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论 | 程猛：跨越城乡边界的道德风险与自主性重构 ——“读书的料”家庭经验中的情感困扰研究

摘要

农家子弟取得高学业成就、实现向上流动和阶层跨越的过程，也是在具有不同文化意涵和道德秩序的社会世界中穿行的旅程。研究以改革开放之后出生、进入精英大学的农家子弟的成长叙事为中心，深描他们穿梭于乡村与城市、植根于家庭经验之中的情感困扰，揭示跨越城乡边界的阶层旅行中内隐的道德风险。通过教育向上流动不仅意指社会位置的变动，也伴随着对家人关系的冲击，包括“疏离”的隐痛、“孝顺”的难题以及“做自己”的矛盾。在跨越边界的流动过程中，农家子弟进行着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化生产：既有以取得高学业成就为中心的文化生产，也有以“过道德生活”为中心的文化生产。第一种文化生产中，他们的创造性突出体现在对一个道德世界的秉信，而第二种文化生产的发生恰恰需要打破这种单一秉信，融合差异性的道德秩序，重构富有自主性的道德生活。

关键词

      农家子弟；精英大学；情感困扰；道德风险；文化生产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当代中国农家子弟的阶层旅行与文化生产研究”（18CSH013）

作者简介

程猛，男，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副教授，教育学博士

引用本文

程猛.跨越城乡边界的道德风险与自主性重构——“读书的料”家庭经验中的情感困扰研究[J].复旦教育论坛,2023,21(04):59-67.

一、引言

进入精英大学的农家子弟的成长经历既是一个社会热点，也是一个学术热点①。近年来，在对改革开放之后出生、进入精英大学②的农家子弟的研究过程中，笔者尝试基于这些农家子弟的成长叙事，与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关于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1]、威利斯（Paul Willis）关于工人阶级子弟的文化生产（cultural production）[2]以及特朗德曼（Mats Trondman）关于“阶层旅行者”（class traveller）③的研究对话。在不同情境的分享④中，笔者发现最触动读者或听众的不是诸如“底层文化资本”这样的另类言说，也不是这些农家子弟“逆流而上”的励志叙事，而是伴随着这场漫长的阶层跨越之旅而生的复杂情感——“有负担的爱”[3]“难以言明的爱与怨”[4]以及以“农村出身”为中心的复杂情感结构[5]。这些体验以及与之相随的情感困扰深深植根于农家子弟的家庭经验，一直存在却少有人去表达。真实呈现这样一个溶于家庭寻常生活和生命体验的情感世界，现在看来尤为重要。

为了揭开这个隐秘的情感世界，我们曾用“读书的料”来隐喻这样一群在改革开放之后出生、进入精英大学的农家子弟，并将他们的这些与家庭紧密相关的情感困扰视作“阶层突破的非预期后果”以及“文化生产的暗面” [6]。但这大体还是一种基于朴素的辩证视角进行的简单分类，并没有说清楚这些情感困扰的内在性质。已有的相关研究将农家子弟的情感困扰视为向上流动的“文化代价”[7]“心理代价”[8]抑或是“阶层的隐性伤害”[9]，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这些出身农家的行动者是如何面对并与这些“代价”和“伤害”相处的。在《从农家走进精英大学的年轻人：“懂事”及其命运》这篇文章中，笔者曾断言：“情感的障碍可能形成于一瞬，也可能消散于一瞬。”[10]可是，究竟这些家人关系中的情感障碍缘何形成，又何以缓释？在本文中，我们将以这些在改革开放之后出生、进入精英大学的农家子弟家庭经验中的情感困扰为中心，尝试做出新的解读。

二、家庭作为田野

对于进入精英大学的农家子弟，人们关注的往往是他们外在的学业成就，却不清楚这场指向“子不承父业”的阶层跨越之旅中复杂的内心体验。媒体的相关报道已显现出这一群体成长历程和情感体验的特殊性⑤。唯有将这些农家子弟的个体情感困扰上升为“社会论题”[10]，才可能更深入地理解阶层跨越之旅对个体情感、道德和文化世界的冲击。这就需要从“情感得以形成和表达的一般社会条件出发，去洞悉情感问题生成的社会机制”[11]。在这场漫长的阶层跨越旅途中，家庭经验是走进这些农家子弟的内心世界、理解他们成长历程的关键入口。

家是我们每个人内心的柔软之地，也是种种复杂情绪和情感的交汇之所。夏林清曾提出“视家为社会田野”的研究取向，认为“‘家人关系’其实是社会关系作用力量的载体”，可以“视每个人的家为一社会小田野”[12]。家庭经验并不仅仅指那个小小斗室之中存留的记忆碎片，也涉及个体在学校和社会情境中发生的种种与家庭相关的体验。可以说，家庭经验是一个广阔的社会田野，关乎着过去、现在和未来。

贺晓星通过梳理日本学者中内敏夫的教育思想史提出：“家庭可以作为一种方法，用来更深刻地理解教育。”“教育研究的视线要深入到家庭生活内部，父亲、母亲、亲子关系，以及生育、人口、情感等问题应该成为教育研究的关注焦点。”[13]由此，这些农家子弟在这一动荡旅程中与家庭形成的关系结构和情感模式，特别是其中的内在张力，就成了我们考察个体在阶层跨越旅程中究竟生成了何种体验，又对内在世界造成了何种冲击的重要方面。

近五年来，研究团队通过深度访谈、邀请撰写自传⑥、读者来信等方式收集了88位改革开放之后出生、进入精英大学的农家子弟⑦的成长叙事，共计133万字。其中，访谈转录36份，自传50份，读者来信5封⑧（见表1）。

在对88位农家子弟的成长叙事进行整理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农村家庭关系样态也是复杂的。首先，在阶层意味上，不同地区农村家庭的社会经济处境已经有了比较大的分化。其次，不同农村家庭的夫妻关系、教养文化也深刻影响着亲子关系的具体样态。在此，我们主要希望通过呈现和分析这些成长叙事中和家庭有关的情感困扰，探索这些体验的形成机制和缓释路径。

无论是访谈、自传还是接近自传性质的通信，最终以文本呈现的成长叙事不仅是对过往记忆和生命体验的回溯，也是对往事和当下情绪的再现。但“回忆便容易变形，而忏悔更容易稀释，乃至蒙上蕾丝花边”[14]。博尔赫斯甚至认为，“历史的真实不是已经发生的事情，而是我们认为已经发生的事情”[15]。这里的成长叙事也许不全是历史的真实，但却是主观的真实。狄尔泰说得更直接，“生命就是对意识事实的经历”[16]。正是透过呈现出的这些主观真实，我们才得以触及行动者最柔软和隐秘的内心世界。

三、城乡穿梭：家庭经验中的情感困扰

尽管从社会阶层结构的意义上，进入精英大学意味着这些农家子弟很可能会实现向上流动。但就这一求学旅程而言，与其说是向上，不如说是穿梭在城与乡、精英学校和乡间屋舍之间一次次的往返，在这种不断进入“新”社会情境的过程中感受着自己在不同空间上的社会位置。这其中有城与乡的碰撞，也有新情境与旧情境之间的冲撞，这是和一个本没有他们位置的世界猛烈撞击的旅程。往返于城市校园和农村家庭的经历伴随着复杂的情感体验，也会冲击他们和家人之间原有的关系。

（一）“疏离”的隐痛

进入精英大学的农家子弟大都经历过从村/镇小学到区县初中、县/市重点高中，再到大城市精英大学的漫长求学之路。在访谈和自传中，有农家子弟谈道，自己的童年充满了幸福的味道，是愉快、自在和受到保护的——被母亲打扮出“公主”的气质（A-F-39）、父亲是“一个伟岸的港湾”（A-F-48）。随着学业阶段的上升，他们走向了更大更远的地方，需要和家境更优渥、崇尚另外一种文化格调的同学、老师相处。由于教育资源分布的城乡差异，他们如果想要获得进入精英大学的机会，往往需要及早离家，与父母分离，进入县级或市级中学就读。

我们班有80个人，一进教室里就能看出来，大家都不一样。那种阶层分化在这里特别明显，正常的阶层分化呈橄榄型，我们班就全部（分布）在两级，所以整个班是冲突的。不管在经济上，还是在阶层上，就感觉好像自己进入到了一个完全没有自己位置、不属于自己的一个世界当中去。……他们吃穿用的东西都是我没有见过的，然后就好像在这里又重新出生了一次一样，进入到一个新的世界。（I-F-34）

市重点中学距离我家有两个小时车程，要转3次车。这是我第一次进入真正意义上的城市。……相貌普通又不懂得打理，更容易自卑。更可怕的是原先引以为傲的成绩也变得如同鸡肋一般不值得提起。（I-M-5）

城市里的学校和乡村家庭之间不仅有物理空间上的差异、经济上的差异，更重要的是制度和文化方面的差异。在通过教育这条阶梯逐级向上攀爬的过程中，他们需要不断进入那些由家境普遍更为优渥的同伴组成的群体，并且不得不承受和面对彼此之间的“不同”以及这种“不同”带来的压力。作为家庭甚至家族的“第一代大学生”，他们迈出的每一步对于家人来说都是陌生和从未涉足的。而对于劳动阶层的父母来说，家庭生计的艰难挤压了他们关照子女生活和情感所需要的闲暇，教育经验的缺乏也让他们很难为子女提供更多学业上的支持。在学校情境，植根于农村生活的家庭经验也显得苍白无力，农家的孩子常常要孤独地承受新环境的冲击。

高中三年，是我最不想回忆的三年，是非常痛苦的三年，这种痛苦不只是学习上的，还有心灵上、情感上的。……当时的年龄觉得应该和父母在一起多交流，但是他们并没有在身边，我想要一些帮助的时候，周围好像只有我一个。同班同学的穿着和说话，就让我深深感受到自卑，觉得自己不会搭配，衣服穿得好丑；洗漱用品也不会挑选，对生理的各种改变非常惶恐；由于遗传的缘故脸上都是斑点，就更加不自信了；不敢说话，总担心自己说错话了，经常会觉得没有人喜欢我。（A-F-48）

父母的爱不能全部给你，自己又没有背景，只能靠自己努力。除了这件事情，就没有别的事情困扰你了。从小到大，我都比较自立，所有的问题我都可以自己解决。找工作这件事情比较大，但是后面也是靠我自己的努力找到的。有没有父母帮助都无所谓了，反正我可以解决一切。（I-F-1）

父母他们是那种逆来顺受的，他们好像不能给我支持。所以到后来我上大学填志愿，包括我重读、找工作、辞职、考研这些决定我都没有跟他们商量过，全部都是我自己做的，就是横冲直撞自己选。（I-F-34）

相比于中上阶层父母可以给予子女经济、专业知识以及人生决定等全方位的支持，农家父母不可能和子女谈专业知识，也不懂得他们的孩子究竟在面对什么样的世界，只能坦承“家里也帮不了你”（I-M-19），让子女自己来拿主意，一切都要依靠自己。在一些父母经常争吵或者夫妻一方有赌博、暴力等恶习的农村家庭，农家子弟还需要照料家人的情绪，甚至肩负生计责任。在这种情势下，一些农家子弟就会有意无意地和父母在内心保持必要的距离，情感上的疏离成了一种必要的自我保护和生存之道。

不同社会世界结构性的力量在个体身上交错，会带来新奇的体验，也会有激烈的碰撞，伴随着内心情感的动荡。在学校生活中，农家子弟的身心刻痕经常表现出“自卑”“封闭”“找不到存在感”“边缘”等特征。而在村庄生活中，他们“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没什么共同生活”（I-M-3），“在故乡成为异乡人”[6]，在城乡两个世界都感受到边缘感。他们必须像两栖动物一样，学习适应两种秩序，努力在两种情境里自洽地生活。可以说，他们内心的疏离感受也是对这一文化穿行和空间往返过程的自然回应。城乡家庭经济社会资本以及教育资源不均衡的结构性力量就这样悄无声息地形塑了他们与家人的关系，并且在心里沉积成粗糙的沙粒，时不时会有隐痛。

（二）“孝”与“顺”

对于农家子弟和父母的关系而言，有研究者提出“命运共同体”[17]概念用以描述子女和父母之间形成的紧密连接及其对高学业成就的意义，但这一命运共同体的构筑也布满情绪的缝隙，鲜明地体现在“孝顺”相关的体验上。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孝顺的体验在不同的家庭关系结构中有复杂的呈现。

I-M-21是一位研一的男生，他苦恼于与父母之间的情感隔阂，觉得“很多东西没有认真和他们交流，又不知道从哪里跟他们讲讲”，他甚至因为自己不愿意和父母过多交流而觉得自己“蛮不孝的”。L-F-2是一位大四的农村女孩，坦言家里人“未曾守护过”，以至于自己至今“仍然无法和任何人建立亲密关系”。在接受高等教育之后，她开始学着重新审视自己的成长过程，既希望父母看见自己的渴求，但又害怕父母真正觉察到，苦恼于自己现在做不到给父母“安慰、关怀和爱”。而I-F-31已经走出校园，在南方的大城市工作多年，因为童年时父母的情感忽视，她内心一直感到愤恨，和父母的交流模式也从装乖、拒绝交流转向激烈的争吵之后再和好。

我是属于那种“一直装乖的女孩”。以前其实从来没有沟通的，我也拒绝跟他们交流，因为跟他们也不知道怎么交流。……有一年我差点结婚，带个男朋友回家。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他们沟通，因为我跟他们从来没有过平等的对话。……吵架之后和好，反正我们开始了这样的沟通方式。（I-F-31）

夏林清在《斗室星空》中曾用“母子盒”（Chinese Boxes）来比拟“交错叠置与渗透作用到‘家庭’之内的社会力量（social forces）”，用以形容“人的经验世界是具有阶层性、递回性的，人与体制系统的关系就犹如母子盒般，每个个体都是各种层次之组织的一部分，而每个社会机制都被更大的社会机制包覆，并以递回的方式包覆下去。所有的系统和反馈回圈都像母子盒一样层层自我包覆。”[18]走出家庭，慢慢走向更大世界的农家子弟在不同境况中难以以原先的生活经验顺利融入，父母的无能为力和自身懂事的心性让亲子之间变得疏远，深沉的爱却带来了亲子关系的郁结。这些郁结在不同关系结构的家庭生活中呈现出“孝”和“顺”之间的张力。子女和父母之间有深沉的情感却又难以顺着父母的心意，有向内的情感压抑、渴望家人关爱的矛盾表达，也有激烈的情绪爆发。

（三）“做自己”

跨越城乡边界、穿梭于农村家庭和精英大学的成长历程促成了不同社会世界的碰撞，生成了新的心性、价值观和文化底色，但这可能会对旧的自我产生诸多冲击。一位在南方某重点高校求学的研究生L-F-1在来信中呈现了其情感内在的拧巴和矛盾。

上了研究生的我，接受着来自家庭每个月的生活费，在享受着研究生生活的苦与乐的同时，也会有些对于家庭的愧疚，经济上和生活上都无法帮助到家庭……但有时也很开心，自己可以继续学习，过不一样的生活，也不用去承担家庭的重担……这样的想法有时会让我处于深切的自责之中，觉得自己很对不起自己的家人，太不懂事了！怎么可以有这样的想法？

研究生生活又一次拓宽了我的眼界。我告诉自己，虽然之前的人生经历中家庭留下来的阴影一直都在，但这是我的过去，我应该接纳。……所以，我觉得过去的就过去了，不必再耿耿于怀家人在小时候没有关心到自己的各个方面，一想到学历仅为初中水平的父母却意志坚定、毫无怨言地辛辛苦苦将子女送入高等学府学习，我觉得我已经失去了再去要求他们什么的勇气……但是，我还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有些事情必须和父母解释清楚，不能因为父母对自己的无条件付出就对父母百依百顺。……在这样的一个较劲的过程中，有时我会很难过，如果我没有接受高等教育，我也许就不会在青年时期和父母之间产生这么多的冲突，且大多都是因为价值观和思考方式的不同，我会觉得自己很不“懂事”，但我仍不愿意去放弃对理想的亲子关系的追寻，至少我现在是一直在这么做的。

L-F-1在来信中所展露的内心积压的情绪显现为多重的矛盾：第一，因自己能继续学习而“开心”，可以“过不一样的生活，也不用去承担家庭的重担”，但她同时又感到自责，认为“很对不起自己的家人，怎么可以有这样的想法”；第二，她既因为“家人在小时候没有关心到自己的各个方面”而“耿耿于怀”“幽怨”，又会因父母意志坚定、毫无怨言地关心自己而失去要求父母的勇气；第三，她因自己经济上和生活上都无法帮助到家庭而愧疚，但同时又在较劲，觉得“不能百依百顺”，要去“追寻理想的亲子关系”。她难以明晰自我和家庭之间的边界，不同的自我相互抵触。与其说这样的拧巴是源于农家子弟所体验的不同社会世界的差异，不如说他们真正体验的是与具体社会世界进行连接的不同自我之间的矛盾。

有研究指出，向上流动不仅意味着“获得”，同时还包含着“失去”[19]。但是这种失去究竟意味着什么？最为关键的一点在于自我的不确定性，失去一个稳定的社会位置，不断游走于不同社会世界的边缘。不同文化情境内隐着差异性的情境定义以及与之相应的道德规范，它们要求个体在其中做出不同的自我呈现，而这又是以相应的人格特点为基础的。按照米德（George H. Mead）对人格裂解（dissociation of personality）的解释，个体人格的结构与其所置身社会群体的结构是同一的。人格裂解则是一个统一的自我分成了许多不同的面向，而每一个面向都对应着一个他所置身的社会群体[20]。作为进入精英大学的农家子弟，他们的“自我”交错叠置了差异极大的社会世界的力量，汇聚了社会位置的动荡、文化和情感世界的不安定。

四、道德风险及其应对

情感世界的核心是道德世界，情感困扰无一不牵涉着道德。农家子弟通过教育向上流动的旅程跨越了不同社会世界和文化情境，需要置身于不同的社会群体，在不同的秩序之中生活，差异性的道德规范同时进入他们的内心，很容易造成文化上的漂泊感、亲子关系的郁结以及丧失自我的风险，凸显在羞愧、不孝、隔阂、期许、辜负、较劲等等复杂的情绪和情感体验之间的相互交织。因此，直面农家子弟“子不承父业”的阶层跨越之旅，就必须关注他们内在自我的冲突和那个动荡不安的道德世界。

（一）道德人类学的启示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人类学界逐渐兴起了道德人类学的思潮，关注点从文化转向行动，特别是个体的道德经验[21]。乔·罗宾斯（Joel Robbins）通过对巴布亚新几内亚乌拉普明人（Urapmin people）的研究，认为他们面临原生的关系主义道德和基督教带来的个体主义道德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并因此陷入自我质疑之中[22]。克莱曼（Arthur Kleinman）在《道德的重量：在无常和危机前》[23]中讲述了一些普通人的道德经验。他指出，危机和无常是生活固有的一面，而危机和无常所带来的最严重后果就是让人无法“有道德地生活”。因此，他特别强调“道德生活”（moral life）这一概念。这里的“道德生活”并不意味着要使自己的生活符合某种客观的、外在化或被大多人认可的一套道德标准，符合道德的生活意味着我们要选择一种“自己认为是正确的方式”去生活，“实践我们的道德承诺和责任”[23]2。书中的人都面临着人生永恒的无常与危机，而道德危机意味着“最看重的价值和感情受到威胁或丧失”[23]17。当面对最看重的价值和感情受到威胁或丧失的风险时，内心的痛苦和纠缠让他们如临深渊，这些普通人就处于真正的危险之中。

克莱曼在书中叙述的道德经验初看起来与我们在此讨论的“读书的料”的情感体验并没有直接的关联。但在以教育为阶梯的阶层旅行中，农家子弟在跨越城乡边界的过程中既承载着城市与乡村文化内隐的道德规范的差异，也要面对自我作为位置变动不居的行动者本身所承载的新旧价值秩序之间的张力。他们家庭经验中所呈现的种种拧巴、纠结和困扰反映出不同情境下的自我之间的撕扯，使得自己困于布满冲突和对抗的艰难心境中。如L-F-1一方面要求自己不辜负父母的付出并接纳之前成长经历烙下的印记，另一方面又觉得自己和父母价值观和思考方式不同，不能“百依百顺”，要“作为独立的个体捍卫自己的权利”。做任何一个自我，都意味着可能会放弃对自己至关重要的情感和价值。实际上，最难的不是做出选择，而是判断以及选择背后道德准则的优先级。如果无从判断，选择将变得异常艰难，危及自我的道德根基。不同道德承诺相冲突的核心就是在争辩何为“道德生活”，逼迫着行动者去对自身遵循的道德规范的价值排序进行反思，“最看重的价值和感情”究竟应该是什么。

通过教育实现阶层跨越的旅程既有“隐蔽的伤痛”[24]，也要付出“道德代价”（ethical costs）[25]。可以说，本文呈现的这些农家子弟的家庭经验也是一种道德经验的叙事。面对不同道德规范之间的冲突，行动者就会卷入道德风险的旋涡。随着这种冲突带来的内在紧张持续加剧，对于失去自我珍视的价值和情感而带来的痛苦和恐惧就会随之加深。道德规范的激烈冲突必然造成内心原有价值观念的失序，产生情感上的纠结甚至是创伤。就如同农家子弟所经历的那样，不断在追求“做自己”和及时回馈家庭、不孝与苛责、懂事和不懂事、怨恨和原谅、反抗和接纳之间徘徊，究其本质是新旧不同自我之间内在张力的外显。当最为看重的价值和感情受到威胁或丧失之时，也是自我遭遇重创因而必须做出抉择的时刻。如果难以调和不同道德规范之间的张力，他们就会陷入难以冲破的迷惘之中。无论是完全内化新的道德规范，还是执着地保留旧有的道德规范，必然有一种重要的道德承诺无法得到守护，这会让行动者陷入真正意义上的道德危机。

（二）创造性转换

在农家子弟的成长叙事中，不仅有情感困扰和道德危机的如影随形，也有他们如何创造性地应对这些道德危机，特别是“重新规范道德”的心路历程。这在他们不断转换视角看待自己和家庭的关系上体现得尤其充分。

以前曾想过，如果自己是个孤儿该多好。会有这种很叛逆、很不合适的想法，是因为觉得如果自己无牵无挂，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就是觉得亲人是个羁绊？）后来发现羁绊真的挺重要的，那个时候还是太单纯了。（I-M-21）

有时我会努力让自己换一种思考方式：这是我的生活，父母付出这些的出发点是爱我，希望我好，那么我需要做的是带着一颗渴望和好奇的心继续学习新的知识，不断完善自己。虽然我现在不能帮助到他们，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我好好照顾自己这件事也是在减轻家庭的负担，给家庭带去一个期许。（L-F-1）

I-M-21最明显的困扰是觉得自己“不孝”，但也会用“是不是太过苛责自己”来缓释内心的负重。即便有诸多犹疑，甚至曾经希望“自己是个孤儿该多好”，但终究他在经历情感危机之后还是再确认家庭的“羁绊”对于自己的意义。L-F-1一方面愧疚于经济上和生活上都无法帮助到家庭，又不断进行心理建设，转而以“照顾好自己”“给家庭带去一个期许”安慰自己并没有将对家人的道德承诺抛在身后。面对现实境遇的窘迫和内心世界的冲突，这些农家子弟还是在想方设法地努力转换认知视角，打破不同道德规范的壁垒，融合不同文化情境蕴含的道德承诺。

（三）重新规范道德

通过教育实现向上流动的人生历程，意指浸润于农村生活情境中的行动者与原本他（她）不归属其中的社会世界的激烈撞击。农家子弟复杂的、充满内在紧张的情感矛盾源自他们对自己内心的拷问：究竟该遵从何种道德准则，如何选择以及如何行动。当不同的道德规范都不可忽视，具有内在差异性的道德承诺都需要得到守护之时，个体就很容易陷入道德风险之中。英国剑桥大学人类学家和精神病专家里弗斯（W. H. R. Rivers）的观点值得重视。

社会的规范会融入人的身体：文化价值观指导我们的姿势、态度，甚至感情；集体的是非观和愿望指导我们对自身价值的认知。通过这些，我们变得正常，成为有道德的人……如果这个人群和社会的至关重要的事成了他们个人的危机时，那么，使人们合乎正常标准或者道德说教的过程，会造成真正危险的个人行为模式。[23]197

言下之意，曾经让我们成为有道德的人的那些社会规范可能会在某些情境下让我们坠入真正的危险。里弗斯认为：“规范和规范化必须改造；道德必须改变。……重新规范道德可以打破扩大危险的恶性循环，以防止误用和滥用道德经验。”[23]197“人们需要不同的生活模式，用以挑战已经建立的道德文化，以免它们造成严重的后果。”[23]186无论其他人能够给予何种支持，避免陷入过度道德化处境、做出选择和改变的主体依然是正处于困扰中心的行动者。基于此，应对道德危机也不是只能通过转换认知视角来实现。“重新规范道德”既是认知过程，也是行动过程，即通过重新构建有关自我和家庭边界的认知，主动地参与和创造新的关系模式。当然，这种关系模式的生成并非一蹴而就，经历了复杂的变化过程。

我和我外甥女（姐姐的大女儿）的关系很好，我爸妈对她也关爱有加，所以大家都关注她……以增加大家之间的话题和一些情感上的联络。……我就想他们可能自己也会反思，反思这种经济上的束缚对我和我姐的影响，然后想在我外甥女身上补偿一下，所以他们才会对她更好。我会这样想。（I-F-34）

三年没有和我妈妈打过电话。……我为什么不想回家？很无聊。他们讲别人都回家。其实我没有说出口，就是说，家对我来说没有家的感觉。……我已经长大了，我有自己的想法。（I-F-31）

进入精英大学的农家子弟与家人的关系模式会呈现出差异性的形态，生产出不同性质的亲子关系和意义结构，既有界限分明甚至断绝联系的强边界（如I-F-31），也有弱边界和富有创造性的意义生产，试图通过下一代重新理解曾经自己体验到的情感困扰（如I-F-34），并非单向的“同化”和“被制度笼络”[26]的过程。有农家子弟尽管觉得别扭，还是会“主动地去搭家人的肩或者拉他们的手”，或者有意养成家人“吃完饭一起喝喝水、聊聊天”的习惯[4]。L-F-1尽管面对父母的“毫无怨言”和“辛辛苦苦”，“已经失去了再去要求他们什么的勇气”，但即便如此，她还是在“较劲”，努力尝试建立“理想的亲子关系”。这样一种“理想的亲子关系”是自我坚持的部分，也是自我确证不可抛却、不可妥协的那部分。在漫长的成长过程中，农家子弟努力以不同的方式在动荡的文化情境中实现不同道德承诺的整合。这时，危机就不仅仅意味着挑战与危险，也意味着“转折”[27]。

进入精英大学的农家子弟的创造性也突出体现在他们在动荡的文化情境中为过一种道德生活而努力的种种尝试。可以说，“过道德生活”是理解从农家走进精英大学的“读书的料”们情感困扰的一种可能视角。这里“过道德生活”并不是服从于一套绝对的道德规则，不是“为道德而道德”，因为“道德规范始终是情境依赖而不是情境独立的”。道德世界具有一种创造的本性，其本质就在于行动者在“道德规范面前的自主性”。“从人出发”而不是“从规范出发”[28]，真正将人作为道德规范的尺度，才可算作在过道德生活。不断转换视角去关照自己的现实处境，体现了过道德生活所需的智慧，它表现为对自己的诚恳、面对真实的勇气、行动的决心以及改变的努力。这依赖于行动者在相应认知和阅历上的提升，从而发展出更具超越性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意向状态。

五、两种文化生产及其道德自主性

农家子弟通过教育向上流动带来的情感震荡往往容易被人忽视，和芸芸众生所要历经的诸多日常苦难相比也的确微不足道，但正如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在《世界的苦难》扉页中所言：“只讲生存条件的深重苦难而排斥其他一切困苦，无异于对很大一部分反映社会秩序的困苦视而不见和不理解。”[29]这些情感困扰有力地折射出当代中国城乡二元体制以及社会变革在个体情感和道德世界刻下的印记。

保罗·威利斯（Paul Willis）在《学做工》中细致地描绘了一群以生产校园版工人阶级文化——“反学校文化”为核心的工人阶层子弟的日常生活以及一种以“子承父业”为结局的文化生产过程[30]。“读书的料”，即“子不承父业”的当代中国农家子弟，他们与“家伙们”的文化生产非常不同。在威利斯的新著《在中国寻觅现代性踪迹》（Being Modern in China）中，他也认为中国情境下进入精英大学的底层群体，即“走高考这条路的人”（G-Routers）在成长过程中“付出的代价和牺牲，其中的裂缝、不确定性和矛盾极其耐人寻味” [31]。作为中国情境下“子不承父业”的“循规生”，进入精英大学的农家子弟在进行着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化生产。

第一种是以“取得高学业成就”为中心的文化生产，对抗不利的阶层处境，遵循“物或损之而益”的逻辑。在这一过程中，这些农家子弟的创造性尤其突出地体现在对一个道德世界的秉信[6]。第二种是以过“道德生活”为中心的文化生产，恰恰需要打破对单一道德世界的秉信，通过转换认知视角，主动地参与和创造新的关系模式，努力融合不同情境中差异化的自我，超越不同文化世界界限清晰的阻隔，重构道德规范，整合不同社会世界的道德秩序。当他们进入城市求学，以过“道德生活”为中心的文化生产开始显现，并在进入精英大学之后的生活实践中更加充分地展开。

由此可见，这场“子不承父业”的阶层跨越之旅既需要突破社会结构固有的壁垒，也需要面对不同社会文化情境中不同道德规范碰撞而生的情感冲突。唯有在动荡的阶层跨越和文化穿梭之旅中实现自我的整合，缓解不同道德规范的内在紧张，拓展不同文化世界和道德规范的可沟通空间，才能够更有弹性地面对这一旅程的复杂挑战，有效化解道德风险，避免滑入道德危机的深渊。而这一切都需要行动者超越外在规范和价值标准对自我的限制，重新审视精英大学与农村家庭各自代表的那种文化、情感与道德结构之间的关系，从自身出发确立一种内在的道德自主性。对于农家子弟而言，需要反省“道德化思维”[3]所伴随的力量与紧张，融合不同情境的规范，锻造出新的自我。这既是一个淬炼的过程，也是一项艰险的考验，其间的伤痕与苦痛亦是当代中国独特现代化历程的一种投影。

不过，即便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可能留下了某些情感伤痛，甚至面临失去自我的道德风险，但伴随着生活情境的转换，当过往的伤痛从被压抑的状态唤起，道德风险再次回潮，重建自我的新契机也相伴而来。将自我真正从被束缚、被设限的状态中解脱出来，一个更具超越性、能够包容不同道德规范的世界就会迎来新生，这是破解内心困局的必由之路。这一生活世界的核心是：文化是可渗透的，不同社会世界道德秩序的边界是临时性的，道德生活的辩证法是创造性地跨越边界、融合封闭与开放。同时这也是一场克服阶层跨越内隐的道德风险，扭转“读书的料”文化生产“暗面”的未知旅途[6]。当然，为“过道德生活”去超越苦难、重建自我而做出的努力也并不只为“读书的料”所需要。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如此全力以赴地面对这个世界，需要“更有眼光，更有思想，更有主体性”[32]，创造富有自主性的道德实践。这种文化生产颇为契合威利斯“永恒的文化自主性”[33]这一提法。

当前，包括农家子弟在内的普通家庭出身的青年人正面临着普遍的学业内卷、就业压力大、房价居高不下等突出现实问题。进入精英高校的大学生被绩点困在象牙塔[34]，二本学生被时代“架在钢丝上”[35]，“上岸”[36]成了考研、考公成功的代名词，“小镇做题家”的污名和随之而来的普通家境青年人的愤懑不平遍布网络，农家子弟“还能从高等教育中获得什么”[37]就越来越成为一个难以回避的拷问。

范·杰内普（Van Gennep）曾提出一个富有社会学洞见的观点——“他把社会看做是一栋房子，房子里有房间和走廊，从一个房间走向另一个房间时穿过走廊的过程是危险的。危险处于过渡的状态，恰恰因为过渡既不是上一个状态，也不是下一个状态，它因而无法被定义。那些必须从一个状态走向另一个状态的人本身处于危险之中，并且向他人发散危险。”[38]如若把城市与乡村类比于一栋房的两个房间，两个房间的差异越大，连接房间的走廊越是崎岖不平，青年人的处境越是艰难，那么穿行在这一旅程上的农家子弟就需要面对更大的道德风险。同时，在越是快速变化、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过上一种道德生活就越是艰难。进入精英大学的农家子弟处在一个快速变化的现代社会，又在城市与乡村、农家与精英大学这些文化和道德意涵不同的世界中穿行，这为他们过上一种道德生活带来了多重挑战。

作为当代中国的阶层旅行者，“读书的料”跨越城乡边界的生命体验亦是独特的道德经验，其文化生产深深植根于他们的情感和道德世界。当外部世界发生整体性的病变，个体承受的痛苦将更加深重，不同道德规范的距离以及新旧自我的分裂将愈加难以调和，过一种道德生活就不免成为奢望。如果说第一种文化生产，即以取得高学业成就为中心的文化生产更直接地依赖公平和均衡的教育体系；那么，第二种文化生产，即能否过一种道德生活，则既依赖他们的心性和创造性，又从根本上依赖于一个更加开放、多元、自由和公正的外部世界。

致谢

本文初稿曾在“北京师范大学首届家庭教育基本理论青年学者论坛”（2020）做主题发言。感谢康永久教授、班建武教授提出宝贵建议。感谢接受访谈的被访者和传主。文责自负。

注释

①相关研究参见：余秀兰.寒门如何出“贵子”——基于文化资本视角的阶层突破[J].高等教育研究，2018（2）；谢爱磊,李家新,白宜凡.时间的社会结构：文化资本与精英高校农村籍学生的时间使用[J].复旦教育论坛，2022（2）；肖桐.“寒门贵子”的选择：精英高校中的文化再生产与抵制行为[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2（3）；XIE A, REAY D. Successful rural students in China’s elite universities: habitus transformation and inevitable hidden injuries[J]. Higher Education, 2019,80:21-36; LIAO Q, WONG Y-L. An emotional journey: pursuing a bachelor’s degree for rural students in four elite universities in Shanghai, PRC[J]. Cambridge Journal of Education, 2019, 49（6）: 711-725.

②这里的“精英大学”指原“985工程”及“211工程”重点建设的高校。根据教育部最新说明，现已将“985工程”及“211工程”统筹为“双一流建设”。

③参见：TRONDMAN M. Bilden av en klassresa [A picture of class travel]. Stockholm: Carlssons Bokf?rlag, 1994；TRONDMAN M. Disowning knowledge: to be or not to be ‘the immigrant’ in Sweden[J]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2006, 29（3）:431-451；TRONDMAN M. Educating Mats: Encountering Finnish ‘lads’ and Paul Willis’s Learning to Labour in Sweden[J]. Ethnography 2018, 19（4）:446-463.

④参见：程猛.许多人觉得通过教育走出农村、改变命运充满励志的色彩，但这可能只是故事的一面[EB/OL].（2021-04-01）[2021-08-10].https://mp.weixin.qq.com/s/S4Ol0fSt1HYiwcnWt1XsRw；程猛.农家子弟跨越城乡边界的道德、情感与文化秩序[EB/OL].（2021-01-11）[2021-08-10].https://mp.weixin.qq.com/s/Xi1qr8DBHtBur-dfpD 3wvQ。

⑤参见：程盟超.考上北大，然后呢[N].中国青年报,2018-09-05（12）；玄增星.县高考状元为什么9年不回家[N].中国青年报,2018-10-31（9）；梁辰.独家专访论文致谢走红博士黄国平：从放牛娃到人工智能研究员[J].南方人物周刊，总第684期。

⑥在50篇农家子弟自传中，有11篇取自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康永久教授待出版的作品《成长的密码——90后大学生教育自传》。感谢团队成员吕雨欣、杨瑶、杨扬、许金星、黄慧真、史薇、沈子仪、汪子津、李婷婷、王智颖、张耀文、邓安琦等同学在研究中的付出。

⑦在研究中对农家子弟的界定为：有较长时间在农村生活和就学的经历（一般至少小学）；在自己成长过程中父母至少有一方（曾）务农或在县城/城市打工；父母均没有接受过大学教育；成长过程中明显感受到家境限制。成长叙事共91份，其中有3位研究对象既参与了访谈，也撰写了自传。

⑧参加相关会议、讲座及博士论文出版后，收到一些读者来信，述说了与家庭有关的情感体验和困惑。

⑨编码中I代指interview，A指autobiography，L代指letter。

参考文献

[1]BOURDIEU P. The forms of capital[G]// RICHARDSON J G.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M]. New York: Greenwood， 1986: 46-58.

[2]WILLIS P E. Learning to labor: how working class kids get working class job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1.

[3]程猛， 康永久.“物或损之而益”——关于底层文化资本的另一种言说[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16， 37（4）:83-91.

[4]程猛， 康永久. 从农家走进精英大学的年轻人：“懂事”及其命运[J]. 中国青年研究， 2018（5）: 68-75.

[5]程猛. 农村出身：一种复杂的情感结构[J]. 青年研究， 2018（6）: 64-73.

[6]程猛. “读书的料”及其文化生产：当代农家子弟成长叙事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26-30，150-213，192.

[7]程猛. 向上流动的文化代价——作为阶层旅行者的“凤凰男”[J]. 中国青年研究， 2016（12）: 91-97.

[8]汪卫平， 袁晶. 向上流动的心理代价：农村大学生的情感体验研究[J]. 重庆高教研究， 2020， 8（3）：25-37.

[9]任可欣， 郭仕豪， 吴奇艳. 向上流动意味着向下放弃吗? ——农村大学生与父母间的情感关系研究[J]. 复旦教育论坛， 2022， 20（4）: 59-66，105.

[10]米尔斯. 社会学的想象力[M]. 陈强，张永强，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 1-7.

[11]成伯清. 当代情感体制的社会学探析[J].中国社会科学， 2017（5）: 83-101.

[12]夏林清. 斗室星空：“家”的社会田野[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 30（3）:88-103.

[13]贺晓星. 作为方法的家庭：教育研究的新视角[J]. 教育学术月刊， 2014（1）: 3-12.

[14]肖复兴：《位置》和《一个女人》[EB/OL].（2019-04-23）[2021-08-10].http://www.china.com.cn/book/txt/2009-04/03/content_17548989.htm.

[15]博尔赫斯. 小径分叉的花园[M]. 王永年，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 38.

[16]熊和平. 学生身体与教育真相[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4: 305.

[17]熊和妮. 命运共同体：劳动阶层教育成功的家庭机制研究[D].北京：北京师范大学，2016.

[18]夏林清. 斗室星空：家的社会田野[M]. 台北：财团法人导航基金会，2011: 9.

[19]LONDON H B. Breaking away: a study of first-generation college students and their families[J]. American Journal of Education， 1989， 97（2）: 144-170.

[20]MEAD G H. Mind，self，and society[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4: 144.

[21]张佩国， 王文娟. 道德民族志的情境化实验[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40（1）: 124-132.

[22]ROBBINS J. Between reproduction and freedom: morality， value， and radical cultural change[J]. Ethnos， 2007， 72（3）: 293-314.

[23]克莱曼. 道德的重量: 在无常和危机前[M]. 方筱丽，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8.

[24]SENNETT R. The hidden injuries of clas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1-50.

[25]MORTON J M. Recognizing the ethical costs of upward mobility[M]// Moving up without losing your way: the ethical costs of upward mobility.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9: 17-42.

[26]布迪厄，华康德. 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李猛，李康，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115-116.

[27]贾雷德. 剧变[M]. 曾楚媛，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20：xi，xiv.

[28]康永久. 道德教育与道德规范——对康德与涂尔干道德理论的反思[J]. 教育学报， 2009， 5（6）:3-9.

[29]布迪厄. 世界的苦难：布尔迪厄的社会调查[M]. 张祖建，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 扉页.

[30]威利斯. 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M]. 秘舒，凌旻华，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3.

[31]WILLIS P. Being modern in China[M]. Medford: Polity Press， 2020: 8.

[32]康永久. 说明文的诗学与政治学——教育学经验研究的另类解读[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19， 37（1）:72-82.

[33]WILLIS P. Cultural production in perpetuity[J]. Ethnography， 2018， 19（4）: 577-587.

[34]徐菁菁. 绩点为王：中国顶尖高校年轻人的囚徒困境[J]. 三联生活周刊， 2020（37）.

[35]黄灯. 我的二本学生[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0: 211， 260.

[36]张燕. 考研热度攀升，上岸愈卷愈难[J]. 中国经济周刊， 2022（11）: 43-45.

[37]刘云杉. 大众高等教育再认识: 农家子弟还能从中获得什么?[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32（1）: 119-130.

[38]道格拉斯. 洁净与危险[M]. 黄剑波，卢忱，柳博赟，译.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8:121.

往期精彩

投稿入口

本刊建议论文内容宜兼具思想理论深度和实践针对性，支持学科交叉与创新，注重学术严谨性、规范性和良好的中文写作。字数在10000 ～ 15000 字为宜。格式体例按照《复旦教育论坛》刊文格式、体例行文。

投稿方式：http://www.fef.fudan.edu.cn。

排版 | 王新雨

审核 | 方士心

欢迎订阅《复旦教育论坛》！

本刊是由教育部主管、复旦大学主办的高等教育学术期刊，探索和研究高等教育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反映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研究新成果，主要刊登高等教育理论、教育政策、教育管理、教育经济、高校课程与教学、比较高等教育、民办高等教育、比较医学教育等方面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