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庆·家书 | 王竞：在“下去”和“上来”之间

系友简介

王竞，北京大学社会学系2003级硕士研究生，2006年毕业后入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现为三联书店综合分社社长。

在“下去”和“上来”之间

王竞

至今仍记得研究生英语面试时的最后一个问题：为什么选择读社会学而不是其他？我手舞足蹈地说了半天，然后，这位迄今为止我见过的最帅的英语老师微笑着说：I’d like to study sociology too after hearing what you said. Good luck, and we will meet soon.令人温暖，心安，如沐春风。

当然，后来也没再meet过这位帅极了的英语老师，但这份感觉——温暖，心安，如沐春风——却一直伴随着在北大社会学的这几年。

北大社会学系于我的存在，首先就是杨老师于我的存在。不同的导师不仅研究方向、教学方法不一样，也带着不一样的风格和气场，同学们私下里聒噪：张静老师的学生看着都比较严肃，刘世定老师的学生抬眼望齐刷刷都是男生，邱泽奇老师的学生，一看就会唱歌要不就是会跳舞……而杨老师的学生，一是多，二是不修边幅（有么？！），风风火火，隔三差五就挥着手说“我下去了哈”。

“下去了”指的是田野调查，做深度访谈。杨老师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是农村社会学， 有多个长年追踪的田野调查点，每位同学都会下去走一走。我之前从来没有去过农村，对农村的了解大概止于对《乡土中国》字面上的理解，以及建立在《平凡的世界》《红高粱》等文学作品上的想象。所以当我2004年第一次“下去”时，在宜宾红场村听到村里老人生病就是躺着等死、子女不会遭受谴责反而会被同情，在山西榆社听到某农民不断上访且以此为后半生的目的、但大家都说这对他来讲并不是好的选择时，我惯常的认知是被颠覆了的：不是说要尊老爱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么？不是说人活一口气、要为正义而战么？咋咒父母早死还得同情？要讨回公道反而被指责？后来才明白，对于农民来讲，生存逻辑先于伦理逻辑，“活着”以及“更好地活”才是第一位的。一次次“下去”，让我真正走进了以为熟悉、其实陌生的广阔天地，切身地感到无穷的远方、无尽的人群，都与自己有关。当时，“社会保障体系作为家庭养老的补充在农村尤为重要”，真是一下子就感受到了。

 我的硕士生导师杨善华，摄于2016年。

下去观察和感受只是第一步——当然这第一步很重要，甚至某种程度上反映着一个人社会学的“感觉”，决定着之后的研究“品味”，但后面的过程更重要。比如每天都会进行的调查总结会，这是一个提炼概括、挖掘意义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受教的过程。第一次从东莞调查回来的总结发言，我信心满满地说了七大点，第一点就是“混乱”，然后举出了好多个方面，佐证当地的“乱”。杨老师听完只说了一句话：有没有注意到“乱”中是有逻辑的？是一种有序的“乱”？顿时醍醐灌顶。偷偷检视其他六点，不忍卒睹。

“下去”之后，更重要的是“上来”。有了具体而微的观察和材料，也只是有了一个鲜活的故事而已，中国从来不缺这样的故事。但如何能挖掘出故事背后的意义，甚至能从这些意义中提炼出一种观点，甚至形成一种眼光，那真是需要点“社会学的想象力”了。“社会学的想象力”最初是从米尔斯那看来的，是说要将人的个体生活放在社会的结构和历史的脉络下加以考量——这也是当时英语面试的时候，跟那个帅极了的英语老师使劲说的，你以为是你的选择，其实不是你的选择，它背后有力量在左右着你。这个说起来简单，具体分析起来很见功力。系里的许多同学做得很好的研究，都带着这种视野和意识。

一进师门，杨老师就让我们去系里读“标杆论文”，赵力涛和项飙的文章，杨老师都让我找来读，并且要具体说出它们好在哪里。——什么是好的文章？什么是好的研究？杨老师觉得这种“标准”的建立非常重要。你可以写不出来好文章，但什么是“好”，得知道。这种训练，对于我日后做编辑出版工作大有裨益。

对能力的培养是多方面的，并且因材施教——据我所知，我们读的书、去的地儿、干的事儿，都是因人而异的——让蒋勤多读《羊的门》《胡雪岩》，我相反，不规定我读文学作品，鼓励我读理论作品；蒋勤对南方乡村比较感兴趣，就派他去常熟，我对农村感觉不大，就到东莞去研究农民工。记得有一次上理论课，田耕上去给大家讲涂尔干，听后顿有一种被甩了八条街的感觉（虽然听不懂，就是觉得好），很好奇这种理论大牛咋培养？杨老师笑呵呵地说：你看，田耕已经这么优秀了，仍然非常勤奋，每天10点以后才从图书馆回宿舍，做学术，首先要坐得住冷板凳……不过，田耕嘛（不是一般人），不用跟他比（比了也白比）……

“上来”后的思考，必须具备社会学的视野和格局，这有点像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象力”，但又不完全一样。米尔斯更偏重结构层面，杨老师在结构之外，也强调“行动”和由此产生的“变通”，是一种动态的结构。杨老师总说，社会不是铁板一块的，体制是有弹性的，各板块之间存在着“缝隙”和“自由空间”。我本科的时候读过杨老师的一篇文章，里面讲了“自由政治空间”和村干部在其中的游走，当时是没啥感受的，只是字面上的理解。反而是工作之后，才渐渐领悟到这种空间和弹性的存在，而这也是刚性体制之下还能做事情的原因。弹性越大，活力越强，创新性和各种可能性就大。所以后来再读杨老师的《缝隙中的改革》一书时就特别有感觉，纸上的概念一下子就活了起来。

 《缝隙中的改革：黄宗汉与北京东风电视机厂的破冰之旅》，既是一个改革先驱者的故事，也是1978年底开始的中国改革的一个缩影。‘缝隙’是指制度柔性的一面，这使庞大而僵化的行政体制具有一定的空间，其弹性使最初的改革成为可能。

最直接的训练就是把田野里的故事写成论文。我主要是在东莞和虎门的工厂里做调查， 前后五六次，每次都是由社科院农发所的刘小京老师和师姐彭铟旎（现在香港浸会大学教书）带着，属于定点追踪。进入的切口其实是关于农民工使用手机的调查——你会发现，农民工换起手机来是不心疼钱的，比老板更容易换、更舍得换。这是为什么呢？顺着这条线，我们往下追问，发现了农民工群体的代际分化，年轻一代跟上一代的打工思路和行为方式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我们出论文那年是2005年底，已经预测到广东地区用工荒和中小企业的难以维系，以及新一代的农民工因为看不到出路而选择反抗性地躺平（及时行乐，临工集团）。由此又发现农民工和小老板的劳资博弈，这背后其实是经济全球化下的订单工业的大背景，制造产业链的末端，工人和老板都是一条线上的蚂蚱，都是弱势群体。更加弱势的农民工的迷茫和由此带来的类似自我放弃，是结构性问题，解决方案也只能是体系化的。

《南方周末》和《中国青年报》知道了我们的这项研究，都来邀稿，在跟《中国青年报》开了座谈会之后，我们选择了在那里刊发了整版的研究。

“下去”和“上来”之外，浮现脑海的都是燕园的四处行乐——未名湖总是喧闹的，大礼堂总是演出不断的，南门西门外总有好吃的，嘿嘿，跟志不同但道合的小伙伴一起，总是热气腾腾的。宿舍里更是热闹：一起在ftp上下载电影看电影，抽空还参与个字幕组翻译，听不出来的地方就音译成专有名词；一起彻夜唱歌，Hotel California, Vincent, Top of the world, Que Serasera, Diamonds and Rust……跟三位歌神学会了好多英文歌；还边泡面边看《康熙来了》，讨论小S古灵精怪口无遮拦，其实是解构主义，让人痛快，而大S是建构主义，更加难得……学社会学的人心大，常常给别人建议，也常常被别人建议，宿舍里“建议间性”弥漫，最正式的论证是“《沉重的肉身》中说的这两种类型……”，最真诚的建议是“你现在这个男朋友真的不合适”……下面都有正向反向的具体论证，真心得令人无法不去正视。在这里，我交到了一辈子的朋友，至今常常欢聚，在“建议间性”中不断地获得慰藉和力量。

 未名湖畔的毕业照，摄于2006年。K本科在北大读的是中文系，硕士读的女性学方向。我工作后编辑的第一本英文书《上海·爱——名妓、知识分子和娱乐文化1850-1910》就是请她来翻译的。

在社会学系求学期间，我立过很多flag，就像第一个flag“去英语系拜访面试我的老师” 一样，大多没能实现。但的确，有某种东西留了下来。可能是社会学的方式，也可能是“无处不田野”的心态，一定程度上，极大地缓解了现实生活中的很多焦虑。

偶尔，也会与在社会学学习的日子奇妙地“相遇”。比如，《家庭社会学》课上，杨老师说过传统社会中主干家庭才是主流发展方向，我当时是呵呵不信的：核心家庭才是趋势啊，“反哺”模式在现代社会肯定渐行渐远。多年以后，自己和身边的姐妹都生了娃，父母或公婆撸起袖子轮番上阵，一时间，老少三代其乐融融，关系史无前例地融洽，突然又想起了杨老师的概括。以至于张祥龙老师的《家与孝》出版时，最赞同的竟然是小区里一起遛娃的妈妈们：“慈爱”之外的“孝爱”，真的就是存在，那甚至不是一种义务感，就是将心比心的推己及人。

 2021年12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选题会上，作为专家出席的渠敬东老师在谈何谓理想的三联和出版，令人温暖，心安，如沐春风。

给你一种视野和思维方法，你就不怕，有这种能力加持，身处顺境或逆境，总能找到自己的位置，总能安顿内心，甚至找到乐子，所以心安。

给你关注和关爱——学社会学的人都知道：人是生活在与其他人的关系中，“一个人”的好不是真的好，只有大家都好，才能推动整体蒸蒸日上。身处有这样共识的一群人中，为彼此的进步而真心地欢呼与祝福，所以温暖。

一路上有老师和同学的提点与指引，哪怕是现在，仍能时不时地与“过去”相遇，所以，如沐春风。

文字编辑：王迪

推送编辑：王年廉、王朗宁

审核：王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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