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的最早提出，见于黑人女权主义学者Kimberle

Region的内部经济统一性日渐增高，这是货物推销区域中的运输利便日益发展的结果。小市镇中许多种较为专门化的事业，逐渐归化城市经营，而同时小市镇的自身正在发展许多新事业，如联合商店Chain

庇护、培植与继承——民营企业组织机制的伦理逻辑丁冠兰

本乡的捐助会馆虽建在异乡，但与本乡的联系也很密切，所以本乡州县的捐款也是很大的一批收入，如：“偶检嘉庆道光间旧簿见馆捐极丰，州县多捐百金，且有二百金者……”（四）

社会科学定量研究中的“复现危机”与重复研究——提高研究可复现性的创新实践经验及其对中国社会学的启发李代（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提要：近年来，科学界出现“重复危机”。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学界提出众包研究、元分析、预注册与重复市场等创新性实践方案，探索提高研究成果可复现性的可行路径。社会学的定量研究范式与此较为相近，亦可从中获得启发。本文梳理重复研究的关键概念与实践经验，探讨中国社会学定量研究发展重复研究的方向。关键词：众包研究；元分析；预注册；重复市场

秋季工资：一百十八元——平均三十天故净利一七八五元分归此三项投资中应为七二零，七零八与三五七元。似此秧种肥料之投资其利率为每月四厘七毫。其计算法为：210天（或7月）x（216

编者按雷洁琼（1905—2011），祖籍广东台山，1905年生于广州市，1924年赴美留学，1931年获南加州大学社会学硕士学位，当年回国，先后在燕京大学、东吴大学、北京大学等校任教。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第七届、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雷洁琼硕士毕业后回国执教于燕京大学。自任教燕京大学开始，她就坚持自己讲授的课程必须以实地调查研究为基础，同时又将这些课程和解决中国的重大现实问题联系起来。自1931年至1937年，雷先生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讲师、副教授，教授“社会学入门”、“社会服务概论”、“贫穷与救济”、“家庭问题”、“儿童福利问题”及“社会服务实习”等课程。在燕大任教的七年是雷洁琼学术生涯的起点、也是她将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应用于中国实际情况，并形成自身社会学思想的重要时期。雷洁琼关于中国儿童、妇女和家庭问题的早期作品都是在这一时期发表，如《儿童福利问题》

治理负荷、激励设置与基层政府的控制权分配——基于乡镇管区的组织学分析狄金华提要：本文以乡镇政府内部的管区组织为切入点，在控制权理论的视角之下，将乡镇政府与管区组织之间的结构视为组织内部的分权治理模式，考察管区组织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与乡镇政府所形成的控制权分配模式，解析不同控制权分配模式中各要素间的协调关系，并从治理任务、治理规模以及治理风险三个维度解析了治理负荷如何影响乡镇政府与管区组织间的分权模式变迁。研究发现，治理任务越繁重、治理规模越大，基层政府越倾向于采用分权化的承包治理模式来激励基层干部；伴随着治理风险增加，分权化治理模式带来的治理成本随之增加，基层政府则倾向于采用集权化的直控治理模式来约束基层干部。管区组织在乡镇中的设置与撤除正是基层政府内部分权与集权模式的切换。关键词：基层政府

编者按本文是社会学系2018级本科优秀实习报告。文章有以下两个优点，第一个优点是选题紧扣中国现代化征程中的重大主题，乡村工业化是百年中国推动现代化建设的一条重要路径，第二个优点是在对这一主题进行考察时不只是从既有的西方理论（如工业化理论、社会政策的相关理论）出发，而且能够紧密结合中国社会自身的历史脉络和制度情境。叶安琪基于扎实的田野调查资料，探讨乡村工业的产业转型过程，不仅很好地达到了课程和科研的要求，而且也让学生们深化了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和对中国发展模式的理解。（指导老师

编者按黄石，1901年生，广东人，黄华节是他的笔名。据学者考证，他约于1923年进入广州白鹤洞协和神科大学读书，在校期间跟随校长龚约翰（Dr.

啟蒙及其限制：法蘭克福學派與工具理性批判渠敬東（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摘要：本文從工具理性批判的角度出發，追溯了法蘭克福學派之批判理論的兩個基本傳統：馬克斯·韋伯的理性化理論以及黑格爾《精神現象學》有關啟蒙精神的辯證討論，並着重指出，霍克海默等人關於知性解放之兩難處境的分析，深刻揭示了啟蒙與批判的複雜關係。與此同時，本文也指出，儘管哈貝馬斯試圖從範式變遷的角度出發，以溝通理性和共識真理論為基礎，重構批判理論，但這一理論企圖也招致了福柯等人的批駁。後者認為，啟蒙所帶來的批判精神，已經不再是維護理性之本質內核，並圍繞普遍規範基礎對現實世界進行總體籌劃的問題，而是主體的“界限態度”問題：批判即是通過“逾越形式”展開的可能性實踐。社會學自誕生以來，便掀起了一場混雜着各種舊的哲學元素的事實陳述與價值判斷之爭，我們不僅可以從涂爾幹（Emile

当代中国城市居住模式的空间结构与动力机制孙秀林提要：城市居住空间分布形态是城市社会学的一个核心议题。探究当代中国城市居住空间分布形态及其形成机制，对于我们理解当今中国社会的运行逻辑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尝试从“相似性”和“流行性”两个机制出发，建立一个理解当代中国城市居住空间形态的解释框架。研究结果发现，户籍和社会经济地位对于“相似性”和“流行性”这两个机制具有显著的影响。从静态的居住形态来看，外地户籍居民在居住空间分布上更倾向于“相似性”，本地户籍居民在“流行性”上具有明显的优势；更高的社会经济地位，可以有效降低“相似性”特征。从动态的居住迁移过程来看，“流行性”特征在居住迁移过程中得到增强。但与预期不一致的是，外地户籍居民的“相似性”在迁移过程中反而得到了强化。关键词：城市社会学

编者按廖泰初（1910—2000），广东肇庆人。1926年秋就读于通县潞河中学，1928年夏保送至燕京大学教育系学习。1932年毕业后继续攻读硕士学位，师从吴文藻先生。在燕大社会学实地考察的学风影响下，廖泰初攻读硕士期间曾前往河北定县、无极、望都和山东汶上县进行调研。通过田野调查，廖泰初对农村教育步履维艰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寻求改进我国教育的具体措施，完并成题为《定县的实验——一个历史发展的研究与评价》的硕士论文。本文正是廖泰初在定县调研的基础上，对彼时中国社会学农村调研方法提出的心得与看法。这篇小文在三个层面都具有独特意义。第一，有助于理解民国时期中国社会学的农村调研，探究中国社会学发展史；第二，有助于了解民国时期中国农村（特别是定县附近）民众的心态与生活；第三，文中提到的调研时的诸多困难与问题，仍然困扰着当下许多研究者，作者之心得体会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机会来到不要放松，机会未来时不焦虑，慢慢的使社会事实成为自己的事实，亲自见到、觉到、经验到、生活到，绝不是机械的、敷衍的，而是活的、向前的，是全部的、整体的，不是部分的、分离的。”廖泰初最后的总结，是对于社会学田野研究最深刻的阐释。从定县的经验说到农村社会调查的缺欠和补救的方法廖泰初社会调查在中国，还是最近十五年来新兴的一种尝试，做下的事功不多，成绩还是谈不到；农村社会调查，更是随着农村复兴的声浪以俱来，要改造要复兴农村，先得认识农村；目下认为认识农村的唯一方法是社会调查。社会事实，不能在太师椅上得到，没有这种经验，不单自身对事实茫然，亦无法批评或选择已有的材料。农村社会调查除了明了农村社会问题，了解农村社会情况，认清其优点劣点外，最少还应有积极的预防和控制的意思——自然这点只是意思而已，离意思的成全还很远。我们先观看目下中国农村社会调查的方法，再作困难的分析，结果的推究，理论的成立。以我们所知道的，目下农村社会调查，先是有一种思想，一个主动的机关，再来一个主动的人，决定目的范围，以一村一区一县或一省为对象。再决定要调查什么，如土地、户口、生产、物价、礼俗、集市、教育情况等等，接着是制备表格，分门别类。尽细微精密之能事，调查年月日、地点也同时注意到；然后再从事训练调查员，短则二三星期，长则三数月，目的是使他们明了调查的意义和必经的手续。礼貌、态度、言语也同时注意到。实地着手调查之先，多半同作一点宣传，办一些学校，给被调查者一点眼前的利益，是联络感情的意思，希望他们合作明了，尽量照实在情形回答问题；最后是调查员分别到各处乡间，事先多得官方的谅解或是合作，找寻乡长副，举笃乡中较有声望地位者为领导员，然后挨户访问，展开表格，按着问题先后，根据耳闻目睹者，逐栏填写，填毕交卷统计。当为事实——以上是普通社会调查方法的进程。

社会团结的概念及其发生机制——国外研究文献评述陶林（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提要：社会团结是社会学的基础性概念之一。但是，目前西方社会学界对于团结的研究却陷入了某种困境。本文试图通过对西方关于团结的研究文献的评述，澄清团结的概念，并尝试提出一个思考团结形成问题的基本框架。对于团结的概念，本文在梳理了四种定义团结的思路——内在定义、行为定义、结构定义和综合定义——之后，建议把团结界定为行动者内心对于其他个体或群体的一种情感纽带。关于团结的形成，本文不仅考察了社会学关于团结的文献，也借鉴了社会心理学领域内的群体凝聚力研究和亲密关系研究，提出了一个从自我、对象、互动、制度四个方面来思考团结形成机制和影响因素的框架。本文认为，群体凝聚力研究陷入困境的原因之一是占据主导地位的交换范式及其工具性原则在理论上存在较为严重的缺陷，而更为合理的视角应该将团结性纽带本身看作是行动者追求的目标之一。基于这个原理，本文从自我、对象、互动、制度四个方面探讨了影响团结形成的主要机制和因素，总结了现有文献的研究成果，也指出了现有文献所忽视的问题和存在的盲点。关键词：社会团结

编者按《庞然的菜库与踟蹰的菜农——基于甘肃圭行的实地研究》是一篇深入、生动的社会调查报告。文章以甘肃省圭行县的高原夏菜产业为研究对象，采用定性研究方法，通过对菜农、蔬菜老板、菜库老板、菜贩子、菜库工人等多个行为主体的观察和访谈，获得了丰富的田野材料，细致地勾画了商品化蔬菜生产和流通的全过程，并对农业生产中的劳动分工问题进行了理论探讨。文章展现了研究者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使命感，为当前关于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讨论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材料。（指导老师

地质学家丁文江。图片来源：泰兴日报。史氏是深通通古斯民族中当代权威，渠于1929年即在东北开始举行民族志的考察，实开中国民族调查的先河。考察的结果，用英文发表两部专刊：一是满族之社会组织Social

街头——一个持久的社会学议题刘能（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提要：街头是社会学视野下一个持久的关注焦点。本文首先回顾了街头研究的历史，尤其是芝加哥学派城市生态学视角下的一系列研究实践、后芝加哥时代美国城市社会学以街头为核心的城市民族志研究传统以及最近街头研究的文化转向。其次，本文也试图对街头在当代中国社会动员、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实践中的相关含义进行概要性的解读。本文认为，作为一个重要的兼具物理性和社会性的空间，街头在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仍然有其核心价值。关键词：街头；芝加哥学派；城市民族志；文化转向；社会动员；社会治理一个城市的公共社会生活，大多是以街头为背景的：有时候，街头是展示族群文化特征的主要场域。研究族群聚居区的学者们往往沉迷于社区族群文化特征的空间化和符号化，如对宗教建筑、民俗信仰及其外化表现(如节日中的食物体系和装饰展示)、跳蚤市场和花车游行等的关注；或者将其看作展示全球化影响的恰当背景和舞台，正如全球南方城市(cities

西水村田野日记节选杨善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正如如前边对西水村的介绍，从培养和训练学生的角度来看，让学生将田野工作（尤其是访谈过程）中的所见所闻所感写进日记还是非常必要的，因为这对学生的分析问题的能力和对文本的感受能力以及提炼概括能力的提升都非常有帮助。由此它也可以为学生以后撰写研究论文（尤其是毕业论文）奠定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当然，对于一个刚进入田野实践的新手来说，他/她写的日记肯定是以描述为主的，因为他/她还没有建立起对田野日记的评价能力，而且对于自己调查的这个村子以及村里的被访人都是陌生的，他/她还没有形成足够自信的判断，所以落笔时难免会小心翼翼，将田野日记只看成对所见所闻的记录。下面摘两篇田野日记供大家比较。

编者按《社会理论学报》创建于1998年，是在新加坡出版的国际中文社会理论期刊，自2018年开始由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办。自创办以来的二十多年中，本刊秉承着广义社会理论研究的宗旨，为全球的中文社会学术界提供了一个社会理论的学术平台，促进了海内外社会理论学者的沟通与交流，推动了中国社会理论与相关研究的发展。自创刊以来，本刊多次以专题的形式，组织刊发了与诠释学、批判理论、文明研究、后现代主义和社会科学方法论等主题有关的丰富研究，也曾多次组织过关于社会学中国化的理论讨论。本刊在审稿过程中只看重学术质量，不问作者身份，也并不看重作品形式，在二十年间，发表了许多青年学人的学术论文，并首发了多篇经典理论文献的中文译作，也刊载了书评和访谈对话等作品。诸多曾经在本刊发表过作品的青年学生或学者，今天已经成长为中国学界或世界中文学界的重要学者。《社会理论学报》非常高兴能够成为这些学者成长过程中的一部分。在北大社会学系微信公众号“北大社会学”的邀请下，我们将系统梳理《社会理论学报》创刊以来的诸多成果，逐次在“北大社会学”公众号上推送。第一篇推送的作品是北大哲学系教授、北大元培学院院长李猛于1999年发表在本刊第二卷第二期的论文《福柯与权力分析的新尝试》。在福柯刚刚被引入中国的1990年代，当时作为青年教师的李猛抓住了福柯思想中最为核心的维度，并将其置于社会思想史的背景下来加以理解。今天看来，这篇论文依然是中文学界中对于福柯的权力思想最为清晰有力的论述。福柯與權力分析的新嘗試李猛（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摘要：社會理論中兩種主流的權力分析模式都存在比較突出的問題。而福柯對權力分析進行的新嘗試，則努力克服了傳統分析中的這些缺陷。將權力既不是看作系統的媒介，也不是個人佔有的財產，而是通過貫穿社會關係的線或不斷在各種事件中發揮作用的技術。通過進一步發展福柯晚年對權力關係和支配關係的初步區分，我們可以找到一條方法，既避免對權力概念的狹隘理解，又保留權力概念本身的批判潛力。自亞里士多德以來，與權力有關的各種概念就始終是政治哲學和社會理論中的核心概念。不過，儘管有關這個問題的論述自古希臘起就連篇累牘，不斷地成爲各種政治理論與政治實踐的爭論焦點，但正如政治學家達爾（Robert

编者按林耀华（1910-2000），福建古田人，著名人类学家。1928年进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习，1932年获得学士学位，1935年获得硕士学位。1937年进入美国哈佛大学攻读人类学，1940年获哲学博士学位。

文明与农村人类生态王明珂（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通讯研究员）提要：本文以人类生态观点，探讨“文明/城市”与“文化/农村”之间的关系。人类早期文明形成时，文明古国将广大原初社群变成农村、其人变成农民，如此建立起城与乡、统治与被统治者、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分的文明人类生态。农村人类生态居于文明底层，在历史上它深受城市文明人建构之文化概念影响。在当代全球化浪潮下，欧美发达国家以其高科技大型农业生产廉价谷粮，配合其工商资本、消费文化之全球扩张，近年又以环保之名透过碳权买卖行资本入侵，对发展中国家农村与农民造成新一波冲击。最后本文指出，许多人文社会科学皆与文明互为表里、相互支持，因此让我们难以窥见文明之真相；由人类生态角度来反思历史上人类文明与农村间的关系，可以让城市公民对于自身所处文明有些新的认识，因而或能谦虚而谨慎地对待其所从事之农业、“农业创新”与“农村再造”。关键词：文明；文化；农民；人类生态2022年8月的一天，我坐在希腊德尔菲（Delphi）阿波罗神庙遗址旁的树荫下逃避酷暑热浪。我凝望身旁几块石板。在这包括数座希腊化时期之神庙、剧场及其他遗址的整个山谷中，这几块边坡排水石沟中的瓦状石块，可能只是数十万至百万计之人工雕凿石块、石柱的一小部分。然而仅仅是这些毫不起眼的石板块，也不是一个人可搬得动的，其雕凿也十分耗费人力。我想，那些将它自石场采来、搬运到此并加以修凿的工人，以及所有当时和他们一起在此山谷工作的数万劳工，究竟来自何方？他们的社会角色、处境与生命如何？

“面向人本身”——社会理论的再认识渠敬东（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飞宇（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长聘副教授）摘要：本文从当今对于社会理论的几种成见出发，通过中西学术思想史中的一些简要梳理，认为社会理论研究的根本在于“回到人本身”。而真正做到这一点的社会理论是“不古不今不中不西”的思考，它的使命之一恰恰是解放经验，而不是简单区分经验研究与理论研究。社会理论乃至社会学的研究者必然要将自己的生命融入研究之中，这既是学者在中国文明传统中的责任与担当，也是社会学研究走向文明研究的必由之路。关键词：社会理论；人；文明今天，相比于社会科学的其他研究领域，社会理论或许更加需要重新理解和界定。社会理论的影响不仅涉及与社会学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学科，也广泛地引起人文学科的关注、对话和运用。然而，社会理论在今天也遇到了许多成见或者说误解，因此，对于社会理论的再认识，先要从社会理论的这些成见或误解开始。第一种成见认为，理论是一种理解世界的独特方式，而且这种方式与我们理解的经验世界没有直接的关联。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的区分，多少都带着这个前提，这似乎意味着，作为一个独特的思考方式，理论研究完全沉浸在自身思维体系的运行过程，似乎闭目塞听就可以构建出一套理解世界的系统。在这种前提下，经验研究就变成了检验这些所谓的理论系统，或者说确立或挑战以往有关经验的理论假设的一项验证性工作。在这个意义上说，经验研究理解的理论其实也是跟经验无关的，因为其理论假设本身便与经验无关。许多经验研究者在面对经验时——无论是过去的经验还是当下的经验，甚至是未来的经验——都需要借助理论来做一套自我的分析，这是理论抽象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驱力。此外，在今天常见的中层理论往往会被误解为社会理论。在今天的学界，我们可以读到大量的经验研究者，都会说我们有一个基于经验研究的理论。这种理论与当前主流的社会学研究有关，却与社会理论的关照不同。真正的社会理论，在时间的维度上和领域的广度上面，都远远超过作为一个标准学科的社会学。也就是说，社会理论在广度上涵盖了社会学理论，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学理论，尤其是中层理论就是社会理论。这二者之间其实有着质的区别。第二种成见是一种简单的现在论（presentism）倾向，认为社会理论就是面对当下社会的各种问题的直接思考，理论存在的意义，是为所有现实问题研究提供概念工具箱。或者说，社会理论，只有和当下世界发生关系才有意义。在这个前提下，即便理论工作能够拉展到所谓历史的脉络，这个脉络本身都是为解释当下世界而服务和存在的。例如，美国历史社会学的分析系统，就是一种理论的现在性的体现。然而，只有对当前问题的思考，哪怕是基于某种扎实的研究进行的思考，也往往和社会理论存在着很大的区别。第三种常见的误解是，理论研究仅仅是就文本来研究文本，是一种文本性的分析工作，所以理论研究不仅和经验研究无关，而且跟当前人的生存状态也没有多大的关系。正是由于上面的几种误解，理论在今天显得比较奇怪：似乎什么都是理论，又什么都不是理论。我们今天一方面拒斥理论，认为那不过是“写稿子的”，另一方面又常常把某些思考方式泛化成了理论，似乎我们所有的思考和思考方式都是理论化的。与之相应，所有在社会维度上生活的人，所有这些人的具体感受又都只是经验而已，难以找到普遍性。今天人们对理论的成见，其实也是对经验的成见，它全部基于我们的这样一种观念：认为社会中构造的人都是普遍的一分子，是分子与分母的关系，这好像是说，一种普遍性的东西在所有具体的人身上不断展开，而当我们用这种方式来从事研究的时候，社会就会出现一种极高的抽象度。人的身体、心灵、精神乃至灵魂，以及如费孝通先生所说的人和人之间的“会意”，都不能纳入理论和经验的领域，不仅往往被抽象化，甚至会被当作各种误差剔除掉。此种成见所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若要在研究中回到“人”本身，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注释中的电子文献依序标注作者、电子文献题名、获取和访问路径。文字编辑：宋丹丹推送编辑：谷诗洁、毛美琦、罗影（点击“阅读原文”可跳转社会学系官网“北大社会学刊”页面）

243文字编辑：宋丹丹推送编辑：谷诗洁、毛美琦、罗影（点击“阅读原文”可跳转社会学系官网“北大社会学刊”页面）

《北大社会学刊》发刊词《北大社会学刊》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办的半年期学术集刊，分为春季卷和秋季卷，于2023

学人简介田晓丽，于1997-2001年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读本科，后去香港中文大学读硕士，于美国芝加哥大学取得社会学博士学位，现为香港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研究兴趣包括：知识社会学、医学社会学、互联网与社会互动研究、符号互动论、微观社会学等。一个文青的社会学之路——忆北大社会学四年田晓丽1997年9月，我作为大一新生进入北大社会学系学习。那时的我并不知道，我们这一届是北大社会学恢复招生后第14年的本科生，对前辈老师们寄予我们这一代的殷切希望懵懵懂懂。多年后才慢慢明白在北大社会学的四年对我意味着什么，对我的人生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当时北大的文科新生需要去京郊昌平园分校一年。大一的时候要上的社会学专业课不多，我记得第一学期只有一门《社会学概论》，是王思斌老师上的。听说北大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大一新生的专业课大多由名教授或者系主任上。后来自己也从事本科生教育，才明白这样的安排是很重要的，因为学生初进本专业的时候就接受最好最正规的训练，一是不容易长歪，二是培养良好的学术品位。大一上学期还有一门课让我印象深刻，那就是逻辑课，好像跟高数一样是文科必修课，我对那门课很感兴趣。现在回想起来，深感北大课程设置的成熟之处——逻辑实在太重要了！逻辑课是周北海老师教的，他借用电影《有话好好说》来讲解Ａ与非Ａ的关系，告诉我们，无论看人或事物，当你看到它表现出来的那一面的时候，也要同时去考虑此时此刻尚未表现的非Ａ的那一面。还有一门必修的《中国革命史》课，这门课出乎意料地好。我原本以为自己对这段历史已经非常熟悉，毕竟这是高考历史的重点内容，没想到授课的老师讲了很多有趣的细节，比如五四运动，她详细讲解学生游行的路线，又多方考证“火烧赵家楼”是谁放的火。从中我体会到细节的重要性，后来我自己做研究的时候，也格外注重还原事件的过程细节。当然跟孙立平老师提倡的过程－事件分析有关，也有我在芝加哥的导师Abbott教授的影响，但是最初的潜移默化，应该来自这门革命史课的老师。

编者按徐祖甲，男，山东博山人，1932年进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习，1936年毕业，获学士学位。在校期间颇为活跃，著有《中国社会学史》、《中国社会学史（续）》、《中国青年应有的人生观》等文章，发表于当时报刊。《中国社会学史》一文，详尽地介绍了当时中国社会学的学术脉络、承接的理论流派和影响较大的书目，是一篇研究中国社会学发展的重要史料。《汶上民政研究》是徐祖甲在杨开道指导下写作的毕业论文。汶上县是当时重要的县政实验区之一。据1930年《燕大周刊》所刊《汶上实验简述》称，“中西交通后，我国相形见绌，而西洋之政治经济侵略，交迫夹攻，因之国势益见不支，忧国之士，回忆往日光荣，俯察现在状况，不禁奋然而起，从事救国运动，故乡村建设运动年来遂日渐澎湃，希图由农村之改进，为国家打开一条生路。因此县政实验遂为从事乡村建设者视为最基本之方法，所以河北省有定县博野，山东有邹平菏泽，江苏有江宁，浙江有兰溪，皆其中较著者。而去年山东又划鲁西十四县为实验县，本校张鸿钧先生即担任汶上县之实验工作。”“绪论”部分，徐祖甲自述了整个研究的方法、经过和心路历程，言辞诚恳，更表露了他的一腔热情。因为社会政治之影响，徐祖甲在草草完成初稿之后，毅然又决定“重整旗鼓，去山东汶上，做一番彻底研究，以挽狂澜于既倒，写一较好之毕业论文,以慰师友期望之心、个人上达之意”。其中所论述的研究过程，更是让人读之十分敬佩。以三月时间，遍查档案，广交朋友，经历万千艰难，而成就了此篇《汶上民政研究》。文中所言“一谈就是整个的一晚上，回家时已经夜半，想着今天晚上得的材料，一个人静静的走在漆黑的胡同里，真是梦似的诗境。”此种经历，正是所有社会研究者理想之境。因序言之精彩，在此单独成篇，以飨读者。

编者按陈涛，现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理论研究室。2009年至2014年曾就读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师从谢立中教授，博士论文曾荣获2014年度北京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第四届余天休社会学优秀博士论文奖。

锲而不舍，砥砺前行（下）杨善华我进入田野调查这个领域，其实也有点偶然。众所周知，1980年代处于恢复重建阶段的中国社会学，曾深受美国社会学的影响（参见邓方：《中美社会学的十年交流对中国社会学的影响》，《社会学研究》1989年第4期）。我个人认为，尤其是哥伦比亚学派的拉扎斯菲尔德与默顿，前者以统计与定量分析见长，后者则以“中层理论”作为定量分析的方法论基础，为美国社会学界定量研究的普及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深刻地影响了1960年代以后的美国社会学（参见杨善华，《社会学的恢复与重建》，载于张静主编，《中国社会学四十年》第20页，商务印书馆2019年）。但是因为中国早期社会学家大都留学美国，所以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之后，首先打开的是与美国社会学界交流的大门。所以，像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这样的学术机构，1980年代研究生的毕业论文多以问卷调查为基础也就不足为奇了。不过到了1990年代中期，情况发生了变化。那时系里的王汉生老师与孙立平老师与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新法国社会学的主要成员伊莎贝尔教授合作，开始在河北白沟做田野调查，由此，定性研究开始在北大社会学系生根发芽。我正在考虑如何在问卷调查之外也做一点定性研究之时，机会从天而降。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在社会工作方面一直有非常密切的合作关系。这个系的阮新邦教授与他的团队，自1994年起，一直在珠三角的东莞做农村家族方面的田野调查，他们非常想在中国内地寻找合作者，做北方农村的家族研究，以期与东莞农村的家族进行比较。据阮新邦教授后来告诉我，在与我们合作之前，他们曾经找过几个合作者，结果都不理想。他们的系主任麦萍施教授建议他们到北大来找，这样他才找了我们。当时我还是系里主管外事的副主任，这样的合作于公于私都应该重视。大概是1995年的11月，我们在北大南门外的中关村酒店商讨合作。他们的条件是这几条，北大方面找北方一个有家族的村庄开展调查，调查资料共享，调查经费由他们提供。那时我对华北农村家族情况几乎是一无所知，亏得是老朋友刘小京说他可以帮忙。刘小京老师有个发小，老家在河北平山县，他父亲是当年从平山走出去参加革命的老司局级干部，现在北京任职。刘老师跟我讲，他们的姓非常罕见——郄，全国合在一起也不超过几万人，这个村里大概有一半人是姓郄的。这就把问题解决了。阮新邦他们也觉得可以，事情就定下来了。第一次进村是1996年2月。在此之前，为了避免村里不认这样的尴尬事，我们还特意去了一次石家庄，通过刘老师的关系找到中共河北省委相关部门，请他们打了电话。当时张静老师刚刚来我们系，她也愿意去看看，所以首次去西水村的有程为敏老师、林彬老师、刘小京老师、张静老师还有我（张静和林彬没有参加课题开始之后的调查）。当时在西水村做了20年党支书的QLP刚刚接任书记不久，刘老师发小的父亲是他的大伯，由于这样的关系我们得到了很热情的接待。因为这次类似踩点，所以我们大概住了一天就走了，我记得临走那天，我们天还没亮就赶往平山县城的长途汽车站，结果QLP特意赶来，送了我们每人一盒鹌鹑蛋。

学人简介杨善华，祖籍浙江宁波，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1984-1990年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读书，

编者按本期内容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王思凝、贾宇婧2019年合作撰写的“挑战杯”竞赛论文《“合意”之礼：农村彩礼攀升机制研究——甘肃L县高彩礼的案例分析》，指导教师为田耕副教授。该论文曾获第十届首都“挑战杯”三等奖、北京大学“挑战杯”二等奖。随后，作者与指导教师进一步深化彩礼的调查与研究，拓展经验内涵与理论深度，写作论文《“议彩礼”：论农村彩礼形成机制中的道德嵌入性》，发表于《社会》2020年第1期。竞赛原文被收入《在田野中成长：北京大学“挑战杯”获奖论文选》（商务印书馆，2022）。王思凝，2016-2020年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本科就读，目前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2020级硕士研究生。贾宇婧，2016-2020年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本科就读，目前为北京大学教育学院2020级硕士研究生。

系友简介史涵，2001年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先后就职于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和中国主权财富基金中投公司，目前担任新希望集团消费品赛道草根知本集团首席运营官。进入社会学学习四年，又进入财经专业领域打磨多年，人到中年进入企业全面运营管理进行锤炼。一切都得益于社会学的学习打造了人生可持续稳定运行的底层操作系统，之后在此系统上安装的各类应用，截止目前均稳定运行。

编者按邱泽奇，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1994年于北京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进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工作。主要研究领域为组织研究（信息技术应用）、社会研究方法（社会调查）、城乡社会学（社会发展）和技术应用与社会变迁

编者按陆杰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1997年于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获博士学位，后进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工作。主要研究领域为老年人口学、人口经济学与人口、资源与环境。现任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副会长、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常务理事、北京市人口学会副会长等职务。

学人简介吴愈晓，广东河源人，1996本科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同年考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攻读硕士学位，师从杨善华教授。1999年毕业后在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工作。2001年赴美国西北大学社会学系学习，2006年获博士学位。2006-2008在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担任博士后研究员，2008-2013年在山东大学社会学系任教，2013年至今任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研究领域包括社会分层与流动、教育社会学和家庭社会学。在田野调查中理解社会和学习做研究吴愈晓当收到周飞舟老师的邀请，为北大社会学系重建40周年写点文字的时候，我才意识到，从我进入北大社会学系求学的那一年开始，已经过去整整26年了。在感叹光阴似箭的同时，思绪万千，当年在北大社会学系学习和生活的各种场景如幻灯片一样，在脑海里一张接一张地展现。与北大社会学结缘，始于我读本科的阶段。1992年我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上学期间因为倾慕北大的名气和未名湖的美景，且两校的距离不远，周末偶尔会去北大校园走一走。还有就是有时会去北大的游泳馆游泳（当时人大还没有游泳馆，刚好我的一名舍友的高中同学在北大读书，可以帮我们买到游泳票）。三年级的时候，我们班和北大社会学系91级班级（因为当年北大的本科生要在外地军训一年，所以91级的同学和我们算一届）搞了一次足球比赛联谊活动，我们组队到北大五四体育场去比赛。这算是我第一次接触北大社会学系。我读本科的时候，大学生毕业分配政策从原来的统一分配变成了毕业生和用人单位的“双向选择”，说白了就是自谋出路。因此，到了大三，同学们纷纷开始考虑毕业后的去向，考研也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选项。当时计划考研的同班同学中，有的报考本系，有的报考人大其它专业，我思考之后的决定报考北大社会学系。其实当时对北大社会学也没有多少了解，做出这个决定，除了当年我希望尝试在一个新的环境学习和生活之外，更多是因为北大和燕园的魅力。决定之后就是行动上的准备，为此我专门去了两次北大，一次是去找通过足球联谊赛认识的北大社会学91级的同学，请他们介绍一些关于考研的信息。印象中那次拜访的时间很短，具体聊了些什么内容，有什么“收获”，也已经淡忘。另一次是去拜访当时正在北大社会学系读研的李猛（他是我在人大的学长，在北大是我的师兄），见面的地点是他的宿舍（46楼）。记得那时刚好是午休时间，李猛师兄和我讲了一下考研的科目、教材和他的一些经验。因为害怕打扰大家休息，我匆匆告别。正是因为那次机会，我第一次见到了和李猛同宿舍的周飞舟和李康。我去的时候，他们已经躺下午睡，记得他们探出头来礼仪性地和我打了个招呼。我进入北大读书之后才知道他们三人是一个当时一个赫赫有名的读书小组的成员。以上是我和北大社会学系的前三次接触，一次在足球场，两次在学生宿舍，见的都是同学（或学长），没有接触过任何一位社会学系的老师，甚至都没有到过系里。直到考研的笔试成绩出来，我被通知参加面试，我才和社会学系的老师们开始接触。记得我接到面试通知后，专门去了系里（法学楼）一趟，主要是去踩点，也顺便去教务老师那里查询我的成绩排名。点是踩好了，但是查询的结果让我倍感压力，焦虑也随之袭来，因为当年除了本系保送的同学之外，对外只有六个招生名额，我的成绩刚好是第六。紧张和焦虑的原因是担心万一面试表现不好而落选。面试的头一天晚上，我紧张得没有睡好，第二天上午的面试果然表现很差。记得当时我那一组面试的组长是马戎老师，因为高度紧张，面对马老师一连串的提问，我要么是结结巴巴，要么是词不达意，总之表现非常不好，结束的时候我从马老师的眼神中看出了失望的意思。面试出来之后大脑是蒙的，心想完了，没戏了。回到人大的宿舍里，中午饭也不想吃，一个人发呆。果不其然，几天后我接到了系里的通知，让我去见时任系主任王思斌老师。见面的地点是王老师的办公室，王老师那时表情平静，略有一些严肃，但仍能够感受到他的和蔼可亲（后来我发现王老师好像总是给我这种感觉）。他已经知道了我面试的成绩不好，所以想亲自见见我，等于给我第二次面试的机会。那时候的研究生招考制度是等额面试，不是差额，所以如果我确实不合格的话，可能就要放弃一个招生名额。有了第一次失败的经验，加上做了较充分的准备，我感觉自己的心情平静了很多，也能够较好地回答王老师提出的一些问题。结束之后，王老师对我说了一些鼓励的话，并让我回去等候录取结果。经过几天焦灼的等候，我终于收到了被录取的消息。就这样，我算是磕磕碰碰地进入了北大社会学系的大门。现在回顾那次考研的经历，我真心感激系里给了我这次宝贵的求学机会，也真心感激当时帮过我的师友。研究生入学之后，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被一种非常浓厚的学术气氛所包围着，我所熟悉的或经常接触的老师和同辈，大多都是心无旁骛，对学问有极大的热忱以及非常纯粹的追求。记忆中当时大家聊的最多的是学问，例如正在读什么书，在哪里做调查等等。

编者按梁桢，河北永清人，1930年进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习，1934年学士毕业。1935年，时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的张鸿钧，带领学生赴山东省汶上县进行农村社会调查，同年，被山东省政府任命为汶上县代县长，负责县政建设计划。梁桢就属于同去的学生之一。1937年《燕大友声》第3卷第7期《济汶校友近况自述代述》中记有友人代述的梁桢近况：“「梁科长」，谁不知名，一条泉河大堤，胜造七级浮屠。独自关在屋内，红茶烟斗，也带着布尔味儿不少。日前曾乔装北上探望「家常」，归后时常默默付笑，不知回味什么。”

系友简介王竞，北京大学社会学系2003级硕士研究生，2006年毕业后入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现为三联书店综合分社社长。在“下去”和“上来”之间王竞至今仍记得研究生英语面试时的最后一个问题：为什么选择读社会学而不是其他？我手舞足蹈地说了半天，然后，这位迄今为止我见过的最帅的英语老师微笑着说：I’d

编者按马凤芝，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于香港中文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进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工作。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工作教育、社会工作理论和实践、社会转型与社会发展、妇女发展与妇女社会工作等。

学人简介项飙，英国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社会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在王汉生教授指导下于1995年和1998年分别获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学士和硕士学位，后赴牛津大学，2003年获社会人类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人口迁移和流动、劳动力市场、跨国再生产等。代表作品包括《跨越边界的社区》、Global

编者按郑少雄，201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人类学博士，师从王铭铭教授。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城市社会学室副主任，社会文化人类学中心秘书长。

系友简介袁岳，祖籍江苏海门，出生于江苏大丰，1997年至2004年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攻读博士学位，先后师从袁方教授、王思斌教授。曾在南京大学读本科，西南政法学院攻读法学硕士，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攻读MPA。我在北大社会学系读博士生袁岳有益的学习端赖治学严谨、培育后进的师长。我考取1997级北大社会学博士研究生，师从袁方教授。经邓清博士介绍，我在考博士前多次拜访了袁先生，袁先生的导师陈达教授是中国早期的劳动社会学专家，袁先生让我读读陈先生的书，也对我正在从事并计划展开的中国进城流动人口与城市社区人口的融合课题表示肯定。袁先生也特别鼓励我重视和聚焦社会研究方法。考取后，我的英语属于免修，在其他基础课中，我最有收获的是当时听的《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博士生公共课。一起考取该级社会学博士生的有五个同学。做博士生与本科生不同，大家各自行动的多，且我是其中不住校的在职博士生。

编者按周云，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1993年于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人类学系取得博士学位，后进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工作。主要研究领域为文化与人口和老年问题研究。

编者按陈永龄先生，原籍江苏淮阴，1918年11月出生于北京，1937年进入燕京大学，初学新闻学，继转社会学，在杨堃先生指导下完成本科毕业论文《平郊村的庙宇宇宙》，于1941年毕业于燕大社会学系。同年进入燕大研究生院社会学部继续硕士学习，专攻人类学和民族学。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燕大关闭，陈永龄辗转来到重庆。1942年，经吴文藻先生举荐，陈永龄远赴新疆开拓民族学研究阵地，任教于新疆学院，开始实地调查和民族资料的积累工作。1944年陈永龄遭军阀盛世才迫害，被捕入狱。次年出狱回到成都，适逢林耀华先生担任燕大学成都分校社会学系主任，遂复入校继续学业并师从林耀华。1943年至1945年，林耀华和在华西协和大学任教的李安宅合作建立川康少数民族调研基地，多次带领学生在四川西北展开田野调查。1945年7月，陈永龄以助教兼研究生的身份，随林耀华赴川北考察四土嘉戎，师生两人自成都出发，北去灌县，沿岷江上溯，经汶川转至梭磨、卓克基等地，历时六十三日，共行二千余里。陈永龄以此次调查为基础撰写硕士论文《理县嘉戎土司制度下的社会》，1947年获燕大硕士学位。求学期间，陈永龄先后受教于赵承信、吴文藻、杨堃和林耀华等师，在北京平郊村、新疆和川北等地都进行过实地调查，田野工作的训练和实践都很完备，在理论上对功能主义颇有心得，在内容上专注于对民族比较文化的研究，这在其硕士论文《理县嘉戎土司制度下的社会》中有充分展现。文章分九个章节，涵盖了四土嘉戎区域的地理环境、历史变迁、家族结构、阶级区分、政治内幕、经济生活、宗教氛围等多个方面，在理论上深受当时的结构功能主义学派影响，围绕社区、文化、制度、功能等概念展开对嘉戎社区诸种制度和功能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陈永龄将嘉戎社会分为土司、头人、百姓三等级，认为这一阶级系统“包含着一套固定之关系权利义务与历史传统，各阶层代代相安维持均衡局面”。他视土司制度为嘉戎社区的核心，认为从其入手即可窥见整个嘉戎文化的全貌。例如，婚姻制度中的门第观念、家屋团体中对传统权利义务的谨守、喇嘛组织中对政教势力的盘根错节、袍哥会社进入嘉戎区域后与土司头人之间的媾和等，土司制度牵连着社会生活和文化传统的方方面面，使社会结构稳定持久，即使是在清政府和国民政府推行改土归流以及保甲制度之后，依然没有能够动摇其根基。此研究结合了人类学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社区研究方法以及边政学思想，是当时最系统的嘉戎社会文化研究。此次推送节选了文中的《理县嘉戎土司制度下的社会》摘要、感谢的话、第一章、第四章和第九章，以飨读者。理县嘉戎土司制度下的社会陈永龄目录《理县嘉戎土司制度下的社会》摘要感谢的话第一章

编者按本期内容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系友章邵增所著硕士学位论文《阿拉善的骆驼和人的故事——总体社会事实的民族志》的节选，指导教师为高丙中教授。《阿拉善的骆驼和人的故事——总体社会事实的民族志》使用多地点的田野工作的研究方法，以阿拉善的骆驼为起点，层层递进地描述了骆驼与人的合作共生关系、骆驼所代表的物质世界与人的社会的共存共生关系，以及阿拉善自清初以来在社会组织、政治经济、观念信仰和生态环境诸方面的变迁过程。阿拉善的变迁正是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相互关联、共存和互动的复杂系统的演变。莫斯提出的“总体社会事实”是本文的核心概念，在上述民族志事实的基础上，本文试图通过人与物的关系及其历史的维度对这一概念进行拓展。章邵增，现任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Oregon

摄于2010年一次同学们在北京的聚餐。文字编辑：王迪推送编辑：程思璇、李雨萱审核：王迪往期推荐（点击“阅读原文”可跳转社会学系官网“系庆·家书”页面）

Indian），再进而研究许多中间社区，直到现代文明已有显著影响的市镇。他用了这种方法，始能研究从仅仅受过轻微的西班牙影响的马雅“民俗文化”，到近代墨西哥市镇的都市文化的变迁。又理查茨博士（Dr.

编者按朱晓阳，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2000年于澳大利亚Macquarie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进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工作。主要研究领域为政治人类学、法律人类学、社会科学知识论、城乡社会和影视人类学。

学人简介肖文明，江西吉安人，中山大学博雅学院副教授。2003年至2006年就读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在方文教授指导下获硕士学位，后在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获得博士学位，导师为陈海文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社会学、社会理论与中国的现代转型。代表作有《国家与文化领导权：上海大众文化的社会主义改造（1949-1966）》（2021）。

在絮叨中逐渐清晰的一些残片——横空出世莽南燕（下篇）唐泽远深圳研究生院坐落在南山区西丽镇的大学城，坐拥北、清、哈工三所高校的研究生院，三个校区共享一片非常原生态的大田野，有大沙河、长草滩、荔枝林。彼时大沙河还未治理，荒凉地随意流淌，大量的罗非鱼挤满了河滩，在缺氧的夏夜，将嘴巴探出水面猛烈的喘息，用身体躁动地翻着水花。白色的鸬鸟如同高挽裤脚的班主任，认真地用长喙穿刺着每一条太嚣张的鱼，一击得手，即刻展翅远遁。河边的小路上，有一排错落的树，盛开着紫色的花，八分美丽一分村野还有一分邪性。远远端坐一抱巨大的“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