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声 | 吴文藻：中国社区研究的西洋影响与国内近状

编者按

《社会研究》周刊全称为《北平晨报·社会研究周刊》，是1934年9月北京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创办于北京的研究刊物，由吴文藻、林耀华等人主编。

该刊发行于1934年9月，至1935年9月共出版五十期，末期附有增刊一期，特别刊载1934至1935年来所发表的论文引言。1935年9月，该杂志社同人根据过去一年的经验，认为社会通讯研究办法不能发生实际效果，遂决意改变方针，废除“社会通讯研究社”的旧名，简称为“社会研究社”，以求杂志能名副其实。改革后，该杂志的发行秉持叙述、分析到运用的社会研究程序。具体而言，首先提倡叙述社会事实，揭示中国各地社会状况，不论病态或常态；其次鼓励分析社会问题，使社会研究专门化，使青年学子养成专门研究的风气，深入了解社会事实与社会问题；最后根据事实发言，运用到实际生活中。该刊的报道态度为：“第一，观察实际社会，应从社区和地域的观念着眼。第二，分析社会问题，应极力避免‘价值的判断’力求客观。第三，考究社会现象，应采取功能的有机的和动进的看法。第四，叙述社会事实应尽量用统计数字来表达。”《社会研究》是一份以社会学方法调查、分析、反映社会现象的专业性研究刊物，亦是研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社会问题的重要参考资料。

本期推送的为吴文藻先生撰写的《中国社区研究的西洋影响与国内近状》，这篇文章不仅是一篇详尽的学术史梳理，更显露了吴先生对于社会学研究未来的展望。他认为，理想的社区研究方法应当是：“就大学附近择一相当重要地点，作较大规模的详密的系统调查；而且预先由各机关商定在若干年中在同一地点再继续作同样的调查。这样，不但可使调查的结果，有永久的价值，同时还可利用此机，在若干年中继续训练社会调查的专门人才，以供给社会的需要。”而在彼时中国的社区研究远没有达到这个水平，应“迅速的、有计划的进行现代社区的实地研究，对于各地方的事实材料，作系统而详尽的搜集”。

中国社区研究的西洋影响与国内近状

吴文藻

 青年时代的吴文藻。图片来源：光明日报。

中国以前编修方志的学者，虽认识了亲自采风问俗的重要，但向无实地考察的科学方法。有之，则由受西方影响而起。从西方社区研究的发展史来看，可知西方社会科学家的应用实地考察法，亦不过是近七八十年来的事实；而且社会科学家的初试实地调查，还是受了自然科学家实地调查的影响。譬如英国地域调查，即始于十八世纪之末的统计调查与地质调查。

中国科学尚在萌芽时代，只有地质调查、生物采集，以及考古发掘，稍具规模。至于中国社会的实地研究，则尚未树立稳固的基础，当社会调查与民族调查犹在草创时期，自然还说不到现代化的社区研究。

不过实地勘察的风气已开，自新观点和新方法之由西人输入中国实地尝试以来，于兹已有十五六年的历史。并且属于统计方面的社会调查以及关于边疆的民族调查，经中国人多年的努力仿效，已产生了相当的成绩；虽则关于文化分析的社区研究，迄今为止犹无国人正式继起，不免辜负了两人介绍的盛意。兹分社会调查、民族志以及社区研究三层依次略述之。

中国社会调查之起始，和在英美各国一样源于社会服务家的热心提倡。中国最早举行规模较大的社会调查当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创始人甘博尔（Sidney Gamble）与步济时（J.S.Burgess）的北京社会调查。民国七、八年（1918-1919）间，他们正任北京青年会干事，仿照美国春野城的调查方法，来调查北京。调查的结果，于民国十年（1912）在美国出版，英文书名：Peking: A Social Survey。这是中国社会调查运动的滥觞。

此后的调查，不论其为城市的，或乡村的调查，大都是属于经济调查的性质居多，而属于社会调查者反较少。姑以较著名的调查为例：在都市调查方面，有 (1) 朱懋澄调查在上海工人住屋及社会情形记略（1926）；(2) 甘博尔北平家庭账簿研究（1926年调查开始，调查的结果，1933年在美国发表，书名How Chinese Families Live in Peiping）；(3) 步济时北京行会（Guilde of Peking）（1928）；(4) 林颂河塘沽工人调查（1929）；(5) 陶孟和北平生活费之分析（1930）；(6) 方显廷天津地毯业调查记（1930）； (7) 杨西孟上海工人生活程度的一个研究（1931）等。此外如陈达的中国劳工问题（1929）以及该年以来北平社会调查所所出版的中国劳动年鉴，均系属于社会经济的概况调查，而只有严景耀的北平罪犯研究（1929），是属于纯粹的社会调查的性质。

乡村调查方面可述者如：（一）张镜予社会调查：沈家行实况（1924）；（二）麻伦（C.B.Malone）、戴乐仁（J.B.Taylor）合编中国农村经济研究The Study of Chinese Rural Economy（1924）,（李锡周汉译本，改称中国农村经济实况，1928年出版）；（三）李景汉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1929）；（四）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社会学组陈翰笙所作的几种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报告（1929-1932）；（五）杨开道主编英文清河镇初步调查（1930）；（六）卜凯（J.L.Buck）中国农业经济Chinese Farm Economy（1930），（在中国七省十七处，调查了2866个农家），与乡村社区调查Rural Community Survey（1933）；（七）李景汉定县概况调查（1933）与定县经济调查一部分报告书（1935）；（八）乔启明江宁县淳化镇乡村社会之研究（1934），以及蒋杰编著安徽和县乌江乡村建设研究（1935）。从以上种种看来可知在乡村方面纯粹的社会调查较占多数。

 定县社会调查概况书影。图片来源：腾讯新闻。

概而言之，中国社会调查自北平社会调查所（1926）及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1927）成立以后，（北平社会调查所现在已与社会科学研究所合并，取消名称，隶属于中央研究院）始得到中国学术界之正式承认；自卜凯乡村社区调查与李景汉定县概况调查之出版，乡村社会调查的模范始形成立。

若就大学调查组织而言，则华北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即前经济学院）为一重要中心，长江流域以金陵大学农学院（即前农科）为中心。南大既与定县合作，正在进行县单位的政治经济调查。金大从事全国农村社会经济调查的历史最久，调查的区域最广，成绩亦最著。至其尚在进行中的全国土地利用调查，规模尤为宏大，将来调查结果发表，定有重大的贡献。

再就社会事业机关之调查中心而言，当推华北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以及华洋义赈会。这两个机关对于中国社会调查运动的发轫，并有大功。平教会的定县概况调查，实是全国实验县中学行社会调查的先导。后继之者，有邹平、江宁、兰溪等县，惟调查规模较小，成绩亦未著。

自乡村建设运动兴起以来，政府机关亦渐重视此种“为社会改造应用性质”的乡村社会调查。农村复兴委员会最近会刊行农村调查专刊多种。它如全国经济委员会以及资财委员会等机关，亦有各种视察纪录或调查报告刊行。此种概况调查，在国内日益盛行，其影响所及，虽边远省份，亦都竞相仿效，例如绥远省政府根据估计而编成的绥远概况调查（1934）以及该省民众教育馆编印的绥远省分县调查概要等。总之，实地社会经济调查报告，殆已成为一种风气，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新气象。

与社会调查最有密切关系者为统计调查。中国统计调查自民国十八年立法院统计处成立以来，（立法院统计处于民国二十年裁撤，并入国府主计处统计局）成绩始著。在刘大钧主管时代，该处会学行许多实地调查。其与社会调查有关者，如人口与食粮问题；中国南部劳工状况；南京、无锡、武汉等处工人家庭调查；江宁县农业调查等。（各种调查报告，散见于统计月报；并参观刘大钧中国之统计事业，载统计月报第二卷第十期。）

 民国时期统计月报书影。图片来源：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

中国最成熟的社会调查，实为李景汉之定县概况调查，因为这个调查，充分地利用了中国地方志所特有的格局，对于民风礼仪、习俗信仰等等，都有详细记录；因此，弥补了一般社会调查过于重视物质文化的缺点。又因为注重实地调查，所以同时亦矫正了原有地方志闭门造车的弊病。但是这个调查和一般的社会调查一样，仍是一种静态的描写，使我们对于定县人民的社区生活及市集活动，仍未获得十分亲切的印象。

今后国内学术机关进行社会调查时，应以英国伦敦大学对于伦敦生活与工作的新调查（H.L.Smith主编The New Survey of London Life and Labor，共九卷，在1930至1935年间出版）或利物浦大学的社会调查（D.C.Jones主编The Social Survey of Merseyside，共三卷，一九三四年利物浦大学出版）为模范，即就大学附近择一相当重要地点，作较大规模的详密的系统调查；而且预先由各机关商定在若干年中在同一地点再继续作同样的调查。这样，不但可使调查的结果，有永久的价值，同时还可利用此机，在若干年中继续训练社会调查的专门人才，以供给社会的需要。

中国民族志的先驱工作，不但比社会调查举行得还早，并且是由已闻名的专家来开始。所可惜者，当时国人尚无民族学的基本智识，无从认识其重要性，以致民族志的初步工作，延至最近五六年来，始稍引起国人的注意。不过，看西方的社区研究最近因为取得民族学家实地工作的精神与方法，而有那样惊人的成绩，（特别如美国支加哥学派以及林德R.S.Lynd对于美国现代都市社区的分析）则我们对于中国边疆已有的民族调查，就不能不作一撮要的讨论。

海禁既开以来，西洋传教士、旅行家及政府官吏之东来者，对于中国边疆民族，虽已有各种极详异的记载，但都不是民族学专家的调查报告，姑置不论。若单就专家所举行的调查而言，自以俄人史禄国（S.M.Shirokogorff），日人鸟居龙藏，以及国人丁文江三氏的考察工作为最早。丁氏于1913至1914年间赴云南做初次地质调查时，附带会作云南东部民族调查；但其调查的结果，迄今未有专门报告。鸟居龙藏开始于满蒙苗番诸民族调查的专门著作，久已炙脍人口无待赘言。

 地质学家丁文江。图片来源：泰兴日报。

史氏是深通通古斯民族中当代权威，渠于1929年即在东北开始举行民族志的考察，实开中国民族调查的先河。考察的结果，用英文发表两部专刊：一是满族之社会组织Social Organisation of the Manchus（1924），一是北方通古斯族之社会组织Social Organisation of the Northern Tungus（1929）。这两种专门报告，对于中国边疆部落社区的实地考察，有极大的贡献。史氏的长处，乃在严守民族诸家共信的规律，即是择定了一地方一民族社区生活的某一方面，（史氏所选者为社会组成）然后慎密观察，详尽分析，终而编成一种民族志专刊。按民族志专刊的特点，全在于理论的臆测与事实的叙述，不相混淆。这是近代民族学家所奉为圭臬的。史氏的调查，即本此观点，故可为民族志工作的借镜。

近数年来国人对于边疆民族已渐加注意。初步的民族调查报告，亦有可述者。兹分区举例如下：西南方面以广州中山大学前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所所出的三种专号为最早，即余永梁等的西南民族研究（1928），任国荣等的广西猺山调查（1928），以及杨成志的云南民族调查报告（1930）。它如黄强五指山问黎记（1928），亦是此期的出品。自中央研究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学组成立（1927）以后，会出版颜复礼、商承祖广西凌云猺人调查报告（1929）与林惠祥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1930）两种专刊。

以上是民族调查初试时期的文献。最近则有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1933），刘锡蕃岭表记蛮（1934），以及陈序经沙南蜒民调查（1934）几种较重要的著作。前两种主要部分均系根据史料编辑而成，仅有一小部分是由实地调查得到的材料；末一种则完全是实地工作的报告。它如凌纯声在湘黔交界处的苗疆调查，刘咸在海南岛五指岭之人种与民俗调查（1934），其报告尚未发表。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自去年起特派人类学组（即前民族学组）凌纯声等专家前往云南进行民族调查，以三年实地工作的计划，预备作较有系统的考察。凌君系巴黎民族学院毕业生，其毕业论文即为亚洲东南部猺人的民族志研究（1929）。按法国乃研究云南民族最有成绩的国家。在1906年前后会发表许多关于云南民族报告小册子。凌君既在法国受过训练，此行必有重大贡献。

东南民族种类较西南为简单，所以报告亦较少。位于闽浙交界的畲民，先后已经过许多人的调查，举其最近较著者，则有同济大学徳籍教授史图博（H.Stubel）及其学生李化民合编的景宁敕木山畲民调查记(1932)，何子星畲民问题1932)，以及徐益棠浙江畲民研究导言（1933）。以上诸调查员都会受过民族学的专门训练，故其所搜得的材料，自较前人所搜集者更为可靠。此处尚有许地山指导，吴高梓所作的福州蜓民调查（1929），亦有一读的价值。

关于东北方面的民族调查，还是日俄学者注意最早，成绩亦是最著，至于国人调查工作，仅有凌纯声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1934）。（美人拉提摩Owen Lattimore曾有同样的调查报告，名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鱼皮鞑子”，The Gold Tribe, “Fishskin Tartars” of the Lower Sungari，1933年由美国人类学会刊行。此书不在凌君“西文参考书目”之列，特附述于此，以资比较）这是中国民族学专家所编著的第一部具有规模的民族志专刊。此书立下了中国民族志专刊应有的水准。自东四省失守以来，研究东北民族的机会，已全归了日本的学者，在“满洲国”成立以后，他们便组织了一个“第一次满蒙学术调查研究团”，向东四省进行各种学科的考察（1933），其中即有人类学专家参加工作。团长德永重康的总报告，已在去年出版。

 赫哲族的鱼皮衣。图片来源：泰安市博物馆官网。

在西北方面国人尚未做过专门民族调查。唯有一小部分的学者，如古生物学家、人地学家、考古学以及语言学家等，曾参加中瑞合办的斯文赫定（Sven Hedin）率领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工作期间在1927至1932年），以及中美合办安得思（C.F.Andres）率领的中亚调查团，得到实地工作的机会。他们除了专门考察之外，也曾附带作过蒙回民族的风俗调查，为民族博物院采集了不少有价值的标本。（此外值得提及的，尚有神父斯拉姆I.Schram关于甘肃西宁平番一带蒙古人的婚俗调查报告，仅用法文发表，Le Mariage chez Ies T’ou.jen du Kan-sou，上海徐家汇，1932。已由费孝通王同惠译，译稿正在校阅中，不久可以付印）

以上不过随举若干重要例证而已。若从广义的民族学的眼光来看，凡有志于中国社区研究者，都不得不留心以下的学术工作：一是年来地质调查所在周口店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学组在安阳殷墟所作大规模的科学发掘；一是国内一切有关于体质调查及语言调查的专门报告。周口店与安阳殷墟的系统发掘，已引起世界学者的注意。这是中国历史学术上空前的盛学。它们的重要，不仅是激发了中国人科学发见的心理，而尤在树立了实地考察法的基础。至于体质调查与语言调查，乃是一切完善的社区研究所必须包括的工作；因为现代社区的实地研究，大都总是由体质、语言及文化三方面同时入手的。

中国社区研究的前驱为叙述社会学。西人之起始中国叙述社会学的工作，实在社会调查与民族志之先。早年西人描写中国农村生活的文献可述者有二：一是都力特耳（J.Doolittle）著中国的社会生活Social Life of the Chinese（1867），一是明恩溥（Arthur H.Smith）著中国的村落生活Village Life in China（1899）。这两部著作，一述江南的情形，一述华北的情形，均系运用斯宾塞叙述社会学的工具而写成；以其方法不慎谨严，故不足以充分地表显中国的社会组织。其能说明中国社会组织的特性者，当推梁宇皋、陶履恭合著中国的村镇生活Village and Town Life in China（1915），但本书概论中国的一般情形，范围较广，从现在重视特殊地域研究的眼光来看，在方法上亦嫌太泛。

中国的社区研究是与社会调查同时开始，惟社会调查现在华北故都举行，而社区研究则首在华南乡村举行。当甘博尔、步济时在北京作社会调查时（1918-1919），沪江大学社会学系美籍教授葛学溥（Daniel H.Kulpll）正在华南指导广东潮州凤凰村的社区研究。研究的结果，1925年在美国出版，书名华南的乡村生活Country Life in South China，其小标题为“家族主义的社会学” The Sociology of Familism。这是中国乡村社团文化分析之先驱。

葛氏的研究，较一般的社会调查，自有一大长处，即是他充分的利用了西方文化人类学派实地工作的观点和方法，来考察中国的乡村社区。这样着眼的研究，在中国不但是开风气之先，而且在中国现有农村社会学文献中的地位是极重要的。他所调查的凤凰村，总共只有650人，所以极便于应用他所谓之“有机的研究法”，来作最详细而亦最系统的社会分析。他研究凤凰村的观点，方法和步骤，在第一章方法论的导言内说得很清楚。同章内附有作者所拟“研究中国农村生活的社会学方法”大纲及“社会分析图表”。这里可以看出作者对于西方社区研究的近今趋势，有很明透的了解。所以这样的社会分析法，足以为今后一切乡村社区的静态研究之模范。

是书若就搜集的材料内容言，不免有其缺陷。最显明者，读完是书后，对于华南社会组织的神髓即家族主义的精神，仍不能有确切的认识。然而这书的小标题，却是家族主义的社会学。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这或者是因为本书过于重视方法的外表，反倒忽略了材料的内容。

但是当年葛氏对于现代中国各地乡村社区的实地研究所作的许多建议，现在还有考虑的价值。他主张先将中国划分为几大区域，而在每一区域之内，选择最代表的地域，（村，镇，或市）以作精密考察的单位。考察的目的，在于从要想发见的事实的关联中，来寻觅社区的功用，历程及趋向。若各地同时举行这样的研究，即对于中国的现状及其动向，不难有明白的了解。

关于选择初试调查区域的标准，他举了职业、器物、社会组织以及态度与理想为例，由此以厘定中国的文化区域。在他所举的标准中，如再加上语言和方言，就可用以尝试中国文化区域的划分了。

葛氏以为这样的乡村社区研究，可有两种：一是静态的社区研究，尤为今日中国之急需。凤凰村的调查，便是静态研究的例证，因为该村是一个受外来势力影响较小的农村。如果要调查通商口岸附近受外来势力影响颇大的农村，或正在急速工商化中的市镇或都市之一部分，与正在迅速扩张中的市镇，则这一类的调查，都成为动态社区的研究了。葛氏觉得在现阶段中，还是以迅速进行那循环式的静态社区的实地研究为最重要，这样才可以深知现下中国的农村社会。

葛氏所谓静态的社区研究，我们可以借用季亭史（F.H.Giddings）的名词，称之为“模型调查”（Pattern Survey）；而他的动态的社区研究，则可称之为“变异调查”（Variability Survey）。模型调查的目的，重在了解社区的结构和功能；因此，可以多用区位学派的观点和方法。变异调查的目的，重在洞察社区的变异；因此，可以多用文化学派的观点和方法。自然这两种社区研究，也不妨同时并进，以期彼此间得有考核、比较和参考的机会，因为这两种入手法本系相成的。

上学年清华大学陈达教授，应太平洋国际学会之特约，曾赴闽粤实地调查华侨的生活程度。关于广东材料，据说他们曾在潮州附近选定了两个村庄，一个代表静态社区，一个代表动态社区，来做比较的研究；并且根据这样的比较研究，来测验欧美化对于华侨家庭生活程度的影响。这可以说是国人初次举行的一种社区研究，希望他的调查报告可以早日发表，以供我们的参考。

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本是中国社会调查的发源地。这几年来同人们正在努力指导研究生尝试社区研究前期的初步工作。我们研究乡村社区，大都以血缘或地缘团体为单位。年来已得到不少可贵的材料，例如徐雍舜关于北平附近漷县乡村领袖冲突的分析，以及林耀华对于福州附近义序宗族组织的研究。（本年度两篇硕士论文，尚未发表）徐君想要了解华北的乡村组织，研究性质是动态的；林君想要了解华南的宗族组织，研究性质是静态的。此外黄华节正在定县作礼俗调查，他想由此着手，进而研究定县整个的社会组织。如假以时日，定有重大的贡献。又费孝通在清华大学史禄国教授指导之下，曾用民族学家实地考察亲属称谓时所采用的国际标音记音法，来标记中国几处日常应用不同的亲属称谓的口音，藉以了解中国的亲属制度及家族组织。（关于中国亲属称谓研究缘起，费君已用英文撰一短文，将在辅仁大学预备新出一期刊之创刊号中披露）这是利用新观点来探讨中国家族与宗族结构的发端。如将全国各方言区域内日常应用不同的亲属称谓材料，一齐蒐集起来，加以综合的比较研究，对于中国亲属制度之社会学的分析，必有新的发现。

 费孝通所作The Problem of Chinese Relationship System（《中国亲属关系制度问题》）在Monumenta Serica（《华裔学刊》）1936年第2卷第1期刊登。图片来源：Monumenta-Serica.de

现在我们对于中国社区研究的幼稚状况，已经有了明白的认识。所以中国社会学者今后最重要的一部分工作，即在迅速的、有计划的进行现代社区的实地研究，对于各地方的事实材料，作系统而详尽的搜集。民族社会学家则考察边疆的部落社区，或殖民社区；农村社会学家则考察内地的农村社区，或移民社区；都市社会学家则开叉沿海或沿江的都市社区，乃至海外的华侨社区。或专作模型调查，即静态的社区研究，以了解社会结构；专作变异调查，即动态的社区研究，以了解社会历程；甚或对于静态与动态两种状况，双方兼顾，同时并进，以了解社会组织与变迁的整体。总之，大家本着同一的区位的或文化的观点和方法，来分头进行各种地域不同的社区研究，以树立中国社区社会学的基础。

就目前需要而言，动态研究自然要比静态研究更为重要，因为社会上各种病态，急待诊察，各种悬案，急待解答。惟其如此，动态研究比静态研究也更为困难，因为它需要较精密的方法，更细到的观察；同时动态研究包括的范围较宽，牵涉的问题亦较复杂，不易把握得住。

但是就目前状况而言，又似乎觉得静态研究比动态研究更为急逼，因为时代改变得如此剧急，社会解组得如此迅速，若不趁早进行调查，恐怕时过境迁，永无搜此种材料的机会。并且严格来说，一切完善的动态研究，多少总要事先顾到一部分静态研究；如不先明了固有的社会组织，既不能明了社会变迁的历程。是规划实地调查的程序，也不妨由急而缓，由简而繁，由易而难，以期材料更为正确，而成绩更为优良。

由这样调查研究而得来的事实材料，不但有使用的价值，同时也更有理论的价值。在使用一方面，可以供给改良家以事实的根据；在理论一方面，可以供给历史家以可靠的现代史料。本来叙述的社会学就是现代史，有了叙述的社会学，才能产生理论的社会学；因为必须先有充分的事实的基础，才能建立健全理论的科学。

文字编辑：林上、孙铭阳、陈雨涵、梁邱园

推送编辑：王天行、陈立采

审核：凌鹏

节选文字整理自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资料室所藏《社会研究》。原文分为《中国社区研究的西洋影响与国内近状（一）》和《中国社区研究的西洋影响与国内近状（二）》，后者较短，此篇推送合为一篇推送。为方便阅读，在尊重历史文献原貌的基础上，对部分文章段落进行了重新划分，对部分标点使用进行了调整；所有的修改不损害原意、不改变原文风格、不破坏时代通行表达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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