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去全球化（de-globalization）、民族主义思潮给科学的全球发展带来了严峻挑战，新冠肺炎疫情更是为原本动荡的国际秩序增添了诸多不确定性。与此同时，人类正面临着气候变化、食品安全、疾病与贫困等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迫切需要各国科技界的通力合作。在此背景下，以国际科研合作为核心的全球科研网络、跨国知识生产、学术流动等活动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意义。国际科研合作已成为当前全球知识生产的主要趋势，也成为国际学界的研究关注点。莱德斯多夫（Loet Leydesdorff）等学者追踪描述了2010—2011年全球科研网络的发展演变，发现国际科研合作促进了中国中心度（degree centrality）的提高[1]。中国国际科研合作中心度从2006—2010年的全球第10位上升到2011—2015年的第7位，中心度绝对增幅在所有国家中最高。从全球范围来看，当前全球科研合作网络形成以美国为“极核”，加拿大、澳大利亚、中国及西欧诸国为次中心的“一超多强”格局[2]。段德忠等人比较了几次全球重大卫生危机对科研合作格局的影响，发现关于SARS、H1N1、西非Ebola等全球性疫情的国际合作研究都由美国主导，但此次关于COVID-19的科研合作前期由中国主导，而后渐渐发展为由美国主导[3]。全球科研合作网络可以被视为一个有其内在运行逻辑的自组织网络[4]。目前学界对全球科研网络的研究一般基于科学研究的全球性属性及自下而上的特征，采用文献计量的范式研究科研合作网络呈现的表征，以及合作网络与知识生产、人才流动之间的关系，而未充分考虑国际关系、国家政策、国家学术文化等外部因素对合作的影响。然而，去全球化和科学民族主义（scientific nationalism）思潮的上扬，使得外部环境对科学研究尤其是国际科研合作的影响不容忽视。马金森（Simon Marginson）认为，科学已成为“新冷战”（the new Cold War）的主战场[5]。李珍妮（Jenny J. Lee）等学者亦指出，新冠疫情及其对国际旅行的阻隔给国际学术网络带来严重冲击，有可能重塑国际科研合作的格局，使科研合作网络形态和合作文化发生改变[6]。分析中国国际科研合作的模式和趋势将有助于研判地缘政治和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给知识生产、学者网络等带来的双重影响。基于此，本研究围绕以下问题展开：近五年来，我国国际科研合作在合作伙伴国、学科领域和合作模式上有哪些变化趋势？新的国际政治局势和全球疫情如何影响中国科学家国际科研合作关系的保持和建立？本研究采用混合研究方法，一方面，深入挖掘2016—2021年中国国际科研合作发表数据，以合作伙伴国、合作学科领域、合作模式为重点，揭示疫情下中国国际科研合作的发展趋势；另一方面，通过对科学家的访谈，分析这一发展趋势背后个体科学家国际合作动机与模式的变化，进而为中国大学如何深化国际科技交流合作、打开国际科研合作新局面提供思路启示。
二、理论框架
为了综合反映国家、高等教育机构、学者等不同主体对国际科研合作产生的影响，本研究引入了宏观与微观两个理论视角：在宏观层面运用“中心—边缘”学说、科学民族主义和科学全球主义（scientific globalism）的理论，为理解当前国际科研合作格局提供解释视角；在微观层面主要以社会网络理论中的伙伴选择机制为基础，结合强弱关系理论和关系社会学视角，分析科研合作关系建立与保持的作用机制。（一）宏观视角国际科研合作关系的建立和维护受外部环境的影响。马金森与文雯的研究表明，国际合作的趋势一方面受国家科研体系的规模和发展路径的影响，另一方面又深刻嵌入全球科研体系的等级秩序之中[7]。他们提出了对全球科研体系的四大阐释框架，其中“中心—边缘”的世界等级体系、国家创新的“军备竞赛”和开放科学网络对本研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世界体系理论认为，科学世界是一个以欧洲和北美洲主要国家为“中心”，由离中心不同距离的“边缘”国家所构成的等级世界[7]。该框架将科研合作行为视作中心国家使用的手段，用于确保其对边缘国家的科学统治，而忽略了边缘国家对合作的主动性以及科研网络的扁平、包容、自组织属性。与之相反，将全球科研体系视作一种开放网络充分考虑了国家在科研合作中的能动性，但其同样忽视了科研网络的等级性对网络增长的制约[7]。英国和美国处于国际科研合作网络的中心，因而在开放的科学网络中占据更大的优势，拥有更强的影响力，事实上成为边缘国家竞相合作的对象。自二战以来，将全球科研体系视作国家创新的“军备竞赛”的理念影响甚广。这种基于零和博弈的思维发展为科学民族主义，在地缘政治嬗变的今天深刻影响着国际科技合作的局势。国家关系的“嵌入”和“脱嵌”将给国际科研合作关系带来不可估量的影响。科学全球主义与科学民族主义互为角力，使得科学既是一项全球主义的合作事业，又是一项民族主义的竞争事业。（二）微观视角 “建立与保持关系”（tie formation and persistence）是社会网络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主要关注个人因素和组织因素如何影响关系的形成[8]。其中，个人因素包括合作者的选择或在网络中的位置，而组织因素则包括合作者所在大学或科研机构的内部特征等。“优先依附”（preferential attachment）机制和“同质性”（homophily）机制是影响科研合作中伙伴关系选择的两大指导原则。“优先依附”机制是指通过寻求与更高地位学者的联系，为合作成果换取更快的传播速度，这一合作倾向表明对科学等级秩序中的资源或智识的依赖[9-10]。穆迪（James Moody）认为，组织中的高地位合作者给学术界带来了更多、更快接触其他有意义的合作的机会[11]。高地位的合作者负责连接学术网络，这也显示了“优先依附”机制的结构特征。与“优先依附”机制强调合作者间的悬殊地位不同，“同质性”机制则认为相同或相似的人之间发生联系的概率更高。同质性一般基于种族、民族、性别、年龄等后天获得的特征。基于信任，以及对优质信息共享和共同解决问题的预期，科研合作的本质是对社会网络关系的嵌入（embeddedness）[12-13]。合作双方的同质属性可以影响关系嵌入的程度，即合作双方亲密程度会影响科研合作的建立和延续。学者们更倾向于与本校校友合作的现象亦反映了国际科研网络中存在的“看不见的学院”（invisible colleges）[14]。此外，同质性的观点也与国际合作中地理和文化的接近性相勾连。地理空间上的接近通常被认为会促进非正式交流，而多元交流环境下（如会议和研究场所中）的非正式交流正是合作的起点[15-17]。地理空间的接近能增加关系的“厚度”，即提升合作频率和关系紧密度[18]。同时，文化或语言上的接近也被视为合作的重要因素。强弱关系理论和本土的关系社会学则从中国文化的视角，丰富了同质性和地理文化接近性在中国语境下对中国科学家国际合作关系的注解。李斌认为，基于费孝通“差序格局”所论的亲缘和地缘，中国文化就是一种“强关系”文化，即拥有“强关系”的双方在文化理念和地理空间上更为接近，具有更强的价值同质状态，有助于信任与资源的维护，从而推动合作关系的建立，并通过高频次的合作增加合作强度[19-22]。边燕杰等人对留美科学家的国内社会网络的研究发现，强人际关系与弱人际关系的相互作用促成了留美科学家与中国科学家的国际合作，双方对跨国交流互惠性和文化的共同认同为合作的开展提供了关键基础[23]。但值得注意的是，边燕杰等学者强调强弱关系理论的解释效力与合作关系外部环境的变动有很大关系。在不利于国际科研合作的大环境下，中国科学家基于“强关系”的国际合作或许更具“韧性”。综上，国际科研合作关系的建立和保持既受到国家科研体系发展路径的塑造和全球科研体系变化的影响，同时也与微观层面的个人因素、组织的社会资源紧密相关。下文将从上述理论视角出发，运用混合研究方法，首先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2016—2021年间，尤其是新冠疫情发生后，中国科学家国际科研合作伙伴国、合作领域和合作模式的发展趋势；其次，以半结构式访谈分析这一趋势背后的国际合作关系的保持与建立机制。
三、研究方法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国际合作论文是国际科研合作的重要产物，也是测度国际科研合作的重要方面。本文对2016—2021年Web of Science（以下简称WoS）核心合集中的三大引文索引（SCI、SSCI和A&HCI）收录的中国大陆学者与外国学者合作发表文章的数量进行统计分析①。其中，文献类型主要指论文（article）和综述（review），分析视角包括合作伙伴国、合作领域、合作模式三方面。（二）半结构式访谈本研究基于“目的性抽样”的方式[24]，在WoS平台收集了新冠疫情暴发后（2020年3月至2021年7月）与外国学者合作发文的中国作者名单和邮箱。通过邮件邀请，共有18位有多国合作经历的中国学者接受访谈，其性别、职称、学科、国外学术经历等详见表1。访谈主要围绕学者国外学术背景、合作发表内容、合作分工、疫情和地缘政治变化对合作的挑战、合作前景等重要话题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