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庆·砥行 | 周云：生育率的下降与亲属关系

编者按

周云，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1993年于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人类学系取得博士学位，后进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工作。主要研究领域为文化与人口和老年问题研究。

 周云老师。

本文特别讨论了计划生育政策对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之一，亲属制度的影响，文章认为，中国目前生育率的下降不仅意味着亲属数量的减少，还会影响到一个人还有什么样的亲戚，这一点特别会体现在姻亲关系的比重上升和单一化。亲属制度包含的亲等和血亲类型都会随着生育率下降变得简单。亲属关系绝非称谓，而会影响到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调整，值得社会科学将之作为更根本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而继续深入。

生育率的下降与亲属关系

周云

自1970年代以来，在中国大地上开始了计划生育的热潮，国家的生育政策从“晚、稀、少”逐步转变，推广“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这一政策尽管目前在农村的实行还有一定难度，但在城市，由于198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导向的社会转型而带来的各种社会制约的变化，以及各级政府的一些措施，个人的生育观念和习惯都已有了重大变化，生育率已大大下降。由于流动人口的增加带来的文化传播，特别是市场经济带来的理性化倾向农村和内地的渗透，可以预见，这些地方的生育率也会随之下降。

针对这种情况，研究者已作了大量的、各方面的研究。然而，这种生育率的下降将对中国的整个群体的亲属关系会产生什么影响，并进而对中国的社会有什么影响？目前尚无人研究。本文将从这一角度作一初步分析。

从社会学角度上看，后裔并不仅仅是一个家庭延续的保证，而更是劳动力的来源，是建立牢固社会网络的基础，当然也是养老的资本。由于这种经济的社会的功能，因此，在农耕社会中，从家庭中就产生出支撑这种社会经济功能、并与之同构的生育文化。因此长期农耕社会的中国形成了崇尚大家庭的传统，每个家庭、家族都以人丁兴旺、人口众多为荣；人口繁殖较快。而人口的增加也使亲属数量增加，并形成了亲属称谓制度；反之这种制度，细致地分辨亲属关系并配以相应的“权利”“义务”。因此中国传统亲属关系既是中国社会的产物，也是强化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因素。

中国汉民族重视未出五服的父系亲属，亲属称谓相当复杂，分类的基准是辈分与年龄。且不提全部五服内的亲属，只考虑以一个人为基点的上下四辈的父系亲属——祖父母辈、父母辈、本辈、和下一辈——的称谓就足以证明其复杂性。

 父系亲属九族五服图。图片来源：搜狗百科。

以第三辈（既本辈）为基点只叙述父系亲属，第一辈：爷爷奶奶，大爷爷、二爷爷…大奶奶、二奶奶（大爷爷、二爷爷的妻子，姻亲），姑奶奶，姑爷爷（姑奶奶的丈夫，姻亲）。第二辈：父母，叔伯姑。第三辈（本辈）：兄弟姐妹。第四辈：侄子侄女（兄弟姐妹间对兄弟的子女，或者说是对这些人中同姓的下一辈人的总称），外甥外甥女（兄弟姐妹之间对姐妹的子女，或者是对这些人中异姓的下一辈的总称）。注意，这仅仅是一个人以他（她）所处的第三辈的立场看待上下四辈人的称呼的。若再叙述母系方面的亲属，就会出现一整套与父系亲属称谓完全不同但基本相对应的称谓。因此，可以说中国汉人的亲属称谓制度是有很严格的分类的，这些复杂称谓的基础之一是有众多亲属的存在。

然而，由于当代中国社会生育率的下降，这种昔日的亲属制度和亲属称谓制度就将发生激烈的变化。

首先是亲属数量的减少，这包括同辈亲属以及上下几辈亲属等。人口的减少在家庭层次上的表现是各类亲属的减少。当一个人没有太多的兄弟姐妹时也就意味着对他（她）下一辈人来说父母辈亲属的减少，继而对再下一辈人则是祖父母辈人的减少。这种减少是显然的，在今后几十年内将可观察到明显的变化。

其次，亲属数量的减少将会影响到一个人有什么类型的亲属。以前中国大家庭注重血亲亲属。但一孩政策的推广将使家庭中亲属之间的关系更多为姻亲关系。理由是一个家庭只有一个孩子的状况持续几代后，一个人除父母、子或女外，他（她）没有任何其他血亲亲属。和他（她）有关系的亲属是通过婚姻联系的姻亲，例如一个男子是通过与一位女子结婚才有了或者说只能有依靠女性的姻亲亲属。同样，一个已婚女子只有丈夫带来的姻亲。由于一个家庭只有一个孩子，这种姻亲永远只限于一个人配偶的父母辈亲属（公公婆婆、岳父岳母），而不可能有通过一个人的兄弟姐妹的配偶连接的亲属（如通过嫂子、弟妹、妹夫等类人带来的姻亲）。因为一个家庭里只有一个孩子，这就不可能有兄弟姐妹，因此也就没有嫂子、弟妹、姐妹夫一类的亲属。同时一个家庭唯一的一个孩子的性别不是男就是女，这就出现了家庭内原已是靠婚姻联系的亲属只能是通过一种性别联系的亲属，而不可能是通过男女双方的。对一群人来说由于每代人的孩子性别是摆动的（非男即女），这种姻亲关系也不是固定在一种性别上的。这是一个家庭只有一个孩子时亲属类型的变化。

目前在汉民族农村地区的计划生育政策虽然强调只生一个孩子，但在实施时因地而易。许多地区有这样的政策：当一对夫妇的第一胎是女孩时，他们可以在几年后（要有一定的间隔年限）再生一个孩子，但这必须是最后一个孩子。如果第一胎是一个男孩，年青夫妇就不允许再生一个孩子，不可以有两个（包括两个）以上的子女。这是部分农村地区考虑到农村的现实（需要有男孩、男子、男劳动力）制定的区域计划生育政策。对第四次人口普查山东省10％数据的分析发现，全省1979年后出生的、1990年普查时仍与父母居住在一起的第二个子女数目占全省总户数的17.85％。其中城市中第二胎的人数只占城市户数的0.41%，而农村的占农村户数的19.16%。可以说山东省的二胎现象不很普遍，尤其在城市里。但分析第二胎与第一胎性别关系时发现，1979－1990年间多数年份第一胎为女孩的第二胎的百分比高于第一胎是男孩的第二胎的百分比。或者说山东省在1990年普查时两个孩子的家庭虽少，但其中第一个孩子是女孩的多。例如，在1987年和1990年约56％和59％的第二胎生于第一胎是女孩的家庭中（表1）。

根据这种现象可以分析一下只生一胎或者因第一胎是女孩而可以生第二胎（以下简称“有限制的两胎”）的生育行为对亲属关系的影响（表2）。

这里要说明的是表2中没有考虑父、母、祖父母辈的亲属。其中姐弟或姐妹的关系指的是按表中所举的孩次和性别的顺序时的亲属关系；舅、姑以及侄子或外甥等的关系是按照是上一辈亲属的顺序及性别而推出的亲属关系。例如我父亲有一个姐姐（“有限制的两胎”的情况下），对我来说她是我的姑姑，我是她的侄子（女）；站在我姑姑的孩子的角度来看，我的父亲（这个孩子的母亲的弟弟）是他（或她）的舅舅，他（或她）是我父亲的外甥（女）。表2可以说明独生子女的后代除其父母外不会有任何其他父母辈的亲属，在有限制的两胎的人群中，人们不可能有叔伯这类男性亲属，只可能有舅舅这种男性亲属。或者说父系亲属中只能有姑姑这种女性亲属，母系亲属中可以有舅或者姨这两种性别的亲属。如果按照汉族注重区分父母系亲属的习惯来看，舅舅属于母系男性亲属，父系亲属中没有男性亲属只有姑姑这种女性亲属，父系亲属种类单一是一胎和有限制的两胎生育行为的结果。

第三，由于亲属数量和类型的变化必将导致亲属称谓制度的重大甚至根本性的变化。例如，亲属称谓中将没有序列之分，如大哥二姐、三舅大伯之称。以往最常使用的同辈称谓“哥、弟、姐、妹”称谓词的使用频率也将会大大减少。即使使用时，有些称谓也会失去其原有的血亲及序列意义。特别是在许多孩子心目中，所谓哥哥姐姐或者弟弟妹妹只是大人们让他（她）在称呼其他不同年龄孩子时的词语，使用这些词的准则完全建立在年龄大小的基础上，而完全没有亲属意义。称一个女孩为姐姐并不意味着我们是同父同母的手足，仅仅是因为这个女孩比我大一些，称其为姐姐只表示我对她的尊敬。这种情况在城市地区的儿童中已经极为普遍。如果一孩人口政策长期实行，父母辈亲属称谓“叔伯姑姨舅”，祖父母、外祖父母辈的亲属称谓“几爷爷奶奶，几姥姥姥爷”（不包括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称谓，因为只要一个人有父母，这几种称谓就存在）在两三代人之间就会消失。人们将没有机会使用先前流传下来许多的亲属称谓，而只会经常使用一种或几种这类称谓词。很多称谓词语将可能会成为历史，只有在小说或者研究亲属关系的著作中出现。

尽管人们在社会中血缘联系减少了，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对家庭的强调，人们对小家庭有可能更为关注。虽然三代同堂的可能性不是很大，但三代之间的血缘关系可能会增强和巩固。人们可有的亲属已经不是很多，现有亲属之间的感情可能会更深一些，因为他们相互间的情感或其他依赖性都将增大。这对老年人的养老可能会有一定正面的影响，这里面可能由于有传统文化的影响，而且由于事实上只有独生或双生子女，易于从小形成了一种对父母责无旁贷的观念。当然也会因为子女数目过少，老年人得不到以往有多子女时的照顾。孩子多时，每个孩子拿出一点时间和孝心就可以使老人在精神和身体健康上得到满足，而现在由于核心家庭或工作忙碌，社会养老或者依靠雇佣外人帮助照顾老人的情况将会大大增加。从这两方面来看，可以说三代人的亲属关系更为紧密，但传统的养老或照顾老人的方式会有所变化。

亲属关系的变化很可能引起“女婿”在中国社会地位中的变化。以往中国社会更看重父系亲属，这点从家谱的记录上可以看出。在家谱里如果记录女性的话，出现在其中的女性也多只限于女儿、媳妇、孙女这三种女性，女婿、外孙女等与一个女子有关的任何亲属往往不出现在其中。随着生育率的下降，人口的减少，特别是在家庭层次上人口的减少，我们可以期待着人们对母系亲属态度的转变。比如说如果继续写家谱，家谱中记录的亲属会扩展至一定程度的母系亲属。经过一段时间，中国的父系社会将会发生一定的变化，向较松散或平等的亲属制度过渡。

其实这种变化在许多发展较快的大都市里已有所体现。由于子女的数目与国家的计生政策紧密相联，城市出现了许多独女户，而在农村也会出现一部分只有女儿（一个或两个，甚至更多）的家庭。女婿这个以前不很起眼的亲属的地位将会提高，这将是中国亲属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变化。上面提到养老问题，以往人们是依靠儿子养老（“养儿防老”）。但仔细分析一下在儿子家里实际上多靠儿媳（一位女子）来照顾老人。对女子一生工作的传统观念是生儿育女、管理家务、照看老人。女子照顾老人的原因有许多，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其特有的爱心、耐心和细心。现在儿子和女儿（或者说男女）的地位在向平等的方向发展，当人们意识到女子在照顾老人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时，就更不会特别强调儿子养老。

此外，亲属数量的减少会减少社会中人们对亲属关系的依赖，从而对社会组织甚至生产方式都有一定的影响。比如以往在农耕收割时亲属间互相换工帮助，现在随着亲属数量的减少（生育水平下降是主要原因，人口流动是另外一个因素），一些农村地区在农忙时必须请外人帮助干活。这种变化将使亲缘关系大大松弛，由于需要，以及由于市场经济的观念的渗入，建立在契约基础上互惠交易关系将日益普遍。

综上所述，生育率的下降对一个人口的亲属关系，相应的称谓结构，以及社会结构都正在或可能产生影响。本文仅初步探讨了这一问题。而事实上，亲属关系的变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可能比上述变化或可预见的变化更为深刻和久远。由于亲属关系的缩小，在中国当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前提下，这一变化将大大有助于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和中国社会中宗法文化的淡化；从而形成一种更为个人化、契约化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文化。

即使是称谓的变化，可能也并非只是一些语词丧失活力。根据萨皮尔和沃尔夫的研究，语言上的这类变化，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语言使用者对世界的理解和结构，从而影响他们的行为。如果真如此，那么亲属称谓制度的变更就决不仅仅是一个纯学术的问题，而可能是具有实质性意义的社会大变革。至于生育率如何下降对社会关系变化的更为直接的影响，也就更为直接地影响人们的观念，例如，女婿社会地位的提高就可能对农民在生育男女问题上产生直接的影响。当然，所有这些变化及其久远的后果都将花费时间，但这些变化将是深刻的，并值得我们有必要进一步进行实证和理论研究。

文字编辑：郅宇轩

推送编辑：李金瑶、王朗宁

审核：田耕

文章首发于《中国人口科学》1996年01期。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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