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这幅唐卡中，头戴黄色班智达帽，右手说法印，左手持法轮，肩上装饰宝剑和经书的形象，正是佛教中智慧的象征——文殊菩萨的化身。 这幅唐卡主人公的另一个身份让人吃惊。是的，他就是清高宗乾隆。 皇帝“监制”的唐卡和其他唐卡有何不同？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六世班禅从西藏出发，经历一年多的长途跋涉来到热河觐见，为乾隆皇帝祝贺七十岁寿诞。同年七月二十二日，六世班禅恭敬叩拜谨奏：“天神文殊菩萨大皇帝对小佛向来格外宠渥优施，对此日益深加之鸿恩，小佛永世难报。……有幸瞻觐天颜，正值无比欣悦之际，又赏赐闪烁神力光辉之珍贵缎子垫褥。”可见“文殊菩萨大皇帝”是藏传佛教高僧对乾隆皇帝的尊称。
▲六世班禅奏书，以满汉藏三种文字写成。图为汉文本 清宫旧藏。
▲六世班禅奏书，以满汉藏三种文字写成，其中藏文奏书以金、墨藏文草书体横写在藏纸上。图为书尾钤“敕封班禅额尔德尼之宝”朱文印 清宫旧藏。
实际上，在藏传佛教各派的认知中，乾隆皇帝并非首位文殊菩萨化身。早在元朝，就有忽必烈被称为“文殊菩萨”的说法。明朝嘉靖、崇祯皇帝在藏文史书中也被称为“文殊菩萨”。清朝顺治、康熙、雍正诸帝被藏传佛教高僧尊称为“曼殊师利皇帝”“曼殊师利大皇帝”“至上曼殊师利”“至上文殊皇帝”。 乾隆皇帝经章嘉胡图克图帝师灌顶，以藏传佛教文殊菩萨的身份面对宗教界的高僧大德，并把自己是文殊菩萨化身的身份绘制到唐卡中，这就是御容佛装像唐卡。
▲清人画普宁寺弘历佛装像轴，故宫博物院藏。
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唐卡《清人画普宁寺弘历佛装像轴》是一幅典型的御容佛装像。 画面中乾隆皇帝结跏趺坐于宝座中央，面部表情略带严肃，额头饱满，双目有神，鼻梁隆起，耳廓圆润，五官和胡须线条清晰立体，栩栩如生。头戴黄色班智达帽，身着格鲁派红色喇嘛僧衣，披橘红色袈裟，右手呈说法印，左手托法轮，左侧莲花托佛经，右侧莲花托宝剑，显然是文殊菩萨身份。画心四周镶白、红、绿、黄、石青五色片金牙子，“萬”“壽”四色龙纹灯笼锦边，外侧镶石青片金小边，佛帘与背衬为卷草莲纹黄绸。上装双竹片楣杆，钉鎏金挂环，系绦条，镶珊瑚和青金石宝石，下装圆木质卷杆，两端各配一个鎏金九股金刚杵轴头。 整幅唐卡从画心绘画到镶做裱工，都是清宫唐卡最高级别的配置，可见乾隆皇帝对御容佛装像的重视和喜爱。
▲清人画普宁寺弘历佛装像轴（局部，画心）。乾隆身着喇嘛服饰，左边为普贤菩萨，右为地藏菩萨，被绘成莲花围绕、众神簇拥的文殊菩萨的化身。清宫旧藏。
▲清人画普宁寺弘历佛装像轴（局部，上部中）。天空部分绘诸佛菩萨黄教祖师25位。清宫旧藏。
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乾隆三十三年正月金玉作）记载：“初六日太监王保柱来说，太监胡世杰传旨：着照御容挂轴上轴头、楣杆、绦繐一样成做一分，钦此。随画得嵌三色垫子、铃杵、轴头、绦繐、楣杆、纸样一张，并查得库贮银镀金碗子嵌青金、珊瑚、松石垫子五块交太监胡世杰呈奉。奉旨：俱照样做，钦此。于本月十八日催长四五德笔帖式富昵呀汉来说，太监胡世杰交五色片金五块、万寿灯笼锦一块。传旨：着镶御容挂轴边用其锦做大边，片金做牙子，钦此。” 档案所记载的镶边、牙子，以及镶嵌宝石类别与《清人画普宁寺弘历佛装像轴》基本对应。此外，清宫档案中出现多次镶做御容佛装像轴的记录，而且镶做材料和工艺类似，连装匣都是专门设计的专用用具。 现存七幅乾隆皇帝御容佛装像唐卡，其中三幅藏于故宫博物院，即《清人画普宁寺弘历佛装像轴》《清人画弘历普乐寺佛装像轴》和《清人画弘历扎什伦佛装像轴》，另有两幅藏于北京雍和宫，一幅藏于西藏布达拉宫，一幅藏于美国弗利尔博物馆。 这一幅幅御容像仿佛不同时期乾隆皇帝的证件照，面容或少年英俊或中年儒雅或老年成熟。
▲三幅乾隆皇帝御容佛装像唐卡局部细节对比，故宫博物院藏。（由上至下：清人画普宁寺弘历佛装像轴、清人画弘历普乐寺佛装像轴、清人画弘历扎什伦佛装像轴）乾隆皇帝为达到最大的治理效能，曾潜心修习藏传佛教密教。他在其《喇嘛说》论述：“夫定其事之是非者，必习其事，而又明其理，然后可。予若不习番经，不能为此言……”这是说皇帝如果想要定某事是非，必须成为行家，尤其是宗教领域，不成其为行家不能决断其事。乾隆皇帝正是在学习藏传佛教经典之后，以他对藏传佛教的理解来设计唐卡，甚至发展出一套唐卡制作标准和制作模式。 在清宫造办处活计档中，乾隆九年至六十年（1744至1795年）之间，皇帝亲自授意对挂佛像（清代对唐卡的称呼）进行镶做多达几百次。镶大边、牙子、帘子、楣杆、卷杆、绦子、结子、靶圈、垫子等都是唐卡镶做的标配，乾隆中晚期甚至出现了中国古代书画手卷中常用的包首。 乾隆时期唐卡的镶边和牙子主要选择片金、洋锦、妆缎等材料，片金是运用扁金线与彩色丝线织成的织金锦，常用的片金有红、黄、绿、白、月白、素色、大花、绿地金西番莲花、大红云龙片金等颜色。洋锦主要有红色、蓝色、黄色、杂色锦以及带有文字、花纹装饰的紫色万字锦、蓝地金花锦、万寿灯笼锦等。镶边的妆缎包括红色、石青色、绿色、金黄色等。佛帘包括红黄哈达帘、花哈达帘、三色绫帘、红月白绸、三色纺丝等种类。轴头材质也多种多样，紫檀木、铜镀金、铁錽（wàn）金、锡、银、漆、玉、银镀金敖其里轴头等都出现在档案中。镶边材质、牙子的数量和轴头材质可以反映挂像佛的等级，比如御容佛装像轴镶灯笼锦边和五色片金牙子、鎏金轴头，班禅画像镶大花片金边、玉轴头，罗汉像镶洋锦边、紫檀木轴头。
▲清人画弘历扎什伦佛装像轴（局部），边缘镶灯笼锦边和五色片金牙子。清宫旧藏。
▲清人画六世班禅罗桑贝丹益西画像轴（局部），镶大花片金边。清宫旧藏。
形制、尺寸、面料和颜色的选择与搭配随着乾隆帝的喜好、佛堂的环境、唐卡主尊的等级和内务府库存等情况调整。造办处成衣作、大器作、皮作、裁作、镀金作、裱作、绦儿作、皮裁作、灯裁皮作等机构参与其中，镶做流程逐渐固定，最终形成标准。 乾隆九年，绿片金大边、红黄片金小边、新帘子、白檀香楣杆是旧挂像的镶做标准；乾隆十一年（1746年），需镶红黄绿线、石青大边；乾隆十二年，用三蓝片金天地边、红黄绿牙子、铜镀金撒铃杵轴头，装缎边佛像均需换用铜镀金轴头，此时已形成装缎边的镶做标准模式。 四样字白绫签是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以后出现的，来自藏蒙地区高层进献的唐卡进宫镶做后，用汉、藏、满、蒙四种文字记录进献年份、进献人、大喇嘛认看等信息。如《清人十臂积光佛母》的白绫签中记录：“乾隆四十五年八月初七日，班禅额尔德尼进丹书克，供奉利益画像十臂积光佛母。番称卧斯哷占恰克珠嘛，清称专嘎郎阿乌尔登额额墨拂齐希，蒙古称阿哷班嘎哷图嘛哩资额科”。
▲《清人十臂积光佛母》白绫签，故宫博物院藏。
至今仍存世的乾隆时期清宫佛堂唐卡大多经过皇帝本人亲自设计镶裱，从唐卡镶做用料的选材、配色、剪裁无不展现出“乾隆意志”的“在场”。
清朝皇帝在紫禁城建有35处独立藏传佛教佛堂，另外还有10处附属佛堂。目前在一些古建筑中仍陈设着清代佛堂的木塔、造像、唐卡等。
▲雨花阁位于内廷外西路春华门内，是宫中数十座佛堂中最大的一处，系仿照西藏阿里古格的托林寺坛城殿，在原有明代建筑的基础上改建而成的一座藏传佛教的密宗佛堂。（图片来源：故宫博物院）
▲梵华楼位于宁寿宫区最北端，按照藏传佛教显宗、密宗四部供设佛像、唐卡、供器，体现出格鲁派显密双修的修持特色。（图片来源：故宫博物院）
故宫博物院收藏唐卡数量高达2000余件，大多是清朝绘制的作品。其中既有历代宗教领袖、王公大臣进献的礼物，清朝称其为“藩画”或“藏画”，也有清代紫禁城中正殿念经处画佛喇嘛、宫廷画师甚至江南织造能工巧匠织绣的作品。清朝宫廷唐卡不仅在皇家藏传佛教寺院和佛堂里供奉，也作为赏赐流传至西藏、蒙古等地区。 唐卡中乾隆皇帝化身文殊菩萨，在与西藏、蒙古的僧俗高层交往中扮演着重要的精神符号角色，既宣示了“政教二道”为皇权统摄，又达到了稳固人心、稳定边疆的效果。 故宫所藏唐卡是当时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产物，是中央与地方互动的历史见证，也是汉、藏、蒙、满等多民族文化交融的重要载体。2000多幅唐卡仅仅是清宫唐卡留存于世的一部分代表，从中可窥见清朝治理边疆的策略，建构唐卡等精神符号的过程。【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项目“故宫珍藏唐卡现状调研与保护对策研究”（批准号：23VJXG048）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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