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研究以美国排名前十教育学院2009年至2019年取得博士学位的青年教师为例，分析跨学科研究的学科知识整合度对其在WoS索引期刊发表论文的数量和影响力的作用关系。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跨学科研究的学科知识整合度对学者在WoS索引期刊发表论文的数量以及高被引数量具有显著的正面促进作用，即高跨学科知识整合度带来高产量和高影响力。本研究认为，提升以扩展学科跨度和广度为要点的跨学科研究整合能力是提高青年学者科研产出与效果的重要策略。同时，也要从组织层面进行优化，打破学科壁垒，基于以问题为导向的社会需求逻辑建构跨学科研究组织；改革人才培养模式，优化课程设计体系，保障跨学科人才供给。
关键词
跨学科研究 教育学院 青年学者 科研产出 WoS发表
基金项目
全国教学科学“十三五”规划2017年度教育部青年课题“提升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青年教师学术国际竞争力的绩效管理驱动机制研究”（EBA170437）
作者简介
姚翔， 博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访问学者，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特聘副研究员
引用本文
姚翔.跨学科研究对美国顶尖教育学院青年学者科研产出的影响[J].复旦教育论坛,2023,21(02):103-111.
一、研究缘起与研究问题：为什么关注跨学科研究与教育学青年学者？
根据美国国家科学院的定义，跨学科研究（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是指一种由团队或个人进行的，将来自两个及两个以上学科或专业领域的知识进行融合，比如信息、数据、技术、工具、观点、理念或理论等，以促进对知识的理解或解决超出单个学科或研究实践领域认知范围的问题的研究模式[1]。教育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教育活动及其规律的社会科学，是一门实践取向的学科，其研究问题的复杂性、多元性和开放性使其具有天然的跨学科属性。大量的教育学问题是嵌套着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历史、民族、组织、文化等因素的综合现象，单一学科往往无法取得令人满意的问题解决方案[2]。在这种背景下，打破学科边界限制、融通使用多学科知识的跨学科研究，可以用创新的手段和宽阔的视阈解决日益复杂的研究问题[3]，因而广受推崇。同时，在学科交叉融合过程中产生的新知识可以反哺教育学理论建设，借由其他学科弥补教育学的局限与不足，扩充教育学的学科内容，促进教育学研究水平与解决复杂问题能力的提升，实现教育学学科建设与跨学科融合的共赢发展[4-5]。因此，发展教育学跨学科研究不仅是解决复杂问题的现实需求，也是教育学创新知识生产的内在要求，已成为教育学发展和教育学人才培养的重要方向。当下，大学不断开设新的跨学科培训项目；许多重要的研究机构通过实施各种政策鼓励跨学科研究和方法，以期据此推动创新和突破；政策制定者、科研资助机构对跨学科研究解决重大而日益复杂的社会议题的能力给予充分肯定和期待[6]。然而，我们不仅要关注跨学科研究在宏观层面上对教育学发展的推动和影响力，也要了解在微观个体层面上进行这一类型的研究工作对学者的职业发展有怎样的影响。一方面，充足且高质量的人才投入是从事高难度研究工作的基础保障。这其中，青年学者是学术发展的生力军，创新性、发展性、可塑性较强，是未来重大科研项目的领军者。然而，现实中青年学者存在不愿意从事跨学科研究的现象[7]，甚至有些从事跨学科研究的青年学者也不愿意将自己定位为跨学科研究者[8]。一项基于571位美国科学基金会资助学者的研究显示，青年科学家感受到跨学科研究与学术职业发展并不协调[9]；来自56个国家的588位处于职业生涯早期到中期、从事跨学科研究的学者认为，从事跨学科研究与获得常任轨教职是冲突的[10]。如果从事跨学科研究不能带来明朗的学术职业发展前景，可能会降低青年学者进行跨学科研究的意愿，使其心存犹疑。因此，从事跨学科研究对青年学者学术职业的影响非常值得关注。然而，以此为导向回顾过往研究却发现，很少有研究系统性地探究跨学科研究对学术职业发展的影响，对教育学青年学者的关注尤为缺失[11]。同时，跨学科研究对学者职业发展的影响力一直存在争议。一些研究认为，跨学科研究可以通过变革性和创新性研究把割裂的知识链接起来，从而对学术就业市场带来良性促进，比如增加获得学术职位的可能性，提高科研生产力和影响力[12]。也有一些研究提出相反的观点，认为进行跨学科研究对于个人学术职业的提升，尤其是处于职业生涯早期阶段的年轻学者是一种伤害[13]。此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跨学科研究对于科研产出来说既是一种阻碍——论文数量减少，也是一种优势——提高了论文的影响力[14]。综上所述，基于填补跨学科研究对教育学青年学者职业发展影响力研究的空缺，以及进一步澄清二者之间的关系的目标，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究从事跨学科研究对教育学青年学者的学术职业发展是否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而学术职业发展最显性的指标是科研产出的数量及其影响力。因此，本研究主要聚焦教育学跨学科研究与青年学者科研产出的关系。
（一）跨学科研究与科研产出数量确有一些研究表明，通过融合不同学科知识、方法等进行的跨学科研究对提高科研生产力具有一定的推动力[15]。但是，更多的研究结论倾向于跨学科研究对科研产出的负面影响：参与跨学科研究是投入-产出低效率的科研行为。原因在于，跨学科研究者通常需要同时涉猎多个学科的知识和理论，要在不熟悉的领域里进行探索并处理信息，应用新方法、应对全新的读者，拓展新的学术群体、学术资源和学术交往空间[16]。许多跨学科研究者认为，比起传统的学科导向的研究者，他们的研究环境更加复杂，要把散落在不同领域的知识和信息聚合起来[17]。处理大量的非本领域的新知识显然要求更长的研究时间、更多的投入，从而可能会减少科研产出的数量；否则，投入不足可能会降低研究的质量，最终还是会影响科研产出。同时，跨学科研究者在学科导向的发表市场上面临身份模糊的困境。当前，学科导向的传统期刊和审稿人占据发表市场的主导。相对于跨学科研究来说，对某一领域进行深耕的研究论文被传统期刊接受的可能性更高[18]。原因在于，每个学科都有它的发表传统和惯例。如果新的跨学科研究领域的学术共同体以及用以评估论文的统一的发表指南和过程尚未建立，那么，就缺少或需要寻找可胜任的评审专家来审阅论文[19]。其结果必然是，融合不同学科知识的跨学科研究论文的知识模糊性大大提高了其被学科导向的学术读者理解的难度。评审人要与作者进行更多的沟通以更准确地理解论文，会提出一些对于跨学科研究来说并不适合甚至很难被满足的修改意见，这些因素必然会减缓论文的评审和发表过程。此外，很多跨学科研究是不同领域学者合作的产物，但合作研究对科研产出而言是把双刃剑。有的研究认为合作研究是提高科研产出的重要推动力。比如，有研究表明合作者数量以及与高产科学家进行合作，与发表数量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20]。但相关研究也表明，合作研究通常意味着更高的投入，比如，花费更多的时间去沟通和谈判，等待合作者的回应，应对合作中存在的意见分歧甚至冲突等。这些额外的投入会拉长研究和论文写作的时间，从而减少发表的数量[21]。再者，学科导向的大学组织结构也会给跨学科研究的可持续性带来阻力[22]。如果一个学者在一所高校里兼有不同院系的任职（Joint Appointments or Affiliations），他（她）可能会从不同的部门获得不同甚至相互冲突的研究建议。这种令人疑惑的、模糊的情况会让研究者在进行跨学科研究时存在犹疑或压力，对于科研产出也是一种伤害。因此，基于上述研究综述，本研究假设从事跨学科研究对教育学青年学者的科研产出数量具有负面影响。H1: 跨学科研究与教育学青年学者的科研产出数量呈负相关关系。（二）跨学科研究与科研产出影响力虽然对跨学科研究在科研产出的效率上还存在争议，但在科研产出的影响力上几乎是一致的正面评价。原因在于，跨学科研究在处理复杂研究问题上打破学科知识的边界，被认为可以获得更强的关注度和影响力。以一个商业组织为例，多市场主体让组织对风险资本家更有吸引力，因为这个类型的组织在发展和确定新的标准和边界，而且灵活的身份可以促进创新[23]。同样的道理，跨学科研究也被认为是创新和突破的来源[24]。跨学科研究不仅仅是列举不同学科的观点，或表达不同的声音，更关键的在于真正地融合或者合成不同的知识体，来建构一个对研究问题更加全面的理解和认知。它通过把散布在不同学科的缺少联结的知识贯通起来，去探索理解和解释知识的新途径，增加不同学科学者交流的机会，提出创新性的观点，创设新的研究途径，是创新的重要基础[16]。一项对1985—1994年Forest Science期刊所发表的750篇论文进行的研究显示，与仅仅关注本专业的论文相比，使用其他专业理论的论文具有更高的引用率[25]。同时，学术合作作为很多跨学科研究必不可少的环节，不仅仅会带来学术产出的降低，也可以提高研究质量，给科研产出带来来自不同学科的更广泛的关注度。比如，一项对管理科学领域在十年跨度里随机选取的270篇论文的研究指出，多名作者和论文被引频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26]。通过研究从意大利第一次国家研究评估活动中获取的大规模数据，Franceschet与Costantinim发现合作研究的论文获得更多的引用，通常受到同行专家更高的评价，特别是当合作者的专业异质性很大的时候[27]。一项对2000年至2009年哈佛大学研究人员在22个领域发表的124937份WoS索引出版物的研究表明，作者数量，特别是来自国内各机构的作者数量与被引次数呈正相关关系[28]。因此，基于上述研究综述，本研究假设从事跨学科研究对于提高教育学青年学者的科研产出影响力具有积极作用。H2: 跨学科研究与教育学青年学者的科研产出影响力呈正相关关系。
（一）研究变量及其测量1.因变量：科研产出的数量和影响力科研产出的数量用样本学者在Web of Science （WoS）索引的SCI， SSCI， A&HCI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数量进行测量。时间节点为样本学者获得博士学位的年份（不早于2009年）至2019年。科研产出的影响力用研究样本在WoS索引期刊上发表的所有论文的累计被引次数进行测量。同时，引入WoS高被引指数（h-index），用以综合测量样本学者学术发表的数量和影响力。h-index指在某学者所有发表于WoS索引期刊的N篇论文中，有h篇论文至少被引h次，其他N-h篇论文的被引次数都没有达到h次①。2.自变量：跨学科研究本研究使用学科整合度来测量跨学科研究的水平。学科整合度（Integration， I）是指不同领域的知识在一篇论文中的融合度[29]。与其他测量跨学科研究的指标相比，该指标涵盖的内容更加全面。它将学科类型的多样性、平衡性以及差异性都纳入其中[30]。它通过给定论文参考文献所属学科类别（Subject Categories， SC）的数量和各学科类别的相关度来衡量②[31]。其核心逻辑是：一篇论文引用文献所属学科类别数量越多、各学科相关性越低，则跨学科整合度越高；一篇论文引用文献所属学科类别数量越少、各学科相关性越强，则跨学科整合度越低。该指标的计算公式为： 其中，i=行，j=列，f=频率，SC为给定论文的引文所属学科类别。
第一步，使用2019年4月29日—5月5日在WoS索引期刊114个学科领域发表论文的数据③，测算每两个SC之间的相关性：
学科相关性反映了两个学科互相引用的频率。在一定时间内，两个学科所发论文互相引用的频次越高，则相关度越高；反之，则相关度越低。首先，每篇论文按照所属学科领域进行划分；然后，基于所发期刊的SC，统计每个学科领域下发表论文的全部引文的SC频率。由此得出两类数据：其一，每个SC的频率值（SCi）；其二，将学科领域与本学科领域下发表论文的引文的SC进行两两配对，得到每个SC对应的各引文SC的频率值（SCi SCj），构建SC相关性矩阵。在0～1的值域内，值趋近于1说明学科相关性高，两个学科之间的论文引用数量比较多；值趋近于0说明学科相关性低，两个学科之间的论文引用数量比较少。第二步，计算每位样本学者发表的每篇论文的I值（值域为0～1）。首先，确定该论文每篇引文的SC（s）及其引用频率（fi）。同上，使用引文所发表期刊的SC（s）作为引文的SC（s）。其次，通过将SC的引用频率两两配对，为被测论文构建SC频率矩阵（fi fj）。使用Integration计算公式，就可以得出该篇论文的I值。第三步，在每篇论文I值的基础上，取平均值作为该学者的跨学科研究整合度。值域亦为0～1。I值接近1表明所从事研究的跨学科整合度高；反之，I值接近0表明所从事研究的跨学科整合度低。3.控制变量首先，与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进行合作是很多跨学科研究的需要，也是取得科研成果的重要推动力。研究表明，合作者数量 ，尤其是与高产作者进行合作，以及与稳定的合作者进行频繁合作，与发表产出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32-33]。合作研究通过两个指标进行测量：一是样本学者所有发表于WoS索引期刊的论文中，与他人合作发表的论文数量；二是所发论文的篇均作者数量。其次，论文发表期刊的影响因子、样本学者的博士专业及其博士项目所在大学的国际排名等三个因素被纳入研究模型。第一，论文的显示度与期刊的影响力是紧密关联的。发文期刊的声誉高、影响力大，有利于提高该论文被引用的可能性。因此，所发期刊的平均影响因子被纳入研究模型。第二，学者所处的研究领域本身对学术发表的数量和影响力也存在影响。因此，样本学者的博士专业是否属于跨学科专业被用于控制变量（是=1；否=0）④。第三，学者所受博士培训的质量对其学术发表的能力具有影响力。考虑到样本学者虽然就职于教育学院，但博士项目的专业却是多样的，无法用专业排名来测评，因此采用其博士项目所在高校的US News大学国际排名的倒序进行测量。数量越大排名越好，数量越小排名越低。最后，样本学者的性别、博士学位获得时间以及是否已经获得常任轨教职等三个因素也被纳入研究模型。第一，有研究显示不同性别学者的学术发表轨道存在差异[34]。女性学者通常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家庭上，这会减少她们的发表数量。比如，Stack的研究发现社会科学领域毕业的有孩子的年轻女博士的发表数量往往相对较低[35]。因此，性别因素被纳入研究模型（女性=1；男性=0）。第二，从事研究的时间被认为是一个对学术发表数量和影响力具有重要正面影响的因素。从事研究的时间越久，学者发表的数量越多、显示度越高[14]。该因素的测量方法：“2019－获得博士学位年份”。第三，若样本学者是副教授或教授，则被认为已经获得常任轨教职；若样本学者是助理教授或其他职称，则被认为尚未获得常任轨教职（是=1；否=0）。（二）研究样本与数据搜集本研究以2009年至2019年取得博士学位并在美国排名前十的教育学院担任教职的学者为研究对象。数据搜集时间为2019年4月至9月，共搜集到209份数据。如图1所示，基本的数据搜集逻辑为学院—教师—WoS。首先，根据2019年US News数据，确定美国排名前十的教育学院来自以下十所高校：哈佛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范德堡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纽约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西北大学。其次，对十所教育学院官网列出的所有教师进行履历分析，以2009—2019年获得博士学位为条件进行检索，确定符合条件的样本教师。通过其学术简历或官网介绍搜集基本信息，包括性别、职称、教育经历、专业背景等，并以ProQuest Dissertation Abstracts作为补充数据库来确定部分研究样本的博士学位获得时间。第三步，登陆WoS数据库，检索样本教师2009年至2019年在WoS索引期刊发表论文的数量、被引信息、作者信息、研究主题、引用文献及其所涉领域等信息。同时，在WoS每一个学科领域下搜集全部期刊列表，以论文所发期刊的学科领域来定位论文的所属领域。以2019年4月29日至5月5日为期，下载每个学科领域下在这7天内发表的全部论文。这些文章及其对应的引用信息将被用于计算两个学科领域的相关关系。之所以使用WoS的数据，是因为WoS索引期刊被认为是发表质量较高的期刊，WoS也是收录论文数量较多、范围较广的索引。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通过缺失数据处理，在209份原始数据中，共有199份有效数据。根据US News2019年数据，美国排名前十的教育学院所在大学及其样本数量和所占比例分别为：哈佛大学（27，13.57%）、宾夕法尼亚大学（23，11.57%）、斯坦福大学（8，4.02%）、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8，4.02%）、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26，13.07%）、范德堡大学（22，11.06%）、约翰霍普金斯大学（10，5.03%）、纽约大学（18，9.05%）、哥伦比亚大学（26，13.07%）和西北大学（31，15.58%）。这十所高校在当年的世界排名也基本是前50名。199位样本学者在2009—2019年间，共发表WoS索引期刊论文2124篇。发表论文、被引数量以及高被引均值分别为8.39、91.75和3.32。最高个人发表量为50篇，最高总被引次数为1006次，最高高被引值为16。跨学科研究整合度的均值为0.42（0～1），低于值域的50%。具体而言，从学科领域的多样性看，样本学者共在114个学科领域发表或引用论文，占全部学科领域的44.88%，人文和艺术专业、生命科学与生物医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学以及跨学科领域等六大学科领域全都有所涉猎，覆盖范围比较广泛。从学科领域的均衡性看，呈现明显的学科倚重性，即知识引用以一小部分学科领域为主，其他多数学科的引用有但不多。而且，发表与引用的核心领域存在高度重合。比如，大约52.28%的发表论文和53.24%的引用论文均发表于或引用自教育学、心理学、生命科学与医学、经济学等学科领域的期刊。从个人层面看，样本学者人均在5.26个学科领域发表过论文，平均引用来自28.78个学科领域的文献，人均知识来源学科领域大约是发文学科领域的5倍。从学科领域的相关度看，教育学的3个相关领域——教育与教育研究、科学学科教育和特殊教育，各自与其他113个研究领域的学科相关度均值分别为0.048、0.075和0.060。分别有34个、44个和39个学科与上述三个领域的学科相关度超过0.1；分别有3个、7个和11个学科领域与其学科相关度超过0.3。其中，和教育与教育研究相关度最高的学科是教育心理学（0.671）、语言学（0.375）以及科学学科教育（0.331）。与科学学科教育相关度最高的学科是健康护理学科与服务（0.534）、健康政策与服务（0.378）以及医学信息学（0.357）。与特殊教育学相关度最高的学科是康复学（0.702）、发展心理学（0.592）以及教育心理学（0.531）。总体来看，教育学与心理学、健康学和医学相关学科以及语言学的关联度较大，学科之间的知识引用比较频繁。此外，平均每位样本学者有6.76篇论文为合作研究的成果，篇均作者数量为3.10人，合作研究是普遍存在的现象。论文所发期刊的平均影响因子仅为0.02（0～1.992），期刊影响力相对较低。博士项目所在高校的国际排名均值为1188.51（1250为最高值）。截至2019年，已获得博士学位时间平均为6.45年。从性别角度看，62.31%的样本学者为女性。从职称角度看，非常任轨教师占比19.60%，常任轨教师占比80.40%，其中，62.81%为助理教授， 16.58%为副教授，1.01%为教授。21人（10.55%）的博士专业属于跨学科研究领域。（二）相关性分析为确定因变量和自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是否存在，在回归分析之前，进行因变量和自变量、控制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分析是十分必要的。根据相关性分析的结果，跨学科研究整合度与学术发表的数量、影响力以及高被引论文的数量均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控制变量之间基本上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潜在的控制变量的多重共线性比较低（见表1）。因此，可以使用线性回归模型检测跨学科研究整合度对学术发表的影响。
（三）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跨学科研究对学术发表的影响力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跨学科研究的整合度对WoS发表论文的数量有显著的正面作用（Coefficient=3.50， p<0.001）。跨学科研究的学科知识整合度越高，则WoS发表论文的数量越多。这一结果虽与研究假设一相悖，但却令人惊喜。从发表论文的影响力来看，跨学科研究的学科知识整合度对于WoS发表论文的引用量不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但是，跨学科研究的学科知识整合度对于WoS高被引论文的数量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Coefficient=2.23，p<0.001）。学科知识整合度越高，WoS高被引论文的数量越多。因此，跨学科研究的学科知识整合度对于代表性论文的数量有积极的贡献，研究假设二得到部分证实。 同时，合作研究也是提升学术发表数量和质量的重要因素。无论是对WoS发表论文的数量（Coefficient=0.97，p<0.001），还是对WoS发表论文的总引用量（Coefficient=10.81，p<0.001），抑或是对高被引论文的数量（Coefficient=0.28，p<0.001），合作研究的数量都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但是，篇均作者的数量对于WoS发表论文的数量具有一定的负面影响（Coefficient=-0.05，p<0.1）。合作者的数量越多，意味着研究之外的成本（比如沟通交流、解决争议等耗费的成本）越高，从而导致完成研究的效率变低。此外，已获得博士学位的时间对WoS发表论文的数量（Coefficient=0.13，p<0.05）和高被引论文的数量（Coefficient=0.11，p<0.05）有正向促进作用。充足且持续的科研投入是提高学术发表能力的重要基础和保障。而WoS索引期刊的平均影响因子越高，期刊自身的影响力越大，则发表的难度越大，发表论文的数量越少（Coefficient=-5.99，p<0.05）。博士专业为跨学科领域对于提高WoS发表论文的总引用量即影响力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Coefficient=44.90，p<0.1）。这说明博士阶段的学术训练就已使用不同学科领域的知识和方法，对于提高学术论文的写作质量和影响力具有积极影响。已获得常任轨教职与WoS发表论文的数量（Coefficient=1.29，p<0.01）和高被引数量（Coefficient=0.53，p<0.1）均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可见，学术发表的数量和影响力与学术晋升均有密切关联。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提升教育学青年学者跨学科研究能力的建议
第一，跨学科研究要求青年学者兼具扎实的学科基础与跨学科融通整合的能力。教育学跨学科研究不是简单地罗列不同学科关于某个教育问题的观点，而是通过整合多学科领域的知识，形成以教育学问题为纽带的跨学科知识网，从而对研究问题有一个综合的理解和认知。因此，学科基础与跨学科融通能力是青年学者从事跨学科研究的两个互为支撑的核心能力。首先，跨学科研究的前提是具有扎实的教育学学科积淀。本研究的结果显示，不论研究的学科跨度和广度如何，样本学者在本专业领域的知识使用都普遍占主导。跨学科研究具有稳定的主导学科和核心领域，即以本学科为核心，围绕几个主要学科形成紧密的跨学科领域，再向其他学科发散。其次，跨学科研究对青年学者知识结构的丰富性、跨学科融会贯通能力，以及驾驭跨学科复杂研究的综合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知识整合能力是贯穿跨学科研究始终的核心能力，涵盖学科跨度与学科广度两个维度。在学科关联度越低的学科之间进行知识融合，跨学科研究的学科跨度越大；研究所用理论和知识涉及的学科领域越多，跨学科研究的学科广度越大。研究结果表明：跨学科研究的跨度越大、牵涉的学科领域越多，则跨学科研究的整合度越高；跨学科研究的整合度越高，则学术发表的数量越多、影响力越大。教育学青年学者要提高驾驭多学科知识、开展整合研究的能力，一是要拓展理论视野。具体而言，要有意识地进行其他学科领域的知识储备，关注非本学科领域的理论和方法论的发展和应用；对与本学科关联度较低的学科领域的知识保持学术敏感性；提高个人研究融会贯通、举一反三的能力。二是要重视系统思维与整体思维。将教育学研究问题置于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寻找解决方案。可以通过与不同领域学者的合作研究，引入知识整合的可能性，提高跨学科知识整合的质量。第二，打破学科壁垒，基于以问题为导向的社会需求逻辑建构跨学科教育研究组织。学术研究的核心要素是人才，因此，进行跨学科或交叉学科研究，要从资源和人才配置的层面上打破学科壁垒。以问题和社会需求为导向，将若干关联度高的学科人才汇聚在一个学术单元里，通过人才的关联促进知识的链接和融合。学术单元可以是实体的，也可以是虚体的，重点是建立完善的学者“双聘制”（Dual Appointment）。在双聘制下，一名学者可以同时在教育学院和其他院系任职，进行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并有一套成熟的制度来厘清其在不同院系承担的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工作，对于经费等资源的分配与划拨有清晰的规定。双聘制的设立旨在鼓励不同学科和院系根据人才培养和科研工作的需要，聘任其他学科领域的学者从事本专业教师无法完成但又亟须开展的新兴交叉学科领域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比如，斯坦福大学教育学院57位在职教师中，至少28位有双聘身份，他们同时在社会学系、计算机系、心理学系、物理学系等院系任职⑤。同时，人才聘用机制要有灵活性，有成熟的进入与退出机制。尽管知识的发展是动态的，对具体学科知识和人才的需求也是不可预见的，但仍要给不可预见的未来可能性预留充足的拓展空间。此外，在人才招聘的入口处，要有意识地增加新聘任学者的学科背景多样性，组建多学科的学者队伍，为传统学科引入不同的学科视角，也为学者提供多学科学术合作网络。比如，本研究的199位样本学者中，仅有109位学者（占比54.771%）是教育学博士，近半数学者从其他24个领域获得博士学位，这些领域包括人类学、计算机科学、经济学、伦理学、传播学、地理学、历史学、法学、政治学、心理学、公共管理、社会学、数学与统计学、跨学科研究等。第三，改革人才培养模式，优化课程设计体系，保障跨学科人才供给。专业院系是大学组织结构与人才培养的核心单元，但跨学科研究对人才素质的需求却是多学科的。要推进跨学科研究，除了聚拢不同学科的人进行合作研究、提升学者个人层面的学科知识多样性，培养具有跨学科领域思维和研究能力的人才也至关重要。本研究的结果显示，博士就读于跨学科领域对提高科研产出的影响力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因此，要根据教育学发展的前沿方向和需要，设计多学科知识导向的人才培养方案，重点是多学科导向的课程体系建设；优化多学科学习机制，完善跨专业选课制度。本科生培养阶段以拓宽知识面为主，通过完善的主辅修专业体系和申请制度建设，让本科期间的跨学科学习从传统的“转专业”变为“多专业”，使本科毕业生中拥有两个专业（Major）或辅修专业（Minor）的人数逐渐增加，直至成为主流。同时，保持“转专业”制度的灵活性与便捷性，帮助青年学生更“容易”地向自己更感兴趣的领域发展，提高学生进行跨专业学习的可能性。根据哈佛大学的数据，该校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本科生在读期间转换过专业（Concentration）。本研究的199位研究对象中，有164位有转换专业或双修、辅修专业的经历。硕士研究生培养阶段增设交叉学科专业，为博士研究生培养和青年教师队伍不断增加跨学科人才供给。此外，教育学人才培养不仅要关注学科知识的补给，更要重视或鉴别青年人的科研兴趣和持之以恒的品质，这是学术研究工作产出高质量研究成果的重要基础。
注释
①Web of Science关于h-index的注解详见：https://support.clarivate.com/ScientificandAcademicResearch/s/article/Web-of-Science-h-in dex-information?language=en_US.
②WoS给每一份索引期刊和每篇论文都分配至少一个学科类别（SC），一共有254个SC。详见：https://images.webofknowledge.com/images/help/WOS/hp_subject_category_terms_tasca.html.
③所有研究样本在WoS索引期刊上发表的有效论文及其引用论文共涉及114个SC。因此，仅需使用114个相关SC领域的发表数据即可。
④根据US News和WoS研究领域，将学科专业划分为六大类：人文和艺术专业、生命科学与生物医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学以及跨学科领域。
⑤根据2022年9月27日检索的学校官网数据：https://ed.stanford.edu/faculty/profi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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