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品·人性

© 徐敏｜文

1

张中行

1932年，23岁的张中行在北大念书时，与杨沫相识、相爱，后来同居，再后来分手。再后来，杨沫成了作家，写了一部著名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并拍成电影，搬上银幕后影响极广。杨沫也因此官运亨通，担任过北京市文联主席、中国作协理事、全国人大常委。

杨沫在踌躇满志时，追述往事，撰文叙及当年分手，曾指责张中行负心、落后、可憎。张中行则始终保持沉默，对此不置一词。

数年后遭逢文革，杨沫所在单位北京市文联来北大外调，请张中行证明杨沫是“三反分子”。为达此目的，造反派对张中行进行威吓、辱骂，要求他按照他们的话说。但张中行却在所写的材料中，说杨沫直爽、热情，有济世救民的理想，她是真的坚信自己的信仰，愿意为之奋斗，比那些口头主义者好了很多……

杨沫后来落实政策，了解到这个情况，非常感激，给张中行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想不到你还能为我说好话，对你的宽容公道表示感谢。”

1995年，杨沫去世。吴祖光打电话给张中行，问他是否前来参加遗体告别仪式，张中行答复不参加。仪式后，张中行接到女儿来信，主旨是说：生时的恩恩怨怨，随着人已故去，就都谅解了吧。张中行复信说：人在时，我沉默；人已去，我更不会说什么。

他一生都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情趣高雅，著述甚丰。季羡林先生称赞他是“高人、逸人、至人、超人”。他辞世时，享年97岁。

2

星云大师母亲

台湾的星云大师七八岁时，家中遭遇一桩飞来横祸。那时，他们家住在乡下，每到夏天农忙的日子，家家都要担水浇地。有个姓解的邻居，在他家门口的水沟里不小心跌了一跤，摔死了。这户人家因为贫困，无钱办理后事。大师母亲出于好心，愿意代买一副棺木，并立即搭船前往城里操办。谁知就在回程的船上，才听说解家的儿子解仁保，竟然找人把尸体抬到了大师家里，诬称是被他家打死的。当时正是盛夏季节，家家户户农田缺水，经常发生抢水事件，本来被水桶绳绊倒摔死的人，却说成是因为抢水发生争斗致死。一时间人多嘴杂，议论纷纷，许多人不明就里，也居然相信了误传，扬州警署也派人下来验尸。

大师母亲没想到做好事居然还遭人诬告，立即将棺木、寿衣退回。有人劝双方息事宁人，不要打官司，赔两个钱就行了。但大师母亲坚决不答应。后来案子移送苏州高等法院审理，原告解仁保怕输官司，不敢到庭，法院只能缺席审判。在法庭上，大师母亲神态自若，对案件原委叙述得明明白白，有根有据。法院据此判定原告证据不足，当庭宣判被告无罪。

数年后，星云大师在镇江焦山佛学院就读，有天里接到母亲来信，说解家家境窘迫，无法为生，要儿子为解仁保找一份工作。星云的恩师志开上人听说这件事后，有感于弟子母亲博大的胸怀，就在寺庙里给解仁保安排了一份打杂的工作。

星云大师的母亲叫刘玉英，江苏江都人氏。老太太心胸宽厚，仁者高寿，活了96岁。

3

巴金

1955年，举国上下掀起批判胡风的高潮。受当时浪潮的席卷，与胡风有着20多年交往的巴金，在上海作协多次主持批胡大会，写下了一篇又一篇声讨檄文。30年后，巴金在《随想录》中，以极其沉痛的心情回顾往事，当他重读自己当年批判胡风的文章时，不禁羞愧难当，“我好像挨了当头一棒！印在白纸上的黑字是永远抹不掉的。子孙后代是我们真正的审判官，……他们不会原谅我们。五十年代我常说做一个中国作家是我的骄傲，可是想到那些‘斗争’，那些‘运动’，我对自己的表演（即使是不得已而为文吧），也感到恶心，感到羞耻。今天翻看30年前写的那些话，我还是不能原谅自己，也不想要求后人原谅我。”

当年，像巴金一样在批判胡风的大会上慷慨激昂的作家、艺术家大有人在，可以排成一份长长的名单，许多人表现得格外积极，更加主动。但能像巴金一样真诚反思、深感忏悔的，却不多见。甚至一些制造冤案的组织者和参与者，非但不能正视自己的错误，还多方遮掩，寻找种种借口为自己辩解。这些组织者和参与者的人品，在当年便已沉沦，几十年后非但没有完成自我救赎，仍还心安理得，不知忏悔。

人与人之境界高下，尊贵卑劣，真是有霄壤之别。

4

贾植芳、任敏夫妇

李大钊遇难后，胡适为之修坟，周作人收养了他的后代。李大钊的大女儿李星华后来嫁给了贾芝，贾芝去了延安后，给弟弟贾植芳写了封信，要弟弟帮忙把嫂子和侄儿从北京秘密送往延安。

当时有两个问题非常麻烦，一是钱，二是找关系。没有可靠的人相帮，安全就难以保证。但两件事贾植芳都给办妥了。他找人找了车，临走，还把自己所有的150块大洋全都给了嫂子。

15年后，贾芝和妻子李星华以胜利者的姿态，住进了北京城。弟弟贾植芳在上海复旦大学教书。1955年，胡风案被定性为反革命集团，上海高教局找到贾植芳，要他交代与胡风的关系。贾植芳坚持彼此只是共过患难的朋友，不存在任何反动活动，并为胡风辩护，随即遭到拘捕审查。两天后，妻子任敏也遭逮捕，被关押在上海南市监狱。1959年，任敏获释，下放青海化隆回族自治县当了山村教师。不久又再度入狱。关押期间，正是青海因饥荒而大批死人的时候，任敏被告知可以出狱“自谋出路”，但规定做到两条：一，随叫随到；二，不准回上海。

走出监狱的任敏，茫然四顾，不知该前往何处。丈夫下落不明，生死不明，思来想去，只有一个去处，就是投奔在京城做干部的哥哥和嫂子。

但任敏做梦也没想到，当她千里跋涉找上门时，人还没坐下，就遭到彻底革命化的嫂子一顿训斥：“你们反对主席，是反革命，还有脸来这里。”嫂子李星华完全不记感情，态度坚决，拒绝收留。贾芝好歹还算有点良知，答应先安顿下来再说。任敏这才有了安身之地，但待遇却如同贾府的佣人一般，每天里负责打扫卫生，洗衣拖地。嫂子李星华还特别摆出一副女主人架势，规定任敏不能接近贾家的孩子，以免产生坏的影响。

这件事被一位叫李丰年的“麻袋铺老板”得知后，立马冲进贾府，一把抓住任敏的手就往外走，大声说：让你受这个罪，凭什么？

贾植芳平反后，每次闲聊中提到这个名字，总是充满了尊敬和感激。李丰年和贾植芳是同村人，贾植芳叫他“伯伯”。1930年代贾植芳在北平读书，参加一二九运动被捕，是李老板出钱通关系把他救出来的。将近三十年后，又是这个李老板，把他的妻子任敏送到山西襄汾老家，在那儿种地养羊织布，度过了漫长的十八年，直到贾植芳平反出狱，夫妻团聚。

1980年代，贾芝在京城一家著名酒店宴请弟弟弟媳，任敏坚决不去。贾植芳好说歹说任敏才勉强同意。见面后，任敏始终端坐着，不说一句话，不动一下筷子。她忘不了哥哥、嫂子的没有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