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家暴只有零次和无数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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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加州硅谷一起骇人听闻的惨剧，引起了大家对“家暴”的关注和讨论。当事人是一对清华毕业的90后留美夫妻，都在谷歌当工程师。根据当地检察院信息，丈夫陈某涉嫌多次殴打妻子于某，并蓄意将其谋杀，已对陈某起诉谋杀重罪。陈某在被发现时对急救人员说“我打了我的妻子”，并表示是在案发前一天施暴。检察官杰夫·罗森称此案为“家庭暴力致死事件”。
据我国妇联统计，30％的中国已婚妇女曾遭受家暴。家暴受害者平均遭受 35 次暴力后才会选择报警。而家暴致死案例，占妇女他杀案例的40%以上。为何在遭遇过家暴后，像于某这样的受害者选择了原谅，不离开，甚至为施暴者说情？为何在关系看似和好后，暴力和悲剧会一次又一次重复发生？什么样的人易怒、易失控进而成为施暴者？如何识别身边可能的施暴者？
《施暴者心理》
亚尔·阿普特 著 余莉 译
广西师大出版社·广雅2024
性别研究领域教授亚尔·阿普特，将近30年为上千名有过家暴行为的男性治疗的经验以及观察，写成《施暴者心理》一书，层层揭开亲密关系中暴力现象的复杂性，告诉我们该如何识别和摆脱家暴。
亲密关系中的男性施暴者
文 | 亚尔·阿普特
摘选自《施暴者心理》，文章有删减
我经常被问及为什么男性施暴者会对他们的伴侣施暴——但我没办法回答。
在男女关系中，男人的暴力行为并不能归于单一的原因，这样想可谓荒谬。然而，任何暴力行为，都以控制欲作为基础。
亲密关系中的暴力，可能是肢体暴力，也可能是为了控制伴侣而使用的其他手段。这些手段可能是言语上的、情感上的、经济上的、精神上的，也可能是性暴力。可能只实施言语暴力或情感暴力，也可能会将情感暴力升级为肢体暴力。即便没有上升到肢体暴力，言语暴力和情感暴力背后的动机也可能相同。
此外，暴力的强度也可能因人而异。有的人实施暴力也许只是咒骂和大喊大叫，而有的人则会动刀动枪。无论怎样，使用暴力都是一方想要掌控或重新掌控另一方的手段。
接触了成百上千名对伴侣有暴力行为的男性后，我明白了暴力发生的原因的范围比我们想象的更广。
我曾遇到过一些连我都害怕并且不得不终止和他们见面的男性；也遇到过一些受过创伤的男性，他们的头脑中充斥着难以忍受的“噪音”，要实施暴力才能平静；还有一些自称是“宇宙的主宰”的，而他们的伴侣却拒绝听他们的；也遇到过双方都在接受治疗时，妻子突然站起来打她的丈夫；还见过一些男性为了报复妻子而拒绝离婚的例子；还有一对夫妻，与我谈话时还互相谩骂，谈话结束后却又在花园里拥吻；也遇到过一些害怕与人建立亲密关系的人，他们用暴力来让伴侣远离自己；还有一些因为曾经被抛弃而脾气暴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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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通过代际传递习得
代际传递是导致暴力行为的一个常见原因。
我遇到的许多男性，在面临压力、挫折和愤怒时，都是学着父母和周围人的样子来应对的，他们的暴力行为是经过了积极的、有意识的强化的。儿童在生活中的各种行为也是从身边主要接触到的人身上习得的。
提出社会学习理论的班杜拉(Bandora)认为，人在面对压力和解决冲突时使用暴力，是一种从小习得的行为。参加治疗小组的大多数男性都生活在充斥着暴力的环境中，他们的家人或周围的人把暴力当成一种为了实现目标而使用的合理方式。暴力行为让他们获得了好处，而且他们没有因此受到过惩罚。于是，这些行为就被强化了，会反复出现。以色列的一项研究发现“男人的原生家庭出现暴力行为的情况越严重，那么他们与伴侣之间肢体和言语暴力的冲突程度也会越严重”。
27岁的丹尼(Danny)因对女朋友使用暴力而加入了治疗小组：在暴力行为发生后，他的女朋友去看了医生，并对他提出了控告。丹尼提到，他们刚在一起的时候，他就对她有过暴力行为，他很懊悔。丹尼的父亲经常打他的母亲和弟弟。从丹尼的案例中，我们得知他的暴力行为是从周围环境中习得的。
其实，小组的许多人都是在这样的家庭和社会环境中长大的，他们把暴力当成实现目的的正当手段，当成逃避威胁和释放情绪的工具。在丹尼的例子中，他和伴侣的关系就是引发暴力的激发因素，激发出了他从小习得和内化了的一些行为。
对他们而言，暴力行为能带来许多“好处”：一些需求和欲望立刻得以满足，紧张的身体得到放松，划定一段关系中的等级和控制权，迅速缓解情感上的痛苦，等等。此外，暴力行为还能吸引注意力，让伴侣倾听和取悦自己。
我们可以看到，那些童年时期遭遇过家暴的男性，对环境刺激的敏感度更高，因为他们常常过度活跃，处于生存紧张的状态。因此，他们会对挫折事件做出冲动的、暴力的回应。研究一再表明，父母对孩子的暴力模式往往会在下一代中延续和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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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创伤经历
尤西代表了参加这个小组的许多男性，他们曾经历童年创伤或战争方面的创伤，因为创伤后应激障碍，所以产生暴力行为。
过去这些年，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当面临威胁时，暴力会成为他们的应对方式。触发这一方式的前提，就是他们迫切需要缓解极度强烈的焦虑感，而这种焦虑感往往与多个创伤事件(复杂创伤)有关——大都发生在童年时期(吉尔巴，2020)。
对这些男性而言，在某一次与伴侣互动之后，过去某件可怕的事——包括当时的感受，会再次浮现，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威胁。这种互动会触发“警报”——他们要为无处发泄的情绪寻找目标了。此时，他们迫切地需要发泄情绪，于是最终对伴侣暴力相向。我们应该指出，这种障碍的特征之一是对社会和人际关系作出了不恰当的处理和应对，将外部和内部的刺激解读成了威胁——即便它们并不是。因此，一些并没有伤害意图的行为可能被当成威胁，从而引发冲动和暴力的回应。在这些情况下，暴力被当成了应对威胁的手段(塔夫特等人，2003)。
对那些经历过极度焦虑、心理素质又不足以调节自身情绪的男性而言，暴力行为能够快速而有效地终止焦虑。
他们通常会利用一些精神活性物质来应对焦虑，但是在一段亲密关系中，他们和伴侣互动频繁，所以遇到冲突和挫折的情况更多，这时通过暴力能立刻缓解过度的焦虑。
除了在亲密关系中实施暴力，参加该小组的男性还有一个重要特征，那就是他们暴力行为的发生是“无差别的”：可能发生在大街上、公共交通工具上或者工作场所；而暴力行为的对象可能是熟人，也可能是服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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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控制与报复欲
暴力行为的另一个原因是，控制欲和报复的念头难以控制和宣泄，非通过暴力行为表现出来不可。
拉维特的父亲在目睹了伊兰对拉维特的暴力行为后，起诉了他。事后，伊兰来到了这个小组。刚来时，对岳父的仇恨充斥着伊兰的内心，因为是他让自己背上了犯罪记录。这样的羞辱让他耿耿于怀，而岳父这么做都是为了帮拉维特出气。其他小组成员试图向伊兰解释，如果他们的女儿遇到拉维特那样的事，他们也会那么做，但这并没有消除他因岳父介入他们之间的关系而起的复仇心理。
和我遇到的其他人不同，伊兰对自己的家暴行为毫无悔意。他还狡辩说是因为妻子先违背了他的意愿，所以自己的复仇是一种合理的行为。
像伊兰这样满怀报复心理的男性，同时也有着难以调节的控制欲，他们往往把暴力视为实现重要目的的正当工具，而这些目的包括完全掌控他们的伴侣。他们将夫妻关系视为建立在利益之上的一种关系，因而不信任伴侣，时刻保持警惕。
这类男性想要时刻掌控伴侣，而“复仇”是达到这一目的的重要手段。他们通过各种不同的方法掌控伴侣，甚至完全不使用肢体暴力，就能凌驾于她们之上。他们的暴力行为表现在掌控家庭经济大权，猜忌和充满占有欲，威胁、恐吓、监视、羞辱、跟踪、孤立对方，以及其他试图掌控伴侣一切行动的举措。男性通过这些方法限制了伴侣的自由，减少了她们获得外部帮助和保持独立的可能性。他们就这样把伴侣变成了“俘虏”。报复是一种惩罚伴侣的方式，因为她没有按他的要求行事，所以他要伤害她。
许多基于控制和报复动机的男性曾对伴侣表现出敌意。他们往往将伴侣视为“只会剥削的女人”，认为她们不关心自己，不为自己着想。他们中的许多人从来没有经历过一段只有真心关怀、没有利益牵扯的感情，所以他们没有学会如何去爱别人。也因此，他们没有机会去内化一段基于关心、付出和尊重的健康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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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低自尊
另一组是由因低自尊和分裂倾向而产生暴力行为的男性组成。在这类男性的心里，女性的形象游走于好与坏的两端，或者正如他们常说的：“女人既愿意给予，又懂得索取。”他们在爱与恨之间摇摆不定。
在他们眼里，对方前一周还是亲密的爱人，下一周就变成了伤害和羞辱他们的敌人。这类男性高度依赖他们的伴侣，但又无法将自己从亲密关系中分化出来。导致暴力行为的思维过程开始于两人之间的某一次互动，在这次互动中，男人突然体验到一种强烈的被贬低和羞辱感。
这种体验包括伴侣不理会、不尊重他，把他看得一文不值。由于对伴侣高度依赖，这种无价值感变得更加强烈，因而导致了这样一个事实：这类人的自尊心非常强，他们在建立自我价值的时候，把周围的人看得更重。
分裂倾向就是从这里开始起作用的。在这样的时刻，伴侣被他们视为意图攻击和毁灭自己的情感及存在感的“掠夺者”。他们为了保护自己，只能攻击伴侣。这种暴力行为的目的是保护被外敌攻击的自己脆弱的自尊。
三十出头的谢伊(Shay)在被妻子罗妮特(Ronit)起诉后加入了小组。她拒绝周末与他的家人共餐，于是他威胁说要杀了她。谢伊代表的是那些高度依赖伴侣的人，他们很难将自己分化出来，而且还有分裂倾向。这些人很难认识到，健康的精神生活是建立在这样的认知基础之上——积极的自我意识是基于内在各种意识之间的协调发展；同样，也应该建立在承认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许多不同甚至对立冲突的部分这一基础之上，即便这些不同部分是难以共存的。做不到这些，加之高度的依赖性，终将导致愤怒的爆发。
伊兰的报复行为是以自我为中心和共情失败的结果，但是像谢伊这样的男人是知道怎么去爱、怎么表达喜欢和同情的。
当这类男人发现两人的关系出现裂痕，或者有被拒绝、被轻视的迹象时，他们就会把伴侣当成坏人，并认为她们是摧毁这段关系的罪魁祸首。他们的情绪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这也导致他们情绪无处发泄，想要伤害伴侣。在这方面，他们与患有边缘型人格障碍的人很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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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双方相互升级
关于亲密关系中的暴力行为，有一种很常见的触发模式，就是双方相互升级。
他们不想办法减少冲突，反而让冲突加剧，最后演变成暴力。尽管这其中有消极情绪在作祟，包括焦虑、愤怒、无助、羞耻和受辱，但冲突其实是一个有算计和预谋的过程，控制欲是它的基础和驱动力。
这种关系模式通常是这样的：一方完成了某个行为，另一方对它作出回应，如此，双方的每一个行为都依赖对另一方行为的解读，因此行为的结果是即时发生的。到最后，双方都觉得自己只是暴力的回应者，而不是发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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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男权主义观点
影响亲密关系中男性暴力行为的另一个因素是男权主义观点。
三十多岁的约阿夫(Yoav)在妻子生下一对双胞胎的三个月后加入了该小组。他的妻子要一边适应初为人母的身份转变，一边承受照顾两个婴儿的辛苦，同时还得忍受约阿夫的暴力，于是最终选择对他提出指控。这一行为也伤害了约阿夫，他认为她做得太过了。
约阿夫代表的是小组中那些对性别身份有着严格认知的男性。在这个例子中，暴力是一种表达痛苦和失望的方式，因为伴侣拒绝迎合他的男权主义观点。他使用暴力的目的是吓唬妻子，以便建立对她的控制。
过去五十年来的女性主义运动和女性地位与权利的变化，让男性不得不面对渗透进亲密关系中的社会秩序的变化。女性主义运动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对许多妇女而言，家不是一个安全、平等的空间，而是一个充满斗争和控制的地方，使用暴力是男人保持对妻子控制的一种手段。
这类男性的行为，离不开他们父亲的教导——男人在亲密关系中是享有特权的。这些父亲的教导和“以身作则”，向儿子传递了一个信息：在亲密关系中要保住自己的地位，保留这种明确而严格的性别身份。于是，他们的儿子就期待伴侣来满足父亲灌输给他们的这种认知中的“待遇”。对他们来说，伴侣的任何破坏他们特权的行为都是不合理的，是对他们的不尊重。
原生家庭与社会环境中关于性别身份的认知差异，可以解释不同的男性因为社会地位、行为方式及家务和育儿参与度等不同，而在冲突处理上有差异(奥尼尔，2015)。根据我的经验，他们已经接受的这些传统观念越是背离亲密关系中平等的需求，他们对亲密关系的刻板印象就越强烈。
正是这种刻板的态度导致夫妻既有的冲突升级，以致这些男人想以让女人沉默的方式停止冲突，因为他们认为女人是冲突升级的始作俑者。我也经常听到一些男人抱怨“如果她不坚持……我们也不会吵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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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亲密感造成的威胁
亲近与亲密虽是一种渴望，但它也可能带来威胁感，威胁感又可能导致暴力行为。
一些男性之所以对亲近与亲密产生担忧，是因为害怕失去控制，害怕被吞噬和消灭，因为任何关系都具有相互依赖的本质。与女性相比，男性更热衷于独立，对侵犯他们自我的行为更加敏感，所以他们容易拒绝依赖。当他们还是男孩的时候就渴望“像不在一起那样在一起”，因为他们学会了和别人比较“谁拥有的更多”“谁的更大”“谁更强壮”或“谁最先来”，这些都是他们成长过程中喜欢争的。
这种比较和孤立甚至可能导致攻击性和暴力行为。他们不鼓励男孩们谈恋爱，而是鼓励他们做独一无二的人——与众不同。“不惜一切代价去赢”，这是一些男性谈恋爱时的心理暗示。一方面，他们被迫将自己的个性分离出来，变得“独特”或“比别人更厉害”，这样他们就能展现最好的自己；而另一方面，他们又渴望并需要人际关系。
这是一种关系悖论。这种悖论位于男性正常发展的所有因素的核心。他们越是想和这个世界打交道、控制它，就越难处理相互依赖的男女关系，双方的相互反应也更加强烈。在亲密关系中，总有一种失控和脆弱的感觉。一段好的亲密关系会因为经历冲突、无助感、创造力勃发和相互倾听而变得更加牢固。但大多数有暴力行为的男人都害怕无助感，他们被困在冲突之中，以致和伴侣分道扬镳，或者宁愿发动“战争”也不愿保持对话。
亲密关系中的暴力，一方面表明男性依赖伴侣，一方面又表明他们很难承认自己依赖伴侣。他们之所以会觉得需求得不到满足，是因为他们对伴侣的依赖，这被认为是关系中的一种消极信号。现实中，没有哪个伴侣能满足他们所有的需求。
人际关系发展的任务之一是：依赖对方的同时能够包容对方，知道对方也有自己的需求，而且对方的需求不一定和自己的需求一致。就像小朋友第一次发现他的主要照顾者不仅需要满足他的需要，还要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且这个人不可能满足他的一切需求。认识到并接受这一痛苦的事实，有助于调节伴随失望而来的痛苦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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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抑郁
我们从性别的角度来观察抑郁症的发病率，会发现女性患精神抑郁和重度抑郁症的人数是男性的两倍；以至于抑郁症有时被称为“女性障碍”。
与女性相比，男性被诊断患有精神活性物质滥用、反社会人格和自恋的人数要多得多——这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男性情感冷漠，而且他们会通过破坏行为将精神痛苦与内心冲突表现出来。虽然上瘾可能会导致焦虑、反社会行为和抑郁，但在许多情况下，情况往往相反：许多精神活性药物上瘾的男性将上瘾当成了一种治疗抑郁的手段，这一点，是心理健康机构和男性自身都不承认的(科克伦和拉比诺维茨，2000)。
患有抑郁症的人往往更加外向，他们会有针对自身或周围人的伤害性和破坏性行为。
比较研究发现，与女性抑郁症患者相比，患有抑郁症的男性的症状更倾向于躁动、易怒、攻击性和反社会行为。与女性不同，男性的抑郁现象通常更为隐蔽，而且常常被他们用他们自以为能被社会认可的方式掩盖，比如饮酒、攻击性和暴力行为。
我们无法忽视这些支持抑制情感和脆弱的方式的影响——西方人都是在伴随着这些信息的文化中长大的，让他们必须藏在一副“情感上坚不可摧的面具”之下。
男人之所以维持一段有家庭暴力的关系，原因与女人相似。有的人在经济上或情感上依赖他们的伴侣；有的是已经习惯了这种无助感；有的人不好意思求救；有的人受到妻子的言语威胁甚至自杀威胁，害怕离开她们；还有的不想家庭破裂，而且害怕把孩子留给有家暴行为的伴侣，他们认为如果离婚了，就无法保护他们的孩子免受暴力的伤害。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逐渐意识到，我们必须以小心翼翼的态度，去了解这个小组成员暴力行为的起源。一方面，为了更有效地处理这一问题，要概括暴力行为发生的原因；另一方面，要尽可能扩大我们的理解，寻找更多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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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暴者心理》
广西师大出版社202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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