巾帼不让须眉

巾帼与须眉

陈少敏

延安时期，有个奇女子，叫陈少敏，丈夫死于叛徒出卖，孤身一人。适逢在党校学习的同学中，有个叫涂正坤的男子，妻子在长征中下落不明，音信杳无。两人遭遇相似，惺惺相惜，遂结为夫妻，共同生活。后来涂的妻子突然出现，让事情变得非常尴尬，涂左右为难，陈少敏却异常坦然，带上自己的简单行李，搬回了集体宿舍。临分手时，她对涂正坤说：“老涂，咱俩就此分手，你回你妻子那边去。我们做不成夫妻，还是革命同志。”

这别说在战争年代，就是在和平时期，又有几人能够做到？如此襟怀，克己礼让，世所罕见。

数十年后，也是这个陈少敏，又一次让人大吃一惊。1968年10月，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议程中通过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并就永远开除刘少奇党籍进行全会表决。与会代表132人，有131人举手赞成，只有陈少敏趴在桌上，用右手捂住左胸，以这样特定的方式，表明了自己否定的态度。康生对此非常恼怒，阴沉着脸，找到陈少敏问：“你为什么不举手？”陈少敏平静地回答说：“这是我的权利。”

陈少敏的司机项怀玺至今还记得清楚，散会那天，他去接陈少敏，见她脸色难看，就问：“陈大姐，你不舒服吗?” 陈少敏摇摇头说：“不是。今天开会开除刘少奇的党籍，我不同意。”多年后，毛过世，四人帮的淫威被囚禁于铁窗，当人们又可以公开提说刘少奇这桩冤案时，胡耀邦激动地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都犯过错误，都举了手，就陈大姐没有举手……当时她不投这一票是相当了不起的，具有很大的勇气。”

“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何况还是一位女性，准确说是一位66岁的老太太！岂不羞煞人也。

然而公正地讲，中国的男人也有铮铮铁骨者，张东荪即是其中一个。

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选举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谁来担任第一任主席，大家早已认定，非毛泽东不能享此殊荣。会议按候选人名单印出选票，分别送到每个代表面前，由选出的几位代表作为监票人，监督选举过程。投票后，暂时休会，工作人员在大会会场旁边的小会场开票。数来数去，发现毛泽东少了一票，这让工作人员及监票人大感意外。怎么可能？于是重新计票，结果仍然是毛泽东少一票。大家判断，很可能是某位投票人一时疏忽，忘记画票了，可作为废票对待，让毛泽东名正言顺地全票当选。但大家不敢擅自做主，便找到周恩来，向他请示怎么处理。周恩来考虑后，也不敢决定，就向毛泽东请示。毛泽东听后非常坦然，说：代表们有权选毛泽东，也有权不选毛泽东，缺一票就缺一票，没有关系。随后，主持人当众宣布：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全场闻听一致起立，掌声雷动，欢呼声达数分钟之久。

会后，有人指示追查，结果民盟秘书长张东荪被查出。

这张东荪在当时也算大名鼎鼎的人物，原名张万田，字东荪，浙江杭县（今杭州市）人。中国现代哲学家、政治活动家、政论家，先后担任过燕京大学哲学系主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时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秘书长。对于北平和平解放，避免兵灾、生灵涂炭是有过卓越贡献的。

1948年底，平津战役打响，驻守北平的傅作义与解放军就北平和平解放问题进行谈判，由于双方开出的条件相差太远，谈判一度陷入僵局。为打破坚冰，党组织找到张东荪，希望他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参与谈判，发挥缓冲、调停的作用。张东荪不辱使命，在和傅作义会晤的过程中帮助傅将军下定了和平解放北平的决心。毛泽东事后在颐和园一次会议上当着许多人的面，竖起大拇指说：“北平和平解放，张先生居首功！”张东荪后来也认为，千年古都免遭刀兵战火，是他一生中做的最得意的一件事情，其意义超过了他的几十本著作。

民国四公子中的张伯驹，当年也曾参与此事，他回忆说：“东荪先生倡议和平，乃冒险入城奔走斡旋，以为保全……杯酒之间，化雾瘴为光明。”

但如此功勋形成的光环，并未给张东荪带来免罪牌。

作为民盟成员，张东荪主张“中间路线”和反对外交一边倒，他坚持认为中国想要发展就不能和美国交恶，中国不能充当美苏两个大国冲突的牺牲品。正是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张东荪碰到了自称与美国方面有联系的王志奇，张东荪天真地认为，可以通过王向美国传递信息。1950年初，王告诉张东荪，美国决心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张东荪对王志奇说：“能不能把一个意见传达给美国，就是打起仗来千万不要打中国，留着中国，且看将来。”在与王志奇接触的过程中，为了表示自己的分量，张东荪拿出了一份政协名单，并将其中认为可与他合作的人用笔勾出。

张东荪的这种个人行为，为后来发生的“叛国案”埋下了伏笔。

一九五三年，张东荪从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跌入“美国间谍”和“卖国贼”的深渊。周恩来在一次讲话中指出：“民盟出了个张东荪，他在解放后还供给美国情报，这件事是不可饶恕的。”

此后，民盟内部对张东荪进行了反复批判，并将其开除出盟。有人提出要以“叛国罪”将张东荪逮捕法办，毛泽东发话说，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养起来。

张东荪数十年丰富多彩的政治生命从此结束，教授身份形同虚设，失去了上课资格，只能赋闲在家，栽花种草，赋诗遣词，打发时光。

1968年1月，已经82岁的张东荪遭到“逮捕”，没有履行任何法律手续，他的家人五年中一直不知道他被关在何处。直到1973年，家人才得到通知，获悉张东荪死在北京复兴门铁道医院。

死前，张东荪的夫人获准与丈夫见面。当时，中美《上海公报》发表已经一年，最早倡议新政权与美国保持外交关系的张东荪，从夫人口里得知了这一消息，非常高兴，如释重负地说：“还是我对。”

四个字字字带血，重若千钧，凝聚着一代睿智者数十年顽强不屈的坚守。

然而也就因为他的坚守，他的三个儿子都受到牵连。文革中，两个儿子自杀，一个被长期关押后精神失常；两个孙子被判重刑，长期监禁。张东荪的三个儿子，都是学霸级的人物，长子张宗炳，康奈尔大学博士，生物学家；次子张宗燧，剑桥大学博士，物理学家；三子张宗颎，西南联大毕业，燕京大学硕士。一家人的命运，令人扼腕痛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