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海建:出版社的朋友建议改个书名,我立即要求将稿件收回
我是上海人,长期与上海出版界朋友交往较多。这些朋友也常问我有什么书可以在他们那里出版,但我是一个手慢的人,很长时间写不出作品来,只是漫应之。到了一九九四年,当我将《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书稿,交给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一位朋友时,他一口答应尽快出版,尽管当时市场上学术著作已经是很不景气。
没过了多久,这位朋友很为难地告诉我,在选题会,社领导看了书名后说:“太平天国的书也就不要再出了吧!”于是力争该书与太平天国无关,而是讲鸦片战争,但社领导没有说话。那么这个选题也就很难再出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这位朋友也提出一个建议,是否改一个书名,叫做《千年一战:鸦片战争再研究》,或《千年一×》之类,以便能再次向社领导进言,争取列入出版计划,我听了之后,立即要求将稿件收回。
于是,我就去找了老同学潘振平,看看能不能在三联书店出版。此时三联书店虽然已从人民出版社分出来,作为一个老牌子的新社底,还谈不上有很大的影响力,但感到书店领导心气足,热心于学术的心思也重,一心想从知识与学问的老路上,走出新的通道来。
记得潘振平对我说,与人民分家的时间,他看了一下出版书目,五六十年出版的好书,怎么都是用三联的牌子!恰好在此时,有哈佛燕京学社支持学术书出版的计划,我的这本书也决定放在“三联·哈佛学术丛书”中出版。
“三联·哈佛学术丛书”的编辑是许医农先生,一位从贵州来的老编辑,对学术书的出版极为热心。她对我说,由于哈佛燕京学社的补贴不多,按规定这一丛书每一册的规模是二十五万字左右,但《天朝的崩溃》一书太厚了,大约近五十万字了,能否压到三十万字之内。
我听了之后,也差一点“崩溃”,将一本减少五分之二,那是要重写另一本书了。对此,我表示不同意,心里也准备不出了。
许先生由此找了潘振平,将这个难题交给了他,由他来给我压字数。这不是为了内容精要主题突出而压字数,纯粹是为了压字数而压字数。也算是难为潘振平,他压了几万字,留了四十多万,也就是今天出版的规模。
从当时的图书市场来说,《天朝的崩溃》应当说是卖得很好了,很可能创造了新高。这或许与一九九七年香港回归有关,鸦片战争的书自然会好卖一些。
记得香港一家大出版机构的老总此时也来找我,让我写一本关于鸦片战争的学术著作,二十多万字。我说我已写了《天朝的崩溃》,他告诉我说,学术著作是用第三人称写的,要更加的客观。由此我又知道,在一些人眼中,《天朝的崩溃》还算不上是学术著作。
《天朝的崩溃》的出版,也给我的人生带来了不大不小的麻烦。十年过去了,二〇〇五年该书要再次印刷,按理说也到了修订之年,然我考虑,由于过去有不同意见,修订之后,很可能引起多种不同的猜测;更兼手头上事务特多,也就没有动,用了旧版心而换了新封面。一本书能受到读者长达十多年的欢迎,正是让我感到欣慰的。
在过去的十多年中,一个想做学问的人,是很难生存的,但唯一的生存之道,就是“将学问进行到底”;在今天的图书市场上,一个学术出版社,也是很难生存的,但唯一的生存之道,就是“将学术进行到底”。大约只有如此,才有彼岸;若有旁骛,易失本原。
到了三联书店的花甲之年,如果追查复办后二十二年成功之处,可能也就是在知识和学问的道路,有着“进行到底”的饱满精神和坚定意志。而到了这般时刻,“敏锐”成了“短视”的近义词,“固执”反成了“远谋”的同义词。一些老牌子的好出版机构此期走了弯路,而三联书店却一日日近于炉火纯青。
这是一种“纯情”的归宿:不管世道如何变化,这个国家和里面的人们,毕竟还是需要知识和学问的。■
这本书是茅海建系统研究鸦片战争历经十余年所得成果,至今已重印近20次。本书考订了与鸦片战争相关的一系列重要史实,历数了清朝的军事力量、骤然而至的战争、广州的“战局”、“抚”议再起等内容,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鸦片战争对于清朝统治打击的致命性,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史学论著。
真正的好书经得住时间的考验,本书就是如此。诚荐茅海建老师的《天朝的崩溃》(三联出版),重新认识“鸦片战争”与近代史。好书难得,值得珍藏。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多次断货,所剩无几。还可在规格中一并选购“剑桥中国近代史”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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