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卖骑手嵌在城市里，时常被视作一双腿，他们的完整人生却无人问津。纪实摄影师杨一凡决定把他们还原成活生生的人，随着视角下沉和深入，骑手们的苦乐，也令他开始审视自己的命运。
没中奖的彩票
杨一凡抵达朝阳区边缘那片城中村时，刚刚早上7点多。那里是摩天大楼的夹缝，老旧的红砖房里蜗居着外地打工人，旧马路上飘散着砂石，路边小店的招牌里，有好几个安徽板面。杨一凡把车停在沙土上，挑了家面馆果腹，临近8点半，他动身往骑手家走去。
骑手住在一个平房私搭的二楼，屋外潦草地糊着水泥，只有一条简易钢梯通往家门。拍摄持续到了晚上，杨一凡加入了骑手们的饭局。那天是礼拜天，双色球开奖的日子。晚上9点15分，二手电视屏幕里的塑料球开始滚动，围坐着的骑手们放下碗筷，齐刷刷地从衣服里摸出了彩票。拍摄骑手近五年，杨一凡发现，许多骑手有买彩票的习惯。有人会在特定的日子买彩票，有人一直坚持买同一个数字，“万一一夜暴富了呢。”是最常听到的回答。在大城市漂泊的人，大多有一颗匹配得上大城市的野心。对骑手们而来说，实现野心的曙光不多，买彩票算是其中一种。也有人务实一些。有骑手分条缕析地讲述自己在北京买房的规划，那认真的神情，让镜头后的杨一凡想起了初出茅庐的自己。那是2008年，杨一凡从重庆大学毕业，进入报社当实习生，给业界有名的前辈打下手。前辈话不多，也不好说话，要求杨一凡必须出了好的内容，才给签实习报告。实习了一年后，杨一凡拿到了实习报告，前辈还给他写了一封长长的告别邮件，鼓励他坚持新闻理想。往后10年，指引杨一凡坚持在新闻一线，除了记录宏大叙事，也拍被遮蔽的个体故事。那时他也和眼前的骑手一样，有着宏大的野心。骑手想要中彩票，或扎根大城市，杨一凡的野心是获得荷赛奖，那是新闻摄影世界的最高奖项。这些野心都经不起细看。买彩票的骑手没人中奖，反而多数身负巨债，经历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贫困和压力，他们在大城市挣扎，需要“玩命”，才能挣钱。前几年，《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火遍全网，但只要平台系统存在着，骑手们就难以脱离掌控，“玩命”也不会停止。不久前，杨一凡跟丢过一个骑手，对方无视红灯，那辆廉价的电动车在马路中间逆行、过弯，漂移了起来，速度超越了道路上的所有车辆。把生命安全和记录者甩在身后，骑手追寻着的希望却如此渺茫，犹如杨一凡已经不再去想的荷赛奖。他在2018年告别服役10年的新闻业，创立了自己的非虚构影像厂牌，在疫情影响之下，公司很快发不出工资，团队解散。这之后，他的高血压越来越严重，头晕经常光临，天旋地转、眼冒金星。拍骑手成了某种寄托。每天早上，当杨一凡从堆满摄影器材和生活杂物的家里醒来，首先会看到白墙上孩子涂满的歪七扭八的线条，这时妻子往往已经出门上班，草草洗漱后，他就背上脚架和器材，开车去拍摄外卖骑手。
异乡人
杨一凡试图将骑手们还原成一个个连贯、完整的人。
2018年至今，他已经拍摄了近60位骑手，地点从北京的城中村到贵州的山区，再到河北、广州、武汉、山西、四川等地的骑手聚集城市，他的目标是拍摄100人，把他们的肖像放进美术馆展览。让蓝皮、黄皮之下具体的人被看见，也由此反观自身。“望京三兄弟”是杨一凡在拍摄初期投入最深的项目。2019年9月，他到了北京东北六环的望京来广营区域，在骑手聚集区东辛店村寻找采访对象，他看到一个年轻标致的小伙子正趴在破旧居民楼的外墙上，为自己的电瓶车充电。
小伙子把一条电线从室内扯出来，穿过窗户，插在外墙靠着的电动车上。窗户距离地面约有三米左右，小伙子的脚尖踮在墙角细小的凸起处，轻巧地把电线接了出来。
他叫杨成，甘肃天水人，杨一凡被他领到了住的租屋内。杨一凡形容，那是一间“没有信仰的人待不住”的房间，不到15平米的空间里塞了两张双人床，同住的四人各占床铺的一角。桌上地上到处是水瓶和烟头，墙上只是一扇窗户，因为纱窗常年无人清洗，已经黢黑得看不见外面的景象。
杨成话少，有着与27岁的年纪不符的老成。到北京当骑手不久，他又喊来了老家兄弟李慧君和周旭旭。奔忙与吃苦，并不能立刻改变三兄弟的命运，当骑手之前，他们各自欠着外债。杨成早年开饭馆，后因经营不善，欠了外债。李慧君因女儿早产，光住院费就花了六万，看病的钱全是借来的。周旭旭为讨媳妇，向亲戚朋友借来30万彩礼钱，又是一座债务大山。杨成的一天从早晨6点开始，打开平台软件，信息立马如潮水般涌来。他的手机大约两三秒就会响起一次，信息提示音就像是被拉响的警报，令人紧张却连绵不绝。杨成按照提示高速调动自己的双腿，不停工作到夜里12点。他每个月休假一天，但在休假时，他也不愿停歇。
停下来喝水也成了难事，口渴时只能忍着，忙完一个高峰期，再往嘴里灌一瓶水。为了午休，许多骑手会把好订单拱手让出，以换得在商场楼梯间的地板上休息15分钟的机会。进入杨成的生活后，杨一凡想起自己跑突发新闻的时光，也因此能理解，杨成平时的安静与工作造成的透支体力有关。沉重的疲倦落在身体上，首要表现就是话少，因为再也匀不出一点多余的精力浪费在与人沟通社交上。当记者的那十年里，杨一凡很少有完整的睡眠，甚至在凌晨三点，他会醒来查看群消息，看是否有突发新闻找他。2017年是他坚持在记者岗位的最后一年。最疲惫的一次采访发生在雾锁全国的春天，凌晨群里有人发信息：“有活，走@杨一凡”，他从床上翻身起来，驱车去三里屯接到同事，然后转道河北石家庄拍雾霾。那晚道路能见度只有不到两米，原本只需三四小时的车程，他开车走了足足十二个小时。到达河北美院附近，杨一凡拿出无人机准备拍摄，却突然发现自己手上已经没了触感，眼睛也聚不上焦。那一年，杨一凡一个接一个地赶赴突发新闻现场。从豫章书院非法拘禁案、李文星死于传销事件，再到徐州幼儿园爆炸事件，他步履不停，疲于奔命的感觉却越来越强烈。他的话明显少了，很少再与外界敞开心扉交流。淤积在内心的负面情绪带来了抑郁，他每日徘徊在失眠、低落和自我怀疑中。为了自救，杨一凡曾强迫自己建立心灵屏障，避免对新闻事件投入过多感情。但每每想到自己面对悲剧时，表现出的却是事不关己的态度，他又为自己的冷血感到愧疚。2018年，抑郁爆发边缘的杨一凡辞职了，跟随妻子去往瑞士温特图尔的乡村暂居。他跟妻子租住在一间老屋里，不远处是枫树林，平日里，杨一凡就坐在门前的草坪上，看邻居养的牛和羊驼来来往往。等再度回到国内，杨一凡成了一名朝不保夕的自由职业者，小家庭靠在医疗行业的妻子支撑。后来，一位曾在外卖平台做公关的前同事找上门来，问他是否愿意拍摄骑手的故事。出于谋生的目的和对骑手的好奇，他接下了拍摄杨成的项目。
拍摄的日子里，杨一凡发现，杨成的生活和自己形成了某种映射。他跟着杨成休假回老家，那里是甘肃天水庞家山村，一个与现代都市完全无关的地方，但如同瑞士之于杨一凡，杨成在庞家山村获得了真正的滋养。回家后的杨成，话多了起来。他乐于在家务中打转，兴冲冲地跑去山上摘苹果、劈柴，在熏黑的炉灶前烧火做饭。闲暇下来，杨成喜欢去山里遛弯。去山里跟拍那天，恰巧下雨，山路湿滑，杨成如履平地大步走在前头，杨一凡狼狈地摔倒在泥里。
那天是中秋节，亲戚们聚在一起，杨成下厨做了一大桌子菜。席间母亲担心他的安危，叮嘱他骑车一定要注意安全，杨成点头听着，一边给母亲夹菜。晚饭过后，杨一凡在祠堂前溜达，撞见了在里屋跟妹妹聊天的杨成。他惊讶地发现，与妹妹聊天时，杨成脸上浮现着在北京从未出现过的笑容。他没来得及拿起相机抓拍，但在脑海中记住了这个画面。中秋假日转眼过去，一行人踏上回京的旅程。返程的火车上，杨成没有说话，杨一凡看不清这位27岁年轻人的情绪。刚下火车，杨成在租屋草草休息了一晚，第二天又变成了一台奔跑着的机器。在老家展露出来的笑容、自由与松弛消失了，他用劳碌冲淡在大城市中无法扎根的焦虑。拍着杨成，杨一凡又想起以前公司里年轻的同事，那些生长在城市里，上过大学的年轻人，生活里仿佛从不缺乐趣，他们熟悉大都市的光鲜和夜店，休假时去各地旅游，相比之下，杨成在北京当骑手的日子里，沉重得像一个老者。被遮蔽的委屈
没拍骑手的时候，杨一凡很少关注到这个被遮蔽的人群。他是专业主义者，也是一个忙碌的消费者，如果有骑手超时或是弄洒了外卖，他会认为骑手不专业，会给骑手脸色看。
随着不断卷入骑手的生活，杨一凡对骑手的态度有了转变。当拍摄的骑手足够多，他开始重新思考纪实主义的含义，他抛弃原先那种冰冷旁观的视角，开始以平等友善的视角介入其中。最令他触动的，是2020年11月拍摄的聋哑“顶替者”。聋哑骑手的饭局设在三居室的宿舍里，客厅放着几张高低床，中间是两张桌子拼接而成的长桌。在场一共9名聋哑人，他们打开外卖囫囵吃起来，房间挤得满满当当，却只有吃饭的咀嚼声。饭后，杨一凡找了个下铺坐下，跟身旁一位聋哑骑手攀谈。骑手年纪不大，叫陈志涛（化名），靠着平台提供的文字转化语音的系统送外卖。陈志涛并不用他真实的名字送外卖，早年间因为突发原因，他“鬼迷心窍”偷了别人电瓶车的电池，被抓到公安局，留了案底，平台获知陈志涛有案底，对他进行除名和销户，他再也无法正常地送外卖，众包也不行。陈志涛的残疾，让他无法跟正常人一样走求学道路。除了做骑手，再也找不到来广州漂泊的立身之本，最后他想了个办法，顶替一位众包骑手的身份接着去送外卖。杨一凡理解平台的难处，也就此看到了聋人骑手面临的结构性困境，他从内心生发起冲动，想去记录眼前这位骑手的困难。但这份冲动很快被制片方拦下来——故事过度负面。2020年3月，在北京顺义天竺镇的富人区里，杨一凡遇到了另一位无处安身的骑手常玉鹏。这是一个憨厚老实的小伙子，脸胖墩墩，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在摄影美术馆边上的饭馆里，杨一凡像往常一样，准备用几个常规问题打开话匣子。当他问“你现在当骑手开不开心？”常玉鹏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这个孩子太孤独了。”杨一凡回忆，常玉鹏常年被家里催婚，但骑手工作的奔忙，让他无暇结交任何朋友，更别提找对象了。杨一凡能共情这种在大城市里只身拼搏的孤独感，在充满共情对攀谈中，两人像是对方热天里的驱蚊水，给彼此送去了一丝清凉的慰藉。杨一凡看见了越来越多骑手的委屈。尤其是最近两年，物价上涨，平台系统在迭代，骑手们要付出比以往更多体力，回报却大不如前。而增长的时代焦虑，令更多消费者把情绪发泄到骑手身上。2020年12月，跟拍哈尔滨女骑手张六一时，杨一凡见证了歧视的样貌。这天张六一着急忙慌地爬楼，跑过黑压压的走廊，等敲响收件人家门，订单依旧超时了。一个中年男人怒气冲冲地接过外卖，厉声数落起这位女性外卖员，张六一连忙道歉，男子依旧不依不饶，直到把她骂哭才肯罢休。
图 | 正在送单的张六一
很多委屈无法言说。美团2019年发布的调研数据显示，骑手中有1%的人拥有硕士及以上文凭，高学历骑手群体正在扩大，杨一凡试图拍摄一名有大学文凭的骑手，但收到20余份回复中，都不是真正的大学生。他有些失落，但转念一想，在世俗观念的绑架下，自己如果是大学生，可能也不愿意暴露自己在当骑手。
兜兜转转，杨一凡愈发意识到，自己也只是普通人。但他庆幸自己能将视角下沉，发现被遮蔽的群体。骑手们生活在城市的凹槽里，杨一凡把自己形容为一条鱼，穿行在凹槽之间，记录城市中最有生命力的这一群人。
不论是摄影还是送外卖，必须是勤快的，一单接一单的体力或智力输出，并非每个人都能吃得消。做骑手又必须是聪明的，需要对每一条道路、每一个小区的属性都有高度了解，需要打通跟保安、物业的关系，才能让送单工作变得高效、平滑。
杨一凡认为自己与骑手的命运真正建立连接，是在一次普通的拍摄中。这天，一名骑手正准备从商场正门进入送餐，却被保安拦下，对方告知骑手只能走侧门。骑手不服，认为这是歧视，与保安争执起来。冬日的暖阳透过玻璃打在杨一凡脸上，他站在那个以奢侈著称的商场里，本能地举起手机，打算记录外面正在升温的争吵。忽然，他手臂酸疼，有人用力揪了他的胳膊一把，这不是善意的身体接触。“你在拍什么，赶紧删掉！”一个商场保安靠近他，厉声说到。杨一凡坚持不删，保安跟他推搡起来，一场肢体冲突蓄势待发。- END -
撰文｜李 由
摄影｜杨一凡
编辑｜苑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