砥行 | 叶安琪：业易态固：乡村工业的产业继替——兼论“温州模式”的发展变迁
编者按
本文是社会学系2018级本科优秀实习报告。文章有以下两个优点，第一个优点是选题紧扣中国现代化征程中的重大主题，乡村工业化是百年中国推动现代化建设的一条重要路径，第二个优点是在对这一主题进行考察时不只是从既有的西方理论（如工业化理论、社会政策的相关理论）出发，而且能够紧密结合中国社会自身的历史脉络和制度情境。叶安琪基于扎实的田野调查资料，探讨乡村工业的产业转型过程，不仅很好地达到了课程和科研的要求，而且也让学生们深化了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和对中国发展模式的理解。（指导老师 卢晖临）
业易态固：乡村工业的产业继替——兼论“温州模式”的发展变迁
指导老师：卢晖临
叶安琪
摘要：温州模式是改革开放初期兴起的乡村工业发展模式，费孝通将其典型特征总结为“小商品，大市场”，并认为具有全国性的普遍意义。但随着社会宏观环境的变化，温州发展逐渐放缓甚至陷于停滞，许多学者将其归因于“人格化交易”原则致使的“产业锁定”。而本文将通过对“温州童装第一村”珠岙村年轻人产业继承选择的描绘，以社会资本理论对话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人格化交易”观点。具体来说，珠岙村的产业变迁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四种形态：一类是“童装分工”和“外贸延伸”的传统产业继承，另一类是“泵业拓展”和“新业尝试”的现代产业替代。产业更新利用“个人社会资本”，实现了不同于机械化、组织化的理想模式的继承替代；而产业转移则利用“公共社会资本”，跳出了传统产业的路径依赖。以此管窥中国社会制度情境下的民营经济和乡村工业的产业变迁和市场转型问题。
关键词：温州模式 人格化交易 社会资本 乡村工业
浙江原是“七山一水二分田”之地，自然条件差，国家投资少，经济水平落后。然而，在改革开放初期，这片贫瘠的土地却爆发出了令人惊异的发展速度，于省市内名列前茅，温州“富裕之路”所代表的民营经济的活力也引发了民众、政界与学界的广泛关注，包括费孝通在内的众多学者都对“温州模式”有所阐发。但随着社会结构的转型与宏观经济的发展，温州、苏南与珠江等典型模式分别暴露出各自的问题，并在不同程度上遭受了挫折。就目前的温州而言，虽有如奥康鞋业、森马服饰等少数企业上市领跑，但低加工度、低附加值的产业发展陷于停滞，绝大多数工厂仍维持在几名到几十名工人不等的落后业态中，区域竞争力逐步下降。
图为温州城市照。图片来源：
google（https://www.sohu.com/a/234115213_100306）
因此，部分学者断言，温州只是利用了市场转型的“先发优势”，环境变化终将侵蚀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微薄利润，家庭作坊的生产方式已不适应未来，甚至不适应现在。但与此窘境相悖的是，政府试图多措并举鼓励实体经济发展，强调民营经济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与支柱——显然，从微观企业的生存状况可见这些政策如纸上谈兵，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如何破解成为难题。
“温州模式”不仅代表了个体或家庭所有制下的民营经济，更是乡村工业的典型之路。部分学者认为“乡村振兴”本质是将人们束缚在了贫困的土地上，强调人口流动才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乡村仅能作为城市的承托和补充。因此，若说上述对“民营经济”的讨论是为经济重注活力提供具体建议，对“乡村工业”的提问则是对乡村工业产业形式的根本质疑。那么，乡村工业与乡村在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现代究竟有何价值，这是应当真正思考的问题。
温州市永嘉县珠岙村曾被冠名为“温州童装第一村”，它发迹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于 2010 年达到顶峰后逐渐式微。面对电商兴起与湖州织里的竞争冲击，政府紧缩的政策加剧了童装产业的萎缩，工业产值、劳动力数量、企业主从业意愿均在快速下降。如今，一面是“创业一代”对童装产业保守或悲观的态度，一面是正值“企二代”完成高等教育学习、进行职业选择的关键节点。从产业的传承到人的传承，村子里的年轻人同产业的继承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在实体经济黯淡的光景下，新一代温州人将如何传承、更新与创造，注入新鲜血液的温州又能否继续焕发生命力，本文将以详实的田野观察给予回答。
2.1.温州与温州模式
长久以来，温州自然条件恶劣，既无特色的资源依赖，也无富足肥沃的土地躬耕。1980年市统计年鉴显示，当年人均耕地面积仅0.53亩，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下简称为“人均 GDP”）238元，农民人均纯收入113元，远低于468元的全国平均水平。穷则思变，改革开放后的温州市场经济的尝试，成功带动当地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于2000年率先突破人均GDP一万元大关，经济结构也随之发生了革命性翻转。然而，当中国大部地区经济发展步入正轨时，辉煌的温州却徘徊不前。而在遭受次贷危机、房产泡沫、外贸萎缩、投资锐减的重创后，经济振兴更显乏力，已逐步沦为浙江省内收入和增速最低的市区，前景令人担忧。
因此，温州经济与温州研究大致可以划分为如下的三阶段：第一阶段是蓬勃发展的前二十年，学者大多关心“温州模式”的成因；第二阶段是新世纪以降，受到产品结构、政策阻碍、贸易壁垒等限制的瓶颈期，上一阶段的研究者转而去探讨经济遇到的挫折及其原因；而第三阶段则是今日的突破和变革期，各界力图在学理和实践经验的总结下寻求改革创新之法（金建瓯，2011）。但应当说明，这里的分期更多是为明晰发展脉络而进行的人为拆分，温州模式的特点与温州精神的内涵一直作为文化底色隐藏其中。
图为1980——2020 年，全国人均 GDP、浙江省人均 GDP 和温州市人均 GDP。
“温州模式”是改革开放初期同“苏南模式”、“珠江模式”并立，根植于小城镇的发展道路。1985 年 5 月，《解放日报》首次使用“温州模式”的概念来描述“以生产小商品为主，靠农民供销员和农村集市购销搞活流通渠道，靠一大批能工巧匠和贸易能手开辟的致富门路”。大量学者为温州年均双位数的增长速率所吸引，董辅礽（1986）、张仁寿（1986）等初代学者将它看作一种区域发展模式加以讨论，并对温州“以商带工”的乡村工业之路提出了相似的定义。其中，最为精炼且准确的概括便是费孝通（1986a）所说，以小商品的产品结构和无孔不入的流通网络为支撑的“小商品，大市场”路径。
1985年5月12日《解放日报》封面。图片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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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经济学对温州模式发展的研究不再止于特点概括，而深入其背后的制度性成因。首先，私有产权分析基本一致认同温州腾飞利用了传统体制外的民营化与市场化动能，成功抢占转轨经济先机（史晋川、朱康对，2002）。同时段苏南集体企业的消亡也能作为侧面佐证，尽管有“嵌入性关系合同”等理论予以反驳（刘世定，1999）。
其次，政府“无为而治”的观点与产权制度论相辅相成。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温州经济腾飞源于自下而上的自发性。早期政府无力管控和扶持，后期自觉选择了减少干预、放任生长的无为态度，由是才能持续给予民间充足空间。蔡建娜（2010），谢健（2002）认为温州模式中政府同企业的关系密切程度是最弱的。而其他视角的补充包括市场环境说、产业结构说等等。总之，大多学者均认为个体所有制的温州经济，与乡镇企业见长的长三角经济或三资助推的珠三角经济相比，对中国广大不发达的农村地区更具推广的典范意义。
与此同时，社会学或称人文主义视角扩展了最初的区域意义上的温州，生动地捕捉到“温州人”群体的经济行为模式。一方面，本地学者凭借生活体验，对明清永嘉学派、重商主义传统及温州人文精神的文化传承进行描绘（朱康对，1997；蔡克骄，1999）。另一方面，学者将社会结构、精神传统同所从事的经济活动运作相关联，剖析温州模式的微观机制：黄宗智（1990）、王晓毅（1996）关注家族制度、家族观念的“小地方文化”，于企业创办和组织结构变迁的积极作用；项飚（1998）的北京“浙江村”、王春光（2000）的“温州人在巴黎”等，聚焦流动在外的浙江人寻求生计与社会融入的独特方式，即温州人流动与社会网络的影响。这部分文献在思路上呈现出从区域经济向深层次的制度变迁与温州人群体经济行为的转向，也为后续的社会学研究奠定基础。
1990年代初北京“浙江村”内的菜市场。图片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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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的经济增速在 1994 年达到峰值后迅速回落，关于“经济怯步”“日暮穷途”的评论不一而足，对改革的呼声也自此展开（陈漭，2004）。此番争辩集中于行业竞争力低、产业结构老化与空心化等发展的路径依赖问题之上（谢健，2004）。对此，持“外因论”观点的学者，提出了诸如“区位劣势”、“资源瓶颈”、“公共物品供给不足”等外生因素，作为经济下行解释。
而在“内因论”中，张仁寿（2004）所提出的“制度创新式微论”，与史晋川（2004）所提出的“人格化交易”归因产生了较大冲击。前者认为温州正在逐步丧失改革开放初期自发推进市场化、民营化改革的“先发优势”，需政府更加“有为”地进行体制创新；后者则认为温州经济变迁很大程度上存在人格化交易模式的路径依赖，需朝向现代化市场交易模式转型。尽管当时的讨论结果仍是乐观主义占据上风，但于二十年后的今日进行反思，产业锁定的原因与破局之法已成为亟待解答的问题。
综上所述，温州模式的理论研究与温州经济的发展过程紧密相联，经历了区域模式的特点概括、经济腾飞的成因分析、遭遇曲折的改革创新三阶段。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研究在各个阶段分别展开，探究了温州模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制度及文化性成因。此后，传统经济学的外部分析延续上阶段的制度视角，探讨国家社会、政府与企业间的关系；部分学者则更为深入地反思产业结构内在的经济伦理阻碍，接续群体经济行为的视角。但在这个颇有社会学意涵的讨论中，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几乎占据了主导话语权，社会学研究于世纪之交就有了遇冷之势。而处在二者交汇点上的社会资本分析恰好给予我们新的发展空间。
2.2.人格化交易困局
新制度学派代表人物格雷夫（Greif，1994）通过论述海外商业中的委托代理问题，强调文化观念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得出了某种韦伯意义的结论。10-14 世纪，集体主义文化取向的马格里布商人依赖内部网络和声誉，构建了低运作成本的海外贸易体系，却在贸易扩张中为个体主义文化的热那亚商人所取代，后者依赖法律和正式制度的安排，使之在更大范围运作时表现出明显优势。史晋川极具洞察地发现温州模式同此经典故事的相似性，以“人格化交易”逻辑统一地解释了温州制造业结构缓慢演变、外向型经济步伐停滞与温州人大规模移民等现象。这一观点将“大市场”的流通方式与“小商品”的产业结构联系在一起，为温州产业锁定于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行业提出了合理且独特的解释，颇具理论意义。
“人格化交易”具体是指“建立在个人之间相互了解基础上的交易，它是一种将经济交往集中限定在一定群体之中的方式，交易基本在血缘、亲缘和地缘接近的市场参与者之间进行”（陈佳祺、成春林，2013）。姚锋平（2007）列举了人情关系、行业协会网络、企业与政府利益共同体等多种“人格化交易”的表现形式；姜有为（2014）则将其体系化梳理为，管理上以血缘关系创办企业、营销上以地缘关系拓展渠道、扩张方式上以业缘关系借温州网络开拓全球市场，及融资、组织方式和资本流动上的内部固化，前者导致产业锁定、后者致使资本困境。史晋川及后继者的研究以警示的姿态，深刻反思当时的温州发展，并为从世纪之交的产业困局到此后的民间金融泡沫（史晋川，2011）的诸多问题提供了较为有力的解决思路。
然而，“人格化交易”概念一经提出便引发了广泛的学理性讨论。一批学者如罗卫东（2004）、张曙光（2004）、马津龙（2004）以相反的事实反驳了史晋川所说温州衰落的表现。其中，罗卫东提出了最为根本性批评，指出不能将温州人等同于历史新制度主义经典研究中的两种文化理想型，温州商业的人格化调整并非内生于传统文化，进而得出“温州文化失败论”的归因，相反它是对中国整体性基本经济政治制度滞后性的回应。
尽管上述讨论与史晋川的分析路径和落脚点不同，但他们共同认可“人格化交易”理论开启了经济转型讨论的新思路，并于潜意识中指向同一结论，即“市场的扩大及贸易的拓展会导致人格化交易方式向非人格化交易方式的转变，在市场活动中胜出的交易方式一定是更有效率的交易方式”。由此，“人格化交易”归因产生了某种悖论：以温州模式代表的中国传统人情关系，成功推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却又在很大程度上阻碍向更加“现代”的社会发展。陈国权（2013）概括道，“人情社会对温州模式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法制社会的构建是经济转型发展的必要前提”。
总之，新制度主义现有的基本共识是，形成非人格交易需要更为完善的法制和契约制度，这对发展中国家不意味着是最有效率和最为理性的制度安排。但经济转型将朝向统一的现代化方式进行，人格化交易所代表的初级形式将被现代经济规律所取代，“温州模式将在 20-35 年后消亡”。但陈旧的文献似乎未能完美地预见和解释现实的发展。
最初，费孝通（1986b）在《温州行》随笔中说，“‘温州模式’的重要意义倒不在它发展了家庭工业，而在于它里出了一个民间自发的遍及全国的商品大市场，直接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建立起的流通网络”，足见网络的重要性。事实上，市场网络依然是浙江商品在国内市场的主要营销渠道，这个网络既是个浙江制造品营销的网络，也是个信息传递与原材料供应网络（赵伟，2009）。因此，如何以所见解答“人格化交易”的争辩，各位学者立场不尽相同，但应当予以及时的补充。
费孝通的《温州行》后被收录于《行行重行行》，图为此书封面。图片来源：Amazon。
综上所述，关于温州模式的研究线索清晰却未有定论。“人格化交易”的观察与现代经济转型的推论极具启发，却无法完全概括现实变迁。而社会资本理论既能够覆盖原有“人格化交易”的内容，又以微观、因果、开放的思路，同传统宏观、相关、单一的转型理论有所区别，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更为恰当的理论视角。因此，温州经济的转型，既不应是简单地推行产权制度，也不应是抛弃人格化交易所“指责”的传统文化，而应该重新利用蕴藏在产业发展与社会结构之中的“社会资本”。尽管近十年来，关于温州模式的讨论已逐渐衰落，但温州经济问题绝不单纯是温州经济的问题，相反，它将是窥见中国民营经济、市场转型与乡村工业的一扇窗。
本文的田野地点珠岙村，是温州市永嘉县瓯北镇下辖的一个行政村，也是一个因童装和阀门生产而兴盛的村庄。据《永嘉县志》记载，该地因唐朝姓朱的探花而得名，故又名朱冠奥。它北临瓯江，南连群山，与市区隔瓯江相望。最近的统计数据显示，村中有企业个体户 549 家，其中 400 多家集中在童装行业，另有数十家阀门企业，其他为餐饮、医馆、棋牌室等消费性场所。其中，童装已构成包括原材料供应、印花、绣花、产品加工、牛仔水洗、包装和运输的完整产业链。
图为珠岙村进村石门。图片来源：
https://baike.baidu.com/item/珠岙村/2518060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珠岙村尚以种植水稻、红薯等粮食作物为主，但当地人口稠密、耕地稀缺，即使承包责任制分田到户后，平均每家户土地依旧不到三亩（2.76 亩），最少仅 0.21 亩，最多也不过 5.56 亩，产出甚至不足古时“四亩地养活一人”的最低标准。因此，当时已有部分村民外出务工、做生意、跑销售，且与其他以耕种水稻为生的家户相比，生活条件和经济水平略胜一筹，他们对此后村庄的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
进入八十年代，大部分村民依旧从事农业耕种，但部分思维活跃的先行者已开始了对各个行业的探索，一如费孝通在温州永嘉桥头所观察到的纽扣生产步入了萌芽阶段。1983 年，妇女主任李阿婆在村里创办了第一家独立童装生产家庭作坊，几年后净收入已到达数十万。此后越来越多村民加入了创办童装厂的队伍，使珠岙一跃成为“温州童装第一村”。鼎盛时期村子内百余家作坊同时开工，四面八方的客人来到市场挑货，温州的童装产业也以此地为中心向外拓展。在生产加工厂及其上下游产业的带动下，村庄经济繁荣、村民安居乐业，上万外来人口涌入，来自江西、安徽、湖南、湖北、四川、重庆、贵州、云南等东部与西南九省的劳动力都选择在此就业，以至外来人口达本村户籍人口的 4-5 倍。
世纪之交，尽管童装生产商对批发商仍处于明显优势地位，村庄整体和各厂产销均大大供不应求，新任村主任谢德怀却提出了独特的见解。他认为，随着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与市场经济制度的完善，村庄中这些小规模、低水平的家庭作坊不足以应对未来的扩张需求和加剧的同业竞争。事实上，由于土地资源极为有限，绝大多数童装厂都没有选择持续扩大规模，甚至保持着最原始的家庭形态——这也永久性地埋下了厂房、库房和居住区“三合一”的消防隐患。在这些思虑下，谢村长对产业发展主动进行了第一次大胆的创新，并建成了珠岙村童装产业园区，力图将零散的家户加工统合在新建设的产业园区中。然而，直至今日产业园区进驻率仍不乐观，标准化经营的尝试显然不算成功。因此，珠岙童装的特点总结而言：一是村民自营的家庭作坊传统形态，二是专业市场的产业组织形式，三是设计、生产、销售于一体的集合体。虽然部分厂房已初具规模，但依然未脱离乡村工业的形态。
图为珠岙村童装生产现场。图片来源：
http://news.china.com.cn/2019-01/03/content_74336764.htm
与温州模式趋势相同，自 2010 年起，面对电商兴起与湖州织里的竞争冲击，政府紧缩的政策加剧了童装产业的萎缩，童装工业产值、劳动力数量、企业主从业意愿均在快速下降。几家店面的老板分析称：珠岙的童装主要出售给苏杭等地传统的服装卖场，淘宝的低档品以更低价格占领了中低端零售市场，从而大幅压缩了批发商需求，使各厂压货风险增加，加之开工所带来的高额固定成本，出货量被主动或被动地压缩和控制。
另一方面，湖州织里（浙江省北部的一个地级市）以产业政策支持下，大规模、标准化的童装店面和厂房侵占着剩余的批发市场，而永嘉已将优惠的税费政策转移至阀门和鞋业。高强度的劳动方式与无保障的“脆弱性就业”使工人流失率居高不下（刘爱玉，2017），计件付薪制度更使疫情后的村庄陷入了招工难的窘境。面对以上巨大冲击，许多厂子处在倒闭或转型边缘，即使如历史悠久的冠琪童装厂也只能招到五、六个工人，以维持每日千条的出货量，厂主之女徐思思无奈地表示“这一行像我们这种小的工厂到了之后会越来越被淘汰掉的”（20210720XSS）。个别尝试搬离珠岙、重新扎根织里的家户，也没能够成功转型。
阀门产业是村庄除童装产业外的另一支柱，相较于前者的成本低、单利薄，阀门生产的风险和收益都更大。改革开放前，村集体共同经营一家阀门厂，后经分厂和私有化改制，便由村庙道家拜忏大师郑大仙接管。他在回忆时说，“接手后最开始运气不好，签了 14 万元的合同，说是有六七百只阀门，还贷了银行一万元款。我们以为是真的，结果做起来才知道合同是假的……好在我有个表弟在大庆，大庆六部里面他负责供销，那里用得到阀门，所以又接单，这个合同就 170万，第二次又出去订了十几万元，把外债都还清了、还有钱挣”，同样的故事也出现在如村支部书记余章龙等厂主的早年创业经历中。
如今，村庄虽仅有十几家阀门厂，但它们大多标致规范、销路稳定、获益不菲，并为政策所扶持。同时，在永嘉通往市区公路的两侧，我们频繁地看到与阀门零部件的相关店铺，邻村企业主谢德伍的恒华阀门厂更成功在荷兰股票交易所上市——这些都足见其规模。
恒华阀门厂是当地阀门产业兴旺发展的一大标志，图为恒华阀门厂生产现场。图片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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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从产业发展轨迹看，珠岙家庭童装作坊已处于产业更新转型的重要时刻，选择也将呈现多样分化。而在本文未详述的个人生命周期与家庭代际传递视角下，最初创业的温州人逐步退出生产经营一线，开始考虑如何将现有资源传递给子女。
2015 年起，“中国社会变迁跟踪研究”课题组在全国东、中、西三地分别选取了一个典型村庄，长期追踪改革开放后的农村变迁，珠岙村作为东部产业村的代表成功入选，而今已进入第六载。过往积累的大量一手资料勾勒了村庄政治、教育、产业发展、公共生活全貌，为接续研究提供了便利。2021 年 7 月，我们再次来到珠岙村开展为期两周（2021.7.16-2021.7.28）的田野工作，关注“村庄中的年轻人”这一议题。而本文将通过对珠岙村民连续性观察与半结构式访谈来回答文献综述与村史梳理之问，管窥温州模式的内在生命力与温州精神的何去何从。
一直以来，温州所面临的困境与发展的原动力，根本上都可归结于资源禀赋的先天不足。上世纪，耕地的稀缺倒逼温州突破陈规、走上改革创新之路，而今土地的不足再次迫使温州改变传统生产模式、思考产业升级之策。这一问题在珠岙村格外突出，有限土地面积制约了厂房扩张与大型流水线的引入，又衍生了厂房、库房与住房的消防安全“三合一”问题，火灾隐患重大。隐患多、税收少导致市政府不断收缩土地批准的政策口径，不鼓励童装村进一步发展。土地与安全的难题在政策的正反馈作用下被不断放大，加之青年劳力断层、中年劳力缺乏，珠岙童装厂难以扩大再生产，似乎走入被淘汰的必然结局。与此同时，多数企业主选择进城买房，加速村庄的生活与生产功能分离，村庄的未来持续成为问题。
然而，村庄发展没有就此停歇，展示出了诸多独特的演进方式。珠岙人智慧地进行了童装产业的分工，它有别于机械化、大规模的现代工厂理想，却实现了产业内部与产业之间的升级换代。而这些转变无一不来自经过新知识学习、新观念浸润的年轻人，他们说“（父辈）做童装的时间很长了，很多都是传统的模式，各各方面条件限制。所以，我觉得他们最大的缺点是不会怎么变通，或者说思想比较牢固，像我们的话可能就会比较新奇，有时会想想他们的确老了”。
4.1.童装分工：社会资本的传承
24 岁的郑佳鑫再一次抱怨了保险公司的枯燥工作，表达自己想要接手童装厂的愿望，软磨硬泡之下母亲强硬的态度终于缓和。大学毕业后，他在舅舅所在的保险公司从事渠道销售业务。父母原是希望他能借此锻炼口才、学会与人相处之道，他却觉得“卖保险一听就不是份好工作，为什么不能回家里的厂子上班”（20210719ZJJ）。
相反，同岁的郑思源却在自家厂子里时有大材小用的无处施展之感。两年前，郑思源以优异成绩从华南大学服装设计专业毕业，在湖州织里做助理设计师，不到半年便被叫回了自家厂子。虽然自小便坐在打版阿姨身旁钉纽扣、剪线头，对童装厂的一切甚是熟悉，但她的看法和建议常常不能得到父母的认同。面对风起云涌的童装市场与因循守旧的生产方式，郑佳鑫、郑思源、还有更多的年轻人，他们却做出了相似的设想与改变。
考虑到不稳定就业下的“招工难”，调整用工方式无疑是最佳策略。在实际运作中，外包有三种不同方式。最初的外包之举多是以血缘关系供养小规模生产厂，作为主厂的后备力量存在。童装厂华源率先采取了这种“外扩”的变通之法，应对旺季生产的压力。但老板娘郑嫂并不将此称作“外包”而是“长期互助”，她会把淡季的部分订货也“送”给小厂作为关系的维系。
更为普遍化和标准化的外加工则是出现在隔壁白水村的“包工头”。他们大多是来此务工的外来人口，核心成员“老乡带老乡”，组成一支支灵活的加工队伍，“他们的人比我们厂的工人还要多，我们的工人现在都是老工人，就很少有新的工人”（20210720XSS）。这种积极的应对之法在解决招工难题的同时，降低了用工成本，被许多规模较小的老厂所青睐。不过郑嫂和郑佳鑫却提出了更加激进的方式，他们考虑未来将整个加工环节转让给掌握核心技术的老工人，自己仅掌控前端设计与后端客户服务部分。访谈的间隙，大郑也正在紧锣密鼓地学习打版和设计的网课。
公主童装厂则依靠郑思源的时装艺术所长，初尝原创设计，另寻专业代加工工厂合作，完成了生产加工与销售渠道的分离。她的工作室面向全面化发展，培育特色、追寻潮流。目前郑家的童装生产产品单一且集中于中小童定位，而郑思源以为品牌化发展的首要问题是产品多样化，因此她的设计包含了童服、童裤、配饰等一系列商品，满足成套搭配出售。
同时，未经专门训练的初代珠岙人边生产边摸索，他们的设计与时尚之间总存在距离，无法满足现有市场需求。而经专业性学习的郑思源却相信，时装更可能加入创造性的设计，扭转抓市场抓流行批量生产的被动模式。“我们这里是大众化跑量的，它基本都是简单的、适合大众的款式，不能做那种特别时尚、特别前卫的那种。其实我们学习当中都是做的比较潮一点的、比较时尚一点的那种”（20210720ZSL）。不过郑思源承认，现在淘宝上原创设计的品牌太多，竞争大也很难做。
已经接手产业七八年的郑文棋却有着不同的做法，他从可视化打版与印花技术入手，着力标准技术的推广，将父母原有的服装生产厂转变为单纯的印花厂。纵观整个村庄，这是较为少有的专业化思路，却显现出了明显优势：“只说我们村子是童装城，以前有 100 多家，现在大概有 50、60 家（童装生产厂），我们的生意很稳定。其实疫情只影响了外贸，没有影响内需。疫情过后我们反而生意更好了，可能是有些支撑不住就倒闭了，这个市场需求就这么大，供给减少，那自然生意就越好”（20210721ZWQ）。印花、水洗或是布行，生产环节的分离于己降低风险，于产业整体推动内部分工、提升效率。
但并非所有工厂都选择了调整，徐思思与郑源翔完全传承了父辈产业的原有形态，保留家庭作坊模式与全产业链生产。郑源翔与妻子曾在抖音直播中获得过些许成效，珠岙村也曾以“建设淘宝村”为阶段目标，显示出营销模式上的吐故纳新。但为何接受新鲜信息的他们，没有坚持选择电商、团购等新兴形式，没有对传统的人格化规则形成反抗？若简单解释为温州文化浸染下的路径依赖，便显得过于轻率。
究其原因，再次回到珠岙村童装生产的根本原因——土地限制下的产量问题。线上购销兴起后，互联网虚拟渠道覆盖了广阔群体，质量差的积压货通过低廉的价格抢占大半中低端消费群体。珠岙童装厂采取先订货后生产的模式，虽不会出现存货挤压的问题，却高度受制于市场挑货的营销商与工人日产量，对线上的模式吃不消。故大多厂家仍以销售商挑货、大卖场混卖为主要销售渠道。另外，对于线下市场“其实也有想过自己去拓展一些新的客户，现在也偶尔有几个新的散客的，但是主要是自己的那个产品生产还不够多，你像要是出货量大，可以带着这些去跑客户”（20210720XSS）。
图为大卖场状况。图片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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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诸多因素考量，“用工荒”下的童装厂选择减少成本支出与生产销售分离，发挥小规模的优势灵活调整。产销剥离打破了“前店后厂”的全生产温州模式，向轻资产战略的研发、服务两端提升，在某种程度上回归了“挑货郎走天下”的故事。换言之，珠岙选择了产业分工与交易方式不变的组合。
传承或拆分后的各童装厂依旧面对原有的客户群体，子代重新加入生产商与客户群体的已有网络中，继承以个体为节点的社会资本，维持人格化交易模式不变。许多老客户自最初和各厂有合作关系，“以前他们客户都会来珠岙转，不用我们出去。那个时候就是他们这么长时间一直都，感觉因为我们家是老厂啊，90年代就开始做这个”（20210720XSS）。但他们却面临着下一个独特的难题，“创业一代”的企业家如何将自己积累多年的关系资源成功传递给子代，而这在企业未来的生存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以前他们会过来，就是客户过来吃饭干嘛的，我爸都会带上我的。现在的人都喜欢微信啊，就直接联系”（20210720XSS，下同），这种网络的传承由父亲作为纽带，自然而然地发生，儿子早已熟练于“吃酒”和茶道待客。而在这些厂子中，性别分工的特点格外突出。徐思思的冠琪童装厂便一直延续着夫妻工厂的传统形态，她主担找花样、做设计、制成衣工作，入赘徐家的丈夫承担“跑市场”任务。她无意间的诉苦也侧面证实了这种思想观念的根深蒂固，“（结婚以前）因为家里没有儿子，就把自己当男孩养着，也做一些渠道拓展的工作”。林恒睿调侃地承认自己在客户社交中的“大男子主义”，“有些童装厂家的女孩家里有钱一点，感觉自己了不起一样的，做生意打交道的时候很难沟通，我是坚决抵制这种”（20210721LHT）。
子代们作为新一代生意人也正形成着一整套独特的行为准则，一如林恒睿颇为骄傲的“有效社交论”。“其实人百分之九十多的烦恼都是来自于社交，大学同学都已经不是同一路人了，你叫我出去玩干嘛……你们要是一个普通大学的学生，我也不会浪费时间和你聊天，那是无效的社交”（20210721LHT，下同）。圈子的封闭性使得“二代”青年们社交范围略显狭窄，金璐表示自己与同村发小和小学同学联系最为密切，大学的朋友反而因三观不合关系疏远。
同样，他们对温州商人精神也有着不一样的理解。林恒睿对郑佳鑫的反抗表示了强烈认同，因为在他看来做生意是朋友之间有智慧的沟通，“真的以一个保险的方式去为人处事的话，有些人就会变得油嘴滑舌，但是你在跟不同客户的沟通和打油嘴滑舌是不一样的，沟通是需要智慧的”。不过一脉相承的是他们对“商”的“狭义”定义，对于郑文棋放弃生产厂而专攻印花技术，林恒睿评价道“他们抛弃了生意人的气质，避免掉了最关键的与人的交往”。
因此，上述年轻人选择了向上游产业收缩和向下游产业升级，作为“产业锁定”的合理应对方式。对此，张曙光曾评论说，以往学者对“产业锁定”的判断太过草率。因为他们仅仅考虑到了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传统产业向高新技术产业的转换道路，而没有将传统产业的升级看作进步，如服装的品牌化、打火机的电子机。
张曙光。图片来源：
https://news.lzu.edu.cn/c/201106/4a4980193099daed01309cb1883536a1.html
如果只有产业部门间的转移，产业锁定几乎是必然的。但温州应当考虑后者，因为轻工永远拥有市场。虽然可以看到稍大的组织化服装厂现在还没有这种趋势与动力，如康鸟服饰进行服装贴牌业务，形似东南沿海劳动密集制造加工业。但即使无法有效保证外力冲击下的发展状况，现今的分工也是最为可行且有效的办法，而原有的“人格化”模式虽然因供销对路、市场饱和已经不能再持续支撑温州经济，但是在已有市场空间中，它所构筑的竞争优势在短期内很难被他人超越。
4.2.外贸延伸：交易机制的混合
“传承”似乎是家族企业子代接班的主要面向，由此自然得出传统向外拓展的止步。徐思思也透露过自己向外开拓市场的失败，“以前像我们这种服装生意跑路的挺多的，那个时候我们都是半年结算的那种，就是你发货后这个钱半年才结算的，但太多外地客人就欠款欠债……温州很注重信任，但是你外地的客人不一样”（20210720XSS）。但这不直接意味着因为人格化交易所以市场饱和、产业锁定，“企二代”接班人仅依靠原有的资本并不能满足面向未来的发展需要，他们多措并举为企业注入新的活力。
叶羽茜正式加入恒发阀门后，主管外贸部门，负责阀门向欧美国家出口的业务。相较于传统的国内市场，目前阀门业的海外体系仍处于次级位置，但她相信这个市场能够以规模效应支撑产业增长。她不再满足于已有网络的继承，力图海外渠道和客源的拓展，她特别强调中介群体的作用与新旧身份的差别。向前追溯可以发现，这一业务板块其实与传统“海外生意网”极为类似，主做美国与西欧品牌的授权生产，依靠长期在外的温州中间商人进行交易。
但在她主管的恒发阀门集团外贸业务中，新客户与老客户形成了某种微妙的平衡，“因为我们每个客户他应对经济危机的能力是不一样的，他们只依靠于老客户其实对你的生意不好。新老客户是能互补的，老客户订单的一个缩减，有新客户的加入还都是能达到平衡状态”（20210723YYX）。
长期来往的情感联结与温州商人的群体团结使老客户量虽少，业绩却稳定且平滑。新客户往往受品质、价格、声誉与服务等品牌效应的吸引，更加偏重产品，往往会成为爆发的增长点。然而，她也尝试通过某种专业销售人员的对接，将相对外部市场化的销售网络和新进非温州客户内部化，签订合约的期限从原先公司坚持的每年一签逐渐变为三年一续约，构建长期合作的连结。社会资本与新老客户的差异化对待，既可以简单归因于情感偏好的差异，也可以理解为灵活利用多种方式以形成交易。
高等教育的学习使叶羽茜自我评判不再是传统温州商人，在这个外贸这一块的打交道方式或做生意的方式，和传统的温州人已经不太一样了，“我不大赞同父母一直高高在上的，也不是你是客人、我是卖家，我们还是要维持一个最平等的关系”（20210723YYX）。但她依旧赞同温州之所以采取人格化交易的方式，是源于群体内部交易较于外部的丰厚社会资本支持。而随着内部市场的饱和与交易机会的扩展，交易方式同样可以出现扩展性。这表现在内部信任与外部规则的融合，这不是完全否认曾经积累的优势资本，相反正是通过原有的个人社会资本向更高、更普世化的秩序中升级。
在新制度主义的原有假设中，人格化交易一旦形成就会造成一种“路径依赖”，它既意味着温州人能够以较低成本进入劳动密集型行业，也限制他们进入以非温州人为主体的其它行业。企业家累于过大的机会成本与从零起步的辛劳，放弃进入全新产业，致使低加工度和低附加值的传统产业无法摆脱路径依赖的泥沼。在第四章中，我们看到产业的演进没有止步，但总体上仍是利用现有个人社会资本进行一定范围内的调整和升级。而本章中的产业继替选择，则更加能够说明温州产业是如何依靠公共资本，摆脱传统路径、完成转变的。
5.1.泵业拓展：村庄网络的外溢
郑源毅家的童装厂是珠岙村最大的厂之一，父亲郑硕被公认为“童装一哥”。但郑源毅一毕业便进入了舅舅的阀门厂工作，父亲出资入股扩大了原厂规模。他的姐姐出嫁后也打点起了夫家的金店生意，两人都没有意向继续从事童装行业。村妇女主任的儿子潘建明年仅二十六却经历丰富，两次考公失败后，他先进入上海某上市食品公司上班，后与伯父合营智能家居，如今自己筹办的新昌泵业即将在村中开业。从童装到阀门，从轻工业到重工业，珠岙初步实现了产业之间的转变与自我更新。
与童装不同，阀门产业初始密集的投入能够换来上亿资产的长效收益与一劳永逸的长线发展，大多经营者认为近两年略显冷清的生意状况只是意外的波动。大型阀门厂在技术上更加确定，产出数量和质量亦有所保证，不失为一种转型的“现代化”选择。如今温州区域阀门业已形成良好的整体声誉，受到县里的政策倾斜和税收优惠，前景平稳且长期向好。林恒睿对发小郑源毅的选择颇为羡慕，“服装太传统行业了，做阀门多舒服。你在服装行业里有几个身家过亿的，瓯北这些做阀门的身价过亿的大有人在”（20210721LHT）。
温州阀门业受到县里的政策倾斜和税收优惠，图为温州开发区局相关声明。图片来源：浙江省税务局
http://zhejiang.chinatax.gov.cn/art/2020/10/27/art_13229_481197.html
产业的变迁来自人的先行，村庄的共同经历使郑源毅和潘建明将职业边界模糊化，拥有某些天然的优势。他们均表示虽没有系统学习过相关知识，对阀门业却不算陌生，“因为村里我妈那边、我爸这边都有人是做阀门的，所以我暑假的话有时候会去帮忙相当于，从小可以说是耳濡目染”（20210723YYX）。
在潘建明创办的新昌泵业中，姨夫、伯父与他各投入了十万元作为启动资金，各家也相应分得三分之一的股份。在重资产的阀门产业，这种各家户之间相互入股的状态屡见不鲜。同样，在他姨夫的旺泉阀门店中，潘家也持有少量股份。交叉持股的自发策略能够平滑日常经营中的收入波动，依靠亲缘网络的信任也能够在疫情等极端冲击和市场萎缩的情况下，促使相互帮扶以共渡难关。
收益的分享推动了各厂客户的共享，辅之以技术的互助。潘建明想要做的电机主攻电器的起动机，和姨夫生产同属阀门大类却又不完全一样。由是各企业有意识地将同质化的产品赋予差别化特质，网络内部维持了微妙的平衡。因此，“（我们的成品）也可以供他们，也可以向外卖”（20210722PXZ）。
因此，潘建明的生产厂与姨夫的门店、父亲的销售网络及更多厂商，构成了共同收益的产业联合，它们之间既非独立分割的市场关系，也非协调一体的组织形态，但这种中间的过渡状态对新进入阀门业的新昌泵业来说格外重要。然而，股权分散与收益分享实质上是情感性的互惠，叶羽茜对真正的分权表现出了些许不信任，“如果一些年轻的专业性人才，大家肯定会考虑，但好像现在温州地区这样的人才比较少，其实也是温州人做生意比较传统的一面”（20210723YYX）。同时，转产阀门尚不能称为普遍选择。一方面重工业需要前期密集的资本投入，不是普通家庭所能承受；阀门厂文书余汉文也透露，“那个做阀门工人可能就比较会有油，本地人比较怕脏也比较懒，就不太愿意做这些吧”（20210724YHW）。
5.2.新业尝试：温州商人的“圈子”
与其他年轻人相比，方仲文显得格外特立独行。他同合伙人在上海注册了两家信息有限公司，去年六人的工作室收益不菲（有待考证）。但他的创业之路也是颇为坎坷，一路碰壁——经历了自媒体、人工智能的失败，一百八十万启动资金打水漂，最后在机缘巧合下帮助朋友成功从虚拟货币套现，进入了区块链领域，以 RUST 语言编写底层技术。从海南毕业后，他先后去到哈尔滨、北京、上海各地跑业务，今年搬回珠岙安心公寓安营扎寨。他说，“去海南上大学也是想离家远一点儿……如果你觉得哪一个不行就放弃直接，换一条新的地方。我们家跟其他家不一样，没有希望我做一个比较稳定（的工作）”（20210716FZS）。
在“高端”的互联网行业中，我们却看到了某些童装产业的痕迹。互联网行业要求每日修补漏洞，不断追赶市场全新动向，而童装产业只是在另一个市场上追赶潮流，一次次走过市场挑货、快速打板、制造爆款的流程，“做生意就像是运动员跑步，你要不停地跑，不能停下来”（20210725YKL）。
从组织形态上，方仲文的工作室也可称作“互联网小作坊”。工作室目前的主营业务是承接腾讯游戏和政府平台的基础搭建，这种经营模式极其强调名声和“圈子”，“你做生意不都是有个圈子对吧？我在互联网这个圈，只要把我的威望做大了，然后你看我的东西挺好用的、被认可，他们就会找我，跟我要东西”（20210716FZS，下同）。在快速扩张的互联网产业体系中，没有公司拥有能力、精力和资源将全部任务内部一体化，他们认为只要抓住市场缝隙即是成功，“你什么东西都是给腾讯、阿里、百度这三个大头吃去了，我们只需要帮助他们造血”。
这种经营模式在“做大”和“做强”之间自然地选择了前者。与许多公司把“上市”看作唯一目标不同，方仲文更倾向欧美插件公司两三人的体量以技术获得长期订单与云端服务费。“其实我们不是必须要把公司‘做大’，就是说我们这公司可能跟老外有点像，他们做插件的就两个三个人合伙，没有员工，但他们一年他们一年收入能达到几千万美金。但我们是要‘做强’的，因为我们自己公司是不断的学习，喜欢去研发一种自己的新型技术”。进而，他明确表示只有企业资金链无法承受时，才会选择上市股权融资，因为“那个时候股权就不是我的了”。不求“做大”与内部金融市场的逻辑，与典型的温州经营模式和叶羽茜对阀门厂的看法如出一辙。
时间短、规模小的工作室尚未经历大风大浪，夸张的语言风格难辨真假，这些都使我们暂且无法预见未来。但从零星的想法与实践中可以发现，温州资本进军全新投资领域，或是进入新兴市场空间无不借助于传统商业逻辑。同样，廖悦思的朋友五年前退出阀门业，加盟双语早教行业，以“小规模大宣传”的方式营收颇丰。
温州发展是乡村工业的整体联动，即可被界定为“模式”或“范本”的工业化与城市化道路，而“另起炉灶”的方仲文仍是极为个别的尝试，这种极为少数的选择能否复制仍有待讨论。不过，若以更为遥远的畅想，它的确与前两种拓展升级低技术的制造业是为不同的方向，或许也指向高水平人才为何没有创造出更高的生产力与就业岗位。林恒睿表示若时机恰当，他将放弃布行生意，转投机器人自动化和人工智能工业。
方仲文以为他们的成功有赖两个关键因素：父辈的物质帮助与温州人商业网的扩散。数十年前，方家不再从事童装产业相关生意，将三千平米厂房转租给外来人口，以租金为主要收入来源。此后，与童装经济衰退相伴的是实业家参与金融业运作、推高地产价格，他的父母趁此机会将房产抛售，获得了巨额利差。三十年的童装积累与房地产业的“暴利”成为范忠胜互联网工作室转型的原始资本积累。
无独有偶，林恒睿表示现在持有资金是为等待更好的时机，“之前想过去创业，但去做什么没想好，也没什么好投资的。不如跟着家里，一年赚点钱，积累点资本，以后看看时代怎么发展再去投资别的领域也可以”（20210721LHT）。父辈为创业提供了启动资金和物质帮助，但这也意味着子辈无法直接进入原有社交圈，社会资本需在创业的过程中重新积累。
虽不免有夸大的成分，但方仲文多次提到“朋友”与“玩”的字样。当问及合伙人的来源时，他如是道：“在上海的时候我们是在拼多多认识的，因为黄生他那个圈子里的技术人员基本都是我们温州的。我经常去公司玩，然后大家聊天干嘛，就是朋友了就玩儿到一起去了”（20210716FZS）。看似费解的是，除他只是略懂一二的专职生外，其他员工几乎都是毕业于计算机学院的大学生。但方坚信因为“大家都是朋友”所以相互信任，他更是赞助几位外地的合伙人在温州成家，市区买房、摇号买车。
在上市的恒华阀门厂也可以看到类似的组织形态，三位合伙人分管技术、生产与运营销售，各自提供资源形成最优组合；而前文提到的童装厂技术性剥离也是分工合作下的良好配合。总之，方仲文进入互联网圈缘起于内部抱团，加入了温州人率先踏出的破圈之路。而在尚未成熟的互联网产业市场体系中，特别是在这种高度不确定、契约复杂的交易活动中，社会资本的存在对交易效率的提高起到关键的作用，参与成员也正在以地缘为系进行着整体性的拓展。
本文的田野地点珠岙村区别于传统的自然村落，是一个典型的东部产业村。村中许多家户都自办了童装或阀门生产厂，它的形态正是费孝通称赞的“小商品，大市场”的乡村工业。不过在近十年，珠岙的童装产业与温州整体发展一样，都陷入了停滞和困境。对此，学界已有广泛的讨论，其中比较有代表性和启发性的观点认为温州经济怯步，主要源于温州人的交易局限于血缘、亲缘和地缘接近的市场参与者之间，这种“人格化交易”的原则必然致使产业结构“路径依赖”于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行业，进而认为贸易的扩大必然要求向“非人格化交易”转型。但在田野中，我却发现，少数珠岙童装厂已进行了自发的产业调整，各类产业也展示出与理论预测不同的转型方向。
具体言之，“童装拆分”与“外贸业务”是传统产业的更新，以上下游分工和海外市场拓展维持原有产业优势；“泵业拓展”是向现代化、标准化产业的转移，以集体优势获得转型优势；“另起炉灶”是向新兴领域的进军，以作坊形态尝试互联网企业的经营。但不论哪种抉择又或者本文并未着重讨论的原始样态，珠岙村通过产业的内部与外部调整，来应对区位优势不断削弱下的温州经济，呈现出了“小商品”产品生产与“大市场”运营销售的分离。而运营方式的保留却切中了温州模式所代表的专业大市场，或扩展至中国整体市场的交易思路。
温州长期积累的非正式制度下的社会资本，于外形成了庞大的营销网络，于内形成了可供持续支撑的产业集群，依旧是现今或日后发展的优势性资源。从社会资本与交易成本的工具理性角度，上述横向并存的作用理路，实质上分别对应了纵向不同阶段的交易治理方式：其一，新兴的互联网行业代表初期交易，网络资本成为信息传递与社会支持的重要媒介。因而，在这种高度不确定、契约复杂的交易活动，特别是进入新兴不确定性的投资领域时，社会资本能够提供更好的市场契机。
其二，扩张的阀门外贸行业代表增长中的交易，混合制样态的社会网络指向多种发展思路。因而，人格化交易与效率原则并不相悖，反而能够成为助推的动力。关系性交易既利用了原有社会资本的好处，又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构筑面向未来发展的社会资本积累，实现同外部市场规则的对接，提高整体的应对风险能力。
其三，传统的童装行业代表长期交易，顺利传递已有关系网络成为决定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因而，在低度信任的中国社会，契约所需的普遍信任可能仍不完善，熟人交易、内部抱团带来的低成本优势无可替代。然而，他们共同的指向却是：制度虽然一直在交易中承担着重要角色，却不能成为有效维持交易秩序的全部。由关系结构所构成的信任，在资源的交换和互惠的互动之中，能够起到使合作关系持续的积极作用。
在改革开放四十年后重新思考温州模式代表的乡村工业，“以商带工”的工业化和城镇化之路似乎只剩下“商”一字了。永嘉县已有太多处“温州模式”产业市场失败的案例——桥头纽扣市场被义乌取代，钟表市场也转移到了深圳，世纪初学者所言正在一一应验。然而，如果我们跳出这短暂的黯淡，从 “推销员走四方”到“温州童装第一村”，东部的珠岙村无疑是幸运儿和领先者。改革的道路怎么选、怎么走是过去的问题，也是将来的问题，但珠岙已然将“遗弃的乡村”转变为了“希望的空间”。
文字编辑：刘展华、宫昌昊、许方毅
推送编辑：苟钟月、陈立采
文章出处：社会学系2018级本科优秀实习报告。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
审核：凌鹏、王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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