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外 | 李俊：产业特征、社会结构与教育困境——经济社会学视角下美国职业教育改革分析

摘要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职业教育为提升质量、改善形象，采取了改变就业属性、构建贯通渠道、加强与劳动力市场的相关性等多项举措，但仍面临社会认可度低、经济回报相对有限、学生中断学业比例较高和企业参与积极性不高等诸多困难。这背后有经济、社会和教育三方面的原因。经济方面，去技能化的产业发展渊源和金融化的经济发展路径使得美国的产业对多数劳动者的知识技能要求不高，因而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不足。社会方面，中等收入阶层萎缩、社会不平等加剧和阶级结构固化使得适合职业教育毕业生的工作岗位减少，职业教育的实际收益以及人们选择职业教育的意愿因而降低。教育方面，受制于基础教育的问题，高等职业教育的许多学生面临严重的学习困难，难以完成学业，在毕业后又背负起沉重的经济负担，进一步影响了职业教育的收益。三方面因素的相互作用共同带来了美国职业教育乃至社会变革的困境。

关键词

美国职业教育  经济社会学  金融化  产业发展  社会结构

基金项目

2020年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型城市建设的机制与路径研究”（BJA200100）

作者简介

李俊，同济大学职业技术教育学院副教授

引用本文

李俊.产业特征、社会结构与教育困境——经济社会学视角下美国职业教育改革分析[J].复旦教育论坛,2023,21(03):121-128.

美国的教育一直以来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但与其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相比，其职业教育①的国际声望和影响则要相对弱一些。尽管中美两国的职业教育有着显著的差异，但如果将职业教育置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宏大背景下进行考察，那么美国职业教育过去若干年的发展、改革及其遭遇的困境却能够彰显出一些职业教育发展的基本特点和规律，因而对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在本文中，笔者尝试简要介绍美国职业教育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改革实践及面临的困境，然后从经济社会学的视角梳理和分析其背后的经济社会根源。之所以选择80年代②作为分析的起点，原因有二：一方面，对于美国职业教育有着深远影响的帕金斯系列法案最早从80年代开始颁布，而该系列法案的颁布被诸多美国学者认为是美国职业教育重要变革的标志；另一方面，美国社会自80年代以来经历了巨大变化，这深刻地影响乃至塑造了美国职业教育及其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80年代以来美国职业教育的改革及其困境

（一）80年代以来美国职业教育的改革举措

1917年颁布的《史密斯-休斯法》奠定了美国职业教育的基调，使其在此后几十年间基本保持稳定；二战后，美国逐步在高中阶段的职业教育之外建立起了高中后的职业教育，到80年代，美国初步建立起包含高中、高中后及大学（两年制及四年制）等层级的职业教育路径。

然而，70年代中后期到80年代早期，美国职业教育逐渐面临社会声望不足等方面的困难，中等职业教育被看作是一种主要面向弱势群体的、质量相对较差的教育路径，选择职业教育的学生数量也在下降，社会地位和形象逐渐变得糟糕起来。有学者批评，中等职业教育仅准备让学生进入低技术含量、低收入的入门级工作岗位，很难有进一步的职业发展空间，甚至社区学院都给了学生“错误的承诺”（false promise)[1,2]。

为了应对这些困难和挑战，自80年代中期开始，通过帕金斯系列法案等法律法规的颁布等途径，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改革举措，争取改变前述的状况。

第一，改变职业教育的就业属性，重塑职业教育的社会形象，提高质量以及民众对职业教育的认可度。1984年颁布的《帕金斯法案I》提出加强学术课程与技能培训的结合，1990年颁布的《帕金斯法案II》进一步强调加强职业教育与学术教育内容的整合，并借此来重塑职业教育的社会形象；2006年颁布的《帕金斯法案Ⅳ》以法律的形式将“职业与技术教育”的称谓正式变更为“生涯与技术教育”（Career and Technical Education），并希望以此改变人们对职业教育较为负面的刻板印象。

第二，在不同层级的职业教育之间建立更多的贯通途径。原本彼此独立的中等职业教育与社区学院中的相应课程之间的贯通途径逐渐建立，《帕金斯法案II》和《帕金斯法案Ⅳ》都明确支持从高中教育到高中后教育的有效衔接[1]。

第三，加强从学校到工作（School-To-Work）的过渡，提高职业教育的劳动力市场相关性。90年代颁布的两部《帕金斯法案》以及1994年颁布的《从学校到工作机会法案》都明确提出职业教育应当帮助学生实现从学校到工作的过渡[3]。生涯路径（Career Pathways）的改革举措近年得到了多个联邦部委的支持，职业教育中的生涯路径项目与劳工部的员工培训体系被紧密地联系起来，2014年颁布的《劳动力创新与机会法案》（WIOA）和2018年颁布的《帕金斯法案V》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联系[1]。

（二）美国职业教育面临的困境

尽管政府在过去几十年间采取了多项措施来提高职业教育的质量、改善职业教育的形象，但美国职业教育依旧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并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

第一，职业教育的社会认可度仍然相对较低。首先，职业教育的社会声望不高。在美国社会中，职业教育仍有较深的社会阶层烙印，许多中产及以上阶层的家庭倾向于将职业教育看作是仅仅为社会中下阶层准备的教育。其次，即使是对于社会中下阶层的民众而言，人们主动选择职业教育的意愿也较低。一方面，高中层次的职业教育不太受欢迎。有研究指出，如果学习者仅接受高中阶段的职业教育，能够找到的往往是本地相对丰富但收入相对较低的工作岗位[4]。另一方面，更高层次的社区学院的职业教育路径也并不是很受欢迎。一个有力且有意思的证据在于，1986年至2014年，美国所有社区学院秋季注册的全日制新生数量与当年5月的失业率高度相关，在多数时候，当失业率与前一年相比变化1%时，相关注册学生数量就会变化2.5%。这一相关性背后的根源在于，社区学院的学生大部分来自中低收入阶层，由于学费不高且常常会获得某种经济支持，他们就读社区学院的成本主要是（不去上学而去参加工作的）机会成本。当失业率较高时，由于工作难找，机会成本无疑会变低，因此他们更有意愿去就读社区学院；而当失业率较低时，他们则更倾向于参加工作，而不是就读社区学院[5]。

第二，职业教育能够带来的经济回报相对有限。尽管有研究表明高中及高中后阶段的职业教育路径能够带来积极的经济回报[6,7]，但也有研究发现，与其他类型的教育相比，职业教育的经济回报相对有限。研究显示，如果没能进入精英大学，包括社区学院在内的四年制大学教育所带来的回报其实也比较有限；拥有四年制大学学历的男性，其实际工资水平在1979年—2007年期间仅仅提升了10%，明显低于那些学历更高的人群（26%)[8]。从70年代末至2010年，积极的教育回报越来越与四年制大学或更高的学历联系在一起，而未能带来四年制大学学历的职业教育与培训项目的经济收益有限，且拥有大学学历者与拥有高中学历者之间的收入差异主要不是由大学学历的教育回报增加所带来的，而是由高中等学历更低群体的收入降低所带来的[8]。

第三，社区学院等机构的许多学生在就读期间遭遇学习障碍等困难，没有完成学业。这些学生无法适应大学阶段的学习，部分学生甚至在入学第一年之后就中断学业，而在那些没有什么入学门槛的学校中，这样的学生所占比例长期更高，可能达到40%以上③[9,10]。

第四，美国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不高。有研究发现，由于经济和时间成本，以及对“挖墙脚”的担心等原因，美国企业参与学徒制等形式职业教育的比例不高，而即使特朗普大力推广学徒制，参与学徒制培训的工人也仅占美国劳动力的0.2%[11]。

有美国学者指出，过去美国职业教育名称的更迭以及诸多改革，更多是掩盖了职业教育面临的诸多挑战，而不是解决了这些问题[12]。那么，为什么在采取了诸多改革措施之后，美国的职业教育仍然面临上述较为严峻的挑战和困难？笔者接下来尝试从经济、社会和教育三个维度分别进行分析。

二、产业发展渊源与经济发展路径：去技能化与金融化

（一）去技能化的产业发展渊源

美国的产业发展渊源影响了不同产业中众多企业对劳动者的知识技能需求，由此对职业教育产生了间接而又关键的影响。

在美国工业化发展的早期，美国的企业选择了一种相对去技能化的产业发展路径。19世纪的多数时间里，美国的自然资源非常充裕，但工人稀缺，由此导致了原材料和能源相对便宜而劳动力昂贵的价格结构；美国的企业于是采用了一种以充裕的自然资源代替劳动力成本的生产方式，逐渐形成了不太依赖劳动者技能的、资本密集型的生产模式，为规模化和标准化的生产奠定了基础[13]。在19世纪后期，伴随着更多非技术移民工人的到来，为了争取车间生产的控制权、压制和排挤工会的力量，美国的企业主更倾向于使用标准化和批量化生产的策略，选择和开发能最大限度地替代劳动者技能的技术方法和手段，以降低对技术工人的依赖[14]157-159。此后，经漫长的演化，美国企业的管理层通过管理革命逐渐实现了大规模生产中对劳动过程的控制和对劳动者复杂技能的剥夺，由此形成了美国的经济生产过程中去技能化的特点[15]。

20世纪上半叶，这种去技能化的特点被企业、政府和工会的集体行动进一步强化。在企业维度，尽管部分企业建立起了内部培训系统，但一战期间及战后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冲突激化，助推了企业主执行技能替代的理性化生产策略；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机械制造公司大多数都抛弃了系统化的培训策略，仅向工人提供快速的入门培训，并在人事政策上向领导岗位和白领倾斜[14]173-179。在政府维度，美国于20世纪初期建立国家标准局，其目的之一就在于“简化做法、消除浪费、节约材料以及工人培训最少化”，这更强化了美国制造体系中标准化和规模化的特点[16]。在工会方面，由于半技能工人在人数上的优势等原因，工人抗争的手段也更多地依赖车间外的集体政治行动，并以就业保障和工资水平作为主要的诉求，而不是生产过程中的控制权及技能，由此，管理者得以继续通过机械化和自动化等途径维持低技能依赖的策略④[15]。

这种去技能化的产业特点不仅体现在制造业中，也渗透到了服务业中。在二战后兴起的以麦当劳为代表的快餐业等服务行业中，去技能化的生产特点影响巨大。食物原料通过标准化的流水线生产，快餐的制作程序被大幅度精简，员工仅需完成标准化的简单操作，就能完成食品的烹制。在这些企业，员工的培训也并不以专业技能为重点，而是侧重于规范、守时和忠诚等职业素养。

由此，到80年代，美国产业的去技能化特点已十分显著。生产过程更多地依赖自动化程度较高的机器设备，对多数劳动者的知识技能没有太高的要求，且多数企业面向工人的培训也并不特别深入、系统。

（二）金融化的经济发展路径

80年代之前美国已经形成的去技能化的产业发展渊源对于职业教育影响深远，而此后美国经济金融化的发展路径进一步影响和塑造了产业界（包括职业培训在内）的许多行为。

7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国内劳工罢工等斗争行为的日益扩大和发展中国家国际产业竞争力的逐渐提高，美国非金融企业的投资回报率逐渐下降。为了更好地应对这些挑战，大量美国企业逐渐将资本从生产领域抽走，将其转移到金融市场。在此过程中，美国经济的金融化程度越来越高，企业利润越来越多地来自金融渠道，而非传统的商品生产及贸易领域[17]。

金融化对美国企业的行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金融思想在企业的经营理念中逐渐扎根，即使是许多制造业企业，财务逻辑也慢慢主宰企业的运行，受到MBA训练的职业经理人逐渐占据企业高管的位置，而工程师的地位则被慢慢边缘化，美国公司的治理制度越来越受到金融市场规则的影响[18]。在金融市场的逻辑下，衡量企业的标准不再仅仅是企业的产品质量甚至企业的盈利能力，而是企业的股票价值。

这直接导致了美国企业在研发和培训等领域投入的减少。美国企业自70年代后期开始改变此前的“获取和再投资”（retain-and-reinvest）的资源配置模式，不再将获得的利润投入到研发和员工能力提升中，而是缩减规模、削减成本，转而向股东发放高额分红并提供股份回购机会，即采取“缩减与分配”（downsize-and-distribute）的策略，他们越来越倾向于“提取价值”（value extraction）而不是“创造价值”（value creation），这从根本上改变了企业的行为动机，从而影响到其员工培训等行为[19]。这种影响在时间维度和横向比较的维度都得到了验证。从80年代至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美国企业将利润投入研发的比例持续降低，而花费在股份回购和红利上的资金则持续增加[20]。从横向比较看，美国的私营企业在建造工厂、员工培训、产品研发和其他长期投资项目中的投入相当于上市公司在这些项目中投资的两倍[21]。

概括而言，美国的经济和产业格局从两方面影响了产业对技术技能型人才的要求。一方面，美国从19世纪开始就逐渐形成了去技能化的产业发展路径，生产更多地依赖自动化程度较高的机器设备，而对多数劳动者的知识技能要求不高，这种路径依赖对于今日的美国企业仍有影响；另一方面，8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的金融化导致了企业行为模式的改变，大量企业越来越倾向于追求短期回报，并将员工看作是成本，因而逐渐减少在员工培训等领域的投入。

三、社会结构的改变：中产阶级的萎缩与不平等的扩大

伴随着经济和技术领域的变化，美国的社会结构也逐渐发生变化，这对职业教育的就业前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社会结构的变化有以下几方面：其一，受金融化的影响，许多美国企业为了追求更高的回报，将更多的利润投入高风险、高回报的金融风险产品，而不是商品生产和服务行业，这导致工人的工资收入停滞不前[22]57。其二，从80年代开始，计算机被逐渐运用到企业管理之中，企业越来越多地使用计算机来进行工作进度的控制和生产力的测量，因而减少了对中层管理人员的需要[22]48。其三，70年代之后逐渐成熟的集装箱技术大幅度降低了远洋货物运输的成本，加上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逐渐开始或加深市场化的经济改革，越来越多的美国企业到海外建厂，制造业的岗位于是流向海外，美国本土的制造业岗位随之减少，1979年至2012年美国制造业的工作岗位流失约800万[22]43。

不仅制造业的岗位在流失，服务业的岗位也在发生变化。伴随着沃尔玛等零售巨头的崛起，许多中小企业被逐渐挤出市场，本地小商铺变得难以生存，零售等领域的创业变得越来越困难；而沃尔玛等企业提供的许多岗位都有工资较低和福利较差等问题，且聘用了大量的兼职劳工，这些都使得服务业中的优质工作岗位也逐渐减少。研究显示，新开的沃尔玛会减少所在地零售业的就业岗位，也会对当地零售业的工资产生负面影响[23]。

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美国的中等收入岗位在过去几十年间持续减少，劳动力市场呈现越来越强的两极化趋势。1979年至2010年，就业增长逐渐集中于职业技能分布的两端，即高学历、高工资的岗位和低学历、低工资的岗位，而生产、维修、装配、行政管理和销售等需要中等学历、处于中等工资水平的岗位，其就业增长则少得多[8]。这带来了社会结构的变化。70年代之前中产阶级占据社会主体地位的钻石型社会结构逐渐变形，中产阶级不断萎缩，占据社会顶层的少数人的财富迅速增加，而低收入的底层阶级则不断扩张，呈现出阶级两极化和固化的趋势[22]100-101。

伴随着上述变化，在新社会阶层结构中占据主体地位的新工人阶级的生存境况在过去几十年间变得越来越糟糕。这体现在以下几方面：（1）工作稳定性下降：1973年至2006年，美国不同年龄劳动者的工作稳定性都在下降，在岗工作的时间变少；（2）医疗保险覆盖面减少且劳动者支出增加：对于在私营部门的劳动者而言，雇主承担的医疗保险覆盖比例从1979年的69%下降到2010年的51%，而自费的医疗保险费用则大幅度提高；（3）养老金覆盖范围减少、支出增加、福利减少：对于私营部门而言，由雇主提供的养老金覆盖比例从1979年的50.6%下降到2010年的42.8%，其质量也明显下降[22]86-90。

更进一步讲，由于工作岗位的消失，劳工阶级原有的生活方式逐渐遭到破坏，许多人失去了原有的生活价值感乃至意义，由此甚至带来更多的家庭及健康问题——疼痛、抑郁、社会功能障碍，以及“绝望的死亡”（deaths of despair)[24]。许多遭遇这些困境的人即使重新找到工作，也很容易陷入“穷忙”的状态，生活仍然窘迫。

伴随着社会结构的改变，美国社会的不平等状况日益加剧。1917年至1972年，不同群体的收入都快速增长；从80年代至今，中下层民众的收入增长逐渐停滞，而富人的收入继续快速增加，导致不同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25,26]。

概括而言，经济和技术等方面的变化带来了以中等收入阶层萎缩、社会不平等加剧和阶级结构固化为特征的美国社会结构的改变。中等收入阶层的萎缩意味着最适合职业教育毕业生的工作岗位减少，这必然导致职业教育的实际收益降低；而随着社会不平等的加剧和阶级结构的固化，普通人未来选择的空间日益狭窄，人们选择职业教育的意愿因而进一步降低。

四、教育体系的麻烦：基础教育的不平等与高等教育自身的问题

（一）基础教育的问题：经济社会差异所导致的教育质量差异

如前所述，获得更高的学历是有利于在劳动力市场获得更好的收益的，问题在于，尽管学士学位能够带来积极的经济回报，但许多来自经济社会背景较为弱势家庭的学生并不能完成学业、拿到学位；而与高中毕业生相比，上了大学但没能毕业的学生群体的收入几乎没有增加，因此这些人也无法拥有学位可能带来的经济回报。这背后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源自基础教育的问题，即部分学生所受的基础教育质量不佳，且不同社会背景的学生所受的基础教育质量有显著的差异[27]。

不同社会背景的学生所就读的学校有差异。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前十年，富有家庭的子女中，就读高学费的私立学校或特定区域的公立学校（需要购置相应房产）的比例较高，而贫困家庭的子女则更多就读于被分配的公立学校，前者的教育质量要优于后者[28]。社会经济地位处于弱势的家庭，其子女所受教育的质量与富有家庭差距明显，这导致了他们在学习成绩上的差异，贫困家庭的子女在阅读、科学等方面的成绩均明显低于富有家庭的子女[9]。

基础教育阶段教育质量的薄弱进一步导致了大学阶段的学习问题。很多高中毕业生进入大学时并没有真正具备相应的学习能力，因此不得不选择修读补习课程（remedial course）⑤。在2003-04学年，68%的两年制教育机构的新生和40%的四年制大学的新生修读补习课程，在2011-12学年，其比例则分别是41%和29%；修读补习课程的学生中，来自低收入家庭的比例很高；从效果上看，这些课程实际上未必总是能带来积极的效果，对于提升学生的能力效果有限，反而可能会影响正常大学课程的学习[29,30]。由于学习能力不足，部分学生无法坚持，不得不中断大学的学业。

（二）高等职业教育自身的问题：经营逻辑的凸显及对弱势学生的忽视

作为美国高等职业教育最重要的承担主体，社区学院曾面向所有学生传授知识和技能，帮助他们融入社区，在此过程中也促进社区本身的发展。然而，随着新自由主义自20世纪80年代起重新成为美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它也影响和塑造了美国高等教育。受其影响，公共财政的拨款在过去几十年里逐渐减少，高等教育机构变得更加依赖私立部门的经费，研究更加注重应用导向，经济效率的考量变得越发重要，而社区学院也概莫能外[31]。

在变化的经济社会背景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下，社区学院的治理逻辑逐渐发生变化，它越来越以产业界的经营逻辑来进行学校的建设与管理，将学生看作是消费者和商品；由于学生的注册入学能够帮助社区学院获得政治层面的合法性和政府的财政补贴，因此学校更加注重招生，从而导致生源竞争的日益激烈，这加重了社区学院内部的经营文化，学校的管理风格也从注重合作精神与专业共识转向强调契约关系和控制[32]。

伴随着治理逻辑的变化，社区学院的人才培养也发生了变化。为了增加收益，学费逐渐上涨，尤其是面向国际学生的学费显著增长；学校变得更加关注那些家庭经济条件较好的学生，尤其是国际学生，更倾向于满足他们的需求，而忽视弱势社会阶层的学生；过去曾经是传统学分课程组成部分的补习课程在部分学校逐渐转变为非学分课程，且费用变为由学生自己承担；这些变化对社区学院等机构的教育质量产生了负面的影响[32]。由于学费的上涨，很多来自社会中下层家庭的学生只能申请助学贷款，而这逐渐成为沉重的负担，甚至影响到他们毕业之后多年的生活。

概括而言，美国的职业教育面临一定的困境。一方面，受制于基础教育的问题，许多提供职业教育的社区学院面临严重的生源问题，大量学生学习基础较差、学习能力不足，且这些问题导致了这些学生在大学阶段的学习困难；另一方面，受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高等职业教育本身也存在教育质量方面的问题，这使得那些来自中下阶层、基础不够扎实的学生在学业上遭遇困难，在毕业后又背负起沉重的经济负担，这对其职业生涯的发展产生了负面的影响。

五、美国职业教育困境的经济社会学分析

前文从经济、社会和教育三方面分别单独分析了美国职业教育困境之成因。接下来，笔者尝试从经济社会学的视角进行综合分析，挖掘三个维度之间的相互作用。

从最表层的影响逻辑看，经济和产业维度的变化是社会结构变化的根源⑥，并由此导致职业教育回报的变化。在过去几十年间，制造业等产业在美国本土逐渐衰落，大量企业到海外投资，由此带来美国国内中等收入岗位的减少。对于职业教育而言，毕业生适合的岗位自然随之减少，教育的经济收益也跟着降低。大量科技和金融领域之外的毕业生只能在低收入的服务行业找到工作。1973年至2011年，大学毕业生的中位数收入下降了9.5%;2010年，约40%的25岁以下的大学毕业生在从事实际上不需要大学学历的工作[22]230,240。因此，人们选择职业教育的意愿自然不高，前文所述的社区学院新生注册人数与当年5月的失业率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也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经济、社会、教育三个维度之间的关系仅仅是上述经济—社会—教育的单向影响吗？更进一步审视，其实三者之间有着更加复杂的互动关系，教育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也有重要的影响。

首先，美国教育自身的问题和不足助推了美国产业制造业的衰落。美国的产业发展路径并不完全是美国产业自身随意选择的结果，而是在其特定的社会资源禀赋下被影响和塑造出来的，劳动力是众多资源禀赋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由于美国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中广泛存在的问题，大量中下阶层的美国民众在知识和技能水平上与德国、日本等其他发达国家的民众相比有所欠缺，而其工资收入水平又相对较高。因此，当金融化和全球化浪潮逐渐影响到美国企业时，大量企业，尤其是提供中等收入岗位的制造业企业，在此前已经形成的去技能化的渊源和惯性下，既出于对利润的追逐，也由于其本土劳动力技能水平的不足和较高的成本，很难发展像德国那样的高端制造业⑦，因而选择将工厂迁往国外，仅在国内保留部分研发和营销等岗位。换句话说，正是美国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自身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导致社会中下层民众所具备的知识技能水平不足，进而降低了相应岗位的劳动生产率。多种因素相结合，共同推动美国企业到海外投资，本土的中等收入岗位随之减少。

其次，教育系统不仅没有消除社会不平等，反而因为其自身的问题维持甚至强化了社会不平等。不同阶级在经济社会资源上的不平等是美国社会最严重的问题之一。由于历史原因，职业教育本来就吸收了大量来自社会中下阶层的学生。由于基础教育阶段的质量不均衡，许多学生的学习能力严重不足，加之高等职业教育自身的问题，共同导致了他们在大学期间的学习困难。他们中的许多人不得不中断学业、未能获得学位，这又使其在劳动力市场中面临更糟糕的境遇，由此维持甚至强化了社会不平等。

除了上述经济—社会—教育三者的相互影响逻辑之外，经济和产业的变化对职业教育本身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去技能化的产业发展渊源和80年代之后金融化的产业发展路径从根本上削弱了美国企业深度参与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的意愿和能力。美国产业去技能化的渊源意味着，大多数美国企业从其发展策略出发，本来就不太依赖高技能劳动者，而伴随着80年代以来的金融化趋势，美国企业更倾向于减少在劳动者技能培训上的支出。从表面看来，金融化应该只对大企业有直接的影响，但这间接带来了整个产业生态的改变。其核心逻辑在于，金融市场对短期回报的追求促使大企业剥离垂直资产，从包含研发、生产和销售等多个环节的“垂直整合”（vertically integrated）模式逐渐转变为“垂直分离”（vertically separated）模式，并将注意力集中在能够直接带来利润的核心能力和部门中，企业因而避免投资于收益较少的员工培训等领域。大企业被迫减少了对产业链生态系统的支持，而这种生态系统对其小型供应商群体而言具有重要作用。对于小企业而言，由于本地银行对其金融支持的意愿和能力下降，小企业也很难有资金投入员工培训。由此，制造业生态系统逐渐弱化，且整个制造业提供培训的意愿和能力也同时下滑[33]。此外，在金融化逻辑的影响下，许多企业希望员工“即插即用”，更倾向于雇佣来之能用的人，与之伴随的自然是企业参与员工培训意愿的不足[34]。行业企业提供培训的意愿不足以及职业教育参与程度的不足对职业教育本身的质量有着显著的负面影响，这无疑不利于职业教育地位的提高，从而不利于吸引优秀的生源。

从经济社会学的角度概括来说，受制于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的质量，美国中下阶层的大量民众所具有的知识和技能水平相对有限，这种劳动力禀赋与去技能化的产业发展渊源和金融化的经济发展路径共同作用，推动美国的制造业等产业到海外大量投资而在本土逐渐衰落，因而难以创造出足以吸纳大量技术技能型人才的中等收入岗位，阶层结构逐渐固化，社会不平等加剧；这反过来又影响了职业教育的发展，适合职业教育毕业生的岗位随之减少，教育的经济收益也跟着降低；在此过程中，同样受制于去技能化的产业发展渊源和金融化的经济发展路径，制造业等领域的产业生态逐渐恶化，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意愿和能力随之降低，这进一步对职业教育的质量产生了负面的影响。

六、启示

美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改革历程及其遭遇的困境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一些职业教育发展的基本规律，即职业教育一方面依附于产业、扎根于社会，另一方面也会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产生影响。如果产业没有提供足够的中等收入岗位，没有良好的就业前景，职业教育的发展必然无比困难；而包括职业教育在内的教育质量会影响到劳动力的水平和结构，这是社会资源禀赋中最核心的组成部分之一，它会反过来对产业的选择产生重要的影响。

从美国的改革经历及上述职业教育的基本规律出发，可以尝试提出两点对于我国发展职业教育的启示。

首先，职业教育的发展要适应产业的人才需求。职业教育的发展既对产业的发展产生影响，也依附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要想发展高质量的职业教育并推动产业发展，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必须以产业的真实人才需求为依据。在产业并不真正需要更高学历的人才时，过度追求职业教育的层次提升，未必有利于职业教育的发展，反而还会造成人力成本的提高，不利于产教融合，对于服务业的发展也会产生负面影响。

其次，应鼓励、促进行业企业深度参与职业教育。行业企业的参与是影响职业教育质量的关键环节之一，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培养有赖于工作场所学习与学校学习的有机结合。推动和促进企业深度参与到职业教育的标准制定、培养过程和考核评价之中，对于提高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推动职业教育服务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注释：

①尽管美国职业教育从2006年起被称为“生涯与技术教育”，但包括美国学者在内的学术共同体仍会继续使用“职业教育”（vocational education）这一相对一般化的表述，指代美国不同形式、不同阶段的职业教育，本文也这样处理。

②下文起，如无特别标注，80年代指的都是20世纪80年代，60年代、70年代、90年代同理。

③尽管没有专门面向职业教育学生的相关统计数据，但从平均数以及弱势群体学生辍学率更高的相关数据可以推算出，职业教育领域的学生辍学比例更高的基本事实。

④正如这里引用的封凯栋老师所言，正是由于这种形式的集体抗争和生产的去技能化特点，美国的工人在此过程中变得“既缺乏技能又昂贵”。

⑤许多学校在新生入学时会进行能力测试，如果学生达不到完成大学学习所需要具备的知识水平，就需要修读这种补习课程，其目的主要在于让准备不足的学生为大学的学习做好准备。

⑥这里面当然也有政治等方面的原因，这不在本文讨论的范畴之中，且美国的许多学者也将社会结构的变化主要归因于经济和产业的变化。

⑦当然并非全部企业都是如此，在航空、军工和计算机等部分领域中，美国保持和发展了高端制造业，但其吸纳的劳动力相对有限。另外，成本的影响当然是其中至关重要的方面。比如，国外的汽车制造企业在美国投资时，更倾向于选择工会势力相对较弱的南方的几个州，而不是传统汽车企业所在的底特律等地，这与整体用工成本有着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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