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有过方方,所以再无方方
今天无意间在朋友圈看到一幅小截图,截图中说:“上海有那么多作家,竟然没有出一个方方,记录一下这个城市遭受的苦难。真是遗憾。”
看到“王局志安”这句话,我不禁莫名感到伤感。
2年前,因为作家方方的几十则日记,整个网络掀起了轩然大波,并因此诞生了一个至今广为使用的词“递刀子”。在我的记忆里,那是第一次将人与人之间观念的巨大分歧亮相到聚光灯前,给所有人看。
许多人第一次醒悟:人生,也许真的有比柴米油盐更重要的东西。
从那时开始,许多人开始用审视的眼光看自己的伴侣、家人、亲戚、朋友、同事、同学;许多人第一次发现,曾经熟悉的人原来竟是那么陌生;许多人也是第一次感觉到,联系人与人之间的纽带,原本的亲情或者友情,有一天也许终将被价值观所取代。
关于2年前的方方,我写过许多篇文章,有的直接被删,而有的,因为旧号被封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作为一名1989年入学的中文系学生,30年前,我曾对方方是如此地熟悉,30年后,我对她更添了无数的敬意。
1990年代初,我几乎每天晚上都坐在扬州师范学院图书馆的三楼阅览室里,如饥似渴地阅读以方方等人为代表的新写实主义小说。
她们笔下的小人物,虽然平庸,却让人深感亲切,那一地鸡毛的生活虽然琐碎无味,却也安稳平实。
只有深刻品味过那种生活,才真正懂得“活都不怕,还怕死么”这句话的勇敢与无奈。
所谓勇敢,就是在自命不凡的年纪,义无反顾地冲进平庸无味的生活之中。
那时的方方,当她写下《风景》的时候,恐怕怎么也不会想到,30年后的武汉,竟然连她笔下的平庸生活也会成为甜蜜的奢侈。
坦率地说,她那段时间的日记,记录时也许并没有太多的想法,她只是出于一个作家的本能,记录当下,记录那些真实发生的点点滴滴,与亲身感受、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痛。
她在写作时,并未雕琢文字,更没有出彩的谋篇布局,所以那些文字算不上精致的文学作品,甚至算不算文学作品都值得商榷。她写下的第一个字,都只是一个作家的良知和本能。
30年后,我们再回看当初那些新写实主义作家,如果没有对生活的尊重和对生命的疼惜,怎么可能写出那样的作品来!
良知,是每一个新写实主义作家的标配。
因为有良知的人,才会有痛感,才能够感受到他人的疼痛。
作家的使命是什么?就是写时代之痛。
十九世界西方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曾经涵养了中国整整两代人的心灵。从狄更斯到莫泊桑,从巴尔扎克到马克·吐温,从托尔斯泰到陀斯妥耶夫斯基,再到萨克雷和杰克·伦敦……
没有他们文字的涵养,就不会有中国1980年代的伤痕文学;没有伤痕文学呻吟式叙事,就不会有新写实主义的隐忍和顺从。
而没有良知,就没有这一切。
方方的日记——我知道——只是在这良知的引导之下,记录下的时代之痛。
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时代,都会有无数个痛点。
问题不是有没有痛点,有多少痛点,甚至也不是有什么痛点。真正的问题是,当痛点被血肉模糊地揭示在眼前时,如何对待它。
是温柔地看着这痛点,再轻轻地疗养这模糊的血肉;还是掩耳盗铃般地用一块肮脏的破布蒙住它,否认它的存在,再捂住惊呼这痛点者的嘴?甚而对他施以诋毁攻击?
我想,即便方方本人,也绝没有想到,因为展示了那血肉模糊的痛点,她竟然遭受到来自四面八方无数棍棒的袭击。
她没有退缩,她坚持住了。
所以,她成了英雄。
没有谁愿意做英雄,因为英雄的代价是凡人难以承受之重;一个健康的时代也不需要英雄,因为英雄的职责是与不健康搏斗。
但方方被逼成了英雄。我相信,如果她能够预知那些日记会带来无数的明枪暗箭,她一定不会写。或者写了,一定会锁在自己的抽屉里。
幸亏她没有预见力,于是我们又多了一个英雄。
如今,上海又大规模地上演着卡夫卡般的戏剧,无数人在挣扎哀号,希望再有一个方方出来为他们稍缓困境。
正如前文所说,方方的日记甚至算不上一部严格的文学作品,但凡经历过中考的人都能够轻松地写出来。
但是,没有人再愿意做方方。所有人都知道,尽管方方挺过来了,但她所经历的一切,大家宁可哀嚎也不愿意去经历。
读过《农夫与蛇》故事的人都知道,如果自己做了农夫,一定会被蛇咬;饥饿是暂时的,而被蛇的伤也许永远都康复不了。
读过《东郭先生与狼》故事的人都知道,如果自己做了东郭先生,就一定会被狼吃掉;饥饿总会结束,被狼吃了却无法起死回生。
这片土地上,极少有那么善良的农夫和东郭先生,却遍地都是蛇和狼。
因为有过方方,所以再无方方。没有方方的环境里,只会盛产这样的文人:他们要么热衷于策划喜庆的晚会,要么突发奇想地搞一个美食大赛。
他们的眼睛里,完全漠视痛点;他们的脑回路里,只有强烈的讨赏愿望。
在一个不知敬畏生命、不知尊重弱者、不知良知重于立场的环境里,上海纵然有再多的方方,写了再多的日记,那些文字也只会锁在抽屉里,或深藏于电脑硬盘之中。
如果上海真的能有许许多多的方方,那么,其实就已经不需要方方,因为每个人都是方方。
当有人开始反思自己,向方方道歉时,当那些曾经义无反顾地将立场置于良知之上的六六、郎咸平们,连向方方道一声歉的勇气都没有时,纵然有再多的哀嚎,上海也出不了方方。
当有一天,上海真的懂得:
最基本的伦理道德是敬畏生命,
最基本的价值选择是尊重弱者,
最不容含糊的立场是谴责杀戮,
他们就知道应该捍卫一道什么底线。
那时,他们就不再需要方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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