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第一智囊是谁？

       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这是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的“最后关头”演说中的一句讲话。这句讲话被视作蒋介石决心抗日的开始，经常被各类作品引用。时隔83年，读来仍然让人热血澎湃，可想当年人们造成了多大震撼和激励。不过这句话连同那份演说稿，却并非出自蒋介石之手，而是由他的私人秘书陈布雷所作。

　　陈布雷真名陈训恩，1980年出生于浙江慈溪县一个茶商之家。自小得到了较好的教育，文笔较好。1911年他从浙江高等学堂毕业以后，进入了当时在地方颇有名气的《天铎报》担任编辑，“布雷”便是他在报社的笔名。

　　不久，武昌起义爆发。陈布雷以《谈鄂》为专题，一连写了10篇社论，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对起义的支持，“布雷”的名号也开始响彻京沪杭。但由于才华出众，他遭到了总编李怀霜的排挤，离开报社回了老家。

　　他打算投考北大哲学系，然而此时家中发生变故，父亲因病去世，母亲也早在1902年已经病逝。陈布雷是长子，俗话说长兄如父，照顾家庭的重担自然落在他身上。陈布雷兄妹颇多，日后他自己又育有三个儿女，压力之大，可想而知。然而，命运并未怜悯他。

　　1920年，妻子杨品仙在生下女儿后因感染患上了产褥热，年纪轻轻便去世。陈布雷受打击太大，精神一度失常，将女儿塞到痰盂里。幸好家人听到哭声后及时赶来，救下了那个女婴。清醒后的陈布雷对自己行为悔恨不已，为女婴取乳名“怜儿”，大名陈琏。

　　在老家蹉跎了8年，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新闻梦想，决心重回上海，并进入《商报》工作。

　　1926年春，浙江绍兴人邵力子来到上海，宴请上海报界人士。他此时正在以蒋介石为校长的黄埔军校担任秘书长，此行的目的便是为南方国民革命军北伐做准备。当时的陈布雷已经颇有名气，《商报》几乎由其一人之力支撑。

　　在宴会上，邵力子掏出一个信封恭敬地递给陈布雷，并说：“蒋总司令对你极为敬重。”

　　陈布雷打开信封一看，里面有一张蒋介石的戎装照，并有亲笔签名：“赠陈布雷先生，弟蒋中正。”

　　当年底，北伐军攻克南昌，友人不断来信约陈布雷以记者身份前去视察，并转述蒋介石期盼相见的意愿。陈布雷内心是倾向革命的，他在家乡时便加入过同盟会。而当时《商报》的高层下倾向支持孙传芳，陈布雷便不再留恋，毅然奔赴南昌。

　　1927年初，陈布雷在南昌见首次见到了蒋介石，两人相谈甚欢，这是他追随蒋22年的开始。这22年其实分为两个阶段，一开始陈布雷并不想做官。他在上海主持《时事新报》，每逢蒋介石有大事时才邀请他前去写文章，同事们一看到陈布雷出门便知又将会有大新闻。

　　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政变后，在南京另立中央，邀请陈布雷出任中央党部书记长。当时中国有三个政府：奉系控制的北京政府、汪精卫控制的武汉国民政府、蒋介石控制的南京国民政府。陈布雷一不小心就做了伪职。没多久桂系就联合汪精卫把老蒋赶下台，陈布雷便跟着老蒋去了上海。

　　此后，蒋介石与宋家联姻，又获得日本的支持，利用国民党各派内斗之际，在1928年初召开的二届四中全会上，重新获得了党政军大权。当年5月，国民革命军克复北京，蒋介石准备率部进京瞻仰现总理遗容。找来陈布雷，口授大意，要他写一篇祭文。

　　陈布雷写出了那篇《克复北平祭告总理文》，字字响彻肺腑，让人肝肠寸断，在场之人听完无不感动落泪。蒋介石的日记当中，记录了当时的场景：

　　读毕祭文，为之俯伏恸哭者久之。全堂亦无不泪下。回含青舍，谓夫人曰：方祭告总理时，闻哀乐之声一作，虽欲强抑悲怀，仍泪满襟肊，体力几不支矣!及瞻仰遗容，哀痛更不能自胜，呜呼!悲哉!

　　事后，蒋介石再次邀请陈布雷到中央去工作。

　　陈布雷却说：“我不想去!”

　　蒋介石很吃惊地问：“为什么?”

　　陈布雷回答道：“我为先生服务，不图什么名利。”

　　这段时间，陈布雷替蒋介石写了大量文稿。在他主持的《时事新报》上，那些署名“蒋介石”的文章均是出自陈布雷之手，比如《革命与不革命》、《青年地位及前途》等影响颇大的文章。

　　蒋介石劝不动他，但张静江偏不死心。当时张担任浙江省主席，腿上有残疾，一连几天叫人把自己抬到陈布雷家中，一开始陈布雷不答应，后来张静江说：“我以残疾之身多次相访，难道你还不愿意屈就吗?”陈布雷无奈之下，答应担任浙江省教育厅长。此后，蒋介石又邀请他出任教育部次长，这时他便不好再拒绝。

　　张静江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未作抵抗便被日本占领激起了国内舆论的强烈不满。陈布雷为蒋介石写了《中央告全国同胞书》、《国府告民众书》、《致粤要电》三个文件，丝毫不言出兵抗日，完整地诠释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

　　面对全国要求团结一致抗日的呼声，以汪精卫为首的广州国民政府也表示愿意与南京政府和平解决争端，但有一项前提是蒋介石下野。迫于舆论压力，12月15日，蒋介石再次通电下野。

　　蒋介石一走，陈布雷也辞职回到上海，一堆要员也跟着撂挑子，国府内部又陷于派系内斗的混乱状态。面对日本的入侵以及混乱的局面，不到两月各派人马又纷纷呼吁蒋介石出山，老蒋也适时地向汪精卫示好，答应将其派系全部纳入南京政府。

　　1932年1月22日，蒋介石回到南京，重新执掌中央。陈布雷随后也再度出任浙江省教育厅长，与蒋介石“同进退”。在杭州这段时间，第二任妻子王允默带着孩子们来跟他团聚，此时他的几位兄长也在杭州任职，陈布雷经常带着妻儿四处游玩，与兄弟朝夕相处，享受着天伦之乐。那段时间，是他活得最惬意自如的时光。

　　像陈布雷这样文笔了得，忠贞不二，没有派系渊源，不热衷于做官的人真的不多，蒋介石对他既器重又信任，不久就把他调到身边。陈布雷也乐于为蒋介石服务，一则报答他的知遇之恩;二来他认为在国民党诸多领袖人物当中，蒋介石算是一位“明君”。辅佐他便是报效国家，这是文人一贯的家国情怀。

　　1934年以后，蒋介石的地位日渐稳固，党内再也没有可以匹敌的对手，陈布雷也随之不断升迁，在政治漩涡里越陷越深。先后担任过第二侍从室主任、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教育部次长、总统府国策顾问等一系列职务。虽然都不是军政要职，但作却是蒋介石最为倚重的人。尤其是在担任侍从室主任时，大量上报的公文都由其签批，只有非常重要的才会呈老蒋阅示。

　　陈布雷性格里始终带着浓重的文人的色彩，他不搞拉帮结派，不擅长应酬交际，权力对他来说像个包袱。

　　对政治参与得越来越深，了解的信息也就越来越多，国民党高层的贪污腐败，革命精神的丧失，让整个党一步步在朝着灭亡迈进，这让他内心无比焦虑。尤其是那个自己曾认为是“明君”的蒋介石似乎也只会玩弄些权术，任人唯亲，对手下的贪腐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陈布雷觉得自己手上的笔，越来越不听使唤，脑袋越来越空，写文章变得越来越困难。

　　陶希圣曾在回忆文章里说，陈布雷每篇文章都要经过蒋介石反复修改，少则两三次，多则十次八次，陈布雷为此绞尽了脑汁。尤其是那些硬编出来的文字，蒋介石曾要他写一本《西安半月记》，他跟随蒋介石住在奉化，却怎么也写不出。陈布雷想是不是离他太近，总能感觉到他与想象中的不是同一个人。于是他又跑到杭州在宾馆里面，独自一个人，仍然是无从下笔，心情烦闷得连笔头都戳断了好几只。

　　那段时间，他大多数时间陷入这种痛苦与矛盾之中，并逐渐显露出来。陈布雷在回忆录中说自己学生时代：“面孔是圆圆的、胖胖的，像个面包。”但工作以后，日渐消瘦，看上去病恹恹的。他常对亲人们感叹：“为不懂文字的人写文章是人生最苦恼的事”。他在日记里写下：“今日之言论思想，不能自作主张，躯壳与灵魂，已渐为他人一体。”

　　陈布雷日夜为蒋介石操劳，却疏忽自己的家人。陈布雷希望孩子们不要重蹈自己的覆辙涉足政治，要他们选择农、医、理工等专业。但是孩子们从小便非常独立，一个个都有自己的思想和主张。尤其是当年那个被他扔到痰盂里面的女儿陈琏，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还在合川读国立二中的她就秘密加入了共产党。

　陈琏

　　她要先是要求毕业后到延安去参加抗日活动，但周恩来劝她要以大局为重，留在父亲身边从事地下工作。1939年，她又背着陈布雷考取了西南联大。陈布雷苦口婆心地劝她留在重庆读中央大学，并说：青年人何必卷入政治呢?我希望你们脚踏实地地学些技术。”

　　陈琏反驳说：“抗日救亡，爱护国家，是每个青年的义务，人人都有责任。”

　　陈布雷说：“爱国无可非议，但也不能忘记学知识、学本领，学技术也能为国家做贡献。”

　　陈琏有些激动地反驳：“只读书，不去救国，就会成亡国奴。”

　　陈布雷眼看无法说服女儿，临行前千叮咛万嘱咐：“无论如何不要去反对政府呀!”

　　陈布雷认为女儿只是思想上有点“左倾”，但不知道她已经站到与自己完全相反的立场。不仅女儿陈琏，陈布雷有8个子女，其中4个加入了共产党。

　　很多人好奇，作为国民党高官的子女为什么会加入共产党呢?2001年，曾经做过秘密党员的丁群先生在拜访陈布雷儿子陈砾时也提出了类似的问题。陈砾回答道：“‘血统论’只看家庭影响，不看社会影响和本人的表现，肯定是错误的。我父亲是国民党要员，但他的8个子女，有4个是共产党员。”

陈琏夫妇

　　国民党要员的子女，往往能更深刻地见识到到国民党高层的腐败与不堪，更清楚地看到那些要员们只是依附在国家机器的上的吸血虫，只关心个人钱包，从来不在乎国家利益。他们在这些要人们身上看不到希望，便会寻找其他途径来拯救这个国家。

　　陈琏在西南联大遇到了后来的丈夫袁永熙，袁永熙也生于一个显赫的家庭，并且秘密加入了党组织。1947年8月，两人决定在上海结婚，但是婚礼上出现了意外。袁永熙与来参加婚礼的另一名地下党员交换了名片。一个多月后，那名地下党员因为电台暴露被逮捕，特务从他身上找到了袁永熙的名片，于是顺藤摸瓜把这对新婚夫妇逮捕了，并在家里搜出一些宣传册。

　　陈琏夫妇在监狱里多次受刑，但坚决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保密局的特务一时定不了罪，于是将其押回南京准备交法院审判。蒋介石听到消息后大吃一惊，立即叫人去调查。在得知陈布雷并没有泄露什么机密信息给女儿后，才放下心来。他派人找来陈布雷，想让他好好管管女儿。

　　陈布雷听说女儿被捕的消息后，表面上波澜不惊，内心则惶恐不安。见到蒋介石后，他语调悲伤地说：“陈琏夫妇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不用考虑我。”

　　蒋介石安抚他说：“布雷先生，你对党国的忠心我是知道的，你可以把女儿领出来，但以后一定要严加管束。”

　　陈布雷悬着的心终于落地，直到1948年4月，他花了不少力气才把女儿、女婿保释出来。女儿的被捕对陈布雷来说无疑是一次致命的打击，连最亲近的人都站到了自己的对立面，他不得不怀疑自己这几十年来的所作所为，所效忠党国和领袖是否背离了自己最初的理想?

　　1948年，对于国民党来说，无疑是致命的一年。战场节节败退，已经很难挽回颓势。国统区经济也濒临崩溃，物价飞涨，政府不得不发行25万元面值的黄金券。但是很快，大米却卖到了1亿元一斤。国统区的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国民党的要员却还在争权夺利。在所谓的“行宪大会”上，李宗仁、孙科、程潜、于右任等人争抢一个副总统位置，国民党各派为了一个国大代表的席位明争暗夺，打得头破血流。

　　由于与蒋介石比较亲近，又担任着国策顾问的职务，国民党内一些清醒的人士，纷纷来拜访陈布雷，让他向蒋介石谏言求和。跟随蒋介石数十载，陈布雷从未质疑过蒋介石的决策，但这一次又到了生死攸关之际。

国统区发行的大额钞票

　　他鼓起勇气去见蒋介石，颤颤巍巍地说：“这个仗不能再打下去了。”

　　蒋介石有些震惊地看着眼前这个从不说半个不字的文弱书生说：“先生什么时候同那些失败主义者走到一起去了?”

　　陈布雷见蒋介石有些动怒便不敢再言。沉默了一会儿，蒋介石转移话题问道：‘布雷先生身体如何，失眠症见轻了么?’

　　陈布雷老实回答：“不见轻，每况愈下。”

　　蒋介石接着说：“你该休息了。”

　　陈布雷当然明白其中的弦外之音，回到家中不免自悲。次日，中央政治委员会举行临时会议，陈布雷本借口身体不适不想参加，但通知的人回话：“这是总裁的意思。”

　　会上，陈布雷一言不发。在讨论“徐蚌会战”时，会场上众人高谈阔论，然而战场上却是一败再败。蒋介石大骂属下无能，不能贯彻自己的意图。陈布雷不知为何没忍住，冒出了一句：“纸上谈兵。”会场上顿时安静了，这时陈布雷想解释前一句，又接着补了一句：“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

　　还没有人敢在会场上顶撞蒋介石，沉默了几秒后，蒋介石喊了一声：“陈布雷，你是怎么搞的?”与会者面面相觑，虽然蒋介石经常大骂属下，但是对陈布雷却是礼遇有加，这次突然发火，大家都反应不过来。

市民用麻袋领工资

　　随后蒋介石又说：“要你交一份‘战时体制纲领’，你说不会写，原来是躲避‘纸上谈兵’”这时陈布雷已经不敢说话。

　　蒋介石又接着说：“书生误国，我真是看错人了!”

　　听到这里，陈布雷脸上一阵红，一阵白，跟随蒋介石22年，他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气。在众人面前，他感到自己的尊严受到了侮辱。

　　眼看自己耗费毕生精力服务的党国就要灭亡，而领袖全然听不进劝谏，一意孤行要将战争进行到底，陈布雷心中有一种无能为力的挫败感，这种感觉强过以往任何时候，就好像一只蚂蚁被扔进了苍茫大海。

　　如果说前两次蒋介石下野，只是党内之争，仍有东山再起的机会。而这一次则是新事物对旧事物的革命，这就意味着旧事物必然灭亡。况且，以他的年纪以及被多年政治生涯消磨掉的锐气，已然不允许他再有任何东山再起的想法。

　　女儿与自己分道扬镳，自认为“明君”的领袖又听不进劝谏，身后亦无退路可走，那个夜晚陈布雷感到无比的悲愤与绝望。在大夏将倾之际，他最终决定用死来劝谏蒋介石。

　　1948年11月13日，他在自己的办公室内写下《上总裁书》、《再上总裁书》、《遗夫人书》、《遗诸儿书》等11封遗书之后，服用安眠药自杀。

　　陈布雷作为一个旧知识分子，身上有浓厚的“士为知己者死”“从一而终”的封建思想，他曾对蒋介石寄予厚望，而当现实与预期出现巨大反差，自己又“油尽灯枯”无力改变结局时，心理上自然难以承受这样严酷的打击。他最终选择离世人而去。

　　陈布雷这一生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搞了大半辈子的政治，我一生大的错误就是从政而又不懂政治，投在蒋先生手下， 以至无法自拔，于今悔之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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