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洪华 | 关于中美战略竞争时代的若干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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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师范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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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门洪华，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院长，中国战略研究院院长，同济特聘教授。

摘要：对中国而言,冷战结束以来处理中美关系的核心议题是如何避免被美国锁定为战略对手,实现中美关系稳定发展,为中国崛起提供关键性外部条件。特朗普上台执政和中美贸易战标志着中美战略竞争时代的开始,中国的核心目标转为避免中美关系滑向全面对抗和新冷战。当前,拜登政府在全面调整美国内外政策,致力于重塑美国领导地位、重回多边主义传统、重拾意识形态路线,保持强硬、回归理性、实现奥巴马与特朗普对华政策的创新组合是其对华战略取向。拜登上台为中美关系走向协调稳定发展提供了机遇。中国应做好自己的事情,确保持续崛起,推动与世界关系的良性互动,为应对中美战略竞争提供坚实的国家基础;秉持底线思维,积极应对"脱钩"风险,实施"挂钩"战略;积极寻机推动中美合作的展开,通过双边合作与多边合作重塑相互认知,加深相互理解,促进相互信任;推动构建以稳健应对中美战略博弈为焦点的国际统一战线。 

关键词：中美关系；战略竞争；百年变局；中国外交；战略研究

锁定并聚焦于一个势均力敌的对手(peer competitor)展开战略布局，是美国护持霸权的惯性，将二战之后的苏联和当前的中国先后作为对手均为美国的主动选择。1991年苏联解体以来，美国一直在观察、思考中国的战略走向并做出主动应对，特朗普上台之后锁定中国为势均力敌的对手，开启中美战略竞争时代。

中美战略竞争时代的到来，是主客观条件变化使然。中美关系已不可能回到过去，新上任的拜登政府表明了坚持对华强硬的立场，其战略走向可能是奥巴马与特朗普对华政策的创新组合。当前，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美关系正处在十字路口，两国依旧在相互观望，新的战略共识亟待塑造。有鉴于时代变迁和中国特色，中美关系不同于当年的苏美争霸关系。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是一个变革的世界，是一个新机遇新挑战层出不穷的世界，是一个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深度调整的世界，是一个国际力量对比深刻变化并朝着有利于和平与发展方向变化的世界。”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协调员”库特·坎贝尔认为：“美中关系完全不同于美苏之间的黑白分明，而是一种染上了多重色彩的多元架构，因此以冷战的框架来思考美中关系是一种尤为糟糕的视角。”在世界处于大变动之际，中美关系必然存在可塑性，拜登上台也被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视为“一个将中美关系引向更安全水域的机会”。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撰文呼吁中美建立可控的战略竞争关系(managed strategic competition),设立防止灾难发生的“护栏”,避免战争。

有鉴于此，本文聚焦中美战略竞争时代展开分析，探究中美战略竞争时代如何到来及其基本特征、拜登政府可能的战略走向以及中国应如何积极应对。

一、 中美战略竞争时代的来临

国际关系史就是一部国家竞争史。大国是国际关系的主角，大国关系是决定国际结构、左右国际进程、促进思想创新的主要力量。大国竞争贯穿世界历史进程，是推动世界历史进程的核心动力。战略竞争是大国竞争的高级表现形式，竞争大国围绕不相容、独特性的目标进行竞争，其竞争是实力之争、模式之争、文化之争和地位之争的结合，竞争带来的影响超出双边范围，对地区乃至全球格局和走向产生重大影响。大国竞争的形态随着时代变迁而有所演变。迈克尔·马扎尔(Michael J.Mazarr)指出，17世纪至20世纪初，大国竞争导致动荡的世界格局和激变的秩序架构，各国偶尔就调节行为规范达成临时协议，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国际秩序机制非常薄弱，军事因素起着决定性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全球化改变了大国竞争的周期性格局，对包括超级大国在内的所有行为者施加了新的限制。当前，大国竞争以更全面、更激烈的形式卷土重来，宣告回归。但正如哈尔·布兰兹(Hal Brands)指出的，“大国竞争肯定会导致更加危险和无序的国际环境，但不一定会导致既有国际体系瓦解”。哈维尔·索拉纳(Javier Solana)认为，与以往大国竞争不同的是，竞争各国利益相互交织，彻底击败竞争对手不再是终极目标，国际社会可以利用多边主义来调和竞争烈度。

自立国以来，美国就在大国竞争中扮演着重要角色，1898年美西战争以来更是在大国竞争中发挥着核心作用。从美西战争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积累了丰富的大国竞争和大国对抗经验。二战之后，美国开始登上世界权力的巅峰，成为大国战略竞争的主角，在继承既有的霸权战略、制衡战略的同时，逐步形成了联合地区二等强国对付一等强国、找寻势均力敌的对手等新的战略导向，并在与苏联的争霸中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美国一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并不仅仅聚焦最核心的竞争对手，而是以霸权护持为核心目标应对各方竞争，曾先后把苏联、日本和欧盟锁定为主要竞争对手，并聚焦于苏联及其主要继承者俄罗斯进行战略布局。1991年苏联解体之前，美国最大的经济竞争对手是日本，因此20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与日本的经济竞争也颇为激烈，直至1993年双方发表《关于日美新经济伙伴关系框架的共同声明》,美国迫使日本几乎接受了其提出的所有要求。冷战以东欧剧变、德国统一、苏联解体而告终，美国随即寻找新的势均力敌的对手，一开始就把中国作为主要候选者，并以带头制裁中国的方式终结了两国共同对苏的“准同盟关系”,导致中美战略关系遭受严重冲击。尽管老布什总统提出“超越遏制战略”和建立世界新秩序的主张，试图将对华制裁限定在军事和社会交流范围内，但美国国会坚持全面对华制裁，使得中美矛盾冲突遍及经贸、人权、台湾、西藏和地区安全事务等诸多领域，并以1995年李登辉访美为中美危机的顶点。此际，中国是否成为美国锁定的战略对手，成为世界的核心关注，也成为中国竭力避免的前景。1992年初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成为中美关系破局的关键。自此，中国对外开放全面加速推进，随即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战略部署，中国发展潜力进一步展现。这一改革新思维被美国解读为契合其“和平演变”中国的预期。1993年上台的克林顿政府提出“参与与扩展”战略，致力于通过“接触战略”将中国拉进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使中国成为体系内的支持性力量，以经济市场化带动政治多元化，最终以西方民主和人权标准“演变”和“改造”中国。当然，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美国始终以俄罗斯和中国为主要防范对象，尽管在海湾战争、朝核问题上有求于中国，但在贸易最惠国待遇、“复关”等一系列经济问题上不断为难中国。以1996年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地位为标志，美国对华经济接触政策正式确定下来，并以1999年双方达成中国入世协议而定型，中美经贸关系的“压舱石”作用得以全面体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美国主要把俄罗斯和欧盟视为竞争对手，中美一度确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框架，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做出不支持“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主张，并做出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的表态。此时的美国可谓自信心满满，无意把中国界定为“挑战者”。进入21世纪，中美关系演变为崛起大国与守成霸权的关系，两国关系的竞争性开始显现。小布什上台伊始，就把中国界定为“可与美国匹敌的战略竞争者”,为中美战略竞争拉响了引线。但随后“9·11事件”带来的反恐合作与经贸合作并行，促使双方克服了“炸馆”“撞机”事件的冲击，沿着建设性关系的轨道继续前行。美国锁定恐怖主义作为主要敌人达十年之久，无形中为中国迎来重要战略机遇期提供了国际条件。从2001年的“反恐盟友”到2005年的“利益攸关方”(stakeholder),美国的对华定位有了新突破，美国学术界甚至出现了“两国集团”(G2)的呼声。与此同时，美国战略界对中国崛起的提防日重，“两面下注”逐步成为美国政府对华战略的方向。2006年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宣称美国“寻求鼓励中国做出正确的战略选择，同时也为其他可能性而两面下注”,这代表着“接触+防范”战略在美国对华政策中逐步占据上风。2008年欧美债务危机引发的全球治理危机及其应对，凸显了中国在全球事务中的建设性作用，也引发了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疑虑。自此，中美关系进入新的转型时期。面对中国的经济强势和“海洋强国”等新战略的部署，美国对华战略基础开始动摇。尽管出现了“战略再保证”“共同演进论”“中美第四个公报”等新的协调构想，但中国崛起已经引起了美国的强烈不安，尤其是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位，“修昔底德陷阱”的说法开始不胫而走。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实力增长突飞猛进，新的战略构想迭出，复兴了国家理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世界理想(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制造2025”、亚投行、“一带一路”等倡议付诸实践，中国走向奋发有为的新时代，美国感受到了巨大的竞争压力和潜在威胁。以2010年对中国实行“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assertive policy)的谴责为开端，美国对华战略判断出现了重大变化，随后美国正式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中美竞斗急剧发酵。中美关系急转直下，中国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框架始终无法得到奥巴马政府的全面回应。与此同时，美国国内进行了持续的对华政策辩论，这场辩论在2015年达到高潮，并一直延续到2017年底《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出台。在辩论过程中，美国国内越来越明显的共识是，中国崛起给美国国家利益带来了史无前例的巨大压力和挑战，中共十九大报告是中共未来“全球霸权统治”的计划，中国谋求用自己的“新时代”取代美国的“旧时代”。以此误判和歪曲为基准，美国对华战略出现严重倒退，为其推动对华战略竞争提供了舆论条件。奥巴马在第二任期内将中国和俄罗斯均视为可能的竞争对手，与中、俄的关系先后走向紧张。特朗普上台执政之际，对华强硬正在成为美国新的战略共识，中美关系开始被视为世界上最具挑战性的双边关系。特朗普对美国大战略进行了天翻地覆的调整，提出“使美国再次伟大”的战略目标，遵从“美国优先”原则，推卸国际责任，推行平等贸易，调整地区战略优先顺序，聚焦中国与亚太，明确把中国视为其首要的、全面的、全球性的战略竞争者。2017年末2018年初，特朗普政府先后发布《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防战略报告》和《核态势评估报告》三份安全文件，强调大国竞争时代的回归，锁定中国为“修正主义大国”、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挑战和“战略竞争对手”。222018年3月开始的中美贸易战标志着美国对华经济接触战略的终结，构成中美关系转折的重要分水岭。以此为标志，中美战略竞争时代的大幕被猛力拉开，美国从政治、经济、技术、军事、人文交流等几乎所有维度对中国进行围堵和全面打压。美国咄咄逼人，中国不甘示弱，中美关系进入激烈博弈期，并呈现全面博弈的态势。

二、 中美战略竞争时代的特征

冷战结束后，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转型与中国崛起相互促进、相互影响，推动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百年变局最根本的动力是科技产业革命与大国兴衰的加速，最深刻的体现是世界充满不确定性，最能动的因素是思想观念激烈变革，最耀眼的表现莫过于中国从过去在世界舞台的边缘走进世界舞台中心，成为最具影响的因素之一。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美国相对衰落成为美国乃至世界的忧虑。

百年变局的突出表现是，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加速变革，多极化加速演变，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西方国家主导国际事务的局面正在发生根本性改变，未来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增量部分主要来自发展中国家群体，这是世界发展史上的重大转变。有鉴于此，单一国家独霸世界、强权政治主宰世界、集团势力割裂世界、多数国家被排除在外的历史远去，这必然导致国际形势加速深刻演变，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凸显。杨洁篪就此指出，“当前，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上升，国际多边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遭到挑战。世界面临单边与多边、对抗与对话、封闭与开放的重大选择，处于何去何从的关键十字路口”。在这一过程中，既有的欧美大国出现严重的逆全球化思潮，新冠肺炎疫情使得世界多边体系更趋碎片化，英国脱欧、欧洲民粹主义、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彰显，大国战略竞争加剧，各种争端与摩擦此起彼伏、相互交织，并推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展开深度博弈。

在百年变局的背景之下，美国的相对衰落与中国的强势崛起形成鲜明对照，大国力量对比进入质变期。中国国家实力加速追赶美国，工农业产值超过美国并位居世界首位，在新冠疫情冲击的背景之下，中国GDP在2020年超过美国的70%。在国际体系变革面临关键时刻、世界经济前行站在十字路口之际，面对各国出现的分歧、迷茫和忧虑，中国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成为世界乱象中的中流砥柱。新一轮技术革命给中国赶超带来重大机遇，世界多极化发展和经济治理架构改革拓展了中国的发展空间，有利于其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中国正在崛起成为未来可能挑战美国全球霸权的唯一国家。国际关系演变处在“去美国霸权中心”的进程之中，纵然美国依旧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没有其他国家的帮助也无法实现它想要的结局，在处理任何一个全球性问题上都无法只凭自身力量，而且美国地区独霸的时代正在接近尾声，其不再有能力单方面为地区做出安排。由于内在的焦虑或缺乏自信，美国对中国的一系列政策和倡议产生误解误判，想当然地认为中国的战略另有图谋，甚至认为中国要取代其全球领导地位。可以说，中国迅速崛起，美国相对衰落，是推动美国发起对华战略竞争的深层次结构性因素。

当前，战略竞争已成为中美关系的突出特征。从横向上看，这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大国博弈的重要体现；从纵向上看，这是中美关系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在纵横交错的时空背景下，美国大选等周期性因素与新冠疫情等突发性因素叠加影响，使中美战略竞争更加凸显。在特朗普执政时期，中美战略竞争呈现全面性、全局性特征。其中，政治和外交是中美战略竞争最为短兵相接的领域，美国祭起意识形态大旗，对中国政治制度和中国共产党直接开炮，时任国务卿蓬佩奥公然宣布“接触中国政策”失败，引发外交领域口水战不断；经贸和科技是中美战略竞争最激烈的领域，以贸易战为开端的中美冲突迅速延伸到科技领域，“脱钩中国论”不胫而走，美国在经济上对中国全面打压，在贸易领域更是极限施压，在科技领域的对华打击堪称不遗余力；安全是中美战略竞争最危险的领域，美国提出并实施“印太战略”,组织美日印澳四国同盟，着力打造将中国孤立在外的海洋秩序，聚焦台海、东海以及中国周边的几个安全“火药桶”,给中国制造麻烦，尤其在事关中国国家统一和主权的台湾、香港、新疆、西藏问题上挑战中国的底线；国际制度是中美战略竞争最敏感的领域，在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不断“退群”,迫使WTO争端解决机制停摆，又在各主要国际组织不停责难中国；中美战略竞争甚至延伸到人文教育领域，美国在人文交流上给中国多方设防，使得“中美脱钩”有走向全面之虞。中美战略竞争不仅体现在两国之间，更体现在地区竞争的加剧上，不仅在东亚、亚太地区有深刻的表现，甚至还延伸到欧洲和非洲。尤其是，欧洲已经成为中美战略竞争的重要舞台，特朗普试图利用疫情挑动欧洲对中国的不满，推进美欧协同制华，新上台的拜登则寄希望于与欧洲大国组建民主联盟，共同对付中国。欧洲则对中美均有顾虑，不希望在中美之间选边站，更希望推进战略竞合。综上所述，当前的中美战略竞争体现出全面性的特征，并将对国际格局演变和世界秩序塑造产生巨大的影响。

另一方面，中美战略竞争并未彻底改变竞争与合作并存的态势，中国也保持了必要的战略审慎。正如基辛格指出的：“美国和中国之所以认为彼此需要，是因为两国都太大，不可能被别人主导；太特殊，不可能被转化；太相互依赖，承受不起彼此孤立。”有美国学者认为，中美关系的复杂性体现为：“美国在某些问题上需要与中国紧密合作，但同时又需要在其他领域与中国相抗衡。所以，对于美国而言，中国同时是合作伙伴、竞争对手和挑战者。”有中国学者指出：“中美在双边和多边层面的共同利益并未消失，为维护和促进这些共同利益而开展合作的必要性依然存在。”尽管中美战略竞争的形势严峻，但百年变局和新冠疫情使得中美合作的机会有所增加。与此同时，尽管来自美国的战略压力不断上升，中国深知制衡不是可行的战略选择，更未考虑通过与东亚自助国家结盟甚至是提供安全保护的方式化解压力，即使自2018 年以来美国的对华政策对抗性逐步增强，中国仍然反复强调要理性应对，不随之起舞，尽力避免中美战略对抗。

中美战略竞争所涉主题重大、目标宏远，对世界影响巨大。当前，面对国际变局，世界各国普遍遭遇困顿与迷茫，发展道路与发展模式的改革与创新已经成为国际竞争的核心。谁能在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上取得突破和领先，谁就能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占据主动地位。有鉴于此，中美战略竞争必然是长期的。与此同时，迈入21世纪第三个十年，三个“百年”深刻交集，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前所未有，同时中国面临的挑战与风险也前所未有，中国发展需要前瞻谋划、冷静思考、长远布局。在第一个“百年”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之际，如何积极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积极塑造战略机遇期，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打下坚实的基础，是中国必须深入思考的重大战略议题。不容否认的是，中美战略竞争是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必须迈过的难坎，需要我们慎重对待。

三、美国对华竞争战略的取向

冷战结束以来，“接触”被视为美国对华政策的核心。就接触政策的内在逻辑而言，接触的同时也进行制衡与防范。小布什政府加大了对华防范的力度，推行“接触+遏制”政策。告别接触政策、探索新的对华战略框架则始自奥巴马执政时期。基于对国际形势变迁和美国国家利益的判断，持续进行地缘战略再平衡是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战略调整的主线，而调整最巨者莫过于奥巴马政府积极推行的从欧洲到亚太的战略转移。中美关系下行始于2009年底，在中美关系的合作面大幅扩展的同时，奥巴马政府对华战略中的消极面也明显增大。2009年11月，奥巴马在日本东京发表演讲时称自己是“首位太平洋总统”,表示美国将增强并持续保持在这一世界上极其重要的地区的主导地位。2010年，美国开始落实亚太再平衡战略，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宣布，“未来十年美国最重要的任务是加大在亚太地区的外交、经济和战略投入”。在奥巴马第一任期内，希拉里将“加强双边安全同盟”置于推行美国亚太战略的六条行动路线之首，推行军事领域“再平衡”的色彩颇为浓厚。在奥巴马第二任期，由于国务卿希拉里、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等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主要支持者去职，其战略侧重点从军事领域转向经济领域，标志就是TPP的谈判和签署。在特朗普上台之前，美国对华竞争并未体现出全面性。特朗普以极端和激进的方式开启了中美战略竞争时代。特朗普以“使美国再次伟大”为施政目标，在对外政策上主张“美国优先”,开启国际制度“退群”模式，推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从聚焦反恐转向大国竞争，以此为基础推动对华竞争全方位展开。特朗普谋求在高新技术和国防产业链上与中国脱钩，对中国机构和个人在美国的活动施加越来越严格的限制，在经济、安全、外交等领域对华施压，使得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进程性冲突和观念性对立全面突出。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在中国周边频频出手，力图组建施压中国、孤立中国的“包围圈”,毒化中国周边环境。特朗普政府宣布亚太再平衡战略正式结束，出台印太战略，组建美日印澳四国联盟，提升台湾地区在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多次派遣航母编队进入中国南海岛礁区域宣示航行自由权，肆意挑拨中国与周边邻国的关系，充分展现了衰落强权霸权国家的焦虑、危险与难掩的窘境。在此背景下上台的拜登政府面临着全面调整的战略难题。2020年，拜登在《外交事务》杂志撰文强调回归以规则和制度为基础的国际秩序，重返《巴黎气候协定》和世界卫生组织，修补联盟体系，体现了其主要的政策倾向。在对华关系上，拜登在维持既有强硬立场的同时，必然会回归理性，为中美关系稳定和一定条件下合作的开展提供窗口。拜登面临的主要难题还是在美国国内，应对新冠疫情、重振美国经济、克服政治割据、弥合社会分裂等都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国际上特朗普横行霸道导致的盟国关系紧张、气候变化问题都让拜登头疼不已。美国国内近期民调显示，民主党认为对美国国家利益存在威胁的前五位因素分别为新冠病毒流行、气候变化、国内种族不平等、外国干预选举以及国内经济失衡。拜登对美国面临的危机有着清醒的认识，其对外政策的重点体现在：第一，以“让美国重新领导世界”为目标，以恢复与盟国关系为抓手，重塑美国领导地位；第二，重回多边主义路线，努力恢复美国在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机构的领导地位；第三，重拾意识形态路线，把价值观置于美国外交的中心，延续重视民主、人权等问题的民主党传统，致力于建立更加紧密的所谓“民主国家联合体”,通过举办民主峰会等形式积极应对全球范围内出现的“民主衰退”,维系全球秩序和美国的主导地位；第四，继续视中国为竞争对手，同时在气候变化、新能源等领域与中国进行有条件的协调合作，组建对华遏制的国际统一战线应为拜登政府第一年的对华政策核心目标。拜登对华政策的战略考虑是，继续进行战略竞争，更加注重中美竞争的长期性、战略性和手段的多元性，致力于避免与中国的短兵相接，更加强调以组建民主国家同盟的方式形成一致的对华政策。2021年2月4日，拜登在美国国务院发表了就任以来的首次外交政策演讲，将中国定义为“美国最严峻的竞争对手”(the most serious competitor),声言将直面经济、人权和知识产权等领域的“中国挑战”,同时提出在符合美国利益的情况下与中国开展合作。2月10日，拜登在美国国防部宣布组建中国问题特别工作组，在4个月时间内就美国对华军事战略、技术、军力结构和军力态势、与北京的联盟和双边防务关系进行评估。2月11日中国农历除夕上午，中美两国元首通过电话就双边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2月19日，拜登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发表讲话，宣称“美国回来了”,呼吁共同应对“中国挑战”。上述举动表明，拜登深刻认识到对华战略竞争不是当前处理对外关系最紧迫的选项，与盟友关系的改善、重回多边主义和美国退出的国际组织才是首要选项。拜登遵循民主党的传统，倡导民主同盟，针对中国的意味浓厚。其目的在于致力推进联手制华的局面，在涉台、涉疆、涉港、涉海、人权等问题上共同向中国施加压力，使得中美战略竞争的局面更趋复杂和广泛。与此同时，拜登政府不会轻易放弃特朗普对华极限施压的既得成果，而是在回归理性的基础上推动形成新的对华竞争战略，对中国进行组合式制衡。另一方面，拜登不会采取特朗普式的激进措施，其在台湾地区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更了解中国，已体现出相对温和的立场。这一政策转向为中美关系的可预期性和可控性提供了重要条件，降低了中美直接冲突的威胁。拜登及国务卿布林肯提出的“正向竞争”模式符合世界主要国家的期望，也为中美合作提供了一定的可行性。应该说，在应对气候变化、全球公共卫生挑战上，中美之间比较容易展开合作探讨；在朝核问题、伊核问题等方面，中美之间存在合作的可能与必要；在国际组织改革和全球宏观经济稳定等方面，中美之间存在着协调空间。另一方面，中美之间的核心主题是战略竞争，双方在价值理念、发展模式、国际规则等方面的竞争可能更加激烈，双边关系的稳定、改善和发展有着相当大的局限。

四、应对美国战略调整的中国方略

经过四年战略竞争的淬炼，中国的对美政策更趋稳健成熟。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进入深刻调整期，在加速走进世界舞台中央的同时，中国也加速接近国际斗争舞台的中心，成为全球关注的核心力量。中美战略竞争是中国崛起和百年变局的产物，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中美战略竞争将是中国大国关系的新常态。拜登上台无疑为中美关系的调整、走向协调稳定发展提供了机遇，当前中美双方正处在战略观望期，为中国延续和塑造新的战略机遇期提供了重要的外在条件。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对处理中美关系有着重要的指引作用。习近平深刻指出，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 同时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增多，我们要从各种乱象中看清实质，从历史的维度中把握规律，经济全球化的大势不可逆转，合作共赢才是人间正道。习近平高度关注中美关系，尤其是分歧和敏感问题的处理，指出要始终强调把握双方战略意图的重要性。他强调，要以建设性方式管控分歧和敏感问题，推动中美关系始终沿着正确轨道向前发展是中国的期望和目标。2016年6月6日，习近平出席第八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第七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联合开幕式并致辞指出，中美双方存在一些分歧是正常的，双方要努力解决或以务实和建设性的态度加以管控，宽广的太平洋不应该成为各国博弈的竞技场，而应该成为大家包容合作的大平台。2017年1月17日，习近平出席达沃斯峰会并会见时任美国副总统拜登，指出“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需要中美两国共同努力，构建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中美战略竞争的启动是中国不愿意看到的。2019年2月15日，习近平在会见来华磋商的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时任财政部部长姆努钦时指出：“中美两国谁也离不开谁，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合作是最好的选择。对于双方经贸分歧和摩擦问题，我们愿意采取合作的方式加以解决，推动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协议。” 2019年11月22日，习近平会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时指出，中美双方应该就战略性问题加强沟通，避免误解误判，增进相互了解。基辛格表示：“美中关系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双方应该加强战略沟通，努力找到妥善解决分歧的办法，继续开展各领域交流与合作，这对两国和世界都至关重要。” 2020 年11 月25 日，习近平致电祝贺拜登当选美国总统，他指出：“希望双方秉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聚焦合作，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同各国和国际社会携手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2021年2月11日，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时建议：“两国外交部门可就双边关系中的广泛问题以及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沟通，两国经济、金融、执法、军队等部门也可以多开展一些接触；中美双方应该重新建立各种对话机制，准确了解彼此的政策意图，避免误解误判。要分清哪些是分歧，要很好管控，哪些有合作意义，共同推动走上合作轨道；台湾、涉港、涉疆等问题是中国内政，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美方应该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慎重行事。”习近平对中美关系的认识和分析为我们应对中国战略竞争提供了思想指引和战略方向。

中美关系尚处于十字路口，搭建新的战略框架，梳理制定关于中美合作、对话、管控分歧的清单，重建尊重、信任和正常关系，推动双边关系回到健康稳定发展的正确轨道，需要智慧、耐心与努力。中美关系需要面向未来和创建未来，需要回到对话、协商、交流的轨道上。为此，中国应秉持的战略方向是：

首先，中国要做好自己的事情，确保持续崛起，推动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良性互动，为应对中美战略竞争提供坚实的国家基础。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坚持“四个自信”,将压力变成动力，以“我”为主，进一步改革开放，致力于激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活力。面对美国的战略挑战和策略制约，中国首要的解决思路还是要有巨大的战略定力，继续埋头苦干、发展经济，深入推进改革开放，构建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体系，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模式的转变，从而全力打造维持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内生动力，立足国内，磨砺自身，以不变应万变。当前，中国正在全面落实构建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在深化国内改革、繁荣国内市场、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同时进一步推动全面开放，积极推进国际循环，在国际改革中发挥先锋作用和引领性影响，通过全面参与多边合作带动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良性循环。

其次，秉持底线思维，积极应对“脱钩”风险，实施“挂钩”战略。特朗普以野蛮方式挑起中美战略竞争，肆意挑战中国战略底线。有鉴于此，必须为中美关系的未来划定底线。2021年2月2日，杨洁篪与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举行视频对话时指出，美方应停止插手香港、西藏、新疆等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停止试图通过干涉中国内政来牵制阻挠中国发展，并警告其“触及中国人民族感情的议题碰不得”。同时，我们还要看到美国在科技、经贸等领域与中国脱钩的长期风险，善于以挂钩战略来应对脱钩图谋。与苏美关系不同，中美两国在全球供应链和价值链上已经深度交融和相互依赖，并且已经形成了广泛的社会联系，即使未来中美之间的竞争属性进一步增强，两个超级经济体要想完全脱钩是极为困难的。中美学术界都认识到脱钩风险的存在，并提出了诸多考虑。如基辛格提出，中美应致力构建共同进化的关系，即“两国都注重国内必须做的事情，在可能的领域开展合作，调整关系，减少冲突。任何一方都不完全赞同对方的目标，也不假定利益完全一致，但双方都努力寻找和发展相互补充的利益”。唐永胜提出，中国应谋求在更广阔的国际体系中运筹对美战略竞争，积极发现和充分利用国际变局中能够约束中美结构性矛盾的有利条件，因势利导，通过不断积累和拓展对美战略竞争的主动性，推动两国在良性竞争中共同实现战略进化。我们认为，要积极运用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疫情等全球性问题和提供全球公共产品上的优势，深化与各大国的战略协调合作并以此平衡、制衡美国的对冲战略，在诸多低政治领域继续深化合作，将不同领域的战略关系进行创新组合，致力于推动中美关系走向稳定和可预期。

其三，积极寻机推动中美合作的展开。近年来，中美关系尽管遇到种种困难，但各领域的交流合作仍持续推进，2020年中美新增友好城市4对，双边经贸合作逆势增长，对中美合作的愿望有了更多表达。约瑟夫·奈(Joseph Nye, Jr.)2018年11月7日发表题为《美中关系的合作竞争》的文章指出，中美面临的跨国挑战不可能在没有对方的情况下解决。他强调，气候变化和海平面变化遵循的是物理学规律而不是政治规律，非法毒品、传染病、恐怖主义使得各种问题的界限越来越容易渗透，两国将不得不合作应对这些威胁。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2018年12月31日在《华盛顿邮报》撰文指出，两国可在朝鲜半岛核问题、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应对气候变化，尤其是促进非洲发展等全球问题上开展合作。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2021年1月28日在中国日报社“新时代大讲堂”上的视频致辞中指出：“疫情防控、经济复苏、气候变化可以成为下阶段中美合作的重点。气候变化攸关人类未来，中方愿同美方再度携手，加大清洁能源、低碳技术、环境保护等领域务实合作，更好保护地球家园。”有鉴于此，中美合作内容丰富，关键在于战略取舍。我们要积极推动中美关系在战略竞争中寻求新的平衡点与合作方向，通过双边合作与多边合作改变相互认知，加深相互理解，促进相互信任。

第四，推动构建以稳健应对中美战略博弈为焦点的国际统一战线。我们要做好与美国打持久战的战略准备，深刻认识到广交朋友的重要性。在经济贸易领域，中国致力于构建以共同发展为导向、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国际发展统一战线，推动中国100多对伙伴关系发挥正向作用，形成更具渗透性的合作网络；在地区安全问题上，深刻理解所涉各国的种种顾虑，避免美国组建针对中国的议题联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制衡美国，抓住契机采取各个击破的策略；在事关气候变化、应对新冠疫情、保持全球宏观经济稳定等众多全球性问题上，推动建立全球性合作框架，主动将美国纳入合作框架之中，推动在全球性议题上的中美战略协调，实现中美关系的新突破，共同促成全球化的回潮；抓住拜登政策调整的机遇，加强与美国国内理性力量的对话交流，力争形成有利于中美关系大局稳定的新战略框架。

（因篇幅原因，论文参考文献等内容请查看期刊原文）文章来源：《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已在中国知网上线，感谢读者推荐，同时也感谢作者同意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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