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语 | 纪念梁启超：从杜威到颜李学派

1919年4月30日，年届六旬的杜威漂洋过海抵达上海，开始了轰动一时的巡回讲学之旅。在华两年多时间里，杜威不仅踏遍中国十一省，做了近两百场演讲，传播自己的实用主义哲学和民主主义教育观念，还见证了五四运动。在当时急于寻求救国治世良方的中国学人眼中，杜威带来的思想极富魅力，他几乎就是“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化身。

杜威的演讲引起了梁启超巨大兴趣，促使他注意到中国学术史上被忽略的重要遗产。“自杜威到中国讲演后，唯用主义或实验主义（Practicalism）在我们教育界成为一种时髦学说，不能不说是很好的现象，但我们国里头三百年前有位颜习斋先生和他的门生李恕谷先生曾创一个学派——我们通称为‘颜李学派’者，和杜威们所提倡的有许多相同之点，而且有些地方像是比杜威们更加彻底。所以我想把这派学说从新介绍一番。”这段话出自其1923年撰写的长文《颜李学派与现代教育思潮》。随后他还写了一篇《实践实用主义：颜习斋、李恕谷》。两篇文章既回应了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又震动了中国思想界和教育界评价颜李学派的坐标系。

梁启超在第一篇文章开头特意澄清了自己的用意，他说从前学者喜欢说外国的什么学问都是中国早已有之，现在的学者又不愿意听人表彰中国先辈，这都不对。他并不是要“借什么詹姆士什么杜威以为重”，并非“专好搬演家里的古董”。只是因为颜李的主张“我们读去实觉得餍心切理”，与最现代的学说相契合。

颜元，号习斋，“习”字堪称其学术精神的要旨所在。他强调“口中讲说，纸上敷衍，不由身习，皆无用也”，认为教学中，讲读只占十之一二即可，而要将十之八九的时间和精力让学生习与行。他借《论语》里“习相远”，《尚书》里“习与性成”道出习之可怕；引《论语》里“学而时习之”，阐明习之可贵。

习斋以积弊务除的精神对待汉宋以来的千年学问传统，激人重新思考什么才是真学问。他的自修和教人都要“亲下手一番”“做到身心一齐竦起”，再从自己性之所近，择一两件专精其业，日日练习不辍。他对理学修身方法提出尖锐批评，“终日兀坐，萎惰人精神”以致天下书生皆病弱。他更不满于儒生动辄唱高调，抹杀学问的应用价值，压抑真知的活泼滋长，终酿成生民之祸患。他的弟子李恕谷说：“纸上之阅历多，则世事之阅历少；笔墨之精神多，则经济之精神少。宋明之亡以此。” 

在教育哲学方面，宋儒以偏为恶，程朱有变化气质之说，习斋反其道而行，尊重学生的个性气质，因为“偏胜可以偏至”。他提出“心之理曰性，性之动曰情，情之力曰才”，若“尽吾气质之能，则圣贤矣”。在天性各异的基础上，“就其质性之所近，心志之所愿，才力之所能以为学”。这使其教育目的更具有大众性，他要树立的是“民命”，要培养的是德智体兼备的“实才实德之士”。

以上主张与杜威批判传统书本教育，以经验替代经典、注重实践出真知、崇扬儿童天性等主张确有异曲同工之妙。在习斋存世著作《存学编》中还展露出他对中国文明前途的忧思：“文盛之极则必衰”，文衰之后或返于实，或返于野，前者将唤起天下崇尚实学之心，后者则会激起灭绝文脉之念。当梁启超读到这段文字时说：“依我看，‘灭文’之几早已动了，我们不‘知惧’，徒使习斋、恕谷长号地下耳！”

经历百年来的西学引入，杜威的理论诸如从做中学、教育即生活、儿童中心论等早已成为教育学科基础知识，但是，我们的教育现实又从这些理论中得到多少益处呢？今天继续关注杜威，应当以怎样的问题意识去深究和化用？传统学问又当如何参与到教育现代化的求索之中？任公以其眼界和胸襟为今人做出了精彩的示范。2023年2月23日恰是梁启超150周年诞辰，让我们学习用他的方式再读杜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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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稿 | 陆    一

排版 | 林传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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