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选后的南非：黑人or白人至上？

科睿国际观察

这是科睿研究院第188篇原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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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的大选在五月底刚刚落下帷幕，这次选举因执政党非洲人国民大会（ANC）失去了议会绝对多数的支持，结束了30年来一党独大的局面，被国际媒体普遍视为“历史性分水岭”。然而，单单从投票数据的变化来看，我们还不能简单地得出南非政坛已经“变天”的结论。

实际上，南非新政府的前景十分扑朔迷离，这是因为尽管非国大在选举中遭遇了挫折，但老牌反对党也没有取得明显的胜利。更为重要的是，这次表面上似乎发生了巨变的选举，实际上反映出了南非在结束种族隔离、进行政治转型30年后仍然面临着诸多发展难题和阵痛。

大选前，约翰内斯堡的一条街道上张贴着竞选海报，宣传执政党非国大和潜在联盟成员经济自由战士党。

选票的波动 & 政治版图的固化

今年的选举是南非自1994年结束白人统治、迈向民主转型后的第七次大选，覆盖了国民议会和全国九个省级议会的投票选举。事实上，在投票日之前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非国大的民意支持率一直徘徊在40%左右，外界早已判断该党将首次在30年来失去议会多数席位，无法单独组建政府。最终的结果只是证实了这一共识性预测。

作为拥有百年历史的最大黑人政党，加之曼德拉的历史遗产，非国大在过去30年里一直是南非政治舞台上不可撼动的主导力量，长期保持着议会多数和中央政府的执政地位，并且在除西开普省外的其他八个省份中都有执政地位。

1993年，曼德拉向约翰内斯堡东部一个小镇的居民发表演讲。一年后，他和白人前总统完成了一场和平的权力过渡

正是由于“一党独大”的时间足够长、优势足够明显，才使得非国大这次选举的表现——得票率刚过40%，选票流失近360万，赢得的议席甚至不到四成——显得如此反差明显、惨淡失意。

然而更令人担忧的是，非国大在过去十年中支持率的“断崖式下跌”趋势：自2014年以来的三次大选中，非国大连续三次刷新了历史最低的得票率和议席数（62.15%/249席、57.5%/230席、40.18%/159席）。特别是在拉马福萨总统执政期间，非国大的得票率下跌到不到六成和五成，可以想象现任总统要面对的外部指责和内部压力有多大。

从这个角度来看，各反对党对“非国大的严重损失”的预期得到了实现，然而除了去年12月成立的“民族之矛”（MK）外，其他老牌反对党并没有借此取得突破性胜利：最大的反对党民主联盟（DA）、被视为非国大潜在盟友的经济自由斗士党（EFF）、30年前在“首次选举就达到巅峰”的因塔卡自由党（IFP）无论是得票率、得票数还是赢得的议席，都没有明显的提升。

尤其是民主联盟倾力组建的、旨在“把非国大拉下马”的11党竞选联盟“多党宪章”（MPC），加起来只赢得了119个议席，远远不及议会过半所需的201席，这一取代非国大执政的计划明显宣告破产。

2024年南非选举，非国大已经失去了议会多数席位，需要联盟合作伙伴以超过50%的选票并组建政府。

显然，这次非国大的失败并非是输给了对手，而是败给了自己。一方面，腐败、治安恶化、贫困问题严重、经济不平等（基尼系数63）以及45%的年轻人失业率等问题，在全球范围内都属于顶尖水平，这些问题消耗了该党的传统支持者的耐心，导致选票流失，甚至党内出现了分裂。

图为约翰内斯堡贫困的亚历山德拉镇的一片棚户区

另一方面，拉马福萨和祖马之间的新老总统之争导致了党内的公开分裂。祖马公开支持的“民族之矛”首次参选就取得了胜利，以14.58%的得票率、超过230万选票赢得了58个议席，成为议会第三大党。很显然，这个党造成的非国大选民的分流是非国大此次失去多数党地位的直接原因之一。

然而，考虑到祖马目前只是与拉马福萨对立而不是与非国大对立（他目前被暂停了党员资格），而且还希望继续做非国大的终身党员，因此在这次看似出现剧变的选举背后，南非政治格局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

更进一步地说，如果了解南非政党政治和主要政党的特点，就会理解任何政党目前都无法打破固有的格局边界、拓展选票来源，更不用说“政党轮替”、“改朝换代”。

非国大曾经是南非最大的黑人解放组织，长期致力于反对种族主义，其历史身份认同和忠诚构成了多数黑人选民的支持基础。自1994年曼德拉领导执政以来，该党主导制定了南非的宪政制度，秉持中左翼的传统理念，强调和解、稳定、发展，维护各族群之间的和平共处，同时在现行宪法的框架内推进了包括土地在内的经济改革，提高了黑人的政治经济地位。

种族隔离结束后，南非的一些黑人收获了财富，但是还有很多黑人依然贫穷，例如生活在索韦托地区的黑人

相反，民主联盟则是白人“自由派”的代表，最初由白人工商金融界的英裔白人组成，后来吸纳了其他族群，涵盖了从中左到中右的政治光谱。该党的主要支持者是南非的白人、有色人和亚裔三大少数族群，并且在南非黑人不占多数的西开普省稳定执政。为了保护少数族群的权益，该党同样支持现行宪法，反对激进的经济改革和“黑人至上”，支持地方自治、经济自由和私有财产权。

“民族之矛”这个名字源自于种族隔离时代非国大采取武装斗争的同名军事组织，可见该党的底色是非国大中支持祖马的左翼民粹势力。该党迎合了一部分黑人对当前处境不满、认为改革步伐太慢的心态，要求修改宪法，以激进的改革方式“打击（白人）土豪、分田地”。此外，该党的主要支持者来自于祖鲁族聚居的夸祖鲁-纳塔尔省，即祖马的老家。

经济自由斗士党同样起源于非国大内的激进左翼势力和黑人民族主义者（其创始人是非国大青年联盟前主席朱利叶斯·马莱马），只是比“民族之矛”早成立了10年，并且更早地提出了无偿收回白人土地并重新分配、实施矿业国有化、提供全民免费医疗和教育等政策。在年轻的黑人中，这些政策颇受欢迎，因此该党被视为非国大在议会中的“潜在盟友”。

此外，因塔卡自由党代表着夸祖鲁-纳塔尔地区的祖鲁族右翼地方主义者，他们坚决反对激进的左翼政策。爱国联盟（PA）主要聚集在豪登省和西开普省的极右翼有色人群体中。新自由阵线（FFP）则聚集了更多怀念旧时代、主张维护现有土地的右翼保守阿非利卡人（他们占南非白人人口的近60%）。

由此可见，除了左右意识形态之外，南非各政党及其支持者还受到不同族群、地域、经济阶层和语言文化的影响，因此政党版图更加固化，扩大彼此选民、壮大势力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随着非国大经历数次分裂，各激进势力各自发展壮大，未来南非或许不再有能够凝聚多数共识的“全民党”，碎片化的政党格局可能成为“新常态”。

南非约翰内斯堡 Kya Sands 地区贫富差距对比，左侧为中产阶级社区，配有茂密树木和游泳池，右侧为贫民社区。

组阁“两难”，国家发展顽疾依旧

传统政党生态的明显界限，再加上本次大选形成的“悬浮议会”局面，决定了新政府的形成并非易事。根据南非宪法规定，各党派议员在两周内必须选出新任总统，而拉马福萨能否顺利连任、联合政府能否按时组建，这两周内将见证一场激烈的博弈。

国际媒体，包括英国BBC在内，普遍指出非国大（以及其他主要政党）陷入了组建政府的“两难困境”。这种困境的背后，根源仍在于南非转型发展30年来难以解决的问题，以及国家未来发展方向的困扰。

对于联合组阁而言，非国大与民主联盟携手是一个选项，而且二者都没有排除与对方合作的可能性。如果成功，将意味着拉马福萨不必受制于祖马和“民族之矛”，民主联盟也可以阻止其不愿看到的结果出现，即“非国大+‘民族之矛’”或“非国大+经济自由斗士党”的激进左翼联合政府。

当地时间2024年3月27日，南非德班，南非前总统祖马在高等法院外向支持者发表讲话。

然而，这一举动充满挑战和风险：民主联盟不支持非国大的黑人经济振兴政策（BEE），始终反对无偿收回土地的激进改革方案，并且目前正在极力反对非国大政府推行的《国民健康保险法案》（NHI）。

另一方面，如果非国大选择与曾经的“党内同志”再度合作——与“民族之矛”和（或）经济自由斗士党合作，同样面临着巨大困难和阻力。

马已经明确表示，他愿意终身为非国大效力，也支持“民族之矛”与非国大合作，但条件是拉马福萨必须下台。对此，非国大在选举后已经表态，拉马福萨不会辞职。

除了个人恩怨和政治斗争外，非国大与这两党最主要的分歧在于南非宪法的现行性。非国大和拉马福萨支持1994年制定的南非新宪法，反对对宪法进行修改，强调任何联合政府协议都不能背离现行宪法的原则。然而，“民族之矛”认为现行宪法只是当年各方的妥协产物，主张全面修改以建立“无约束的议会民主制”。

经济自由斗士党则认为现行宪法限制了其无偿收回白人土地的政策实施，要求对宪法进行修改。该党明确表示，这一土地改革政策是其的“极为重要的原则”，也是加入非国大联合政府的必要条件。

值得讽刺的是，民主联盟虽然在政策上与非国大有着明显的对立，但二者对于南非现行宪法的坚决维护却是一致的。选择民主联盟意味着得罪相当数量的黑人群体；选择“民族之矛”或经济自由斗士党则意味着宪法可能受到威胁，甚至可能危及拉马福萨的个人地位。非国大在这种困境中面临着真正的“两难”。

对于南非人来说，各政党在这些争议议题上的不妥协态度并不陌生。这些问题都是南非告别种族隔离和白人统治30年来一直没有解决的历史遗留和发展难题，阻碍着南非社会各群体之间的团结，导致新生的南非在发展道路上屡遭挫折。

曼德拉领导的非国大当年组建民族团结政府、制定新宪法、推行一系列社会经济变革政策，旨在避免流血冲突和国际孤立，建立起一个族群平等、和解包容、社会公平、和平稳定、发展进步、实现民主与繁荣、保障公民权利与自由的新南非。因此，南非的宪政制度和后续政策既要保证黑人的权益、恢复社会公平，又要照顾白人的经济利益，以避免国家再度陷入对立和分裂。

然而，多方面的兼顾往往意味着妥协，而这种妥协往往会让各政党都得罪一些人。南非的土地改革问题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南非宪法第25条规定，不得随意剥夺私有财产，而且对财产（包括土地）的没收只能为公共目的，并需要进行合理的赔偿。宪法的这一限制导致了土地改革和社会财富再分配的进程缓慢。

目前，南非白人仍然拥有全国72%的私人农地，这引发了广大黑人群体和政党的不满，同时也经常导致骚扰和暴力事件的发生。激进的黑人政党认为宪法第25条阻碍了社会公平的实现，必须进行修改，将无偿收回白人土地合法化；而非国大则担心修改宪法会导致国家基础不稳，引发更严重的动荡，但也认为土地问题必须得到解决。

民主联盟也反对修改宪法，但在如何实施土地改革方面与非国大有所不同，他们主张必须严格按照宪法规定的程序进行，不能采取宪法框架之外的行动。根据民主联盟的理论，如果非国大与激进的黑人左翼政党合作，南非可能会陷入黑暗，成为下一个津巴布韦或委内瑞拉。

考虑到修改宪法需要议会三分之二多数的支持，非国大、民族之矛和经济自由斗士党的议席总数仍然比这个数字少三席，因此土地改革问题一直像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悬挂在南非社会的头顶。

鸟瞰开普敦

除了土地改革外，南非转型过程中的阵痛几乎存在于社会的各个方面：

- 政治上，如何平衡多数派民主和少数族群的权利保护，避免族群对立和社会撕裂；

- 黑人经济振兴政策是否导致了对其他族群的“反向歧视”，以及如何确保所有族群的弱势群体都能得到经济支持；

- 自由市场和国家干预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以实现发展和效率，同时保障公平和民生福祉，并提高南非经济对全球风险的韧性；

- 单一制国家体制和传统的联邦制度特征如何并存，以及它们对行政和治理效率的影响如何消除，通过制度建设促进国家整合和团结；

- 传统民众对现代政党的信任度低，公民社会的高度分化和不成熟，导致政府政策与民间需求存在显著脱节；

- 国家机器和公共行政部门的发展不成熟，腐败、权力寻租等问题妨碍了国家功能的有效发挥，甚至南非国家电力公司Eskom的运营不足都可能导致全国性的电力危机。

需要指出的是，南非当年迈出民主转型的步伐是绝对必要的，否则强行维持白人统治只会让南非在种族内战和国际制裁中走向崩溃。而且，南非在转型过程中取得的成就是显而易见的，即使是南非的最后一位白人总统德克勒克也多次强调“新南非的积极面远大于消极面”。

然而，曼德拉、德克勒克等人已经完成了开启南非国家转型的历史使命，而如今的南非政治领导人则需要承担起这一时期的重任——切实处理久拖不决的转型遗留问题和发展难题。这次大选所催生的新政党格局或许会产生积极影响，促使各政党放下分歧，寻求底线共识，为南非民众的共同利益探索出适当的治理和发展之道。

对中国有何影响

作为非洲第一个与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国家，南非与中国之间有着深厚的经贸合作基础。当前，全球南方国家已成为中美争夺的焦点，南非大选对中国有何影响？

对此，北大学者刘海方认为，南非并不会“站边美国”。自从姆贝基时期开始，南非就明确拒绝参与美国在全球范围的反恐战略，并长期批评美国在伊拉克、利比亚等地制造的混乱局势。从祖马政府开始，南非明确提出了“向东看”的外交政策，并加入了金砖国家合作机制，这导致了南非与美国关系的相对疏远，而与中国、俄罗斯的关系更加亲近。然而，祖马下台后，美国开始拉拢南非，特朗普政府出台了新的非洲战略，将遏制中国视为其中一项战略目标。即便是在拜登政府上台后，这一战略仍然持续存在，并且希望将南非争取为地区伙伴之一。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频繁访问南非，组织了多次对话，但效果却有限。

南非在俄乌冲突中采取了非常明确的立场，更倾向于支持俄罗斯。这一立场与苏联当年对曼德拉和非国大的支持有关，可以说是革命年代里建立起的传统友谊。然而，自从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成为全球最重要的热点问题以来，我们可以看到南非一直站在美国的对立面。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美国一直在与南非争论，指责其支持俄罗斯、向俄罗斯出售武器以及支持中国等行为，甚至不断威胁要将其剔除出《非洲机会与增长法案》的受益国名单，希望南非“听话”。

但南非却没有“听话”。巴以冲突爆发后，南非直接指责以色列“种族灭绝”，并将其告上了海牙国际法庭。由于南非与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不断加剧，今年2月，美国两党的众议员共同提出法案，要求重新审视美国与南非的关系。

在与中国的合作方面，南非肯定不会站在美国这一边。然而，南非国内的政治生态比较复杂，以白人为主体的反对党不断指责非国大和中国的合作，并与美国拉近关系。美国也在拉拢南非的反对党，以此为杠杆。

对中国来说，应该对南非保持战略定力。需要认识到，中国和南非的合作不仅基于当前的经贸合作利益，更源于独立时期的深厚友谊。这一起点是不可抛弃的，也是美国所无法比拟的关系基础。

尽管如此，南非民众对美国存在着许多质疑，无论美国采取何种行动，他们都会立即进行阴谋论的联想。因此，中国应该对南非保持友好合作的信心，无论是南非社会还是执政党，都愿意与中国合作、向中国学习，这是主流的方向。当然，美国和反对党肯定还会不断进行打压和破坏。

目前，中国正在加快发展新型生产力，这引起了非洲国家的广泛关注。从去年开始，双边合作出现了一个显著亮点，中国为缓解南非的电力危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不仅加大了对南非可再生能源的投资，还推动各种小型发电设备、太阳能光伏、电动汽车等产品进入南非市场，成为缓解南非电力危机的重要举措。

2022年，“中国天水—南非开普敦”国际班列从兰州驶出

从长远来看，这为南非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目前，南非约有70%的电力生产依赖于煤炭，而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这种能源结构受到了质疑和压力。然而，南非自身难以迅速实现清洁能源转型，同时也缺乏大量购买天然气的实力。而中国的可再生能源投资以及技术和设备的引进，有助于改善南非的能源结构和效率，从而推动其能源转型。

这是一种新型生产力，对南非来说也是一次跨越式发展，为其老化电网提质升级提供了重要机遇。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的发展阶段，中非合作将继续基础设施建设与产能合作相匹配，提高基础设施的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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