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具在脸上戴久了，就可能变成真的脸皮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 | 微信公众号“先知书店店长说”

文 l Kuange、先知书店店长

ID l kugeshuo

法国思想家罗曼·罗兰在《约翰·克里斯朵夫》一书中写道：

我们虽然显得这样渺小，这样软弱……只是海洋中的一滴水，我却相信那是能把整个海洋染色的一滴水……失败对我们是有好处的，我们得祝福灾难，我们决不会背弃它，我们是灾难之子。

罗曼·罗兰这段话，和我们经常提及的多难兴邦，差不多同一个意思：灾难是悲剧和痛苦的制造者，但灾难也会带来觉醒，是难得的反思现实、向内审视的历练。

逻辑也很简单：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灾难过后，满目疮痍，为避免悲剧再次发生，人类会运用理性能力，总结经验教训，并惩处施害者，也就是那些造成危机或灾难的人。

然而，很多符合逻辑的结论，却常常被狠狠“打脸”。其中，最不合逻辑、不可思议的就是：灾难过后，受害者不仅不追究施害者的责任，反而原谅、依恋，甚至主动、自愿地赞美那些导致灾难发生和扩大的人。这种现象，在心理学上被称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被扭曲的情感，一桩劫持案引发的荒诞。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一概念源于一宗发生在瑞典的匪夷所思的劫持案。

1973年，两名罪犯抢劫了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一家银行，并劫持四名银行职员作为人质，与警方打起了持久战。

很快，有电视台直播了劫持案件，全瑞典人民群情激奋，纷纷献言献策，帮助警方解救人质。

然而，四位被劫持者接下来的表现却让人们大跌眼镜：

近六天时间，他们本来有机会逃跑，却选择留在劫匪身边，甚至主动保护劫匪逃脱，导致警方的解救很难开展；

被解救后，他们反而憎恨警方，拒绝配合公诉方出庭作证；

审判时，他们公开表示愿意和劫匪一起进监狱，其中一名女性人质还与一名劫匪订了婚……

人质和绑匪在金库中

对此，人们百思不得其解：诺贝尔奖诞生地的国民，为何会丧失理智到如此程度？

学者在研究时发现，原来在漫长而难捱的130多个小时中，劫匪并没有如绝大多数人想象的那样恐吓、摧残人质，而是向他们释放了善意——不仅嘘寒问暖，还允许他们和家人通电话。

施害者一点点微不足道的“小恩小惠”，竟然让深陷恐惧，与外界几乎隔绝而又无处可逃的人质，感觉到温暖和施舍，并且马上转变立场，对劫匪表达亲近、感激之情。

心理学家将这场劫持案中人质特殊的心理机制命名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用来研究其他绑架案和劫持案中的受害者。在这起劫持案中，导致被绑架人心理畸变的最重要原因有三点：

· 长时间处于恐惧状态

· 封闭的信息环境

· 施害者给受害者小恩小惠

这些原因，刚好暗合了封闭社会——也被称为前现代社会的一些主要特征。因此，“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也被拓展到历史政治等更广阔的社会科学领域。

英雄凡人，无一不在依附之中。

20世纪30年代，面对汹涌而至的经济大萧条和社会危机，罗斯福总统曾说：唯一值得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面对突发危机，恐惧心态会进一步放大危机，克服恐惧心态，当然是战胜危机的关键。

但是，危机毕竟是非常态的小概率事件。最可怕的是，当恐惧成为一种常态、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时，即便是常人眼中的英雄，甚至非富即贵者，也可能沦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而这正是与哲学家波普尔研究的开放社会相对立的，封闭社会的真实存在。

《中国人的心灵》一书作者鲍鹏山老师认为，梁山好汉林冲就是一个典型。

林冲的妻子遭人调戏，他不仅没有为妻子讨回公道，还阻止鲁智深为他出头，并给出了一连串的理由为调戏者高衙内开脱。

林冲忍受屈辱，反遭陷害，被流放远地。临行前，当着四邻的面提出休妻。表面上为了妻子好，其实是将妻子拱手相让，以此取得高衙内的谅解，好让自己的流放之路轻松一些。

但是，林冲的妥协、退让和讨好并没有给他带来期望的结果，高衙内依然要在流放路上置他于死地，得鲁智深搭救才幸免于难。

被誉为“海清天”的海瑞，也是一个典型。

海瑞曾上疏批评嘉靖皇帝，被关进大牢，差点被砍头。然而，当嘉靖皇帝驾崩的消息传来，他却为此痛哭流涕，哭到呕血、昏厥。

海瑞如斯作态，被史书赞颂为“忠诚”，其实更像是一种感激：他本来抱着必死的决心，但嘉靖居然没有杀他，如此恩情和善意，让他忘记了曾经的打压和迫害。

林冲和海瑞，并非孤例，更非古代中国所独有，而是人类前现代社会的一种普遍存在。“他们”是因为逻辑混乱，是非不分吗？

不是。因为他们身处封闭社会，一个按照身份而非契约组织起来的社会——人和人之间是一种依附关系：下级依附上级，百姓依附官家，这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层层依附关系，其实是一个恐惧链条。

封闭社会，没有赢家。

开放社会，人有三种最基本的权利不可被剥夺：生命权、财产权、自由权。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霍普等人甚至认为，财产权是所有权利中最重要的，私有产权是权利，也是伦理。

相反，封闭社会，我们最熟悉的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土地、盐铁等最重要的财产和行业，被大大小小的地主和官府垄断。

对普通百姓而言，要想活着，一靠老天爷风调雨顺赐福人间，二靠皇帝和父母官不折腾，不横征暴敛。仅有的一点财产和生活资料，一旦遭遇天灾人祸，或者内外战乱，随时都有可能被洗劫一空。

除了经济上的绝对控制，封闭社会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社会流动性非常差。虽然提倡“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但实质上，只有一个“行业”是受尊重的，那就是“学成文武艺，授予帝王家”。

科举制出现后，平民子弟可以通过寒窗苦读实现阶层跃迁，但是，首先要认可钦点的意识形态，因为这是有标准答案的必考内容。其次，通过科考，进入这个等级森严，层级分明的封闭系统后，就要遵循其游戏规则。历史上，有多少聪明勤奋，满腔抱负，想通过仕途实现人生价值的读书人，最终空耗一生，无可奈何？

封闭社会，没有赢家，因为人人都处于恐惧之中。为了免于恐惧的“自由”，不得不假意服从和感恩。但是，正如鲁迅所说，面具在脸上戴久了，就可能变成真的脸皮。假意赞美的时间长了，就可能变成对恐惧链条上游的真情实感，或者连自己都分不清真假了。

最终，对于更大的权力，人们既恐惧，却又渴望，久而久之，所有人都变成了维系封闭社会的同盟，结为一个特殊的“利益同盟”。一旦变成了“利益同盟”，即便是受害者，也希望只有一个信息管道，并主动去维护单一信息，屏蔽外界的信息，就像斯德哥尔摩劫持案中的人质一样。

通往开放社会的“知识之树”

任何封闭系统，一旦形成，一般很难从内部打破它。所幸，封闭社会已经逐渐被开放社会，或现代社会所淘汰。那么，这种艰难的转型为什么必然会发生呢？这是由两种形态社会的本质差异决定的。

法国思想家贡斯当在《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中做了这样的区分：

在古代人那里，个人是公共事务中的主权者，却在所有私人关系中成为奴隶……在现代人这里，个人在其私人生活里是独立的，但即便在最自由的国家，他也仅仅是表面上的主权者。

剑桥大学教授麦克法兰在《现代世界的诞生》中指出，一个充分的现代社会“立足之本是个人，仅凭个人串联着互相分离的经济领域、社会领域、宗教领域、政治领域。每个个体都是社会的完整缩影，都有其天然的权利和责任。”

简单说，现代社会每个人都是人格平等，财产权神圣不可剥夺的个体，在此前提下，政治关系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授权和委托，经济关系是一种平等自愿基础上的契约关系，社会关系是一种基于不同身份认同的共同体。

因此，它能够消除恐惧，拓宽每个人的信息管道，真正保障所有人的自由，尤其是说“不”的消极自由。

有句话一度非常流行：“与黑暗和解吧，这样黑暗就不那么黑了”。但是，黑暗只能被光明驱散，与黑暗和解，不过是一厢情愿，结果只会被吞噬，成为黑暗的一部分。

同理，避免灾难再次发生，只能通过反思和自省，而不是对灾难视而不见，甚至握手言欢。20世纪思想家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的忠告，言犹在耳：

我们绝不能回到封闭社会的所谓纯朴和美丽中去，对于吃过知识之树的人来说，天堂已不复存在。如果我们走回头路，那么我们就必定回到野蛮中去。如果我们希望仍然成为人，那就只有一条路可走，这就是通向开放社会的道路。我们必须对未知、不确定和不保险的事情不断进行探索，使我们所能具有的理性，尽可能好地为安全和自由而筹划。

在通往开放社会的路上，波普尔强调“知识之树”的决定性作用。为此，我们策划了“开放社会四部曲”，精选了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以及文中引用、推荐的其他三部经典作品。您可点击下图或识别二维码，一键收藏好书，赞赏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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