗教而有快乐》自序）
此外，我还为另一位主编徐海先生——他的工作性质虽和我略有不同，却同样在为了出书而兴奋不已——打过两个希望能“提提气”的比方，那就是把我们所进行的这类主编工作，要么比作在音乐会中的指挥家，要么比作运筹帷幄的军事家：就像不能说哪位指挥家，比如大名鼎鼎的卡拉扬，只因他并没有具体演奏哪件乐器，就说他未能深刻地理解音乐，或者，就像不能说哪位军事家，比如威风八面的朱可夫，只因他并没有亲自上阵杀敌，就说他未能立下赫赫战功，同样地，对于一位出谋划策的出版家，我们也不能只因他并未亲自动笔，就说他在学术上没有突出的贡献。——事实上，无论作为哪方面的领军人物，都要对自己所从事的专业，具备相应的总体感和大局观，从而让全部细节都连成整体，以便沿着同一种构思交响起来。（刘东：《又一个活得“这么嗨”的人》）
作为以研究为天职的学者，就算是较多地涉入了编辑，我的主要使命仍不在编辑，而在于独出机杼地进行运思。只不过，在特定的贫瘠学术条件下，为了不让自己的所思所想，被“命定”为先天不足的、孱弱单薄的，就只能越过界线去自我拯救，把以往的“读百家书，成一家言”，给扩展成“译百家书，成一家言”，乃至于“编百家书，成一家言”，——正如我又在另一处自供的：我最近反复地回顾说，就“以学术为志业”的天职而言，我们这代人最是“命苦”不过。——如果在正常的太平年月，一位选定了学术生涯的人，只要能做到“学而优不仕”，而又能“读百家书，成一家言”，那已经算是大功告成了，而且也已经“很不简单”了。可我们呢，却是从“文革”废墟中走来，刚刚经历过焚书之祸，原有的学术脉络多已断绝，想要简单去继承已不可能，只能去一边阅读自家的古书，建立起文化的“主体性”，一边翻译舶来的洋书，建立起跟世界的“对话性”，此间的难度可就大了去了！（刘东：《长达三十年的学术助跑》）
《海外中国专题研究》 丛书
由此说来，虽然宇宙间不存在目的论，人生中也并无“自幼如何”，都是走一步算一步地，且又“一步三回头”地，在不断进行着总结与调整，可一旦事到如今再盘点起来，自己迄今为止的所有努力，还是可以被编织为同一件事，那就是经由长达四十余年的长跑，去接近毕生都在追求的学术通识。在这个意义上，自己此前的所有努力与付出，都不过是“后期写作”的助跑罢了，而且，在这种坚持不懈的热身助跑中，主要的日常功课之一恰又是编辑。——也就是说，自己每天的日常工作之一，就是先行阅读、后又编出很多好书，让它们到各家出版社去“奏响”；接下来，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之上，我才会靠自己的运思与写作，又把它们有机地结合起来、升华出来，在总谱上形成一种有机的交响乐。总算尚可聊作自慰的是，这样的日常工作充填了自己，也支撑了自己，甚至以其无可置疑的正当性，使我不光没体验过“中年危机”，也同样远离了“老年心态”。甚至于，就连胡适“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的说法，我扪心自问也是找不到什么同感。说不定，那只是他对于此前选择的迟疑吧？因而面对此情此景的心境，又正如我刚在一篇序文中写到的：就算一直这样不可开交，既然也一直没有失去热情，正说明这类纯属“书生”的“书事”，总还能够聊以感动自己，而在暗中构成了“发动机”。甚至在恍然之间，我还生出了这样的自我意识，那就是恐怕已经很少有什么人，能比自己眼下的工作状态，更感到得心应手、顺畅自如、酣畅淋漓了，无论是从读书到写书，还是从选书到出书。——就算这无非是一种自我暗示，我也宁肯像做着美梦一样地，满足于这样的自我安慰，既然人生原本就如此短暂。而在白驹过隙的生命过程中，喷发的创造状态还尤其难得。（刘东：《无宗教而有快乐》自序）浙江大学中西书院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专架
九九归一，还要再回到开头的那句话，即这样来“阅读中国”，终究是“为了中国”。世界正是借助于这种活动，才可能体现为连接和互动的，人生也正是借助于这种活动，才可能展现为昂扬和上升的。说起来，再也没有别的什么目标，能比这种不言自明的社会功能，这种积极向上的人生意义，更足以感动我们、激发我们、推动我们了。还记得，大约是在二十五年以前，我就曾在哈佛的费正清东亚中心，当着史华兹、柯文、杜维明等人的面，吐露了自己作为“一介书生”的雄心，——而今，就让我在这篇小文的最后，再以这段话来表明自己的心迹吧：更加重要的是，在作者、编者和读者间初步形成的这种“良性循环”景象，作为整个社会多元分化进程的缩影，偏巧正跟我们的国运连在一起，——如果我们至少眼下尚无理由否认，今后中国历史的主要变因之一，仍然在于大陆知识阶层的一念之中，那么我们就总还有权想象，在孔老夫子的故乡，中华民族其实就靠这么写着读着，而默默修持着自己的心念，而默默挑战着自身的极限！（刘东：《中国大陆学术出版的现状》） 作者介绍
刘东：浙江大学中西书院院长，“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