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庆·学缘 | 杨善华：锲而不舍，砥砺前行（下）

锲而不舍，砥砺前行

（下）

杨善华

我进入田野调查这个领域，其实也有点偶然。众所周知，1980年代处于恢复重建阶段的中国社会学，曾深受美国社会学的影响（参见邓方：《中美社会学的十年交流对中国社会学的影响》，《社会学研究》1989年第4期）。我个人认为，尤其是哥伦比亚学派的拉扎斯菲尔德与默顿，前者以统计与定量分析见长，后者则以“中层理论”作为定量分析的方法论基础，为美国社会学界定量研究的普及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深刻地影响了1960年代以后的美国社会学（参见杨善华，《社会学的恢复与重建》，载于张静主编，《中国社会学四十年》第20页，商务印书馆2019年）。但是因为中国早期社会学家大都留学美国，所以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之后，首先打开的是与美国社会学界交流的大门。所以，像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这样的学术机构，1980年代研究生的毕业论文多以问卷调查为基础也就不足为奇了。

不过到了1990年代中期，情况发生了变化。那时系里的王汉生老师与孙立平老师与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新法国社会学的主要成员伊莎贝尔教授合作，开始在河北白沟做田野调查，由此，定性研究开始在北大社会学系生根发芽。我正在考虑如何在问卷调查之外也做一点定性研究之时，机会从天而降。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在社会工作方面一直有非常密切的合作关系。这个系的阮新邦教授与他的团队，自1994年起，一直在珠三角的东莞做农村家族方面的田野调查，他们非常想在中国内地寻找合作者，做北方农村的家族研究，以期与东莞农村的家族进行比较。据阮新邦教授后来告诉我，在与我们合作之前，他们曾经找过几个合作者，结果都不理想。他们的系主任麦萍施教授建议他们到北大来找，这样他才找了我们。当时我还是系里主管外事的副主任，这样的合作于公于私都应该重视。大概是1995年的11月，我们在北大南门外的中关村酒店商讨合作。他们的条件是这几条，北大方面找北方一个有家族的村庄开展调查，调查资料共享，调查经费由他们提供。那时我对华北农村家族情况几乎是一无所知，亏得是老朋友刘小京说他可以帮忙。刘小京老师有个发小，老家在河北平山县，他父亲是当年从平山走出去参加革命的老司局级干部，现在北京任职。刘老师跟我讲，他们的姓非常罕见——郄，全国合在一起也不超过几万人，这个村里大概有一半人是姓郄的。这就把问题解决了。阮新邦他们也觉得可以，事情就定下来了。

第一次进村是1996年2月。在此之前，为了避免村里不认这样的尴尬事，我们还特意去了一次石家庄，通过刘老师的关系找到中共河北省委相关部门，请他们打了电话。当时张静老师刚刚来我们系，她也愿意去看看，所以首次去西水村的有程为敏老师、林彬老师、刘小京老师、张静老师还有我（张静和林彬没有参加课题开始之后的调查）。当时在西水村做了20年党支书的QLP刚刚接任书记不久，刘老师发小的父亲是他的大伯，由于这样的关系我们得到了很热情的接待。因为这次类似踩点，所以我们大概住了一天就走了，我记得临走那天，我们天还没亮就赶往平山县城的长途汽车站，结果QLP特意赶来，送了我们每人一盒鹌鹑蛋。

 图为西水村老郭家 2004年12月。左起：蒋勤、杨善华、老郭。

2月我们走了之后，是刘小京老师在西水村调查。当时唐军考上了雷先生的博士研究生，因为他要写论文，所以唐军也参加了这次调查。他们在西水村当时的村委会住了大概10天。

我接着去做调查已经是7月了。因为没有做过正经的访谈，说实在的我还是有点发憷。虽然村干部招待我们很热情，但是，就如我在讲自己的田野体会时所说，当时我对提问和回答的感觉是非常迟钝的，问了也不知道问得对不对，对方回答了也不知道自己下一步应该问什么。在我走了之后，是程为敏、刘小京、唐军、李猛、侯红蕊（侯红蕊也是我指导的硕士研究生）和赵力涛留在西水村接着做访谈。那个时候大家的积极性很高，是因为西村前前后后有不少事件（故事）。一个漂亮的小媳妇自杀了，偏偏她又是郄家核心的那一支的媳妇，所以村里议论纷纷，各种说法都有。那么，责任到底应该由谁来承担？也是众说纷纭，正好我们可以寻根究底。

后来，我们团队在11月份又去了一次。那段时间对西水村访问很密集是因为除了唐军之外，侯红蕊（1994级硕士研究生）和赵力涛（1995级硕士研究生）都准备用西水村的资料来完成自己的硕士学位论文。当时条件简陋，录音器材都是磁带式的，所以我们整理录音时还得写上“磁带翻面”。在这样的调查中，我们慢慢建立起一些判断和概念。比如说，对于北方是否存在家族和家族活动这一问题，我们都很赞同杜赞奇在《文化、权力和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一书中的观点：“摆脱一族统治村庄的旧思想，北方宗族就不是苍白无力的，虽然它并不庞大、复杂，并未拥有巨额族产、强大的同族意识，但在乡村社会中，它仍起着具体而重要的作用。”（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第82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用赵力涛在他的硕士论文中的话来说，就是“村里还是有家族”（赵力涛，《家族与村庄政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硕士学位论文1998年）。

西水村调查的第一批成果是唐军的博士学位论文《社会变革中的家族生长——从事件入手对华北村落家族群体的一项实地研究》（1997年），唐军的文字好，访谈材料的使用既充分又得当，分析也很到位。一篇论文写得文采飞扬，所以当时参加答辩的老师都同意给予“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的评价。最后，这篇论文在1998年被评为“北京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因为唐军是雷先生的学生，所以雷先生听说这个消息之后也很高兴。赵力涛的硕士学位论文《家族与村庄政治》虽是在1998年答辩，不过参与答辩的老师都很吃惊，因为论文文字之老辣与眼光之锐利，完全不像是一个25岁的青年学生所写。记得王汉生老师就说，这篇论文我很喜欢，“事件中的家族”这个概念很有理论潜力。方文老师看了论文在答辩时就问，赵力涛今年多大年纪？家是不是农村的？因为他觉得赵力涛对农民心态的把握太准确了。参加这样的答辩对我来说也是学习，看看别的老师如何评价论文，对于我来说，也是提升与完善自己的学术评价标准的机会。

相比之下，侯红蕊的硕士论文就没有这么亮眼。她的论文题目是《中国北方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家族的作用及其特点》。如果让我现在来指导，我一定会跟她说这样的题目太大了。这说明当时自己在指导研究生论文方面确实还没有太多的经验。但是侯红蕊的论文聚焦于西水村草根工业能生存与发展的原因，提出家族概念的外延中对姻亲的包容，这是一个重要发现。所以我跟她说，虽然没有评上优秀论文，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可以改一改。找一个学术杂志去发表。后来我就做了这件事，将论文压缩修改后定名为《血缘、姻缘、亲情与利益——现阶段中国农村社会中“差序格局”的“理性化”趋势》。《宁夏社会科学》接受了这篇稿子，在1999年第6期刊发。

而那时我还在做的一件事情是完成一篇比较全面的记录西水村变迁的长文。我们在西水村第一年调查结束后，把访谈录音整理出来寄给了阮新邦教授。他和他的团队当时看了资料很兴奋，觉得很有意思。因此他们就提出由我和他们团队的罗沛霖教授共同主编，将西水村的田野研究成果编成一本书，在香港和国内同时出版。我们这里也分了一下工，程为敏写妇女，刘小京写调解，唐军写家族，然后理工大学那边还有三个人各写一篇。

现在来看，我觉得写这一篇东西自己主要的收获有两条，第一条与村干部的角色特征有关。当时王思斌老师的学生宿胜军提出“保护人”和“承包人”两个概念，以此来刻画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前后村干部角色特征的变化。早期还有杜赞奇所做的“经纪人”的概括。但我们团队在讨论时刘小京老师认为，村干部处在国家与社区交界处的位置决定了他们集国家代理人、社区守望者与家庭代表人三重角色于一身。我们在村庄访谈时听村里老人说起，这个村因为修建黄壁庄水库从原村址迁到这里时已被任命为村庄党支部书记的老孙却迟迟不能到职。其实是因为迁村发生在时值饥荒的1961年，老孙为了社员少挨饿，就将两缸粮食埋在地里藏起来，没有交到公社。不知是谁向公社告发了这件事，公社就把老孙扣押起来，逼他交代粮食的去向。老孙不说就一直扣着，直到他交出这两缸粮食才把他放出来。所以，我们了解到的实际情况使我觉得以刘小京的概括来刻画1949年之后农村干部的行为特征相对来说更为全面和准确。这样，我就提出了“村庄的自由政治空间”这个概念，指出事实上国家对农村基层的控制不可能达到在公私两个领域均实现对农民（包括村干部）行为的全面管束。村干部会采取阳奉阴违、欺上瞒下和抓而不紧三种策略，为自己创造出自主行动空间，表达自己的意志。

另一条则来自于我阅读文本时的发现。我在看录音整理的文字稿时觉得郄家三叔的叙事特别有意思。比如，他在谈到自己的入党问题时这样说：“我是45年2月份入党的，先没有入党，当了青救会主任一年后才入党。（入党时党组织）还算是……半保密吧，保密不公开，不公开吧。19个人到地区开会，在那一年就公开了。有个王永顺，我记不大清楚了，当年比我还早点。他年岁比我大个三四岁。”

但是，他说的入党时间和登记表上的入党时间不符（党员名册上登记的是1946年2月）。我的分析是，1945年2月，抗日战争还没有取得胜利，那是艰苦的战争年月，干革命就意味着随时有牺牲的可能，活下来的就是人民的功臣，是英雄。虽说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也是功臣，但是跨越两个战争年代就意味着更丰富的革命经历和更多的考验，这显然是一种对自己更有利的政治资本，有助于加强自己在村里的社会地位（这也是他一再强调当年艰苦生活的原因）。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革命经历对个人成长为精英的重要性。就是在这样的分析中我体会到了如何去把握文本背后的言外之意。

通过这样的阅读与分析我形成了文章的分析框架，并进而完成了论文《家族政治与农村基层政治精英的选拔、角色定位与精英更替》，发表于《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3期。

因为西水村的研究，阮新邦教授约我们去香港做一次交流，但先约我们去东莞他们的田野点看看。这样，我们在1999年2月到了东莞。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的罗沛霖老师带我们去看了那里一个姓谭的单姓村的祠堂。因为这个村子出国的华侨很多，所以每房都修了一个祠堂，整个家族还修了个金碧辉煌的大祠堂，给我的印象很深刻。我因此非常具体地感受到了南方家族和北方家族的差别。恰逢那个时候我申请了一个国家社科基金关于农村家族活动的项目，看了一些文献，也比较深入地思考了农村家族研究中一些需要澄清的问题，因而觉得可以动笔撰写《近期中国农村家族研究的若干理论问题》的初稿。最后，此文由我与刘小京老师共同署名，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花了三年多时间才写一篇论文，这一事实让我深刻体会到学术积累的重要性——学术研究一定是厚积薄发。

到了1999年，我已经差不多做了三年田野调查，自认已经脱离了“菜鸟”水平，稍微有点评判能力了。然后就看了看当时的定性研究，觉得田野调查做得有点“八股”式，都是框架—资料—分析—结论，比较沉闷。由此我开始思考自己的田野调查应该做成什么样子，也就是说，形成什么样的风格。那个时候，适逢我主编的《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出版，其中李猛撰写的四章引起了我的强烈兴趣（这四章是《舒茨和他的现象学社会学》、《常人方法学》、《布迪厄》和《福柯》）。首先是开篇的《舒茨和他的现象学社会学》。因为主讲《国外社会学学说》的缘故，我对韦伯的社会行动理论以及他在此基础上提出的“理解社会学”这样的学科定义很是中意，觉得定性研究做访谈，核心任务不就是理解被访人赋予他话语和行动的意义吗？这应该就是访谈的方法论进路。但是在看了舒茨对韦伯的批评之后，我觉得舒茨对“意义”的理解远比韦伯深刻。表面上，舒茨提出的“主体间性”这个概念是在讲人际互动，讲社会关系，实际上他是在讨论一个人依据什么样的原则来看他人和自己，因而隐含着对“社会何以是可能的”这一社会学的基本问题的讨论。在将这一章看了好几遍之后，我觉得舒茨实际上是将我们生活的世界看作是一个“意义的世界”，在这个意义上，将舒茨的理论称为现象学社会学绝对不过分。

我对现象学和现象学社会学有了兴趣，但是自己的看法到底准不准一时还没有把握，所以就想跟人探讨一下。这时我想起了张祥龙教授（写到此处的时候，是2022年6月12日。就在这天上午，我刚参加了张祥龙教授的遗体告别仪式。张祥龙教授可以说是引领我进入现象学这一学术领域的带路人，我在和他的讨论中受益良多。虽然我们是至亲，但我仍要为他对自己真诚的帮助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为他——一个哲人的离世献上自己沉痛的哀悼），他是北大哲学系的老师，专攻现象学，所以我就去他家里，讲了自己一些不成熟的想法。没想到他很高兴，给了我很多鼓励。他说，以往对现象学的探讨都是在思想和认识层面的，还没有进到像田野调查这样的实践层面，你能在这个实践层面进行探索，这很好。2003年，他的著述《朝向事情本身——现象学导论七讲》出版，也送了我一本。这本书的好处是，因为它是课堂教学的记录，所以写得深入浅出，相对好理解。书中几句话我印象很深，其一，是谈到意义，张祥龙教授说，“意义是传统西方哲学的一个盲点，它提出自己的那些古典问题的时候，总是漏掉了意义问题”，“这就是胡塞尔在《小观念》一开始讲到的为什么传统西方哲学包括科学，都解决不了认识论问题的原因”（张祥龙：《朝向事情本身——现象学导论七讲》，团结出版社2003年版，第103页）。其二，张祥龙指出，康德的“批判哲学”提出的最重要问题就是“科学认识如何可能”的问题。也就是说，至少康德认为，在他之前，实际上并没有解决“认识何以是可能的”这一可谓认识论最基础的问题（张祥龙：《朝向事情本身——现象学导论七讲》，团结出版社2003年版，第34页）。与此相连的，是两个认识论的基本问题：个别何以可以到一般，现象何以可以到本质。而按照张祥龙的介绍，这正是胡塞尔想要通过现象学来回答和解释的。早些年，张祥龙老师的儿子泰苏在美国耶鲁大学读书，有一年回北京，我们在一起闲聊的时候，泰苏说了一句：我觉得现象学强调的就是一种积极认知的态度。我内心很是赞同他这一见解，因为我自己在实践中也体会到，田野调查就是要强调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去积极感知和理解与各种现象在一起的现象的意义。

这样，到了2004年，我觉得可以对自己这些年的田野调查这种方法做一小结了，我就和孙飞宇商量（他那时还在读研，还没有出国留学），我们一起来完成这篇总结，这就是发在《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5期上的《作为意义探究的深度访谈》。

由现象学和现象学社会学入手，我觉得对自己退休之前要做的事情逐渐明确了，那就是：完成一个教学实验（以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为教学目标），形成自己的研究风格（将以意义探究为认知目标的田野调查作为切入点的社会学研究），带出一支研究队伍（重点是研究生培养）。

说到带研究团队，也有契机，那就是2000年开始的研究生扩招。在扩招之后，每年我名下的硕士研究生平均大约3-4人，博士研究生1-2人，一下子学生就多起来了。于我而言，1990年代指导研究生的经验教训是，学生的水平也是参差不齐的，优秀的学生当然只需要给他们实践的机会就可以了，但是对于本科期间没有接受过严格的社会学专业训练的学生，那是必须要进行具体指导，甚至是“手把手”教才能让他们逐渐进入社会学之门。

我记得在2001级硕士研究生入校后，我手里的博士生加硕士生有十多人。我原本想学孙立平老师，组织读书会，也安排了社会学系1996级本科生、2000级硕士生姚映然来组织。姚映然是各方面能力超强的学生，当初跟我读研是李猛向我推荐的，因为李猛是她的本科班主任。她的本科毕业论文也是李猛指导的，我就找她要来看看，想增加一点对她的了解。论文到手，我一看，她写的是《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作者托克维尔，而且是一个纯理论的研究！文章写得大气厚重，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但是读书会开始后我就发现，参会的有些同学对阅读社会学理论的经典作品没有兴趣，姚映然对此也很无奈。所以后来我也就同意他们可以另外选择经验研究的经典作品来阅读。前边这个读书会，除了姚映然，还有王利平、孙飞宇和田耕愿意坚持读下去，他们变成了一个读书小组。在过了差不多20年之后，孙飞宇和田耕现在北大社会学系从事社会学理论的教学和研究；王利平虽然在北京大学教育学院任教，但是研究仍带有很强的理论色彩；而姚映然则在毕业后去了上海出版集团，现在是世纪文景在北京的老总。这也是很让我自豪的一点：为社会学的发展留下了几颗理论的火种。

根据自己从事社会学理论教学的经验体会，我知道我指导的大多数同学是做不了理论研究的，那么，他们要想入社会学之门及入门之后能力的提升就只有一条路：通过田野调查。我在《矢志田野，传承薪火》一文中说过，老师的基本责任是两条，第一条是激发学生兴趣，告诉他学社会学很有意思，这样他才会投入，而只有投入了才能有能力的提升。第二条是指点方向，告诉他哪条路走下去可能成功，但是走哪条路一定是死路一条。当然对我来讲还有一条，那就是提供机会，像这种田野调查的机会，也包括其他的实践（机会），只要我认为对学生是有意义有价值的（杨善华、田耕，《矢志田野，传承薪火》，《清华社会科学》，第二卷第二辑，商务印书馆2021年3月）。而带着学生到自己的田野调查点去调查，那就是提供机会。所以下一步就是如何建立和经营自己的田野调查点这个问题。

我在《矢志田野，传承薪火》中也讲到布点的情况。其实最早只是考虑让学生有调查实践的机会，所以平山的西水村与浙江慈溪的Q村成为首选。Q村在2000年之后几乎是每年一定会去。但与此同时，因为想找个南方可以做家族调查的村落，刘小京老师就推荐了他们湖南宁乡老家的N村。后来我觉得西部农村也应该考虑，就通过我的朋友、时任宁夏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陈通明先生找了银川市北郊的巴村，另外在四川跟我的朋友、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李东山老师一起找了宜宾县的S乡。新世纪初的田野调查基本是在这些点上展开的。

 图为宜宾县S乡，2004年1月。后排右起孙飞宇、田耕（被遮住了）。后排左起王竞、李东山、谭三桃（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生）、杨善华、程为敏。前排右起：张婧、彭铟旎、黄霞。前排其余人均为双谊乡干部。后排其余人均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人员与研究生。

我们团队也是在实践中体会到了田野调查期间每天晚上“消化”白天的访谈对象的重要性。而老师必须亲自参与访谈晚上才能对同学的发言做出中肯的点评。这项工作属于我上文讲的教师责任的第二条——指点方向。从实践看，学生在教师这样的点评中也是收获良多。我们的讨论会与总结会制度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健全的。

记得2001年7月，我们在慈溪Q村调查，同去的我们团队的程为敏老师在听了头天晚上讨论之后，就特意关照我，要多帮一下柳莉，因为听柳莉发言，她显然还不知道发言要讲什么。我跟她说，我已经注意到了。柳莉是2000年入学的博士研究生，本科是在武汉水利电力大学读的，专业是科技英语。硕士也是在武汉水利电力大学（2000年该校并入武汉大学），读的是水利社会学。但是非常不巧的是她的导师在她读研时去世了。她就这样毕了业，考到我们系。一个工科院校，其社会学专业又是刚建的，学生的专业训练会是一种什么情况，这应该是能想象到的，更何况柳莉本科读的还不是社会学。记得第二天我就找了个时间和她谈话，她很要强，说自己也很着急，但是就觉得要补的东西太多，不知该怎么办。我就跟她说，你没做过这样的调查，那就先看老师还有别的同学，他们怎么提问，晚上讨论发言讲什么。再体会一下如何通过被访人的叙述来了解被访人为什么会这样讲。我采取的还有一个办法是增加她参加调查的次数。让她通过更多的实践来积累经验。所以2002年寒假，我又让她去了银川，参加我们在巴村的调查。因为巴村当时是第一次调查，她就有一个从头开始了解一个村落社区的机会。后来，我又跟她商量，把她博士学位论文的调查点定在巴村。柳莉在这段时间的进步是很明显的，我觉得她最重要的进步是形成了自己的学术评价标准，知道什么样的论文才是好论文。但是，毕竟是因为之前基础薄弱，她的痛苦也在于此——知道好文章的标准在哪里，但是自己一下子还达不到。她因此申请了延期半年毕业。最终，她以《日常生活视角下的农村妇女的公共参与——对宁夏Y市郊区巴村的个案研究》为题，提交了自己的博士论文并通过了答辩。平心而论，她的论文分析部分还是稍微弱了点，但是有几个亮点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肯定的，第一是对“国家政治”与“村庄政治”的区分；第二是将农村妇女对村庄公共利益的关心放在日常生活的行为中来考察（比如在聊天与麻将中讨论村庄公共利益的分配问题），从而提炼出“日常生活政治化”这一概念；第三是在资料的运用上，她采取直接撷取的办法对被访人叙述进行剪裁，既使文章得以更加精炼，又使文章更加生动真实。我觉得这样一种引用材料的方式非常符合现象学社会学“萃取”的本意。这样，答辩后我就跟柳莉商量，将论文修改压缩后投到《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结果论文得到了杂志社编辑的肯定，最终以《日常生活政治化与农村妇女的公共参与》为题刊发于《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但是对我来说，指导柳莉完成博士论文的过程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那就是认识到对于尚处于初学阶段的学生来说，其入门的标志就是,在其学习与实践中形成社会学的学术评价标准。

2005年还有一个收获是宋婧的硕士学位论文也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第6期。宋婧是我们社会学系1998级本科生，因学习成绩优秀，曾在大四到日本东京大学去交流1年。她在东京大学广泛涉猎了20世纪30年代满洲铁路株式会社在华北所做的“惯行”调查的资料，所以最终她的毕业论文用的就是“满铁”的资料，而且，在我指导的所有本科毕业论文中，这是唯一一篇用英语完成的作品。

宋婧保研后，主要在长三角农村做调查，那时我在江苏常熟和浙江绍兴又找了两个村庄作为田野调查点。当时作为中国最发达地区的苏南和浙东农村，“老板当书记”的现象很是普遍。我们给出的一个解释是，此举是为解决村庄普遍存在的公共品提供的问题，增加村民的公共福利，因此自然也有助于增加地方政府的政绩。我们调查的常熟K村就是靠当书记的老板之财力解决了全村旧民居的改造问题。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村干部和村民的关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新上任的老板如何建立起他的权威？宋婧跟我说，她想用常熟的调查资料来完成她的毕业论文，我则跟她说，可以看看村庄公共权威的变化。论文写完，宋婧以她出色的提炼概括得到了答辩委员的充分肯定。最后她的论文经过压缩，以《经济体制变革与村庄公共权威的蜕变—以苏南某村为例》为题，投到了《中国社会科学》。因为对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变化有及时的反映，而且从内容看，对这样的变化有较为深刻的洞察，所以论文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主管社会学的编辑的高度肯定，她们认为应该及早刊发，这样就发在了第6期上。

随着学生的增加，我还在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如何让学生在毕业后能在激烈的职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并能迅速适应分配给自己的这份工作，熟练应对职场中上下左右各种社会关系，因为只有这样，学生才有可能在职场中站住脚并赢得更大的发展空间。我觉得在1990年代，自己在培养学生方面认为“只要管好学术这一块就可以”这样的想法还是片面了。所以，大约从2002年开始，凡是新进我们团队的学生，我在和他们谈话时就强调了研究生3年我定的目标是三种能力的培养，第一种是学术能力，第二种是组织协调能力（或者说领导能力），第三种是操作能力（或者说办事能力）。而我自己也开始有意识地给学生提供这样的机会，比如我会把参与田野调查的学生分成固定的小组，指定组长负责调研中学生的分工以及录音整理的分配和回收。至于订火车票与食宿的安排等琐事，我也会指定一名行政助理，交由他（她）来负责。2003级硕士生杨可与2004级硕士生李静在校期间，都做过这样的事。这样，他们就要学着跟各种人打交道，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很宝贵的经验。

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北大的邱德拔体育馆因为承接了乒乓球比赛的任务，所以要从学生中招收志愿者来负责安检。我记得，2007级的硕士生郑晓娟带着点忐忑不安来找我，说她被选中了，问我可不可以去。我跟她说，我坚决支持你去做，因为这是难得的实践机会。你去做负责人，就是带一支队伍，你手里没什么资源，却要动员你带的这些同学跟你一起来做好安检。而且，安检只要一出事就一定是大事，所以你必须要兢兢业业，心细如发，才能完成这个任务。因为这样，你还要学会处理好与上下左右各个方面的关系，这会对你将来的职业生涯有非常好的帮助。郑晓娟听了我的话，高高兴兴去做了这件事，并在奥运会后得到了相关领导的表扬。我由此得到的一个启发是，必须把教学生如何做人当作学生培养的一个重点。

记得1997级本科的同学入学后，有一次约我笔谈。我就写了《从事社会学研究的一些感想》这篇短文，开篇我就说，“随着年事的增长和研究的积累，我是越来越感到学问似海，深不可测，个人在学术的海洋面前之渺小”。其实，究我们一生，也不可能穷尽学术，不仅我们是这样，就是像韦伯这样的大家也是这样。因此，我非常赞同渠敬东老师的名言，就是在了解了自己在学术面前的渺小之后，一定要“敬畏学术”，这样，我们才能以海纳百川之胸怀，吸收和包容各种不同的、但自己认为是有价值的思想见解，永远以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精神，砥砺自己不断前行。

文字编辑：宋丹丹

推送编辑：李金瑶、李雨萱

审核：王迪、田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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