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人，1955年胡风案件发生时，被定性为胡风分子，关进监狱。11年后，狱警告诉他要去法院，先让他吃饭。在一个小房间里，桌子上摆了四两米饭，有咸菜、豆腐干，一个鸡蛋汤。吃完了，问他吃饱了吗？他说没吃饱。狱警又给他拿来一份。后来到法院，审判长宣布开庭，说：“把老反革命贾植芳押上来。”他不知道自己会判几年，也不想知道，他连一个字也没看，就在自己的判决书上签了字。十天后，贾植芳被提前一年释放，押送回他原来任教的复旦大学，在校印刷厂接受监督劳动改造，这一改造就是13年。贾植芳一生进过四次监狱。第一次是1935年在北平参加“一二·九”运动被捕入狱；第二次是1945年在徐州日伪监狱坐牢；第三次是1947年被关押在上海中统局本部；第四次是1955年因“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罪名被判处12年有期徒刑，连累妻子任敏也两次入狱16个月。贾植芳第一次进监狱才19岁，大年夜关进去，吃的是粗糙米饭。一个老犯人跟他说：“你是政治犯，受优待，吃的跟我们刑事犯不一样，看守所欺负你人小不懂事，克扣了你的囚粮费。”第二次开饭，贾植芳就把窝头、咸菜摔在地上，说：“我是政治犯，我不吃这种饭。”后来狱方真的给他重新送来了饭菜，四个花卷、一碗米饭、一碟炒肉，还有个鸡蛋汤。第二次进日本人的监狱，日本鬼子的监狱可以买酒喝。遇到上面下来检查，看守人员就说：“今天你不要喝酒了，上面有人来检查。”1947年贾植芳在上海被国民党中统特务抓进监狱，说他是共产党的忠实走狗。中统特务提了一个办法，只要他在《中央日报》上发表一篇《反共宣言》，就可以释放出狱，贾植芳拒绝了。南方都市报记者问贾植芳，四个监狱有什么不同？贾植芳说：国民党也好，日本人也好，坐监狱都可以看书，家里可以送东西，监狱看守可以给钱让他代买东西，可以吃大饼油条，一毛钱就给他两毛钱。最后这次坐监狱，不能买也不能送。开饭的时候我挑稀饭，可以多吃一点，中午饭都是菜皮糙米。60年代大饥荒，贾植芳饿得腿都肿了，肚子也快肿了，狱方就把他送到提篮桥医院住院治疗。医生开的“高蛋白”药方，主要有米饭，有黄豆芽、豆腐，还搭配了带鱼，吃了三天水肿就消了。贾植芳四进四出监狱，始终坚持一个原则，不认罪不揭发不检讨。有次提审，审讯员问他：“贾植芳，你怎么认识某某人的？”贾植芳说：“你说的这个人我不认识。”审讯员在鼻子里哼了一声，说：“你狡辩！你不认识他，他怎么认识你，还给你送书？”说着，拿出一本书来，上款写着“贾植芳先生教正”，下款写着“某某敬赠”。贾植芳解释说，这是文化界的一种习惯和风气，认识不认识的同行总互相赠送著作。审讯员一听就火了，拍着桌子大声训斥说：“你还在狡辩！这本书定价两元多。他不认识你，平白无故就把两元钱的东西送给你，谁会相信？”审讯员这么一发脾气，贾植芳知道秀才遇见兵了，就在心里对自己说，这些同志是农民，上帝原谅他们吧！贾植芳的处世原则，就是无论处于怎样的困境，都始终坚持人性、良知。用他的话说就是：“我既然生而为人，又是个知书达理的知识分子，毕生的责任和追求，就是把‘人’这个字写得端正些。”晚年，南方都市报在采访贾植芳时，曾问他怎么理解舒芜1955年交出私人信件的事。贾植芳说了四个字：卖友求荣。1983年，贾植芳到北京，由李辉陪同去看了舒芜。贾植芳说，他把我们卖掉，我要去看看他怎么样了。见面时，舒芜对贾植芳说：“老贾，我本名叫方管，管是管理的管，竹字头，而你过去写成草字头了。”贾植芳立马给他呛了回去：“没写错。你小子草菅人命，就该叫方菅。”贾植芳一生顶天立地，铁骨铮铮，斥责舒芜，他有这个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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