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丽 | 国外学者关于生态危机根源及其消解途径的研究述评
天津师范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
［摘要］面对世界范围内生态危机的严峻形势，国外学者对生态危机进行了全面研究。其中对生态危机根源及其消解途径的研究由于直接回应消解生态问题的当务之急，因此尤为重要。对于生态危机的根源，国外学者主要从思想观念、现代性的基本假设和价值观、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使用、人口增长、资本主义制度等方面进行解析并进一步寻求生态危机的消解途径。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分析武器，生态危机最根本的根源还在于资本及其本性所主导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彻底变革则是消解生态危机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生态危机 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国外学者将影响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并支配人类对自然的行动的思想观念进行了探究，并将其作为问责的重要对象。这些思想观念包括现代性的核心价值和信念、人类的自然观以及逐利思想等。
部分国外学者从现代性探究生态危机根源，对构成西方文化的最基本的假设、信念和价值观提出批判，并认为其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加拿大圣托马斯大学社会学家约翰·科茨（John Coates）批评了现代性的价值观，如经济人、进步主义、工业主义、消费主义、理性主义等，揭示了现代性的剥削性和自我毁灭性趋势，并将现代性最基本的假设、信念和价值观作为生态危机的根源。关于消解途径，约翰·科茨提出要寻找促进生态可持续性和社会正义的替代性世界观。这种世界观要建立在新的基础假设（一是所有事物都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的，使用“共融”一词来捕捉万物的这种先天统一；二是一切事物都有内在价值）基础上，使人们认识到“只有在地球万物的福祉的背景下，才能以丰富的创造力实现每个人以及更广泛的人类的福祉”[1]。
还有一些学者从人类自然观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逐利观探究生态危机根源，将人类自然观作为生态危机的深层根源，集中体现在生态伦理学领域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争论。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然观随着人类从神学中的解放和自然科学的发展而逐步确立，并强烈影响了人们对自然的判断定位。例如默迪（W.H.Murder）指出：“所谓人类中心主义，就是要高度评价使我们成为人类的那些因素，保护并强化这些因素，抵制那些反人类的因素，它们威胁要削弱或毁掉前一种因素。”[2] 俄罗斯科学院学者维克多·达尼洛夫·达尼尔扬（Victor I.Danilov.Danil.yan）和德国自由记者伊戈尔·E.雷夫书（Igor E.Reyf）指出文艺复兴以来建立起来的一种冷眼看待自然的、征服者的世界观使自然首先在人的灵魂和思想中死去[3] 。对生态危机的反思将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然观送上了审判台。非人类中心主义认为正是这种“唯人类独尊”的观念导致了生态危机。例如澳大利亚著名哲学家理查德·罗特利（Richard Routley）和薇尔·普鲁姆德（Val Plumwood）指出，“由于人们更青睐人类沙文主义以及以人类沙文主义作为其意识形态基础的现代经济——工业体系，自然界正在迅速地被侵占”[4] 。
既然人类中心主义被认为是生态危机的根源，相应地，破除人类中心主义，树立非人类中心主义就成了消解生态危机的必然选择。如德国著名社会活动家阿尔贝特·施韦泽（Albert Schweitzer）提出要建立完整的生态伦理学，要“敬畏生命”[5]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生物伦理学教授、澳大利亚哲学家比特·辛格（Peter Singer）提出要将适用于人类的平等原则扩展到自然界其他物种身上[6] ；英国杨百翰大学进化生物学家史蒂文·佩克（Steven L.Peck）指出我们的生活依赖于生态系统服务，我们生命的延续需要其他动物或者植物的生命来支撑。因此，我们要重建现代社会与农业系统的联系，树立对生命的崇敬[7] 。挪威著名哲学家、深生态学创始人奈斯（Arne Naess）更是提出“自我实现”这一准则，将“自我”提升为“大写的自我”，提出“活着，让他者也活着”[8] 。荷兰瓦赫宁根大学教授文森特·布洛克（Vincent Blok）提出承受性本体论（The Affordance Ontology），将非二元论、非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人类存在”与非人类环境之间架起桥梁，以期实现作为资源的自然和作为这些资源的管理者的人之间的实际契合性，进而放弃以人类为中心的姿态，转而支持一种新兴的生态意识，即人类和非人类行为者在环境中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性，以此作为消解生态危机的途径[9] 。美国戈登学院生物学家理查德·赖特（Richard T Wright）提出要通过“生态学策略”，即以教育为媒介，借助大众传媒的力量，促使社会大众树立正确的生态观念，以此解决生态危机[10] 。美国绿党运动北卡罗来纳州分部的创立者丹尼尔·科尔曼（Daniel Kehlmann）提出“需要重新建构一套视野宽广、重视生命的社会价值观。只有在这样的价值观念之上，生态可持续的技术发展才会有坚实的支撑”[11] 。
不可否认，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观念的确助长了人类破坏自然的行径。但是，既然人类中心主义将人作为衡量价值的主体和中心，那么，人类中心主义为什么舍弃符合人类长远利益需要的表现形式，即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长远利益出发保护生态环境，而采取为了人类当前需要破坏生态环境作为自己的表现形式呢？决定这种取舍的动因是什么呢？另一方面，人类中心主义作为一种自然观，作为一种思想观念，从根本上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因此，其产生根源还要追溯到其对应的经济基础层面。在这一意义上，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尚不是生态危机的最终根源。
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逐利观视作生态危机根源方面，美国谢菲尔德大学谢菲尔德政治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马丁·克雷格（Martin P.A.Craig）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下增长逻辑主导的经济战略造成生态问题，解决途径在于走上后增长政治经济模式的道路 [12]。德国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研究专员亚历山大·佩雷斯·卡莫纳（A. Perez.Carmona）和英国兰卡斯特大学政治经济学家鲍勃·杰索普（Bob Jessop）均认为要解决生态问题，就要在经济增长思维和生态保护思维之间找到一种平衡，尤其是要放弃对经济增长的过度迷恋和追求[13]。巴西巴伊亚联邦大学应用生物学家路易斯·帕切科（Luis F. Pacheco）等学者指出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是生态危机的两大根源，如果不实现全球范围内的经济体系变革，就不可能实现可持续性发展[14]。生态马克思主义在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性进行批判的过程中，同样伴随着对资本主义无限追求价值增值的批判，如美国俄勒冈大学社会学教授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提出的“踏轮磨坊的生产方式”；法国生态学家安德烈·高兹（Andre Gorz）提出的资本主义最大限度追求利润的经济理性等。
针对资本主义无限追求经济增长，路易斯·帕切科等学者也认为要将保护环境而非经济增长作为发展动力，将保护作为发展的新范式[15]。2012年“里约+20”可持续发展大会将“绿色经济”作为一种克服多重危机的可取路径。“经济的绿化一般不会拖累增长，而是增长的新引擎。”[16] 绿色经济认为，技术变革和替代将能够使GDP增长与资源利用和碳排放脱钩，由此，持续的经济扩张将能够与地球的生态相容，进而为生态危机的消解提供路径。但是，这一解决对策是否抓住了问题的根本，是否能够消解生态危机，国外学者对此存在争论。美国洛杉矶国立大学社会科学和电影研究教授卡尔·博格斯（Carl Boggs）指出世界资本主义的“绿色化”有点像自由主义的幻想：环境的可持续性与没完没了的积累、增长和剥削在逻辑上是不相容的[17] 。伦敦大学学院人类学家杰森·希克尔（Jason Hickel）和西班牙巴塞罗那自治大学乔治·卡利斯（Giorgos Kallis）指出，虽然绿色增长已经成为应对气候变化和生态崩溃的主要政策，有关资源利用和碳排放的经验证据并不支持绿色增长理论。没有经验证据表明经济持续增长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资源使用的绝对脱钩；即使在绝对乐观的政策条件下，也不可能以足够快的速度实现与碳排放的绝对脱钩。因此，他们认为绿色增长可能是一个错误的目标[18] 。
将资本主义制度作为生态危机的根源这一观点主要来自西方学术界的左派学者，尤其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并在西方学术界引起较大反响。
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重点阐述了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危机的根源性原因。福斯特从资本增殖的无限与自然界的有限之间的矛盾说明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性。福斯特用“踏轮磨坊的生产方式”形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这种无限增殖，用“新陈代谢断裂”形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生态系统造成的破坏。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制度，“就生态的可持续性而言，资本主义是一个失败的体制”[19]。从长远来看，“生态危机的愈发严重加之经济危机，将会在全球范围内引发更大范围的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趋势，这也充分表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可持续性”[20]。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引入“生产条件”这一概念，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必然会破坏其生产条件，产生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形成生态危机；法国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安德烈·高兹指出，资本主义最大限度追求利润的经济理性与生态系统之间的矛盾使生态危机的出现难以避免；加拿大生态马克思主义代表学者本·阿格尔（Ben Agger）指出，资本主义制度维持其合法性的途径就是向大众许诺提供越来越多的商品与财富，这不仅导致了资本主义的“异化消费”，更与有限生态系统相矛盾而引发生态危机[21]。以生态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研究为基础，马丁·克雷格在其专著中沿用福斯特的“新陈代谢断裂”概念，并进一步提出“社会生态关系枯竭”这一概念来说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被资本积累的要求支配，会使维持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生态关系枯竭，进而引发生态危机[22]。
除上述在一般层面论述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性之外，国外学者还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角度对资本主义中心国家对外围国家造成的生态困境进行了研究。福斯特和美国犹他大学社会学和可持续性研究教授布雷特·克拉克（Brett Clark）提出“生态帝国主义”（Ecological Imperialism）概念，指出资本主义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生态帝国主义政策造成了中心和外围国家对自然资源的不对称开发、不平等交换。这就允许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自然的过度透支，当然这种过度透支是建立在对发展中国家资源的帝国主义式的利用基础上的。最终，全球范围内的自然的新陈代谢断裂形成[23]。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乌尔里希·布兰德（Ulrich Brand）和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政治系助教乌尔库斯·威森（Markus Wissen）提出“帝国式生活方式（Imperial Mode of Living）”这一概念，指出资本主义中心地区的生产和生活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个有利于北方国家的世界资源系统和国际劳动分工，从而能够无限制地占用北方国家和南方国家的资源和劳动力及其对全球“污水池”的不成比例的需求。在此基础上，乌尔里希·布兰德和乌尔库斯·威森将“帝国式生活方式”作为霸权主义理论语境下加以理解的解构性概念，进一步分析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和布雷特·克拉克提出的“生态帝国主义”何以能够扎根于日常实践并在国家制度的支持下得以隐藏其帝国性质而实现常态化[24]。他们认为帝国式生活方式已经实现了权威主义稳定化，在此基础上的绿色经济、绿色资本主义等由于依赖一个社会生态成本转移的外部领域而具有排斥性特征，这就决定了绿色资本主义并非解决第三世界国家生态问题的良策，甚至可能反向加剧其生态问题[25]。
美国东北大学社会学教授丹尼尔·法伯（Daniel Faber）以中美洲的环境破坏为例，着重分析了落后国家和地区的生态问题与资本主义体系不平等的全球扩展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丹尼尔·法伯以中美洲肉牛的大规模养殖为例，指出“在20世纪80年代，作为世界上最丰富的生物物种和基因保存基地之一，中美洲的热带雨林以每年3500到4000平方公里的速度消失”。为了最大限度节省成本，发达资本主义支持下的中美洲企业无视保护生态和民众健康与安全的需要，使人口贫困化、无产阶级化趋势以及生态破坏日益严重[26]。
国外学者在从资本主义制度解析生态危机根源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并且这一观点也在理论界和现实实践中引起强烈共鸣。从资本主义制度这个根源出发，学者们纷纷从社会制度的变更调整中探寻生态危机解决的途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这一观点的代表学派。总体来说，生态马克思主义将实现社会变革，最终建立生态社会主义作为解决生态危机的最终途径。奥康纳提出要将社会主义和生态主义相结合，为生态社会主义的实现共同努力；福斯特提出要将生态主义与阶级运动结合，将现存社会力量凝聚起来，追求环境正义；本·阿格尔提出“分散化”和“非官僚化”两个方向，以打破资本主义高度集中的生产管理体制，激发劳动者积极性，扭转“异化消费”，同时发展小规模生产和中间技术，实现技术的生态化；安德烈·高兹提出必须建立遵循生态理性而非经济理性的生态社会主义才能解决生态危机[27]。马丁·克雷格提出对社会生态危机的决定性反应需要向后增长的政治经济模式过渡，对当代资本积累战略进行更根本的转变，使绿色社会力量成为霸权，推行绿色产业战略。通过绿色反霸权项目结束东道国社会对资本积累区不对称的共同依赖，将社会供给与该地区脱钩，从而使社会能够围绕生态原则的优先次序进行重组，即使这些原则与资本积累的要求相矛盾[28]。
以上两部分是国外学者关于生态危机根源的观点中较为主流的观点。此外，科学技术和人口增长也是国外学者探究生态危机根源时找到的原因。
（一）将生态危机归因于科学技术的发展
美国华盛顿大学细胞生物学家巴里·康芒纳（Barry Commoner）是这一观点最具代表性的学者之一。他在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取得经济发展的主要途径进行研究后得出结论：“根据对比表的比率测定，在美国，人口增长是战后环境冲突增长的12%到20%，同时，技术增长是环境冲突增长的40%到85%。”[30] 因此，生态危机的最主要原因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生产技术上空前的变革。由于忽略了生态系统的整体性，技术革新在成功实现其革新的经济目标的同时，造成了生态系统的紊乱。用康芒纳的话说，“新技术是一个经济上的胜利——但它也是一个生态学上的失败”[31]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环境历史和哲学教授卡洛琳·麦茜特（Carolyn Merchant）表示科技革命是生态危机产生的原因，并回应了其他学者对这一观点的挑战：“虽然弗兰西斯·培根没有使用例如‘折磨自然’这样的措辞，但是他的‘控制自然’的思想旨趣却使其追随者顺理成章地将其思想理解为对自然的蹂躏折磨。”[32] 瑞士海洋学家和工程师雅克·皮卡德（Jacques Piccard）说：“我们现在所‘津津乐道’的技术，除了广泛地造成自杀性的污染外就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了。它是一种灾难……技术在慢慢地毁灭人类。人类在慢慢地吞噬自然，自然选择已经成为过去，最后留下的只有技术。”[33] 美国加州大学物理学家和深层生态学家弗·卡普拉（Fritjof Capra）在《转折点》一书中写道：“空气、饮水和食物的污染仅是人类的科技作用于自然环境的一些明显和直接的反映，那些不太明显但却可能是更为危险的作用至今仍未被人们所充分认识，然而，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就是，科学技术严重打乱了，甚至可以说正在毁灭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体系。”[34]
将科学技术作为生态危机根源的学者，相应地从技术方面寻找突破口。如康芒纳指出生态问题的根本解决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对生产技术进行遵循生态原则的重新设计，即重建全国乃至全球生产系统，“根据最终的产品的有效使用价值来控制生产，而不是根据生产过程中所添加的价值，即不是根据生产率来控制生产”[35]，最终形成一个面向社会，而不是面向私人的经济体制。并且，康芒纳非常重视国际范围内的技术合作，提出生态危机的解决能且只能在全球范围内才能实现。
毫无疑问，科学技术的进步极大增强了人类对自然的影响和破坏能力，使生态危机加速恶化。但是从根本上讲，科学技术是一个中性范畴，科学技术终究属于人类为了实现其目的而采用的工具。并且，不同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会有不同的发展需求，进而会鼓励、支持并大力发展部分技术，而对某些技术则不会给予过多重视。即便是特定技术也会因为需求和目的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利用方式，进而呈现出不同的生态后果。显然，问题的症结并不在于科学技术本身，而在于决定如何发展和利用科学技术的人类的发展需求和目的。因此，决定人类需求和目的的机制显然是更深一层的根源。
（二）将生态危机归因于人口增长
这一观点最有代表性的学者和著作莫过于英国人口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马尔萨斯（Thomas R.Malthus）和他的《人口原理》。马尔萨斯的基本观点是“人口的增殖力无限大于土地为人类生产生活资料的能力。人口若不受到抑制，便会以几何比率增加，而生活资料却仅仅以算数比例增加”[36]。资本主义出现的生态问题和相对过剩人口并存的现象更“证实”了马尔萨斯的理论，从而使其理论盛极一时。美国斯坦福大学生物学家保罗·埃里希（Paul Ehrlich）也指出：“一系列的生态恶化的根源很容易被找到，那就是：人太多了。”[37] 意大利工业家、罗马俱乐部总裁佩切伊（A.Peccei）将人口爆炸作为导致人类衰退的十大因素之首。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人类生态学家加勒特·哈丁（Garrett Hardin）指出：“无限制的生育将会给所有的人带来灾难。”[38] 2020年1月11日，英国生物学家、人类学家珍妮·古道尔（Jane Goodall）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指出人口增长是生态问题的原因，如果人口数量回到500年前的水平，大多数环境问题就不会存在了[39] 。
将生态危机根源归结为人口增长或者人口过剩，这是被马克思直接批判过的观点。针对当时资产阶级学者将包括生态问题在内的诸多社会问题都归因于人口过多，马克思指出：“资本积累的这些绝对运动反映为可供剥削的劳动力数量的相对运动。”[40] 具体来说，“资本主义积累不断地并且同它的能力和规模成比例地生产出相对的，即超过资本增殖的平均需要的，因而是过剩的或追加的工人人口。”[41] 显然，人口过剩也是一个由社会尤其是由社会生产方式造成的问题，其本身不能算作根源。当前，部分国外学者也对这一观点表达了反对意见。英国诺丁汉特伦特大学政治生态学家希瑟·阿尔贝罗（Heather Alberro）指出，实际上全球人口并未如马尔萨斯所言呈现指数级增长，全球人口增长正在放缓，预计到2100年将稳定在110亿左右。并且将人口增长视为生态困境的原因反而遮蔽了造成生态问题的真正原因，如现代资本主义所产生的浪费和不平等及其对无休止的增长和利润积累的关注[42] 。英国伦敦大学地球系统科学教授马克·马斯林（Mark Maslin）认为，将人口问题视为生态问题的根源，简单地假设地球上每个人对全球生态问题的贡献是平等的。但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人口大规模增长的主要原因是人口转变（demographic transition）。当前人口增长主要发生在贫困国家和地区，但是对气候变化“贡献”最大的是发达国家。迄今为止，排放到大气中的碳有1/3来自美国，另外1/3来自欧盟。非洲只贡献了3％。因此，世界人口的一小部分造成了气候危机[43]。显然，在可持续经济的支持下实现稳定的人口规模是减轻地球负担的重要举措，但人口增长并非是造成全球生态问题的根源。
现代性及其价值观、人类自然观、资本主义逐利观、资本主义制度、科学技术、人口增长……这些不同的观点和思路能够为当代生态危机的应对提供重要的智慧和启迪。但是，当我们要将目标定位于探究生态危机的根源时，我们就需要将目前的这些观点结论进行更进一步的推敲，直至抓住问题的根本。
思想观念是以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等为基础的主观反映。不论是人类自然观还是资本主义逐利观，其具体内容和呈现形式都避不开其所建立其上的社会关系。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核心体现，其发展水平的高低代表的是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大小。而科学技术的发展方向和具体用途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定的社会生产目的。人口规模的扩大固然增大了人类生产和生活对生态系统的负担，但是从当前国际格局，尤其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格局来看，单纯将人口规模视为生态问题的根源还是明显不足。
作者：张丽，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讲师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1期
推荐阅读：近期文章精选
佟德志、贺国元 | 民主的自治价值及其边界——达尔对民主价值的拓展及其局限
责编 | 苏蕾权
初审 | 李悦祎 李欣璐
二审 | 陈志超 张玉帅
终审 | 宋林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