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亮·专访 | 探索以公共价值为基础的政府绩效治理理论——对话包国宪教授(下期)
教育不是灌输而是点燃,一万次的灌输,不如一次真正的唤醒。——苏格拉底
【点亮·专访】栏目致力于挖掘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科学研究背后的故事,探访他们求学治学生涯的心路历程,以此点亮和陪伴更多尚处在漫漫求索中的、年轻而孤独的灵魂。
天津师范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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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嘉宾:包国宪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兰州大学萃英学者,2004至2016年担任兰州大学管理学院院长,现任兰州大学管理学院名誉院长、中国政府绩效管理研究中心主任。
本期记者:苏蕾权,天津师范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助理。
本期嘉宾
包国宪,甘肃庆阳人,博士,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兰州大学萃英学者,2004至2016年担任兰州大学管理学院院长,现任兰州大学管理学院名誉院长、中国政府绩效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先后被评为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名师、“万人计划”第一批教学名师、宝钢优秀教师、全国先进工作者、中国最受尊敬的商学院院长、甘肃省第一层次领军人才、甘肃省“园丁奖”优秀 教师、2022“中国高贡献学者”榜单综合类高校学者前百强。包国宪教授受邀担任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学术顾问委员会学术委员、兼任全国政府绩效管理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常务理事、教育部学风建设委员会委员、甘肃省人民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及政府效能与营商环境组组长、甘肃省管理学会会长、甘肃省行政管理学会副会长、兰州大学社会科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大学公共管理研究中心和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华南理工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高校兼职教授、《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副主编,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公共管理学报》《公共行政评论》《管理评论》编委、《行政论坛》顾问委员会委员、《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学术委员会委员。包国宪教授主要从事治理理论和政府绩效管理方向的教学科研工作。主持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和面上项目等5项国家级科研项目,出版专著7部,编纂三卷《中国政府绩效管理年鉴》,在《中国行政管理》《中国软科学》《公共管理学报》《求是》和Administration & Society、International Public Management Journal等期刊发表论文200余篇,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学术年鉴》全文转载。
包国宪教授提出和发展了以公共价值为基础的政府绩效治理理论(简称 “PV-GPG”理论),重构了政府绩效研究范式,形成了政府绩效管理学科体系。包国宪教授聚焦政府绩效管理研究方向,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以重大重点项目为纽带,以国际国内学术共同体为平台,持续进行科研团队建设。包国宪教授团队已成为我国政府绩效管理高层次人才培养、高水平科学研究和高质量社会服务的重要力量。
四、您认为在公共管理领域的学术研究过程中,实践调研与理论研究如何更好结合?
公共管理是一个实践导向的学科领域,也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学科体系。从公共行政的创立,到一系列的范式转换,都与社会经济和公共管理实践中的挑战息息相关,从解决行政效率、提高回应性、弘扬公共精神到对公共价值的关照,公共管理大都需要做出理论回应和实践政策调整。同样,公共管理所面对的问题、场景都是复杂且不确定的。因此,公共管理学科必须以开放作为它的发展条件,以此才能吸收其它学科的理论养分和方法成果,而多学科交叉融合就成了公共管理学科的显著特点,也形成了公共管理学科的巨大优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共管理学科之所以发展迅速,我想与其开放的发展条件和包容的显著特点密不可分。因此,在公共管理学术研究中遵循这些基本规律尤为重要。
首先要做基于实践的理论建构。我们在改革和发展中走的一些弯路,犯的一些错误,表面看是实践的、政策的,实际上是理论的。理论是实践的本质反映,理论没搞清楚,实践中和政策中容易犯错。因此,对公共管理而言,我们必须注重吸收全世界公共管理的理论和方法,吸收所有能丰富发展公共管理学科的其它学科知识(包括人文社科和自然科学的),吸收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特别是政府和社会治理的经验教训和方法,密切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构建起支撑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的公共管理理论体系、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
其次,要推动实践调研质量提升,就需要有先进的理论指导和科学的认识论、方法论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正在创造着丰富的公共管理实践、政策和案例,这正是突破理论创新的宝贵资源和实践素材。有了先进的理论指导,才能敏锐的发现有价值的实践案例。通过理论联系实践,深入实际调研,反过来优化完善理论,并更好挖掘实践案例的价值。
最后,要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所发展的一些技术和方法,诸如行为科学、大数据、人工智能、案例研究、元分析等方法支持实践调研,使实践研究更科学。另一方面,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公共管理知识体系和方法体系,从而促进公共管理的理论深化和创新。在理论深化和实践调研中创新公共管理学术研究范式,形成中国公共管理的体系、风格和方法。
五、您曾长期担任学院领导职务,您认为当前科研工作应如何助力学院学科建设和发展?
我从2004年到2016年担任兰州大学管理学院院长。12年院长生涯使我认识到学科建设是一个学院的生命线,没有学科,其它诸如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都无从谈起。所以,我们工作的中心任务永远是学科建设。
科学研究与学科建设关系密切,互为条件。科学研究始终是支撑学科建设最重要的活动,科研水平也是学科建设的重要标志。学科建设则为科学研究提供方向、平台和文化氛围。兰州大学管理学院围绕学科建设进行科学研究,有四点粗浅认识。
一是提倡支持教师的自由探索和学院有组织科研相结合,特别是学院初建时,由于科研力量较为薄弱,这样才能用有限资源和力量办更多的事情。组织科研要根据自身资源、教学力量以及国家和社会需求谋划一些方向、形成特色,实现突破。当然这个过程是一个民主的过程、自下而上的过程、汇聚师生智慧和兴趣的过程。建院初,经过艰辛探索整合,兰州大学公共管理学科形成了政府绩效管理、可持续发展、民族区域治理等方向,这些都为学院学科建设提供了支撑,为学院发展做出贡献。自由探索的老师们在公共价值、行政责任、社会网络治理、领导力与行政行为等基础研究方面也产出了一些优秀成果。
二是科研要以解决科学问题为目标,形成较为长远的任务,以此为基础组织团队、汇聚资源、产出成果,而不是经常变换方向,什么火,什么热就掉头搞什么。这样很难形成力量和成果,也难以形成梯队和学科文化,也无以成为社会服务的专业资源。我一直提倡用学术方法、技术和专业队伍服务社会,服务国家战略,服务区域发展,大学不应成为政府研究室,而是为诸如研究室、政策研究机构提供更基础、更前沿的学术支持。这方面兰州大学中国政府绩效管理研究中心进行了积极的探索,经过20年的努力,提出并开发了PV-GPG理论模型,并以此为基础开发了全国首个县级政府绩效指数,为行政体制改革、政府职能转变和职责体系优化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路径,也为中国公共管理研究和学科建设储备了学术资源。
三是把前沿科研成果引入本科及研究生课堂。从2005年起我们在本科培养计划中设置了帮助本科生提高科研能力的“成功计划”,主要内容就是把前沿科研成果和学术动态引入本科教学,学院为本科生提供科研项目,同学组织团队,实行竞争获取方式,以解决学术和治理实际问题。这一计划现在运营良好,不断优化,获得了非常良好的效果,成果也获得了全国教学成果二等奖。一句话,就是把科研、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紧密结合起来。
四是国际合作和学科交叉,对提高科研水平、完善科研机制、了解学术前沿动态、创新科研方式方法等都至关重要。关于国际合作,从2009年创设了政府绩效与绩效领导国际会议,二年一届,已连续办到现在。我们每年组织团队参加美国ASPA会议并从2015年开始在ASPA会议上申请设置了PV-GPG专场,联合美国波特兰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泰国孔敬大学等成立了政府绩效国际学会,同时与北大、清华、人大、厦大、湘潭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浙江大学以及台湾一些大学共同组建了政府绩效研究网络。由于兰州大学管理学院是综合型管理学院,所以建立了由公共管理和工商管理学科交叉的研究所(基础科研教学组织)。从而推动了科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和应用交叉,具备了科研创新基础,促进了学科发展,这已成了兰州大学公共管理学科和工商管理学科的显著学科特点和不可取代的科研优势。由此正在拓展与学校其它人文社科和理工科的交叉,诸如草原生态绩效管理、健康卫生管理、智慧应急管理、新能源战略与管理等。可以说没有学科交叉和国际合作的基础平台,要实现这些科研目标和学科建设目标是很困难的。
照片来源:接受AMBA主席 Paul Judge爵士的国际认证授牌
六、最后,再次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您有哪些经验和建议可以分享给刚步入职场的高校青年教师?
感谢包老师接受治理评论公众号【点亮·专访】栏目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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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策划 | 宋林霖
编辑 | 苏蕾权
初审 | 李广文
终审 | 陈志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