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庆·学缘 | 杨善华：锲而不舍，砥砺前行（上）

学人简介

杨善华，祖籍浙江宁波，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1984-1990年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读书， 1990年博士毕业后留北京大学任教，师从雷洁琼先生。从读书到执教，杨老师在北大社会学系已度过了近40年的岁月，是北大社会学重建后培养的第一批社会学家之一，见证了北大社会学自重起炉灶走向今天的种种甘苦。几十年来，杨老师在社会学的田野工作和家庭社会学等领域埋首耕耘，和北大社会学系几代师生建立了深厚的情感，他对师恩的感念也完全融入到他孜孜不倦的育人当中。“锲而不舍”代表了杨老师对研究和教育事业的精诚之心，也是对北大社会学精神的朴实理解。我们将杨老师的文字分为两期推出，以飨读者。

锲而不舍，砥砺前行

（上）

杨善华

2022年4月8日，我受邀参加了社会学系召开的纪念社会学系重建40周年茶话会。轮到我发言时，我真有一种百感交集的感觉：自1984年9月入学始，自己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浸润38年，可以说是社会学系已经与我的后半生交融在一起，无法分开了，而自己也在社会学系完成了从一个社会学的后学向社会学者的转变。所以，我说今天我的发言主题是四个字：“感谢，感恩。”

“锲而不舍”是2005年我跟学生杜洁聊天时说的自己从事学术的体会，因为学术研究需要的是探索与积累，这必须要靠长期坚持在学术领域不辍的耕耘才能收到效果。“砥砺”我在这里想解释为“自我反省”，就是在建立起学术标准后，个人需要不断地自我反思，自己与自己切磋。用我的话来讲，就是在北大见识了天外有天之后，就要改变“只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是最好的”这样的想法，随时准备放弃以前认为是正确的，而现在随着自己在实践中认识的深化，发现它已经过时了或者已经出现了偏误这样的学术见解。2022年1月，我在梧州与学生吴情操聊天，他说他自己在做人这方面总结的最重要的经验是两条，第一条是换位思考，第二条是自我反省，我完全赞同，我的回顾也据此而展开。

1983年初，我第一次因为学术方面的事情进入北大，那也可以说是我和北大结缘的开始。这次来北大，是因为我给自己找的一个研究题目，想了解一下旧中国社会学关于婚姻问题的初始调查是由谁设计与完成的。那是我第一次来到大图，因为有些杂志，比如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编的《社会学界》，只有北大图书馆能够找到。我出示了上海社会科学院的介绍信，得到了大图旧杂志室工作人员的热情接待。我在这里看到了全部的《社会学界》，也看到了费先生发表在《社会学界》上的本科毕业论文《亲迎婚俗之研究》。我当时的感觉是若论做学术，那北大的条件真的是太好了，将来若有机会在这里学习和工作该有多好！不过我马上就摇头笑笑，否定了自己的想法，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但是还没过一年，机会就来了。1984年，全国高校招收硕士研究生，报考年龄放宽到37岁！而我恰恰符合这个条件！当时我也看了一下招考情况，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都招硕士研究生，我因为参加过1981年的社会学讲习班，所以对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的情况还稍有了解，但是对北大社会学系却几乎是一无所知。不过因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招的研究生要在北大代培，因此考试的试卷也与北大一样，所以我想还是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虽然考试和录取过程有点曲折，但是我最终还是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录取，并在1984年9月来北大研究生院报到，用我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研究生学生证换取了北大的研究生学生证。

来到社会学系，尤其是开学上课后，我才了解到更多的情况。社会学系是1982年重建的，现在是袁方教授当系主任，费先生和雷先生都是系里的教授。袁先生我知道，1981年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举办讲习班的时候，袁先生来做过一个讲座。现在能够近距离地亲聆他们教诲，心情还是蛮激动的。从1981年开始，北大社会学系硕士生已经招到了第四届，那个时候，1981级的硕士生已经毕业，他们中间有两个人——杨小东和刘沈生——留校任教。1982级之后，都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在北大代培的硕士生，他们那时都没有毕业，所以我跟1982级、1983级的硕士生都有接触和交往，有的时候，因为师资不足的原因，我们还一起上课。

提到师资，这是当时袁先生最着急的事情。我在《矢志田野，传承薪火》（杨善华、田耕，《矢志田野，传承薪火》，《清华社会科学》，第二卷第二辑，商务印书馆2021年3月）这篇访谈中也回忆过当时的情况，那时的社会学系可以说是百废待兴，而最紧迫的是师资，因为没有老师就无法把课开出来。“我记得1985年的时候，很多课程要么就是老师特别老，比如说华青”，华老师教我们《国外社会学学说》这门课，“他就是西南联大毕业的，西南联大毕业的老师当时都和袁先生差不多岁数，袁先生是1918年出生的”。当时还有全慰天先生，也是袁先生在西南联大的同学，他研究的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出过一本《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的专著，给我们研究生开一门类似中国社会经济史这样的课。因为是小班上课，连老师带学生不超过10人，所以全先生是坐着给我们讲课，拿了个大玻璃瓶当茶杯，显得从容不迫。

当然，袁先生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请外教。比如我们那级的方法课，是请的美国艾奥瓦州立大学社会学系的老师，也是袁先生西南联大的一个同学，叫张奚之。还有一个是艾奥瓦州立大学社会学系的系主任克朗兰（Klonglan）。克朗兰讲的时候，张奚之给他做翻译。张奚之个子高高的，头发梳得一丝不乱，虽然穿的是夹克，但是非常整洁，显得风度翩翩。说话的语调也是不紧不慢，那时我就觉得他特别像上海人说的“老克勒”。我就是在他们的方法课上第一次听到了要反对“还原论”这样的说法，这是非常典型的涂尔干的观点。除此之外，当时还在纽约州立大学奥本尼分校社会学系的林南教授，也给我们开过一门《社会结构与网络》的课程。

所以袁先生几乎是把他手里所有的资源都用上了。到了我们研二的时候，系里要开《中国社会思想史》，给我们请来了陈定闳教授主讲这门课。陈先生是中国第一代社会学家孙本文先生的学生，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在重庆师范学院历史系教书。那门课场面大，因为社会学系1985级研究生班也入学了，而自1985级硕士研究生招生开始，北大社会学系就更改了考试科目，入学的同学未必都要考两门数学。不过为了加速培养人才，他们的学制改成两年。毕业后，撰写论文，答辩通过可以授予硕士学位。这个班当时招了34人，而这门课是两个年级一起上的，所以就显得人气很足。

陈先生跟我们1984级的5个同学处得还可以，我们对他也很尊重。那时社会学系在27楼，旁边挨着五四操场，有栋平房，学校在那里开了个名叫“燕春园”的餐馆，卖些小炒，价钱比在食堂吃稍贵一点。我们在那里请陈先生吃过饭，陈先生也请过我们。吃饭时他聊起袁先生，说他很感动。袁先生把他请到北大，但是那时北大住房紧张，他居然没有住的地方。不过袁先生调到北大之后，学校在18楼到24楼这些教工住的筒子楼里给他分了间宿舍，他就把这间宿舍让给陈先生住。他还跟陈先生商量，除了讲课，最好还能把《中国社会思想史》的教材写出来。陈先生有感于袁先生待他的真诚，一口答应，并在1989年完成了书稿，1990年由北大出版社出版。平心而论，现在看陈先生编著的这本教材，除了较为系统外，学术特色并不是很明显。但是，正如费先生在《社会学概论（试讲本）》前言中所说，要“本着‘先有后好’的精神，不怕起点低，只怕发展慢。”（费孝通，《社会学概论（试讲本）》“前言”，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所以上世纪整个90年代，我们都用的是陈先生的书当教材。

在北大求学，我觉得有一大好处是它提供了一个可以让个人有更大的发展空间的平台，学生可以有更多的选择的自由。老师对学生自己的学术探索也持一种鼓励的态度。因此我们同学之间的学术互动还是很多的。比如读书，“大个”张伦是1985级研究生班的学生，不过因为他和我们级的张杰都是沈阳人，所以也参与了不少我们的活动。像读商务印书馆出的福泽谕吉的《文明论概略》，读明白这本书需要了解当时日本的学术和社会背景，我看了一遍没有看懂。张伦在到我们宿舍串门聊天时就跟我们讲他读这本书的体会，对我非常有帮助。那时的海淀，图书城还没有修起，顺着逼仄的“军机处”这条小胡同，穿过“老虎洞”就可以顺着一条小路到苏州街，在八一中学的边上有个旧书店，那是我们这些学生经常去光顾的地方。记得商务推出的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引论》刚刚出版，我们听到消息都坐不住了，赶紧跑去买。新书到手，大家都是一脸喜悦，好像是抢到了什么宝贝。

1980年代，那是一个社会急剧变化的年代，也是一个探索的年代，所以经常有外面的单位跑来找我们这些研究生帮着做课题。当时1983级的硕士生王汉生因为交友广阔，来找她的人就比较多。我们这一级当时也接了一个课题，是团中央研究室和中国消费者协会组织的于1986年在中国十八个大中城市进行的青年结婚消费的问卷调查。这个课题最初我们班的5个同学应该都是参加的，但到最后，只留下了钱江洪、张杰、杨善华和张伦4人。钱江洪主持了这个课题，最后投到《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的论文也是他统的稿。我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渐体会到学术积累的重要性。虽然自己做的是婚姻家庭这一块，本来觉得做这个调查还是自己的长处，但是一到实际分析的时候，就发现自己的学识太单薄了，远远不够。我亲眼看着钱江洪毫不留情将我负责撰写的部分改得体无完肤，一段段打“Ⅹ”删掉，最后，以“我们的结论是：青年结婚消费的变化与我们整个文化系统的变化一样，充满了进步与落后、文明与腐朽的矛盾冲突。但青年结婚消费总的变化方向与我们整个社会文化系统的变化方向是一致的——都是向着现代化、文明和进步的方向，其中的种种矛盾和痛苦正是文化更新的阵痛”结束了全文。我在边上看着，就想，这样的文字为什么自己就写不出来呢？

稿子写完，我们也不知天高地厚，就投到了《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当时《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负责社会学这一块的编辑名叫沈熙，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在日坛宾馆举办第二期讲习班的时候她也来旁听，那时我就见过她。她一再说，《中国社会科学》欢迎大家投稿，而且不讲论资排辈，只看文章有没有真知灼见。她最自豪的就是，他们曾经拒过费先生的投稿。没想到沈熙老师看了我们文章就说可用。最终，这篇文章刊登于1987年第3期的《中国社会科学》杂志。虽然我排名第三，但毕竟这是我的名字第一次作为作者出现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心里还是很高兴的。

差不多与此同时，张杰对“中国社会的世俗化”这个课题开始感兴趣，认为世俗化的标志就是一种功利主义文化的兴起。功利主义文化的特点就是崇尚“有用的就是好的”这样的价值观。如果了解一点西方社会学理论，就会知道世俗化其实就相当于韦伯眼里的“除魅”。不过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读到韦伯，于晓、陈维纲翻译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87年才由三联书店出版，所以张杰的这些观点对我们就很有启发性。可惜张杰主持的这个课题随着1987年我们的毕业，张杰和钱江洪去了中国人民大学任教，最后没有做完，只是在当时的《经济学周报》上发表了一篇长文。

这两个课题大概就是我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所做的社会学研究，但还没有进到经验层面。不过对于我来说，这就是学术积累的开始。

1987年我硕士研究生毕业，也面对一个去留的问题，最终我选择了考雷先生的博士。我跟雷先生在1983年连云港的“五城市家庭研究课题讨论会”上见过面，不过我在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老师薛素珍是当年雷先生在燕京大学教书时的学生，所以她也帮着推荐了一下。记得那次为报考的事情去雷先生家里，雷先生对我说，你考上了我就收你。这样就成全了我跟雷先生之间的师生缘。

我读博士的三年，正好赶上雷先生接了“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中国农村婚姻家庭的变化”这个国家“七五”哲学与社会科学重点项目。她提出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标志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对农村家庭的影响首先是从改变家庭的生产功能开始的，并进而影响到家庭的其他功能、家庭关系和家庭结构从而导致农村家庭的全面变迁”这样的假设，这个假设被课题组接受，成为贯穿整个课题研究的一根主线，主导了问卷的设计。所以我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从事的社会学研究主要是做雷先生的学术助手，协助雷先生完成从调查到研究报告和论文的写作这样的研究过程。

虽然是做问卷，但是这个项目还是给了我一个了解处于社会分化中的幅员辽阔的中国农村的机会。1987年夏天，我们在北京郊区的延庆农村调查。1988年1月，我们到了四川，我在成都郊区的金牛乡和圣灯乡调查，然后去了川东的黔江。不说当时还属于国家级贫困县的黔江，单是成都郊区的圣灯和金牛这两个乡，因为离成都市区的距离不同，在发展上也有着明显差异。1988年春，我们到了上海郊区的上海县（现已撤销）、青浦县（现为青浦区）和南汇县（现已归入浦东新区），看了一下处于长三角的发达地区的社会发展和家庭情况（在我的记忆中，那时的上海郊区的发展不如珠三角）。在1988年的暑假，我又去了广东，先到的是珠三角的番禺县（现为广州市的番禺区），随后又到了地处粤北的英德，从仿佛是天堂的珠三角来到处于丘陵地区的英德，真有恍如隔世的感觉，这还是在同一个省。

除了完成问卷，通过这段时间的调查我所得到的主要收获，我认为就在于有了对中国社会的一种整体性认识。一方面，我看到了从直辖市—省会—地级市—县城—乡镇—农村这样一个行政等级金字塔，看到了资源按照行政等级金字塔的配置；另一方面，也看到了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中国城乡社会出现的分化和农村通过城镇化向城镇的过渡。这点，在1988年1月从重庆出发去黔江调查的时候我的体会最深。从重庆出来，我们在朝天门码头上船，首先到的是盛产榨菜的涪陵（地级市，当时还是地区，因为船要停靠比较长时间，我们还特意上岸看了看，当时的涪陵比照重庆这样的特大城市，相差绝对不止一个数量级）。过了涪陵船就驶入乌江。我们的船是逆流而上，只见天空湛蓝，江水碧绿，两边陡峭的青山相对而出，空中翱翔着苍鹰，真的是景色如画。可是船行了好久，也没见对面有船驶过，两岸也是一片静谧。我当时就想，这里环境那么好，就是因为没有工业。到下午四点左右，我们的船才到彭水县城的码头，我们必须从这里上岸，再沿着陡峭的山区公路向东行驶135公里才能到黔江县城。因为事先打过了招呼，所以黔江县政府办公室的黄副主任带了车在码头等我们。一直到晚上八点后我们才到了黔江。在黔江的调查就都在农村了，我看县城里的干部，和涪陵的政府干部一样，都穿着蓝色海军呢的大衣，我知道这就等于是他们表示身份的制服。但是到了乡镇就不一样了，比如我们在县坝乡调查，见到了乡党委书记，脸色黝黑，穿的衣服上满是尘土，和农民不同的是他穿的棉衣的左上衣袋插着一支钢笔。这不就是行政等级金字塔的现实生活版吗？最终，我在写博士论文《经济体制改革和中国农村的家庭与婚姻》时将工业化与城镇化导致农村向城镇过渡的想法发展成关于城乡社会变迁的“续谱”假设；而行政等级金字塔的构想，则作为影响变迁的社会背景体现在《中国城市家庭变迁的若干理论问题》（刊于《社会学研究》1994年第3期）的分析框架中。通过自己的学术积累过程，我真切地体会到“实践出真知”，要想做好社会学的研究，就必须投身社会实践。当然，我也衷心的感谢为我提供了这样的机会的恩师雷先生。

学好社会学需要一种开放的心态，这种开放意味着必须打开眼界，借鉴国外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我很幸运的是，在北大社会学系三年读博期间，雷先生为我创造了这样的机会。1988年，美国密西根大学社会学系和人口研究中心，获悉我们在做这样的调查，表示愿意与我们合作，让我们这边派人去密西根大学学习，他们可以提供经费，当然前提是我们与他们共享部分数据资料。雷先生认为这样的条件可以接受。这样，我在1988年10月中旬来到了安娜堡（Ann Arbor），在那里度过了一个半月的访问学者的生活。我的任务主要是学习数据处理，我很清楚这与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写作有直接的关系。1988年，设在27楼的北大社会学系的机房设备还很简陋，只有一台IBM微机，还有一台杂牌机。最初的统计分析我们是请冯方回老师做的，他是北大前副校长冯定先生的小儿子，在美国学过数据处理。记得那时出一张双变量交互分类表需要20分钟，冯方回老师经常是写好一个程序让计算机执行，然后过半天再来看结果。

在美国的学习让我对SPSS统计软件更加熟悉，回国后自己从录入开始，到统计分析就都能做了。

当然，还有一点非常重要是了解了美国的学者，他们是怎么做学问的。我记得我问过负责接待我的人口研究中心副主任芭芭拉·安德森教授，她为什么会选择学术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她的回答是她纯粹是出于兴趣。因为在美国，当教授的工资待遇和律师、医生是没法比的。我跟马丁·怀特教授也有了直接的接触，他对研究中国社会有着很浓厚的兴趣，这也促成了我们社会学系与密西根大学社会学系在1990年代初的合作——完成在河北保定市的养老调查项目。

1990年8月5日，我通过了博士论文的答辩。在此之前，王思斌老师已经通知我，毕业后留校任教。我自己在社会学系已经泡了六年，可以说对这个系的老师已经有了较为充分的了解。而学生呢，1983级本科和1984级本科，因为师资力量不足，我们在一起上过好几门课，所以也有些认识的人，比如83级的杨小冬、李国庆、孙戎、沈红，84级的付喜国、蒋耒文等。1986级本科的同学，则因为在我之前毕业的王汉生和程为敏两位研究生期间的同学已经当了老师，她们已经开始接触学生的缘故，所以也有些了解。而1985级本科的同学，我在1987年曾带着他们去延庆调查，至少跟我去调查的这些人，像蒋理、何建新、洪小良和杨力伟等，也是认识的。总体上说，虽然社会学系的老师在我毕业的时候还没有完全解决青黄不接的问题，但这毕竟是在北大，所以说人才济济也是不错的，因此，当时我考虑的，主要是自己靠什么在社会学系立足的问题，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想给自己建一个什么样的“人设”。

其实在这些方面，老先生已经给我们做出了非常好的榜样。当时在系里，跟自己接触比较多的老先生，除了雷先生之外，就是袁先生了。我在系里读书的时候，就知道袁先生以系为家，每日早出晚归，无休无止，把全部精力都投到工作上，因此评上了北京市劳动模范。袁先生平易近人，他应北大学报之约，要写一篇《中国老年人在家庭、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的文章，嘱我帮他查点资料。这本来很简单，就是学生帮老师做点事情。但是做完后，有一天袁先生把我叫到他办公室，拿出一张稿费单，让我到邮局取汇款，然后跟我讲你有家有孩子，这笔稿费就当补贴家用吧。我拿了这笔钱，心里很是感动，觉得老先生真是处处为学生着想。我博士毕业前，袁先生又找我，跟我说，雷先生对社会学系的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现在因为一些原因，系里跟雷先生的关系疏远了。你留校了，以后就要做系里与雷先生之间的桥梁，多跟雷先生进行沟通。袁先生的所言所行，我都牢牢记在心里。

至于雷先生，那就不要说了。1990年5月，正是我写论文的关键时刻，自己突然出起了鼻血，而且怎么都止不住，我只好申请推迟答辩。雷先生去世后，我在《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这篇怀念文章中写了当时雷先生的付出：“我跟先生商量，希望她能一章一章的审阅，这样逐章定稿就可以省出时间了。先生当时已是85岁高龄，又政务繁忙，想到要劳累先生，增加她的负担，我心里很是不安。没想到先生很痛快地答应了。那年，她简朴的寓所还未装上空调。先生顶着北京的盛暑，挤出时间，逐字逐句一丝不苟认真批阅我的初稿，发现问题就用铅笔在句子底下划上道，同时在稿纸边上打上问号，以和我讨论。当她发现我在论文中使用的学术概念有些没有给出定义和说明时，就很认真地对我说：‘写论文一定要对概念做出界定，如果没有界定，别人就看不出你的概念和你后面内容之间的联系，也不知道你所讨论的问题的范围在哪里，理解上就会有歧义。所以，界定概念是论文写作一定要遵守的规范。’先生这一批评语重心长，它既是老师对学生的严格要求，也体现了老师关爱学生的拳拳之心，令我至今不敢忘。”（杨善华，《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光明日报》2011年2月27日第3版）在我向她表示感谢时，雷先生只有淡淡的一句话：“不就是为了你要得学位嘛。”从此之后，这句话就永远记在我的心里，我决心以雷先生为榜样，把学生的事情当作最大的事情。

 1990年8月5日，勺园2号楼门口，通过答辩后与雷先生的合影（本篇推送中的图片和图注均为杨善华老师提供）。

我留校任教后系里给我的第一个教学任务是给1987级本科的同学开设《家庭社会学》这门课。我当时就问主管本科教学的王思斌老师，有没有备课时间？王老师的回答是按规定是没有。所以这门课我只能一边备课一边讲课。当时的北大，虽然有新教师的培训，但是对于像我们这样的第一次上讲台的新人来说，这样的培训是解决不了我们的课堂应对问题的，因为这需要长期的教学经验。更何况当时系里的老教师其实也是脱离教学岗位很久的人，所以也谈不上传帮带，全靠自己摸索。我当时想的是如何打响第一炮，所以就如我在《矢志田野，传承薪火》一文中的回忆，我的选择就是讲讲自己从事社会学研究的体会，没想到因为出乎学生的意外，居然效果不错，这就增强了我的信心。我自己的优势是因为以前做调查的时候走了很多地方，同时做问卷也访问过不少人，所以上课可以讲讲自己的所见所闻，结果发现学生都爱听这种见闻。这大概就是我“案例教学”的开始。

到了1991年秋季学期，因为华青老师退休，系里决定让我接下《国外社会学学说》这门课。这门课在别的社会学系其实就叫《西方社会学理论》。而西方社会学理论对我来说不是强项，所以这肯定是挑战。根据自己在西方社会学理论课上听讲的体会，我觉得这门课的教学最重要的是让学生理解，能听懂西方社会学理论家的观点和见解的意思。而要让学生听懂，那教师自己先要搞明白。所以我就找来我能找到的所有西方社会学理论的教材，自己先来啃。我的长处是我的学术评价能力不错，这点跟我以前在黑龙江下乡时当土记者的经历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我可以比较每本教材的长处和不足，最后编出自己的讲义。至于课堂教学的效果，自己觉得还算可以，至少没有被学生轰下来。但是上这门课最大的好处是让我对西方社会学理论的来龙去脉、主要人物和他们的理论体系有了相对系统的了解，这对我做经验研究还是有很大的助益。不过，我还是有自知之明，知道能讲这一门课与能做社会学理论的研究还相差甚远（后来虽然主编了《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但我一直说自己没有写过一章，主要的事情都是李猛、李康他们做的）。所以我从不敢说自己的研究专长是社会学理论。

我当老师之后，一直在跑和密西根大学合作的项目。这件事起因当然是与1988年我去密大有关系，但是中间人是王丰。王丰在密西根大学博士毕业，因故未能来北大社会学系工作，但他一直很想帮系里做点事情。当时马丁·怀特教授想与我们合作，在河北保定做市民的家庭婚姻调查，但是因为1990年代初的特殊情况，这项合作一直未能获得批准，最后王丰自己想办法筹了一笔钱，让我们在1991年暑假去保定调查。这一年正好是1988级本科的同学三年级，按教学要求，他们有综合实习课程，所以可以把这两者结合起来。这样，我就带着1988级的同学来到保定。当年保定一共有三个市区，一个是新市区，一个是南市区，还有一个北市区。1988级的同学思维敏捷，活泼可爱，但是做事情非常认真，所以最后我们是圆满完成了这一调查任务，我与同学们也在调查中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至今我还保留着当年我们在保定古城宾馆的合影。

 1991年7月，保定古城宾馆。后排左起第二人夏晓斌、第三人王丰、第四人杨善华、第五人鄢盛明。

我对调查有一点至今还记忆犹新的是，当时的保定老城区市民中有很多跟农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记得在北市区一个铁路桥下的一个平房小院里调查过一个肤色黝黑的中年妇女，当时她正在吃晚饭，我特意留心了一下，看到她吃的是馒头，菜就是一盘素炒四季豆。所以这样的入户调查让我深切体会到保定市民的消费跟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还有不小的差距。

这项调查的一个成果是，以我和我的同事鄢盛明共同署名，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4期上的论文《经济体制改革与市民消费生活方式》。这是问卷里的一部分内容。我们当时的一个理论假设是中国城市社会在改革开放之后出现的分化带来的异质性，这导致了城市和城市之间在消费方面的差异。论文的结论指出，保定市民的消费生活方式具有鲜明的特色，“市民转向多层次、多种类的消费步履是坚定的，也是缓慢的”。“新的消费意识和消费方式在80年代后5年迅速进入市民家庭。但这种消费意识和消费方式在保定市民家庭中的普及将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杨善华、鄢盛明，《经济体制改革与市民消费生活方式—保定市民消费研究》，《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4期）。

1992年，中国老龄问题研究中心肖振禹副主任将与密西根大学合作的保定市民养老调查转到了他们那里，这样我们系就变成了参加者，项目可以实施了。所以我还在1994年带过1990级本科生和1991级本科生在保定的实习。实习内容就是完成这项问卷调查。当时90级同学做的是新市区的调查，91级同学做的是南市区和北市区的调查。我带着同学们走街串巷，进入了当时保定旧城区那些狭窄破旧的小胡同。这个时候，我觉得自己真的是用自己的脚解剖了保定这个城市的结构。而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带这么多同学实习对我来说也是挑战。一方面，我要保质保量完成调查任务，另一方面，还要做好团队的管理，保证同学的安全和健康，记得那次在老城区调查时，1991级的丁延庆同学突然发起了高烧，我们赶紧把他送到医院，医生一开始怀疑是败血症，把我们几个带队的老师都急坏了。当然我知道自己是负责人，责任最重，所以就一直在医院陪着，随时观察丁延庆的病情变化。所幸后来丁延庆的高烧退了，医院也说他不是败血症，我们才算平安过了这一关。

1994年的保定调查完成后，我们进行了紧张的数据处理。因为当时密大方面想调查的内容很多，所以问卷有点长，问卷处理也费了不少时间。最后的结果是马丁·怀特申请到了一笔钱，于1996年3月在夏威夷组织了一次学术研讨会。因为袁方教授曾经去过一次密西根大学，所以我们这次也请动了袁先生，那年袁先生已经是78岁高龄，他夫人也有点不太放心。我们再三保证说一定让袁先生平安去平安回，这样袁先生才得以成行。这次去夏威夷，袁先生挺高兴。会议间隙，我陪袁先生上街，我们在街心花园的一条长凳上坐着小憩，沐浴在夏威夷三月的阳光里。袁先生非常恳切地跟我讲，密西根大学社会学系的这些教授对我们都很友好，现在我们之间也成了很好的朋友，你负责外事（当时我作为系里的副主任分管外事），我们一定要长期和他们保持这种友谊。这个场面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里。后来袁先生去世，系里由吴宝科老师和佟新老师负责，主编怀念袁先生的文集，我在自己的怀念文章里也写到了这一段。

 夏威夷，1996年3月。左起：鄢盛明、杨善华、袁方、程为敏、刘爱玉。

1992年，是不寻常的一年，因为就在这一年年初，发生了邓小平同志南巡这件大事。小平同志一再说，要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思想要更解放一点。这样，一个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潮就掀起来了。当时在高校教师中也有不少人“下海”去经商。那时凭良心说高校教师的待遇不算好，社会上也有“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这样的说法。当时的北大校长推倒了北大的南墙，建起一片楼房，想把房子租出去，给学校增加一点收入。所以我也想过自己要不要离职下海这件事。但是马上我就否定了这样的想法，其一是，林南教授说过，如果离开学术三年，那就永远不可能再以学术为业。他这段话我一直牢牢记在心里。既然我已经选择了以学术为志业，那就要像自己在家庭社会学这门课的开场白中所讲的，要有献身精神，不管这门职业带给自己的是贵还是贱，是贫还是富，我都要一往无前的走下去。其二，是社会学系的小环境，当时社会学系是中青年教师占了多数，大家相处得都不错，我觉得这也很难得。再说，我刚在1992年3月被学校任命为社会学系的副主任，成为王思斌老师的副手，无论如何我都是不能离开的。所以，我就这样坚持下来了。

我一直认为，学生培养是老师职责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在1992年升了副教授，可以带硕士研究生了，但是整个九十年代，由于每年系里招的硕士研究生很是有限，一般都是十几个人，系里老师多，大家分分，每个老师也就顶多带一个两个的，这就很难形成气候。而且，刚开始带研究生，我也没有经验，所以这一块是有明显不足的。但是好在还有本科生，他们的毕业论文是要有老师指导的，所以我觉得能把这块做好也可以。我对本科生论文的指导，除了帮助学生一步步完成论文之外，还有一个宗旨是“提携”。因为我一直想着在我读书的时候，雷先生、袁先生他们是怎么提携我，怎么奖掖后进的。雷先生对我的每点进步都是由衷的高兴，希望我能更快成长起来。她想的是社会学这门学科的发展需要更多成熟的学者。所以我觉得自己的责任就是把自己接过来的薪火，再传给后来的学生，使北京大学社会学的传统，能够一代代传下去。提携的另一层意思是不要怕学生超过自己，要利用自己手里的资源，尽量给学生提供发展的空间和机会，比如学生写出好的论文，就要尽量争取帮他们发表。

我记得很清楚，自己指导的第一个本科生是1987级的钱雪飞，一个来自江苏南通的女同学，因为对家庭社会学有兴趣，所以选择了这个题材作为自己论文的方向。到了1988级写论文的时候，李博柏来找我，他说他想写一篇探讨婆媳冲突的论文。我觉得婆媳冲突作为家庭内部常见的社会现象一直还没有人好好研究过，所以觉得他这个题目选得不错。李博柏在文中引用了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代沟》一书中的“后象征文化”这一概念来解释为什么媳妇当了婆婆之后会把婆媳冲突再延续下去这一现象。我看了之后，觉得他的分析很是透彻，就向《社会学研究》杂志当时主管家庭婚姻这一块的编辑谭深老师推荐，她看了也觉得不错，这样，这篇题为《试论中国传统家庭的婆媳之争》的本科毕业论文就在1992年第6期的《社会学研究》上发了出来。在我的记忆中，这应该是我们社会学系本科生的毕业论文第一次刊登在《社会学研究》这种层级的学术期刊上。这对李博柏也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后来他去了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攻读博士学位。

第二篇经我推荐发在《社会学研究》上的本科毕业论文是1990级本科生赵力涛的《中国农村社会转型中社区秩序的重建》（指导教师为林彬）。他论文写完后，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了论文，觉得不错，就跟他商量，是不是可以推荐到《社会学研究》去发表，他当然是同意。赵力涛跟我去过保定做调查，我对他有比较深的了解，知道他是一个心无旁骛，除了学术没有其他的学生。我这个人爱才，觉得这样的好苗子就应该扶持。但是我也跟他说了我看了文章之后的感受，就是他的文字不够通畅，希望他改进。他做了修改后交给我，但坚持要在论文发表时加上我的署名，以此表示自己的感谢。最后，在他保研之后，《社会学研究》于1996年第5期刊发了此文（因为他的本科毕业论文也成就了我们的师生缘。他保研之后，就跟着我攻读硕士学位。我知道他确实改了是看到他三年之后根据我们在河北西村的调查写的硕士学位论文《家族与村庄政治》，那文字就不仅是通畅了，还要加上老辣与深刻）。

第三个学生是赵兰坤。他是1992级本科生，学习成绩在班里不算拔尖。到写毕业论文的时候他来找我，说想写一篇反映医患关系的论文。我则鼓励他认真写，给自己四年的本科学习生活画上一个相对圆满的句号。论文写好后，我觉得还可以，但可能达不到《社会学研究》期待的水平，所以我就推荐到《宁夏社会科学》，结果被《宁夏社会科学》接受，发表于1998年第5期。我没想到的是，这次发表大大增强了赵兰坤的自信，为他之后的职业生涯加了油。今年1月，我们去梧州调查，时任中国电投广西分公司总经理的赵兰坤还特意在百忙中抽空从南宁赶来看我。

这三篇论文，我都在受系里委托，主编《社会转型：北京大学青年学者的探索》一书（此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硕士及学士学位论文选）时将其收入，也算是系里对他们付出的心血和劳动的一个认可。

我至今都不忘怀的是，2002年第1期的《社会学研究》刊发了我指导的1997级本科生许敏敏的本科毕业论文《走出私人领域——从农村妇女在家庭工厂中的作用看妇女地位》以及巫俏冰的本科毕业论文《社会政策研究的过程视角——以北京市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为例》（同期还刊发了我和苏红合作的论文《从“代理型政权经营者”到“谋利型政权经营者”》）。许敏敏的本科毕业论文资料来自于我们在浙江慈溪的调查点Q村（那也是许敏敏的老家），当时我们在这里已经跟踪调查了3年。她笔下的那些农村妇女，好几个已经成了我们的朋友。许敏敏的文字非常好，看完论文，我跟她说我没有什么可改的，可以推荐到《社会学研究》去试试。结果谭深老师一看，也觉得没什么可改的。

巫俏冰是从贵阳考过来的学生，我认识比较早。1998年我们在慈溪Q村做第一次调查时她就参加了。后来她在父亲工作的工厂调查下岗工人再就业，想以此做“挑战杯”，结果没有得奖，她有点沮丧。我鼓励她说，我们还可以把文章再改改去投稿，这样，压缩了内容之后我把论文投到《浙江学刊》被接受了，这对巫俏冰是很大的鼓励。所以写毕业论文时她跟我商量说，我们研究决策，只关心两头，一是决策如何被制定，二是决策实行的效果，但很少去关心决策被执行的过程，我觉得她这个想法很好，等于是揭示了一个决策研究中的盲点。她论文完成，我看了也觉得没有什么可改的，就推荐给《社会学研究》负责社工的编辑张志敏老师，结果没想到在同一期上都发了出来。巫俏冰本科毕业后去香港中文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最后在美国南加州大学获得了社会工作的博士学位。

好的本科毕业论文，即使一次推荐不能成功，我也会再找其他学术杂志试一下。1999级本科生张婧的本科毕业论文题目是《劳动模范：在道德与权力之间》这个题目因为涉及劳动模范作为道德教育典范的运作过程，揭示了一个盲点，略有点敏感。我觉得论文思想深刻，作者视角很具洞察力，已经超出了一个本科毕业生的水平。但是大概是因为前边说的原因吧，投了几家都没有发，甚至我编辑自己学生写的毕业论文集时出版社也不愿意收。但最后，在时隔4年之后，《开放时代》杂志接受了这篇论文并把它刊发出来。我记得，2008年教育部来做本科教学评估时，我们系本科生毕业论文发表的数量给予评估组组长杜维明教授以深刻的印象。当时的系主任谢立中教授报告说有18篇，不过我很自豪的是我推荐发表的有9篇。

在这个1990年代，还有一点值得说一说的是1993级硕士研究生班对社会学系的影响。

1993年秋季，社会学系有15名硕士研究生入学，他们是：薄伟康、蔡泳、胡晓江、李红、李康、李猛、王俊敏、王荣武、王文红、王雪梅、王宗凡、谢桂华、应星、张弨、周飞舟。这就是后来在国内社会学界大名鼎鼎的北大社会学93级硕士。他们入学后选导师，李猛选了我。我那时已经听说李猛是1989年辽宁省文科高考状元，研究生入学考试也是第一名。但是我对李猛留下深刻印象首先是因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社会学理论课、也是李猛本科毕业论文指导者的林克雷老师。在他考上北大社会学系硕士之后，林老师曾经来找过我，向我介绍李猛的情况。他说李猛在人大社会学系非常好学，成绩也是出类拔萃，希望我能给李猛更多学业上的支持。因为都是社会学这一行的，所以对人大林老师我多少有点了解，知道他是一个很清高的人。这样一个人为了学生能放下身段过来请求一个素未谋面只是凭风闻有点了解的“他者”支持他的做法，可见这个学生在他心中的分量。

1993级硕士班同学入学后很是活跃。那时我们已经听说他们中以住在46楼1074室的李猛、李康、王俊敏与周飞舟四个人为核心，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号称“麻雀”。我跟代系主任王思斌老师商量，给他们开一门读书课，课程名字就叫《国外社会学学说研究》，就在本科的《国外社会学学说》课程名上加两个字。书就按照社会学理论的几大流派来选，当时选了涂尔干的《自杀论》、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默顿的《论理论社会学》、科塞的《社会冲突的功能》、宾克莱的《理想的冲突》以及布劳的《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这几本。课程以每三次课为一个单元，一次是我导读，第二次是同学自学，第三次是讨论和点评。我就是在这样的教学中体会到教师点评是一件难度很高的事情。记得当时同学分了五个组，每个组主评一本书，其他同学补充。我还记得《自杀论》的讨论，同学发言完了之后我找不出他们发言的不足，只能说大家的发言都很精彩。同学们的发言对我也是一种“倒逼”，是在教学相长方面对我的促进。我记得李猛曾在讨论《自杀论》的课上谈到涂尔干采用的“共变法”，这时我才发现自己读《自杀论》时居然漏掉了这一点！

到李猛这一级入学时，我指导的硕士研究生加上1992年从河北大学考过来的李建立一共是两个。慢慢地我体会到一点，就是真正出类拔萃的学生，因为他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学术评价能力，在学习过程中会做出自己的学术判断，因而会有很强的自学能力。对于这样的学生来说，他们可能更需要实践和体悟的机会。记得那时我跟李猛私下聊天的时候就坦承读书没有他多，所以能够给他的只是更多的自由和机会。那时孙立平老师的人气很高，他手下已经聚集了不少学生，单是1993级的就有李康和应星。他当时想开读书会，可能是他的学生们向他推荐了李猛，孙老师就来找我商量，想让李猛参加。我当时就跟孙老师说，只要对李猛有好处，就没有问题。这样，李猛就高高兴兴地去了孙门的读书会。后来赵力涛1995年入学后，我也是一样对待。除了社会调查，对于他的时间安排，我基本上不过问，所以赵力涛利用研究生学习的空余时间，参与了外国社会学家名著的翻译，提高了英语水平，也为他毕业后去美国斯坦福大学留学加深了语言方面的基础。我也在这样的过程中逐渐体会到孔子所言的“因材施教”之深厚内涵。

很快到了1996年。这个时候，李猛在社会学的学术圈里已经声名鹊起。他执笔撰写了《中国大陆社会学重建以来国外社会学理论研究述评》，发表在《社会学研究》1994年第6期。这篇文章也可以说是苏国勋老师的约稿，因为他觉得现在已经到了回顾一下的时候了。这篇文章充分表现了李猛开阔的视野以及在西方社会学理论方面深厚的学养。所以，在1995年，我们邀请台湾大学社会学系叶启政教授来系里讲课的时候，我就让李猛去给叶老师当助教。在去机场接了叶老师回北大的途中，他一路不忘向叶老师请教，从布迪厄到福柯，再到现象学社会学，顿时让叶老师对中国大陆的社会学理论刮目相看。叶老师见了我就说，你们这个李猛，不得了。这件事也让爱才的叶老师动了让李猛到台大去进修的念头。

所以，进到写硕士论文的阶段，李猛跟我说，他的毕业论文想从福柯对权力分析的传统入手，通过考察日常生活中的权力技术，来看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如何从大事件因果性逐渐走向小事件因果性。对于李猛的学术能力和认识水平，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我知道他的特点是做任何事情都有一个高起点，所以他一定会写好这篇论文。我就说你按自己的思路去做吧。果然，他交出了一篇高质量的硕士学位论文（为了写这篇《学缘》，我又找出李猛当年的论文，重新统计了一下他引用的文献，共计是169篇英文文献，26篇中文文献）。李猛在提交给我的论文的扉页上对我的宽容表示了衷心的感谢，看来我这件事是做对了。

从加强系里的社会学理论研究这一点来说，不仅是李猛，李康也有很高的水平。王思斌老师跟我商量，要把他们俩都留下来。但是因为他们都只是硕士毕业，留下一个有可能，留下两个有难度。所以当时想的办法是留下李猛当老师，让李康先读博士，等三年毕业后再留下。这样，做通了李康的工作，最终他们两个人都留在了社会学系（还有周飞舟，于2001年在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读完博士后也回到了系里）。

李猛留系任教后在社会学理论研究方面做的一件要事就是组织《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各个章节的撰写。这本教材虽然是我主编，但是如前所述，我一章都没有写。李猛自己撰写了“舒茨和他的现象学社会学”、“常人方法学”、“布迪厄”与“福柯”四章，是作者中工作量最大的。我在为这本书撰写的“前言”中也指出，它具有兼顾教材和学术专著这样的特点，“更致力于提供自己研读得到的新见解”，“能反映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师生在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研究方面的最新成果”（杨善华主编，《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第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该书出版后，引起了台湾学界的注意，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跟我们联系，要走了在我国台湾地区出版的版权，于2003年出版了该书的繁体字版本。

文字编辑：宋丹丹

推送编辑：侯安琪、李雨萱

审核：王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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