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海的路，不止一条

解决一个问题，不能在这个问题所在的维度找答案，而是要升维。

人民币国际化就是典型，从过往经验看，人民币国际化很难实现，有一些根本的悖论，比如要想提高国际结算占比，那就要求中国有更多逆差，让更多国家持有人民币才行，但逆差必然导致中国产业外流，出现空心化，这是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不能接受的。

而就算疫情三年后的当下，中国出口仍然强势，3月出口飙升，结束了近半年的连跌势头，带动一季度进出口同比增长4.8%；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增长16.8%，与东盟的进出口同比增长16.1%，在欧美需求出现收缩的情况下，开拓更多非欧美市场，意义非凡。

无论从国际贸易的现状，还是从中国经济增长、社会民生的客观需求来看，中国都将持续做全球第一的制造业大国，也将继续维持顺差地位。

这种情况下，很难按照过去路径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但真的不行吗？

如果还是想不劳而获，从全世界抽“铸币税”，那自然不可能，但正如昨天《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谈到的，倘若我们站得更高，从全人类共同利益而不是局限于某国的角度，这一切是有解的，而且各方都能获利。

人民币要国际化，但人民币绝不能成为下一个国际货币，而是各国货币直接结算，尽可能压缩作为中介的第三国货币的结算空间。

就目前而言，要压缩的显然就是美元。

美元成为国际货币有其历史的偶然性，二战期间，欧洲各国生产力严重受损，大量物资从美国获得，导致黄金大量流入美国，欧洲各国还发行了大量国债，这些债务都是得还，欧洲各国包括英法等战胜国在内，都面临巨大财政压力，不可能再维持本国货币与黄金的兑换比例。

二战结束后，各国重建仍然需要美国，黄金继续流入美国，美国持有的黄金从1946年的59%上升到1948年的75%，在数字技术和全球化基础建设没有达到一定层次的时候，必然需要一个有足够的黄金作为抵押物的货币，在当时有且只有美元。

这就是美元成为国际货币的关键，很有意思的是，根据后来解密的《维诺那计划》，当时主导布雷顿森林会议的美国代表哈利·怀特，实际是苏联间谍，而且是一名非常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他主导美元取代英镑成为国际货币，是因为坚信资本主义危机会越演越烈，美元为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背书，有利于加速资本主义的消亡。

哈利·怀特也失算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美国反而摆脱了黄金，美国依靠对能源和全球产业链的掌控，仍然保持了美元霸权，美元国际货币地位进一步强化。

但这真的可持续吗？

最近彭博社有一篇报道，说2023年3月，人民币在中国跨境收支中占比从2010年几乎为零上升为48%，首次超过美国。

这个报道很令人振奋，但还是要强调，不要被误导，这个数据来自于央行近期发布的《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表》，跨境收支不是跨境贸易。

3月份我国跨境收入总额为39261亿元，其中人民币收入金额为18695亿元，收入的美元折算为人民币为19168亿元；3月跨境支出总金额为39061亿元，其中人民币支出金额为19236亿元，收入的美元折算为人民币为17403亿元。

收支两项相加，3月跨境收支总金额为7.832万亿元，人民币收支金额为3.793万亿元，占48.43%，超过美国的46.7%。

但先别急，再提供两组数据：

还是根据央行数据，2023年一季度，我国跨境收付总额为20.1万亿元，其中人民币为9.11万亿元，占45.31%；但是货物和服务贸易中，人民币收付仅为2.24万亿元，其他经常项目（初次收入和二次收入）为0.65万亿元。

看出来问题了吗？

在跨境收付中，无非就两类：经常账户（主要是货物和服务贸易）、资本和金融账户。

我们强项显然是贸易，但奇怪的是，在2023年一季度的跨境收付中，人民币整体占45.32%，但其中只有11.14%来自于贸易，“资本和金融账户”占比却三倍于贸易，占30.95%。

是什么原因呢？

其实很简单，与我们的人民币监管政策有关，目前只有在经常账目下，企业和个人才能自由地将人民币兑换成外汇，也可以将对外贸易获得的外汇兑换为人民币。

但是在资本和金融领域，我们采取了严格的管控措施，限制自由兑换。比如大陆投资者想到境外购买股票，需要借助QDII，海外投资者想买A股就需要借助QFII，还有我们很熟悉的沪港通和深港通等工具。

这就导致，在我们更弱的资本和金融领域，人民币在跨境收付占比更高，反而是在我们更强的贸易领域，占比更低。

这是我们主动采取的措施。

在2015年以前，人民币结算在跨境贸易中提升非常快，从2010年的0.51万亿元增长到2015年的7.23万亿元，到2015年3月最高达到37.54%，在2015年“汇改”后开始回落。

以2018年为界，此前人民币国际化更重视人民币结算功能，导致境外投资者往往因为预期升值或者利率比较高才会短期持有人民币资产，出现大量套汇、套利，越过对金融和资本的监管，出现不少泡沫。

2018年后，人民币国际化从过去重视结算转为重视计价，尤其是强调大宗商品如原油期货的人民币计价，并向海外机构投资者开放国内金融市场，吸引海外人民币回流。

这个转变，显然更重视强化人民币在跨境投资结算中的使用，就是要培育海外投资者对人民币的粘性。

这样做，确实出现了一些看起来不太好看的数据，尤其在某些限制投资的地方，会出现贸易、金融和资本两个领域人民币结算双低，进而拉低总体占比。

但，既然我们可以从以结算为主转为以计价为主，既然曾经短短五年人民币在跨境贸易结算中占比就超过三分之一，现在中国商品在全球贸易中地位进一步提升，现在的20%占比，远远不能体现我们的真实水平，我们有很多主动作为的空间。

以台湾地区为例，受众所周知因素的影响，两岸互相投资大幅锐减，导致在金融和资本领域人民币结算长期低迷。

而在贸易结算上，两岸跨境结算仍然以美元为主，2020年美元占比高达89.39%，人民币结算仅为10.35%，远低于20%的平均水平。

大陆在与台湾贸易中，承受了巨量逆差，而人民币结算占比很低，这当然是问题，但换个角度，这何尝不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新突破口？更进一步，是我们从根本上统一的利器？

参照人民币与其他货币的本币结算，携巨额逆差之势，明确要求台湾地区在与大陆的贸易往来中，人民币和新台币越过美元直接本币结算。这不但挤压了美元在全球结算中的空间，还变相迫使台湾地区减持美元和美债，更多使用CIPS(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而不是SWIFT(国际资金清算系统)。

人民币和新台币本币结算早在2010年就已经开始了，只不过十多年进展极为缓慢，又不是要求直接使用人民币结算，这个要求合情合理，都不需要动用军事力量巡台、绕台，单单商务部就足以施加巨大压力。

比如4月12日，商务部发出公告，就台湾地区对大陆贸易限制措施进行贸易壁垒调查，涉及2455项产品。

长期以来，一直希望通过种种优待，令台湾民众感受到祖国的诚意，促进统一，但结果大家都知道；然而也不宜走到“穷台”的另一个极端，统一是必然的，还是要讲究斗争方法。

从结算入手任何一方都无话可说，而且这也符合各方利益，少了美元这一道环节，两岸的经贸往来必将更加密切，贸易成本也更低，何乐不为？台湾当局如果再拒绝，那还有什么上得了台面的理由？

更不要说，以大陆对台的巨额逆差，2022年高达1565亿美元，是巴西的3倍，通过本币结算，台湾地区将持有巨量人民币，那就必须花出去，这钱可就不好再用来购买美国的军火，反而有利于人民币走出去。

类似的还有很多国家和地区，贸易、生产力是我们的强项，不论顺差还是逆差，仅仅在贸易领域加强双方本币结算，就可以极大降低国际贸易对美元的需求。

我们不需要让美元退出，美元仍然是国际货币，只不过这个国际货币的使用量越来越少，越来越难以从国际贸易中抽取“铸币税”，那么维持货币霸权的收益将越来越低，成本不减反增，这已经达到了目的。

而在这个过程中，全球货币将进入新的时代，一个没有中间商吃差价的大同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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